人們在談論中國悠久歷史時，經常提到“華夏五千年文明史”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内涵已經深入人心，毋庸贅言。參見李學勤：《輝煌的中華早期文明》，《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本文撰寫目的在於探討“華夏五千年文明史觀”的建立過程，明確是孔子建立並傳遞了這一史學觀念及相關史學系統。

　　一、《史記·五帝本紀》與孔子所傳古史系統

　　以“華夏五千年文明史觀”作爲自己的古史觀，並在這一史學理論基礎上撰著的第一部早期重要歷史文獻是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史記》的第一篇《五帝本紀》記述了自黄帝以來的中國文明史，從而在華夏民族的知識結構中奠定了“華夏五千年文明史觀”的基調。太史公祖述何處？由《史記·五帝本紀》的《贊語》可知，太史公係祖述孔子所傳遞之歷史觀與古史系統。《史記·五帝本紀·贊語》説：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係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虚。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説。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第46頁。

　　由上引文可見，司馬遷在撰寫《五帝本紀》時，曾依據《春秋》（實即《左傳》）、《國語》等多種上古文獻，并親赴各地進行田野調查，詢之父老，記録了各地的口傳歷史資料，作爲撰寫《五帝本紀》的史料基礎。但考之《五帝本紀》全文，可知就古史的開端及上古史系統而言，太史公顯然是取自孔子所傳之《五帝德》及《帝係姓》兩部文獻。這兩部文獻現保存於《大戴禮記》中，其中《宰予問五帝德》在《大戴禮記》中簡稱爲《五帝德》，《帝係姓》則名爲《帝係》。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中華書局1983年。

　　下面以《五帝德》與《史記·五帝本紀》所記黄帝事迹爲例，略作説明。《五帝德》載孔子對黄帝的描述爲：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説，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大戴禮記解詁》，第117-119頁。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黄帝的事迹説：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中略）以師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筴。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説，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史記》，第3-6頁。

　　將太史公在《史記》中對黄帝事迹的記述與《五帝德》進行比較，可知關於黄帝史事的主要内容，《史記》完全鈔録自《五帝德》而稍有發揮。其他關於顓頊、帝嚳、堯、舜、禹的歷史記述，亦如關於黄帝的記載，《史記》與《五帝德》皆相類。

　　《五帝德》和《帝係》還記述了五帝的統屬關係，包括五帝之間的親緣關係。《五帝德》與《帝係》所載中國上古史的世系可簡化爲：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禹。

　　自上古時代起，中國就是一個多民族而統一於華夏文化基本特徵的民族共同體。在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中，認爲五帝皆爲黄帝一係。就目前已知，這一認識起於《五帝德》。與《五帝德》相比，《帝係》則更爲詳盡地記載了五帝間的世系關係。下面以楚史爲例，説明《帝係》對上古史記載的詳盡及《史記》對它的采納。關於楚之世系，《帝係》載：

　　黄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産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産顓頊。顓頊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禄氏，産老童。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濮氏，産重黎及吴回。吴回氏産陸終。陸終氏娶於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産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雲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羋姓。《大戴禮記解詁》，第127-128頁。

　　以下是《史記·楚世家》關於楚人來歷的記載：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吴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史記》，第1689-1690頁。

　　對比可見，上古楚史的主要内容，《史記·楚世家》與《帝係》的記載若合符節，其所改動甚微。如《楚世家》與《五帝德》相同（《五帝本紀》亦然），都記載承繼黄帝的高陽氏顓頊是“黄帝之孫，昌意之子”。《楚世家》説“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這顯然是精簡了《帝係》“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産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的記述。上述楚史中，不但記載了楚人先祖所出，且涉及旁支族姓。這對於人們認識華夏民族的多元統一性質有重要史學意義。由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對勘，可知孔子所傳上古世系的可信度，而孔子所傳之上述古史觀，由《史記》傳承。《史記》是我國正史中的第一部，其記載爲歷代信奉。《史記》的鄭重記載，使“五千年文明史觀”成爲中國正統的古史觀。

　　二、孔子所傳古史系統的價值及意義

　　所謂“五帝德”，即“五帝”之各時期的主要文化特徵及其對華夏文明的一系列具體貢獻。它具有明確的史學思想，對人們認識中國古代社會有重大價值。歷史是特定人群的生活過程。歷史著作則是對這一生活過程的記録和解釋。從現代人角度看，這一生活過程所創造的文明可以分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社會制度，以物質文明爲基礎，體現精神文明成就，也是歷史學重點關注的對象。孔子在《五帝德》和《帝係》中所傳遞的古史系統，充分注意到記述這些重要的歷史要素，體現出孔子高超的史學觀念。前引《五帝德》中孔子對黄帝之“德”的描述，可分爲如下幾個方面：

　　“少典之子”述其所由生。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述其個人的品性。

　　“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内涵極爲豐富。

　　“治五氣”，《漢書·律歷志》表述爲黄帝起五部：“蓋聞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起五部”雲雲，顔師古注引應劭曰：“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叙歷之意也。”顔注又引孟康曰：“五部，爲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975-976頁。這裏的“五行”是否與後代所述“五行”這一著名的哲學概念完全一致，容當討論，但其與曆法相關，應無疑義。曆法的制訂是文明發展水平的標誌性事件。《史記》記黄帝“迎日推筴”，“筴”即“策”。《索隱》：“《封禪書》曰：‘黄帝得寶鼎神策’，下雲‘於是推策迎日’，則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曆數，於是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史記》，第8頁。由此可知，這一内容是太史公依據其他文獻對《五帝德》“治五氣”之説進行的補充。

　　“設五量”即制定度量衡。《漢書·律歷志》説：“量者，龠、合、昇、鬥、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漢書》，第967頁。制定度量衡，爲生産資料與生活資料確立衡量標準，是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才産生的現象。

　　“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記述了黄帝通過戰争取得統治權力的過程。古代的民族融合，戰争是必要的程序，世界各民族皆如此。黄帝與炎帝戰於版泉之野（“版泉”《史記》作“阪泉”），是中華民族整合統一中的重要事件。

　　“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説，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分别叙述黄帝制禮服、興農業、訂律歷，以及其他方面的貢獻。

　　“時播百谷草木”涉及農業的發明。中國長期以來以農業立國。從文明的發展過程來説，由采集、遊獵到農業定居，是中國文明基本特徵形成的關鍵程序。中國境内歷年來的農業考古發現，包括河姆渡的早期水稻等，證明在相當於黄帝時期，中國境内已經有高度發展的農業文明。這些成果，從一個側面證明《五帝德》所述是有根據的。

　　“極畋土石金玉”、“節用水火材物”，涉及制陶、冶金及石器（玉器包括其中）打制等各種生産工具與材料的發明。與《五帝德》與《帝係》性質有相似之處的古代文獻還有《世本》。《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著“《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記黄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漢書》，1714頁。原書已亡，現存明代以來多種輯本。《世本》的《作篇》記載黄帝時期的多種發明。略舉要者如下：

　　“黄帝作冕”。按：此與《五帝德》之黄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對讀，可見黄帝時期禮之創制。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吕，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

　　“沮誦倉頡作書”（宋衷注曰：“倉頡沮誦黄帝史官。”）

　　“胲作服牛”。（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駕牛。”）

　　“相土作乘馬”（宋衷曰：“皆黄帝臣也。”）秦嘉謨輯《世本》卷九，《世本八種》，中華書局2008年。

　　結合《世本·作篇》所載相關發明，可知《五帝德》“極畋土石金玉”涉及古代制度建立的許多問題。按“極畋土石金玉”包含着樂器製造的内涵，就禮文化的操作系統來説，樂器是必要之器。“土石金玉”是樂器的材質，代表音樂體系的基本形成。到堯時發展爲“八音”。八音是指由金（按即青銅）、石、絲、竹、匏、土、革、木等八類材質製作的樂器。其代表性樂器分别爲：鍾、磬、琴瑟、篪笛、笙、塤、鼓和柷敔。《尚書·堯典》：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孔傳》：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尚書正義》。阮元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31頁。

　　堯時“八音”的完備音樂體系，在黄帝時期已基本形成其骨架。就“土”這種材質的樂器來説，除文獻所言“塤”之外，李純一先生《先秦音樂史》還正確指出古代尚有“土鼓”。李純一：《先秦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年，第14頁。按《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籥《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周禮注疏》，阮元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801頁。至於“金”“石”等爲人們所熟知，本文不再贅述。大家知道，禮樂文化是中國的主流文化。對此，人們一般强調周初周公制禮作樂對於整個中國文化的統合作用，參見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第451頁。而於其開端關注較少。《五帝德》的記載吉光片羽，爲我們研究上古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如果對比《世本》等文獻，可知《史記·五帝本紀》所記黄帝“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也是有來歷的。人們可能會問，上引資料有些爲何在《五帝德》中並無，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我們知道，《五帝德》是一種極爲扼要的上古史叙述。孔子所傳上古史的系統，在戰國縱横、諸子紛争之時，有各種傳承。《世本》就是其中之一。我們如果結合中國文化史的其他方面，結合孔子的其他活動與貢獻，可對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較爲明著的是《周易》的成書歷史。關於《周易》的成書，《漢書·藝文志》有“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總結。所謂“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即“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漢書》，第1706頁。孔子既作《易傳》，漢人所知之“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周易》上下篇”必爲孔子所熟知。應該説，對《周易》的深研，也是孔子深厚史學修養的一個組成部分。

　　三、餘論

　　人們所熟知的孔子對於史書的修撰，通常限於其“作春秋”（見《孟子·滕文公下》等）。其實，從《五帝德》與《帝係》，可知孔子有關上古曆史的叙述與評論，如《禮記·禮運》篇所言，有着深厚的史學背景。 《禮運》篇提到孔子對於“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的具體看法，又言欲觀夏道，之杞而得夏時；欲觀殷道，之宋而得坤干。可見其對古代文獻的掌握與對古代制度的研究。上引孔子對於《周易》的研究也表明這一點。

　　有意思的是，近年來發現的出土文獻清華簡《楚居》一篇中，所記楚人歷史與上引《帝係》及《史記·楚世家》相似，且同樣記載了楚人先祖係“潰自脅出”。《楚居》此處還有“巫並該其脅以楚”之語。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第181頁。後一表述，顯係用來説明“楚”族稱謂之來歷。大家都知道，孔子曾游於楚地，有過禮遇，也曾厄於“陳”“蔡”之間。在春秋晚期，“陳”“蔡”皆爲楚的屬地。《楚居》這類楚地文獻，是否曾受到孔子學説的影響，抑或孔子采風曾在楚地有所獲益，現在不得而知。但兩者具有相關性，是毋庸置疑的。

　　大家知道，在近代學術史上，古史辨派曾認爲中國古史係曾累造成。即越往後的記載，越是將中國古代的歷史推向前去。現在由於出土文獻的印证（如本文上引《楚居》）可知孔子所傳《五帝德》等文獻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加之近年考古發現，日益證明中華文明之悠久，足以爲吾華人所傲。反之，如果以三代爲中國古代史的全部，甚至以爲“東周以上無史”，則中國古代史將縮至三千餘年或更短。對中國歷史的這種錯誤認識遠離事實，與華夏文明的深厚歷史積澱不能相符。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人們在談到孔子時，往往提出他是一個偉大思想家——建立了儒學，偉大教育家——開創了私人教育，偉大哲學家——《易傳》這部重要哲學著作的重要撰著者。孔子對前代文獻的整理，從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來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這一領域的地位毋庸置言。就歷史學而言，自孟子以來，人們較多提到的是孔子“作《春秋》”一事，對於“華夏五千年文明史觀”這一對華夏民族文化更爲重要的事項却少有提及。由本文所述，所謂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的歷史觀，豈非由夫子樹立？太史公言治史須“好學深思”，否則難“心知其意”，信然！王國維先生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雙重證據論述上古史，指出百家不雅馴之言，亦反映一面之事實，其路徑正據夫子所開闢者。


　　姚小鷗：作者爲中國傳媒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