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文化自信”。2014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習總書記强調“要增强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其後兩年間,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論述文化自信:“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説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大會講話中,習總書記明確把“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共同列爲“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必須堅持的重要基石,並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中國崛起及發展轉型的關鍵時刻,旗幟鮮明提出文化自信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對推動文化建設、促進文化復興及充實中國夢的心理基礎具有重要引領作用。
尤爲引人注目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11月1日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率領的大陸訪問團時,進一步把文化自信發展爲中華文化自信,他有針對性地指出,“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植根在兩岸同胞内心深處,是兩岸同胞的‘根’和‘魂’。兩岸同胞是中華文化的傳人。國共兩黨要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闡發中華文化的時代内涵,厚植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促進心靈契合,增强中華文化自信、中華民族自信。”這一講話既是對文化自信論述的最新發展,也是對兩岸心靈契合論述的重要發揮。把“中華文化自信”和“中華民族自信”放在一起,是對文化自信本根意義和基礎地位的全面準確説明,展示了文化自信的民族本位和主體性,深刻挖掘了文化自信的豐富内涵,進一步彰顯了文化和文化自信對於國家龢民族的重大作用,同時揭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國家統一大業的文化價值。
一、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在“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之所以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乃是由文化自信的根基性質和深廣程度决定的。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在整體上的主體性自覺和終極信任。晚清以降,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人們對中華文化的態度有兩種錯誤傾向。要麽妄自尊大、自我封閉,在因循守舊中痛失發展機遇;要麽妄自菲薄、自毁長城,甚至要求全盤西化。盡管形態不一,但究其本質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歷經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國人民終於擺脱了主體性喪失的被動地位,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評價也漸趨客觀,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覺”。伴隨經濟的騰飛,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心龢民族自豪感日益提昇,中華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主動和開放姿態,屹立於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世界民族之林。歷史經驗表明,解决一個民族在獲得物質上的極大豐富後的精神寄託和靈魂依歸問題,離不開文化和文化自信。换言之,中國崛起首先以經濟發展爲開端,但這種崛起是否可以持續,取决於精神上的提昇和文化上的復興。
從世界範圍内觀察,中國成爲現代化世界强國是國際體系所發生的最重大變化之一,中國崛起不僅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且肯定將促使國際體系進行新的結構性轉型。這種變化不僅具有國際經濟意義,也不僅具有國際政治意義,而且還在根本上具有國際文化意義。由於中國能否真正崛起的關鍵和歸宿點是文化、是中國能不能真正有文化自信,研究“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有必要溯源至中華文化,中國崛起及其可能帶來的後果也需要從國際文化意義上充分揭示。
二、從文化意義看待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參照係
從文化意義看待中國崛起、民族復興,有兩個方面的關照:
一是經濟發展、物質快速膨脹與文化發展、精神心理均衡的關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發展步伐落後於經濟增長速度,“文化墮距”或多或少地存在,導致種種文化、心理方面的怪現象。如,第13次全國國民閲讀調查顯示人均年閲讀量不足8本,有些民衆思想貧瘠、精神空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封建迷信等大行其道;有些文化工作者功利主義傾向嚴重,惰於深入群衆、深入生活,文化創作思想淺薄、作品質量平庸;有些文化評論舍棄民族的大衆的東方審美,盲目套用西方理論,或以經濟利益和商業價值而非藝術標準作評判,褒貶甄别功能有所弱化。這些現象蔓延下去,勢必削弱和壓抑文化自信,或者扭曲文化自信,導致發展乏力、崛起難以爲繼,需高度重視。
二是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國際地位與在文化方面的國際地位之間的關係。從2010年至今,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有6年,但在文化上還很難算位居第二,與“世界老大”美國依然有不小的差距、在短時間内無法逾越。有各種預測(如世界銀行、IMF、高盛公司以及國内的華夏新供給研究院等)認爲中國經濟總量到2025年或2026年會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有些預測乾脆説按照PPP(購買力平價)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但就算中國的經濟指標成爲世界第一(也就是“世界老大”),現代化程度和制度性文明程度或仍不能與美國同日而語,甚至不及日本和西歐强國。必須清醒認識到,並不是經濟總量的指標上來了,其他指標都自然而然地跟上了,就一切完事大吉、可以高枕無憂了。當前,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物質、硬體都愈加先進,但軟體、軟實力還不那麽先進,需加快發展。這裏面很大的問題是文化方面的問題。
三、文化建設的着力點
文化自信不是憑空産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增强文化自信,務須文化建設。目前涵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到一定時候應是文化建設獨佔二分之一的分量(即孫中山説的占“半壁江山”)。而加强文化建設,一是要有正確的發展道路,二是要有系統的文化論述。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運。何爲文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關鍵在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結合國家建設的實踐進行創新,並與世界先進文化融合對接。中國傳統文化凝聚着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積澱下來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已經成爲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獨特血脈。在國家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形成的富有時代特徵龢民族特色的寶貴財富,如航天精神、北京奥運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也爲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文化建設提供了豐富資源。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影響盛况空前,取其精華、去其槽粕,爲我所用,亦是加强文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唯有在前述三者的有機統一中進行文化建設,緊密結合實際,堅持改革創新,才能推動文化的持續繁榮和不斷躍昇,進而從根本上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論述是對文化建設實踐和未來發展方向進行的歸納性描述和理論性闡釋,有了好的文化論述,才能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進行文化建設。對於確立文化自信和進行文化建設,文化論述具有引領性的作用,主要回答“什麽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將向何處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着力講清楚中華文化的深刻内涵、核心要義和精神特質,以及中華文化的前進方向、路徑選擇和頂層設計。好的文化論述,能够引導台港澳民衆和世界各國人民全面客觀認識中國文化,增强中國文化在整個華人社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以及在世界範圍内的吸引力和輻射力。當前,有些西方媒體蓄意對中國和中國文化進行炒作和抹黑,部分台港澳地區的媒體也帶着“有色眼鏡”觀察和失實報導中國和中國文化,這固然是由其政治立場所致,也與我們缺乏系統完備的文化論述有關。長此以往,不利於文化自信的實質性增强。因此,要建立系統完備的文化論述,力争在世界輿論格局中佔據主動,要讓中華文化講出來,讓中華文化走出去。只有中華文化講出來和走出去了,才能讓世界聽到中華文化的聲音。
四、中華文化自信與兩岸文化交流
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特别强調“中華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提法首次見諸於兩岸高峰會談,爲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了戰略方向指引。在很大的意義上講,“中華文化自信”與“中華民族自信”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國家統一的重要論述。在目前兩岸關係的特殊形勢下,兩岸政治交流已經停擺,經貿交流受到削弱,唯有文化交流存在着較大的空間。因此,更應該以“中華文化自信”與“中華民族自信”爲主軸,大力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加强兩岸民衆的精神紐帶,促進彼此心靈契合和社會融合。
與經濟交流一樣,兩岸文化交流係兩岸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以經濟交流相區隔的是,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在於促使兩岸民衆“交心”,消除誤解隔閡,增進骨肉親情,以實現兩岸心理溝通和精神連接。從某種意義上説,經濟交流是推動兩岸“手牽手”,文化交流是促進兩岸“心連心”。因此,推動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内在價值。另一方面,在當前兩岸關係的特殊形勢下,由於蔡英文當局不承認不接受“九二共識”及其核心内涵,同時利用執政機會搞“文化台獨”“教育台獨”“柔性台獨”,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危險性;因此,我們務須提高警惕,以扎扎實實的兩岸文化交流,化解蔡英文當局“去中國化”進而推動“台獨”之圖謀。
從可行性上分析,兩岸文化交流大有可爲。一方面,兩岸文化交流的的性質是民間交流,而不是官方的交流,也不是半官方的交流,能够規避缺乏政治互信對兩岸交流造成的障礙;另一方面,在政治交流停擺與經濟交流削弱的情况下,文化交流却有一定的空間和舞台,也有向前伸展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講,兩岸政治、經濟交流騰挪出的空間,需要兩岸文化交流來填補;兩岸政治、經濟交流造成的空缺,需要兩岸文化交流來補位。要充分發揮兩岸文化交流維護和夯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作用,充分發揮其對遏制和反對“文化台獨”的重要作用,突出基層和青年這兩個重點,以兩岸同根同源之中華文化爲紐帶,讓“兩岸一家親”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在百姓心中落地生根,不斷增强包括台灣民衆在内的全體中國人的中華文化自信和中華民族自信。
五、結語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對自己的文化有堅定的自信,才能更加恒定地堅守核心價值,以敢爲天下先的勇氣和魄力不斷創造創新,進而迎來自己民族的盛世榮景。我們堅信,沿着正確的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形成完備系統的文化論述,文化自信定能够在文化建設中得到增强,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提供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李義虎:作者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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