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話説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雖只是三國演義的一段開場白,却也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趨勢,甚至也將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未來際遇。
隨着冷戰結束,統一後德國在歐洲稱雄,南北越統一後也成爲亞洲新興國家,兩岸却仍處於分離分治狀態,兩岸政治的隔閡或尚難逾越,但由於兩岸同根同源,五緣相契,如能深化基層社區與中華文化的交流,以尊重、包容、欣賞、分享爲内涵的王道精神,做爲兩岸人民心靈契合的活水,相信必能增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延續,亦爲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遺憾的是,2016民進黨蔡英文上台後,對攸關兩岸互信的“九二共識”采取模糊的論述策略,導致兩岸關係倒退,台海和平發展出現“冷和”“冷對抗”的陰霾。
一、“反國民黨”與“反中”的辨证
台灣這些年來所引以爲傲,乃是以中華文化爲主軸的多元社會與自由民主的活力,讓台灣成爲中華文化復興的堡壘與接軌全球化的公民社會。但這些得來不易的“台灣價值”,却因藍緑惡鬥與政客操弄被扭曲爲“只要我喜歡有什麽不可以”的爲所欲爲,街頭運動常成爲民粹的政治動員,但依恃街頭民粹而當選的政客,也必須面對民粹的需索與反噬,反而對社會發展與政局安定帶來負面的影響。
而在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藍緑陣營除公共政策與治理能力的競争外,統、獨意識型態不再成爲呼群保義的競選口號,但“國共合體”與“台灣主體”却漸漸成爲藍緑對立的文宣主軸。再加上2008以來兩岸和平紅利集中在以國民黨高層政商關係爲主的特定族群,階級對立與世代正義的傾斜,馬王鬥争和立法院對服貿協議審議過程的粗魯,在特定傳媒與新媒體網路世代的宣染下,産生太陽花學運乃至“反中”社運。
不過這並不意謂“去中國化”或所謂“文化台獨”就能取代根深蒂固,已内化於社區基層、大街小巷常民生活中的中華文化。進一步言,“反中”其實是對國民黨長期龔斷政經資源的反撲,若簡單化爲“反中”其實既不現實也不準確。實質而言,以“反服貿”爲訴求的太陽花學運,也並非完全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内容,而是反對國民黨對通過此協議的程序不正義及欠缺溝通的霸道作爲。
台灣解嚴開放後,社會公民意識漸趨成熟,選民對各項選舉的參與度、投票率平均已超過70%以上,政黨對單一選區的大型選舉,往往窮究一切可能以贏得勝利,擁有黨産的國民黨在地方多席次的選舉,雖占資源上的優勢,但也因而動輒被指責賄選或不公不義,再加上前述的“國共一體,利益共生”的不平衡,“反中”與“反國民黨”相加相乘的政治動員,遂成爲緑營吸納選票的催化劑,2014年底九合一及2016大選的勝利即不令人意外,但此一結果不僅不等同於大陸對台政策的成敗,更不能簡化爲“反中”的勝利。
二、“以民爲主”的社區文化交流是兩岸互信的基礎工程
衆所皆知,大陸近年發展可謂突飛猛進,宏觀的戰略規劃與快速的决策及講究效率的執行力,讓計劃經濟的各項政策能够劍及履及,當人民財富累積到不虞匱乏,社會也開放到一定程度之後,貪腐問題往往是國家治理不可承受之重,人民便開始要求自由民主,希望擁有參與公共政策的權力,而“由上而下”的國家治理,分工轉化爲以服務代替管理“由下而上”或上下相輔相成,建立人本的“以民爲主”的社會發展或社區營造模式,也已成爲大陸近年來地方治理不斷摸索的創新模式。
事實上,這種由政府提供政策規範與相應資源,社區居民共謀、共理、共治、共享、共謀,參與基層公共政策與建設,共建社區爲共同家園,守望相助,人人相互尊重、包容、欣賞、分享,人人皆可成爲志工,守護社區安全、環境、生態,乃至共同運營社區産業的“社區總體營造”,正是台灣近30年社會發展與轉型的利基,其發展經驗或可做爲大陸建構全面小康社會的借鏡,甚而是兩岸基層社區交流的重要平台。
透過社區交流平台的溝通,相互理解,交换經驗,建立交情,互通有無,形塑社區對社區的“社會互信”,對兩岸互信而言,正是“萬丈高樓從地起”的基礎工程,也是“兩岸一家親”的具體實踐。不可否認,兩岸有不同的的政治制度,但社會發展的軌迹却异曲同工,台灣在50年代即積極倡導“小康社會”,並從農村、偏鄉推動基層建設與社區營造,“客廳即工廠”的家庭手工業及鼓勵中小企業,使大多數民衆能脱貧而小康、致富,同時將文化倫理道德、禮義廉耻精神融入“國民生活須知”。這種將中華文化王道精神内化、融會貫通於民衆生活、形塑社區共同體的建構,正是“和諧社會”的體現。而兩岸和平發展已是基層社區民衆的主流民意,並不因政黨支持對象的不同而有歧异,對宗祠姓氏與信仰的尋根之旅也蔚爲風氣,故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也不受政客“去中國化”及“文化台獨”的影響。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如何以中華文化的交流,深化兩岸關係的“五緣”,或可做爲化解因“九二共識”之有無的破冰活水。
三、王道精神是兩岸共同的文化資産
“王道”是中國獨有傳統思想,也是全球華人、兩岸共同文化資産。“王道”一詞最早出現在《尚書·洪範》中,中國人立國之道不是以殺人取得勝利的手段,講究的是修德睦鄰、近悦遠來,讓鄰國心悦誠服,不發動戰争而獲得和平。
先秦時期最早倡導王道思想的是孟子。孟子身處戰國亂世,百家學説雜沓紛呈的時代,一生與當時社會的功利主義戰鬥。他認爲,一國之君治理國家必須施行“仁義”之道,而不能使用“武利”之道,也就是治國必須行王道,而不能行霸道。孟子説:“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
王道精神的第一個重點是分享而不是獨佔,是衆樂樂而不是獨樂樂的生活態度,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民主精神;其次是不忍人之心,孟子説:“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孟子的“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是以道德統率天下,因此,孟子認爲所有的統治都要以道德與仁義爲基礎,來貫徹治國理念,如此才能够明“義利之辨”,才能與“霸道”有所區别。一個國家若施行王道,帝王若以道德仁義爲統治基礎,則不論國之大小,都無懼鄰國的强大與欺凌,也不會有侵略征伐之事的發生,國家才能够長治久安。孟子這種思想的影響,隨着儒家在中國歷史上取得獨尊地位而益形彰明,中國歷朝歷代大多以武力取得政權,改朝换代之際,征戮殺伐在所難免,但在取得天下後,却少有侵略鄰國友邦的舉措,反而是鄰國因仰慕中華文化之名遠來朝聖,中國必饋以豐厚賞賜,令其畏威懷德,心悦而誠服。
“王道”是柔軟善巧,“霸道”則是剛强粗暴,王道的宗旨在使百姓安身立命、安居樂業。在戰亂的年代,法家、墨家學説容易獲得帝王賞識,脱穎而出,道家則易於受到隱居避亂人士的青睞,但王道思想却是在太平盛世維持國家安全與國際關係穩定的重要基石,只有施行王道,才能够讓百姓休養生息,讓國家倉廪豐實。“王道”精神就是“仁義之道”的政道精神,在過去歷史上,只要中國具有足够自信,足以影響國際視聽,王道精神便能發揮風行草偃的教化之功,成爲普世的價值;孟子所舉的文王七十裏而得天下的例子,便是因爲人心歸向,王道彰顯所致。
但是在帝制時代,孟子的思想也挑戰了帝王的權威,限制了帝王的權力,“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革命思想,便是其中最遭帝王所忌者,事實上,孟子是以民、社稷、君三者的功能與影響而論,並不是評斷其地位高下,在孟子看來,有道與無道會使國君與土谷之神,因而變置更替,在國家的治理上,只有人民是不能失去的,人民是立國之本,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以這種民胞物與、推己及人之心看待人民,其實藴藏着博愛平等的無私精神。但也因爲此種論述挑戰了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導致部分帝王無法接受孟子思想,對其加以扺制,如明太祖朱元璋,甚至想將孟子逐出孔廟。
但是歷史進程總是朝着正面方向前進,孟子的王道思想總是歷朝歷代主流思想之一,即便帝王私心自用而加以貶抑,士大夫、文人仍是秉持着一貫的王道思想以月旦天下大局。
四、王道精神在台灣的體現
台灣與大陸文化上同根同源,在這60多年兩岸分立分治期間,多數時間始終秉持中華傳統文化,崇尚仁義道德的王道之治。當時雖是威權統治,但是主政的蔣氏父子所任用的學者、官僚,仍然具有儒家的傳統精神,在教育上也能够延續王道文化的特質,讓學生從小就接受“能而不强,不霸而王”的思想,進而以文化的力量感召鄰近友邦,如日韓越等國,都受到中華文化相當程度的影響,漢學研究也在其各國方興未艾。
台灣新儒學代表之一的徐復觀,認爲“孔孟的真精神追下來,在政治上一定是要求民主。”《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中國傳統文化網2015年1月21日;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網,http://www.cnzgw.org/html/2015/ctwh_0121/32483.html又説:“今日真正的儒家,一定要在政治民主的這一點上致力。”台灣新儒學位多年來的政治提出一條大路,在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創新,爲民主自由注入新的活力,也對當權者的威權提出批評,善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徐復觀認爲,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勢”之上,缺乏“道德的自覺”,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作爲基礎才能穩固。這種類似的認知經過課堂、書籍的傳播,對於幾十年來台灣民主進程的影響雖隠而不顯,但却深入公民社會。
除了政治、教育方面,台灣的王道精神甚至也延伸到企業商場,甚至文學之中。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自言,從年輕時候就將王道精神融入企業之中,他説:“王道,其實是我創業時就有的基本信念。”他認爲,當我們進入王道的世界,會深刻理解到,一個生命真正的存有(being)是利他主義,重視生態甚於個體、重視平衡甚於均衡、重視長期甚於短期、重視無形甚於有形,王道的途徑將爲人帶來宇宙觀點,突破思考盲點,也終究會發現利他,才是最好的利己哈佛商業評論,《麥可波特訪台論壇典藏版專刊》,“求强不求大的王道”,2014年10月16日。;此外,著名的王品餐飲集團,亦以王道文化作爲其企業文化表征,深受消費者肯定,這就是王道精神在台灣企業的體現。
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民主運動受到民粹制約,藍緑惡鬥,使民主發展演變爲“民主内戰”,族群衝突重新在街頭上演,國會議事的荒腔走板,因國民黨的馬王内鬥、立院程序公義的争議,使“反服貿”太陽花學運風起雲涌,民進黨借力使力,崩壞國民黨長久以來一黨獨大的權力結構,並取而代之,台灣競争力却因此一蹶不振,幸而,以基層社區爲環節的社會體系,並未因選舉結果而解構,民衆的政黨支持對象或有不同,但“社區共同體”的目標却能以多數利益爲共識,公民社會的組織與公共政策的參與,這種共治、共謀、共享、共評,尊重、包容、分享、欣賞的社區文化,正是中華文化王道精神“以民爲主”的體現。
六、王道精神是“中國夢”的動力
在中國大地上,以漢民族爲核心的中國人度過了5000年時間,經歷過多次民族大融合,形塑了可大可久的中華文化,隨着時代進步,中華文化不但在華人世界生根茁壯,并且擴及到全世界,對整個時代潮流發生重大影響。其中,王道精神的弘揚,更值得世界各國師法學習,因爲只有推行王道文化,才能解决當前世界的亂象,才能够提昇人類的精神文明與人文素養,使世界和諧、和平共存。
自從清朝中葉以來,中國遭受歐美列强的侵略欺凌,1937年展開的全面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在危急存亡下,對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最大反撲。以當時中國與日本的國力、軍力而論,没有任何國家看好中國可以贏得這場戰争,但是中華兒女抛頭顱灑熱血,以3500萬軍民生命,無數身家財産爲代價,最終贏得反法西斯抗戰勝利,廢除多年來與列强訂定的不平等條約,並躋身世界五强之一,使中國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取得與其他國家平等地位。中國以如此巨大損失换來慘痛勝利,却没有對發起戰争的元兇日本展開報復,反而以德報怨,讓戰後日本有了新生機會,這是王道精神的具體展現,也是中華文化恢弘博大之處。
無庸諱言,1949年後,中國大陸成爲一黨執政、以黨領政、領軍的大國,經過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運動,傳統中華文化迭遭破壞,損失難以估算,這是中國人不幸,也是歷史無奈。迄1967年1月台海金門上空爆發最後一次空戰後,兩岸歷經大小不一的戰役即不再發生,但兩岸軍事對峙冷戰型態並未終止。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召開,結束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南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同時大步走向改革開放,注重經濟發展,整體國力隨之上昇,2010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2015年9月,全球最强軍力排名報告美國居冠,其次是俄羅斯,中國位居第3。中國强大引起世界各國側目,有心者先後散佈“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等陰謀,企圖扺制中國進步與强大。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2015年9月3日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勝70週年大會上强調,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强加給其他民族。”《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03/c_1116456504.htm 並同時宣佈,中國爲忠實執行維護世界和平的神聖使命,將裁軍30萬人。另方面並規擘“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以連結歐亞大陸,形塑區域經濟、文化與生活生態共同體。並一再强調,爲了和平,世界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偏見和歧視、讎恨和戰争,只會帶來灾難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處、和平發展、共同繁榮,這是也是以中華文化爲底藴的“中國夢”的王道之路。
“永不稱霸、永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强加給其他民族”這就是王道精神的内涵,中國大陸正在歷史的軌道上延續中華民族復興的王道精神與王道文化,只要秉持這種精神,“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决不會是空話。
七、“以民爲主”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正道
台灣與大陸分隔60多年,從冷戰互鬥到和平互動,其中經歷不少波折,却也從中學習到許多相處應對之道。2005年4月,大陸公佈對台針對性强烈的“反分裂國家法”,遏制“法理台獨”,而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也在4月26日赴大陸進行“和平之旅”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進行會談,達成五個願景共識《連戰表示:國民黨要研究落實國共兩黨合作議題》,http://news.xinhuanet.com/taiwan/2005-05/04/content_2915348.htm,而由蘇起歸納九二年兩岸兩會對“一個中國”内涵各自以口頭表述的相互尊重與諒解,簡稱爲“九二共識”,於焉成爲國共共識,與國民黨對立的民進黨乃群起反對。但蔡英文在勝選前後矢言“尊重及理解九二會談歷史事實及兩會達成相互諒解及雙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認知”,雖未表述接受“九二共識”,却已意在言外,大陸以“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表達繼續“聽其言觀其行”的立場與善意,也展現大陸對台政策的自信。
然而,由於蔡英文對“九二共識”的迂逥論述,始終未能達到大陸對“一中原則”内涵範疇的底綫,不僅陸客大幅减少,即連參與lCAO等國際組織也因此受阻,再加上内政問題及重大政策争議不斷,昔日在選戰中呼群保義的支持者,在執政百日後却成爲在街頭抗争的群衆,九月及十月底的民調亦顯示蔡英文及執政團隊的支持度、滿意度,已較520呈現“雪崩式下跌”。這種以政治意識形態爲本位,自甘放棄“九二共識”話語權,却置兩岸關係於倒退、冷對抗的作法,實不符合“以民爲主”的民主精神與台灣人民的利益,且已受到民意嚴酷的反噬。
近幾年中共對台政策與時俱進,不僅重視國民黨高層的互動,在經濟上對台灣多方讓利,讓農漁民“有感”,同時制定在“三中一青”的政策,更深入台灣基層,接觸社區民衆,針對台灣“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具有獨立思考、不受傳統約束的台灣“青年”,加强實質利益與結構性連結,以改變以往讓利集中少數特定階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偏頗。雖然這種帶有强烈目的性的作法,被特定媒體以“凡交流、讓利即統戰”名之,緑營政治人物與名嘴也以此做爲渲染“恐中”的文宣基調,再加上“統戰”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反共教育下已被窄化爲“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即連今年八月份上海與台北市“雙城論壇”亦被污名化爲被“統戰”,幸而柯文哲市長以“交朋友、合作雙贏”等化解外界質疑。由此可見,兩岸關係的認知與發展,仍有待以同理心、换位思考才能深化,進而達到“心靈契合”。
如前所述,2016年民進黨與蔡英文在大選與立委選舉中大獲全勝,但她對於八年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九二共識”,至今始終不願正面承認,這種模糊策略雖讓蔡英文在不犯錯的情况下贏得大選,却也爲兩岸關係埋下隱憂。中國大陸爲此關閉官方互動協商管道。
八、王道文化歷久彌新,“文化台獨”難成氣候
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的是王道文化。“王道”也是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形塑的一種獨有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是一種崇尚和平和諧,以人爲本、以天下爲目標的文化認同,追求的是能而不强,王而不霸,超越地域、國家限制的精神。
國共内戰衍生兩岸分裂分治,敗退台灣的國民黨以“反攻大陸”做爲整肅异己與戒嚴體制的無限上綱,228事件與白色恐怖,使飽受殖民統治荼毒的台灣人民,再次承受威權統治的“霸道”壓迫,反抗意識油然而生,黨外運動方興未艾,民進黨組黨亦應運而出。早期黨外及民進黨率皆以街頭運動起家,“台獨黨綱”的濫殤亦在於對國民黨威權政體的反制。不論是2000年或2016年,民進黨二度執政獲取台灣權位,“台獨黨綱”與其他違反“中華民國”憲法規範的决議文或政策、政綱即形同具文,這也是陳水扁在執政時公開宣示“台獨是説得到做不到”,蔡英文也一再宣示將遵守“一中”原則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並“超越政黨”處理兩岸關係的緣由。
中華文化早已内化成爲台灣人民的價值與生活的方式,縱使日治時期的“皇民化”,中華文化依然保有强大的存續力,源自大陸唐山的移民及民間信仰與宗祀姓氏源流的連結,也從未中斷,過去如此,於今猶然。
九、中華文化是兩岸互信的基礎
2005年4月“胡連會”後,雖然爲兩岸和平發展開啓新時代,但國共和解與合作關係,亦被形塑爲“國共一體”,與中共没有歷史讎恨包袱的民進黨,竟因與國民黨長期對立惡鬥,轉化爲“仇中”“反中”。然而,平心而論,無論國民共三黨的政治鬥争與“去中國化”文宣操作如何演繹,不可能也不致於將根深蒂固於台灣基層社區、大街小巷,已不着痕迹、自然而然成爲台灣人民群己關係、職場文化、生活方式、價值信仰的中華文化,從台灣社會移除,换言之,中華文化底藴所形塑的“台灣主體”,是有機發展的多元結構,與一元的、排他性强烈的“文化台獨”既不相容也不能被取代。已“三十而立”的民進黨,揹負台灣多數選民的期待,更應展現一個成熟政黨的器識與執政自信,勇於走出“國共合體”與“凡兩岸交流必爲統戰”的迷思,打破因反國民黨而恐中、反中的情結,重新認識崛起的中國大陸,立足台灣,不忘初心,以民爲主。
結語:兩岸關係應尊重、包容、欣賞、分享,以和爲貴
平心而論,台灣民主體制下,從地方到中央的“政黨輪替”,以及“做不好就下台”已成爲必然常態。以宏觀角度來看,民主、自由、人權也是普世價值,然而,民主也不能面面俱到,討好每個人或照顧每個民衆的利益,因此,民主制度的代議政治又是最欠缺效率的“必要之惡”,西方民主制度也無法完全移植到亞洲國家,新加坡“英明專制”式的民主,有其長治久安的國家治理考量,但其對儒家思想的推崇與教育,則是王道多於霸道,社會秩序與國民素養亦民主與法治並行的恩威並濟,而不偏於一方。
就中國大陸而言,以黨領政下的“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顯然與新加坡、台灣的民主制度有“和而不同”之處,所异者在於憲政體制與政治的穩定以及選舉方式、選舉層級。所同者在於儒家思想王道精神皆“以民爲本”,例言之,習近平在十八大特别强調社會治理將以“脱貧”及建立小康社會爲國家建設的目標,與台灣過去的社會發展、社區營造的軌迹相類同,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脱貧”與“小康社會”的社會建設與社區營造,不同於數大爲美大興土木的大建設,其實正是民本、人本精神的具體呈現,又如“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規擘,讓歐亞與國共謀共榮互利,不僅是“中國夢”的實踐,也是中華文化王道精神的體現。
就兩岸關係而言,“九二共識”之有無,爲民、共之間建立互信的指標殆無疑義,但是否將民共矛盾或冷對抗的負面效應殃及台灣人民,却值得重新省思。吾人以爲,要讓台灣人民心悦誠服的體認、瞭解“九二共識”核心意涵的意義和價值,兩岸未來就應多着力於基層社區的交流、交情與交心。换言之,兩岸關係不能只在政治上“高來高去”的放話或言語交鋒,台海和平紅利更不能再集中於特定政黨與財團,唯有建立“以民爲主”的社區、社會基層的互信,才能架構諸如“九二共識”的政治互信,也才能真正落實心靈契合的“兩岸一家親”。
具體而言,從社區交流到傳統文化乃至教育、文學、文創産業的“文化經濟”,都是兩岸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拉近兩岸人民心理距離的活水與不可或缺的元素。
不可否認,台商在大陸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曾幾何時大陸的經濟已蓬勃發展,今非昔比。無論民進黨或蔡英文喜不喜歡中國大陸,也無法對大陸綜合國力的崛起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視而不見,更無法否認台灣的經貿與大陸及港澳的依賴比率已高達30%台灣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82期》“表2 兩岸貿易占外貿比重”,2016年10月4日,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2_2.pdf,近十年來每年從大陸經貿的逆差平均更高達350億美元台灣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82期》“表6 台灣對中國大陸、香港順差統計”,2016年10月4日,http://www.mac.gov.tw/public/MMO/MAC/282_6.pdf,以對外貿易爲主軸的台灣未未發展,自無法與大陸切割,而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中國夢”也不能缺少台灣經驗的元素。
誠如習近平在“習洪會”中所言,兩岸是生命共同體,兩岸關係越是復雜嚴峻,愈是要爲民謀利,未來將本着“兩岸一家親”理念,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由此可知,兩岸和平發展大趨勢,不僅是現實存在,也是未來不可違逆的大江大潮,而無論台灣的政黨輪替如何,中華文化交流都是兩岸關係不可斷裂的臍帶,兩岸和平發展更應相向而行,以經貿爲先導,文化爲平台,繼續深化交流,雖有地域與城鄉之别,却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包容,也欣賞彼此,共創雙贏、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之美與文化交流所産生的經濟果實,使兩岸“以和爲貴”“家和萬事興”,携手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蘇進强:作者爲前中華文化復興總會秘書長、現任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台灣原鄉文化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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