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台灣當局自21世紀以來制定了一系列經濟發展規劃來應對“内憂外患”的經濟環境，努力推動台灣經濟的再轉型發展，期望達成經濟朝向創新導向經濟體轉變的目標。但從近十幾年來台灣經濟實際發展歷程來看，台灣經濟再轉型發展的成效甚微，與預期目標落差很大。本章將首先分析21世紀前16年台灣經濟運行基本態勢，進而從影響經濟增長因素的角度探討經濟增長的結構和動力問題，最後運用綜合評價方法對這十幾年台灣經濟系統進行綜合評價，以檢視台灣經濟再轉型發展的成效。

　　第一節　經濟運行基本態勢

　　面對内外經濟環境的巨大挑戰，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不同於上世紀90年代的發展態勢。總體上，自2001年起，台灣經濟形勢發生轉折性的變化，幾乎各項宏觀經濟指標均呈持續惡化的局面，總體經濟表現十分沉悶，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物價變動、勞動市場、財政金融等方面。

　　一、經濟呈不穩定的中低增長

　　伴隨着國際經濟的整體衰退與島内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凸顯，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增長整體上呈現明顯下行趨勢并且波動加劇。

　　20世紀90年代台灣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尚能維持6.3％的穩定中速增長態勢，但自2000年起，經濟增長總體上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下行趨勢。2000年，在全球經濟强勁增長及世界貿易量大幅提高的帶動下，台灣出口顯著擴張，民間投資也大量增加，進而帶動全年經濟增長率達5.77％。但實際上，隨着島内政權的更替以及美國經濟景氣開始轉緩，從2000年第2季起，台灣經濟增長率已開始呈現下滑的走勢，增長率由第1季的7.94％，大幅降至第4季的3.82％，自此台灣經濟總體上進入了中低增長階段。2000—2016年17年，台灣經濟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下降至3.06％。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起台灣經濟更出現了常態性低增長趨勢。2011年經濟增長率爲3.80%， 2012年增長率下降爲2.06%，2013年爲2.23%，2014年回昇至4.02%，2015年則下跌爲0.72%，2016年仍然只有1.5%。

　　與中低增長趨勢相伴隨的是，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也明顯加劇，突出表現在2001年、2009年及2010年三個時間點上。2001年，在美國互聯網經濟泡沫破滅和“911事件”衝擊後全球電子資訊産業蕭條和國際貿易整體走弱的背景下，台灣全年經濟增長率爲-1.26％，這是1950年以來台灣經濟首次出現負增長的局面。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台灣經濟再次出現負增長1.57%。2010年，隨着全球經濟的復蘇，在較低基數上台灣經濟增長率大幅提高至10.63% ，但在曇花一現的反彈之後，又進入持續低增長狀態。台灣經濟這種大起大落的表現充分反映出台灣經濟本質上的脆弱性與强烈的外部依賴性。

　　表11-1　　2000-2016年台灣總體經濟情况

　　表格略

　　由於經濟增長持續疲軟，甚至衰退，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總量增長較爲緩慢，2000-2003年，經濟總量不但没有增加，而且呈倒退狀况。由表11-1可見， 2003年台灣的GDP爲3185億美元，比2000年的3262億美元還少；2003年人均GDP爲14120美元，也低於2000年14704美元的水平。直到2004年起台灣經濟總量才恢復逐步增長，2007年GDP爲4082億美元，2013年達5112億美元，突破5000億關口，2014年達5305億美元。人均GDP方面則在2011年達20939美元，首次突破2萬美元，此後緩慢增長到2014年的22668萬美元。2016年GDP爲5296億美元，人均GDP爲22530美元，均低於2014年的水平。

　　將台灣與香港、新加坡及韓國這三個同屬亞洲“四小龍”的國家及地區進行横向比較，亦可看出台灣經濟發展疲軟不振的趨勢。從經濟增長速度來看，21世紀初期幾年，受到國際景氣的影響，“四小龍”經濟增長率均有下滑的趨勢，但台灣經濟增長降幅明顯較大。台灣的人均GDP從2000年的14704美元，緩慢增加到2006年的17026美元，而同期，韓國則由12216美元上昇到2003年的14606美元，一舉超過台灣，2006年更達21131美元，遠高於台灣。台灣遲至2011年人均GDP才達20939美元。2015年台灣人均GDP爲22384美元，而韓國則爲27411美元。（參見表11-2）

　　表11-2　2000-2016年亞洲“四小龍”經濟情况比較

　　表格略

　　二、物價總體較平穩但存在通貨緊縮隱憂

　　（一）物價水平總體較平穩

　　隨着總體經濟持續走弱，進入21世紀以來，台灣的物價水平總體較平穩。如表11-1所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保持較低水平，漲幅最高年份爲2008年達3.52%，而大多數年份保持在1.50%以下甚至爲負增長。批發物價指數（WPI）則隨着原油、大宗穀物、鋼品等國際行情波動相對較大，2004年至2008年之間有4年超過5%的漲幅，2004年高達7.1%，此外其他各年漲幅則都較低。CPI中若剔除蔬果、水産、能源等短期易受波動的商品，所形成的核心物價指數較能顯現中長期的物價趨勢。近十幾年來台灣的核心價格指數整體變化趨勢和一般消費者物價指數區别不大，最高年份的漲幅爲3.48%，其他各年份一般均在1.50%以下。從各項數據來看，21世紀以來台灣整體通貨膨脹水平是比較低的。（參考圖11-2）就分類物價指數變動情况來看，21世紀以來各類别産品年通貨膨脹率均較20世紀90年代有較明顯降低，醫療保健類、交通通訊類和雜項類三者的年通貨膨脹率略高於其他各項，食物和衣着類波動較大，居住和教育娱樂類通貨膨脹率最低。（參考圖11-3）

　　（二）存在通貨緊縮的隱憂

　　在台灣物價水平保持總體較平穩的趨勢下，值得關注的是21世紀以來台灣常有通貨緊縮隱憂的困擾。按經濟學界通常的標準，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連續2年下跌即可判定爲通貨緊縮，2001年，台灣CPI爲0，2002-2003年則連續兩年CPI爲負數，這顯示進入21世紀後台灣明顯存在通貨緊縮的壓力。其後，除了2009年CPI又出現負數外，尚有三年CPI爲0。（參見表11-1）直至2015年，台灣都難以擺脱通貨緊縮的陰影。

　　台灣通貨緊縮壓力的形成既有國際環境的背景，又有自身結構性原因。近十幾年來，隨着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速及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全球生産能量急劇擴張，而生産成本則大幅下降，這就造成了全球市場供過於求，競争激烈，價格水平下跌。再加上各國及地區自身的内部原因，通貨緊縮已逐漸有普遍化的趨勢，日本陷入通貨緊縮與經濟衰退多年就是個典型。而台灣形成通貨緊縮壓力的内部原因則主要是由於經濟結構性問題造成消費需求疲弱。一方面，失業率持續走高，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籠罩在失業潮陰影之中，同時就業者在景氣低迷情况下難免遭受减薪的困擾。社會大衆消費的能力與信心因此備受影響。

　　一般社會大衆通常最擔憂的是通貨膨脹，但實際上通貨緊縮對經濟的危害並不小於通貨膨脹。它會造成一種經濟上的惡性循環，加劇經濟的衰退。這是因爲物價持續下跌會使消費者購買行爲失去急迫性，形成延遲購買傾向，造成消費意願减弱、有效需求進一步縮小。同時，物價持續下跌，市場需求疲軟又使企業不得不降價銷售，利潤水平下降，進而被迫采取减産、裁員或减薪等措施，這又會使社會消費和投資進一步减少，如此循環往復，就會形成一種緊縮狀况的惡性循環。

　　（三）民衆仍然感受物價上漲壓力

　　21世紀以來，盡管台灣總體物價指數上漲率不高，甚至爲負增長，但是島内民衆却較普遍感受到物價變動對生活的壓力，究其原因，主要是雖然平均物價水平漲幅不大，但不少重要民生物資價格却明顯上漲。由圖11-3可見，雖然整體物價指數低迷，但食物類物價指數却節節攀昇。2013年，台灣行政部門“穩定物價小組”監控的17項重要民生物資的平均物價年增長率爲1.59%，但是米價年增長率達到8.12%，創近20個月以來新高；奶粉上漲5.13%，是近20個月以來新高；鷄肉上漲12.11%，創下近兩年來的新高。2014年，17項重要民生物資價格年均增長率更達5.35%，其中，猪肉、鷄蛋、鷄肉分别上漲13.97%、10.58% 、9.66 % ，大米、醬油與奶粉分别上漲3.8% 、3.6%及3.37%， 均明顯高於CPI 增長水平。此外，盡管近十幾年來台灣總體物價水平指數上漲率較低，但同期薪資水平增長幅度更低，甚至負增長，民衆購買力相對下降，感覺對日常生活造成較大壓力。（參見圖11-4）

　　三、失業率明顯上昇，薪資水平停滯不前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台灣經濟景氣持續低迷的是，台灣失業問題出現明顯惡化的情况，平均年失業率維持在4.5%的水平，其中在國際互聯網泡沫破裂後的2001年突破5%、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的2009年接近6%，直到2016年島内政黨再輪替，台灣失業率都還無法降至馬英九所提出的3%的目標。(參見表11-3) 21世紀以來，失業問題不僅引起台灣社會各界的高度的關注，甚至還引發民衆走上街頭遊行抗議，當局也一直將解决失業問題作爲施政的當務之急。但若僅從統計數據看，台灣的失業率水平與一些發達國家及地區相比並不算高，台灣社會之所以對失業問題反映强烈，其原因是值得深究的。

　　其一，失業率屢創歷史新高，問題持續性惡化。台灣在“經濟奇迹”期間曾是“高增長、低失業”狀態，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失業率仍維持在2.0%以下，2000年失業率爲2.99%。但2001年失業率驟昇至4.57%，2002年再昇至5.17%，連創歷史新高，短短2年間，失業率增加2.18個百分點。而同期廣義失業率（包括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的人）則從4.43%昇至7.26%，增加2.83個百分點。失業人口及受失業波及人口也相應大幅增加。2009年，台灣失業率再攀昇至5.58%的歷史新高水平，此後緩慢下降，但至2013年之前都在4%以上。(參見表11-3)

　　其二，失業問題不僅是量的增加，而且質上也惡化。一是失業者的失業時間呈長期化。2002年失業者平均失業期間爲30.3周，2000年則是23.5周，而失業一年以上的“長期失業”人數也由2001年的6.5萬人，持續增加至2002年8月的10.6萬人。2009年台灣失業高峰期間情况類似。二是結構性失業問題日益嚴重。除了在失業高峰期間關廠歇業或業務緊縮造成的“非自願性失業者”大增，搆成社會嚴重問題外，青少年失業問題日益嚴重，15至24歲青少年失業率從2000年的6.30%持續上昇到2016年的12.12%，遠高於整體失業率水平，“畢業即失業”現象趨於普遍化。(參見表11-3) 

　　表11-3　 2000-2016年台灣失業情况

　　表格略

　　在薪資方面，台灣薪資水平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狀態已持續十幾年，據當局統計，2000至2012年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實質薪資平均每年下降0.15%；其中， 2008至2012年平均每年下降0.67%。 2013年情况仍無改善，實質薪資水平持續下降。2013年台灣工業及服務業平均名目薪資 45965元，增長 0.17％；扣除物價漲幅後，平均實質薪資（以 2011 年價格衡量）爲 44739 元，减少 0.62% 。2014年台灣經濟景氣回昇，企業獲利增加，受雇員工薪資隨之上調，但隨後又開始走下坡路。2016年台灣員工平均實質薪資爲新台幣46422元，平均實質經常性薪資爲新台幣37334元，分别較2015年降低0.77％、0.05％；與10多年前的2003年台灣薪資水平（實質薪資爲新台幣47058元，實質經常性薪資爲新台幣38935元）相比，已然出現大幅萎縮。 薪資水平的明顯下降是台灣進入21世紀後民間消費萎縮的一個重要原因。（圖11-6）

　　四、財政狀况持續惡化

　　台灣財政狀况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財政赤字不斷擴大，2000年以來財政惡化的窘境進一步加劇。

　　（一）景氣低迷背景下税收增長緩慢

　　剛邁入21世紀，台灣税收面臨的壓力便驟然上昇。一方面，在全球經濟不景氣背景下，台灣經濟增長放慢甚至衰退，對税收造成衝擊。另一方面島内首次政黨輪替，新執政的民進黨當局爲了兑現選舉諾言及刺激景氣需要，采取一系列减税或免税政策，如土地增值税减半2年、製造業新增投資免征5年營利事業所得税等，税收因此難以增加。2001年度，台灣税收實征净額爲新台幣1.3萬億元，較上年大幅减少34.8％，2002年度則再較上年减少2.6%，至2007年度税收才緩慢增至1.73萬億元，税收占GDP比率僅12.9%。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經濟持續低迷，税收增長依舊緩慢，2010年度後隨經濟景氣恢復才增長有所加快，2015年度税收2.13萬億元，較上年增加8.0%，税收占GDP比率爲12.8%。從税收結構來看，所得税、營業税、貨物税等是台灣的主要税種，2015年度，所得税占總税收比重爲43.9%，營業税占比爲15.7%，貨物税8.6%，關税5.2%，證券交易税3.8%。

　　由於税收占台灣財政收入總額的比重平均超過70%（2015年占78.0%），税收增長緩慢大大制約財政總收入的增長。2001年度各級財政收入净額1.90萬億元，較上年减少31.89%，其後波動回昇。2001-2015年度，15年間財政收入净額年平均增長率僅略高於3%，其中，有6個年度爲負增長（參見圖11-7）。2015年，台灣財政收入净額2.66萬億元，同比增長6.2%，但與2000年時的2.78萬億的水平，仍有顯著差距。    

　　（二）支出擴張壓力下連年財政赤字

　　受制於財政收入增長緩慢，21世紀以來台灣財政支出增長也有所降低，但由於執政當局既要兑現選舉時提出的社會福利方面的承諾，又要應對景氣低迷而擴大公共基本建設，總體上財政支出持續擴張的壓力難以减輕。2001年度各級財政支出净額2.27萬億元，較上年增加5.6%；2015年度財政支出净額2.65萬億元，較上年减少0.02%，2001-2015年度15年每年財政支出净額均超過財政收入净額，平均每年財政赤字達新台幣2390億元，其中，2009年度赤字高達5573億元。此後，財政赤字逐年有所下降，2014年赤字爲1369億元，2015年則罕見出現少量盈餘171億元。

　　就財政支出搆成内容看，主要項目有一般政務及防務、教育科學文化、經濟發展、社會福利、債務支出及其他，觀察台灣各級財政支出結構變動趨勢可見，一般政務及防務支出占總支出比重由1990年度的30.7%下降爲2000年度的26.3%與2015年的26.0%；教科文支出所占比重較爲穩定，1990年度爲20.7%、2000年度爲20.9%、2015年爲24.0%；經濟發展支出比重則呈明顯下降趨勢，由1990年度的27.5%下降爲2000年度的15.1%與2015年的13.3%；所占比重上昇較爲明顯的是社會福利支出，由1990年度的8.8%上昇至2000年度的16.9%與2015年的20.1%；債務支出（不含債務償還）所占比重由1990年度的1.5%上昇至2000年度的8.6%，2015年降爲4.6%。

　　（三）債務負擔持續攀昇

　　隨着財政持續入不敷出、財政赤字不斷累積，台灣當局債務負擔不斷提高。截止2015年度台灣各級財政債務未償餘額（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已達新台幣6.13萬億元，占前三年GDP平均值的40.0%。表面上，這一債務水平距離其所謂法定債限50%的警戒綫仍有較大空間，但實際上據台灣“主計總處”的統計，截止2016年底，台灣各級財政債務負擔約達新台幣7.17萬億元（包括公共債務法規範的債務、短期債務及非營業基金舉債），若加上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勞工保險等隱藏性債務17.85萬億元，各級財政總負債額更高達新台幣25.03萬億，全台平均每位民衆擔負約106萬元的債務。

　　台灣當局財政狀况的急劇惡化對台灣經濟金融産生嚴重的影響。一方面，削弱台灣在國際上的競争力，影響内外資本對台灣的信心，另一方面，財政惡化極大壓縮了台灣當局通過擴大公共投資來拉動内需的空間，失去刺激景氣復蘇的有效手段。21世紀以來台灣當局接連出台不少公共投資方案，成效均甚微，其關鍵性的原因之一就是當局財源的嚴重短缺。

　　五、金融情勢動盪低迷

　　進入21世紀以後，隨着國際經濟金融環境趨於動盪，台灣經濟整體走弱，台灣金融情勢也呈動盪低迷狀態。

　　(一)貨幣供給由趨緊轉爲趨鬆

　　貨幣供給量的增减反映市場資金狀態的鬆緊，是重要金融指標。21世紀以來的15年間，台灣的貨幣供給量增速大體上呈先趨緊後趨鬆的態勢，但總體上都還在台灣所謂“央行”設定的貨幣增長目標區之内。2001年貨幣供給額M1B的年增率爲-1.0%，2002年大幅反彈爲17.0%，至2008年再出現負增長2.9%，2016年再度恢復到5.79%。而貨幣供給額M2的年增率則自2001年的5.7%下滑至2002的3.5%及2003年的3.7%，幾乎落到“央行”貨幣增長3.5%-8.5%目標區的下限。此後，M2年增率除2008年下跌爲2.7%外，各年大致維持温和增速，2015年爲3.55%，仍在“央行”M2增長2.5%-6.5%目標區内。

　　（二）利率持續調低，市場資金寬鬆

　　基於整體經濟持續低迷，21世紀以來台灣金融主管部門采取較爲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市場資金長期處於較爲寬鬆狀態。“央行”重貼現率在20世紀末約爲4.5%，2001年已降至2.125%，此後進一步下調，除2007年上調爲3.375%外，大都維持在2%以下水準，2015年爲1.375%。基準放款利率也大體呈逐年下降的明顯趨勢,由2001年的7.4%降至2016年的2.631%。 在貸款利率方面，各類銀行貸款利率21世紀以來同樣呈現快速下降趨勢，從21世紀初的10%上下降低到2016年的2%上下的水平，（參見圖11-8）若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利率有時已經爲負值。

　　（三）新台幣匯率先貶後昇，外匯儲備規模持續擴大

　　伴隨台灣經濟貿易形勢及國際經貿形勢的變化，21世紀以來新台幣兑美元的匯率大致呈先貶值後昇值走勢。1999年年底新台幣兑美元匯率爲31.40元，逐年貶值到2002年年底的34.75元。此後逐漸轉呈昇值走勢，2013年年底爲29.95元，但2014年年底又略貶爲31.45元，2016年爲32.01元，總體上，21世紀初期之後新台幣兑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不太大。

　　外匯儲備方面則逐年擴大。2000年，台灣外匯儲備規模爲1067.4億美元，逐步增加到2007年的2703.11億美元，2016年年底再增至4342.0億美元。

　　（四）股票市場動盪劇烈

　　2000年以來台灣股市在島内外政治經濟事件的嚴重衝擊下經歷了劇烈動盪的過程。2000年2月，台灣平均加權股價指數曾高達到10256點的高度，而當年10月在“停建核四”風暴衝擊下，台股在兩個月内大跌2000多點，連破6000點和5000點大關。2001年後由於國際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效應，美國發生“911事件”等衝擊，台股連續下跌，突破3500點低位。此後台股一直維持在4000到6000點之間，直到2004年“大選”前再被拉到7000點以上，選後又跌到6000點以下。2004年之後隨着國際金融的泡沫化，台股指數也被一路抬昇，至2007年10月達到了9809點的高位。然而隨後的金融危機又使台股指數在短短半年内下滑至2008年5月的4089點。雖然金融危機之後隨着經濟的復蘇，股指緩慢回昇，但2012年後在馬英九第二任内，台灣股市再次受到“復征证所税”改革不確定因素的衝擊而呈動盪不安，2015年股價指數爲8959點。2016年股價指數9245點。

　　與此同時，台灣股市的總成交值也呈明顯萎縮走勢，2016年台灣股市全年成交總值爲新台幣16.77萬億元，只達到2007年金融泡沫股市高漲時33萬億元市值的一半水平，甚至遠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26萬億元，比2015年同期也大幅下降了16%，顯示出資金對台灣整體市場的悲觀。

　　第二節　經濟增長影響因素分析

　　近十幾年來台灣經濟增長呈現明顯下行且不穩定趨勢是因爲影響其經濟增長的相關因素發生極大改變。而就經濟增長來源而言，可從需求、供給以及要素投入等方面來考察。以下分析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結構。

　　一、需求結構變動新趨勢

　　(一) 内部需求嚴重萎縮，經濟增長缺乏動力

　　台灣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改以内部需求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這種發展模式在進入21世紀後再次發生了轉折。作爲内需主要組成部分的民間消費、“政府”消費及固定投資，自2001年以來均疲弱不振，使總體經濟增長的内需動力極其不足。

　　在台灣現行需求結構中，民間消費所占比重最大，曾超過60%，2016年所占比重爲52.72%。1996-2000年民間消費年平均增長率爲6.12%。但自2001年以來，台灣股市持續震盪低迷，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導致民衆財富與所得縮减，影響消費能力，再加上經濟前景不明，社會大衆消費信心不足，民間消費意願低落。2008年馬英九上台執政後，由於經濟景氣復蘇乏力，薪資水平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明顯影響居民個人及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與購買力。此外，島内持續發生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也嚴重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致使居民的個人消費意願降低。台灣“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2001-2010年，民間消費平均增長率僅達2.26%，2011年民間消費年增長率爲3.12%，2012-2013年又分别降爲1.82%與2.34%，2014年回昇至3.44%，2015年再降至2.68%，2016年進一步降低到2.14%。由此可見，21世紀以來台灣民間消費呈持續低增長態勢。

　　而“政府”消費部分占GDP比重14%左右，受制於財政收支的困難，近十幾年來持續呈低增長或負增長的態勢。2015-2016年“政府”消費增長率分别爲-0.26%與3.05%。

　　固定投資是島内需求另一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2014-2015年台灣的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分别爲21.68%與20.84%。民間投資則是固定投資的主體部分，2014-2015年，民間投資占固定投資的比重達80.6%及82.0%。但自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島内投資環境惡化問題突出，除了全球經濟景氣因素外，島内政局動盪不安與兩岸關係的持續緊張嚴重打擊了民間投資信心，同時，當局摇擺不定的財經政策與施政效率的低落又使投資者完全看不到經濟發展的方向與前景，民間投資因此急劇衰退。2001年，民間投資較上年大幅减少26.83%,2002年恢復增長6.12%。此後，除了2004年大幅增長33.05%外，其餘各年增長率均在3%左右或更低的水平。2008年馬英九一上任台灣就遭遇全球金融危機衝擊,經濟景氣陷於低迷狀態，8年中民間投資有3年負增長,2013年由2012年-0.35%反彈爲7.09%,但2014-2015年又降至3.58%及2.97%。對比1996-2000年台灣民間投資年平均增長率爲9.77%，可以明顯看出21世紀以來民間投資衰退的嚴重程度。至於公共投資部分，除少數年份增加率較高外，大多數年份“政府”投資與公營事業投資均是負增長或低增長。

　　由於各項内需增長基本均呈明顯衰退，進入21世紀以來台灣島内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縮减。如表11-4所示，2000-2012年間，除2004年、2010年内需反彈性增長外，台灣島内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66.20%%，大致逐年下滑到2012年的28.64%，其中，有三年内需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爲負數。2013-2014年隨着民間消費與投資反彈增長，内部需求又變成經濟低增長的主要支撑，而2015年，台灣經濟需求再陷於“内冷外寒”的局面，經濟增長率降至0.72%。很顯然，21世紀前15年内部需求總體上不再是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了，台灣經濟增長嚴重缺乏動力來源。 

　　表11-4　2000-2015年台灣經濟增長動力來源變化

　　表格略

　　（二）外部需求波動中回昇，支撑經濟低增長

　　進入21世紀後，由於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特别是美國經濟景氣的持續走緩，2001年以來台灣對外貿易急速衰退。2002年後隨着世界經濟的逐漸復蘇，特别是兩岸經貿關係的加快發展，台灣對外貿易逐漸恢復增長。以2007年情况看，按台灣海關統計，全年貿易總額爲4660.7億美元，增長9.2%，其中，出口總值爲2467.2億美元，增長10.1%；進口總值爲2193.5億美元，增長8.2%，貿易出超額達273.8億美元，較2006年大幅增加28.4%。對外貿易是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值得關注的是，在台灣的外貿市場，特别是出口市場搆成中，大陸市場的重要性進一步强化。根據台灣當局經濟部門“國貿局”統計數據，2007年台灣對大陸貿易總值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1023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6.1％，遠高於同期台灣外貿總額的增幅，占外貿總額的比重上昇至21.9％，其中對大陸出口額爲742.8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7.3％，占台灣出口總額30.1％；自大陸進口額爲280.2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3.1％，占台灣進口總額12.8％，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爲462.6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0％。大陸繼續爲台灣第1大貿易伙伴、第1大出口市場、第2大進口來源及貿易順差最大來源地。换言之，大陸市場是台灣經濟增長最大的外部動力來源。

　　2008年以來，由於金融危機後國際需求趨緩以及台灣自身産業國際競争力下降等原因，台灣出口增長乏力，也明顯削弱了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金融危機後，2010-2011年，台灣出口呈兩位數反彈式增長，但2012-2014年又陷入個位數低增長及負增長。2015年台灣商品出口總額爲2853億美元，年增長率爲-10.9%；進口總額爲2372億美元，年增長率爲-15.8%；貿易順差481億美元。（參見表11-5）

　　表11-5  2000-2015年台灣對外貿易情况(海關統計)

　　表格略

　　進一步觀察2015年台灣出口地區搆成，台灣對大陸（含香港）出口所占比重爲39.4%、東盟占18.1%、美國12.1%、歐洲9.1%、日本6.9%；進口地區搆成方面，2015年台灣自大陸（含香港）進口所占比重爲19.7%、日本占16.4%、東盟12.2%、歐洲12.0%、美國12.3%，由此可見，不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大陸（含香港）均爲台灣最大市場。

　　按照國民所得統計方式，“外部净需求”除了商品進出口外，還包含勞務輸出入，21世紀以來台灣外部净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表11-4所示， 2000-2012年間，除2004、2010年外部净需求明顯萎縮外，台灣外部净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33.8%%，大致逐年上昇到2012年的71.36%，成爲台灣經濟中低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换言之，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由衰退轉爲不穩定的中低增長，從需求面來看主要動力來自外部需求。不過，2013-2014年相對於民間消費與投資内部需求的反彈增長，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又明顯下降。2014年台灣商品及勞務輸出增長5.70%，輸入增長5.44%，合併計算後外部净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僅0.67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所占的比重降至17.91%。2015年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更呈現負數。

　　二、供給結構變動新趨勢 

　　在生産層面對台灣經濟增長影響較大的是製造業與服務業。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就形成了以服務業爲主幹、製造業仍占舉足輕重地位的經濟體系。從2016年台灣的産業搆成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爲62.7％，工業占34.8％（其中製造業占29.6％），農業僅占1.8%。

　　（一）製造業生産由衰退中較快回昇，對經濟增長影響仍舉足輕重

　　由於内外環境的劇烈變化，進入21世紀之初，台灣各業生産增長普遍衰退。2001年工業生産實質增長爲-7.51%，衰退幅度遠超過服務業，其中占工業比重最大的製造業衰退7.44%，接近整體工業衰退的幅度。2002年以後情况有較大變化。隨着國際景氣逐漸回昇，國際大廠對台灣信息電子工業委外代工比重增加，國際通訊産品需求也加强，而兩岸産業分工關係也更加密切，台灣製造業生産大致逐年穩步回昇，成爲支撑台灣經濟增長重要動力來源。2007年製造業生産實質增長10.12%，對經濟增長貢獻2.65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所占的比重爲46.49%。而製造業内，除民生工業持續呈小幅衰退局面外，資訊電子工業、金屬機械工業及化學工業均爲增産，其中資訊電子工業生産指數較上年大幅增長15.26%。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台灣製造業又呈現兩年負增長，其後隨着景氣復蘇增長，2010-2014年間，除2013年增長率較低外，均維持較快增長，而且增長速度超過總體經濟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在50%左右。2015年台灣製造業又重現小幅負增長，但2016年製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又回昇到45.3%。（參見表11-7）

　　表11-6　2000-2016年台灣三級産業增長與結構

　　表格略

　　表11-7　2000-2016年台灣各産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表格略

　　（二）服務業增長乏力，失去帶動經濟增長主導性産業的地位

　　自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台灣産業結構迅速轉變爲以服務業主幹後，服務業成爲帶動台灣經濟增長的主導性産業部門，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占比重超過三分之二。2000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占比重還占70.36%。（參見表11-7）然而，21世紀以來這種局面改變了。2001年，服務業出現停滯不前的狀况，實質增長率爲0.08％。2002年以後，服務業從停滯中緩慢回昇。在服務業中占第1位的批發零售業，多年來受到民間消費持續疲弱的影響，增長有限。而金融保險業也是服務業中的重要大項，雖在景氣逐漸復蘇及寬鬆貨幣政策的影響下，擺脱停滯的困境而有所好轉，但因股市疲弱不振，隨國際股市波動及島内政局動盪而上下震盪，金融機構放款與投資也持續萎縮，再加上金融“雙卡風暴”的衝擊及金融弊案接連不斷爆發，金融業發展可謂舉步維艱。整體服務業2002-2007年，增長率大致維持3-4％的低增長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年下降。

　　2008年以來，受金融危機衝擊及内需不振、實質薪資水平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影響，台灣服務業基本維持較低增長水平，除2010年增長5.8%外，大致在2%左右的低增長，明顯低於製造業的增長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一步下降到50%以下，甚至40%以下。（參見表11-7）。

　　綜上,進入21世紀後在供給方面影響台灣經濟增長的因素也發生了結構性轉變，與需求結構變化相關聯,連續多年快速增長的服務業趨於飽和無法繼續有效提供經濟增長的動力，而工業生産尤其是製造業則逐漸成爲支持台灣經濟中低增長的主體力量。

　　三、要素投入的變動趨勢

　　現有的分析方法中，經典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將經濟的投入要素劃分爲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三項。其中技術進步又稱全要素生産率，通常由經濟增長扣除勞動力和資本貢獻之後的餘量表示，又可以進一步分解爲純技術進步與效率提高兩部分，前者表示技術擴張實現的産出增加；後者則是在原有技術水平下，采用了新的生産實踐，改善了原來的技術無效率和分配無效率之後實現的産出增加。這樣，勞動力和資本方面解釋了基本要素投入的作用，純技術進步解釋了技術的作用部分，而效率則涵蓋包括制度方面的内容，可以比較全面的對經濟增長源泉進行分析。以下首先使用經典方法對經濟增長劃分爲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産率三部分；再通過DEA-Malmquist指數法對全要素生産率進行分解，從而較爲全面地解釋台灣經濟增長的源泉。

　　（一）基本原理

　　 根據索洛斯旺經濟增長模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三部分搆成，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産率。設定台灣經濟增長具有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且由於將包括規模經濟等因素在内的非投入要素均歸於技術進步，可以認爲資本和勞動兩部分形成的經濟增長過程具有規模不變的特徵。

　　以此，設定生産函數可以爲

　　略

　　其中Y、K、L分别表示産出，資本和勞動，A(t)表示隨時間變化技術進步，對上式兩邊求全微分並除以Y，可得

　　略，進一步整理得，

　　其中，表示資本K的産出彈性，表示勞動L的産出彈性。因此，上式可表示爲，，爲了方便引入年度數據核算，將微分用差分替代，上式表示爲，即經濟産出的增長率可以表示爲資本、勞動和技術增長的增長率三部分搆成，由此可以進行經濟增長源泉的核算。

　　由於生産函數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特性，則。由此，估算出和勞動、資本的增長率，即可得出三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全要素生産率分解的Malmquist指數爲通過距離函數搆造的生産率函數。其對每一個生産系統假設有n個生産要素投入，m個産出，投入集合爲x ∈R+n，産出集合爲y∈ R +m，S爲生産技術，爲達到生産前沿面時産出要素的增加比率，則可定義基於産出的距離函數爲：

　　                             略(1)

　　(1)式中下標o，表示該函數爲基於産出的距離函數。在距離函數的基礎上，定義Malmquist生産率指數爲：

　　                        略(2)

　　（2）式的Malmquist生産率指數測度了在時間t的技術條件下，從時期t到時期（t+1）的全要素生産率的變化。爲避免技術參照係的隨意性，將其與t+1期技術條件下，從t期到t+1期的生産率指數做幾何平均數可得，

　　,進一步分解，得

　　=TEC×TP，TEC即綜合技術效率，而TP則是技術進步指數。進一步引入可變規模報酬參考技術下的生産前沿面，可對TEC進一步分解，最終得到

　　即，全要素生産率分解爲規模效率變化指數（SEC）、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PTEC）和技術進步TP。使用DEAP2.1軟件，對投入産出指標進行測算即可得出各分解量的變化率。

　　（二）台灣各要素貢獻率的變動趨勢

　　基於以上理論模型分析，使用邊際報酬法估計，使用永續盤存法估計資本存量，以不同受教育年限就業人口的加權受教育總年數爲人力資本數據(具體數據參見附録1)，運行相關軟件計算，得出台灣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率如表11-8所示。爲了對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中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做出動態分析，對不同階段台灣經濟中要素貢獻率加以考察並對各階段對比分析。根據台灣經濟增長的週期，可按1982年、2001年、2008年三個衝擊點劃分爲三個時期。

　　表11-8  1982-2015台灣各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率

　　表格略

　　由表11-8可知，以新世紀爲分野，1982年以來台灣經濟的投入要素指標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首先係數α、β分别表示資本和勞動的報酬率，1982-2000年間，台灣經濟第一次轉型，其資本報酬率低於勞動報酬率，然而21世紀以後這一形勢逐漸逆轉，資本報酬率顯著增高，而勞動報酬率顯著降低並被資本報酬率超過，這反映出台灣在用於固定資本投資領域的資本相對稀缺性。

　　就三種要素本身的增長率來看，台灣的資本存量增速大幅减慢，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年均8.3%降到2008-2015年間接近零增長；而人力資本的增長率也出現了小幅下滑，從上世紀的年均3.7%，降低到年均2.1%；而與此同時，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台灣的全要素成産率增長率也呈現一路下滑的態勢，從年均2.2%增長到年均1.8%，金融危機以後再次降到1.6%。三大要素的趨勢性下滑共同導致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由興盛時期逐步走向疲軟。

　　而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而言，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其本身的低增長率一致，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40%以上的貢獻率降低到2001-2007年間的6.6%，而後恢復到2008-2015年間的26.9%，這與需求結構中投資需求在進入21世紀以後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幅縮减相一致。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在三個階段先减後增，並在2008年後成爲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相對應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由於資本存量增長率的大幅下滑，由從上世紀80年代25.8%補償性的上昇到2001-2007年間的71.4%又回落到23.7%。從長期趨勢來看，台灣的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下降趨勢。

　　爲進一步瞭解台灣技術與效率的變化趨勢，還需對全要素生産率進行分解。使用1982年以來的行業面板數據，進行DEA-Malmquist指數分析，分别得到1982-2000年，2001-2007年，2008-2015年全要素生産率（TFP）、效率值（TEC）、技術變化（TP）、純技術效率（PTEC）、規模效率(SEC)各項的年均變化率（如表11-9所示），其中TFP= TEC×TP， TEC=PECH×SEC。

　　表11-9　1982-2015台灣全要素生産率分解

　　表格略

　　由表11-9可見，1982年到2000年間，台灣經濟中全要素生産率（TFP）變化率大於1，以年均增長2.7%的速率不斷增長。進入21世紀以後，全要素生産率雖然仍在上昇，但其變化率却逐步下降。2001-2007年下降到年均增長2.1%，2008年以後繼續下降到年均1.8%。這種TFP增長的變化情况與上述TFP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三個時段變化基本一致。

　　對TFP進行分解後可見，三個時段中台灣經濟效率（TEC）不斷上昇，而導致全要素生産率（TFP）降低的主要是純技術進步的下降。具體而言，效率方面（TEC），1982-2000年，台灣經濟中效率的增長只有年均0.1%，而2001-2007年，這一數據則達年均增長0.7%，2008年以來其經濟效率更以每年2.5%的速度快速增長。這反映出這個時期的制度變革，確實對台灣經濟發展效率提昇有一定的成效，尤其是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更專注經濟增長的執政方略對經濟效率提高有着較顯著的成效。在技術方面（TP），1982-2000年台灣經濟的純技術進步尚能保持年均2.6%的增速，但是2000年之後這一數字即降低至年均增長1.3%，而2008年以後進一步衰退至年均降低0.7%的水平。技術方面整體退步的原因，既有21世紀以來互聯網泡沫破滅的衝擊，也有2008年以後金融危機的影響，而與此同時台灣技術創新體系無法持續推動技術增長的落後性也在種種外部衝擊中暴露出來，致使2008年以來新一輪互聯網技術與商業模式革命台灣無緣有效參與，從而又錯失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發展機遇期。

　　而進一步對效率（TEC）進行分解，可以發現，1982年以來，台灣經濟效率增長變化中更爲明顯的是規模效率(SEC)，由1982-2000年的年均規模不變，到2001年以後的年均0.8%的規模效率遞增，再增長到2008年以後的年均1.5%。這反映出近年來隨着台灣與大陸經貿交流合作的進展加快，其經濟在規模報酬方面獲得的效率顯著增加。而在純技術效率方面（PTEC），2001年以後由於陳水扁當局執政時期施政過於“泛政治化”，嚴重挫傷台灣經濟的正常發展，其純技術效率有一定的下降，生産偏離最優化的生産可能性曲綫，出現資源的閒置與浪費，而2008年馬英九當局執政後這一指標有較明顯的恢復。

　　四、小結

　　綜上所述，進入21世紀以後，台灣經濟增長從需求面而言又基本上改變爲外部需求貢獻爲主，内部消費和投資需求貢獻爲輔的局面，但外需貢獻不足且不穩定。而供給結構方面，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薄弱，工業尤其是製造業又重新主導經濟增長的趨勢日趨明顯。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低迷以及互聯網泡沫導致一方面造成台灣經濟的外需增長乏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台灣核心製造業無力快速增長。這分别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解釋了台灣經濟進入21世紀後增長乏力的局面。而在經濟投入要素領域，隨着投資、人力資本以及全要素生産率在增速上全面下滑，台灣經濟發展愈見頽勢。雖然2008年以後在資本增長貢獻率大幅降低的背景下，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的貢獻率開始凸顯，但是鑒於2001年以來台灣在技術進步領域乏善可陳，全要素生産率的實質性增加極其有限。在全要素生産率内部結構方面，效率尤其是規模效率在21世紀以後由於海峽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的進展得以較顯著提高，但台灣内部對於兩岸經濟議題過於政治化的做法則降低了技術效率，使投入産出偏離技術前沿，出現了資源浪費的現象。而因外部環境衝擊和内在創新的不足，台灣純技術進步指標也出現了顯著的下滑。凡此種種均爲未來台灣經濟轉型發展所亟待解决的問題。

　　第三節　轉型發展與成效評估

　　由以上經濟基本面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可見，21世紀以來，雖然台灣經濟增長下滑，波動加劇，存在産業和需求結構扭曲以及技術創新能力下降等不利因素，但也有經濟效率提高、價格指數趨於穩定等有利因素。爲了進一步明確台灣經濟發展的目標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本節將進一步使用層次分析法和CRITIC方法綜合賦權對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轉型發展狀况進行整體評價。

　　一、經濟系統綜合評價的基本原理

　　經濟系統綜合評價是以經濟系統爲研究對象，采取代表性指標表示并合理的綜合以達到對經濟整體發展狀况進行可比較評判的多因素决策方法。其本質是對經濟系統的發展狀况采用代表性指標進行描述，然後規範化指標并合理賦權采用適當的模型對經濟指標進行綜合的過程。一般來説，完整的綜合評價過程包含評價目的、被評價對象、評價指標、權重係數、綜合評價模型和評價結果七個方面，其中對評價指標的選擇，評價權重的獲取，以及綜合評價模型的使用又是評價的最關鍵步驟。本文的評價目的在於考察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轉型的實際發展狀况和台灣當局設定的規劃目標之間的落差，因此指標的選擇依據台灣當局21世紀以來的各類經濟規劃進行。由於所需要進行的評價是宏觀經濟領域中有定量描述的指標，因此能够利用指標本身的定量特點使用客觀賦權法進行賦權。而爲了避免定量賦權法只從數量角度進行評價無法考慮指標經濟意義的缺陷，本文在賦權方法上選擇客觀賦權法與主觀賦權法的結合。綜合考慮各類主客觀賦權法的特點，爲了簡潔、全面結構化的賦權，本文的賦權方法選擇了主觀賦權法層次分析法和客觀賦權法的CRITIC方法，而在兩種方法的結合方面，則使用簡單算術平均的方法。關於指標的綜合模型，由於意在對於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發展每一年的綜合評價做出排序，以簡潔有效爲準則，本文采用先對各指標進行規範化處理而後進行加權平均的綜合的方法。

　　二、指標選擇

　　“經濟轉型”指的是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等轉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的綜合變化；而轉型目標和具體任務的要求也因爲具體經濟體的發展狀况和面對問題的不同而不同。在前面第九、十章中，集中分析了台灣經濟的轉型所面臨的問題和背景，並考察了21世紀以來台灣當局對經濟轉型的戰略規劃，結論是台灣當局的發展規劃基本符合台灣轉型發展的要求。因此，考察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狀况與轉型目標的差距，可以從這個時期台灣經濟發展規劃爲基礎，結合相關研究提取總體目標，並對其進行層次化分解，利用上述提到的方差賦權法估計權重，再利用層次分析法綜合評判。

　　根據第十章“經濟再轉型發展的目標與規劃”中的分析，綜合台灣21世紀以來各時段和領域的長、短期規劃，現將21世紀以來台灣轉型的總目標定爲增長指標、穩定指標和生活指標三大類。對於“增長指標”，由於經濟增長通常關注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率以及經濟的效率，因此，我們從這三個層次來測度經濟的增長性，選擇經濟總量、增長速度、增長方式作爲測度指標。對於“穩定指標”，主要關注産業結構的穩定性以及重要産業産值增長的貢獻。而對於“生活指標”則主要關注就業情况和整體的生活質量。經濟總量指標方面，主要是反映台灣的“生産總值”，但因爲台灣整體經濟的國際影響力有限，因而只有在考慮其人均GDP水平的同時考慮經濟總量指標才有意義，故對於經濟總量指標的下層指標，同時設定了“GDP總量”和“人均GDP”兩項；對於“增長速度”，設定了“GDP增長率”以及對經濟增長産生重要影響的兩項指標——“民間投資增長率”和“製造業生産指數”；對於“增長方式”，主要考察台灣製造業的效率和生産水平有無明顯提高，因此在效率方面選擇上述本章第二節計算得出的效率指標和技術進步指標，而對於生産水平，選擇“台灣接單、海外生産”的比重，可以看出其低端代工産品在其總出口中所占比重，從而反映其生産水平。對於“産業結構”指標，主要看其製造業産業結構中是否延續着以電子業爲主要支柱的狀况，以及後繼新興産業跟進的情况，因而選擇了“電子産品占出口主要貨品金額比重”、“主要新興産業産值”以及“主要新興産業産值占製造業産值比重”三個測度指標。“産業貢獻”主要考察對産業結構穩定性發揮重要影響的“製造業貢獻率”和“服務業貢獻率”。“就業”指標則主要考察“就業率”及“工業及服務業平均薪資”情况，而“生活質量”則一方面與消費有關，一方面也取决於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前者使用民間消費的增長率進行衡量，後者則使用基尼係數。各指標層次分解圖如圖11-10所示。

　　三、權重計算

　　如前所述，本部分的權重計算使用主客觀綜合的方法。主觀賦權法使用層次分析法，而客觀賦權法則使用CRITIC賦權法。爲了賦權過程中對數據使用的方便，首先進行數據規範化處理。

　　（一）數據的預處理與規範化

　　在指標體系選擇中由於各因素的不可共度性和矛盾性，因此，有必要對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將其化爲[0,1]區間内的數。處理方法如下：

　　設指標體系中有m個指標，Gi(i=1,2,…m )和n個評價方案A1, A2…An,方案Aj在目標Gi的屬性值爲aij,則評價的矩陣爲A=(aij)m×n。效益型指標規範化的生成處理可以采用下面兩個公式：

　　效益型指標規範化:

　　rij= (aij-minaij) /(maxaij-minaij)　 j=1,2…n;

　　成本型指標規範化:

　　rij= (maxaij-aij) /(maxaij-minaij)　 j=1,2…n。

　　式中，maxaij 和minaij分别表示第i項指標在 n方案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前者適用於成本指標集，取指標在評價指標中的最大值；後者適用於效益指標集，取指標在評價指標中的最小值。具體數據表參見附録2。

　　（二）主觀賦權

　　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多準則决策方法，其主要運用領域在於多屬性方案的選擇。然而由於其具有對指標結構化分層以及賦權的功能，層次分析法也在多指標評價中得到廣泛運用。

　　層次分析法賦權始於對各層級指標的兩兩比較，形成判斷矩陣。指標重要性的比較，常使用1~9的標度方法。如表11-10所示：

　　表11-10　判斷矩陣標度及其含義

　　表格略

　　從第一級指標來看，當前的著述對於台灣經濟脆弱性的評價，本質上是産業結構單一，産業過分集中於電子信息産業，從而引起的經濟波動，並造成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張冠華2003，鄧利娟2008，曹小衡2009）。因而，穩定指標在頂層指標中相對重要，同時由於增長指標是穩定指標的基礎，而生活指標是穩定指標的最終目標，因此穩定指標與增長指標和生活指標的重要性差异程度不應過大。在此，我們選擇層次分析法中最小的差别度，設置穩定指標與增長指標和生活指標的相對重要性設爲2:1，表示穩定指標較增長指標和生活指標重要，但同時與後兩者的重要性差异並不特别高。而增長指標和生活指標在此可以認爲是因與結構有關的穩定指標變動而變動，可確定爲權重相當。所以第一層指標權重的確定如下表:

　　表11-11  頂層指標權重的確定

　　表格略

　　而對於增長指標，考慮到經濟轉型過程中增長方式的轉變意義最爲重要，其次是增長速度。而由於台灣經濟已接近發達經濟體行列，其經濟總量所能達到的程度已經較爲龐大，因此認爲經濟總量較前述兩者較爲不重要。故設定三者的權重比如下表所示。

　　表11-12  增長指標權重的確定

　　表格略

　　相對重要性的比較依次類推，直到比較完每一層的任意兩個指標。（具體比較過程及結果參見附録3。）使用上述分層和比較次序數據，應用Yaahp層次分析法軟件，可得到各層次指標權重如表11-13所示：

　　表11-13  轉型評價指標各層級的子指標權重

　　表格略

　　（三）客觀賦權

　　CRITIC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評價指標的對比强度和衝突性爲基礎確定指標的客觀權數的方法。指標的對比强度表示同一指標各個評價方案之間取值差距的大小，以標準差形式表現，標準差越大則各方案之間取值差距越大。衝突性以指標之間的相關性爲基礎，如果兩個指標之間有較强的正相關，説明兩個指標衝突性較低。第j個指標與其它指標的衝突性的量化指標爲，其中rtj表示指標t和指標j的相關係數。設Cj表示第j個評價指標所包含的信息量，則Cj可表示爲：

　　,        j=1,2,3,4,5…n

　　Cj 越大，第j個評價指標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該指標的相對信息也越大，因此第j個指標的客觀權重Wj爲：

　　,            j=1,2,3,4,5…n

　　據此方法，使用第一部分歸一化的各指標數值，得到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系統各分指標權重如表11-14所示： 

　　表11-14  CRITIC方法下的21世紀台灣經濟轉型各指標權重

　　表格略

　　四、綜合權重和評價結果

　　對主、客觀權重按照簡單加權平均的方法綜合，得到綜合權重指標如表11-15所示。

　　表11-15  層次分析法和CRITIC綜合方法下的21世紀台灣經濟轉型各指標權重

　　表格略

　　根據綜合指標對規範化後的各指標進行加權平均，得到2001年以來各年台灣經濟整體發展狀况折綫圖（圖11-11）。

　　由圖11-11可見，2001年由於受全球互聯網泡沫影響，台灣經濟整體下滑嚴重，綜合評價值下降到0.31，而在此之後隨着經濟形勢的恢復逐漸復蘇，在2004年之後恢復到0.45的水平，並在此水平上下波動。2008年開始由於受到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台灣經濟整體再一次跌入低谷 ，綜合指標值0.33，只略好於2001年互聯網泡沫時期。2009年之後，隨着整體經濟的復蘇，綜合評價指標也隨之上揚，由於兩岸交流合作發展加快以及金融危機後的反彈動力，2010年台灣經濟實現了强勢復蘇，綜合指標達到15年來最高的0.62。但是這一力度並没能持續，2011年後整體評價值又開始大幅回落，一度低至2013年的0.40，並在之後緩慢復蘇，而在2015年之後再次下行。

　　整體上，21世紀前15年，台灣經濟在兩次外部衝擊的影響下，綜合指標呈現大幅度的震盪，並在衝擊當年出現了顯著的衰退。然而，除此以外的各年，台灣綜合評價指標也並不理想，大多數年份都在0.45水平上下波動，只有在全球景氣復蘇及兩岸經貿關係加快發展的2010年達到及格綫0.6以上，整體上也並没有呈現出綜合評價指標向好發展的趨勢，説明各指標比起各年的最理想狀態（值爲1）均有相當差距，這反映出近15年來台灣經濟的整體疲軟態勢，也説明21世紀以來台灣的經濟轉型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五、小結

　　本節搆造綜合權重賦權方法對21世紀前15年台灣經濟的綜合指標進行整合，得出自2001年起15年來台灣經濟總體發展狀况的綜合指標值變化圖。結合綜合評價指標以及前兩節對經濟基本面和增長要素的分析，可以判斷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的轉型發展並不成功。究竟是何原因導致台灣經濟轉型如此艱難，或者説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轉型不成功的障礙是什麽？下一章將展開進一步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