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深刻指出，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創造的，它傳承發展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傳統，彰顯了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和根本立場，體現了海納百川、天下大同的胸懷格局，確立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世界歷史新方位，爲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探索、爲世界各國的政黨建設提供了新的參照，爲世界各國的國家治理、各類政黨的自身發展提供了重要啓示，正在重塑世界文明形態的總體格局。

　　西方文明存在的問題

　　自古以來，西方文明一直在構建强調差异、製造張力、催生衝突、導致人群分裂的政治及文化概念。這些概念標籤會造成群體的對立、分裂，甚至轉化爲軍事衝突與殺戮。從種族衝突、民族衝突、宗教衝突、文明衝突到種種由認同和文化標籤引發的衝突，從某種意義上説，對立與衝突以及分裂的動能是西方文明運行和演進的秩序和邏輯。這些分裂主義政治與文化概念——盡管只是思想和概念，但它們的作用力非常强——并且在資本與科技驅動的當代社會下變得更强，它們對社會的撕裂效應，遠遠大於社會能够自然形成的聚合力及向心力。

　　當代西方文明尤其是盎格魯－薩克遜文明用來理解國家、社會及公權力與個體關係的哲學，崇尚個人的利益、取向、選擇、權利，其落脚點是把個體推到最高的位置，國家主權以及所有公權力的權威、合法性歸根結底都來自個體，是由個體將自己的天賦權利讓渡出來才形成了公權力，國家、政府、公權力及各種組織只是個體的組合，其價值只體現於它們能够在何種程度上滿足個人的利益、如何幫助實現個體的價值，他們的固有價值從而消解無踪。這類當代西方主流自由主義的政治話語將個體與公權力對立起來，把公權力看作是與個體相對立的巨大威脅，並形成了一對難以消除的結構性矛盾。基於這種思路，在某些國家，很多人會認爲公權力是比covid-19更可怕的病毒，不能向政府讓渡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爲大規模的傳染和病死是保護社會政治建制、維護個人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必要代價。這不僅僅是個别領導人個人特質和政黨政策傾向的問題，這是西方文明作用之下的必然結果。

　　在現代科技發展的影響下，互聯網社交媒體通過大數據算法的加持，精準投放信息，構建信息繭房，也是加劇群體撕裂的原因之一。人們不由自主地進入了信息繭房裏，形成了無數不同的子群體，强化了與同類群體的溝通，斷絶了與不同群體的聯繫，不斷地强化自己的認知、取態及偏見。以這種認知分裂的基礎，再輔以代議制民主及選舉政治下的黨派政治，導致社會認知龢利益取向更加分解和離散，難以構建共識。

　　基於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使得西方文明輕視其他文明，自認爲代表人類的終極成功模式與普適價值。西方文明認爲前述政治價值觀中的對立和撕裂普適存在，以這樣的認知框架去理解世界，將這種認知投射在國際關係中，也限定了西方在國際關係中的認知，使西方文明在面對中國的和平發展時，始終擺脱不了“零和博弈”、“修昔底德陷阱”的心理陰影。

　　　中華文明的優勢

　　不同於西方文明構建出的公權力與個人的結構性矛盾，中華文明觀念是“家國一體”，認爲公權力不應理解爲是個體讓渡給政府的，而是與個體權利共生的。中華文明中並不否定個體，但對個體發展的願景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論語·大學·中庸（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三全本）》，中華書局2015年版。個體的發展從自我開始推及家庭、國家乃至“天下”，要承擔個體在社會秩序裏應有的責任和義務。責任、義務、群體、和諧這些概念的位置是被置於自由、權利、個人、衝突之上的。以中華文明的視野觀之，國家、社會就像一個完整的生命體，個體與公權力以及各種組織是相互依存、有機聯繫的，個體在一個穩定發展的實體秩序中才能實現最大的價值。而西方文明把國家、社會等宏大概念拆解爲原子化的個體的組合，本質上仍然是相互分離的，强調與“他者”的差异，造就群體之間的對抗、衝突、矛盾、分裂。

　　中華傳統文化主張“協和萬邦”、“和而不同”，認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强調和諧，重視公平平等。在這種價值觀之下處理國際關係，顯然不會認同“零和博弈”、“修昔底德陷阱”的理念，而是會堅持互利共贏，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同舟共濟，和衷共濟，契合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没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習近平主席在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專訪時的談話，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23/c1001-27842777-2.html。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相結合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由於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觀念有着許多天然的契合相通之處，中華文明中也藴含着許多檏素的具有馬克思主義特徵的思想因素。它契合許多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理念及願景，在中國是一種人人都能感知和認同的普適價值。百年前的救國青年們將二者相結合，開闢了救國之路的新篇章。爲更多地獲取進步青年龢民衆的支持，孫中山先生也曾對“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進行過詮釋：“民生主義就是共産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産主義與民生主義非但不衝突，“并且是一個好朋友”。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https://zhuanlan.zhihu.com/p/441392752。

　　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片土地扎根生長，具有特殊的歷史文化原因。一是唯物史觀與强調萬物滋生、不信鬼神、重視人事的中國文化傳統相共鳴。二是天下爲公、大同社會的思想與共産主義理想，廢私立公、貧富有度、與天下同利的思想與實現共同富裕、消滅私有制的主張不謀而合。三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傾向相近。中國一直强調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由其左翼政治光譜所帶來的最醒目的價值取向之一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剥削的否定，對處於階級低層的無産階級的同情，具有極强的道德色彩。最後，馬克思主義有着十分鮮明的實踐色彩。中華傳統文化典故中，有許多驚天動地的上古故事，盤古開天、女媧補天、羿射九日、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它們無不指向一條原則，就是人與自然的拼搏奮鬥。這些故事中的主角都是拼搏奮鬥，寧死不屈的。它們都在歌頌人的意志與毅力，宣示人定勝天的精神理念。這一點，馬克思主義也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高度契合，因爲馬克思主義主張唯物主義、從來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人可以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人是勞動的産物、勞動是促使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推動力量、社會發展的最終决定力量是人的勞動實踐、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這種哲學和中國文化很容易相通。然後，這種精神和信仰再轉化爲革命浪漫主義：“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這些都是一脈相承的。可以説思想傳統、認知結構和情感傾向上的認同、重合，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群體普遍接受的内因，並由此將一盤散沙的中國凝聚起來，掀起了一場浩大的社會革命。同時，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既有着馬克思主義“無産階級的運動是絶大多數人的，爲絶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頁。等科學指引，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仁者愛人”、“以民爲本”等思想的滋養，始終堅持人民群衆主體地位，重視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由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效應才受到了廣大人民群衆所認同和踐行，找到了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産黨是中華民族悠久燦爛文明的繼承者和發揚者。中國共産黨能够保持生命力和活力，既在於民本主義與“爲人民服務”、不忘初心的結合，又在於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實用理性思想之下體現出來的糾錯能力和靈活應對挑戰的能力，也在於“爲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賢”等賢能政治傳統特色下的人才新鮮血液不斷涌入所塑造出的高質量治理能力。

　　通過不斷奮鬥，中國已經摸索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個更加成熟的“中國模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决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人類文明發展史裏的貢獻有着這樣的内涵：第一，它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與其他國家的道路是不同的，它築基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沃土。第二，它創造了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個道路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已經完全融入了中國政治文化，成爲了當代中國制度、中國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個看似從西方舶來的概念，把實際上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相貫通，與人民群衆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相融通，與中國傳統文化裏的仁義禮智、兼愛、養心寡欲、忠孝倫理、士大夫精神、天下爲公、大同世界等許多傳統價值相匹配和對應。“天下爲公、民爲邦本、爲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這些源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着中國人民“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並寫入黨的二十大報告的關鍵詞格外搶眼，藴含豐富的治國理政思想智慧，同馬克思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也是“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的生動例证，彰顯着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這些都使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與實踐迅速融合，派生、迭代産生出新的事物，並形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文明形態具有高度的開放包容特質，主張以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共存互融超越“文明衝突論”，和而不同，美美與共，兼容并包，既在理念上掌握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手段、有對政治經濟和階級的充分意識，又繼承了中華傳統和儒家文化中的精華部分，按照有機、和諧、共生的方式去構建社會，同時還引入了市場經濟的機制與要素，努力保证對個人的充分激勵，努力保護個人的權利，誘發而非扼殺社會創新的活力。人類文明新形態，正是中國實際上正在建構的、源於更高層次認知的一個更高維度的文明形態。這種新型現代文明形態，既是中華文明“日日新、又日新”的最新形態，又是超越了西方模式的文明形態，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唯一性，爲國情各异的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徑，將會促進國際秩序向着更加公平正義的方向變革，重塑世界文明的新格局，引領人類文明的整體進步。


　　作者係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重新犯罪問題調查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