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緣起

　　“一國兩制”模式提出以來始終是解决台灣問題的首要方針。學界也對此提出了不同的革新方案，一種普遍的方式是以其他地區爲借鑒對象來進行研究，其中“歐盟模式”、“德國模式”作爲主流研究對象活躍於該研究領域。然而，筆者認爲坦桑模式從歷史與聯合模式路徑來看有着更特别的參考價值。

　　坦桑模式即是指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的合併經驗，該國由坦噶尼喀（Tanganyika）與桑給巴爾（Zanzibar）聯合而成。合併前兩者均爲主權國家，他們基於政治經濟利益與特殊的歷史因素達成了聯合共識，並作爲一個完整的單一制主權國家存在。這種權力與地位近乎均等但仍然保持單一制度的特殊聯合模式或可爲兩岸問題的破解提供一定的參考。因此，本論文以此爲研究主題來探析對兩岸模式的借鑒意義。

　　二、坦桑模式特質與啓示

　　2.1權力歸屬

　　在這一部分權力歸屬問題中探討的是在統合過程中兩個政治實體的定位，從兩岸統合來説這也是尤爲關鍵的問題。一直以來兩岸對於兩邊的政治稱呼都十分敏感，尤其是大陸政府，因此在各項合作中都趨於曖昧化地逥避該問題。一個最爲直觀的例子就是1922年“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何爲“中國”的概念並没有在此次會談中得以確認，相反更多的是保留了雙方的政治意見，模糊化原則問題以便開展合作。所以，台灣的定位始終都是不明朗的，究竟是同屬中華，抑或是中國、新中國都交由“各自闡述”。可是事實上如果無法就原則問題達成協議，那麽無論何種形式的合作都難以轉化爲政治認同，統合也難以運行。

　　而就這一問題坦桑模式展示了一種極其特殊的聯合模式，筆者首先就相關政府架構進行了一定的總結：

　　表格1　筆者根據文獻資料自行整理“坦桑尼亞國家概况”，中國外交部2021年8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574/1206x0_678576/；王貞威：“聯合共和國：坦桑尼亞模式與兩岸統一模式初探”，《中國評論》2011年2月號。

　　總統制度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由選民直選産生；坦桑尼亞桑給巴爾總統經桑全體選民直選。桑團結政府有權處理除外交、國防、警務、税收、銀行、貨幣、外匯、航空、港口和郵電等22項聯合事務以外的桑内部事務。

　　議會制度國民議會：一院制，是聯合共和國最高立法機構，每5年舉行一次。

　　桑給巴爾人民代表會議：桑立法機構，擁有聯合事務以外的桑事務立法權。

　　政府體制設聯合政府與桑給巴爾政府。

　　内閣由總統、副總統、總理、桑給巴爾總統和聯合共和國各部部長組成。

　　桑給巴爾總統在全國範圍内有較大的政治影響力。桑總統任命政府部長和副部長，由首席部長主持政府日常事務。

　　涉外事務桑給巴爾總統在涉外事務方面享有極大的權利，可與外國元首獨立地討論各領域的問題。

　　司法機制設有憲法特别法院、上訴法院、高級法院、地方法院以及檢察院、司法人員委員會和常設調查委員會。

　　桑給巴爾島和奔巴島各設伊斯蘭教法庭，處理違反伊斯蘭教義案件。

　　桑給巴爾獨立行使司法權，但上訴案件由聯合共和國上訴法院審理。

　　那麽，根據上方表格所總結的坦桑尼亞政府結構來看，坦噶尼喀主要承擔國家主權角色，繼承基本的中央職能；桑給巴爾則以自治地區的身份加入聯合共和國，享有廣泛職能，主要以“成員”身份融入國家治理。籠統地説，這是一種形似聯邦體制的運作模式。但是從權力分配關係來看，相較於聯邦制坦桑模式中“成員國”具有更大的自治權力，桑吉巴爾地區享有獨自的政府、總統、司法權等且不隸屬於中央機構。他與聯合共和國政府無論是政治地位或政治級别中都近乎平等。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並不全來自中央政府也源於地區人民，所以，坦桑模式的聯合帶有明顯的分權性質。徐千茹：“論坦桑‘兩府’模式與兩岸整合——憲政學的視角”，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碩士論文，2011年6月4日。

　　當然，在談論坦桑兩府行政權“一分爲二”的政治體制時，所指的分權性並不完全認爲桑給巴爾“獨立自治”，而是指在確保國家完整性的前提下給予最大程度的自主性，“自治和分享治理”應用國家結構中的這一形式鄧砂：“坦桑聯合及其對兩岸整合的啓示”，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碩士論文，2009年6月8日。。筆者認爲政治實體權力地位的平等性這一概念更接近於張亞中學者基於歐盟模式研究所提出的兩岸統合理論，即在憲法位階上兩岸地位平等，但是在政治權力上兩岸不對稱，保持“各爲主體、共有主體”的特殊關係。本質這也是化解筆者開頭所闡述“一個中國”定位問題的參考答案之一。

　　2.2國家認同構建

　　由此，也延伸出第二個問題，即曾經的兩個主權國家居民如何在地區自治的前提下依然構建出統一的身份認同。

　　（1）政府行動

　　尼雷爾政府是重構國家認同的主要推動力量，實施了一系列爲了維護國家認同的政策措施。1964年聯合國家定名爲“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聯合共和國”，同年十月又更名爲“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無論先後更名均在强調“坦桑”共同體身份與二者的平等地位。同時，1977年兩國主要政黨在建國後合併成立新黨，取名爲“坦桑尼亞革命黨”並確保桑給巴爾地區在黨派中的利益與權力保障。定名與黨派統一是爲了確立統一的國民身份，確保政府内部在執政方針、路綫上的一致性。與此同時，在政治體制搆成中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見政府爲避免“部族化”以及確保平等性所做出的調適：其一，關於選舉制度中央委員115人中除了各行各業代表外，所有主要族群代表均可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二，立法機構中一院制議會每個部族都必須佔有一個席位；其三，坦桑尼亞實行總統内閣制以憲法規定總統與内閣總理必須兩個地區各占一職；周泓：“坦桑尼亞民族過程及其民族政策”，《民族論壇》1997年第4期。其四，政府鼓勵桑島當地政治精英參與國家决策，上訴訴求，通過主動分享權力來使得桑給巴爾人成爲參與融合的推動角色。

　　以上所有的一體化政策都促進了新國家認同與民族融合。并且，政治上的良性互動也在催發其他領域包括文化、經濟上的融合，也由此深化了兩地對聯合共和國的國家認同。

　　（2）良性社會互動與天然歷史文化因素

　　桑給巴爾與坦噶尼喀原本地理位置相近，在聯合以前就有天然的經濟貿易聯繫，而伴隨着這種往來，與之帶來的是雙方文化與語言上的流通、融合，現如今坦桑尼亞所使用的斯瓦希裏語本身就是在來往中逐漸演化的一種混合語言。鄧砂：“坦桑聯合及其對兩岸整合的啓示”，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碩士論文，2009年6月8日。坦桑之間“斯瓦西裏”文化的交匯培養了彼此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更甚的是，坦桑兩地本身也是非洲泛民族主義運動的被影響者，兩個地區都有遭受帝國主義殖民的印記，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民族抗争情緒與民族記憶，這也是構建統一認同的重要基礎。

　　但也正是基於不同殖民烙印所帶來的文化入侵，坦桑兩地誕生出相差甚遠的新文化，所以在合並後坦桑尼亞就好比非洲文化的大熔爐，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多文化國家。除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外，還存在120個部落，具有豐富的文化背景。這片土地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大規模文化慶祝活動舉行，諸如巴加莫約國際藝術節（BagamoyoInternationalFestivalofArtsandCulture）、獨立日（UnificationDay）、桑給巴爾國際音樂節(SAUTIZABUSARAFESTIVAL）等等，其中也不乏包含政府或地區自上而下推行系列文化宣傳活動。通過當地的節日活動建立廣泛的地區文化自信，培養獨有的坦桑文化意識，同時在不同領域提高坦桑尼亞的國際知名度也是反向構建對自身國家榮譽感的一種方式，國家認同也由此得到强化。

　　（3）類比台灣問題

　　那麽，對標台灣問題。從政府行動來看，台灣政府在緑營的政治影響下長期缺乏與大陸政府的政治互信。而大陸在台灣問題方面，偏愛口號式的呼唤和强硬的輸出方式，當然這彰顯了大國五常的實力龢民族大義，但是同時也導致了台灣的逆反心理。例如“祖國統一，衆望所歸”、“解放台灣”、“中國永遠不會允許台灣獨立”……這些口號的指向性看似在台灣，實則更加對“大陸人”的胃口，這是站在“主人”的角度所下達的命令式口吻更可能激起台灣人的扺觸。中國也應當充分利用軟實力輸出、宣傳等方式拉攏台灣的民心。

　　而如果單純從歷史角度來看，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文化民族羈絆理應更爲緊密，但事實上台灣自1996年李登輝上台實施“台灣政治本土化”與“兩國論”後就已經逐漸與“中華”文化割蓆。近期伴隨着《認識台灣》作爲初中社會科學教材及“九年一貫國民教育”改革後，“本土化”問題逐漸顯現，中國史的意涵也發生轉變，它被等同於政治上的中國意識而遭到這一世代的台灣青年排斥，他們也自然而然接納了台灣並非地區而是獨立國家的概念。所以，台灣已經具備越來越明顯地逥避與大陸歷史聯繫的傾向。從坦桑聯合的實踐來看，良性的政府與社會、文化互動是一體化所必要的前提條件，但就近期的台海關係而言，明明具有天然優勢的中華文化反而是最難以被接受的部分之一。

　　2.3漸進式改革

　　坦桑聯合是循序漸進的一種過程。1964年兩國實現聯合會談，以條約形式確立了聯合形式，成立聯合共和國；此後，雙方總統持續促進彼此的政治合作，1977年，實現政黨合併，建立革命黨並修訂憲法；1992年又從一黨制轉向多黨制並於1995年開始多黨制選舉。鄧砂：“坦桑聯合及其對兩岸整合的啓示”，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碩士論文，2009年6月8日。此後不斷對體制、政策進行改革修正，概括地説漸進改革是取得聯合成功的重要原因。鄧砂學者認爲這是一種“概括式途徑”，即政治優先，先實行政治統一後再解决内部其他矛盾的方式，以新的政府來帶動經濟、意識形態的整合，鄧砂：“坦桑聯合及其對兩岸整合的啓示”，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碩士論文，2009年6月8日。本質上特徵就是“政治優先，漸進改革”。

　　反觀台灣，在普遍流行的統合理論中則全然相反，主要以“經濟優先、循序漸進”爲特質，往往以構建其他領域的共同體爲優先，而最終利益擴溢輻射至政治領域，其中兩岸共同市場理論最具備典型性。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在於構建大中華市場，整合大陸、台、港、澳四地經濟建立自由貿易區從而實現全方位的經濟與政治整合目的，將兩岸目光主要集中在經濟效益和合作機制上，有效逥避兩岸敏感政治議題，模糊政治立場。但現實實際已經爲該理論寫下了失敗符號。在經濟層面，兩岸經濟失衡，無法扺禦共同對外關税與貿易政策的不對稱性衝擊影響；在政治方面，政經難以分離，台灣高度警惕兩岸經濟合作導致對台灣本土的經濟衝擊與利於大陸一方政治效應；在法規層面兩岸的差异化導致貿易自由化條例難以確立……在過去的經驗中，與經濟相關的兩岸措施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失敗色彩，無法有效轉化爲政治認同，事實上一旦將經濟政策視爲服務於政治目的的工具，合作就難以展開。所以，坦桑模式的改革爲兩岸展示了先政後經的可行性，但前提是雙方能够就原則問題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與認可。

　　2.4小結

　　綜上所述，坦桑模式經驗提供的是嶄新的聯合模式與嶄新的聯合路徑，而我國特區形式也是一種相似的中國式試驗，但缺乏了坦桑模式中政治範疇的自由度與參與度，實際運行下來更像一個獨立，被隔開的與衆不同的地區，而不是融入於國家之中。但新方案並不是需要徹底摒棄港澳模式，而是應在港澳模式的基礎上融合新思路。畢竟本身坦桑模式作爲兩國的合併經驗就與兩岸的主權國－地區關係不相符合，實際並不能够輕易復刻。

　　三、反思

　　誠然，坦桑模式經驗爲兩岸統合帶來了啓示，但是在國際問題中“模式”原本就很難存在，絶大多數境况下他國難以復刻别國的成功，因此，對於該模式筆者也對其展開了一定的反思。

　　首先，平等概念與大陸民族情緒相斥。自古以來中國大陸歷史教育賦予了居民“大中華”的身份，同時“一點都不能少”的外交姿態也在不斷堅定人們對中國領土不可分割與絶對領導角色的認知。所以，要實際承諾認同台灣的“主權”地位，即便是名義上的平等也存在很大争議。而且，以坦桑模式下實現統一，意味着台灣作爲聯合的推動者或會享有比新疆、港澳地區更高的權力與職能，這一點有無可能實現暫且不論，即便實現了勢必也會引來其他地區的衝擊和反饋。

　　其次，坦桑模式難以復刻的另一原因在於雙方的意願和地位。坦桑模式的成功在於對於彼此的角色和作用是有互相的妥協與承認的。而能够達成妥協的原因在於雙方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基於共同的利益和政治需求自主選擇的結果，但台灣社會中缺乏統一動力。長久以來，民進黨始終試圖全面移除台灣社會中的一切中國元素，徹底切斷兩岸歷史與文化脈絡。并且在台灣選舉的推動下，族群矛盾激發了台灣特有的民粹主義，原本用於選舉的宣傳效益被擴大，形成了民族自豪感並進一步被分離主義黨派利用。而原本與大陸有“親情關係”的台灣伴隨着老一代台灣人的去世而就此消亡。

　　再者，以港澳的經驗下雙重身份所帶來的身份割裂感並没有因爲統一而消失。此處所探討的是模式本身的作用性問題。以“地域歧視”做例子，國内地區時常發生類似地域歧視的事件，但是往往不會上昇到對國家認同的威脅，因爲普遍而言默認國家身份遠高於地區身份。但在特别行政區内，往往對其他地域的否定會降低國家認同，並轉化爲對自身特殊身份的優越感或自信、自豪感。即便特别行政區以自治地區的身份融入國家體制，但港澳模式下始終没有形成廣泛的對國家的認可。誠然，統一的第一要點是先要有統一的外殻，但以聯邦或者形似聯邦的模式開展統一，或許並不能够確切地從根本解决該問題。

　　四、總結

　　兩岸統一是堅决的政治目標，也是必然的趨勢，但是以何種形式統合不同學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答案。尋根溯源來説，台灣問題要解决的是兩地之間的權力歸屬問題以及在這一問題之中雙方究竟具有多大的妥協空間與妥協意願。既要維持一國兩制的大框架，又要就台灣的特殊性予以變通改革。筆者認爲中國首要的目標是台灣法理上的回歸與國家統一而不是實際掌控地區管轄權，爲了達成這一目標，中國願意讓台灣掌握更多的權力來换取統一。江澤民也曾表示：“台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黨、政、軍系統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軍隊、行政人員駐台，而且在中央政府裏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江澤民：爲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人民日報1995年1月31日，http://unn.people.com.cn/GB/channel2567/2608/3474/3478/200301/22/240782.html。而坦桑模式的經驗借鑒便是在試圖解决上述的兩個問題，從而對解决兩岸問題提供價值。遺憾的是，一國兩制的設想暫時没有實戰的空間，不過越是如此越要不斷更替方案，時刻做好和平統一的準備。


　　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港澳與世界事務專業方向澳門籍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