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當前我國完成第二個“一百年”目標，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戰略支點。社會主義現代化鄉村的建設，要以共同富裕爲基本原則與理論出發點，在産業、制度、生態等方面實現全面振興。共同富裕鄉村振興體系正是基於此主旨，旨在率先實現鄉村振興來加快共同富裕進程。在這其中，經濟發展、制度建設、生態文明作爲該體系三個重要結點，不僅兩兩間存在深刻的互動與融合，且能對鄉村振興産生全局性的幫助。如鄉村經濟發展與當地産業昇級息息相關，鄉村文化建設、人才引進、組織結構更新等均需依託鄉村制度的完善優化，鄉村生態建設則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環節；同時，經濟、制度、生態三者又通過發揮社會主義先進生産力，建構社會主義先進生産關係，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等方式，加快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建設目標。本文便基於經濟、制度、生態所搆成的三重聯動機制，分析其對共同富裕目標下鄉村振興的理論支撑效力與實踐指導作用，並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三重聯動機制的搆成要素與内部關聯

　　鄉村要振興，必須要將當地的經濟發展、制度建設和生態文明有機結合起來。這三者兩兩呈顯著關聯，並共同作用於鄉村振興的實踐活動。整體來看，鄉村振興的三重聯動機制通過提昇社會主義先進生産力、優化社會主義先進生産關係、加快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多渠道共同加快推進我國共同富裕進程。其基本關係如下圖：

　　圖1 共同富裕鄉村振興體系的三重聯動機制示意圖

　　其一，經濟發展是制度建設的重要基礎，制度建設是經濟發展的有力保证。鄉村經濟發展以鄉村産業昇級爲主要驅動力，即結合鄉村自身資源禀賦，在改變我國傳統城鄉産業分工的前提下，實現鄉村産業從原料加工到全流程生産的全過程。如安徽六安市鼓勵鄉村進行三産深度融合，如木廠鎮原本以養鵝爲主要産業，後建設成爲“白鵝小鎮”；霍山縣大化坪鎮、兒街鎮原以桑蠶養殖爲主要産業，後建設成爲“桑蠶小鎮”；獨山縣則通過深挖旅遊資源獲批“全國鄉村特色産業十億元鎮”。這些都是傳統農業向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昇級的典型案例。産業昇級改變了傳統的農村産業形態，即第一産業的邊界開始模糊，一二三産業間的邊界界限逐漸模糊，聯繫日趨緊密，形成了新型農村工業、新型農業服務業等新業態。産業昇級不僅使鄉村居民收入增加、村硬件設施的整體性提高，還促使鄉村社會保障、醫療康養、文化教育、組織管理等方面制度不斷完善，可以説有了足够的經濟實力，才能爲鄉村發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如“白鵝小鎮”木廠鎮制定《木廠鎮扶貧資産運行（營）管護制度》，設立公益性（輔助性）崗位對用於扶貧的集體資産進行分類及監管，確保資産效益正常發揮。大化坪鎮則通過擴大教育範圍、强化思想宣傳等方式“授人以漁”實現“扶貧四部曲”，成效顯著。這充分反映出鄉村産業發展對制度建設的强力保障效果。

　　反之，鄉村制度建設對當地經濟發展有强力助推效應。這種雙向效應主要體現在制度保障及人才招引兩方面。一方面，高效、健全的制度是産業昇級的基礎。要優化現有農業結構，就必須采取合理的政策性約束，以達到優化産能的目的。要突出地域特色並形成優勢品牌，就需要一整套品牌塑造制度，包括在基礎環節的生産加工保障、倉儲物流規範，以及品牌塑造環節的地理標誌商標註册與保護、品牌授權保護等。科學制定上述制度，形成“調研—制定—反饋”的全制度週期流程，是推動産業昇級的必要條件。如湖南白水洞村爲充分提昇當地旅遊産業，提出走發展休閒、觀光、采摘農業的道路，爲此出台優惠舉措，引進邵陽市中小學綜合實踐教育基地，在鄉打造集研學實踐、勞務教育、職業體驗、親子旅遊、休閒觀光、航天農業、餐飲娱樂、民宿體驗爲一體的“産學研”基地。同時，村裏成立衛生整治領導小組，做到生活垃圾日産日清，公共設施分項維護，確保村莊乾净整潔、運轉高效。在一系列先進制度推動下，白水洞村才得以成功實現一三産業的聯動。另一方面，公平、激勵的人才保障制度是提昇鄉村人才吸引力的基礎。2021年中共中央引發的《關於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指明瞭人才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明確了鄉村人才振興的途徑，即在大力培養本土人才的同時，打造高素質鄉村人才隊伍。通過有效的人才制度，保证三大類人才（複合型新型農業人才、鄉村現代化治理人才、高素質公共服務人才）能够施展才華，助力當地産業整體提昇。籍此加快培育新型農民，催進新型農業發展並構建科學領導、民主决策的村級領導團隊。如廣東省汕尾市近年來開展具有汕尾特色的“善美”鄉村高質量人才體系，成爲當地以革命老區、紅色文化爲代表的諸多鄉村成功實現功能空間優化、一三産業聯動的關鍵動因。可見，現代化的産業發展制度爲鄉村全産業鏈提昇提供服務與保障，創新的人才制度則爲産業昇級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源。兩者亦是鄉村分配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對鄉村經濟發展的作用緊密而多元。

　　其二，制度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保证，生態文明建設是制度建設的導向及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强調，“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的保障。”制度的保障性主要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要在鄉村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必須要立法先行，健全環境監督制度。在節能審查、用水調度、氣候變化應對等方面嚴加規範。其次，通過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突出生態環境的多重價值。如以縱向和横向兩種補償模式引導資金、産業、人才等要素向生態化、緑色化富集。再次，加大政績考核及責任追究制度，給鄉村劃紅綫、樹典範，規範當地開發模式，最大限度做到開發與保護協調進行。如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區編制《西洞庭管理區全域美麗鄉村規劃設計》，重點集中在美化庭院、垃圾分類、鄉風建設等方面，實現了秸秆資源再利用、厠所改造近1500户、村級道路緑化率超90%等生態建設成果，同時也助推了第三産業的發展。

　　辯證地來看，生態文明建設是制度建設的重要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强調理論與實踐的相結合，形成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反饋後進一步指導理論的改進與完善。通過卓有成效的生態文明建設，爲制度建設提供積極反饋并發揮導向效應。如改革開放以來，蘇州市各鄉鎮曾因超標排污、圍墾水源等違規行爲而出現水體黑臭、生態退化等問題。2005年後，蘇州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穩步推進，並最終在2017年施行“河長制”，落實“交辦、督辦、會辦、查辦”工作機制和跨省界“聯合河長制”，完成了“管得住、管得好”目標，重現“東方水城”的清澈秀美。蘇州市各鄉鎮以生態文明爲建設目標，不斷細化、精化生態保護制度，最終形成了體系化的河長制。

　　其三，經濟發展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物質支持，生態文明建設則確保鄉村經濟可持續發展。鄉村緑色發展是鄉村振興的核心意涵之一，尤其是鄉村緑色産業的發展，是鄉村産業昇級的重要内容，包括以减少土地污染爲目標的耕地保護和産業昇級，以開展清潔生産爲目標的生産友好型生産方式，以産業融合發展爲導向的多層次生態文明墾拓展。如浙江安吉從規劃、建設、管理、經營四方面持續發力，産業提昇帶動服務提昇，服務提昇帶動素質提昇，素質提昇進一步帶動環境提昇，走出了一條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雙贏的路綫。可見，經濟發展是推動鄉村緑色發展，實現生態文明的關鍵步驟，因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客觀的物質條件予以保障。另一方面，生態文明所帶來的常態化和長效化機制，也是地區經濟發展必須恪守的基本規範，對地區長期發展有着中長期的正向促進作用。包括在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同時，提昇人在精神和環境方面的全方位需要，真正實現物質與精神雙富裕。可見，生態文明導向下的經濟發展模式才是鄉村所需要的恒久富裕模式。當前國家級大型開發項目均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爲發展效能評估的重要指標，如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程度便由包括生態文明建設質量在内的6大指標搆成，重新定義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概念與内涵。

　　三、三重聯動機制對鄉村振興的共促作用

　　在三重聯動機制中，經濟發展、制度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三者除彼此間的相互作用外，還對鄉村振興起到“三位一體式”的促進作用，分别提供物質保障、運作保障與可持續保障，全面保障鄉村在共同富裕目標下興旺發展。以高質量發展爲導向確保鄉村振興有足够的物質基礎，以制度優化爲主要改革内容，持續爲鄉村振興提供發展基礎，以永續和諧爲主要理念的生態文明建設則提供可持續性基礎。三者從不同領域、不同維度、不同視角，穩步推進鄉村振興向縱深方向發展。

　　（一）以産業昇級爲主要内容的經濟發展提供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鄉村發展情况與鄉村産業發展聯繫極爲密切。尤其是改革開放後，异軍突起的鄉鎮企業雖然爲鄉村釋放生産力潜力提供了别樣路徑，但同時也出現了門類少、規模小、産業層級淺、生産鏈條短、品牌效應弱、缺乏競争力等問題，鄉村産業亟待第二次飛躍。事實證明，鄉村要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在産業提昇方面進一步做到智慧化、信息化、複合化和品牌化。這種提昇也是鄉村全要素生産力的提昇，能使村集體有更多可調配的物質資源。如2016年起江西省金溪縣便通過“基層黨建+鄉鎮公司+村級公司+致富能人+農户”的多級合作模式，實現了香精香料産業的標準化昇級。2018年全縣香精香料産業增量達20.73億元，同比增長8%，主營業務收入達108億元，同比增長6.9%，收繳税金3.1億元。同時，村裏依託自身産業打造集聽香、聞香、觀香、識香、制香多種特色體驗於一體的香谷小鎮，努力實現一三産業的聯動與轉型。這些舉措均使得村民人均收入大幅提昇。

　　（二）以制度優化爲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設提供鄉村振興的運作基礎

　　當前我國部分鄉村除産業昇級任務外，還面臨着老齡化程度加深、人才外流嚴重、村内管理條例落後等諸多現實問題。想要改善及優化上述問題，必須要基於制度層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和創新，主要集中在人才引進、制度創新等方面。其一，制定合理的人才招引制度，打造年齡層級合理、專業對口、勤政廉潔的人才隊伍。人才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制度往往有連鎖效應，如當前很多村委會、村黨支部雖然亟需優秀的管理型人才，但却很少有空缺或閒置的崗位。這就導致掌握多領域管理知識和經驗，能够協調生産管理，配置多方資源的人才難以制定相關决策，進而無法爲技術型人才和創新性人才提供足够施展才華的空間。因此，規範和優化鄉村管理機制，才能從上到下、從點到面地推動鄉村制度的規範化與全面化。如湖北鄖西縣觀音鎮通過引進人才、簡政放權，開展“清廉村居”建設，不僅增設“三資”管理、重大項目建議“兩議兩公開”制度，還藉助“互聯網+”開設智慧化村務處理系統，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還對産業昇級、鄉風培育等有着正向促進作用。形成了以人才促發展，以發展引人才的良性循環。其二，做到制度完善與産業發展相同步，以制度創新帶動社會創新、經濟創新。如海南省早在2011年便將建立生態補償財政投入機制、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作爲民生保障重點政策，力求發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2021年海南省再次對基本農田審批權限和規劃調整補劃程序進行有效制度創新。通過賦予農墾集團土地整治主體地位，建立耕地保護利益調劑補償機制，實現資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構建了全域生態宜居與土地集約高效利用雙贏局面。籍由土地管理領域的制度創新，海南省得以充分挖掘既有生産要素的潜力，實現了經濟生態的新式發展，可見制度創新的重要作用。

　　（三）以生態建設爲主要内容的生態文明則提供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基礎

　　社會主義生態觀是現代化工業進程中，專爲計衡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提出的新經濟學概念，包括生態文化、循環經濟、緑色經濟、生態經濟、低碳發展等。鄉村生態文明建設通過踐行社會主義生態觀，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現可持續的生態文明發展模式。這種轉變主要通過促進科學進步、提高創新管理和發展現代服務業實現。如浙江省衢州市密賽村也曾面臨産業萎縮、産業同質化嚴重等問題，後該村通過重塑産業格局的方式，確立了以新型農業經營爲主體，以相關服務業（農産品銷售、餐飲、觀光、休閒）爲支撑的生態産業發展模式。密賽村一方面對馬金溪密賽段進行水體清潔、水系疏浚、河岸加固增緑，開發出公共休閒岸綫，沿岸布置佈道、座椅等濱水休閒設施，另一方面通過引進水産養殖技術，擴大養殖規模，在養殖觀賞魚、娃娃魚、灰天鵝等高附加值水産物同時，打造“觀魚賞魚—特色魚宴—釣魚休閒”江南水鄉特色休閒旅遊模式，真正實現自然生態維育、人居環境優化、生態經濟繁盛三大目標。

　　可見，經濟發展、制度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從不同的方面爲鄉村振興提供支持，且形成了統一的内嵌式耦合結構。生態文明建設是鄉村振興的大基礎、大前提，並與地方經濟發展産生協同關係。同時，相較於既有基礎和綜合水平更高的城市，鄉村要實現生態文明更依賴於科學完善的制度體系。

　　四、三重聯動機制對鄉村共同富裕的推進作用

　　三重聯動機制籍由經濟、制度、生態三方面在促進鄉村發展方面的直接和間接作用，不僅爲新時代鄉村振興提供多領域的内在支撑，且爲加快推進鄉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全方位的路徑呈現。

　　（一）高質量發展是鄉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生産力的必然選擇，是促進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

　　習近平總書記强調“要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便是對二者關係的深刻詮釋。隨着我國全面進入新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高增量向高質量轉變，强調創新、協調、緑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鄉村産業中所藴含的新發展理念對我國全局性的經濟發展影響至關重要。

　　其一，創新發展是鄉村産業昇級的核心内涵。創新要素聚集能力、創新活動頻次、全要素生産率、創新技術積累能力等均是體現地區創新的關鍵。對鄉村而言，可一方面通過强化R&D人員招引、加大域内産學研合作頻次、增加人均教育支出等方式，廣泛招攬下鄉創新人才，另一方面通過産業結構重新分派，活用勞動力、資金、土地等生産要素，在特色技術運用、新興産業留駐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如寧波市大力倡導以創新支撑鄉村産業振興。2012年寧波微萌種業成立後，以研發爲核心競争力，在組建青梗菜、西甜瓜、甜玉米育種專家團隊的同時，與浙江大學、寧波大學等建立制度性校企合作關係。其自主研發的“提味”西瓜已成爲“8424”外最暢銷的西瓜品種，微萌種業也成爲浙江省銷售額最大、自主研發品種最多的瓜菜種業企業，有效帶動浙東地區鄉村的産業昇級。

　　其二，緑色協調是鄉村産業昇級的路徑需要。對廣大鄉村而言，這意味着思維轉换和産業重構，注重因地制宜、靈活調整。如寧波象山縣墻頭鎮方家岙村原本以單一農業産業爲支柱，人均生活水平較低。此後村裏轉變思路，以“山水古韵”爲總基調，打造了環溪觀光游步道、瑞安古橋、雙龍潭、櫻花主題公園等12個村級特色景點，從農業經濟向旅遊經濟全面轉變，獲得顯著經濟增益的同時也有效保護了環境，完成了從“髒亂差”到“緑富美”的華麗轉變。2019年全村旅遊經營收入近4000萬元，被評爲“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

　　其三，共享和開放是鄉村産業持續昇級的深層動力。共享經濟的本質特徵便是生産資料使用權的合理讓渡。農村有着豐富的生産資料，美麗的緑水青山、獨有的鄉村文化、天然的緑色食品、各家各户的山林田野和村落民居，都是鄉村“看得見、待利用”的生産資源。如近幾年興起的“在綫種植”服務，便是共享經濟提昇城鄉聯結度，促進鄉村産業昇級的一種創新。城市居民通過互聯網向農户“下單”，要求種植果蔬、飼養家禽。通過5G視頻技術實時觀看作物生長情况，並享受送貨上門服務。這種城鄉互利的方式使得城市居民在共享鄉村的優質緑色食品的同時，還能參與農業生産過程，實現物質需求與精神滿足。同時，供需雙方直接對接，中間環節减少，生産成本降低，銷售渠道暢通，農民收入增加。

　　以高質量發展引領鄉村産業振興，才能充分激發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智慧力量，將鄉村生産力提昇爲社會主義先進生産力，並大幅提昇鄉村人民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客觀差距，做大做好全民共享的“蛋糕”。這對打好共同富裕實現基礎至關重要。

　　（二）優化分配制度是發揮鄉村社會主義先進生産關係的重要舉措，是確保中國式富裕具有共同屬性的重要保证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强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並確立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置”的基礎性安排。目前對鄉村分配制度的優化主要集中在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兩方面。

　　其一，以落實區域協調發展展現特性化、專業化的區域治理水平。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實際情况多有不同，且分佈有革命老區、生態退化地區、邊境地區、單一資源型地區、國有林場等，因此需結合地區實際情况發展經濟，並從全局上縮小區域群體間收入差距。包括開展區域幫扶政策，在素質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深耕勇拓，以差异化舉措消弭區域差异並提昇區域整體水平。如廣西南寧市馬山縣一方面協調市里相關經費，落實縣内鄉村地區特殊群體兜底保障工作，實現2.9萬特困人員和3.27萬社會救助人員保障資金全覆蓋。根據縣域内實際情况，打造“體育+休閒農業”特色發展模式。利用既有資源，打造馬山縣喬老河休閒農業核心示範區，2019年年遊客接待量達603.82萬人次，相關消費達44.42億元，當年居民人均收入增長8.55%，域内7個貧困村均整體脱貧。

　　其二，以城鄉融合發展爲主基調展現城鄉資源互補潜力。城鄉差异是我國推進共同富裕偉大進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也必將通過城鄉融合發展，實現資源潜力互補這一途徑予以解决。城鄉在經濟消費、空間體量、區位資源、人口密度等方面的差异爲形成功能互補、優勢凸顯的新格局創造了空間。如鄉村可有選擇地引入城市産業鏈中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産業，同時將“互聯網+”模式與生態産品産供體系相結合，滿足城市居民“在城望鄉”的實際需要，在延長原有産業鏈的同時創造新的産業鏈。如四川省眉山市青神縣以竹藝産業爲依託延伸産業鏈，並大力破除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换的機制壁壘，形成了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的鄉村振興格局。2020年全縣居民可支配收入達21134元，同比增長8.9%，同時城鄉收入比爲1.78，低於全國水平。當然，城鄉融合除了二者要在經濟上不斷互補外，也要加快相關制度的融合，目前鄉村在産權、户籍、財産性收入支持等方面確實仍與城市有所距離，宜加快城鄉“權益等值”工作。通過上述二大途徑，率先在鄉村完成新時代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完善，確保體現社會主義先進生産關係的優越性。

　　（三）以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鋪就鄉村高質量共同富裕道路

　　鄉村的高質量發展道路必然是可持續的、緑色的。習近平總書記强調“要堅持緑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緑色發展之路。”對於擁有緑水青山的鄉村而言，如何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指引下走好發展之路，是鄉村能否走好高質量發展道路的關鍵。生態環境作爲最典型的公共産品，對其保護的重視程度一直以來都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關鍵指標。學者們將鄉村生態文明視爲城鄉互動發展的關鍵要素，即鄉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分别作爲生態産品的供應者和消費者，是生態産品供應渠道的重要節點，也是社會財富分配轉移的重要端口。通過合理保護生態産品，持續促進生態要素參與財富分配，籍此建立科學可持續的鄉村緑色致富體系。

　　以北京市延慶縣大莊科鄉爲例，該鄉作爲延慶縣最靠近北京城區的鄉鎮，一方面以“冰川緑谷、森林氧吧”爲亮點打造溝域旅遊景區，同時通過舉辦豐收節、鄰里文化節等提高當地農副産品知名度，吸引城區遊客前來旅遊消費。另一方面把握優勢打造香草種植加工産業，2019年已形成香草育苗、種植、精油提取、化妝品生産等全流程産業鏈，實現了人均增收4萬元的目標。大莊科鄉在區位、産業方面集中發力，充分發揮城鄉生態互補優勢，走出了一條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新路。

　　五、運用與建議

　　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在經濟、制度、生態方面的内在同一性决定了三重聯動機制能在新時代共同富裕目標下爲鄉村振興的實踐活動提供極好的理論支持，並有的放矢地進行完善提高。可從以下三方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鄉村振興體系。

　　（一）加快城鄉協同推進産業發展

　　城鄉協同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縮小城鄉差距的基本要求，是共同富裕鄉村振興體系經濟建設的首要環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就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而要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必須突出“大農業”。以鄉村旅遊等第三産業爲代表的“大農業”作爲與農業緊密聯繫或由農業相衍生的産業模式，可展示鄉村風貌、提昇鄉村現代化水平，在城鄉比較中突出鄉村差异化競争力。在鄉村第三産業建設中，城市至少可發揮兩大作用。其一，提供高消費力客源，助力鄉村高質量發展。城市居住環境相對擁擠，人的工作節奏普遍較快。因此週末前往周邊鄉村旅遊便是一個好選擇。鄉村旅遊業的興旺，不僅能緩解城市人群的焦慮，釋放工作生活壓力，也能爲鄉村創造足够就業崗位，提昇鄉村的基建水平。如福建省泰寧縣探索出以丹霞田園、“茶香文化”爲特色的旅遊産業，打造大源村、音山村等五個旅遊專業村。2018年全縣接待遊客553萬人次，全縣20%人口從事旅遊相關産業，旅遊收入占農民收入的25%，第三産業份額占GDP總量的34%。一躍成爲“户户搞旅遊、家家住别墅”的富裕小康村。其二，城市在鄉村豐富旅遊經營類人才配置方面起到助推作用。因地制宜、恰到好處的旅遊規劃，數字賦能技術等是振興鄉村旅遊業的關鍵因素，因此鄉村對專業旅遊人才有着迫切需求。城市有着完整的旅遊人才培養體系。以山東省爲例，2021年山東省有61個高校開設旅遊類專業，11個高校開設餐飲服務類專業，4個高校開設有會展類專業，品類不可謂不全。大量的人才聚集使得城市旅遊專業人才飽和，甚至出現過剩的現象。同時鄉村旅遊人才匱乏，無法進行旅遊資源的有效轉化。可見，鼓勵城市旅遊專業人才下鄉，並完善鄉村人才配套舉措實爲雙贏之策。如山西臨汾已成立山西鄉村旅遊管理有限公司，加快城市人才向鄉村流動。

　　（二）加快構建農村新型治理制度

　　農村現代化水平的提昇，主要體現在鄉村制度體系的現代化水平上。在制度建設方面，城市有着明顯的比較優勢，因此可通過加强城鄉制度連結，努力實現鄉村社會保障制度和鄉村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等鄉村制度建設。

　　首先，城鄉應通過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城鄉二元制結構。城市有着較爲完善的社保機制，尤其凸顯在公共資源的利用和分配上。應基於城鄉一體化思維，通過城鄉轉移支付、村集體物權拆分重構等方式，多元籌措鄉村社保資金，對農村失業救助、大病醫療、最低生活補助等進行兜底性保障，並依託法律確保其長效性。如2016年吉林省已參照城市基礎養老金制度，建立起農村低保金制度，年均金額已達3412元。雖然客觀上還存在覆蓋面不高、增額緩慢等問題，但已然是種進步。

　　其次，充分借鑒城市人事制度化優勢，制定新型鄉村人事管理制度。一方面，激活鄉村現有潜力，培養多元的鄉村治理參與主體。建立靈活多元的鄉村人才評價機制，包括策劃奬勵、項目奬勵、業績奬勵、幫扶奬勵等。同時結合各鄉各村特點，通過發揮鄉賢“能人、熟人、强人”特點，深挖鄉村崇德向善、淳檏厚德的底藴，展現“親緣、人緣、地緣”優勢，建立“鄉賢+自治”的混合型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引導城市大學生、優秀人才入鄉工作。2022年我國有1076萬應届大學生，就業壓力較大。這對鄉村而言即是挑戰，更是機遇。通過開展城鄉一對一就業促進計劃，召開青年回鄉創業座談會等，引導青年人才入鄉工作，並爲人才創造持續的學習提昇機會，做到“雙向奔赴”。如2018年山東省施行“高校畢業生基層成長計劃”，確保每年每個鄉鎮有2位高校畢業生前往報效鄉梓。對廣大青年人才而言，鄉村不僅是瞭解中國基本國情的最好課堂，也是黨培養和鍛煉人才的重要陣地之一。我國的鄉村振興戰略激發出鄉村的巨大活力，人才將在城市學到的理論知識、思維方式等運用其中，問計於民，服務於民，當成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力量。

　　（三）推進鄉村多元生態文明建設

　　鄉村生態文明建設有廣義和狹義兩大意涵。從廣義上講，提昇鄉村群衆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僅是鄉村生態文明的集中體現，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意旨之一。在共同富裕目標下，可將優秀鄉土文化、民間藝術、傳統技能進行重新賦能，與共同富裕主題相結合，打造全新的鄉村文化體系。這也是鄉村青年人才的工作重點。如海南省在省内各農村打造“農家書屋”，在“以書惠民，以智啓民”的同時“以書爲媒、授技於農”。農家書屋不僅是黨的惠農政策“宣傳站”，也是共同富裕理念下鄉村産業振興的“播種機”。

　　從狹義上講，建立鄉村生態環境保護制度是生態文明建設規範化的主要内容。這要求引入城市先進治理理念，在加大生態環境執法監督力度的同時，探索可行的農民價值觀轉變方式，包括組建“政府-村集體-企業-農民”共同參與的市場化生態補償機制、激勵/約束機制等，通過“大喇叭”、村集體宣傳欄、微信群、手機APP、智慧鄉村遠程教育平台等宣傳生態保護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