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和區域大國參與柬埔寨事務已有悠久的歷史。在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柬埔寨内戰時，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寫道：“長期以來，外來者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發動柬埔寨的戰争，而又結束了戰争。”由於柬埔寨衝突的國際化性質，冷戰的减弱造成的全球地緣政治轉變加速了柬埔寨和平進程的推進。美國、中國和蘇聯等大國之間的和解使他們能够達成可以接受的條件和平解决了柬埔寨衝突問題。和平談判進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最後簽訂《巴黎和平協定》（PPA），柬埔寨的衝突得到全面和平解决。

　　《巴黎和平協定》將柬埔寨從1992年至1993年置於聯合國柬埔寨過渡時期權力機構（聯柬權力機構）的監督和管理下。聯柬權力機構負責組織制憲議會的自由公正選舉，其作用是起草新的《柬埔寨憲法》。立憲議會隨後將轉變爲國民議會，負責組建柬埔寨新政府。除建設和平項目外，聯柬權力機構的主要目標還致力於在柬埔寨推廣人權與民主，以及促進經濟發展。爲促進柬埔寨的人權，聯柬權力機構設立了人權部門。在聯柬權力機搆結束之後，聯合國促進和保護人權的任務主要依賴聯合國柬埔寨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爲恢復柬埔寨經濟，聯柬權力機構設立了一個恢復部門，啓動了世界銀行對柬埔寨的“恢復和重建議程”，意在建設和恢復柬埔寨脆弱的基礎設施和服務。在聯柬權力機構的行動快要結束時，其恢復部門協助建立了“後聯柬權力機構”機制，以協調國際發展援助。這些機制包括主要的西方援助國和世界銀行，最後演變成柬埔寨協商小組，其主要作用是動員和協調柬埔寨的發展援助。

　　冷戰結束意味着美蘇兩極格局的終結。柬埔寨的全面政治解决是在冷戰結束時出現的。在接下來的25年中，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主導者。自2000年以來，中國憑藉其空前的經濟成功，已開始在區域和全球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對華盛頓共識形成一定的衝擊。學術界和政策制定界開始辯論中國崛起對世界地緣政治的影響。悲觀的現實主義者認爲，像中國這樣的“崛起力量”對於國際體系中的“既定對手”而言，“往往是製造麻煩的人”。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西方需要遏制中國。這種全球性的地緣政治變化促使大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調整，其中包括争奪在柬埔寨等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本章將探討大國博弈下柬埔寨内政外交，主要闡述中國、美國、日本及歐盟與柬埔寨的關係，及其對柬埔寨國内政治的影響。

　　第一節　中柬雙邊關係的歷史與現實

　　歷史是延續的，任何片段的缺失都將影響其完整性建構，從而使對中柬關係前景的推演和判斷失真。研究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不僅要梳理中柬兩國當前的經貿交流與合作，追溯歷史上兩國之間的政治、軍事、文化關係同樣重要。柬埔寨1953年脱離法國殖民統治，至今經歷五次政權更迭。本節以時間爲軸，將1993年大選後洪森掌握政權以及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作爲分期點，分三個階段論述中柬關係的進展。

　　一、1993年前的中柬關係回顧

　　1.1953-1970:西哈努克領導的柬埔寨王國時期

　　柬埔寨在中國史籍中的首次出現是在西漢王朝時期（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而最詳實和最重要的關於柬埔寨的記録是航海家康泰編纂的《吴時外國傳》（亦稱《扶南傳》）以及朱應編纂的《扶南异物志》。樑朝（公元502-556年）編著的《樑書》、隋朝的歷史書籍《隋書》、唐朝的《新唐書》以及宋朝的《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和《通典》等記載了柬埔寨在扶南、真臘、吴哥王朝時期的歷史外傳與對華友好關係。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元成宗派使團出訪真臘國是古代兩國關係最重要的事件。元貞二年（1296年）二月二十日，忽必烈太孫元成宗派遣周達觀從温州走海路出使真臘國，途經西沙群島海面、占城、真蒲、查南等地，横渡淡洋（今洞裏薩湖）7月到達真臘國都吴哥。真臘國王因陀羅跋摩三世熱情接待中國使團。周達觀和他的使團駐真臘近一年，1297年6月坐船回國。周達觀回國後根據其在真臘的耳聞目睹真實記録了當時的風土民情，寫成《真臘風土記》。全文雖僅8000餘字，但較全面地記載了13世紀時真臘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宗教、建築以及中柬關係等情况，這是最早用文字詳細描述吴哥窟的歷史文獻。元朝（1271-1368）只存在97年，但此期間中柬兩國政府使節往來共8次，平均12年一次。肖樑時期兩國使節往來11次，平均5年一次；明朝時期中柬兩國使節往來頻繁共35次，平均不到8年一次。後人雖認爲這是“朝貢體系”的一部分，但是兩國之間的“貢品”交换實質是政府之間的商品交换，對增進兩國貿易往來有促進作用。綜上，兩國關係稱得上源遠流長。

　　近代以來，中柬關係中最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便是在中國家喻户曉的西哈努克國王。他1922年出生於首都金邊，是諾羅敦·蘇拉瑪裏特國王和哥沙曼·尼亞裏麗王后之子。同時擁有諾羅敦和西索瓦兩大王族血脈的西哈努克年紀尚輕時便在皇室争權奪位的鬥争中意外地成爲新國王。1941年，其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國王病逝，正在越南西貢留學的西哈努克被召回國繼承王位。當時，柬埔寨王室分爲兩支，分别是諾羅敦王族和西索瓦王族。西索瓦·莫尼旺國王駕崩之後，兩個家族爲繼承權争執不休，最後在法屬印度支那總督的裁定之下，最終决定由西哈努克繼位。也許法國殖民者扶持他有因其年齡尚小、更容易控制的因素，但法國人肯定没想到這個在藝術方面有極大天賦的王子會有争取柬埔寨民族獨立的政治抱負。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脱離法國殖民統治建立王國。但是，柬埔寨在1946年的憲法中廢除君主制改推行君主立憲制，這一改革的實質是議會和内閣才是掌握國家權力的核心機構，國王却没有實際的權力。西哈努克於1955年選擇放棄王位，建立了以“獨立、中立、和平、民主、廉潔”爲執政理念的“人民社會同盟”，旨在建立一個“高棉、佛教和王權的社會主義”。“人民社會同盟”獲得國民議會選舉中超過80%的議席，以極大優勢戰勝民主黨，成爲柬埔寨執政黨，西哈努克擔任首相。這一時期柬埔寨政局一直不穩定，反對活動此起彼伏，美蘇等大國在中南半島的博弈激烈。西哈努克試圖在國際舞台上尋求突破口，争取更多的國際合作來支持柬埔寨國内的政治經濟穩定與發展。

　　1954年的日内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柬埔寨外交部長狄普芬表明中方對柬埔寨争取民族獨立的支持，並明確指出中國反對美國在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在這之前，柬方基於意識形態的擔心，曾一度考慮借美國倡導的東南亞條約同盟來對冲和抗衡中國與越南。日内瓦會議加深了中柬雙方的理解與信任。1955年4月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與西哈努克國王結識並建立起深厚友誼，爲推動中柬建交起到重要作用。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在駐地專程宴請西哈努克及其柬埔寨代表團，這令西哈努克深受感動。西哈努克在回憶録《我所交往的世界領袖》中寫道：“從第一次接觸開始，我就很清楚地感覺到，周恩來總理是要在我們兩國間建立一種牢固的朋友關係。讓我更爲感動的是，我從周恩來彬彬有禮和明確主張中感受到，與龐大的中國相比，柬埔寨不過是一個區區小國，但在我們彼此的國家和個人中間，却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西哈努克國王的翻譯凌錫球先生也告訴筆者説西哈努克國王多次私下與其提到周恩來總理謙和有禮的態度讓人深受感動，並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20世紀50至60年代，西哈努克曾6次訪華；20世紀70至80年代，西哈努克兩次在華長期逗留。此後，中國幾代領導人與柬埔寨皇室諾羅敦家族保持友好密切往來。

　　當時柬埔寨實行以“中立原則”爲指導的外交政策。1954年9月，在美國的策劃下由美、英、法等8國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條約協定書把柬埔寨、老撾、南越劃入“保護”區域，但是柬埔寨並不願意加入美國陣營。當然柬埔寨也不會完全倒向社會主義陣營。柬埔寨宣稱不同分裂中的國家中的一方建交，故而在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南朝鮮、越南民主共和國和南越的關係上，采取“一視同仁”的立場，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直到1956年2月，西哈努克才不顧英美等國干涉首次對中國進行友好訪問。同年11月，周恩來對柬埔寨進行了回訪，中柬兩國共同發表了關於雙邊關係的《聯合聲明》。柬埔寨成爲中國援助的第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此後，柬埔寨和泰國、越南的關係進一步緊張，而美國則拒絶阻止南越吴庭艷政權入侵柬埔寨上丁省，西哈努克對美國進一步失望。相反，並未與柬埔寨建立外交關係的中國却對柬埔寨鼎力相助，中國的誠意讓西哈努克感到中國才是真正可交的朋友。1958年7月19日，中柬正式建交。從中國的角度來説，當時大多數鄰國要麽處於西方殖民主義的控制之下，要麽在外交上受到西方大國的影響，在中國的四周形成了一個反華包圍圈。美國學者翟强認爲就柬埔寨而言，中國領導人的主要考慮就是如何贏得諾羅敦王室對中國的好感，争取他的合作，防止柬埔寨加入美國組織的反華包圍圈。如果能够争取到周圍一個鄰國的承認和支持，就等於冲破了一道封鎖綫，對中國和平地建設社會主義就多了一分有利的因素。

　　中柬關係迅速密切起來。1960年5月，周恩來訪問柬埔寨並深切地表明中國對柬埔寨争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的支持。周恩來説：“我可以向你們保证，在你們和全體柬埔寨人民爲保衛民族獨立而進行鬥争的時候，你們可以指望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始終不懈地支持。”同年12月西哈努克再度訪問中國，中柬兩國簽訂《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條約第四條明確規定：締約雙方保证互不侵犯，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這標誌着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與深化。1963年，柬埔寨和南越的關係持續惡化，南越常派飛機越境轟炸柬埔寨的村莊。美國不僅繼續支持泰國和南越向柬埔寨施壓，還向山玉成組織“自由高棉”（Khmer Serei）運動提供武器和訓練，支持他們反對西哈努克政權的運動。11月初，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干預下南越軍隊政變推翻了吴庭艷政府。深受觸動的西哈努克隨即宣佈停止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1965年4月美國飛機對柬埔寨磅湛省的幾個村莊進行轟炸，直接導致柬美斷交。

　　中柬兩國關係在1967年發生波折。中國與紅色高棉的關係引起西哈努克不滿，1967年5月後者甚至指責中國支持柬埔寨華人參與“走私”和“顛覆性”活動。8月，柬埔寨政府敦促中方大使館停止“共産主義宣傳”。西哈努克於次月中止中柬友好協會活動，威脅關閉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同時尋求與美國和解。1967年10月，肯尼迪的遺孀杰奎琳訪問吴哥窟，爲西哈努克會見美國駐印度大使切斯特·鮑爾斯鋪平了道路。西哈努克表達了與美恢復雙邊關係的意願，首次公開承認柬埔寨境内有越南軍隊，换取美國在三個月後恢復了與柬埔寨的外交關係。但是西哈努克一直清醒地認識到柬埔寨受到越泰左右夾擊，唯有藉助中國才能制衡這種地緣政治威脅力量，而遥遠的法國和美國無法像中國一樣在中南半島擁有持續的影響力。

　　2.1970-1975:朗諾領導的高棉共和國時期

　　1970年3月，西哈努克出訪蘇聯和中國時，金邊發生了大規模的反越暴動。3月12日，朗諾和施裏瑪達下令關閉西哈努克港口。西港是北越運送軍火的重要深水港，柬埔寨對北越人員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所有北越人員及越共遊擊隊成員在72小時内撤離柬埔寨，否則將發起軍事行動。朗諾此舉是希望向西哈努克施壓，以實現其驅逐柬埔寨境内越南勢力的目標。最初他拒絶罷免西哈努剋的職務，但事件發展遠遠超出先前的計劃。最終朗諾於3月17日晚上簽署文件罷免西哈努克。翌日，國民議會投票，通過了罷免西哈努剋的决議，柬埔寨王國不復存在，建立高棉共和國。西哈努克後來聲稱，此次政變是施裏瑪達和流亡在外的山玉成聯合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策劃發動的。

　　西哈努克在蘇聯登機準備前往中國訪問時得知國内政變，擔心中國改變對他的態度，但未曾想到的是中國給了他最高的外交禮遇。西哈努克在京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接見。據説毛主席詢問其希望到法國當“寓公”還是要繼續爲民族解放事業而戰鬥。西哈努克明確表示將會爲了柬埔寨的民族解放事業而繼續戰鬥。他在北京組建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號召柬埔寨人民起義反抗朗諾。柬埔寨很快爆發了支持西哈努剋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朗諾的弟弟朗聶在暴亂中被殺害。朗諾出兵鎮壓，造成數百人死亡。10月，高棉共和國政府缺席審判西哈努克及參加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數位領導人死刑。兩派勢力的全面對抗引發了内戰。柬埔寨的對外政策與對外關係陷入混亂狀態。在政治上，高棉共和國放棄了西哈努克先前的中立政策，歷史證實這爲柬埔寨帶來灾難性的傷害。

　　朗諾是美國扶持起來的政權，美國理所當然地對柬埔寨内政進行全面干涉，柬埔寨失去了外交自主性。在對華關係方面，中柬斷交，中方撤回了駐柬外交官。西哈努克領導的流亡政府則得到北京全力支持：一是中國政府繼續給予西哈努克國家元首待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對流亡中國的西哈努克不僅給予高度的尊重和支持，而且在國際國内輿論上給予聲援。例如1970年5月2日《人民日報》專欄報導“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5月16日，“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周總理的陪同下觀看了《智取威虎山》”。二是中國積極促成中南半島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并發表聯合聲明。社會主義陣營擔心美國進一步擴大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促成越柬老三國的社會主義力量團結一致實現民族解放事業變得更加迫切。在中國的積極推動下，越南總理範文同、南越民族解放陣綫主席阮友壽、老撾愛國戰綫主席蘇發努·馮、柬埔寨民族團結政治首相賓努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主席西哈努克在廣州進行會面。會議一致通過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緊急呼吁三國人民加强團結，英勇頑强地戰鬥，不怕一切艱難困苦和犧牲，下定决心，堅决戰勝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捍衛神聖的民族權利”。西哈努克在會上表達了對中國的感謝：“我們向你們並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的、光榮的兄弟人民表示無限的感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爲我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三是中國承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1970年5月5日，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向其發去賀信並表示：“我國政府正式承認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領導下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並正式斷絶同朗諾政權的一切外交關係，從金邊撤出外交機構及相關人員。5月20日，毛主席爲支援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鬥争發表了著名的“五·二零聲明”：“我熱烈支持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鬥争精神，熱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的聯合聲明，熱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領導下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加强團結，互相支援，堅持持久的人民戰争，一定能名排除萬難，取得徹底勝利。”

　　3.1975-1979:波爾布特領導的民主柬埔寨政府時期

　　波爾布特出生在磅通省的一個富農家庭，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留學法國巴黎，在那裏加入了法國共産黨。1953年，他回到柬埔寨從事反對西哈努克國王的遊擊戰争，1963年任柬埔寨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70年朗諾政變後，西哈努克政權被推翻。波爾布特改變策略，同西哈努克合作，共同對抗親美的高棉共和國政權。1975年4月波爾布特部隊控制了整個柬埔寨，紅色高棉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波爾布特將柬埔寨改革爲一個新的一黨制國家，稱爲民主柬埔寨。民主柬埔寨取消貨幣、學校、市場，禁止佛教信仰，以强硬手段對待“新政府的敵人”。有研究稱柬埔寨大約有一百萬到二百萬人因爲疾病、過度勞動、營養不良、殺戮等原因喪生，占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歷史學界稱之爲“紅色高棉大屠殺”。

　　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增加了中國對印度支那淪落入親蘇聯的越南手中的擔心。這一事件同樣引起美國、日本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擔憂。如穆提亞所説，“柬埔寨衝突在許多方面都是發展中地區的典型衝突。一開始衝突是雙邊的（高棉－越南）和國内的（高棉國家内部），但由於根深蒂固的泰越衝突和中越對抗，以及全球秩序中的中蘇、美蘇對立而變得國際化。”這使得中國、美國和東盟在某種程度上聯合起來，支持柬埔寨扺抗運動聯盟反越。毛澤東曾表示，“如果我們希望東南亞沿着和平與中立的路綫發展，而不是進入蘇維埃亞洲安全體系，那麽柬埔寨將成爲一個模範國家”。介於當時整體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一方面爲波爾布特的武裝鬥争提供援助，同時試圖通過與美國談判恢復西哈努克在金邊的權力。因此，紅色高棉勝利後，中方敦促紅色高棉領導人將西哈努克接回國。紅色高棉默認了西哈努克有國家領導人身份。一方面是朗諾政變後，中國促成了波爾布特和西哈努克之間的統一戰綫，另一方面和中國對西哈努剋的支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4月，西哈努克辭去國家元首職務，實際上被軟禁起來。大衛·錢德勒認爲，西哈努克最重要的保護人周恩來於1976年1月去世，使紅色高棉决定掃除西哈努剋的勢力。

　　1975年5月柬埔寨革命軍士兵佔領富國島事件導致柬埔寨與越南關係全面破裂。1975年9月，波爾布特派喬森潘和英薩利的夫人前往北京接西哈努克回柬埔寨。臨行前周恩來總理告誡説：“我們冒昧地提醒你們，不要期望通過一場大躍進就能一步跨進共産主義的最後階段。你們必須小心謹慎，明智行事，一步一個脚印地走共産主義道路。你們的目標不應當是立即進入共産主義，而應當緩慢地從社會主義過渡。如果你們抛棄這種審慎和共産主義的常識，那只可能給你們的人民帶來灾難。”未曾想一語成讖。1976年9月，民柬内部出現分裂，波爾布特開始黨内大清洗。韓桑林、謝辛和洪森等人出逃並於1978年成立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綫。其最初目標是號召柬埔寨人民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推翻波爾布特政權，制定一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民主國家”新憲法，建立廣泛的群衆組織和發展一支革命軍隊。它的外交政策宗旨包括“不結盟”，通過協商停止與鄰國的衝突、結束由波爾布特政權發動的“與越南的邊界戰争”和關閉柬埔寨土地上的外國軍事基地。1978年12月，越南宣稱是爲了“自衛”，派兵入侵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被推翻。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瓦解，國際社會開始對紅色高棉的領導人進行漫長的審判。

　　4.1979-1993:越南扶植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權時期

　　1979年1月成立的由韓桑林等組建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權由“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綫”主導。該組織由對紅色高棉不滿的柬埔寨共産黨左派成員組成，得到越南和蘇聯的支持。此時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由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後改爲柬埔寨人民黨）統治，但通常被認作是越南的一個傀儡政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未能獲得聯合國的認可，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席位依然由民主柬埔寨聯盟政府代表。

　　冷戰對這一時期中柬關係的影響直接且復雜。上世紀八十年代，越南支持的韓桑林政權和紅色高棉發生了一系列小規模的戰争和遊擊戰。但是雙方的和平談判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已經開始。盡管如此，談判進行得非常困難，紅色高棉堅持要在達成協議前解散韓桑林政府，而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則明確表示不會同意與紅色高棉組成聯合政府。這些争執隨着國際體系的變化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就柬埔寨而言，蘇聯、中國和美國之間關係的變化意味着這三個大國在柬埔寨尋找不同的黨派代理人。共産主義在東歐的失利，不僅使蘇聯减少對越南和柬埔寨的援助，同時也撤離了蘇聯的顧問。蘇聯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的巨變給越南帶來了壓力，越南於1989年9月從柬埔寨撤軍，柬埔寨國内各武裝派别停火。

　　1989年初，就在越南軍隊撤離之前，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開始在國内進行變革。柬埔寨人民共和國（PRK）更改名爲柬埔寨國（SOC），並采用了新的國旗和國歌，佛教恢復爲國教。國名雖改，但在涉及一黨統治問題時，柬埔寨國仍然堅定不移地采用PRK的領導結構和行政機關，由人民革命黨作爲最高權力機構牢牢控制。1991年，柬埔寨人民革命黨放棄一黨制和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並改名爲柬埔寨人民黨。10月23日，在巴黎召開了柬埔寨問題國際會議，由19個國家正式簽署爲《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衝突協定》（也稱《巴黎和平協定》），這標誌着柬越戰争的正式結束。多達2.2萬人的聯合國軍事和文職人員進入柬埔寨，耗資28億美元，開始了聯合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維持和平行動。隨着世界格局的改變，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和東盟諸國的斡旋下，西哈努克於1991年成爲柬埔寨最高委員會主席。

　　柬埔寨國的政治結構基本未變，但社會問題和矛盾却日益凸顯。原木、寶石、橡膠和其他商品開始大量出口，其收入使包括軍事指揮官在内的個人受益，而這些銷售的任何利潤都没有進入國庫。處於重要地位的高級官員則通過權力尋租中飽私囊。腐敗激增和失業率上昇的結果是民衆的抗議激化。1991年12月金邊爆發了一系列針對腐敗問題的示威活動。這是自1975年以來學生首次公開參加針對柬埔寨政府的抗議活動。自此柬埔寨青年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成爲常見現象，並與其後的黨派鬥争形成互動。

　　1989年7月至1991年10月，巴黎柬埔寨問題國際會議解决了柬中關係問題，中國重新出現在金邊外交舞台上。1990年9月，洪森首相與中國副總理舉行了會晤。次年西哈努克以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SNC）主席的身份在北京組織會議時，洪森訪問了中國。1993年聯合國主持柬埔寨選舉並組建柬埔寨王國後，中國承認洪森領導的新政府。隨着中柬關係的好轉，柬埔寨華人的情况也有了很大改善。1990年12月，柬埔寨華人成立自1975年以來的第一個海外華人協會。柬埔寨國恢復了華人的宗教習俗和慶祝中國節日的權利。中文學校、廟宇、中文報紙等重新開設。有學者認爲柬埔寨政府的這些舉動不僅是爲了加强中柬關係，促進雙方協商對話，更重要的是爲了促使北京不再支持紅色高棉。中國和柬埔寨兩國政府試着放下紅色高棉這復雜的歷史糾葛，試圖開始一段新的中柬關係。

　　二、1993年至2013年的中柬關係

　　在聯合國的贊助和監督下，柬埔寨於1993年舉行第一次大選，由諾羅敦·拉那烈王子領導的奉辛比克黨和由洪森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同一年，柬埔寨與中國恢復了外交關係。建交後的頭四年，中柬關係喜憂參半。柬埔寨政府在與中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同時，還允許台灣在金邊開設聯絡處。在台灣投資增加的同時，來自中國大陸的商業活動受到限制。“雙首相”共同執政的局面僅持續了四年之久。1997年7月，柬埔寨人民黨與奉辛比克黨之間的政治緊張局勢爆發了武裝衝突，也稱“七月事件”。忠於洪森首相的武裝部隊擊敗了拉那烈王子的軍隊，導致他被迫退出第一首相職位。武裝衝突後，洪森政府面臨西方援助國的强大壓力，他們指責洪森首相暴力接管權力。因此，美國領導西方世界懲罰洪森政府，其中包括暫時中止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席位以及凍結對柬埔寨的雙邊和多邊發展援助。但是，“七月事件”後，洪森首相絶對掌權，柬埔寨進入相對較爲和平穩定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中柬關係在政治外交、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快進展，爲柬埔寨發展成爲中國的“柬鋼”打下了基礎。

　　1997年柬埔寨政府向中國政府抛出橄欖枝，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承認“一個中國”，並關閉了台灣駐金邊的辦事處。這就掃除了兩國關係中的最大障礙。相應地，中國也於1998年承認柬埔寨選舉結果，兩國基於共同繁榮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則發展友好合作，雙邊關係昇温。尤其是對中國不干涉别國内部事務的立場，柬埔寨政府給予高度評價。洪森曾讚揚説：盡管一些國際社會成員尚未清楚地瞭解柬埔寨的實際情况，但一些友好國家在柬埔寨問題上保持了公平和公正的立場。中國堅定地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繼續尊重柬埔寨王國的獨立和主權，不干涉柬埔寨的内政。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柬關係在“雙贏”原則下深化。中國對柬埔寨平等相待，充分體現中國外交中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使柬埔寨切實感受到作爲一個主權國家受到尊重。這一時間，兩國高層交往不斷，歷届中國國家主席和總理都訪問了柬埔寨，而洪森首相對中國的訪問頻次更高。兩國元首的每一次互訪，都伴隨着各個領域合作協議的産生。2000年，江澤民主席對柬埔寨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簽署加强雙邊合作的一系列協議。2002年朱镕基總理訪問柬埔寨，代表中國政府宣佈免除柬埔寨所有到期未支付債務，並建議兩國保持高層的密切聯繫與交流訪問。這一時期中柬主要在農業、人力資源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進行合作。2006年4月，温家寶總理訪問柬埔寨，雙方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建立“全面合作伙伴關係”。中柬共同簽署了10項雙邊合作協議，涉及經濟貿易、醫療和文物古迹保護等領域的合作。200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和王后作爲唯一受邀的外國嘉賓參加慶典。2009年12月20-22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柬埔寨，就全面加强和深化中柬互利合作提出要繼續保持兩國高層接觸，加强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深化經貿合作以及加强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合作。在習副主席訪問柬埔寨的前一天，柬埔寨政府將20名參與“7·5”新疆騷亂的罪犯遣返中國，表明對中國反恐和反分裂行動的支持。2010年12月，中柬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雙邊關係獲得更大發展動力。

　　兩國經貿關係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1996年兩國簽署了《中柬貿易協定》，經貿合作進入快車道，“兩國約定在雙邊貿易中對進出口的貨物征收的關税、其他捐税以及辦理海關管理的規章手續方面，應在對等的基礎上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21世紀兩國經貿合作關係進一步深化，2000年中柬成立經濟貿易合作委員會，爲兩國經貿合作提供了便利，此後兩國貿易總額保持着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中國與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東盟國家逐步降低關税、開放市場。總體而言，除受美國次貸金融危機影響兩國貿易總額2009年出現小幅度負增長以外，其餘年份均保持高速正增長，大部分年份增長率均高於20%。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在柬埔寨對外貿易中的份額逐年擴大，2008年起成爲柬埔寨第一大進口來源國。柬埔寨對中國的出口值也逐年遞增，大米是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視的對華出口産品。2010年兩國簽署《關於柬埔寨精米及碎米輸華的植物衛生要求議定書》，符合議定書要求的大米等農産品可出口中國，到2015年中國成爲柬埔寨最大的大米出口國。中國鼓勵企業到柬埔寨進行投資。2009年11月，中柬兩國簽訂總額約8.53億美元的貸款和援助計劃，旨在促進柬埔寨的基礎設施建設。

　　中國對柬埔寨的發展援助急劇增加而且領域和項目呈多樣化特徵。1997年“七月事件”後，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對洪森政府施壓，包括暫時中止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席位以及凍結對柬埔寨的雙邊和多邊發展援助。洪森政府面臨西方的經濟制裁和政治孤立，急需外界支援。1998年，中國向柬埔寨提供了280萬美元的對等援助。1999年2月，洪森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並獲中方2億美元的無息貸款和1830萬美元的援助保证，這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對外援助。據統計，從1997-2005年，中國給予了柬埔寨約價值6億美元的投資、援助和贈予。2007年，作爲擴大參與多邊援助的一部分，中國通過柬埔寨協商小組（Consultative Group）向柬埔寨提供9150萬美元的援助，占6.89億美元多邊援助總額的13.2%。2008年12月，中國承諾給予2.57億美元的援助，占全球對柬埔寨總援助量的近三分之一。

　　三、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柬關係

　　柬埔寨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堅定支持者和參與者。柬埔寨合作與和平研究所認爲在貿易保護主義龢民粹主義興起之際，“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對全球化的促進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洪森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爲經濟較薄弱且渴望獲得投資的國家帶來了契機，讓其自身經濟與世界其他强大經濟體相連”，認爲柬埔寨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一定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中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的大力支持。2017年和2019年，洪森首相兩次親自帶團前往北京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用實際行動表示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洪森首相高度讚揚中柬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所取得的雙邊合作成果，認爲柬埔寨的發展是最好的證明。反之亦然，中國政府對兩國當前的關係給予高度評價。2016年習近平主席再次訪問柬埔寨並在《柬埔寨之光》報發表題爲《做肝膽相照的好鄰居、真朋友》的署名文章。經雙方元首的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和“四角戰略”的對接，搆成新時期中柬關係的主要特徵。

　　“四角戰略”是洪森政府重要的具有延續性的施政鋼領。第1版“四角戰略”發佈於2004年，此後柬埔寨政府每4-5年便根據國内社會經濟發展情况進行修訂和完善。第3版“四角戰略”頒佈的時間與“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時間相同。2018年柬埔寨又推出第4版“四角戰略”，其中“四角”是指人力資源開發與培養、促進經濟多元化、促進社會組織的發展和提昇就業率、推動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爲實現“四角戰略”目的，柬埔寨政府致力於提高治理能力、改善營商環境，並加强國際和區域合作。兩國戰略的對接，從共建“一帶一路”所强調的“五通”方面看取得了如下成果：

　　政策溝通方面。中柬兩國一直保持着緊密的溝通與合作。2016年，習近平主席訪問柬埔寨並簽署了31份合作文件，從政治互信到經貿合作，再到人文交流。習近平主席此訪把中柬兩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推向更高層次。2017年5月，洪森首相訪問中國，兩國政府表示繼續加强外交、國防、執法安全領域交流合作，重點加强在國内安全保衛、反恐和打擊偷渡、拐賣人口、電信詐騙、網絡犯罪及境外追逃等領域合作。此外，兩國還共同簽署《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合作規劃綱要》，不斷加强在經貿投資、互聯互通、能源資源等重點領域務實合作。2018年1月，中柬建交60週年時李克强總理對柬埔寨進行正式訪問，與洪森首相一同見证兩國政治、經貿、衛生、林業、農業、人文等領域19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并發表中柬《聯合公報》。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後兩國簽署《構建中柬命運共同體行動計劃》，成爲指導今後雙邊關係全面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設施聯通方面。正如洪森首相所説，“一帶一路”倡議和“四角戰略”有着共同的目標和優勢，那就是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柬埔寨78號公路開工儀式上，洪森首相表示中國已經爲柬埔寨投資8億美元建了總長度約1500公里的公路和1億美元總長度約爲3104米的橋樑，同時還投資了17億美元在柬埔寨建了多個水電站。此外，中柬兩國還就其他多個基礎設施項目開展合作，例如中方援助柬埔寨修建暹粒新國際機場、國公省七星海新機場、金邊至西港高速公路，以及對現有鐵路路綫的改造和新鐵路的建設項目等。柬埔寨官方對中國投資的積極作用給予高度肯定。

　　貿易暢通方面。如圖2-1所示，中柬貿易總額從2001年開始逐年增長，尤其是2010年以後，雙方貿易總額增長迅速。除2009年受經濟危機影響，兩國貿易總額出現小幅度的負增長以外，其餘年份均保持高速正增長，大部分年份增長率均高於20%，其中2004年和2011年的增長率高達70%。近幾年，中柬雙邊貿易總額也持續創新高，其中2018年中柬雙邊貿易額73.9億美元，同比增長27.6%。2019年雙邊貿易額94.3億美元，同比增長27.6%；其中中國出口額79.8億美元，進口額14.5億美元。

　　中國已成爲柬埔寨最大的貿易伙伴。由圖2-2可以看出，中國占柬埔寨出口份額逐漸擴大。中國已於2008年起成爲柬埔寨第一大進口國，占柬埔寨進出口總額的21.13%。近幾年，中國在柬埔寨進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在30%-40%之間。由圖可見，柬埔寨對中國進出口産值逐年遞增，但總基數較小。這是由於柬埔寨的深加工産業較爲薄弱，其初級農産品主要出品到越南、泰國等地，再轉出口至中國及其他國家。2020年1月，中柬啓動自貿協定談判，7月便宣告完成，10月12日，中柬兩國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的貨物貿易自由化和服務市場準入都達到目前中國自貿協定最高締約水平。根據協定，中方對柬埔寨最終實現零關税的産品達到全部税目數的97.53%，具體關税减讓産品包括服裝、鞋類、農産品等。柬方對中方最終實現零關税的産品達到全部税目數的90%,具體關税减讓産品包括紡織材料及製品、機電産品等。因此，可以説該協議覆蓋“一帶一路”倡議合作、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合作、經濟技術合作、電子商務等廣泛領域，進一步開放雙邊貿易、促進投資，將爲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切實利益和發展機遇。中柬自貿協定的簽署不僅將直接增加柬埔寨産品出口，更重要的是還將爲柬埔寨帶來更多投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充分關照柬埔寨出口農産品的需求。2019年，中方宣佈從柬埔寨進口大米的配額增加至40萬噸。中柬相繼簽署了《關於柬埔寨木薯干輸華的植物檢驗檢疫要求議定書》、《關於動植物檢驗檢疫領域SPS合作諒解備忘録》和《柬埔寨香蕉輸華植物檢驗檢疫要求議定書》等文件，柬埔寨香蕉於2019年首次獲准輸入中國市場，芒果、橡膠等農産品相繼獲准進入中國市場，2020年柬埔寨雲斑尖塘鱧、龍蝦、螺、鰻魚等4種水産品獲准出口中國，兩國農業部門正在進一步談判以期更多柬埔寨農場品進入中國市場。目前中國已是柬埔寨橡膠、香蕉等農産品的主要出口市場。

　　資金融通方面。中國銀行（香港）金邊分行於2010年11月在柬埔寨註册成立，是首家在柬埔寨開展業務的中資銀行。該行主要從事企業銀行業務、個人銀行業務、國際結算、貿易融資及金融業務，爲促進中柬企業和當地社會的商業和投資活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隨着中柬兩國貿易持續增長，人民幣也越來越多地應用於雙邊貿易結算。2017年9月，柬埔寨國家銀行（NBC）和中國人民銀行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正式啓動了人民幣-瑞爾的直接兑换政策。瑞爾首次在中國可以兑换，柬埔寨和廣西的企業和個人不必使用美元作爲中間貨幣進行貿易結算。2019年4月28日，中國銀行與柬埔寨財經部簽署《柬埔寨“四角戰略”對接“一帶一路”倡議合作諒解備忘録》。根據備忘録，柬埔寨財經部支持中國銀行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項目，支持中國援助項目和優貸項目的結算落户中國銀行；中國銀行爲柬方提供金融培訓，分享“一帶一路”及改革開放經驗，協助柬財經部及柬方企業參與跨境經濟交流活動。

　　民心相通方面。“四角戰略”把人力資源素質的提昇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中方通過教育和社會援助幫助柬埔寨培養人才並提昇民衆生活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增加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誼。中國政府奬學金項目已累計支持近3000名柬埔寨學生留學中國，兩國合作在柬埔寨設立了2所孔子學院以及金邊、暹粒省和西哈努克省等地的8個漢語中心，共計培養40000餘全日制學員。漢語普及和宣傳深入柬埔寨社會的各個層面，從政府到軍隊再到民間，爲柬埔寨培養了一批漢語人才。中柬兩國不斷加强在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民間組織等方面的合作，不僅着眼於傳授農業技術——水稻種植、果樹栽培等，還致力於醫療、教育和扶貧等民生項目的合作。一些中國地方商會和企業也重視柬埔寨公益事業的發展，不斷促進中柬民心相通。此外，在抗擊新冠疫情上，中柬雙方共同創造了多個“第一”：洪森是新冠疫情發生後第一位訪華的外國政府首腦；武漢收到的第一批外國援助抗疫物資來自柬埔寨；中國政府向柬埔寨派出赴周邊國家第一支抗疫醫療專家組；中國是第一個向柬埔寨提供疫苗援助和商採疫苗的國家。這對促進中柬兩國人民的民心相通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節　美日歐盟與柬埔寨的關係發展

　　一、美柬關係

　　自柬埔寨脱離法國獨立以來，美國與柬埔寨的關係多有波折，按歷史學家肯頓·克萊默（Kenton Clymer）的説法，兩國關係時常“陷入麻煩”。這種困境始於冷戰時期美國試圖通過對越南的軍事干預對抗社會主義陣營之時。西哈努克在1953年獨立後的十多年裏，通過與中國和蘇聯等共産主義國家建立關係以制衡美國，試圖通過其中立的外交政策阻止越南戰争蔓延到柬埔寨。但是，美國視之爲“親共”，於是支持柬埔寨右派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建立高棉共和國。美國很快向朗諾領導的柬埔寨新政府提供了資金和軍事援助。

　　政變後不久，西哈努克組建柬埔寨全國聯合陣綫與高棉共和國政府抗衡。美方對柬埔寨實施軍事干涉。據統計，到1973年底美國戰機投放在柬埔寨的炸彈總量達到539,129噸，是二戰期間投放到日本的炸彈的三倍。盡管造成了破壞性影響，但美國的轟炸未能减緩紅色高棉的發展，反而成爲導致紅色高棉影響力提昇的最重要因素。理查德·杜德曼（Richard Dudman）在一份報告中説：“轟炸和槍擊事件激發了柬埔寨鄉村地區人民的讎恨和鬥志，並使鄉村地區變成了龐大、專注和有效的革命根據地……”

　　由於在1975年至1979年越南戰争中的失敗，柬埔寨不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關注重點。但是，越南在1979年對柬埔寨的入侵使美國重新參與了柬埔寨衝突。美國向與越南軍隊，以及和越南支持的柬埔寨政府作鬥争的非共産主義扺抗運動提供了外交和物質支持。

　　1991年，隨着《巴黎和平協議》的簽署，柬美關係恢復正常化。此後，美國對柬埔寨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戰後美國在全球範圍内推廣西式民主和人權的外交政策優先事項。美國前任駐柬埔寨大使穆塞梅利（Musemeli）直言，没有無條件的援助，將本國利益與援助結合是正常的，而對美國而言“附加條件已經是並將繼續是民主與正義。”因此美國對柬埔寨的援助始終與推廣西式民主和人權掛鈎。在這一指導原則下，美國向柬埔寨民間社會組織輸出資金、技術和政治支持，並特别注重對柬埔寨選舉的監督。這些政策不時造成美國與柬埔寨關係緊張，畢竟後者將美國的這些舉措視爲對本國内政的干預。本質上説，美國和柬埔寨政府在民主與人權問題上没有共識。美國將人權龢民主視爲普遍價值觀，認爲其放之四海而皆準，與各國文化、歷史和經濟發展水平無關。柬埔寨政府則認可李光耀和馬哈蒂爾等亞洲政治家提出的“亞洲價值觀”，認爲民主和人權要與公共權利、社會秩序、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實現平衡。對於柬埔寨政府而言，西式的民主和人權觀念只能等到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之後才能落實。

　　柬埔寨和美國的緊張關係在1997年“七月事件”之後達到一個高點。洪森首相爲阻止拉那烈王子與紅色高棉勢力聯手而采取軍事行動驅逐拉那烈，美國將此視爲扼殺西方加諸於柬埔寨的民主。盡管事件發生後美國與柬埔寨的外交關係没有中斷，但美方並不甘心其花巨資建立起來的世界民主的樣板項目以失敗告終。因此，美國牽頭聯合西方諸國，否决洪森領導的柬埔寨政府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隨後，美國又拉攏東盟、日本等國，利用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構中的主導地位，確保拉那烈能重回柬埔寨參與1998年選舉。柬埔寨屬於高度依賴外援型國家的事實，使得洪森不得不同意拉那烈參與多黨選舉。盡管選舉如期舉行並組建了新一届政府，但美國國會仍以柬埔寨繼續侵犯人權以及公民和政治自由度低爲由，禁止美國政府向柬埔寨提供直接援助。

　　因此，美國對柬埔寨的援助是通過非政府組織渠道開展的，且集中於人權、民主和社會工作領域。當地非政府組織對柬埔寨民主和人權情况進行評估，並向柬埔寨政府施加壓力。遭遇阻礙時便求助總部位於美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後者遊説美國政府和國會，向柬埔寨政府施加外部壓力。其中一個例子是，國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國際共和研究所（IRI）作爲美國的兩個主要民主推廣機構，在柬埔寨2003年選舉中批評柬埔寨政府縱容政治暴力、選舉機制不公、人民黨與政府機構重叠。國家民主研究所因此宣稱選舉過程存在“嚴重缺陷”。新澤西前州長兼國際共和研究所大選觀察團團長克裏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認爲柬埔寨存在媒體操縱以及對農村選民的恐嚇等問題，稱柬大選不符合“公認的自由公正的國際選舉標準。”這種態度明顯影響了美國政府和國會對柬埔寨的政策。

　　美國政府要求柬埔寨改善人權並確保包容性民主進程，爲此不擇手段。2012年柬埔寨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柬埔寨政府稱美國試圖破壞柬埔寨合法履行這一職責。在柬埔寨的農民土地、自由公正選舉和人權問題上，美方反應激烈。2012年11月，在奥巴馬總統訪問柬埔寨參加東亞峰會之前，美國12位主要參議員和國會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敦促奥巴馬總統反對柬埔寨境内的侵犯人權行爲。奥巴馬繼而公開稱柬埔寨的上述行爲是“美國和柬埔寨發展更深層次雙邊關係的障礙”。與此同時，負責人權龢民主事務的副安全顧問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會見了柬埔寨民間社會團體的成員，要求他們在人權、法治和掠奪土地等問題上對柬政府進行直言不諱的批評。這使得柬埔寨民間社會組織對抗政府的信心大增。柬埔寨對美方的用意及其可能後果是清醒的。正如洪森首相在第75届聯合國大會講話中所説：（美國）濫用干涉權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於破壞了《聯合國憲章》的一項基本原則：人民的自决權和國家主權。當前國際秩序受到的損害令人極爲關切。此外，所謂的“新冷戰”也可能成爲一個重大問題。因爲（柬埔寨）這個曾經陷入冷戰衝突，意識形態争議和民族主義狂熱的小國付出瞭高昂的代價。因此，我們必須徹底拒絶任何讓悲慘歷史重演的企圖。不過，由於美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構中的主導作用，并且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是柬埔寨的重要出口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柬埔寨政府在壓力之下做出了讓步，前提是不危害柬埔寨人民黨的執政地位和合法性。

　　盡管美柬關係陷入困境，但此時的美國仍是柬埔寨最大的貿易伙伴。柬埔寨根據1999年的美柬協定，向美國出口農産品和勞動密集型産業商品。美國利用該協定將美國對柬埔寨紡織品的進口配額與保護勞工權利掛鈎。這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柬埔寨工人利益。柬美政府及柬埔寨成衣製造商協會合作發起“柬埔寨更好的工廠”(Better Factories Cambodia)計劃，旨在確保制衣廠“遵守國家勞動法和國際商定的基本勞動權利”。這也使得來自美國公司的訂單大增。柬埔寨對美國出口從1999年的5.296億美元猛增到2013年的27.71億美元；到2019年達到56億美元。

　　2013年，柬埔寨又一次經歷了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此前，柬埔寨救國黨領導人沈良西批評柬越邊境協定，指責政府將柬埔寨的土地出售給越南，引發了反對邊界劃定的抗議活動。沈良西因此被定罪並被判入獄。隨後沈良西流放法國，被禁止參加選舉。美方主張，没有救國黨主席沈良西參加的選舉是不公正和不自由的，“反對派領導人的被排斥令人們質疑柬埔寨整個民主進程的合法性。”沈良西最終獲赦免並得以參加選舉，這其中顯然有美方壓力的因素。但選舉後，美國表示選舉過程不公正，拒絶承認選舉結果。反對黨與工會龢民間組織一起組織了大規模抗議活動，要求進行獨立調查，重新選舉，甚至公開要求洪森首相辭職。美國呼吁柬埔寨全國選舉委員會（NEC）進行“對所有可信的違規舉報進行全面、透明的調查。”這些抗議活動被柬埔寨政府定義爲“顔色革命”的一部分並堅决進行鎮壓，其結果是柬埔寨與美國的關係急劇惡化。

　　美國和柬埔寨的國防和軍事合作受到了兩國總體關係的影響。2007年，美國海軍艦船在柬埔寨停靠。在此期間美國海軍進行了人道主義救援演習。此後兩國簽署並實施了一系列軍事合作計劃，例如2008－2009年兩國軍事人員的互訪交流以及就减灾、反恐、排雷和維和組織的雙邊和多邊軍事演習和培訓等。美國當時甚至成爲柬埔寨的主要國防合作伙伴，爲後者提供的軍事設備價值達650萬美元。然而好景不長，隨着兩國在民主、人權等領域的觀念摩擦，特别是由於美國繼續干預柬埔寨的内政，被稱爲“吴哥百年紀念”的美柬聯合軍事演習於2017年終止。

　　二、日柬關係

　　日本與柬埔寨的關係比中國晚得多。其歷史大約可以追溯至後吴哥時代，當時一群來自日本熊本縣的商人和旅行者與高棉人進行貿易，並參觀了吴哥的寺廟。目前尚未確定柬日曆史上開始聯繫的確切時間，但吴哥窟一堵墻上的日語文字證明瞭這一點。據説日本人開始與柬埔寨進行貿易，並帶回了黄金，在日本熊本市建造了一座城堡。但這只是短期的重要雙邊關係。日本和柬埔寨之間的現代關係始於1953年的建交。當西哈努克國王於1955年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並簽署柬日友好條約，柬日關係得到了顯著改善。再者，二次世界大戰後，柬埔寨對日本放棄了戰争索賠的權力，甚至還嚮日本提供了大米援助。1975年紅色高棉中斷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後，直至1992年才恢復邦交。

　　冷戰的結束爲柬埔寨全面解决政治衝突鋪平了道路，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積極斡旋柬埔寨各派，對推動《巴黎和平協定》的簽署發揮了作用。日本外交官明石康史（Yasushi Akashi）曾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特别代表和聯合國過渡時期駐柬權力機構負責人。日方還派員參加聯合國駐柬埔寨維持和平部隊，其中包括600人的工程營和75名警察。這些維和人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踏上外國領土執行任務的日本士兵。1992年日本駐柬使館重新開放，此後柬日關係一直很密切，兩國最高領導人多次互訪。柬日關係在2013年昇級爲“戰略伙伴關係”，雙方合作涉及貿易、投資、發展援助以及安全合作等。

　　日本對東南亞的投資與經貿合作由來已久，1985年美日《廣場協議》加速了這一進程。美國要求日元昇值以减少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這推動日本把目光更多地轉向東南亞，把東南亞作爲對外直接投資重點區域。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勞動力便宜的國家是日本的首選，而最近十年來柬埔寨、越南、老撾、緬甸等國備受日本企業青睞。2015年東盟經濟共同體建立後，東盟對於日本經濟來説越發重要。東盟共同市場的目標是提昇區域經濟競争力，加速融入全球經濟，推動東盟成員國實現均衡發展。一體化的東盟人口超過五億，自然資源豐富而充沛，商品、服務、投資、熟練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的環境逐漸形成，這不僅爲日本投資提供空間，也爲日本産品提供了市場。從日本對柬埔寨的投資增長，可知柬埔寨在日本區域生産網絡和供應鏈中的位置。到2019年，日本在柬埔寨已有1700家企業。1994年至2019年，日本在柬埔寨的投資總額爲25億美元。與中國投資大多趨向於勞動密集型産業不同，日本投資主要流向製造業，特别是汽車零部件和電子零件的生産領域。日本與柬埔寨合作建立了三個經濟特區，其中一個在金邊，另兩個位於柬埔寨西北部的波貝。日本還注意到柬埔寨的中産階級消費群體正在日益壯大，因此投資建設了三個大型永旺購物中心（Aeon）。

　　日本是柬埔寨最重要的援助國之一。《巴黎和平協定》簽署後日本率先爲柬埔寨的發展籌集國際資源。1992年，日本在東京召開“重建柬埔寨國際會議”，爲柬埔寨籌集數十億美元的海外發展援助資金。會議隨後演變成柬埔寨協商小組（Cambodian Consultative Group, CCG），作用是動員和協調柬埔寨的發展援助，西方主要援助國和世界銀行均參與其中。這些援助爲柬埔寨的教育、農村發展和衛生等領域建設提供了保障，此外還有大量來自民間組織的資金。日本一度是柬埔寨最大援助國，截至2019年累計向柬提供援助29億美元，重點在基礎設施開發、教育和培訓、排雷以及醫療衛生領域。這種援助對提高日本形象和軟實力意義非同尋常，日方援建的磅湛省Kizona橋的畫像與日本國旗一起被印在柬埔寨面值500瑞爾的紙幣上。

　　三、歐盟與柬埔寨關係

　　歐盟與柬埔寨的關係同樣可以援助方和受援方來概括。歐盟在柬埔寨没有重大的戰略與商業利益，聲稱與柬埔寨的關係以“促進可持續和公平發展爲中心”。1997年，歐盟與柬埔寨簽署合作協議,其28個成員國成爲柬埔寨的重要援助來源。柬埔寨政府在對待歐盟經濟援助的態度上總體是開放、歡迎的。

　　2014年以後，歐盟對柬埔寨的發展援助無論是規模還是領域上都有進一步增長。歐盟以《2014-2018年柬埔寨-歐洲聯合戰略》爲據，爲柬埔寨注資高達18億美元。歐盟的援助與柬埔寨政府的“四角戰略”第三階段相結合，優先考慮經濟增長、就業、公平和效率，以及通過實現可持續發展來减少貧困。相關援助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提昇柬埔寨公共治理能力和教育等方面。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農村公路、灌溉計劃和供水項目等，公共治理領域涉及公共財務管理、地方民主發展和公共行政改革，例如在財政管理上實現了“更高的預算透明度和更有效的公共服務”。在教育領域，歐盟參與柬埔寨《教育發展戰略》，推動柬埔寨普及初等教育、提高適齡青少年參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此外在農業方面，歐盟的援助使農民的多樣化生産有了明顯的增長。客觀上説，歐盟的援助爲改善柬埔寨民生做出了重大貢獻。

　　歐盟同樣對柬埔寨有着價值觀方面的訴求。2009年，歐盟批準《裏斯本條約》中的《變革議程》，將促進人權龢民主作爲歐盟與柬埔寨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合作的一部分。在歐盟的觀念中民主推廣與經濟建設不可偏頗，甚至認爲民主制度能促進經濟發展，因此近年對柬埔寨的民主議程多有關注，聲稱“（柬埔寨）王國政府的願景是建設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多元化、充滿活力和公平正義并存的社會。歐洲伙伴認同這一願景，認識到發展需要以國家爲主導，並以基於民主價值觀的减少貧困和可持續發展上。”這與柬埔寨政府希望首先集中精力於經濟建設，並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和人權保護的理念相背。歐盟通過向柬埔寨國家選舉委員會，政黨加强計劃和選舉觀察員等提供技術和財政支持，意在促進柬埔寨選舉改革。除了在給予援助時提出推動改善當地民主人權的要求外，歐盟還積極參與柬埔寨非政府組織和社區組織等公民社會組織的建設，使這些組織成爲西方跨國網絡中的一環。柬埔寨政府基於對援助的需求和國内治理需要，並不反對推進民主和人權議程。但是，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團體的政治訴求與反對黨趨同，有的還與反對黨結成聯盟，這使得柬埔寨政府對二者聯合策動“顔色革命”充滿戒心。有鑒於此，歐盟與柬埔寨的關係發展並不順利，時有摩擦。

　　四、西方國家制衡中國在柬影響力的利益分析

　　美歐日等西方國家在柬埔寨的利益訴求不完全相同。美國以政治和價值觀訴求爲主。歐盟同樣重視所謂人權龢民主，但在柬埔寨以及整個東南亞地區並無重大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如果歐盟在柬埔寨具有戰略和商業利益，給予柬埔寨的貿易優惠（EBA）就不會撤消”。日本在不刺激柬埔寨在人權、民主問題上的情緒前提下發展對柬雙邊關係，成爲“多元化願景和對冲戰略”下柬埔寨减輕對美、歐盟依賴的選擇之一。日本在柬埔寨有經濟利益，但總的來説其主要利益訴求在地緣政治，即試圖從方方面面“减輕或扺消中國對柬埔寨的巨大影響”。

　　1.地緣政治利益

　　（1）美國維護霸權地位的需要

　　悲觀的現實主義者認爲，國際體系中“崛起的力量往往是守成國的製造麻煩者”。按照這種觀念，崛起的新興大國首先會尋求在本區域的統治地位，以最大程度地獲得市場、材料和運輸路綫的通道，然後將力量擴展到地區之外尋求全球霸權。過去四十年裏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已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和平崛起和睦鄰外交政策，拉近了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距離。但美國顯然對中國的崛起及在亞太地區塑造秩序能力增强感到焦慮，擔憂這將威脅“全球安全”，並導致自身在地區權力格局中的地位没落。

　　奥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主要是爲了遏制中國。國務卿希拉裏在訪問東南亞時宣佈東盟爲“該地區新興區域架構的支點”，並認爲“這在許多政治、經濟和戰略問題上都是必不可少的。”2019年3月，美國安全中心（CNAS）發佈報告《争議空間：最新版東南亞攻略》，提出地緣政治不穩定的東南亞已經成爲中美競争的重要“戰場”，足見東南亞地區在美國霸權戰略中的重要性。美方一方面擴大與東盟的多邊接觸，同時維持和擴大與多數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柬埔寨不像越南和菲律賓那樣與中國在南海有主權争議，但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美國認爲柬埔寨正成爲中國落實在東南亞和南海的經濟、軍事戰略的橋頭堡。爲此，奥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試圖與柬埔寨建立良好的關係，以求通過杠杆作用確保這個東南亞國家“不完全追隨中國”。美國國務卿希拉裏曾當面告誡柬埔寨高官“不能太依賴任何一個國家。”

　　“重返亞太”戰略出台後，美國於2009年發起“湄公河次區域倡議”（LMI），宣稱其目標是促進“湄公河區域的地區主義和可持續發展”。美國向該計劃注入了1.2億美元。當然，這筆資助要遠小於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對柬埔寨和湄公河次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援助。隨之，特朗普政府提出“湄公河-美國伙伴關係”的新倡議。這種關係進一步延伸，將盟國日本囊括在内，形成“日美湄公河伙伴關係”（JUMPP），旨在促進“安全、負擔得起、可靠以及通過發展高質量的基礎設施來實現可持續能源領域。”其主要目標是明確的，即與中國的瀾湄合作計劃開展競争。

　　中國與瀾湄國家的合作是雙贏性質的，這一點不僅爲中柬兩國政府、民間所認可，也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承認。美國政治學家凱恩（Kheang Un）認爲，“一帶一路”倡議側重强化全球互聯互通，尤其有助於南南全面發展。在這一倡議之後，中國於2015年啓動瀾湄合作框架（LMC），這一合作框架是多維的，不僅包括瀾湄水資源管理，還包括其他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領域如健康、基礎設施、農業、貿易和投資等。在2020年瀾湄合作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宣佈將提高瀾滄江水管理的透明度和合作以緩解與中國上游水管理有關的水灾和乾旱問題。這是朝瀾湄沿岸國家建立信任的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約瑟夫·馬修斯（Joseph Matthews）認爲，中國一向支持瀾湄國家的發展，柬埔寨和其他國家從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中國分享技術進步的意願中受益匪淺。他説：“我堅信該次區域的瀾湄合作經濟發展帶將成爲促進多邊主義、自由和公平的市場經濟，也將促進次區域經濟發展並减輕貧困。”旺納裏斯（Vannarith）呼應馬修斯（Matthews）所説，認爲這次會議將爲湄瀾國家重申共同承諾，深化次區域合作和連通性並達成共識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他説：“自2016年第一届湄瀾領導人會議在中國三亞召開以來，湄瀾進展良好，政治信任得到加深。湄瀾合作框架啓動以來，爲該地區帶來了新的機遇，擴大了對中國及其他地區的出口市場。”

　　美方在加强對相關國家的投資與援助同時，攻擊“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東盟國家合作。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稱，“必須坦誠面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包括來自中國的挑戰，該挑戰日益威脅湄公河的自然環境和經濟自主權……。我們還擔心與基礎設施相關的債務以及中國國企的掠奪性和不透明的商業行爲。同樣令人關注的是人口、毒品和野生動植物的販運熱潮，其中大部分來自與中國有關的組織、公司和經濟特區”。美日等國還指責中國投資和援助不透明，缺乏環境保護意識，隱含着債務陷阱，以及利用其在湄公河上游的地位來控制下游國家的供水問題，等等。在美國的話語中，中國投資僅有利於中方。因此，與湄公河的伙伴關係就有了堂而皇之的藉口，即“幫助柬埔寨以及其他湄公河國家擺脱中國的統治”。

　　除此之外，柬埔寨對美國還有特殊的安全利益。911事件後，美國出於反恐需要重新聚焦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東南亞地區。柬埔寨邊境管理薄弱，腐敗程度高和執法不力，是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東南亞恐怖組織的理想避難所。2003年柬埔寨以涉嫌密謀對美駐柬埔寨使館開展恐怖襲擊爲由逮捕了伊斯蘭祈禱團四名成員。恐怖主義的威脅加上柬埔寨在人權方面的一些讓步，促使布什政府决定加强與柬埔寨的軍事關係，在美國軍事外援資金支持下提高柬埔寨邊境管控和反恐的能力。美國還在駐柬埔寨大使館駐紮了一小批特種部隊。

　　（2）日本維持和提昇在柬埔寨影響力的訴求

　　自冷戰結束以來，日本從人道主義援助、貿易和投資開始積極與柬埔寨接觸，近年對柬埔寨關係轉向旨在平衡中國在柬埔寨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同年，日本啓動新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戰略，其中自然有制衡中國在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考慮。在日本眼裏，中國崛起及其開放的外交和經濟政策正逐漸改變東南亞地緣政治格局，是“挑戰者”和“攪局者”，爲此日本系統性、戰略性地提昇對柬埔寨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投入。主要舉措之一是以“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促進東盟互聯互通，該計劃重點針對從越南峴港到泰國、老撾和緬甸的東西經濟走廊，以及從胡志明市通過柬埔寨和老撾南部到達泰國和緬甸西南部港口城市土瓦的南部經濟走廊建設，意在對冲‘一帶一路’合作下的基礎設施投資，“使中國不再是唯一投資者。”日本的基礎設施投資重點强調創造就業機會，重視社會和環境影響以及質量問題，這些問題正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援助的核心批評。日本的計劃可以視爲對中國建設項目存在缺陷的直接攻擊。”日本用於昇級西哈努克港口設施的援助，把與中國競争的目的暴露無遺。畢竟西港是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經貿活動的集中地，“在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海港西哈努克城，通過對經濟特區、酒店、度假村、公寓、賭場的大規模投資以及中小型零售商店、飯店和其他服務業的經營，中國人在這座城市的存在感極其明顯。”

　　以“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計劃爲平台，日本與中國在柬埔寨的競争領域仍將進一步擴大。“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計劃還試圖以“四方安全對話”爲載體，加强“在海上安全，恐怖主義和航行自由方面的印澳美合作”，爲美國所謂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動”做出貢獻。實際上，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計劃的安全目標下，日本於2017年起加强與柬埔寨軍事合作。日本海軍艦船訪問了柬埔寨，日方還向柬埔寨提供維持和平行動的軍事援助，而參與維和是柬埔寨參與國際事務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平衡中國在柬埔寨影響力方面，日本的做法比美國隱蔽性更强。首先，與美國和歐盟不同，日本采取與中國類似的不干涉其他國家内政的做法。其官方發展援助中並不附加人權龢民主條件，在美國和歐盟對柬埔寨及其領導人實施了各種制裁之時，日本一如既往地保持與柬埔寨關係，這甚至導致人權組織對日本進行了指責。但日本從未停止對柬埔寨的合作計劃，其援助亦不要求或施加任何尊重人權或持久民主的條件。其次，日本在給予援助時注意對接柬埔寨政府的國家發展戰略，重點關注發展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改善衛生服務，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日本將其外國援助直接提供給柬埔寨政府，而美歐的發展援助優先考慮流入民間社會團體。

　　2.價值觀的訴求

　　柬埔寨由於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直是全球地緣政治競争的場所。在《巴黎和平協定》簽署後的頭十年中，日本、美國和歐盟等西方大國向柬埔寨提供了發展援助和優惠貿易地位，並將貿易準入和財政援助與促進民主和人權聯繫起來，努力在其外交政策目標的範圍内影響柬埔寨的國内政治。歐盟把“武器之外的一切”免税政策（EBA）作爲在最不發達國家（LDC）推廣西式民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手段。“武器之外的一切”免税政策（EBA）創立於1971年，作爲歐盟通用優惠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幫助最不發達國家减少貧困，促進經濟發展，同時推廣西式民主。該政策於2001年起對柬埔寨適用，允許柬埔寨向歐盟市場出口免税商品。基於歐盟的該項免税政策，柬埔寨形成了以服裝業爲基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服裝製造業爲大約750,000名工人提供直接就業，以及成千上萬的間接就業。歐盟已成爲柬埔寨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柬埔寨出口總額的39％，到2019年達到56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爲服裝和鞋類。

　　歐盟將柬埔寨享受的免税政策與市場準入，與柬埔寨政府對西式人權龢民主的促進和推廣相結合，包括集會權，抗議權和政治參與權。作爲一個急於擺脱衝突、赤貧和基礎設施崩潰的發展中國家，柬埔寨政府的首要任務是促進經濟發展和貿易。作爲一個依賴某些强大國家的援助和貿易渠道的國家，西方國家提供的免税政策與市場準入能有效地扼制柬埔寨的經濟命脈。西方援助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和貿易關税優惠政策所設定的條件，使柬埔寨的工會組織數量大幅提高。工會組織成爲柬埔寨政治鬥争的工具，工會以要求提高工資爲由參加罷工和示威遊行給洪森政府施壓。例如，從2011年到2012年，工廠級别的罷工增加了225％。工會組織在選舉中支持沈良西黨（SRP）及其後任者救國黨，成爲重要政治角色。工會參與柬埔寨政治角逐，在2013年全國大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2013年大選後，工會阻止工人正常工作，甚至暴力强迫工人罷工，企圖製造混亂，給人民黨施壓。柬埔寨因此依法加强對工會和政黨的管理，救國黨領導人根索卡2017年因叛國罪被捕，最高法院裁定解散該黨。歐盟以柬埔寨政府對民間社會和反對黨實施系統鎮壓爲由發起制裁。這項制裁將影響柬埔寨對歐盟出口總額的20％。歐盟表示如果柬埔寨人權龢民主狀况改善，可取消制裁。柬埔寨政府則認爲歐盟的制裁是對柬埔寨“獨立，主權與和平”的威脅，表示將堅决扺制。盡管對柬埔寨實施了部分貿易制裁，但歐盟仍在公共衛生和經濟穩定等其他領域與柬埔寨政府保持接觸。例如，歐盟及其成員國向柬埔寨提供了5.03億美元的貸款和捐贈，以緩解新冠疫情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

　　第三節　國際環境影響下的柬埔寨政局

　　一個國家的政治進程本質上是由該國歷史、政治、經濟及力量對比等因素决定的。就柬埔寨而言，其近現代史還與復雜的全球地緣政治緊密交織，有西方學者甚至夸張地認爲“1965年至1993年之間的柬埔寨歷史，即使不是更遠的地方，也是從河内、華盛頓和北京等遥遠的東方城市精心策劃的。”1993年以來的柬埔寨政治同樣離不開全球地緣政治特别是大國博弈因素。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在柬埔寨的主要利益訴求是地緣政治利益，即維護美國主導的世界霸權地位，其主要手段是通過在柬埔寨推廣西式民主和政治制度。而中國的擔憂是西方霸權國在中國經略周邊形成反華包圍圈。中美兩國的安全困境由此産生，柬埔寨成爲大國博弈的重要陣地。本節主要梳理柬埔寨政局演進過程，從中窺探其與西方國家及中國合作關係的此消彼長。

　　一、柬埔寨的民主轉型

　　1.《巴黎和平協定》與柬埔寨衝突的和解

　　從1979年至1991年，柬埔寨是超級大國代理人戰争的據點之一。1975年越南戰争結束後，越南試圖侵佔中南半島，引起中國警惕。由於蘇越關係的親近，中南半島落入越南之手最終可能使蘇聯實現從多個方面包圍中國。本·奇南認爲這是中國給予對越南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民族主義讎恨心理的紅色高棉援助的原因。1977年初，紅色高棉向越南領土發起最大規模的進攻。越南政府則與蘇聯及華沙公約國家談判達成協議並準備全面入侵柬埔寨，試圖在金邊建立一個親河内的政府。在越南的主導下，親越勢力成立柬埔寨國家解放陣綫。越南入侵柬埔寨更多地基於自身的利益，而非所謂的將柬埔寨從紅色高棉殘暴統治下解放出來。1979年1月越南控制金邊並扶持建立新政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約二十萬越軍進駐柬埔寨，有數百名越南“顧問”主持柬埔寨的重建工作。西方則對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進行經濟制裁，紅色高棉和其他扺抗組織的武裝扺抗也未消失。

　　紅色高棉被迫退至柬泰邊境叢林，繼續開展抗争。1982年，東盟、美國、法國和英國扶持創建了由西哈努克國王領導的以國家合作、獨立、中立及和平爲宗旨的柬埔寨統一戰綫和以宋雙爲首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綫。同年，在中美和東盟支持下，上述三個扺抗運動合作成立名爲“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的三黨聯合流亡政府，主席爲西哈努克。柬埔寨衝突像冷戰時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衝突一樣，“由於泰越歷史矛盾和中越對立，再加上中蘇和蘇美之間的大國競争而變得國際化”。這種有深刻的國際背景的衝突持續十餘年，柬埔寨内戰雙方勢均力敵，僵持不下。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軍隊雖有能力控制柬埔寨的大部分地區，但無法消滅在各地開展遊擊戰的扺抗勢力。

　　兩個因素爲柬埔寨衝突的和平談判進程鋪平了道路。首先是長期的戰争消耗顯著削弱各方實力，促使其接受政治解决辦法。更重要的是隨着冷戰走向尾聲，全球地緣政治發生了轉變。柬埔寨問題成爲影響東南亞地區和平穩定的重大問題，實現和平既是柬埔寨人民的期盼也是國際社會的一致願望。國際社會爲此付出巨大努力，包括原來利用柬埔寨不同派别進行“代理人戰争”的各大國也推動尋求和解之道。1987年西哈努克和洪森在法國巴黎的會談爲柬埔寨交戰派别的後續會議鋪平了道路。1991年各方在巴黎簽署《全面解决柬埔寨政治問題的協議》，即《巴黎和平協定》。四個柬埔寨派系及當時的東盟成員國，以及包括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和越南、老撾等在内的其他十九個國家簽署和平條約，標誌着持續二十年的柬埔寨内戰結束。

　　《巴黎和平協定》授權聯合國成立柬埔寨過渡時期權力機構並於1992年至1993年接管柬埔寨。這一時期，聯合國往柬埔寨共派遣2.2萬名文職和軍事人員，並提供20多億美元的經費支持。中國參與聯合國在柬埔寨的維和行動，向柬埔寨派出400人的工程隊。

　　2.1993年大選及“雙首相”權力架構的形成

　　1993年大選是柬埔寨1981年以來的首場國民議會選舉。《巴黎和平協定》的核心思想是在柬埔寨推動建立多元基礎上的自由民主體制。在選舉法規不完善背景下，1993年憲法及上述協議確立了本次選舉的基本規則。例如規定年滿18歲的柬埔寨公民有投票資格，25歲以上可成爲候選人，選舉應公平公正，等等。爲了確保選舉公正，聯合國還派出1100名觀察員。

　　柬埔寨選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極高。據統計，合格選民中有95％進行了選民登記，其中的90％投了票。柬埔寨各派别均躍躍欲試，有20個政黨符合參選資格，但總的來説選舉是兩大政黨之間的角力，只有4個政黨得以在國民議會中佔據一席之地。如表2-1所示，奉辛比克黨獲總票數的45.5％，人民黨得票率38.2％，獲51個席位；其餘政黨得票極少，如宋雙以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綫爲基礎創立的佛教自由民主黨支持率排名第三，得票僅3.8％，與前兩名相差甚遠。

　　本次大選的意義在於確認了柬埔寨的憲政制度，將以君主立憲制爲基礎的多黨民主制推進了一大步。但兩大黨的競争没有因選票統計結束而消停，得票落後於奉辛比克黨的人民黨表示拒絶接受選舉結果，理由是聯柬權力機搆制定的“遊戲規則”有利於對手。人民黨甚至以其軍事力量優勢施壓要求共同執政。爲避免柬埔寨再次陷入内戰，西哈努克發揮了平衡手的作用，説服拉那烈與洪森共同執政，即拉那烈出任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第一首相，而洪森任第二首相。這就是柬埔寨歷史上奇特的“雙首相”執政權力結構。這種安排顯示了洪森及人民黨的强勢實力。隨後在政府權力分配中，第二首相占盡優勢，人民黨幾乎控制了柬埔寨從中央到地方的國家機構。多黨自由民主制並没有發揮正常功能，政黨在柬埔寨政治生活中的良性互動無從談起，雙方衝突昇級到軍事層面不可避免。

　　二、混合民主制下的權力博弈（1993-2012）

　　1.洪森執政及柬埔寨對西方壓力的應對

　　在名義上的“雙首相”結構下，拉那烈對權力被架空的現實感到不滿。1996年奉辛比克黨以退出聯合政府相威脅，要求洪森從國家到地方政府讓渡權力。奉辛比克黨的兩個舉動最終促使人民黨采取軍事反制。一是在政治上，奉辛比克黨與高棉民族黨（後更名爲沈良西黨）以及全國統一戰綫結成同盟。二是在軍事上，奉辛比克黨代表政府與安隆旺（Along Veng）地區的達莫（Ta Mok）領導的紅色高棉部隊進行談判，但被收編的紅色高棉部隊壯大了奉辛比克黨的武裝力量。爲防止奉辛比克黨進一步强大，也爲了國家和平統一，洪森親自到柬泰邊境的森林中與紅色高棉强硬派進行接觸。此時，與紅色高棉結盟成爲人民黨和奉辛比克黨增强政治籌碼的共同策略。於奉辛比克黨而言，紅色高棉的支持將大大增强其軍事實力；於人民黨而言與紅色高棉結盟能保证在柬埔寨政壇的優勢地位。

　　從表面上看，奉辛比克黨與紅色高棉談判的成功打破了力量平衡。實質上，雙首相制度的設計具有先天缺陷，必將導致人民黨和奉辛比克黨的權力對峙。1997年7月，人民黨對奉辛比克黨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襲擊。西方國家視之爲某種意義上的“軍事政變”，斥之破壞了西方國家試圖把柬埔寨建成世界民主樣板的成就。柬埔寨的政治制度，是美國主導的戰後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一些人甚至將洪森此舉視爲冷戰後西方大國在全球民主議程上的挫敗。美國等西方國家宣佈不承認洪森政府在聯合國的地位，並暫緩對柬埔寨的財政援助。

　　面對西方制裁的壓力，洪森政府試圖從中國獲取支持。洪森政府承認“一個中國”政策，取締台灣在柬埔寨辦事處，中柬關係昇温。中國政府批評西方國家干涉柬埔寨内政，向柬埔寨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例如1998年中國向洪森政府提供了28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次年對柬埔寨援助增加至1830萬美元以及2億美元的無息貸款——這是當時中國最大一筆對外援助。柬埔寨對此給予積極回應，洪森表示：盡管一些國際社會成員尚未清楚瞭解柬埔寨的實際情况，但一些友好國家堅持公正立場，其中中國堅定地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繼續尊重柬埔寨王國的獨立和主權，不干涉柬埔寨的内政。洪森有意將外交重心從西方轉移到對華合作，但當時中國外交戰略以及柬埔寨對西方國家財政援助和貿易合作的依賴使這種轉移難以成爲現實。西方國家不願看到華盛頓共識在柬埔寨遭遇失敗，美國與東盟、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合作，全力推動聯柬權力機構撤出後的第一次多黨選舉如期舉行，並支持拉那烈參選。

　　柬埔寨與西方國家保持長期關係的主要原因是資金需求。自從1993年聯合國發起選舉以來，柬埔寨嚴重依賴西方國家和多邊國際組織的官方發展援助來重建國家和發展經濟。1997年，柬埔寨接受的外國援助高達2.3億美元，約占其政府預算的40％。此外，西方國家還援助了2.2億美元用於柬埔寨非政府組織和其他項目的發展。從1993年至1997年，海外發展援助約占柬埔寨政府總支出的40％。西方國家的援助附加了政治改革的條件，洪森固然對西式民主持懷疑態度，但他别無選擇，只能設法以不影響其對柬埔寨的政治控制爲前提進行某些形式的改革。如學者史蒂夫·赫德（Steve Heder）所言，洪森有能力以最低限度的改革措施换取援助國的財政援助，爲回應改革要求，洪森“强調了積極立場，並宣誓他領導的新政府對改革持認真態度。”爲此，洪森及其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利用西方援助國的内部分歧推行有選擇的改革舉措。西方援助國在與柬埔寨政府打交道時缺乏統一協調。法國和日本强調維持柬埔寨和平與政治穩定，並認爲洪森是唯一能實現這一目標的的領導人。美國的立場不同，認爲需要更换柬埔寨現有的領導人。西方援助國之間缺乏團結，使柬埔寨政府得以選擇性地進行民主改革來應對西方國家提出的要求。在社會服務和衛生系統等與政治關聯性不大且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領域，柬埔寨政府進行了改革。西方國家還要求柬埔寨加强法治、打擊腐敗，並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進行合理治理，但由於可能損害執政利益，柬埔寨政府並未按西方要求推行實質性的改革措施。

　　其次，實行多黨民主制但同時設法確保執政地位。西方學者把柬埔寨人民黨在歷届選舉中獲勝的原因歸結爲使用暴力和恐嚇手段。有研究稱恐嚇、監視和暴力是1998年選舉前的常見戰術，特别是1997年“七月事件”後的政治暴力活動一直持續到1998年選舉結束。但是，把人民黨的勝利全部歸因於對選民的“控制”或“恐嚇”顯然有失公平。人民黨在1998年、2003年和2008年選舉中獲勝的主要原因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看：一是反對黨内部分裂，實力虚弱；二是洪森是政治强人，和平收編了紅色高棉殘餘部隊，使國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戰之中；三是執政黨對社會民生的投入取得成效，例如在農村基礎設施項目的投入就獲得基層選民普遍好評。正是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人民黨在以上三次大選中獲勝。

　　2.黨派力量消長

　　1994年後，奉辛比克黨陷入分裂狀態。“奉辛比克黨主席拉那烈王子並没有扮演好一個黨派領導者角色，也没有爲國家和其政黨規劃奮鬥願景和目標。他對權力的表象感到滿意，不願爲實質而戰。”這引起了沈良西和根索卡等人的不滿。沈良西從1993年至1994年擔任柬埔寨經濟和財政部長，也曾是柬埔寨人民黨-奉辛比克黨聯合執政時期對政府内部腐敗問題的激烈批評者。拉那烈王子没有與沈良西合作應對官員腐敗問題，反而罷免了後者的財經部長職位並將其驅逐出奉辛比克黨和國民議會。沈良西隨後自立門户，創建新黨——高棉民族黨（後來改名爲沈良西黨）。奉辛比克黨的重要人物莫淑華加入沈良西黨。根索卡也退出奉辛比克黨，創建非政府組織-柬埔寨人權中心。反對黨派勢力就此分裂。反對黨陣營的黨際聯盟是臨時性的，目的是爲了逼迫執政黨讓步而非建立長期的團結合作反對柬埔寨人民黨的統治。例如，在2003年選舉後奉辛比克黨和沈良西黨組成民主聯盟，目的是組織策劃抗議選舉違規活動並扺制組建國民議會。但是，奉辛比克黨主席拉那烈不久就背棄政治同盟，像前幾届選舉一樣加入了洪森的聯合政府。該聯盟如曇花一現，自然起不到動員民衆的作用。2004年，國際共和研究所的一項調查顯示，有49％的受訪者表示“從未聽説過”民主聯盟，而其餘大部分民衆對該聯盟的評價極低。

　　經歷大選考驗的執政黨則更加重視廣大農村選民的支持。柬埔寨人民黨爲鞏固與農村選民的聯繫組建政黨工作組（Party Working Group），成員來自中央政府、政黨機構以及國家和省級企業。政黨工作組與國家機構之間是並行運作的關係，能爲地方建設提供資源。由於柬埔寨人民黨能調動黨内官員和商業大亨的私人資源，大多數社區認爲政黨工作組比當地政府能更有效地促進當地發展。例如修建農村公路，挖井以及賑濟救灾時，政黨工作組比當地政府行動更加迅速。政黨工作組提供的發展資金定期、及時地送達當地社區。在某些地方，人民黨的工作組籌集的資金大於國家提供的資金。簡而言之，鑒於地方政府的資源有限，政黨工作組的工作成效更加顯著。這也使地方政府的工作面臨嚴峻挑戰。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人民黨突顯了其政黨的資源優勢和組織動員能力，但也從側面暴露出人民黨執政下的政府治理能力較弱，以及國家財政預算不足等缺陷。此外，政黨工作組的經費來源通常是黨内個人或商業大亨，爲了勝選，這些個人常自掏腰包爲其負責的選區修路、修橋及修建學校等。有些選區，一次大選可能需要花費幾百萬美元來確保選票。這樣的做法，確實取悦了其所在選區的選民，但代價是可能導致其他的壟斷和腐敗，從而引起民間更大的不滿。但目前，這種“惡循環”很難被打破。

　　從短期來看，柬埔寨人民黨的這種“贊助政治”顯然受到了許多選民的歡迎。2003年亞洲基金會調查稱“大多數柬埔寨人還没有感到民主選舉賦予的真諦。柬埔寨人對選舉的態度與政治的恩庇主義模式相對應，他們認爲選舉的作用是從政黨中挑選出能滿足他們需求的贊助者。”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基於政黨提供道路、學校、池塘和灌溉等物質資源的能力而投票，“政黨提供物質資源的能力是影響他們投票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基於“最高平均數”（d'Hondt）的大選議席分配方式有利於柬埔寨人民黨，柬埔寨人民黨獲得多數票，並在1998年、2003年和2008年的選舉中獲得了比例大的國民議會席位。

　　綜上，反對派陣營分裂、人民黨的策略和席位分配方式等因素决定了人民黨在選舉中的優勢地位。有學者認爲在實力占優條件下，人民黨允許在柬埔寨出現一些民主因素，選舉威權主義體制允許多黨競争，但選舉設計明顯有利於大黨。西方國家提供的財政援助和優惠貿易地位爲柬埔寨國家建設所急需，受到後者歡迎。柬埔寨執政黨因此有意與外國援助者保持良好關係。但是，西方國家對反對黨的支持限制了這種關係的深度，並促使柬埔寨利用中國來對冲西方。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使得“北京在與華盛頓打交道方面也變得更有力量，從而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這些發展中國家經常需要尋找大國力量特别是來自亞洲的大國來平衡對美關係。”

　　三、2013年後的政治形勢

　　1.救國黨的影響力增長及其原因

　　人民黨在2008年全國大選和2012年地方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一些學者由此得出結論，認爲柬埔寨已經處於優勢政黨選舉專制主義狀態——人民黨在任何選舉中獲得絶大多數選票。如上文所述，這源於人民黨執政地位帶來的資源優勢。反對派領導人沈良西則多次被抨擊煽動社會分裂和散佈虚假消息，多次被柬埔寨法院指控誹謗罪。沈良西流亡海外，其所謂的政治抱負也就難以施展。2012年以前人民黨獲勝確與反對派陣營缺少凝聚力有關，但隨着形勢的發展，反對黨的影響力漸增。如果説過去反對黨之間的聯盟摇擺不定，曇花一現，2012年沈良西黨和人權黨合併成立的柬埔寨救國黨對人民黨搆成了一定威脅。衆所周知，人權黨是根索卡在2000年初期擔任柬埔寨人權中心主席時建立起來的。沈良西黨則由沈良西通過政治動員對生活條件和社會不公平感到不滿的小店主、工人和出租車司機等城市居民而建立。兩黨合併擴大了救國黨的基本盤，人民黨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地區的支持率都有所下降。

　　除了人民黨的執政能力不足這一客觀因素外，這一時期救國黨影響力增長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是柬埔寨人口結構的變化。上世紀之交以來柬埔寨出現了“青年潮”，其人口中50%在22歲以下，同時24-26歲和34-36歲人口數量據各年齡段之首。年輕一代與長年固守一隅的父輩不同，他們的地域流動性强且熱衷於社交媒體，對政治和社會問題高度敏感。據統計2003年，有350萬年齡在18至30歲之間的青年選民登記。2014年對柬埔寨臉書（Facebook）的年輕用户的一項調查顯示56.19％的受訪者表示對參與政治有很大興趣，39.05％表示有一定的政治興趣，僅4.76％興趣不大，無人聲稱完全對政治不感興趣。年輕人群天性求新求變，有反建制心態，救國黨利用了這一點。

　　其次是工業化導致的人口遷徙及工會影響力增加。許多柬埔寨人爲就業和尋求發展機會而從農村到城市，年輕人群是其中主體。他們逃離農村的原因多樣，有的是爲繁華、自由的生活環境所誘惑，有的是因爲戰亂而失去可耕地資源，還有部分人因病、因貧出售土地後不得不前往城市謀生。這些勞動力大量進入了勞動密集型産業特别是服裝製造業。柬埔寨在1993年後獲美國和歐盟市場的優先準入權和出口配額，服裝製造業呈指數級增長，其吸納的勞動力從1995年的18,000人增長到2017年的750,000多人。由於“全球更好工廠”（Global Better Factories）計劃以及西方貿易優惠所附加的人權及工會等條件，柬埔寨制衣業的工會組織迅速壯大，而許多工會實際上與聲稱改善工人權益的反對黨站在了一起。

　　第三是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和西方媒體的强勢存在。“高棉語輸入法”的發明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使用，使柬埔寨的互聯網用户數量呈指數級增長。隨着互聯網的普及，使用互聯網看新聞的柬埔寨人比例超過了看電視和收聽廣播的人數。2016年，臉書等互聯網媒體平台成爲“柬埔寨人最重要的信息來源”。臉書用户占柬埔寨總人口比例從2013年的16%增加到2014年的23%，並從2015年的34%增加至2016年48%。其中35%的臉書用户認爲通過這一平台可快捷地獲取、傳播真實資訊。把諸如腐敗、非法伐木和捕魚等敏感問題在臉書上分享，能將信息迅速在全國範圍内進行傳播。信息獲取的增加使人們對裙帶權貴階層和社會不公正現象反響强烈。柬埔寨社交媒體網絡的普及將一些本地化的問題上昇至國家層面，催生了更廣泛的社會意識和政治變革運動。研究發現，至少有80％的柬埔寨青少年活躍於“網絡政治”活動，即在綫共享和討論所謂的選舉作弊、腐敗、裙帶關係、社會不公、土地掠奪、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受限以及自然資源濫用和非法移民問題（尤其是越南）。美國之音高棉頻道（VOA-Kmher）、亞洲自由高棉電台（Radio Free Asia-Khmer）、《柬埔寨日報》和《金邊郵報》等獨立媒體的頭版頭條新聞總是能引起柬埔寨民衆的關注和熱議。

　　第四是救國黨針對選民群體采取了針對性的宣傳策略。救國黨的競選口號和施政綱領簡單而具體，聲稱致力於幫助民衆享有更好的醫療保健、更優的工資福利、更低的化肥和汽油等商品價格,許多選民爲其所吸引。顯然，這些施政綱領能否落實存在巨大疑問，但只要能利用社會不滿争取選票，救國黨的目的就達到了。當被問及將如何籌集這些資金來實現上述綱領的支出時，救國黨回應稱擬通過遏制腐敗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畢竟柬埔寨每年因爲腐敗造成的損失約5億美元，這句話又引起了選民的强烈反響。反對黨還利用了柬埔寨人對越南的讎恨。當前在柬埔寨生活和工作的越南人約有770,000人,占柬埔寨1650萬總人口的4.6％。越南人是柬埔寨的第二大民族，僅次於高棉族。救國黨一是承諾進行移民改革，遏制所謂的大批非法越南人涌進國内，這種反越南宣傳贏得部分柬埔寨民衆的好感。反對黨還將越南移民問題與越來越多的搶地事件聯繫起來。長期以來，柬埔寨權貴和商人以及外國人常常是在軍隊和警察的協助下從農民和城市窮人手中大批徵用土地。統計數據顯示，過去的15年内約45％的柬埔寨土地已出租給私人投資者。此外，1993年至2014年5月，柬埔寨政府爲82家外資企業提供了政策優惠，其中34家越資公司擁有約253,623公頃的土地特許權，在外資公司中占比最高。救國黨利用公衆對越南移民的擔憂及對政府以經濟特許權形式向越南租售土地的不滿，大肆宣揚失去土地的農民流離失所的慘狀，撬動人民黨的基本盤。

　　反觀人民黨，其主要競選口號和施政綱領是維護國家和平穩定，突出自身在推動柬埔寨從紅色高棉統治下解放的作用並承諾加强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更快增長。這一競選宣傳有兩個短板。一是自21世紀以來柬埔寨確實經歷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但是社會不公、腐敗、不平等、裙帶關係和雨林濫伐問題同樣突出，人民黨並没有回應公衆對這些問題的關切，也尚未有效改善這些突出的社會問題。二是與擺脱紅色高棉暴政相關的競選語言對年輕選民没有吸引力。這些年輕選民中大多數人没有像其父輩一樣親身經歷過紅色高棉統治下的艱難歲月，對人民黨所宣揚的紅色高棉政權的暴行無法感同身受。不僅城市選民，鄉村民衆的政治態度在此過程中也發生了對人民黨不利的變化。盡管柬埔寨農民仍然傾向於保持謹慎，但許多人的立場變得更加游移，顯示出對改變現狀的渴望。如前文所述，此前選舉中一些選民接受人民黨的“禮物”並將票投給該黨。但是，2013年選舉時不少人盡管照樣收受人民黨發放的物品，却把票投給了反對黨。亞洲基金會對此的解釋是“幾乎所有柬埔寨人（98％）都覺得接受某個政黨派發的錢物没有太大問題，這不妨礙他們把選票投向自己真正喜歡的政黨。”

　　因此，當年一項調查的結果顯示，僅6.67％受訪者明確表示自己是人民黨的支持者，而55.24％的受訪者表示是救國黨的支持者，還有部分受訪者未明確支持對象。這一結果未必能代表柬埔寨所有青年，但可在一定程度上管窺出青年人群的政治取向。凱恩（Kheang Un）教授通過對參與者以年輕人爲主的競選集會的長期跟踪與觀察，也得出相似結論。

　　2.2013年大選之後的形勢發展

　　（1）政黨博弈

　　2013年，柬埔寨再次舉行全國議會選舉。救國黨贏得的席位數（55個）大幅增加，人民黨席位則由之前占絶對優勢的92個减少至68個。即便如此，人民黨還被指責在選舉中大規模舞弊。有統計稱，總計660萬張選票中的100萬張選票有違規問題。救國黨以此爲由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並扺制組建國民議會，呼吁對選舉的違規行爲進行國際調查，要求重新選舉，首都金邊的經濟社會陷入停擺狀態。在長達一年的對峙中，人民黨做出了一些讓步，包括對全國選舉委員會進行改革且允許救國黨和非政府組織代表加入該委員會，同意由救國黨人擔任國民議會副主席和一些委員會的領導職務。

　　支持率的下滑引起人民黨警惕，政府繼而相應調整政策以期贏得民心。政府預算中用於醫療保健和教育衛生等民生方面的開支逐年增加。人民黨還部分采納救國黨的主張，給政府雇員、工人和軍人加薪。在農村地區，人民黨加强以贈予生活物品爲主要手段的親民政策，農民在分娩、喪葬和婚禮等人生的重大節點或遭遇意外急需援助時，當地黨支部大多會適時派發一些禮物或金錢以示關懷。這些舉措的效果實際上很難評估。柬埔寨人的生活水平隨着過去二十年的經濟增長而提昇，人民黨派發的小禮物價值不高。另一方面，針對農村居民的“小恩小惠”式資助受到質疑。

　　2017年，柬埔寨舉行了第四次地方選舉，這是2018年全國大選的“預演”和晴雨表。這次選舉再次表明救國黨影響力的提昇和人民黨面臨的危機，前者所獲議席增加到482個，人民黨的議席數相應萎縮至1163個。救國黨不僅總得票率（46％）相比2012年（32％）有大幅提昇，而且在農村地區的支持率有較大增長，顯見人民黨多年苦心維持的農村票倉正被蠶食。有學者認爲，由於其他反對黨派别的式微，柬埔寨政黨政治實際上已成爲人民黨和救國黨的兩黨制，未來的選舉將是兩黨直接的一對一對决，救國黨對人民黨執政地位的威脅是現實的。

　　然而形勢很快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柬埔寨國民議會對《政黨和選舉法》進行了修正，賦予法院更大的權力解散任何“有違法行爲”的政黨，且禁止有犯罪前科者擔任政黨領導人，並改變了議會席位的分配機制。2017年10月，救國黨主席根索卡因與美國政府勾結，企圖在柬策動“顔色革命”推翻政府而被捕。一個月後，最高法院以叛國罪爲由解散救國黨。同樣基於上述法律，救國黨在國會的席位在各黨中重新分配，該黨118名成員被禁止未來五年内從政。盡管如此，2018年8月大選時的競争仍然激烈。反對派發起“清白指頭”運動，呼吁選民扺制投票，柬埔寨國家選舉委員會則針鋒相對地指出扺制投票是犯罪行爲。人民黨爲勝選動員了全部力量。例如，柬埔寨人民黨將村民分成小組，指派一名受執政黨信任的地方領導人擔任組長。這些地方領導人協助收集村民指紋，鼓勵村民擁護和支持柬埔寨人民黨，甚至將村民帶至投票地點並監督村民投票。“嚴防死守”的策略旨在防止村民被其他政黨的宣傳信息所干擾，影響選票走向。筆者訪談的一位柬埔寨公安系統人士則表示，“柬埔寨選舉競争非常激烈，執政黨出此下策實屬無奈之舉。因爲反對黨的造勢宣傳無孔不入，收買村民的手段也層出不窮。”

　　選舉的結果是人民黨拿下國民議會全數125個議席，柬埔寨政治的歷史就此翻頁續寫。關於反對黨的存在和影響，凱恩教授認爲“反對黨的存在將推動執政黨爲贏取選票而努力改善民生。若非如此，人民黨的這種改變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但是反對黨又不能强大到足以推翻執政黨的程度，這會使國家再次陷入動盪，柬埔寨人民再也無法承受戰争摧殘。”凱恩教授的這種想法，應該能代表柬埔寨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觀點，他們的想法無非是想在當前體制下謀求更體面一點的生活而已。

　　（2）國際社會的反應

　　國際社會對柬埔寨2013年選舉以及此後政局體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

　　2013年選舉時，西方國家不斷向洪森政府施壓，以制裁爲威脅要求解决選舉衝突，實際上是爲反對派站台。中國政府對選舉結果給予認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2013年8月訪問柬埔寨，他明確指出：“中柬關係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在關鍵時刻尤其如此，我這次專程來訪，就是要弘揚這一好傳統。作爲柬埔寨的好朋友，我們希望並相信柬各政黨能以國家穩定團結和人民利益爲重，協商解决分歧，盡快啓動新一届國會和政府。”王毅此訪的目的顯而易見，即表明“中國將堅定地支持柬埔寨，防止其他外國勢力搞亂柬埔寨形勢。”也將對周邊國家穩定産生積極作用。針對柬埔寨政府逮捕根索卡及解散救國黨，美國和歐盟指責柬埔寨政府破壞民主，並要求無條件釋放根索卡。2018年選舉後，聯合國就柬埔寨人權狀况發表報告稱因主要政黨被禁參與，柬埔寨選舉“不可能是真正的選舉”。美國認爲選舉“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未能代表柬埔寨人民的意願”，是“有缺陷的選舉，排除了該國的主要反對黨，是柬埔寨憲法所規定的民主制度的最重大挫折”。

　　2015年柬埔寨出台《協會與非政府組織管理法》（LANGO）加强對非政府組織和社團的管理。對此，西方國家反應激烈。該法是柬埔寨政府最具標誌性的旨在加强社會管理、穩定政局的措施，其中對非政府組織的成立和活動進行嚴格限制，例如該法第2章第8條强制所有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進行註册，而柬埔寨政府有權否决某些組織的註册申請，“如非政府組織危害安全、穩定和公共秩序，或危害國家安全、民族團結，損害文化、傳統和良俗，内政部有權拒絶其註册請求。”該法第5章第24條規定：“國内組織、外國非政府組織或外國協會應對柬埔寨王國政黨保持中立地位。”第5章第25條要求國内協會或非政府組織應在次年2月底之前提交其活動報告和年度財務報告副本；相關組織若收取外部捐助，需要在30天内將項目合作書、財務捐贈協議等文件副本提交内政部備案。

　　西方國家政府以及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認爲相關條款損害非政府組織的自由結社權，會對柬埔寨非政府組織産生長遠負面影響。歐洲議會敦促柬埔寨政府認識公民社會、工會和政治反對派在促進柬埔寨總體經濟和政治發展中發揮的合法、有益作用，呼吁柬埔寨當局停止《協會與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工會法案和網絡犯罪法案，直到有關利益方，特别是非政府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協會和工會的利益相關者有機會真正地參與協商、辯論。歐盟還呼吁歐洲委員會與柬埔寨政府交涉，敦促後者考慮法案可能對歐盟與柬埔寨雙邊關係産生的負面影響。美國也對柬埔寨《協會與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通過表示關切。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斯科特·布斯比（Scott Busby）在訪問柬埔寨時説，“擔心此項法律對非政府組織形成限制或負擔，使它們難以甚至無法開展重要工作”，批評“這項法律對柬埔寨獨立公民社會的存在搆成了真正的威脅。它使政府可以全權關閉或定罪他們不喜歡的任何團體。”美國駐柬埔寨大使威廉·托德（William Todd）警告稱，該法可能拉低柬埔寨的國際聲譽，影響美國投資流入。他表示“柬埔寨《協會與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通過，以及正在討論的網絡犯罪法和工會法案都將嚴重影響柬埔寨的形象。柬埔寨政府在考慮下一步行動時，要意識到全世界都在關注着。”

　　2018年柬埔寨大選後，歐盟迅速啓動針對柬埔寨侵犯人權和破壞民主的行爲開展調查，繼而實施貿易制裁，部分取消了柬埔寨之前享受的EBA免關税優惠政策。美國也中止給予柬埔寨的普惠制貿易優惠並開始貿易制裁。美國政府將許多柬埔寨高級官員納入“特别指定國民和禁止人員名單（SDN）”。

　　事實上，西方國家忽視略了柬埔寨對霸權國及其盟國强加的與其國家不兼容的經濟和政治模式相當不滿。歐盟和美國希望在柬埔寨實行西式民主和人權；但後者認爲，西式民主和人權與柬埔寨目前的經濟、政治發展和文化水平不符。美國和歐盟及其代理人——國際非政府組織，也支持柬埔寨本國的非政府組織和反對黨，以推動政權更迭。對於柬埔寨政府而言，美國、歐洲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目標是先破壞並進而最終推翻洪森首相的統治。此外，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世界提出了新自由主義模式。西方國家認爲這不僅有效促進了人權與民主在世界範圍的推廣，還促進了經濟增長。美國認真地將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模式强加於發展中國家。這種“一刀切”的政策忽略了柬埔寨等發展中國家國家的文化、歷史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异。因此，華盛頓共識提出數十年，並向非洲國家注入超過一萬億美元的援助之後，並未有效解决當地的貧困問題，也無法促進當地經濟高效發展，甚至連政權穩定都無法保证。關於西方發展援助模式，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斷言：“援助已使貧困人口變得更貧窮，經濟發展更加緩慢……這是問題的一部分，實際上，援助本身就是問題所在。”此外，就經濟發展而言，現有的霸權國及其盟友對柬埔寨的援助盡管很重要，但既不够充分，也不符合柬埔寨政府的發展目標。當前，柬埔寨政府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助力經濟轉型和實現經濟持續增長。而美國和歐盟則提供了以項目爲基礎的小規模發展，並主要援助推廣西方民主和人權項目。這種供需不匹配必然導致雙方關係的不協調，也决定了美國與柬埔寨的關係深度受限。

　　中柬關係則反向而行，雙方交往進一步密切。習近平主席於2016年對柬埔寨進行國事訪問。中國對柬埔寨的投資、援助和貿易不斷增長。值得一提的是，中柬大米進出口貿易邁上新台階，非常有助於洪森政府减輕壓力。2000年以來，柬埔寨稻米産量和出口額顯著增長，但近年面臨着越南、泰國和緬甸的競争以及全球市場上稻米供過於求的嚴峻挑戰。全球大米價格和需求下降使許多柬埔寨農民損失慘重，甚至負債纍累。習近平主席訪問柬埔寨時雙方簽署貿易協定，中方同意將從柬埔寨的大米進口量從目前的每年10萬噸增加到20萬噸。2019年，歐盟對柬埔寨加税之際，中國提高柬埔寨出口中國大米配額至40萬噸。這項協議一定程度上解了洪森政府的燃眉之急。這也是中方支持柬埔寨農業發展、保持經濟增長的有力舉措。此外，中柬軍事關係得到加强，雙方簽訂一系列協議，多次舉行“金龍”聯合軍事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