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國博弈及柬埔寨内部政治鬥争背景下，中國投資在柬埔寨正式經濟和非正式經濟方面造成的問題被利用和放大。本章探討西方跨國網絡和“逥旋鏢”模式在柬埔寨的應用，分析中國投資被動卷入雙層博弈的原因、路徑，以及雙層博弈對中國投資的影響，進而詳細分析西方國家對中國投資污名化的手段和載體，並研究西方國家從“中國模式輸出論”、“債務陷阱論”、“掠奪資源論”、“助長腐敗論”及“破壞環境論”等五個方面對中國投資進行批評和污名化的具體手段。

　　第一節　西方跨國網絡和“逥旋鏢”模式在柬埔寨的體現

　　一、西方跨國網絡在柬埔寨的建立

　　爲落實1991年10月簽訂的《巴黎和平協定》，聯合國根據安理會第745號决議在柬埔寨成立過渡時期聯合國權力機構（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 UNTAC, 簡稱聯柬權力機構）。該機構的成立，意味着聯合國第一次接手管理一個獨立國家。聯柬機構的目標是在柬埔寨實行西方選舉政治體制，制定新憲法，使國家恢復正常秩序。聯柬機構在柬埔寨的外交、國防、財政、治安和信息等各個方面行使“監督”或“觀察控制”權。聯柬機構擁有15900名士兵、3600名警察、2000名文職人員、450名聯合國志願者。跟隨聯柬機構進入柬埔寨的還有大量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歐美的發展援助組織大量涌入柬埔寨，接管了社會發展、教育和衛生等諸多方面的工作，某些組織影響力甚至超過政府。

　　1.在柬埔寨活躍的主要國際非政府組織情况

　　西方國際非政府組織進入柬埔寨後，資助當地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組織，形成了强大的跨國網絡。據柬埔寨國務部長兼外交部長巴速坤透露，在柬埔寨内政部、總理府、外交部註册的非政府組織和協會大大小小近6000多個，其中有600多家十分活躍，這包括有歐美背景的300多家。柬埔寨人口僅1650萬，人均非政府組織數量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盧旺達。柬埔寨有歐美背景的非政府組織大多受到以下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資助：

　　（1）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簡稱NED）由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撥款3130萬美元於1983年成立。在立法上享有自由行事權，不受政府直接領導，法理上爲“獨立非政府組織”，但與國會兩黨、國務院、中情局等機構有密切聯繫。該基金會宗旨是通過支持全球“民主運動”來推行美國價值理念，扶植親美勢力，擴大美國在相關地區的影響力，確保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利益。該組織號稱在柬埔寨等90多個國家或地區進行西式民主推廣。

　　（2）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簡稱IRI）成立於1983年，主要宗旨是針對各國政黨、民間組織、媒體成員、青年人、政界候選人和弱勢群體開展培訓，從思想觀念和行爲上灌輸西方民主思想，實施滲透。自1992年以來，該機構加大對柬埔寨的工作力度，特别重視支持下一代柬埔寨青年精英。它還通過公民教育加强民衆對西方民主參與、政治治理和法律的理解，提昇柬埔寨民間組織能力。

　　（3）國際私營企業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簡稱CIPE）成立於1983年，是美國商會獨立註册的基金會，主要致力於西式民主與經濟交叉發展，旨在全球範圍内促進私營企業和市場導向的改革。它已建立私營部門組織、經濟智囊團和面向市場的非政府組織的能力，以扺制其所謂的委内瑞拉、津巴布韋和俄羅斯等世界各地的非民主政權的“猛烈鎮壓”。國際私營中心在加强世界各地的商業協會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一直積極與柬埔寨商業協會合作。

　　（4）美國國家民主事務研究所（Naushaw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簡稱NDI）成立於1983年。其成員主要由美國民主黨的領袖和精英組成，機構主要包括全體理事會、執行機構、高級顧問委員會三部分。其代表着美國民主黨的核心利益並深受其政治傳統影響，兼有民間智庫和政治組織的屬性（盡管其自稱是非政府組織）。該研究所一方面利用智庫屬性影響美國政府龢民主黨决策；另一方面，通過其政黨背景擴大組織影響，在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項目活動，成立了65個地方辦公室。其自成立之初便深深烙上美國對外進行西式民主推廣的印記。因爲其主要任務是在世界範圍内加强和擴大西式民主的推廣，爲公民領袖和政治領導人提供促進西式民主價值觀的實際援助，建立政治與公民組織，維護選舉，促進公民參與。

　　（5）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也稱Solidarity Center, 簡稱ACILS或SC）成立於1997年。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産業工會聯合會（AFLCIO）通過整合美國自由勞動發展研究所、亞美自由勞動協會、非美勞工中心和自由工會聯盟四家勞工組織而成立的。該組織與AFLCIO共同協作，爲世界各國的勞工組織提供援助，維護工人權利，協助全世界的工人共同對抗歧視、剥削和貧困的制度，以實現全球經濟的共同繁榮。其在柬埔寨設有分支機構，簡稱爲團結中心柬埔寨分部（Solidarity Center Cambodia,簡稱SCC），主要致力於與柬埔寨工會和其他主要行業的盟友合作，通過培訓和支持，對外聲稱保護和促進工人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共和研究所、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全國民主事務研究所，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四大“核心受讓方”。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最大資金來源是美國國會撥款，而四大“核心受讓方”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主要采取對外提供經費資助方式，以滲透、宣傳、扶植民主勢力等隱蔽手段推動西式民主。其主要任務是令下屬四家研究所發揮各自優勢，針對專門領域開展“民主活動”。此外，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也直接對世界各地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如“民主雜誌”、“世界民主運動”、“國際媒體援助中心”等。

　　2.柬埔寨非政府組織與民間團體的繁榮

　　在西方國家和跨國非政府組織的資金、政治支持下，柬埔寨民間組織發展成爲公民社會的骨幹力量。需要指出，“非政府組織”（NGO）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兩個詞在柬埔寨是同義詞。非政府組織是指“具有獨特法律特徵，關注公益目標的私人、非營利以及專業的組織。非政府組織包括慈善基金會、教會發展機構、學術智囊團和其他關注人權、性别、健康、農業發展、社會福利、環境和土著居民等問題的組織。”

　　到21世紀初，柬埔寨圍遶地方特定問題或需求，例如漁業、信貸儲蓄小組、森林和教育的社區組織（CBOs）的數量有所增加。公民社會組織變得逐漸多元化，除了非政府組織外基層自治組織也蓬勃發展起來。部分公民社會組織旨在提高民衆的政治意識並動員他們參與反對人民黨運動。2015年以前，柬埔寨政府雖然扺制人權龢民主非政府組織，但仍允許其開展活動，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對西方國家援助的依賴和由此産生的壓力。如上文所述，從1993年到2017年，海外發展援助約占柬埔寨政府年度預算的40%。二是反對派陣營内部分歧及柬埔寨執政黨選舉成功，使得柬埔寨政府認爲没有太大必要封禁公民社會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更何况禁止這些民間組織活動將導致柬埔寨政府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緊張，後者始終將其援助和貿易優惠政策與公民社會組織的自由政治空間聯繫在一起。在這一背景下，常有非政府組織向柬埔寨政府控訴相關部門或組織侵犯人權、掠奪土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動解决這些問題。當訴求得不到滿足時，非政府組織便遊説西方政府和“人權觀察”、“全球見证”等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和世界銀行，向柬埔寨政府施加壓力。

　　柬埔寨的一些非政府組織還組織了有關人權、透明度、問責制、公平、性别平等和回應能力等主題的培訓。這些概念以前並不是柬埔寨社會政治話語的組成部分，如今已在柬埔寨社會扎根。

　　上世紀末，柬埔寨非政府組織主要通過向民衆灌輸政治活動來促進民主進程，但由於缺乏社會動員能力和地方力量支持，其政治變革訴求受到了嚴重限制。21世紀初，柬埔寨非政府組織一定程度上改進了這些不足。社區組織成爲柬埔寨公民社會的重要力量，公民社會不再是非政府組織的代名詞。這種擴展是三個關鍵因素導致的，一是裙帶權貴關係對資源的佔用激化民衆對當地社區的不滿，促使政府權力下放，基層社區的可操作空間變大；二是柬埔寨民衆政治權利意識增强；三是西方國家對在柬埔寨發展公民社會的重視和推動。

　　執政黨同意在2002年舉行地方選舉，在村莊和城市社區選拔出基層公社委員會（Commune commission,其級别與中國的鄉鎮一級政府相當）。政治上的權力下放使地方社區參與政治多元化。事實上，柬埔寨政府實施權力下放政策目的是提昇基層政府在教育、衛生和自然資源管理等領域的管理與服務能力。畢竟柬埔寨中央政府缺乏滿足基層需求的能力和資源，鼓勵發揮基層積極性是國家治理的自然選擇。但這導致了社區團體在基層的迅速擴張。2015年7月13通過的《柬埔寨非政府組織和協會管理法》加强了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導致部分國際非政府組織爲規避法律的約束和制裁，將非政府組織分解爲一個個小的團體在柬進行活動，加强了公民組織的經費預算和動員能力。但是，由於社區團體不受該法律限制，變成了“影子團體”，導致柬埔寨政府對其組織活動、經費來源等很難監管。

　　20世紀末，步入和平穩定的柬埔寨重視經濟發展，並逐漸融入區域和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中。權貴階層從農民和城市貧民手中大規模徵用了土地、森林和漁場，部分政府官員與商業寡頭的利益聯姻對民衆生活産生嚴重影響，成爲後者權利意識增强的背景。民衆權利意識覺醒的促進因素，一是柬埔寨非政府組織的多年培訓積累；二是民衆有從廣播等傳統媒體和臉書等社交媒體獲取資訊的渠道；三是柬埔寨人民黨放鬆了管制。2013年全國大選開始時，人民黨就對選舉充滿信心，因此放鬆了對廣播的控制。盡管政府繼續駁回反對黨的廣播執照申請，但允許亞洲自由電台、美國之音、獨立婦女電台、民主之音和蜂巢電台(Beehive Radio)等獨立的廣播電台運營。省級電視台獲許可轉播外國電台節目，而其内容大都是權貴與商人濫伐森林、掠奪土地、官員腐敗和施政管理不善等負面新聞。

　　西方援助國家逐漸意識到，與落實基本人權相比，實現公民權利才是柬埔寨的當務之急，因此將大量人權培訓項目資金轉移到通過基層賦權促進公民權的項目上。同時，西方國家力推民間社會組織和社區團體携手，要求總部設在金邊的柬埔寨非政府組織培育社區團體參加社會運動，目的是給政府施壓，讓政府實施問責制和反饋機制。西方國家和資助柬埔寨民間社會組織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認爲，要求政府推行問責制和反饋機制能促進民主化進程。除了接受來自西方的培訓，柬埔寨非政府組織還向東南亞地區及其他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學習經驗。例如每年東南亞地區的非政府組織會組織研討會。會議期間，這些非政府組織分享經驗，並就如何在各自國家促進民主和人權制定戰略。柬埔寨非政府組織派遣代表“到菲律賓和泰國等國家學習，瞭解他們的社會行動主義和基層動員。”

　　柬埔寨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西方援助國，以及柬埔寨非政府組織和社區團體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地方層級的社會政治活動隨之加劇。這些活動形式多樣，從公衆抗議到要求政府采取行動解决掠奪土地和砍伐林木問題，再到要求參與土地使用規劃設計等。學者的研究表明與没有社區團體的地區相比，有社區團體的地區當地人獲得土地所有權的程序更加透明、公平與公正。

　　需要指出的是，非政府組織和社區團體的合作在政治上是有利於反對黨的，因爲反對黨聲稱其行動綱領和“社區團體以及非政府組織相一致，都致力於解决腐敗、掠奪土地和促進政府提昇響應能力等問題”。此外，反對黨還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迅速成長的成衣製造業中受益。當時，工人常因爲工資低和虐待勞工等問題組織罷工，要求獲得合理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他們的要求得到“血汗工廠觀察”（Sweatshop Watch）、“清潔布運動”（Clean Cloth Campaign）等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工業化國家工會的支持。反對黨利用工人的抗議活動組建了第一個永久性工會，即柬埔寨王國工人自由工會。沈良西通過將“代表性和分配性議程注入沈良西黨的勞動和産業政策來使工會政治化。”西方國家對柬埔寨的優惠貿易政策也幫助了反對黨，例如美國的普惠制（GSP）和歐盟除武器外一切免税的制度爲柬埔寨進入歐盟和美國市場提供了條件。這些貿易政策都以柬埔寨尊重人權龢民主爲關鍵條件。非政府組織龢民間團體的存在及合作導致政治變革的社會壓力上昇。柬埔寨政府對公民社會組織的打壓遭到西方國家的批評甚至制裁。

　　3.西方跨國網絡與柬埔寨的聯繫

　　2015年6月，柬埔寨内閣會議通過了《柬埔寨非政府組織和協會管理法》，旨在完善對非政府組織和協會的管理制度。2017年8月23日，美國國家民主事務研究所接到柬埔寨政府的通知，要求其關閉在柬辦公室，並在七天内從該國撤回國際員工。西方國家認爲這是洪森首相打擊其國内政治性民間組織和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手段。爲應對柬埔寨政府的打壓策略，美國民主基金會等國際非政府組織立即暫停柬埔寨所有地面公開活動，並中止與當地組織的合同。從表面上看，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境内的活動被限制，西方國家在柬埔寨的滲透網絡傷筋動骨，幾乎没有西方支持的民主人士可在柬埔寨的政治空間中運作。但實際上，美國國家民主事務研究所等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深耕20多年，已經建立起非常完善的跨國網絡。這些跨國網絡早已建立起從上至下，從精英到平民的聯繫，並資助柬埔寨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組織，短時間内難以根除。根據筆者調研發現，一是西方非政府組織在柬依舊活躍，只不過更换了“馬甲”。這些國際組織先後被柬政府依據《非政府組織法與協會管理法》與《税務法》要求停止活動，外國雇員全部離境。上述組織轉换活動模式，選擇與馬來西亞、緬甸、老撾、菲律賓等東盟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携手。按照東盟内部合作協議，東盟國家的NGO組織是可以合法、暢通無阻地在柬活動的。通過這些“馬甲”，西方非政府組織仍然能爲柬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支持與人員培訓，能在柬發揮影響力。二是西方非政府組織把柬埔寨所有的培訓轉移至馬來西亞、印尼等穆斯林國家。西方國家選擇馬來西亞、印尼等穆斯林國家不僅是因爲當地有人接應，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穆斯林”這張牌。據一位内政部官員表示，柬埔寨政府知曉這些情况。柬埔寨有23萬穆斯林，占總人口中的1.6%。穆斯林人口雖少，但其與沙特阿拉伯穆斯林的聯繫相當密切。柬埔寨政府擔憂一不小心將挑起柬埔寨國内穆斯林的種族矛盾，只好睁一只眼閉一只眼作罷。

　　從以下被資助的對象可以看出，西方國家的跨國網絡與柬埔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産生緊密的聯繫。

　　第一，注意對柬埔寨“民主人士”的培養，插手柬政治局勢。西方國家通過其完善的跨國網絡資助柬埔寨的反對勢力，試圖影響柬埔寨的政治局勢。一是在柬推廣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保護柬埔寨的西式民主空間。國際共和研究所等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超過25年時間，曾和該國所有的主要的政黨有過非黨派合作。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政黨加强公民社會發展，加强婦女和青年人在政治中發聲，建設公民社會組織的能力，從而建立西方國家眼中所謂更“民主”的柬埔寨。從2017年8月柬埔寨政府加强對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和獨立媒體的管理後，西方非政府組織調整了項目計劃和方法，將目標轉變爲保護柬埔寨的“民主空間”。先後資助開展“維護民主話語權空間”項目、“支持受威脅的民主力量”項目、“保護維持民主人士空間——在次國家層級提供民衆參與度和政府響應度”項目。二是培養市鎮級領導人，企圖動摇人民黨基層政治根基。2001年至2009年，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支持柬埔寨的地方治理項目，聲稱幫助新當選的領導人特别是市鎮一級的領導人，以專業和透明的方式履行職責。此外，還資助舉辦市鎮議員能力建設講習班，提早與基層議員建立聯繫，並保持對其影響力。

　　第二，重視與柬埔寨青年群體保持密切關係。柬埔寨擁有500萬的青年群體，約占其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因此，西方社會極其重視與柬埔寨青年群體的聯繫與合作。首先，資助青年群體，鼓勵青年參與政治。例如，2015年至2016年，國際共和研究所資助柬埔寨本土非政府組織“政治咖啡館”（Politikoffee）開展“青年領導人賦權”項目，目的是支持柬埔寨青年積極分子通過多種平台，發展和傳播不同的政治見解和分析。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類似的項目，其主要目的：一是提供能力建設培訓班；二是幫助該組織重新設計了青年聲音論壇；三是評估柬埔寨反腐敗和權力下放方面的挑戰，從透明度和問責制方面尋找提供援助的機會。其次，鼓勵優秀青年赴美交流學習，培養親美人士。西方國家通過“富布萊特計劃”（Fulbright Program）、東南亞青年領袖項目（SEAYLP）、批判性思維技能交流項目及YESLA藝術青年領導力項目等對柬埔寨的高中生、大學生、青年學者、藝術家等群體進行資助，爲其提供簽证、往返機票、每月津貼、意外和疾病保險等條件，讓其赴美交流學習。通過這些項目，不斷加强西方國家與柬埔寨青年群體的“粘性”，培養柬埔寨國内的親美人士。

　　第三，培植獨立商會，灌輸變革思想。柬埔寨的獨立商會主要由中小企業組成，中小企業是該國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支柱。此外，這些獨立商會往往不是由政府或與政府有聯繫的商業寡頭領導，而是由一群具有變革思想的專業年輕人，極其有望成爲柬埔寨理想的變革影響力中心。爲使柬埔寨商會成爲遠離洪森及其人民黨贊助制的影響力中心，美國國際私營企業中心（CIPE）加緊在柬埔寨培植獨立商會，積極向私營機構提供宣導培訓、技術支持，意圖使獨立商會成爲柬埔寨“西式民主”的捍衛者。國際私營中心戰略性地選擇資助了3個商會，分别是柬埔寨女企業家協會（CWEA）、柬埔寨中小企業協會聯盟（FASMEC）、柬埔寨青年企業家協會（YEAC）。這三個商會分别代表着女企業家、中小型企業家和青年企業家，是柬埔寨國内冉冉昇起的新興力量。其中，柬埔寨青年企業家協會（YEAC）成立於2009年9月。西方國家將青年企業家協會作爲塑造柬埔寨下一代民主和經濟方面的領導人進行培養和扶植。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在國際私營中心的資助下，青年企業家協會啓動試點項目“保衛私營企業協會的公民社會空間”。此外，柬埔寨商業協會聯合會（CAMFEBA）也是美國國際私營中心在柬埔寨的代理組織之一。該組織成立於2000年6月，是柬埔寨最大的商業組織，完全獨立於柬埔寨政府。該組織約24個商業協會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及有200家公司作爲會員。

　　第四，資助獨立媒體在柬發展。柬埔寨的大衆媒體極爲活躍，且基本上不受監管。這種情况導致柬埔寨許多私營企業進入媒體領域，成爲獨立媒體。因缺乏專業的新聞學培訓和道德操守，許多獨立媒體成了西方國家對柬滲透的工具。在柬埔寨全國各地，幾乎每個省都有幾十個獨立廣播電台。這些電台，除了播放自己的節目外，還把廣播時間賣給了西方國家資助的“亞洲自由電台”和“美國之音”（VOA），以及當地廣播公司“民主之音”。“民主之音”在柬埔寨具有深遠的影響力。柬埔寨900萬註册選民中，估計有700萬是其受衆。其“熱點視頻點播”（VOD Hotnews）受“東南亞媒體中心”資助而設立，該中心又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獲取資金支持。此外，蜂窩廣播電台、柬埔寨婦女媒體中心及莫哈·諾克電台同樣在柬埔寨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其中，蜂窩電台於2014年通過電台廣播，組織群衆在民主廣場舉行示威集會，並組織群衆遊行到新聞部。“美國之音”等媒體機構在柬埔寨不停地宣揚西方國家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持續抨擊洪森政府，基本已形成一套全方位、衆領域、多層次的宣傳體系。柬埔寨的民衆能很輕易地辨别“親執政黨”和“親反對黨”的媒體機構。2017年“熱點視頻點播”的三個省級電台、柬埔寨婦女媒體中心因違反規定，被柬埔寨政府下令暫停廣播。但在西方壓力下，這些電台又陸續獲准復播。

　　二、“逥旋鏢”模式實踐：以2013年“顔色革命”爲例

　　2013年7月28日，柬埔寨舉行大選，執政的柬埔寨人民黨贏得國會68席。贏得55席位的柬埔寨救國黨宣稱大選出現違規行爲，拒絶承認選舉結果，扺制國會并發動大規模的群衆遊行示威活動，包括摩托車集會。這種遊行活動在政府於2014年1月在示威陣地展開清場行動，導致4人死亡而有所暫緩。這場長達一年之久的政治危機，最後以救國黨同意參加國會而結束。洪森政府將這場政治危機定義爲救國黨與外國勢力合謀，以民主爲幌子企圖推翻合法政權的“顔色革命”。

　　西方國家在柬埔寨策動“顔色革命”的動機也不難看出。柬埔寨是西方世界主導下及在聯合國監督下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權”的模範，但是洪森首相已經連續在位超過30年。這表明柬埔寨雖有“民主選舉”的表面形式，但實質上並不符合西式民主政體的理念。當然，若洪森政府“聽話”，西方國家可睁一眼閉一只眼讓此政權繼續維持。但是，洪森政府“不聽話”。洪森於1997年策動“七月事件”，趕走排位第一的首相拉那烈王子。此後，西方國家對柬埔寨進行嚴厲制裁。洪森政府不但没有妥協，而是開始恢復與中國的接觸，試圖用中國來制衡西方的壓力。此外，洪森政府與中國走得太近，影響了美國在亞太的地緣政治利益。再者，在南海問題上，柬埔寨利用東盟一票否决權的機制，在2012年東盟外長會議上，拒絶了菲律賓與越南將南海主權争議寫入聯合公報的要求。2016年東盟外長會議上，柬埔寨力挺中國並阻止將南海仲裁案寫進聯合聲明中。這挫敗了美國想讓南海問題東盟化和國際化的陰謀。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利用其早已完善的跨國網絡扶植柬埔寨反對黨，資助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民間組織，煽動“民主運動”，策動“顔色革命”，企圖推翻洪森政權。圖5-1顯示了西方國家在柬埔寨策動“顔色革命”的原因及操作手法。

　　西方大國（步驟A）利用其建立起來的完善跨國網絡，直接地或者通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國際機構（步驟B）對柬埔寨進行援助或提供貿易優惠政策。這些國際援助通常帶有推廣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附加條件。當柬埔寨政府認爲西式民主制度並不適合其國内的政治發展道路時，並對中國給予的援助或投資表現得更加積極主動。再者，2012年柬埔寨對南海問題投否决票一事，讓西方國家認爲柬埔寨越來越靠近中國，甚至認爲洪森政府已經失控。在這種情况下，西方國家會選擇支持柬埔寨的反對勢力對洪森政府進行施壓。此外，柬埔寨的反對勢力和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國内政治鬥争中，也會主動從國際社會尋找幫助，爲自己在柬埔寨争取政治生存空間，於是就形成了“逥旋鏢”效應。

　　2013年的“顔色革命”前後，西方國家給柬埔寨反對黨、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民間組織提供以下支持（步驟C）：

　　（一）提供政治支持。在扶植柬埔寨反對黨方面，救國黨與美國的關係最爲緊密。救國黨由“人權黨”和“沈良西黨”於2012年合併而成。這項計劃是由外國勢力進行戰略協調和提供財務支持而達成的。據悉，撮合兩黨合併的是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亞洲區主任巴科維奇（Julija Belej Bakovic）。美國爲扶持柬埔寨救國黨，采用了多種方法，其中包括直接扶持該黨領導人，給予政治支持和戰略支持、利用非政府組織資助該黨等手段。例如，1993年根索卡當選國會議員後成爲第一位受美國政府邀請到美國學習“民主進程”的柬埔寨議員，每年都去美國。2013年，根索卡在CBN（柬埔寨廣播網絡）上播放向支持者的公開聲明視頻中表示：“美國幫助我實施了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模式，這些模式成功地推翻了獨裁者米洛舍維奇（Milosevis）。他們向我傳授了我在柬埔寨實施的策略。”“顔色革命”失敗後，西方國家資助流亡份子，圖謀重返政壇。2019年11月，沈良西及其同僚宣稱要返回柬埔寨，鼓吹推翻合法民選政府。沈良西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多名美國議員向柬埔寨政府發出呼吁，希望在確保他及跟隨者安全的情况下讓他們返回柬埔寨，並正常參加政治活動。

　　（二）提供資金支持。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直接或通過其下屬的四家研究所贊助柬埔寨的反對黨及非政府組織。資金支持大多以“捍衛新聞自由和媒體獨立”、“支持民主政治力量”、“保護民主言論的空間”、“支持受到威脅的民主力量”的名義進行。柬埔寨救國黨曾於公開場合表示，其政黨經費來自柬埔寨國内外民衆捐款，但實際上大部分來自歐美。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爲例，該組織曾多次向亞洲自由選舉觀察網絡（ANFREL）提供資金，稱該資金用於監察柬埔寨國民議會的選舉情况。“顔色革命”失敗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向亞洲自由選舉觀察網絡、國家民主事務研究所等組織劃撥應急資金，用於資助流亡海外的柬埔寨的“民主”領導人，使之成爲柬埔寨重回“民主”進程的“可靠政治力量”。此外，柬埔寨的非政府組織中存在一種特殊的現象，有一類機構打着“非政府組織”旗號，但實質上是“拿誰的錢替誰説話”。根據筆者調研，這一類組織的數量不在少數，且大多與柬權貴階層有某些聯繫。這類組織的生存之道大多是接受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外包服務而獲取資金。在柬埔寨，這類非政府組織大多依靠西方國家的資金支持而得以維持經營，因此大多熱衷於宣揚西式民主及人權。有位曾在柬非政府組織工作過的華人告訴筆者：“這些錢80%用於機構日常運營等開支，真正用到幫扶項目上的經費是不多的”。這一説法，得到了曾在意大利某非政府組織工作過項目官員的認可，他説：“這些非政府組織，連簡單的培訓都要放在高檔五星級酒店舉行，而真正投入項目的錢是非常有限的。”

　　（三）提供技術支持。西方國家對柬埔寨的技術支持涵蓋範圍極廣。一是插手柬埔寨選舉。亞洲自由選舉基金會（ANFREL）在柬埔寨成立了“柬埔寨團結處（SDC）”，致力於政治權利和與選舉有關的問題。2018年大選月，亞洲自由選舉基金會在金邊設立一個臨時辦事處，並組織了一個由5名選舉專家組成的監測和記録小組。在選舉後三天發佈中期報告，兩個月後發佈最終評估報告。在整個選舉週期内，亞洲自由選舉基金會還發佈若干新聞稿和報告，向利益相關者通報選舉進展和事項。“人權觀察組織”亞洲總監布萊特·亞當斯認爲柬埔寨的選舉存在投票斯詐行爲，並呼吁聯合國和柬埔寨援助國必須向洪森及其政府表明態度，並成立獨立觀察團監督選舉。鑒於非政府組織干預選舉的行爲，柬内政部發言人喬速比在選舉前對非政府組織發出警告，阻止他們監督選舉的行爲。二是協助制定戰略計劃。爲提高反對勢力制定戰略計劃的能力，國際非政府組織定期舉辦“戰略規劃培訓會”，重點培養參與者倡導柬埔寨回歸民主、多黨、多元化的宣傳能力，讓參與者們努力思考他們對國家的願景和規劃，以及如何在嚴苛條件下實現。同時，協助其如何制定短、中、長期戰略計劃，爲其提供資源、工具、知識和持續的指導以保证活動的安全和效率。2013年根索卡在總部位於澳大利亞的柬埔寨廣播網絡上播放面向支持者的公開聲明中就已提到其從1993年以來受到美國給予的戰略規劃協助和支持。三是舉辦多種培訓。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對柬埔寨民主人士的培訓形式有講習會、研討會、訓練會等。由經驗豐富、精通戰略計劃與實施的專家施教。培訓内容重點是加强民主人士在制定戰略計劃、發動基層並構建聯盟網絡、利用社交媒體宣揚西式民主、解决争端、外部通信訊息交流和内部安全通信等方面的能力培訓。相關訓練包括寫作、發表聯合聲明、組織聯合活動等。此外，還分享在白俄羅斯、岡比亞、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韋的經驗教訓，以應用於柬埔寨的政治環境中。例如，2011年救國黨前主席沈良西被安排赴突尼斯進行爲期三天的考察，與當地的民主人士見面交流經驗。

　　反之，柬埔寨的反對黨和非政府組織及其他公民社會組織則爲西方背景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提供本土信息和服務（步驟D）。在提供信息方面，柬埔寨的反對勢力實時監測局勢變化，與外國援助者交流經驗情報。反對勢力密切監控當地的新聞和社交媒體平台，時刻關注柬埔寨國内形勢變化，分析當下形勢演變對局勢的挑戰，並與在柬埔寨實施西式民主、人權和治理項目的人員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交流經驗和情報，並共同策劃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措施。爲使民主人士在不被柬政府問責的情况下，這些參與者使用“信號”（Signal）加密電話交流和反饋信息，防止被政府在綫監測而導致信息泄露。在提供服務方面，2013年的“顔色革命”期間，反對勢力煽動民衆上街遊行示威。反對黨主要以選舉舞弊、政府腐敗及不作爲、工人對最低工資不滿等挑起民衆積壓已久的怨恨情緒，以及利用柬越邊境領土争端等問題煽動柬埔寨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號召廣大工人上街遊行示威。此次遊行示威活動從2013年7月開始，陸續持續到2014年7月才告一段落。此外，反對勢力善於製造國際輿論壓力，並給西方國家提供批評指責甚至干涉柬埔寨内部事務的機會。針對此次示威活動，美國國會議員埃德·羅伊斯呼吁“洪森是時候結束自己掌權30年的局面，辭職下台”。

　　2013年的“顔色革命”爆發後，洪森政府深刻意識到西方國家對柬埔寨社會的滲透度和影響力。西方國家利用其跨國網絡與柬埔寨的反對勢力聯手起來，已經對人民黨的執政地位産生巨大威脅。柬埔寨全國上下的官方層面都提高了警惕，並把防止顔色革命陰謀寫進“四角戰略”等國家發展戰略之中。柬埔寨政府利用其執政黨的優勢地位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爲反對勢力在柬埔寨的活動設置障礙（步驟E）。

　　一是出台《非政府組織與協會管理法》，對在柬埔寨境内的非政府組織和媒體進行規範管理。2017年8月23日，柬外交部援引《非政府組織與協會管理法》，指責美國國家民主事務研究所漠視柬埔寨法律，在等待外交部註册審批的同時一直開展各項活動。外交部勒令其關閉在柬機構，並責令其外籍員工在7天内離開柬埔寨。此外，柬政府援引《税務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對《柬埔寨日報》、《金邊郵報》、莫哈·諾克電台、柬埔寨婦女媒體中心等媒體進行整頓。

　　二是努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是洪森政府的執政綱領，也是維持政權的最根本保障。近10年來，柬埔寨在全球需求放緩的外部環境下，始終保持了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這爲人民黨增加了執政合法性。再者，重視工人農民等底層群體利益。上次顔色革命上街遊行的主體是工人。上文已經提到柬埔寨僅紡織業就有80-100萬工人，加上其背後的家庭，大約能影響400-500萬人口。2013年後，柬政府成立了偏向執政黨的工會組織，與反對黨長期培養的工會相抗衡。再者，政府重視這個群體的權益保障，逐年提昇最低工資，在疫情肆虐的2021年也上漲2美元。

　　三是提昇執政黨在媒體與非政府組織領域的影響力。首先，以洪森爲首的官員親自開通Facebook等社交媒體賬號，加强與網民的互動交流，及時對突發緊急事件發聲，提昇透明度。此外，號召支持者在網上積極發聲，與反對勢力的聲音相抗衡。其次，洪森領導的人民黨成立相關非政府組織龢民間團體，同時也引入中國非政府組織龢民間團體的力量，業務覆蓋從城市到鄉村的醫療、教育、農業等領域，試圖與西方主導的非政府組織相抗衡。

　　洪森政府的這些政策和措施確實爲阻礙反對勢力的進攻取得了一些空間。在這種情况下，反對黨的政治生存空間因爲柬埔寨激烈的黨派鬥争而受到擠壓，這會促使反對黨主動地從國際社會中尋求更多的幫助。救國黨被解散後，其高級領導人沈良西、莫淑華等人在西方國家奔走呼吁，希望西方援助國給洪森政府施壓。2017年10月莫淑華在接受路透社（Reuter）和英國廣播公司（BBC）采訪時，呼吁國際社會出面干涉，包括通過制裁解决該國的政治問題，並呼吁日本停止援助柬埔寨興建橋路。反對黨通過西方跨國網絡不斷給洪森政府製造壓力，洪森政府於是向外求援。2013年選舉後爆發的長時間的遊行示威活動給執政黨巨大壓力。同年12月，洪森首相對越南進行了爲期三天的緊急訪問。救國黨指控洪森此舉意在尋求越南軍事援助。越南雖是洪森的堅定支持者，但無論從經濟體量還是國際影響力上，越南都無法給予更多的幫助達到制衡西方霸權國的壓力。因此，柬埔寨2013年大選後爆發的“顔色革命”，令洪森政府清醒意識到西方國家與柬埔寨救國黨的勾結圖謀，也深刻認識到其眼下的危險處境。

　　可以説，2013年洪森政府實施“對冲策略”以制衡西方壓力，2013年的“顔色革命”是柬埔寨外交政策的重要轉折點。此外，“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後，中國加大對柬埔寨的投資和援助，幫助其發展國内經濟從而鞏固執政黨的政權合法性。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功經驗及其治理模式對柬埔寨的吸引力，促使柬埔寨對華從“對冲策略”轉向“追隨策略”（步驟F）。大國博弈激烈環境下，當柬埔寨對中國采取“追隨策略”時，西方國家則不遺餘力地利用其完善的跨國網絡對中國進行制衡。如前文所説，當前中國與柬埔寨的合作更多側重在政治、經濟領域，幾乎不涉及意識形態的領域。因此，鑒於中國對柬埔寨的援助和投資逐年增加，對柬埔寨經濟社會帶來顯著成效之時，對中國投資進行抨擊和污名化就成爲西方跨國網絡的重頭戲，甚至利用中國投資及中國人在柬埔寨造成的負面影響來攻擊洪森政府及人民黨（步驟G）。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投資被動卷入大國博弈及柬埔寨内部的黨派鬥争之中。這也是中國投資被污名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節　西方國家對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污名化

　　一、污名化的手段和載體

　　污名化是一個動態過程，是指“人們選擇人、地域、技術或産品的特徵，並詆毁、歧視這種特徵的持有者，甚至可能構建一套污名‘理論’或‘情節’來解釋這種劣等性及其根源的過程”。污名化的過程就是施污者對蒙污者貼上污損性的標籤，放大、夸大蒙污者的負面形象，並進一步固化蒙污者的刻板印象，集聚負面情緒和激盪社會排斥，由此引發歧視與偏見的過程。西方國家以國際社會話語權爲支撑，不僅無視中國投資對柬埔寨經濟社會做出的貢獻，還利用其完善的跨國網絡抹黑中國在正式經濟領域的投資，並對中國人在非正式經濟領域造成的問題進行渲染和放大。主要的手段和載體有以下幾種：

　　1.利用媒體對中國投資進行負面渲染

　　西方國家在柬埔寨掌握話語權的主要載體包括傳統媒體和網絡社交媒體，主要有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德國之聲、美國《環球金融雜誌》、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官方臉書等。這類媒體對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及部分中國人在柬埔寨非法行爲的報導存在這樣幾種問題。一是完全無視中國投資的貢獻，夸大中國的負面信息。例如，2019年12月29日，《東盟郵報》發表文章《中國如何改變西哈努克城》，夸大中國人在西港的負面行爲。二是將中國投資者簡單的投資行爲政治化。例如，2019年7月3日，自由亞洲電台發表題爲《柬埔寨中資大樓垮塌中國滲透再惹國際關注》文章。文中提到“柬埔寨西哈努克市近日發生在建樓宇倒塌，導致50多人死傷的慘劇，事件背後暴露了中國投機商人，全面滲透柬埔寨社會各階層的情况。”自由亞洲電台多邊分社網站中涉及中國的信息中大多都是反華言論。針對柬埔寨關閉多家外國媒體，其聲稱是由於柬埔寨一直都有接受中國經濟及軍事上的援助，所以在中國施壓下，不得不聽從。三是打着“人權問題”的旗號抨擊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法新社報導稱，柬埔寨向中國傾斜的原因是中國爲柬埔寨提供大量基礎設施貸款，且不像西方國家重視柬埔寨内部的人權問題，中國助長柬政府的腐敗。

　　2.非政府組織對中國投資的污名化

　　丹麥援助教會、“透明國際”柬埔寨辦公室、無國界記者組織等非政府組織對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極盡干擾之事：

　　一是煽動民衆反對中企投資行爲。例如，丹麥援助教會2017年底增設國公省與西港辦公室，主要爲當地民衆提供固定村落講堂（villageseminar）、工作坊（theme workshop）和培訓課程（trainging courses）。該組織針對中國優聯集團在國公省的“七星海”投資項目上，鼓勵當地村民在土地拆遷、土地交易、非法雇傭、環境保護等問題上積極與政府溝通、陳請抗議或國際發聲。

　　二是惡意揣測中國投資的目的。典型例子是國際非政府組織揣測中國優聯集團以旅遊開發爲幌子，在七星海建造港口、機場，用來存放中國的軍事資産，建立軍事基地。

　　三是指責抹黑中國投資。“透明國際”柬埔寨辦公室曾發文稱中國人是西港的“麻煩製造者”，表示柬埔寨有關部門對待中國人和本國人“雙標”，即優待中國人。然而在中國人看來，柬埔寨有關部門的“雙標”並非指優待中國人，而是對中國人更爲嚴苛。“透明國際”還認爲由於中國人口衆多，存在人口危機，因此中國制定了一項計劃，將中國人派往其他國家以緩解人口壓力。該組織建議柬埔寨必須加强此類移民相關的法律。

　　筆者田調發現，西方非政府組織長期向民衆灌輸中國投資無用論、中國投資“不道德”論。例如，一些非政府組織成員對1號公路沿綫民衆稱：“中國修建金邊-西港高速公路是爲了服務在西港投資的中國人。你們住在1號公路，會用到高速公路嗎？”“中國人在你們這邊修橋，但你們幾乎不會用上，所以没有什麽幫助。”一些有公信力的人群介入其中，使謡言更具“説服力”。柬某非政府組織負責人曾告訴筆者：“柬埔寨一些中國人的工地用從中國監獄運過來的犯人當建築工人。這些人工作没有報酬，且受到虐待。”從其神情判斷，他對這個明顯的假新聞深信不疑。類似的消息也在柬公務員隊伍包括警察系統流傳。

　　3.利用智庫、學者指責中國投資

　　智庫及學者對中國投資的選擇性的批判性研究，並不像媒體或者非政府組織那樣直截了當。“史汀生中心”以美國政治家亨利·劉易斯·史汀生命名，是分析與對外服務促進國際和平安全的智庫。該中心專門設有“東南亞計劃”，聲稱用以“保護湄公河的核心生態並支持該地區的經濟發展”。2020年4月13日，發表文章《中國如何關閉湄公河水龍頭》，指湄公河下游的乾旱情况與我國在上游修建水壩蓄水池有關，指責我國修建大壩引起下游水位不穩定和破壞性變化。緊接着，6月16日發表文章《在湄公河上討論中國的水壩》，主要討論我國在湄公河上建造水壩對下游造成的影響的證據、政策動機等。這兩篇文章在國際社會特别是東南亞地區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除智庫外，還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在柬博寨的投資和援助表示擔憂，主要集中在討論中國的投資和援助對柬埔寨的法治環境、貪污風氣、行政效率、財政透明的負面影響。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這些學者對中國抱有“先入爲主”的負面印象，再加上他們很難從中國投資者方面獲取真實可靠的一手資料。因此容易被西方社會固有的觀念所影響，加之西方社會主導期刊發表，對中國研究多以批判性爲主，因此對中國的偏見可謂是根深蒂固。

　　二、對中國投資污名化的幾個方面

　　西方國家對中國投資的批評聲音不絶於耳，包括指責稱柬埔寨底層民衆無法從現行的中國援助和投資模式受益，中國投資者不尊重當地文化和習俗等。除此之外，西方國家對中國投資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模式輸出論

　　在西方看來，中國模式是忽視人權和自由的一種專制模式。“無國界記者”亞洲事務負責人丹尼爾•巴斯泰（Daniel Bastet）表示：“中國當局向柬埔寨提供大量投資設立媒體機構。‘中國媒體模式’與自由媒體模式完全相反，媒體没有新聞自由，不透明、不獨立。”非政府組織“大自然母親”（Moher Nature）的研究員遷達塔説：“中國人不講操守。他們來這裏投資，根本不關心人權和法律，只顧自己的利益。”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王丹認爲柬埔寨是中國輸出“中國模式”的樣板：支持具有威權主義傾向的政權，大量金錢援助，逐漸擴張中國的地區影響力。2018年6月，法新社報導稱，受中國的影響，原本推崇新聞自由的柬埔寨逐漸將媒體推向專制模式，協助洪森鞏固權力。“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負責人塞德裏克·阿爾維安尼（Cedric Alviani）説，盡管柬埔寨對媒體的控制遠未達到中國的强度，但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業。

　　2.債務陷阱論

　　近年來，美印等國以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一些重要節點國家出現嚴重債務問題爲由，指責中國貸款使債務國落入“債務陷阱”。該論調的蔓延成爲某些國家攻擊“一帶一路”的工具，挑撥中國與沿綫國家的合作，柬埔寨也是其中之一。到2019年，柬埔寨的債務總額爲69億美元（相當於其GDP的28.6％），其中欠中國的債務爲48.4％。一些人因此推斷柬埔寨將陷入中國債務的陷阱。隨着柬埔寨加快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進程，西方國家就“債務陷阱”的炒作愈演愈烈。柬埔寨“透明國際”執行董事帕萊普·科爾（Preap Kol）稱柬埔寨與中國簽訂的貨款協議達40億美元，如果世界經濟危機影響到柬埔寨，届時政府將遇到債務難以償還問題。《國際政治文摘》認爲如果中國繼續向柬埔寨提供缺乏透明度、問責制的援助或貸款，這會使柬埔寨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軌道之中。還有一些媒體的報導與西方國家的論調如出一轍，認爲像柬埔寨、老撾、菲律賓這樣的東南亞國家，在債務壓力下將“屈服於北京”而失去外交獨立性。費德·恒（Pheakdey Heng）污稱：“中國在柬埔寨日益占主導地位的現象受到普遍關注。盡管柬埔寨獲得了經濟利益，但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却帶來了重大的風險。依賴中國的援助可能會導致柬埔寨陷入債務陷阱，導致喪失作爲主權國家的自治權，並削弱其與其他東盟成員國的關係。”此外，“中國解密”（China Uncensored）是一家宗旨爲“擾亂中國和諧宣傳”的專門針對中國政府、帶有明顯偏見的網絡媒體。其各類新聞、采訪視頻廣泛傳播於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體，其中《五個國家已經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在Facebook上已經超過160萬次觀看。

　　實際上，柬埔寨債務水平處於可控水平。世界銀行2019年的報告指出，“根據2018年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可持續性分析，債務困擾水平仍然很低。”應當指出，中國對柬埔寨的援助政策還考慮了柬埔寨積累的債務水平。爲了减輕柬埔寨的債務負擔，中國還簽訂了建造-經營-轉讓（BOT）合同。中國的投資策略不同於西方的援助模式，顧佳赟認爲，這是因爲“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大，耗時長，收益低，受到的關注也少，美國和歐洲國家對此不感興趣。”王秋彬等認爲，“中國債務陷阱論”興起的原因是“一帶一路”某些沿綫國家自身存在嚴重的債務問題，加上美印等國基於“一帶一路”的迅速發展以及中國崛起而産生的戰略焦慮，以及某些債務國内部復雜政治鬥争的外溢對該論調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再者“西强我弱”的國際傳播格局爲該論調的傳播與蔓延提供了便利條件。

　　3.掠奪資源論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提昇中國與柬埔寨的經貿合作水平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内容，其中對外直接投資是中柬經貿合作的核心議題之一。然而，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活動却被西方一些國家視爲掠奪當地的資源或者推行新殖民主義。《紐約時報》攻擊中國只不過是另一個渴望攫取自然資源的帝國主義大國，並不關心當地民衆。“全球見证”（Global Witness）於2015年2月在其官網上以多種語言發佈了《奢侈的代價：中國對奢侈紅木傢具的需求助長數百萬美元的柬埔寨木材走私活動》一文，指責柬埔寨商人和政府官員串通，非法砍伐後將受保護的珍貴木材運往中國。費德·恒認爲“中國項目缺乏透明度和問責制，這也給柬埔寨帶來了社會和環境挑戰。民間社會人士普遍批評中國企業競相開發柬埔寨的資源，却很少考慮國際最佳發展實踐。”

　　4.助長腐敗論

　　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9年的腐敗感知指數，柬埔寨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62,屬於最腐敗的國家之一。根據卡拉凡（Calavan）等學者在2004年的調查估計，僅貪污這一項，一年大約損耗柬埔寨超過12.5%的GDP（相當於40億美元）。像西方國家指責中國投資助長非洲腐敗和依賴一樣，他們也開始指責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對於柬國内的民主建設、法治環境、貪污風氣、行政效率、財政透明的負面影響。2020年9月15日，美國國務院依照“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對中國優聯集團實施制裁。蓬佩奥攻擊“中國通過與柬埔寨腐敗官員的通力合作，對無辜人民使用軍事力量，公然獲取非法經濟收益。”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批評“中國投資者通過特殊方式獲得經濟土地特許權，使柬埔寨人失去了他們有充分法律依據的土地。”費德·恒認爲與世界銀行和日本的官方發展援助不同，中國和柬埔寨尚未建立明確的援助管理機制。多數情况下中國的援助没有統籌規劃，通常根據柬埔寨政府要求提供。他認爲向柬埔寨這種治理能力較弱的國家提供的長期援助有可能破壞善治，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微乎其微。

　　5.破壞環境論

　　西方國家不停批評中國投資者漠視環境保護，認爲中國投資破壞柬埔寨的森林，威脅物種生存，污染河流水質。國際人權組織稱中國投資不考慮當地的人或環境，對當地社區的生活造成了負面影響。最受關注的當屬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水電站項目。西方政府和智庫認爲這些項目缺乏環境影響評估，規避“繁雜而昂貴的環境和社會保障標準。”救國黨前主席莫淑華説：“中國水電開發項目侵犯人權，破壞我們的自然資源。”世界水壩委員會（WCD）的調查發現建造大壩過程造成一些當地人被迫離開家園，其經濟困境、原有生活社區解體以及心理健康等易被忽視。湄公河委員會對湄公河下游地區緬甸、老撾、柬埔寨、泰國和越南的12個水電項目進行了全面的戰略環境評估，認爲這些項目促進電力供應和投資收益，但也會給湄公河國家和社區帶來許多的不確定性，例如環境惡化、糧食安全受到威脅和貧困加劇等。國際河流組織的研究表示，水電熱潮導致當地漁業受損嚴重，造成洪灾和水土流失、水質問題，使成千上萬少數民族流離失所。

　　柬埔寨政府和中國公司向公衆保证水電站建設項目遵守了環境保護規定。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投資缺乏環境保護意識的指責一直存在。爲此，中國大使館與柬埔寨權威智庫亞洲願景研究院（AVI）合作對中國在柬投資的企業進行深入調研和評估，並形成《中國企業在柬埔寨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旨在對外界質疑作出回應。但是，美日等國繼續指責中國爲這些水電站建設提供的貸款是不透明的，具有剥削性，可能導致債務陷阱。這種指責背後藴含着大國博弈的實質。爲了制衡中國在湄公河地區的影響力，美國針對湄公河地區提出“湄公河-美國伙伴關係”倡議，聲稱爲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湄公河國家提出競争性的替代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方案，意在與中國競争。

　　第三節　柬埔寨内部政争對中國投資的衝擊

　　一、中國投資成爲柬反對勢力政治鬥争工具

　　柬埔寨反對黨及其支持者不甘失敗，在奪權和干涉執政黨國家治理方面不餘遺力。由於近年來，柬埔寨對外關係格局的變化，中柬關係的進一步密切。再者，中國投資是兩國合作的重中之重，自然就成爲反對勢力攻擊的目標。

　　首先，批評洪森利用中國投資鞏固威權統治。反對勢力批評洪森治理國家的方式具有濃厚的威權主義色彩。隨着近年來中國對柬埔寨投資力度加大，污名化中國投資也成爲反對勢力攻擊執政黨的一種手段。西方國家政府、媒體、非政府組織及學者批評中國投資和援助有助於洪森鞏固威權統治。反對勢力以“民主”旗幟自居，受益於並積極應和於西方的這種態度。救國黨副主席莫淑華説：“柬埔寨民主已死，洪森政府主要目的是鞏固政權，遇到反對黨龢民衆壓力之時便向中國尋求幫助，帶着幾百萬美元“禮物”（修路、建橋、建港口）回國。”莫淑華還説，中國作爲柬埔寨最大的投資國，對該國有决定性的影響力，“但中國不能向他（洪森）提供只有民主國家才能得到的合法性。”救國黨前主席根索卡的女兒莫諾維西婭（Monovithith Kem）呼吁西方對洪森政府進行制裁。

　　世界人權觀察組織抨擊洪森等權力穩固的獨裁者及其崇拜者們依舊漠視基本人權，柬埔寨通過禁止反對黨參與的虚假選舉來加强政權。人權觀察亞洲區執行主任布萊德•亞當斯（Brad Adams）説：“洪森鏟除最大在野黨及其成員的行動，無异赤裸裸攫取政權，將數百萬柬埔寨人民在上次選舉投下的選票作廢，使明年大選失去實質意義。只要執政已32年的洪森繼續擔任首相一天，民主難見復蘇之日，國際社會必須立即給予回應。”受西方觀念影響，柬埔寨旅居海外的學者持同樣觀點，多與反對派站在一個陣營。柬裔學者皮索邦（Peou Sorpong）和普桑巴斯（Phou Sambath）批評缺乏監督與責任感的中國援助在不同程度上協助、鞏固了洪森的獨裁與威權統治。流亡海外者王慶民在《中國戰略分析》發文稱“隨着洪森政權對反對派一連串的削弱、打壓，柬埔寨的民主日益萎縮，至今幾乎消亡。中國對洪森的扶持是柬埔寨民主進程逆轉的重要外部因素。

　　其次，指責得到柬政府支持的中國投資無益民生。一是炒作中國投資不能讓民衆直接受益。柬埔寨人在中國投資行爲中的角色可以分爲三類：直接受益者、直接受損者、非直接相關者。直接受益者如中國投資者的商業合作伙伴，對中國投資持歡迎和肯定的態度；直接受損者如同業競争對手，對中國投資多持負面評價；非直接相關者人數占相對多數，對中國投資的認知容易受外界影響。反對勢力通過社交媒體等平台傳播這樣一種思想：本地民衆並没有從中國投資中普遍受益，受益者是擁有土地、經營産業或者迎合中國人的特權階層，試圖影響第三類民衆的對華認知。二是稱中國投資的項目從中國引進大量勞工，“入侵”柬埔寨，搶走了本地人的工作。洪森首相曾專門進行瞭解釋，他説：“柬埔寨没有足够的熟練工人，必須引進中國人來修橋鋪路。完成工作後他們將回國，我們没有任何法律允許他們留下來。”但相關傳言始終存在。在柬埔寨並没有中國勞工數量的準確數據。面對反對勢力的指責時，中國企業百口莫辯。三是指責中國企業非法征地拆遷。最大的兩個案例是金邊萬谷湖商業地産項目和國公省的“七星海旅遊度假區”。2007年金邊市政府與柬埔寨的蘇卡科（Shukaku Inc.）公司簽訂了99年的土地租約，要將包括湖在内的133公頃土地開發成一個現代化高級商住區，後者與中國鄂爾多斯鴻駿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合作。萬谷湖征地問題隨後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將中資公司卷入其中。實際上在2010年與蘇卡科公司簽訂的萬谷湖項目協議中就明確註明瞭“在柬方完成土地拆遷後，中國公司才參與項目”，因此根本不涉及其中糾紛。此外，中國優聯集團開發的“七星海旅遊度假區”，其中包括港口和機場，也被指責在國公省圈了40000公頃的特許權土地，超過柬埔寨法律允許的四倍，還將在該地區生活了好幾代人的牧羊人驅趕出土地。救國黨創始人沈良西指責稱：“中國公司在柬埔寨毫不顧及人權地開採礦産和森林，柬埔寨人民是掠奪和濫用土地的受害者。”針對優聯集團的旅遊開發，莫淑華頻繁指責“洪森把國公省一大塊土地劃撥給中國一家企業做度假區，將土地上原有的漁民、農民等驅趕走，甚至將反抗者關進了監獄。”

　　反對勢力對相關問題的無限夸大甚至無中生有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其主要驅動力是政治利益。民生在所有國家特别是後發展國家中極其敏感的話題，與選舉時的選票走向息息相關。撬動農民、底層工人民粹主義情緒，培植對執政精英的不滿，也就動摇了人民黨的執政基本盤。中國投資是柬埔寨政府實現國家發展目標的重要助力，其以勞動密集型爲主、領域全覆蓋的特點又與民生息息相關，易成爲非議目標。在相當程度上，中國投資被動地卷入了柬埔寨的政治鬥争。

　　筆者無法就反對黨所指稱的中國投資種種問題進行全面求证，但曾針對被炒得沸沸揚颺的中企用工問題對柬埔寨西港和中國南寧的兩個代表性建築項目作了考察。調查情况説明，反對勢力的指責並不客觀。以西港項目爲例，柬埔寨工人工資約15-18美元/天，而中國工人的工資達60美元/天。當然這裏的中國工人是指技術崗位的工人。中國南寧項目的小工最低工資是180元/天，技術工人的收入最低230元/天，普遍能達到300-400元/天。中國企業要招聘中國的技術工人前往柬埔寨工作，當然要提供高於後者在中國的收入待遇。一般情况下，相同工種是中國的1.5倍以上才招得到工人。企業以盈利爲目的，考慮到用工成本問題，普通崗位更傾向於使用柬埔寨工人或者越南工人。技術工人可能會因爲海外高薪待遇而選擇海外就業，而普通工人不會爲了比國内低的薪水而背井離鄉。實際上，從中國引進技術工人是中國企業在柬埔寨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困境。如果柬埔寨有符合企業用工要求的工人，中方企業没有必要舍近求遠，同時還要承擔機票、簽证、住宿、人身安全等額外管理成本。然而，柬埔寨由於戰亂多年，基礎教育斷層多年，極其缺乏技術工人。此外，在柬埔寨投資的制衣、建築等企業都抱怨過工人不穩定，從而不得不使用中國工人的情况。例如，柬埔寨工人没有加班文化，有的中國企業爲趕工期而花高價從中國引進工人。

　　二、負面宣傳强化了民衆對華投資負面觀感

　　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不斷上昇，在柬埔寨更是如此。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一項調研表明，2019年50%的受訪者認爲中國是對柬埔寨影響最大的國家，2020年這一比例上昇到了57%；同時69.2%的受訪者認爲未來3年兩國關係還會“加强”或“顯著加强”。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民衆對華觀感復雜，這與兩國密切的政治經濟關係顯然不同步。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上述研究没有直接調研柬埔寨民衆對華好感度或對中國投資的印象，不過有一項數據提供了綫索：當問及“最想訪問的國家”時，選擇歐盟國家、澳大利亞、日本及東盟其他成員國的均有相當比例，但無一人選擇中國。受樣本量影響，該調研結果未必有很强的代表性，但透露出的信息不容忽視。筆者實地訪談時，相當數量受訪者毫不掩飾表現出對中國投資的負面認知，例如有些柬埔寨人認爲“錢都讓中國人賺走了”，“他們把在柬埔寨獲得的利益匯到國外而非繼續投資。”

　　這種觀感的形成，除了與中國投資項目的直接接觸，就是傳統和電子傳媒的報導和宣傳。西港一度存在的亂象使民衆對中國投資的負面印象達到了高峰。西方媒體主導、反對黨或非政府組織主動配合的負面渲染是其中重要因素。畢竟“發達國家既是世界話語的主産地，又是傳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與手段雙重操控下所形成的話語霸權塑造了媒介世界的現實圖景。”

　　對中國投資的負面觀感，在柬埔寨一些人心中泛化成對中國人和中國國家的扺觸心理。《柬華日報》某從業人員説：“我2013年到柬埔寨時，中國人在這裏的地位非常高，很受尊敬。但是近幾年明顯感覺到，中國人在這裏的地位下降了。”柬埔寨反對黨燭光黨的主席貂萬諾（Teav Vannol）説，“中國人來到這裏，不尊重柬埔寨人，不尊重法律。他們在柬埔寨生活，態度也很糟糕”。他還説由於柬埔寨遭到越南入侵等歷史積怨，傳統上很多柬埔寨人反感越南人，而如今他們對中國人的反感超過了對越南人的反感。旺納裏斯（Vannarith）在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説：柬埔寨的中國形象受到西港發生一系列事情的影響。他説：“中國贏得柬埔寨人民的心是很重要的。中國如果在柬埔寨失敗，則意味着在東南亞地區失敗。”

　　更有甚者，一些柬埔寨人形成思維慣性：每當發生治安事件便先入爲主地認爲作案者是中國人。這種認知對中國形象損害極大，對未來的中柬關係影響不容小覷，正在摧毁中柬老一輩領導人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極端的例证是，西港底層民衆厭華情緒日益嚴重，轉變成對中國人的排外、讎恨。2018年10-12月，在西港發生十幾起專門針對中國人的打擊報復行爲，夜間摩托車黨趁人不備從背後用棍棒或刀砍殺中國人。這是專門針對中國人的襲擊，不搶錢財，只爲報復。12月中旬，柬警察總局加派特警至西港才逐漸平息事態。

　　柬埔寨的學術界則擔心隨着中國通過投資發揮的經濟影響力增加，柬埔寨將成爲中國的“附庸”。如柬埔寨合作與和平研究所(CICP)的龍克·薩爾（Long Kosal）等學者所關切和質疑的不是中國在柬埔寨的利益以及對柬發展産生的幫助，而是洪森近年來不管是在南海問題上還是其他區域政策上明顯的親中立場。學者阿爾文·林（Alvin Lim）還認爲柬埔寨對中國的支持會使柬埔寨卷入到中國與印尼、馬來西亞、文萊和菲律賓的南海争端問題中，不利於柬埔寨的和平與發展。柬埔寨戰略研究所（CISS）的研究員恩布蘭（Cheunboran）認爲在中柬關係中柬埔寨是較弱小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會經歷戰略風險和脆弱性，甚至不得不在某些外交政策自治或者主權方面做出妥協以取悦中國。他主張柬埔寨不應一味追求中柬關係的深化而不加選擇地迎合中國的利益，柬埔寨應該建立一個自主且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中期透過强化與東盟各國的戰略合作、維持與美日印等大國的等距關係，减少對中國援助的需求與依賴。菲克迪（Pheakdey）認爲，柬埔寨可以從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獲得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外國直接投資、加强雙邊和多邊關係，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益處，但是他也認爲這可能將造成環境惡化、缺乏獨立的外交政策，甚至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常批評中國的切拉尼（Chellaney）教授也認爲，中國很可能將這些迫切需要基礎設施的國家納入其經濟和安全領域。例如中國在希臘、塞舌爾、吉布提和巴基斯坦以商業名義收購了幾個港口，這與中國軍事擴張有直接聯繫，柬埔寨在處理中國貸款時應非常謹慎。這些學者認爲柬埔寨應鞏固與亞洲及其他大國的關係，稱日本、印度、美國、歐盟和俄羅斯對於柬埔寨的安全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仍然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