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書海，研究北京歷史

　　王燦熾出生於永定高陂富嶺的客家土樓——“藝槐第”（又稱“新圍樓”）。南京大學畢業後，他分配到北京執教中學長達16年，由於教學成績優秀和工作認真負責，先後兩次被授予“先進教師”榮譽稱號。1979年7月，他被推薦到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當時推薦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論文寫得好；二是書籍讀得多。剛到新單位時，他只向領導提了兩個請求，希望購買20個裝卡片的抽屉和1萬張卡片。他“迷戀”上了古都北京，决心把北京史研究作爲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他確定走自己的路，從目録學、方志學、文獻學的角度研究北京的歷史。之後，他一頭扎進了北京各大圖書館。在首都圖書館，他發現龢利用了當年被錯劃爲“右派”的專家學者在“勞改”時整理編輯的《北京報刊資料索引》卡片20多萬張。在當時的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他不僅把所有有關北京的古籍目録謄抄下來，還全部翻閲瞭解放後從原南京總統府運來的幾十萬張藏書目録卡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他翻閲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和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全部館藏圖書目録卡片。不論寒暑，無論遠近，王燦熾總是騎着自行車奔波在住所與各個圖書館之間。在圖書館館藏的幾十萬册圖書目録中，要找到所有寫北京的書籍，無异於大海撈針。不過，王燦熾有自己的秘訣，單從古籍的書名，很難確定它們就是寫北京的書。如：《長安客話》、《析津志》、《天咫偶聞》、《春明夢餘録》、《藤陰雜記》、《人海詩區》、《宸垣識略》、《天府廣記》等。王燦熾的秘訣是，廣泛閲讀北京歷史著作，將已知的北京史籍中的參考書目、脚注和尾注等，一一記録下來，這樣，凡是寫北京的史籍他都心中有數了。第二個秘訣則是關注北京歷史上的文人、學者，他們長期在北京任職和生活，其著述大多是與北京有關聯的。但凡看到熟悉的作者名字，王燦熾都認真地翻閲其全部著作，以確定是否爲北京史籍。王燦熾享受着“尋書”的樂趣，到1981年下半年，他一共製作了2萬多張圖書目録卡片，幾乎將北京各大圖書館的北京文獻書目一網打盡。1985年，他編著出版的《北京史地風物書録》，不僅有著者、卷數、出版時間、出版單位、版本、提要等信息，甚至還標明瞭圖書的館藏地，這在目録學的著作中可謂絶無僅有，因而被學術界稱贊爲“是一部瞭解北京、研究北京的‘金鑰匙’”。1987年，《北京史地風物書録》榮獲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頒發的北京市首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奬。

　　有了歷史文獻的積累，王燦熾又把這些文獻資料“變活”、應用。他通過對文獻典籍、碑刻資料和典章制度的研究，確認北京至今發掘出的最大規模的西漢墓——大葆台西漢墓的墓主人不是通常認爲的燕王劉旦，而是他的兒子廣陽王劉建，這項研究成果，震動了北京考古學界。他用可信的歷史文獻記載證明，北京皇家御苑——北海公園的始建年代不是1179年，而是1166年。新編《北海公園志》引用了這項研究成果。他發表的《北京鐘鼓樓是明代在元代鐘鼓樓原址上重建的》，在後來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揭開了元大都鐘鼓樓舊址之謎，在北京史學界引起了强烈的反響。

　　建議重建永定門，完善北京城中軸綫文物建築

　　王燦熾先生有“北京城中軸綫情結”。他認爲，南起永定門，北到鐘樓這條城市中軸綫是我國古代城市規劃設計的精品杰作，他説：“北京擁有世界城市規劃史上，現存里程最長、建築種類最多、品位最高、最爲雄偉壯觀的城市中軸綫。這是北京城的代表、精粹、核心和靈魂。已經成爲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奇觀，令人嘆爲觀止。而永定門的拆除，使得這條中軸綫有尾無頭，像一根斷了的琴弦。”他還説，永定門始建於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1553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在北京外城諸城門中，永定門位置適中，形制特殊，造型精美，是北京城中軸綫最南端的標誌性建築。明、清兩朝皇帝往南游幸、郊勞等活動，都必經此門。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於2月3日由永定門入城接受檢閲，使這座城樓具有了革命歷史文物的内涵。然而1957年，永定門被拆除，北京城中軸綫失去了最南端的起點，呈現出“有尾無頭”的失衡。

　　1998年以來，作爲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的王燦熾先生，决定利用政協提案，實現復建永定門、重現北京城中軸綫神韵的夢想。爲了使自己的提案嚴謹、科學，他騎着自行車，沿着中軸綫7.8公里的路程實地考察，並沿途留心觀察中軸綫兩邊文物古迹的現狀。他發現永定門遺址和護城河水系仍存，遺址周邊没有大型建築，周圍環境也没有受到嚴重破壞，爲在原址復建永定門城樓提供了可能性。根據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關於“保護和發展傳統城市中軸綫，必須保護好從永定門至鐘鼓樓傳統風貌特點”的要求，爲了在北京外城重現一個標誌性建築，進一步完善北京城中軸綫文物建築，並爲改善北京南城的環境，發展北京旅遊産業，振興永定門地區的經濟服務，他建議北京市政府應盡快制定重建永定門的規劃，切實保護好永定門地區的風貌，讓雄偉壯麗的永定門(包括城門、瓮城、箭樓等)重放异彩，傳之後世，使北京城中軸綫文物建築群得到完整的保護。他還對永定門地區的居民進行入户調查訪問，居民也一致支持復建永定門。此外，他還大量翻閲史志文獻，在有關部門的協助下，終於查到了1937年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員會對永定門城樓的實測圖，可以作爲復建永定門的依據。

　　1999年，王燦熾提交了《重建永定門，完善北京城中軸綫文物建築》的提案。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汪光燾曾對他説過：“王委員，你的重建永定門提案很好，我記着呢，只要條件允許，我們一定去辦。”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重建永定門被列入“人文奥運文物保護規劃”。2004年3月10日正式動工復建，2004年9月25日，在原址上按照原形制、原結構重建的永定門城樓主體修復工程完工。嶄新的永定門城樓，重現於中軸綫的最南端。

　　提交“緊急提案”，保護北京安徽會館

　　1994年底，王燦熾先生收到了北京廣播學院研究中國戲曲史的教授周華斌先生的來信。信中提到他在調查北京安徽會館戲樓時，瞭解到該戲樓的佔用單位馬上就要拆除安徽會館的舊有建築，改建爲托兒所。王燦熾心急如焚，立即打電話到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反映此事。同時，他又向北京市政協提案委員會提交了一份“緊急提案”，説明安徽會館戲樓是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應當加强保護，要求緊急阻止拆建行爲。就在準備拆除安徽會館戲樓的當天，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簽發了《關於緊急阻止北京市椿樹整流器廠在安徽會館戲樓進行拆建工程案辦理情况的報告》，阻止了整流器廠的拆建行爲。1999年2月，北京市宣武區政府决定墊付200萬元，作爲搶修安徽會館戲樓等古建築的費用。

　　爲配合會館的修復工程，王燦熾還應北京市宣武區檔案館的邀請，編纂出版了《北京安徽會館志稿》一書八卷，具陳建館始末，備列房舍、經費、規章、人物及館中之古物、石刻，條分縷析，源源本本，俾後人知安徽會館興衰之歷史與當年園林、館舍之盛况。所輯《志稿》，豐贍翔實，後人游此會館，讀此志稿，既能瞭解會館之滄桑變遷，亦可窺知清代政治文化史的某些側面。

　　現在，北京安徽會館戲樓等古建築已經修葺一新，得到了有效保護。而第二期修繕工程，也正在積極準備開工。

　　呼吁保護名人故居

　　北京是一座馳名世界的文明古都，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曾經匯聚了許多名人，尤其是明、清以來，北京名人故居越來越多。隨着時間的推移，一些名人故居現在已經消失了。北京現存的名人故居中，明朝的已經很少了，保存下來的大部分是鴉片戰争（1840年）以後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這段時間的名人故居。被保護下來的名人故居數量很少，與北京作爲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不相符。

　　北京名人故居亟待普查，在《名人故居保護條例》没有出台以前，王燦熾先生建議對一些文字記載有名人活動的地方不要輕易拆除。

　　王燦熾先生認爲，名人的標準，大致可以從三方面來考核：第一，老北京人，即祖籍是北京，出生在北京，又在北京歷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名人，比如老舍等；第二，雖然不是“老北京人”，但長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在歷史上有過特殊貢獻和影響的名人，包括政治、軍事、科學、文化、藝術、教育等方面，比如郭沫若、梅蘭芳等；第三，雖然不是長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而他們在北京期間，曾做過對全國、全世界有重要影響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名人，他們在北京居住的時間可能很短，但其故居也要保留。比如孫中山先生，曾經先後三次莅臨北京，第一次來京居住地還需考證；第二次來京居住的賓館已被拆除；第三次來京住過兩個地方，即老北京飯店506房間和張自忠路孫中山行館，現在，這兩個地方都已經保留，並公佈爲市級和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在此基礎上，對名人居住過的地方，要進行調查、核實，確認，經過專家討論，公佈故居名稱，掛牌寫明誰曾經在這裏居住過。故居的恢復應該是整舊如舊，恢復其歷史原貌，可以根據後人的回憶、老照片和文獻資料等，按原樣陳列出來，並對外開放，成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004年，王燦熾先生提交了建議保護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人士、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著名的教育家、語言文字學家馬叙倫先生故居的提案，受到了有關方面的重視，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大方家胡衕26號的馬叙倫故居，終於躲過拆除的厄運，被掛牌保留下來了。

　　學術研究，成果豐碩

　　王燦熾研究北京歷史的學術成果豐碩，主要著作有：《北京史地風物書録》（58萬6千字，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榮獲北京市首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奬）、《王燦熾史志論文集》（33萬4千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出版）、《北京湖廣會館志稿》（16萬字，主編並撰寫大部分書稿，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燕都古籍考》（33萬6千字，京華出版社1995年出版，榮獲北京市1995年優秀圖書奬）、《孫中山與北京》（42萬字，二人合作， 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徽會館志稿》（35萬字，200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等。點校《燕都叢考》（約50萬字，二人合作，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主編全國政協重大項目——《中國文史資料總目録·北京卷》(1979-2007)(約80萬字，已交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正在出版的還有《北京史史料學》(約40萬字，京華出版社出版)、《北京史地風物書録續編》(1982-2005)(約160萬字，北京出版社出版)等。公開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有：《大葆台西漢墓墓主考》、《金中都宫苑考略》、《元大都鐘鼓樓考》、《談元大都的城墻和城門》、《北京地方文獻述略》、《北京歷史文獻佚書考略》、《陶宗儀與<元氏掖庭記>》、《熊自得與<析津志>》、《吴仲及其<通惠河志>考》、《繆荃孫與<記録順天事之書>》、《民國<北平志>考略》、《<北京市志稿>初探》、《北京地區現存最大的古驛站遺址——榆林驛初探》、《<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宛署雜記>考》、《北京地方文獻與宫廷飲食文化》、《北京固節驛考略》、《北京安徽會館沿革述略》、《北京密雲驛站考》等。

　　由王燦熾先生撰寫正文的《孫中山與北京》一書， 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在台灣地區學術界引起了强烈的反響。1999年，王先生接受台灣有關方面的邀請，參加了“第二届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在台北 “國立國父紀念館”學術報告廳，宣講了《孫中山與北京會館》論文，受到台灣學術界的熱烈歡迎。會後，他還前往台北故宫、國父紀念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檔案館、日月潭、台灣科技館、台中廬山風景區、九族文化村等地參觀。

　　爲了將自己的歷史專業知識爲當前的經濟建設服務，並爲保護文物古迹和發展旅遊産業獻計出力，自1998年以來，年届花甲的王燦熾先生還接受北京各規劃設計院的聘請，以淵博的學識，參與編制旅遊規劃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北京、河北、遼寧、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市，都留下了他辛勤考察的足迹。他撰寫了十餘篇旅遊規劃專題研究論文，主要有：《河北省保定市歷史文物旅遊資源的評價及開發方案》（1998年）、《山西省沁水縣文物古迹旅遊資源的評價及開發方案》（2001年)、《河南省淅川縣文物古迹旅遊資源的評價及開發方案》（2001年)、《遼寧省撫順市文物旅遊資源的評價及開發方案》（2001年)、《山西省沁水縣湘峪三都古城的歷史及其旅遊開發利用》（2002年)、《四川省廣漢古蜀文化的源流及其旅遊開發利用》（2002年)、《山西省沁水縣樊山的人文旅遊資源及其開發利用》（2002年）、《山西省屯留縣老爺山(三嵕山)的旅遊資源及其開發利用》（2002年)、《北京市平谷區丫髻山人文旅遊資源的保護及其開發利用》、《畿東福地——丫髻山道教名勝區沿革考略》（2003年)、《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文旅遊資源的保護和開發》（2005年)、《北京生態涵養區人文旅遊資源的評價和項目策劃》（2008年）等。王先生在北京旅遊規劃界頗具盛名，他還經常被邀請參加各地旅遊規劃編制成果的評審工作。

　　2006年，王燦熾先生應邀前往法國巴黎第一大學進行學術交流，還應邀前往德國魯爾工業區，參觀了由蒂森制鐵廠改造而成的蒂森工業博物館，並就舊工業園區如何合理利用、改造成爲旅遊景點、發展旅遊産業等問題，與德國學者進行研討和交流，受到了德國學者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