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兩岸同胞生理因素對幸福感研究，本章主要對身體健康和外貌兩個研究變量進行討論，由於大陸有關體健康和外貌對幸福感研究文獻相對較多，而台灣對外貌與幸福感的相關研究很少，因此本節側重比較兩岸同胞身體健康對幸福感的影響。自評健康狀况被廣泛應用於報告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一種手段，並作爲預測發病和死亡的一項指標。有研究表明居民的自評健康狀况越好，居民主觀幸福感越高，并且過去兩周身體不適的居民比無不適情况的居民幸福感要低，説明身體健康與幸福感密切相關。

　　馮慧敏等人對海峽兩岸90後女大學生幸福感現狀及其差异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大陸和台灣的女大學生在對幸福感内涵的理解上有相似性，都認爲“身體健康"(94.18%/95.05%)、“家庭美滿"(68.81%/77.23%)和“自由自在”(71.73%/76. 24%)是最爲重要的三項幸福感指標。這與我國文化中歷史悠久的女性社會角色有關,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青年女性都過分注重自身的家庭角色。她們對身心健康和幸福家庭的渴求很高。但作爲新時代的女性,她們都認爲自由自在的生活也是主要的幸福感受，這也體現她們幸福感受的矛盾性。

　　同時，研究發現兩岸90後女大學生在對幸福感内涵的理解上也有所區别，在“有職有權”、“知心朋友”、“受到尊重”和“貢獻社會”幾個方面，台灣和大陸的女生之間的認同度差异較大大陸女大學生把有“知心朋友”和“學習進步”也作爲幸福感的主要指標(占總人數的50%以上，遠超過台灣學生，台灣學生在這兩個選項上分别只有35.64%和27.72%)；而認爲“受到尊重”和“貢獻社會”的台灣女大學生人數超過了一半(分别是73.29%和53.47%)，大陸學生則少於一半(分别是42 83%和19.33%)。大陸還有部分女大學生認爲“有職有權”也是幸福感的指標之一(約占調查總數的13.10%)，而台灣女大學生認可這一選項的非常少(僅占調查總數的1. 98%)。這些説明台灣高校的多數女生更注重個體是否得到尊重，注重個體對社會的貢獻，把自我幸福同社會幸福相統一；而大陸高校中認爲幸福是“有職有權”的女生多過了認爲幸福是“貢獻社會”的女生，大陸女大學生過分注重權利而忽視自我獨立，不願意奉獻社會的這種意識令人擔憂。

　　總體上來看，海峽兩岸女大學生對自己的幸福感受較爲滿意，台灣女大學生總體幸福感水平高於大陸女大學生。在幸福感的多個維度上她們存在着相似之處，但在某些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异，造成這些差异的影響因素之一爲兩岸不同的社會環境。台灣與大陸同宗同源，共同延續着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和歷史。共同的民族文化傳承和相似的民族歷史記憶影響着兩岸女大學生的方方面面。在對幸福感的詮釋與幸福感的體驗上，兩岸女大學生所呈現的相似性恰是作爲炎黄子孫的共性。學校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環境與媒體導向等方面的差异也影響着高校中的女大學生，兩岸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社會環境的差异是不可否認的現實。

　　大陸地區經濟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與作爲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地區相比仍存在着差异。在全球化背景下和西方價值觀念的滲透和衝擊下，大陸社會正在發生着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不同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例如一切向錢看、自私自利、缺少社會責任感等種種觀念,衝擊着90後的女大學生。雖然大部分女大學生對幸福感詮釋是積極健康的，但不可否認，當越來越高的房價和工資不成正比時,當“學得好不如嫁得好”等觀念在大陸社會開始廣泛傳播時,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通過網絡和大衆傳媒擴散開來並影響了象牙塔中的女大學生，由此造成一些大陸女大學生把幸福感片面理解爲金錢和物質的享受，而且在面對獲取幸福的途徑，上依賴他人而不是通過自身的努力。此外，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媒體出於獵奇心理，喜歡對女大學生群體以偏概全，夸大社會現實和就業壓力，這些間接影響着高校女大學生，使她們對社會的判斷出現偏差，降低自身幸福感。

　　台灣地區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較深，現代化進程較大陸地區快。民主化和現代化是台灣社會環境的特色，雖然也會存在些不好的現象，但是台灣社會環境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更加注重對個人的努力肯定。由此，台灣女大學生多數認爲幸福感主要是靠個人的努力和奮鬥。另外，志工文化在台灣極爲普及，從學校社團到社會組織，無處不在的志工服務文化深入台灣社會，更有台灣地區高校把志工服務作爲一學分的必修課。這種無私和貢獻的觀念影響着新一代的台灣女大學生，因此她們把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作爲幸福感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