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邢占軍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幸福感進行剖析:第一是滿意感。這是幸福感最基本的體驗，要瞭解一個人是否感到幸福，首先要瞭解他對生活和社會是否感到滿意。第二是快樂感。一個幸福的人一般都會是一個快樂的人。快樂是一種積極愉快的情緒，它可以進行積極的自我調節和及時地化解消極情緒。最後是價值感。一個人對自身價值的主觀感受是個體幸福的體現，也是積極采取行動、實現自我的力量源泉。三者之間層層遞進不斷昇華，對個體和社會的發展十分重要。由此可見，幸福感是一個系統性的概念。它不僅包括個人對自身生活及環境的滿意度的評價，還包括人生價值和自我潜能的實現，也包括個人對社會的貢獻。

　　目前國内外學者已從主、客觀方面證實了大量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如：人格、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社會支持、自尊等，在客觀因素方面，研究者多關注經濟收入、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社會支持等對幸福感的影響。本書根據過往的相關文獻和書籍，進而着重對這４個客觀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

　　一、經濟因素與幸福感

　　經濟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大量研究表明，收入和財富是决定人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經濟因素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橋樑。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物質資料的生産是人類存在和社會發展的前提，生存需要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要，人類只有在滿足基本物質生活需求的基礎上才能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因此，經濟發展是提昇幸福感的物質基礎。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要按照從低到高的層次可分爲五種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要、歸屬感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與自我實現的需求。人的需求是從低到高不斷變化發展的，低一層次的需求滿足後往往會繼續追求下一個更高層次的需要。因此，幸福首先是對生理需要和生存安全需要等基本物質性需要的滿足。發展經濟學認爲，社會的發展主要取决於經濟的增長和發展。要提昇國民的幸福感，首先要解决的問題就是人民基本生活的滿足和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大力發展經濟才會創造出更多的社會物質財富，而更多的商品和服務的滿足，才會讓國民更具幸福感。

　　（1）收入水平

　　關於經濟收入如何影響主觀幸福感，目前研究者並没有達成一致。國外大量研究將收入轉化其對數形式計算（利用曲綫作用可表現經濟收入對幸福感影響的邊際遞减效應）收入與幸福感的關係。有研究表明，在給定時間内的國家水平和個人水平，收入和幸福都呈正相關，且個人或國家水平的生活滿意度隨收入變化的梯度大致相同；公民的生活滿意度也通常隨國家經濟水平的增長而提昇，經濟增長越多的國家生活滿意度提昇也越多。這些結論表明了絶對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主觀幸福感水平隨着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昇。但在發達國家，國民收入的變化和幸福水平的變化之間並非總是呈正相關，一旦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人均國民收入總體上的增加並不定轉化爲主觀幸福感的大幅度增加。以上結論的差异除了與樣本量和測量方法的不同有關外，也可能因爲作爲衡量國家收入水平的GDP並不一定能轉化爲家庭財富的平均水平。

　　國内外研究也表明，相對收入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對幸福感有實質性的重要作用，它們解釋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間的很多聯繫，可能因爲人們往往拿自己的現有情形與周圍人相比較，而生活滿意度並没有絶對量上的標準。總之，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主觀幸福感，但主觀幸福感與收入之間並非呈簡單的關係，收入可通過目標、社會比較、適應與壓力、周圍環境等多種中介變量對主觀幸福感産生影響。總之，近年來，隨着經濟的發展，兩岸同胞的收入水平是成上昇趨勢的。

　　（2）就業狀况

　　就業是民生之本，而民生的狀况又直接影響同胞的幸福程度。通過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調查研究表明，失業者的主觀幸福感程度相對來講通常要更低一些，并且更加容易陷入沮喪的情緒中。這是因爲失業不僅僅是失業者自己的不幸，而且還影響着失業者身邊親人的情緒使他們也感到不幸。奥肯定律揭示了失業率與潜在GDP增長率之間的反方向變動關係。不僅當前的失業率會影響到人們的主觀幸福感程度，曾經的失業經歷也可能對幸福感决定具有“傷疤效應”;失業的持續時間、失業者的個人特徵等都可能影響到主觀幸福感程度。通過失業對主觀幸福感的分析可以得出，失業所造成的非貨幣損失要遠遠大於其貨幣損失。對於就業者來説，就業的薪酬、穩定性、行業以及與領導的關係，工作環境等等都會對就業者的幸福程度産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有關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職場人士整體工作幸福指數處於中等偏下狀態，而且在工作中負面情緒體驗比較多，包括受到威脅、擔驚受怕、憤怒、氣餒、痛苦等。當前，中國經濟受疫情影響，許多小企業在經歷一個“寒冬”時期，大家就業情况不景氣，普遍幸福感較低。

　　二、政治因素與幸福感

　　幸福感取决於多種因素的合力，而“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政治因素在提昇幸福感中也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人們的幸福水平受其生活的政治環境的影響，這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那段時期表現尤爲突出。新中國的成立，標誌着人民當家作主時代的到來廣大勞動人民備受鼓舞，紛紛投身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大潮中，至今仍有不少人懷念那樣的時代，認爲當時的生活極其幸福，是一個“路不拾遺、尊重勞動、人人利他”的幸福時代。在百廢待興、物質匱乏的新中國成立之初，國民的幸福感如此之强，則主要來自於同胞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和對人民政府的信心。政治制度影響國民幸福水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公平、公正的制度體系對提昇幸福感具有積極意義，不公平的制度則會對幸福感的提昇産生消極影響。當人們認爲自己被對待的方式是公平合理時，他們就會體驗到更多的幸福，在政治學裏，這不但包括結果的公平，更包括程序的公正即在政治過程中的公平對待。相反，不公平的制度體系不僅會影響一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會影響到一個人對政治環境的評估，這種不滿意度極大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第二，同胞享有廣泛的民主參與權對幸福感的提昇具有重要影響，研究表明，參與權指數對幸福感知具有重要的統計意義。政治參與權賦予公民對政治决策更多的參與權，政策制定和政府活動的開展更加符合廣大同胞的意願，直接的民主參與增强了公民的主人翁意識、提高了國民的幸福水平。第三，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助於提昇幸福感。福利國家“從摇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保障了同胞的基本物質需要，而且還提供了同胞所需的心理安全感。

　　三、文化因素與幸福感

　　（1）文化環境

　　Hofstede認爲文化不是一種個體特徵，而是一個環境中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經驗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他將文化差异最終修訂爲５個文化維度：權力距離、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不確定性規避、男性化與女性化傾向、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有學者采用Hofstede的文化維度量表和施瓦茨的價值觀量表的相關研究表明，高生活滿意度與個人主義、精神自由和情感自由、平等主義呈正相關，而低生活滿意度與權力距離、不確定規避、男性化傾向、保守主義、等級制度相關。這些相關性表明，高度崇尚平等和個人自由的透明、公平的文化環境有利於人們保持高生活滿意度。有研究探討澳大利亞華人主觀幸福感的差异是否可歸因於中國文化影響産生的文化反應偏差，結果顯示，文化反應偏差影響從高到低依次爲中國香港人、澳大利亞移民、第二代澳大利亞人，文化反應偏差被證實爲澳大利亞人和中國香港人主觀幸福感差异的影響因素。文化也可統一劃分爲個人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有研究表明，自我中心取向是個人主義文化中個體主觀幸福感的重要來源，而他人中心取向則使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個體感受到較高的幸福感。這一結果充分證明了不同的文化會形成不同的個體文化取向，個體文化取向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

　　（2）文化傳統

　　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不竭動力，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而價值觀則决定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的生存態度。由於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不同國家的同胞也就有着不同的幸福觀。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核心文化價值觀。知足常樂的和諧幸福觀至今仍是影響着中國人言行的規範準則。

　　中國傳統文化的内核是和諧思想，主要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有的學者據此就設計出了中國人的幸福感量表，將中國人的幸福感分成人際關係和諧、得到他人的尊重、物質需要的滿足、工作成就感、社會比較中占優和心靈的寧静等六個維度"。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境界，中國人的幸福感更加側重社會取向，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有一定的社會擔當成爲中國人幸福感的核心内容。

　　個體對自己的幸福感做出判斷時，無法避免地會帶上文化的烙印，而且不同的文化對其判斷的影響是不同的。例如一些心理學家依據個體信息的内部來源和外部來源將文化劃分爲個人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前者趨向於注意自己内部的主觀體驗而忽略情景中的相關因素和規範因素，而後者更强調與他人的需要和期望的一致性，以及外部規範的社會一致性。在個人主義文化中，個體内部情感和真實性經常被認爲是一種美德，個體高度地看重自我的成分，在他們的身上可以發現内部情感和生活滿意度之間有很强的相關性。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個體的思想和情感只有參照别人的思想和情感才能獲得充分的意義，在這種文化中的個人對文化準則的知覺和生活滿意度之間有更强的聯繫。在個體主義文化中，自我的私有成分和内部成分决定一個人的個性，個體的滿意度是以情緒體驗爲基礎的;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個人的個性受其别人關係的影響。中國大陸同胞是集體主義文化，强調與他人的需要和期望的一致性，以及外部規範的社會一致性。人們普遍認爲，個體的思想和情感只有參照别人的思想和情感才能獲得充分的意義。

　　（3）信仰

　　宗教既是一種特定形態的思想信仰，又是人類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有着豐富的文化内涵。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等方面，並滲透到文學藝術、天文地理等領域。宗教是以异化的方式反映現實生活而被實體化了的一種社會體系和文化生活方式，這便是宗教的文化屬性。這種具有异化反映方式特徵的宗教文化，並非一種孤獨的思想遊魂在空中飄來飄去，它總要附着在某種文化實體上，通過一定的文化系列在社會生活中發生實際的作用，例如通過宗教道德、宗教哲學、宗教文學、宗教藝術、宗教習俗、宗教典籍、宗教活動，影響人們的思想情趣，成爲社會精神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每個國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它是人類在具有社會組織結構後，有意識地發展的一種社會行爲，從而形成一種大的習慣勢力龢民族心理定勢，制約着人們的思想和行爲，從而影響着國民幸福。

　　宗教可以説是一種信仰，但是不能説信仰就是宗教，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種表現形式。信仰是對某種理論、思想、學説的心悦誠服，並從内心以此作爲自己行動的指南。《辭海》將信仰定義爲，人們“對某種宗教，或某種主義的極度信服和尊重，並以之爲行動的準則”。賀麟認爲“信仰是使個性堅强、行爲持久、態度真誠、意志集中的一種知識形態”。這一界説準確地概括了信仰的精神特徵。魏長領則認爲“信仰就是人們對人生及其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乃至整個宇宙的起源、存在、性質、意義、歸宿等重大問題的認定和確信，並以此形成人們的最高價值理想和終極目標”。這指出了信仰的理性基礎。由此可以看出，在精神上有所信仰的人内心相對來説比較强大一些。

　　例如，雷鋒選擇信仰共産主義，就形成了無私奉獻的人格；又如數以千萬的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爲信仰，爲了忠於自己的信仰，革命征途上的槍林彈雨擋不住共産黨員堅定的步伐，敵人刑場上的刀光劍影折不彎共産黨員昂揚的身軀。方誌敏烈士喊出的“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决不能動摇我們的信仰，因爲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震撼了多少渾噩麻木的靈魂。夏明翰烈士的就義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又激發了多少人前僕後繼的鬥志。革命先烈的大義凛然的精神歸屬於他們内心的信仰--馬克思主義。

　　因爲信仰是影響人們生活的最高精神因素，有没有信仰，或信仰什麽會極大地影響人們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進而直接地影響人們對生活的評價、感受。絶大多數大陸同胞都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

　　（4）價值觀

　　價值觀是指人們斷定客觀事物有無價值及價值大小的根本觀點和評價標準。理解這一概念應注意:第一，價值觀是一種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它在一定的社會存在的基礎上産生，隨着社會存在的變化而變化;第二，價值觀人皆有之，具有多樣性的特點，不同的人對同一事物往往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在階級社會，價值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價值觀;第三，價值觀作爲一種社會意識，就其性質而言，有正確的、科學的價值觀和錯誤的、不科學的價值觀;第四，價值和價值觀的關係:人的需要與事物屬性之間的特定關係即價值决定人們的價值觀，價值觀是對客觀存在的價值的反映，並隨着價值的變化而變化。價值觀决定了人生的根本方向，對人生的各種活動起着導向作用。

　　馬克思主義革命價值觀，堅持享受與創造的統一。馬克思一方面認爲享受不是統治階級的特權，它也是廣大勞動人民正當生活的一部分，人們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本身就是一種幸福。但另一方面，享受勞動成果並不是幸福的全部内容，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别在於人可以自由自覺的創造活動，因此幸福更存在於人類的創造活動中。創造是享受的前提，享受是創造的結果。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説過:“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於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脱”。大陸同胞的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馬克思主義革命價值觀核心相同。

　　四、社會因素與幸福感

　　（1）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既可以爲他人提供物質或信息的幫助，又可以在人們面臨應激生活事件時阻止或緩解應激反應，增加健康的行爲模式。主觀支持是個體體驗到情感上的支持，能使老年人在社會中産生被尊重、被理解的情緒體驗，從而提高生活滿意度。研究表明，老年人社會支持各維度與主觀幸福感及總幸福度呈顯著正相關，主觀支持能顯著預測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社會支持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從效果量值上看，主觀支持及其利用度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比客觀支持更密切。

　　（2）受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則主觀幸福感程度也越高。因爲良好的教育能有助於人們獲得穩定的高收入工作、控制更多的經濟資源及搆造穩定的社會關係，從而增强其主觀幸福感。Oswald(1997)對影響主觀幸福感因素的經驗概括也認爲受過良好教育者的主觀幸福感程度相對會比較高。通過計世網的調查數據中可知，在中國職場人士中，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幸福指數越高。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工作幸福指數爲2.45，而碩士以上教育程度的工作幸福指數爲2.81。

　　（3）婚姻質量

　　許多針對不同國家和時間的研究與調查顯示，婚姻確實能够提高人們的幸福水平。那些已婚者所報告的主觀幸福感水平比那些未婚者、離婚者、分居者和單身者所報告的幸福水平都要高。那些已婚女人比那些未婚女人更幸福，那些已婚男人比那些未婚男人更幸福。已婚女人和已婚男人所報告的幸福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説，婚姻並不會偏向於某一個性别。這些研究與調查結果受到了另一研究觀察的驗证：婚姻能在死亡率、發病率以及精神健康等方面表現出許多優點。另外，夫婦之間對彼此的幸福感也會産生積極的相互影響。即使當其他諸如收入、年齡和教育等影響變量受到控制的話，婚姻與幸福之間的這種積極關係也會維持不變。婚姻和幸福之間有着積極的聯繫，婚姻有助於提高幸福水平的主要理由有兩個：

　　①婚姻能够提供額外的自尊來源，例如婚姻可以提供一種躲避生活中其他層面(特别是工作)的壓力的避難所。這樣，一個人的定位可以是多個立足基礎，因而是非常有利的；

　　②已婚者更有機會受到那種長久親密關係的支持，他們遭受孤獨之苦的機會很少。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依法辦理離婚手續470.1萬對，離婚率爲3.4%，我國離婚率逐年上昇，會對人們的幸福感造成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