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受西方功利主義學派、古典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的影響，經濟學家一直將幸福視爲財富最大限度的積累。只要社會能够實現物質的極大豐富，那麽個體自然會實現幸福的目標。然而，隨着各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這種傳統的經濟學幸福觀不斷招致非議。

　　相對收入假説支出，個人的幸福感不僅僅取决於絶對收入水平，由於人們普遍具有社會比較的心理，所以主觀幸福感更取决於相對收入水平的高低。收入的增加固然能够提昇幸福感，然而當所有人的收入同時提高時，在相對水平上便意味着個體的收入並無增長，從而使得個體在心理上並不會感受到收入增長的刺激，這也就解釋了爲什麽在宏觀層面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没能帶來國民平均幸福感的提昇。

　　韋胡文對相對收入論提出了三點批評，指出個體的幸福感建立在人類需求滿足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天生的、絶對的情感，並不受相對標準的影響，在中國的幸福感研究中也同樣出現了關於相對收入理論的争論。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相對收入地位對於個體的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絶對收入對幸福感的純影響則會因參照群體收入的增長而削弱，支持了相對收入理論。然而，仍有一些實证研究對相對收入理論提出了質疑。例如，羅楚亮通過研究發現，絶對收入與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即便控制了相對收入，絶對收入的影響依然顯著。

　　一項大陸的研究發現，收入水平或者物質福利的增長，不一定表明居民個人福利的改善。農村比城市的主觀幸福感高，可能的原因是農村居民對收入有較低的預期或欲望，并且對未來收入變動有良好預期。低收入的農村居民欲望比較低，對未來收入預期樂觀，幸福感較高，而高收入的城鎮居民欲望比較高，對未來收入預期下降，幸福感下降。也有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相對收入地位對於個體的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絶對收入對幸福感的純影響則會因參照群體收入的增長而削弱。

　　經濟因素中，消費作爲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並没有得到國内外學者的重視；失業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較多，缺少勞動者的就業環境、勞動力流動率等宏觀因素對幸福感影響的研究。税收因素中，直接税（個人所得税）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研究也較少，大陸地區實行的個税改革和减税政策也會間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社區鄰里關係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較少，在社區關係中存在相對剥奪證據，居民更加關注自己在社區的位置，會將自身情况與社區的其他居民進行比較。借鑒社區鄰里效應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