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美國通過“美國在台協會”（AIT）等加大對島内各主要政黨也包括民進黨進行掌控，民進黨也積極利用“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等渠道向美國輸誠示好，這也有助於美國進一步强化對民進黨的瞭解。

　　第一節　“美國在台協會”：民進黨對美交心最重要路徑

　　“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AIT），是1979年美台“斷交”後，美國依據所謂“與台灣關係法”設立的負責處理與台灣關係的機構。該機構性質總部位於弗吉尼亞艾靈頓地區（對外宣稱是華盛頓總部），在台灣設有“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雖爲非官方機構，但期處理的業務範圍却美國駐外使領館等有高度相似之處。爲與美國的“美國在台協會”相對接，1979年台灣也建立了“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後更名爲“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在美國也設有“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相類似的機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總部”（TECROHeadquarters）。從1979年以來，“美國在台協會”一直是美台交往當然也包括民進黨與美國交往的最重要管道之一。

　　一、“美國在台協會”的“半官方”角色與“使館”功能

　　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美國仍不願放棄與台灣的經濟、文化等關係。爲了將“斷交”後的美台關係進行法制化和機制化處理，1979年4月份通過的所謂“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並依據此法設置“美國在台協會”。所謂“與台灣關係法”在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和第九條專門規定了“美國在台協會”的性質和運作方式，相關内容如下：

　　“美國在台灣協會”

　　第6條（甲）總統或美國政府的任何機構同台灣進行的計劃、交易和其他往來，應按照總統所指示的方式和範圍，或者通過（一）美國在台灣協會（以下簡稱：“協會”） ――按照哥倫比亞特區法律註册的非營利性團體，或（二）總統可能指定的類似的繼承的非政府實體，去辦理和進行。

　　（乙）凡當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依照美國法律，總統或美國政府的任何機構商定、履行、實行或保持有關台灣的協定或交易時，此種協定或交易的商定、履行和實施應遵照總統批示的方式和範圍由協會或通過協會進行。

　　（丙）凡哥倫比亞特區的或該協會在該處註册或經營的州或州屬行政分區的任何法律、規章、條例或法令妨礙或以其他形式干涉該協會按照本法履行職責時，應認爲本法優先於這種法律、規章、條例或法令。

　　協會對在台美國公民提供的服務

　　第7條（甲）協會得授權其在台灣的任何雇員――

　　（一）辦理或接受任何人的宣誓、證詞、誓詞或作證書，並履行法律所要求或授權任何公證人在美國境内能履行的任何公證手續；

　　（二）擔任已死亡的美國公民的私人財産的臨時保管人；

　　（三）從事其他行爲來協助和保護美國人的利益，如總統指定的美國法律授權在美國之外爲領事目的而從事的行爲。

　　（乙）根據本條授權的協會雇員所從事的行爲在美國國内應是有效的，並具有同等效力，如同按照美國法律授權從事這些行爲的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一樣。

　　協會的免税地位

　　第8條（甲）協會及其財産和收入在現在或今後都免予向合衆國納税（但本法第十一條（甲）（三）款所要求的根據與聯邦保險撥款法有關的1954年國内税收法第21章所規定的征税除外），也免予向任何一州或地方税務當局納税。

　　（乙）就1954年國内税收法而言，協會應被視作該法第170條（乙）（一）（子）、第170條（丙）、第2055條（甲）、第2106條（甲）（二）（子）、第2522條（甲）和第2522條（乙）中所描述的那種組織。

　　向協會提供資産和服務以及自協會獲取服務

　　第9條（甲）兹授權美國政府的任何機構，按照總統可能提出的條件，向協會出售、借貸或出租資産（包括其中的利益），並爲協會的工作提供行政和技術支授與服務。償付給本款上述機構的費用應歸入該機構當前可使用的撥款之内。

　　（乙）兹授權美國政府的任何機構，按照總統可能提出的條件，獲得和接受協會的服務。凡總統斷定這些機構獲得取協會的服務有助於實現本法宗旨時，獲得此項服務，可不顧及總統以行政命令規定的通常適用於這些機構獲取服務時的法律。

　　（丙）凡根據本法爲協會提供款項的美國政府任何機構應同協會作出安排，使美國總審計長能够檢查協會的帳目和記録，並有機會對協會的業務開支進行審計。

　　“美國在台協會”名義上爲非營利、非官方（unofficial）組織龢民間組織，但在業務範圍上仍具有濃郁的官方色彩，主要負責辦理台灣官員和台灣民衆赴美簽证以及美國公民服務等。除此之外，“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美國派出人員享有所謂“外交豁免權”，車輛爲“外交”車牌，其規格與美國其他駐外機構基本等同。

　　“美國在台協會”華盛頓總部於1979年4月11日開始正式對外開展工作，台北辦事處則於4月16日對外開放。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丁樹範介紹，“當時斷交，讓美台關係進入全新摸索期。由於美國要開始介意北京態度，當初連美台往後要怎麽碰面、如何接觸，都面臨相當大的挑戰”。爲瞭解决當時的難題，據“美國在台協會”前台北辦事處長宋賀德回憶，創立“美國在台協會”初期完全處於摸索階段，這是美國第一次處理類似事件，毫無經驗可言。後來借鑒1972年日台“斷交”時的經驗，仿照日本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後更名爲“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做法，設置了“美國在台協會”。據“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首任一般事務組（General Affairs Section也即現在的政治組）組長和當時美國駐台“大使館”最後一任政治參事班立德（Mark S. Pratt）所述，此種斷交後對台關係模式可以稱爲“日本模式”。

　　2018年以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位於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34巷7號。1979年2月28日舊“大使館”閉館至4月16日台北辦事處開業前的空窗期内，辦事處籌建業務由最後一任“大使館館長”（臨時代辦）浦爲廉留在台北進行，美軍顧問團用地即爲浦氏與台灣時任外事部門政務次長錢復等高層官員交涉後，决定設爲辦事處地址；高雄市設有“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在層級上隸屬於台北辦事處，也即二者是上下級關係而非平行關係，主要負責處理美國與台灣南部的關係。現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位於台北市内湖區金湖路100號，2018年6月舉行新館舉辦落成典禮，蔡英文、賴清德等民進黨内重量級人物悉數到場，2019年5月6日正式啓用。“美國在台協會”内湖新館建造過程耗時8年，投資2億5500萬美元，其規模之大，在整個亞洲都相當罕見，成爲美國在東亞次於日韓的最大駐外機構。

　　“美國在台協會”内部最高負責人爲“主席”（Chairman），此前曾長期被稱爲“理事主席”（Chairman and Managing Director）。2006年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擔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之後，人事制度進行一定調整，不再兼任“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理事。自此之後，“美國在台協會”負責人就不再被稱“理事主席”，而僅被稱爲“主席”。“美國在台協會”在台灣的派駐機構最高負責人爲“台北辦事處處長”（AIT Director）。

　　1979年4月16日“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高雄辦事處對外開放之初，館員大部分仍由前美國駐台灣“大使館”館員留台擔任。“美國在台協會”人員數量一直在擴張，1979年剛成立時約有55名美籍人員，大約10年，人數長了一倍，達到100多人，雇傭台灣本地人員300多人。後來基本維持了這一規模，目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大約有120名美籍人員和300多名台灣本地雇員，總人數超過450人。而“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辦事處則有10多名美籍人員和40多名台灣本地雇員，總人數在50人左右。

　　根據“與台灣關係法”，“美國在台協會”是非官方機構，其中工作人員不能由聯邦政府公務員擔任，因而美國國務院人員若要到“美國在台協會”工作的話，需要至少在形式上先脱離公務員隊伍，而以民間雇員身份到“美國在台協會”工作。但2002年之後，這一情况發生根本改變，當年通過的《2003年財政年度外交關係授權法》（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2003 (P.L. 107-228)）中明確規定，美國國務卿及其他内閣級和部長級官員可根據業務需要指派相應人士到“美國在台協會”工作。這意味着，美國聯邦公務員可以在不脱離公職的情况下，直接到“美國在台協會”工作。根據2012年美國國務院督察長室發佈的報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人員最主要來源除了國務院外交官外，其次分别爲美國國防部及美國商務部海外商務服務處等機構的外派官員。

　　另外，“美國在台協會”還專門設有軍事相關部門。2004年英國《詹氏防衛週刊》透露，自2005年起有美國現役軍人到“美國在台協會”任職，2008年起有美國海軍陸戰隊現役軍官到“美國在台協會”任職，均在“美國在台協會”“聯絡事務組”（Liaison Affairs Section，美台“斷交”前對應機構爲美駐台“大使館”武官處）或“安全合作組”（Security Cooperation Office）工作。安全合作組則由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掌管，聯絡事務組則由美國國防情報局主導。但爲避免刺激中國大陸，這些現役軍官在台期間都不允許身穿軍裝公開活動。

　　雖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拒絶給美中關係貼“新冷戰”標籤，但中美關係在事實上已經進入“混合新冷戰”階段，在這一復雜背景下，目前“美國在台協會”在性質上正在試圖突破非官方色彩，轉而刻意凸顯其“官方”職能定位，謀求將“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層級昇級爲“領事”甚至是“大使”層級。事實上，早在2002年，當時美國政府就曾經以放風的方式表示要將“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職位昇級爲“大使級”。2020年10月20日，美國聯邦參議員盧比奥（Marco Rubio）聯合麥克利（Jeff Merkley）共同抛出“台灣關係加强法案”，呼吁美國政府調整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任命方式，改爲由參議院同意，這很顯然是要比照“大使”的任命方式。隨着中美戰略博弈昇級，“美國在台協會”也不斷强化自己的“官方”色彩，例如公開稱呼蔡英文爲“總統”。2019年3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還與台灣“外交部長”公開聯合主持“台美共同成立印太民主治理諮商機制”記者會，這也是“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首度到台灣“外交部”公開活動，被島内緑煤稱“具有重大標誌性意義”。另外，“美國在台協會”作爲駐台機構，與台灣當局關係密切。特别是2016年民進黨重返執政後，“美國在台協會”更是加緊與民進黨和蔡英文溝通，力促蔡英文在大陸和美國之間完全倒向美國，主動充當美國“以台制華”馬前卒。2020年台灣“大選”結束後，“美國在台協會”第一時間恭喜蔡英文連任成功，蔡英文則回應聲稱“台美已昇級爲全球合作伙伴”，美國此舉顯然是要爲蔡英文的勝選發揮“恭賀”效應。

　　有意思的是，“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經常與蔡英文會面，但在對外公佈消息時，經常只是以標題的形式來展現二人曾經會晤，但對於會晤時討論的内容却只字不提。如此既可展現美台關係“密切”，更流露出一種“神秘”的氛圍，折射美台關係已經往“不可對外公佈”的更深層面拓展。

　　二、民進黨内部的派系紛争與對美輸誠

　　“美國在台協會”作爲美台關係的“中間橋樑”，試圖突破自身“非官方”角色定位，開始向“大使館”方向過渡。民進黨内各大咖要角也不甘人後，紛紛利用“美國在台協會”向美國“輸誠”，力争能够通過向美國“表忠心”、“説真話”來博取美國對自己的好感和支持，以便在關鍵時刻能够獲得美國的力挺和加持。所以民進黨内部與“美國在台協會”的溝通，其核心目的並不僅僅是要擺脱當時國民黨在對美關係上佔有優勢、民進黨相對處於劣勢的困局，更多的是要向美國交待民進黨内部的派系紛争和極其復雜的人際關係。

　　一是民進黨關鍵人物紛紛向美“交心”。蘇貞昌就曾經對“美國在台協會”官員説，蔡英文缺乏政治經驗，暗批蔡英文能力不够。面對媒體追問，蘇貞昌没否認，只説，當時有當時的時空背景，現在已經不重要了，蔡英文也笑説，民進黨現在是强而有力的政黨，她當然是强而有力的領導人。

　　二是在“入聯公投”等重大議題上對美説“真心話”。陳水扁在2008年“大選”時抛出“入聯公投”的議題，引發美國高度不滿。根據維基解密公佈密電内容，包括當時的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蘇貞昌在内都向美方表示，如果民進黨勝選，會抛棄“入聯公投”議題。對此，民進黨“立委”蔡煌琅强調，“入聯公投”的確是當時的重要政策；國民黨“立委”吴育昇則表示，這證明民進黨一向爲了選舉不擇手段，所謂入聯公投根本就是欺騙社會大衆，民進黨只會向美國交心。

　　三是向美匯報緑營内部紛争。根據維基解密透露，李登輝對陳水扁、蔡英文龢民進黨一度都有所不滿。施明德發起“百萬人民倒扁”行動時，李登輝向時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楊蘇棣猛批陳水扁。同時又向楊蘇棣蔡英文能力有限，有可能被民進黨内的各大派系綁架。相較蔡英文而言，馬英九形象更好。對於蔡英文與陳水扁的關係，蔡英文也主動向美國“説真心話”，對美表示，將來會帶領民進黨慢慢走出陳水扁的影響，與陳水扁保持距離。最反諷的是，蔡英文2008年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她最倚重的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林成蔚也開始向美國“告御狀”，批評蔡英文是“控制狂”，“事無巨細都想插手”。後來維基解密事件爆料後，蔡英文對林成蔚徹底失去信任，使得林成蔚至今都無法翻身。

　　三是利用美國打壓國民黨。2008年台灣“大選”時，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一度身陷美國緑卡風暴，維基解密電文顯示，當時蔡英文曾問楊蘇棣（Stephen Markley Young）馬英九緑卡效力問題，當時楊蘇棣僅淡淡表示，這一問題非常復雜。由於美國表態低調，也使得民進黨當時想打馬英九緑卡的圖謀未能得逞。

　　第二節　台灣“駐美代表處”的名稱變更與職能“突破”

　　一、以“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更名帶動美台關係昇級

　　1979年1月1日美台“斷交”後，美依據所謂“與台灣關係法”成立“美國在台協會”（AIT），作爲執行美國政府與台灣相關事務的代表機構。台灣當局也於1979年3月1日成立對應機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簡稱CCNAA），該機構直接隸屬台“行政院”，但在具體業務上由“外交部”負責。

　　1994年9月7日，美國政府公布新的涉台政策；1994年10月10日，台灣“外交部”也積極跟進，作出相應調整，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辦事處”正式更名爲“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駐亞特蘭大等十二個辦事處亦更名爲“駐（地名）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同時正式將該機構中英文名稱加注爲“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總部”（CCNAA, Headquarters for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S.）、簡稱爲TECRO（Headquarters）。該機構總部和分支機構主要有：

　　辦事處負責轄區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馬裏蘭州、弗吉尼亞州、西弗吉尼亞州、特拉華州

　　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馬薩諸塞州、新罕布什爾州、佛蒙特州、緬因州、羅得島州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紐約州、新澤西州、賓夕法尼亞州、康乃迪克州

　　駐邁阿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佛羅裏達州、波多黎各、美屬維京群島、百慕大、巴哈馬、土克凱克

　　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佐治亞州、亞拉巴馬州、肯塔基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田納西州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伊利諾伊州、印第安納州、艾奥瓦州、密歇根州、明尼蘇達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

　　駐休斯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得克薩斯州、俄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納州、密西西比州

　　駐丹佛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5年4月17日之前位於堪薩斯）

　　科羅拉多州、堪薩斯州、密蘇裏州、内布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南加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

　　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北加州（南至維塞利亞（Visalia）爲界）、内華達州、猶他州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華盛頓州、俄勒岡州、愛達荷州、蒙大拿州、懷俄明州、阿拉斯加州

　　駐火奴魯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夏威夷州、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美屬巴爾米拉環礁（Palmyra Atoll）

　　駐關島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7年8月31日起暫停運作，改由駐帕勞大使館兼轄。2020年夏天重新開始運作。）

　　關島、北馬利亞納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2012年9月3日，台灣外事部門組織調整，“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正式成爲台灣外事部門所屬機構。

　　1979年“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成立時，在當時美國强大的壓力下，台灣當局只能用“北美”代替美國。此後，台灣當局一直慫動美國，要求美國同意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正式更名爲“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在中美戰略博弈昇級及台灣當局多年遊説背景下，2019年4月，美國最終同意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正式更名爲“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後於同年6月6日正式揭牌。蔡英文欣喜若狂，聲稱“新名稱來自台美之間的共識，……也是我們第一次把‘台灣’和‘美國’對等放入事務機構名稱，象徵了台美關係緊密，存在良好的互信”。島内輿論特别是緑營媒體則歡呼這是“重大突破”。

　　“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主要分爲業務組與行政組。業務組主要職能有：負責與“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經濟組、商務組、文化新聞組、農業組、安全合作組（原技術組）、聯絡事務組、研究計劃組及華語學校之協調聯繫。協調辦理台美雙方有關經貿、農業、科技、文教、知識産權與環保等方面的咨商會議，必要時可代表台灣當局與美方簽署雙邊協議文件。負責與美國各州駐台經貿辦事處及美僑商會等機構的協調聯繫。行政組主要職能有：負責與“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領事組、行政組及安全組的協調聯繫。協辦美駐台外交人員的身份证、免税卡、特權、豁免及簽证事項。協助台美雙方法律文書送達案件。

　　二、美台炮製交往新準則，官方互動更趨頻密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台灣駐美代表處”，是台灣在美國設置的駐外代表處，台當局自詡是“駐美國的實質大使館”。現任代表爲蕭美琴，另有兩位副代表薛美瑜、鄭榮俊。代表處總處位於華盛頓特區，總管所有涉及台灣與美國雙邊關係的工作事宜，同時管理台灣在美國各地設置的駐外辦事處。在2000年至2008年陳水扁執政時期以及2016年至今的蔡英文執政時期，“台灣駐美代表處”也是民進黨當局與美國溝通最重要的官方管道。

　　1979年1月1日，美國正式與台灣“斷交”，雙方撤回在對方的“大使館”。1979年4月美國通過所謂“與台灣關係法”，成立“美國在台協會”，台灣則設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2019年更名爲“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做爲聯繫窗口，並在美國華府設立台北代表處，置駐美代表一人，做爲對美國工作的最高層級外交官。駐美代表主管整個駐美代表處，其雖無大使館之名，但實際負責之業務與大使館無异。因爲政治因素，台灣在美國的外交單位一律稱爲“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故2012年9月起，台灣“外交部”將該職務改稱“駐美大使”。

　　台灣現任“駐美代表”蕭美琴在美期間，不斷利用各種方式刷存在感，製造“台灣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假象，甚至還在推特上聲稱自己是“大使”，“台獨”意味呼之欲出。與此同時，美國對民進黨當局也不斷鬆綁，逐漸放寬美台交往限制。2021年1月，特朗普政府即將卸任前，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奥（Mike Pompeo）宣佈取消美台官員的往來限制，包括允許台灣軍方官員穿着軍服、在與美國官員會晤時展示台灣所謂“國旗”。2021年1月，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參加新總統拜登及副總統哈裏斯的就職儀式，這是自1979年美台雙方“斷交”以來首次有台灣方面人物獲得美國就職典禮籌備委員會（JCCIC）的正式邀請參加美國總統就職典禮，被島内緑營媒體歡呼是“重大突破”和“劃時代的里程碑”。

　　2021年4月9日，美國拜登政府公布新的與台交往準則，新準則將放寬與台灣的往來，鼓勵美方官員在與台灣官員進行工作層級會面時，可以在美國聯邦機構内舉行，也可以在“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或“雙橡園”活動。美國國務院在官方網站上發表聲明稿稱：“這項指導方針强調台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體，是重要的安全和經濟伙伴，也是對國際社會的正向力量。”台灣“外交部”發表新聞稿表示，在“與台灣關係法”立法42週年之際，此次美國國務院修訂的交往準則，顯著提昇與台灣的交往與互動關係，爲台美關係展開新頁。新聞稿稱：“外交部對美國國務院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台灣‘堅若磐石’的承諾表示歡迎之意。”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推特上對美方的新舉措表示歡迎。“期待利用新的機會共同努力，深化關係。”民進黨當局還正在圖謀進行更爲激進的“台獨”布局，即將台灣的“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更名爲“台灣代表處”（TRO）。對此，台外事部門政務副手曾厚仁等，都給與了承認。

　　第三節　民進黨恢復“駐美代表處”修補與美國互信

　　在島内“親美倚美”特殊氛圍下，無論是國民黨龢民進黨都争相展現自己才是美國“屬意”的最佳伙伴。國民黨自其成立以來就與美國各界有着密切的關係，相較國民黨而言，民進黨在對美關係上起步較晚、根基較淺，因而更加重視與美溝通。在這樣的背景下，1995年民進黨首次以黨的名義設立駐美代表處，當時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國會山莊與白宫間的賓夕法尼亞大道上。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爲避免與台當局“駐美代表處”叠床架屋，並爲節約經費，因而撤除民進黨駐美代表處。但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民進黨當局執意推行所謂“入聯公投”、“一邊一國”、“公投制憲”、“廢統”等“激進台獨”和“法理台獨”活動，引發美國高度不滿，批評陳水扁是“麻煩製造者”，指責當時民進黨當局的做法是“衝撞紅綫”，民進黨與美國的關係一度走向僵化。對此，連民進黨籍的劉世忠都説，“陳水扁第二任最後兩年台北與華盛頓的關係幾近决裂”。民進黨與美國關係不斷惡化，這也引發民進黨内部很多“親美派”的擔憂，認爲亟需强化對美關係，争取美國信任。爲了重新獲取美國的信任和好感，同時也是爲了化解民進黨支持者中“親美”派的憂慮，2013年6月14日，民進黨再度恢復設立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力圖重新博取美國信任，爲其重返執政創造條件。

　　回顧歷程來看，民進黨第一任代表處主任爲張旭成（1995年－1998年），第二任爲邱義仁（1999年），第三任爲賴怡忠：1999年－2000年（當時撤除代表處），第四任爲吴釗燮（2013年6月14日－2016年5月20日，恢復設置，政策會執行長兼任），第五任也是目前一任爲彭光理（2016年5月20日－現任，意大利裔美國人，2002年至2012年即爲民進黨在美國華盛頓聯繫人）。吴釗燮之子吴迪2021年1月6日至今接任民進黨駐美副主任。吴迪爲吴釗燮獨子，在學生時期曾隨吴釗燮駐美，2014年自台大社會係畢業後，在2018年取得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學碩士學位，主修全球政治與國防，吴迪也曾在2015年至2016年期間，在民進黨内實習，而後擔任“台獨”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政策協調員，與美國參議院辦公室合作促進美台關係，2018年中旬島内“台獨”組織“台灣聯合國宣達團”赴美時，吴曾隨團擔任翻譯工作。民進黨駐美代表處聘用3人，辦公空間僅有10平米左右。雖然規模不大、人數有限，但在民進黨遊説美國方面，却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長期以來，民進黨透過黨駐美代表處重點經營國會外交、智庫外交，以及與台僑界間的互動，與美國行政部門、國會議員、智庫學者等各界保持着密切聯繫，即使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也不曾間斷。民進黨不斷與美國行政部門官員、國會議員和智庫學界人士溝通，除了向美國彰顯民進黨“親美”立場外，還特别强調民進黨是負責任的政黨，不會挑釁，不會暴走，這也主要是想化解美國對民進黨的疑慮。

　　2013年6月14日，時任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在華盛頓爲民進黨駐美代表處成立主持開幕儀式時表示，“民進黨重視與美國的對話，恢復駐美機構後，可以讓台灣的聲音、台灣的印象，更清楚地讓美國的朋友知道。我們都信仰相同的價值，追求相同的目標，台灣是民主的國家，台灣是自由的社會，民主進步的最大的目標，就是要讓台灣永遠地能够安全、自由、民主、（有）人權。”當時到場致賀的“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Ray Burghardt)説，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將在美台搆成中發揮重要作用，美國要與台灣的執政黨和在野黨同時接觸，民進黨在對美關係中也非常重要，美國也想瞭解民進黨對於島内政局、兩岸關係以及整個區域局勢的看法。

　　2008年重新在野之後，民進黨非常清楚與美國缺乏互信基礎，一直希望能够通過各種方式與美國建立互信，扭轉其“麻煩製造者”的形象，因而頻頻以“重塑形象、重建互信、重返執政”爲指導原則强化與美國聯繫。無論是蔡英文還是蘇貞昌，都高度重視與美國關係，將争取美國支持作爲民進黨重返執政作的“重中之重”來進行優先考慮。特别是蘇貞昌在任期間在對美關係的經營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蘇貞昌參選黨主席時，就將恢復駐美代表處列爲重要政見，後宣佈由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吴釗燮兼任駐美代表。2012年11月，蘇貞昌在民進黨“中常會”上正式抛出對美政策的四大所謂戰略目標，即“重建互信、强化對話、深耕民主、鞏固和平、安全合作”，主要目標是要讓美國放心安心。爲了能够再次獲得美國信任，民進黨多管齊下，采取多種策略和手段提昇對美關係：

　　一、恢復駐美代表處提昇官方互動層級

　　民進黨2008年在野後，調整政策重心，以經營島内爲重點，將積蓄自身在島内的力量作爲重中之重，因而對兩岸政策和對美政策等有所輕視。時任民進黨“駐美代表”吴釗燮稱，“民進黨駐美代表處等於廢掉了，美國完全聽不到民進黨的聲音。”2012年台灣“大選”中，美國明顯“重藍輕緑”、“扶藍打緑”，民進黨和蔡英文都將美國因素視爲民進黨敗選的重要因素之一。爲了避免此種狀况延續下去，2013年6月民進黨在華盛頓特區第16街888號恢復設立“駐美代表處”。時任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專門飛赴美國，出席“民進黨駐美代表處”，聲稱，“這將有助於讓美國第一時間瞭解民進黨最新、最完整的立場與態度”。

　　二、强化與美政學界互動，避免國民黨壟斷對美關係

　　爲避免在與國民黨競争美國支持上被邊緣化，2008年之後，民進黨内大咖争相訪美，頻頻與美國政學界交流，向美國兜售自己觀點，希望能够獲得美國“青睞”和賞識。

　　一是蔡英文。2008年9月，蔡英文以民進黨主席身份赴美展開“溝通之旅”，專門到康奈爾大學進行演講。2009年5月，蔡英文又以所謂“政黨外交”名義，再度訪美。2011年9月，蔡英文以所謂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身份再度訪美，先後與白宫國安會、國務院、國防部官員及國會議員等舉行座談，並在布魯金斯學會、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等智庫發表演講，向美國宣揚自己的所謂“台灣共識”。2012年10月，蔡英文在“大選”落選後，赴美展開“謝票之旅”，表面上是要答謝“台僑”對蔡的支持，包括捐款和投票等，但更重要的是要到美國向美國各界宣傳自己的政策主張。

　　二是蘇貞昌。2010年8月，蘇貞昌以民進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身份訪問洛杉磯和紐約。2013年6月，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後不久，就展開赴美訪問，除了爲民進黨駐美代表處成立儀式站台外，更重要的是拜訪白宫國安會、國務院、國防部官員及國會議員，同時也到布魯金斯學會、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等智庫發表演講，其訪問規格與2011年蔡英文訪美時幾乎不相上下。

　　三是謝長廷。2013年1月，謝長廷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身份訪美，先後訪問美國南加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在美期間多次宣揚自己所提出的“憲法各表”主張。3個月後，也即2013年4月，謝長廷再次訪問美國，拜訪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機構，向美兜售自己的兩岸政策，聲稱“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要讓多數台灣人滿意，美國能够接受和中國能够忍受”。

　　此外，民進黨内的其他“天王級”和“大佬級”人物，如吕秀蓮、陳菊、賴清德等也不甘人後，紛紛訪美，並對美國宣揚自己的理念主張。如吕秀蓮當時在美期間就抛出了“遠親近鄰”的説法，認爲兩岸關係只是“近鄰”關係，而台美關係却是“遠親”關係。

　　三、展示不會重蹈陳水扁執政時期覆轍的决心

　　美國對民進黨最大的心結來自於陳水扁時期民進黨當局在兩岸政策上不斷挑釁美國底綫，民進黨對此自然也心知肚明。因而當民進黨重新在野後，要想博取美國信任，首要之務就是要展示調整兩岸政策的姿態。

　　爲了達到這一目的，蔡英文反反復復對美承諾，“若民進黨重返執政，將維護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穩定”，“民進黨不會走激進路綫”，“這是民進黨對美國的承諾”。蔡英文顯然是想把民進黨打造成“務實理性”的外表，並與陳水扁時期相互區隔，顯示自己不會給美國製造麻煩，在兩岸政策上會保持穩健，不會暴走。作爲“鐵杆台獨”的蘇貞昌也開始有意回收自己的立場，聲稱台灣早已是“主權國家”，已經實現“獨立”，因而没有必要再搞二次“獨立”，現在没有必要再搞“台獨”，而是要把“國家”建設好。蘇貞昌此番論述，其實與“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相關論述已經存在巨大分野。但在美國等現實壓力下，蘇貞昌也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以台灣已經“獨立”爲名淡化“台獨”色彩。爲向美國展現民進黨正在調整兩岸政策的决心和魄力，蘇貞昌向“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會主席薄瑞光詳細闡述了民進黨新成立的“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功能和角色，而且向美國表示民進黨正在持續舉行9場“華山論劍”（“對中政策擴大會議”）來凝聚民進黨内外的集體共識，力争可以形成符合各方期待的兩岸政策新共識。美國對此也一直在給予跟踪觀察，例如當時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費和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張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就表示，民進黨要想形成既能堅持“台獨”黨綱又能被大陸接受的兩岸政策，難度極大。美國仍然會觀察民進黨領導人發出何種信號。民進黨内部辯論兩岸政策的勢頭雖然令人鼓舞，但還没有觸及“九二共識”，未來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仍然有很長路要走。

　　第四節　民進黨以“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强化對美“公共外交”

　　長期以來，在美“台獨”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一直是民進黨和美國溝通的重要管道之一，被稱爲是“台獨外交部”，扮演着支持“台獨”、影響美國台海政策、干擾中美關係大局、阻撓中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角色，是海外“台獨”勢力最重要的大本營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實力不斷膨脹，活動愈趨頻繁，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更是加緊與島内民進黨當局勾結，在推動美國對台軍售、支持台灣拓展國際活動空間、提昇美台高層人員往來層級等方面動作頻頻，在美國參衆兩院通過的“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证法”、“亞洲再保证倡議”等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幕後推手角色。

　　一、在美“台獨”組織與島内民進黨的遥相呼應

　　在FAPA之前，在美“台獨”組織已經成立了“台灣人權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主要也是針對美國國會進行遊説。1982年2月FAPA在美國洛杉磯成立，比民進黨成立時間略早，總會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長期從事“台獨”活動，鼓吹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首任會長爲鐵杆“台獨”分子蔡同榮，現任會長爲郭正光，副會長爲李宗瀚，董事會成員主要有陳正義、吴仲輝、高龍榮、楊欣蓉和沈怡君等，代表性人物還有FAPA洛杉磯分會會長吴兆峯等人。該組織基本情况有：

　　（一）以謀求“台獨”爲根本宗旨，與民進黨沆瀣一氣

　　FAPA在成立時就宣揚其宗旨是“宣揚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造成有利於台灣住民自覺和自立的國際環境”。FAPA歷任會長均爲“台獨分子”，與後來成立的民進黨關係多非常密切。如彭明敏被民進黨視爲“台獨教父”，陳水扁就任後，民進黨當局還邀請彭明敏擔任“總統府資政”；另外，陳唐山曾擔任過陳水扁時期“外交部長”。FAPA雖以“台獨建國”爲終極根本目標，但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特點：

　　一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當時“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部分反對國民黨的“黨外認識”流竄至美國，在日本的“台獨”組織也往美國遷徙，多股勢力共同與在美“台獨”組織“世界台獨聯盟”等相互勾結，最終在蔡同榮等人鼓動下共同發起成立FAPA，其主要宗旨是在國際上宣揚“台灣住民自决”，争取外國特别是美國勢力支持，同時配合台灣島内黨外勢力，反對國民黨獨裁，推動台灣“自由龢民主”。後來隨着島内政局的變化，也有針對性地提出一些具體工作目標和努力方向，如推動島内縣市長直選，“立委”差額選舉，廢除“戒嚴令”，釋放“高雄事件”政治犯，“總統直選”，取消“黑名單”，全面改選“立法院”和“公民投票”等。在這一時期，台灣在推動台灣“民主化”與“反威權”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二是李登輝執政時期。當時李登輝全力奉行“台獨”路綫，與FAPA宗旨不謀而合，相互唱和，FAPA因而轉變與台灣當局的對抗策略，在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等重要議題上與台灣當局雙軌並進，分進合擊。當時李登輝當局發起“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運動，FAPA也在1993年修改宗旨，把推動一“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作爲主要工作，二者雖然打出的“名義”和“旗幟”不同，但在參與聯合國這一最終目標上却高度契合。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機後，FAPA也借機滋事，在國際社會猛打“悲情牌”，强力推動美國國會議員炮製以台灣安全議題爲核心的“台灣安全加强法案”，但最終由於此一法案並不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有可能把美國拖入與中國大陸長期對抗的泥潭，最終以失敗告終。1997年，FAPA又調整策略，與台灣當局同時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運動，妄圖以台灣人的健康爲幌子，提高台灣作爲一個“國家”或“準國家”的“獨立實體地位”。與此同時，FAPA還積極强化與民進黨合作，邀請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訪美，並從中穿針引綫，安排陳水扁與多位美國政要接觸會面，爲美國進一步瞭解陳水扁以及後來支持陳水扁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打下良好基礎。

　　三是陳水扁時期。FAPA與台灣當局關係達到新的高潮，雙方互有所需，彼此配合，共同抱團取暖。在陳水扁推動“一邊一國”、“公投制憲”等方面，FAPA都給予毫無保留的全力聲援。2001年陳水扁上台後不久，FAPA就推動美國國會議員提出專門法案，要求加强美台軍事關係，爲剛上任的陳水扁强化對美關係提供契機。2003年SARS爆發後，FAPA又猛打“人權牌”，以“衛生安全是基本人權”爲幌子，推動美國國會制定相關法案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四是馬英九時期。馬英九執政的八年，兩岸關係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逐漸邁入和平發展逐漸邁入和平發展新時期，FAPA對馬英九的“不獨”、“和中”等政策極爲不滿，多次公開批判馬英九，開始淡化與台灣當局合作，轉而靠自己在美力量推進務實政策，並强化與在野黨民進黨的關係，爲民進黨强化對美關係發揮鋪路築橋的角色，在2012年和2016年“大選”前，都主動邀請蔡英文訪美並爲蔡英文與美國政界、商界、學界和僑界等溝通積極牽綫搭橋。

　　五是蔡英文時期。蔡英文上台後，FAPA與台灣當局的的合作出現新的契機，迎來新的高峰時刻，目前FAPA與蔡英文當局勾連，在美國出台“台灣旅行法”、每年度“國防授權法”涉台内容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據台灣《聯合報》披露，FAPA過去也曾經長期推動過“台灣旅行法”，但均未成功，這次是與台灣當局“駐美代表處國會組”聯手，才得以實現所謂“突破”。

　　（二）機構組織嚴密，具有較强“戰斗力”

　　FAPA組織體系嚴密，層次復雜，主要分爲三個層面：

　　一是領導决策層。領導决策機構爲FAPA總會，由各地區推薦“區域性委員”和總會推薦的“非區域性委員”按照一定比例組成。在全委會不召開的時候，由會長等負責日常的具體事宜和關鍵時刻的重要决策。會長由委員選舉産生，任期兩年，可連選連任一次，但不能超過兩次。副會長、名譽會長和特别助理等，不是由選舉産生，而是由會長聘請産生，主要目的是强化整個領導團隊的凝聚力。但這種制度的設計，也進一步强化了會長在整個FAPA中的個人色彩。

　　二是執行落實層面。會長之下又設立多個委員會，主要包括執行委員會、會務委員會、青少年委員會、訓練委員會、出版委員會和辦公室等工作機構。隨着工作重心的調整和轉移，FAPA在執行層面近年來又新增設了各類新的工作小組，重心還是以國會工作特别小組和基金募集小組爲主，再次之外還有各國駐美使節與機構遊説小組、美國媒體聯絡小組等，另外還專門根據島内的需求設立了台灣“國防與安全”小組。設置這些小組的目的，主要是更有組織性、更有針對性和更有目的性地展開各類活動，强化“台獨”勢力在美國的影響。

　　三是基層組織層。FAPA多以台灣籍華僑華人爲依託來構建基層組織。早期成員多爲美麗島事件政治犯和高雄事件政治犯，留美學生或赴美移民，這些人士大多反對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國民黨迫害，流亡海外後繼續藉助外部力量反對國民黨。現在其成員絶大多數是已經加入美國籍的台裔高級知識分子，如在美律師、醫生、大學教授等，在社會各界都具有較高能量，具有一定影響力。FAPA在美國覆蓋面頗廣，在華盛頓、波士頓、紐約等主要大中城市均設基層組織，2006年在美國境内約有48個分會，現有分會55個，3000多名會員遍佈全美。1988年6月在台灣設立分會，彭明敏擔任首任在台分會會長。FAPA三層網絡基本實現了對在美台灣人特别是美籍台灣人的全方位聯絡。FAPA經費主要來自募集、投資收入和部分台灣當局注入的資金等，一次募捐活動收入就達三萬美元以上，部分活動費用則來自Formosa Foundation，如2017年“年輕時代領袖政治培訓營”的經費主要就是來自Formosa Foundation。

　　（三）網絡關係復雜，在全美和島内具有一定影響力

　　一是與在美“台獨”組織呈現交集態勢。FAPA被稱爲“海外台獨運動的外交部”，經常與形形色色的各類在美“台獨”組織如“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台灣國際聯盟”、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台灣人獅子會、北美洲台灣婦女協會等20多個在美“台獨”組織聯合舉行活動。如2019年2月25日，FAPA就聯合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及人權文化協會等在洛杉磯台灣會館舉行“二二八研討座談會”，由“1947年台灣二二八革命”一書作者王秋森教授，講述二二八事件，並對國民黨進行全面抹黑醜化。2017年FAPA在阿卡迪亞presbytarian教堂舉行“二二八事件紀念音樂會”。在FAPA推動下，美國官員頒佈公告，聲稱每年的2月28日爲“台灣和平日”。

　　二是與島内“台獨”勢力關係密切。一方面，FAPA與民進黨關係异常密切，可謂同流合污。FAPA早期在對抗國民黨當局的過程中不斷遊説美國議員，要求國民黨當局開放“黨禁”，爲民進黨的創立、發展和不斷壯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FAPA也借此與民進黨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獨派”勢力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2002年1月13日，陳水扁在FAPA成立20週年紀念會上高調宣佈，已經批準“外交部”在“護照”上加注英文“台灣”字樣，並稱這是送給FAPA的“生日禮物”，這也再次證明島内外“台獨”勢力全面加强勾連。2007年3月4日，陳水扁在出席FAPA成立25週年紀念活動時提出，“台灣要獨立、台灣要正名、台灣要新憲、台灣要發展，台灣没有左右路綫，台灣只有統獨問題”的“四要一没有”。2015年11月台灣“大選”期間，FAPA發起成立了“西雅圖蔡英文後援會”等多個支持蔡英文的組織，爲蔡英文摇旗呐喊，加油鼓氣。2016年5月蔡英文及其副手陳建仁上台後，第一時間就給FAPA全體會員發去感謝信。2017年賴清德擔任台灣“行政院長”後，FAPA會長陳正義稱，“FAPA非常支持賴清德‘台灣是個國家’的説法，希望能够與賴清德深度合作，持續深化台美關係以及爲台灣正名”。2018年3月陳菊訪美期間，FAPA總部、華府分會、巴爾的摩分會等集體出動，爲陳菊組織多場僑宴活動。

　　另一方面，FAPA與島内整個緑營特别是民進黨互動頗爲頻繁，如2016年9月邀請“時代力量”赴美訪問，並邀請黄國昌、徐永明等發表專題演講。2017年5月，FAPA副會長林希明和俄勒岡州分會會長蕭喬匀還專門到台北、台中和台南等地就FAPA歷史和運作模式發表演講。2017年6月邀請台灣“太陽花運動”核心成員陳爲廷訪問美國，在美國六個城市舉辦“菜鳥助理國會見聞録”演講。2017年9月11日，FAPA會長陳正義等在美接待赴聯合國總部門口鬧事的“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2018年1月17日，FAPA聯合“台獨建國聯盟”（WUFI）洛杉磯支部，全面台灣人權會（FAHR）以及自由台灣黨美國後援會（Free Taiwan Party USA）等“台獨”勢力，邀請“台灣建國工程隊”隊長郭建國發表演講，郭幾乎每天都舉着“台獨”大旗在台北101大厦附近向各國遊客宣揚“台獨”理念。2020年台灣“大選”後，FAPA第一時間向蔡英文發出賀函，恭喜蔡連任，聲稱期待在蔡英文和美國總統共同努力下，將“台美關係推向新的高峰”。

　　三是與美國“親台”智庫等聯繫熱絡。FAPA和在美台灣人組成的相關組織，如美國台灣研究院（ITS）、全球台灣研究所（GTI）等聯繫非常密切，如2018年2月，FAPA就聯合美國台灣研究院邀請“2049計劃研究所”易思安等人在美國洛杉磯、聖地亞哥等地發表專題演講，内容爲“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攻擊威脅”。

　　四是與在美反華勢力相互勾結。2017年2月28日，FAPA聯合全美台灣人權協會、自由台灣黨美國後援會等舉辦“台灣二二八事件和世界上的種族滅絶”活動，邀請熱比婭、流亡西藏人民議會前議員丘頓（TenzingChonden）、“港獨”組織洛杉磯香港論壇主席葉長江等人一同參與。2017年9月底，FAPA在華盛頓舉行“台灣倡議周”，邀請“反華分子”章家敦、陳光誠等與會，事後還組織人員到麥凱恩辦公室拜訪，進一步向美遊説“台獨”理念。

　　二、民進黨公關遊説美國國會的重要抓手

　　FAPA有一套比較獨特的運行機制，主要是利用對於美國内政的瞭解來介入到美國對外决策過程中來，直接影響了美國對台决策。美國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曾稱，“FAPA在國會及美國各地留下不朽的痕迹……我在參議院工作過22年，碰到過很多團體遊説國會議員，但我認爲没有一個團體能够像FAPA那樣，對美國國會議員的想法發生那麽重大的衝擊”。該組織相關活動的主要特點有：

　　（一）凸顯美台共同價值觀和共同戰略利益

　　FAPA在對美遊説過程中，特别强調“民主”、“自由”、“價值”、“人權”等意識形態口號，積極尋求在價值觀方面與美國對接，並以此來打動美國各界，博取認可和支持，在台灣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議題上表現最爲突出。同時，FAPA又利用美國的支持來向島内施壓，推動島内以美國爲參照係，逐步往“民主”方向發展，並爲民進黨等“台獨”勢力的興起製造空間。此外，FAPA還根據美國在不同時期的戰略調整，可以凸顯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意義，如在小布什時期積極促成美國政府會“協防台灣”的論調。奥巴馬時期則又刻意凸顯台灣是“亞洲的民主燈塔”，意圖融入到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時期，則渲染“中國威脅論”，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鼓吹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以國會爲遊説關鍵對象

　　FAPA模仿“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的工作模式，主要以遊説國會議員爲工作對象，利用理念、金錢和選票三個關鍵要素，長期對國會展開有組織、有系統的全方位遊説，並重點尋求支持者和代理人，利用關鍵代理人來帶動其他議員加大對於台灣的支持。在FAPA推動下，美國國會在不同時期也發起成立了多個“親台”組織，如1986年成立了“台灣民主委員會”，到2000年又成立了“台灣連綫”，該組織早期僅限於在衆議院活動，後來不斷發展壯大，逐步擴充至參議院，已經成爲美國國内最大的連綫之一，對提昇美台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爲了進一步强化對議員的工作，FAPA還不斷强化各個議員所在的選區工作，利用台裔美國人以及台資台企等在美國各個州的力量分佈，不斷加大與議員所在區的全民工作，在這些議員舉行選舉拉票時，積極爲議員站台，并發動民衆募捐，博取議員好感。FAPA對國會議員的工作並非均衡用力，而是因人而异，重點推進，按照優先順序分别是：

　　一是經營選區。FAPA自稱是致力於“草根外交”，特别注重與基層群衆互動。例如，在FAPA馬塞諸塞州分會每個月都會挑一個星期六，在哈佛廣場進行“瞭解台灣”（Outreach for Taiwan）的宣講活動，從2011年開始至今從未停止，該組織還經常參與小區的Townhall Meeting，積極爲台灣議題發聲；他們不但取得了馬塞諸塞州議員的强力支持，更讓當地將二二八紀念日定位“台灣和平日”，進一步加深美國民衆對於台灣的認識和瞭解。

　　二是在由重大涉台議案出現時，直接對議員發起遊説活動。如在2017年9月底，超過100位FAPA成員由全美各地奔赴華盛頓，在一天之内拜訪超過100個參議員和衆議員的國會辦公室，取得了近20位議員的聯署，並爲後來“台灣旅行法”以及其他重要涉台法案的參議院和衆議院的無异議全票通過打下了良好的人脈基礎。FAPA會長郭正光稱，“台灣旅行法”能够順利通過，是FAPA三十多年來“草根外交”的重要成果。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稱，“台灣旅行法”能够通過，要特别感謝FAPA長期以來的不懈努力。

　　三是搭建平台，爲議員募款。根據美國相關法律，FAPA只是一個不以盈利爲目的的非政府組織，無權直接向議員進行捐款。但FAPA采取參會等曲綫方式爲議員或政治人物進行募捐，如2017年9月，FAPA就爲時任加州財務長、意欲參選加州州長的台裔子弟江俊輝舉行募款餐會。2017年10月21日加利福尼亞FAPA分會也專門舉行餐會，邀請葉望輝發表題爲“美台政策的政治基礎”的演講，並爲葉望輝募捐。FAPA總會前會長樊豐忠稱，“支持葉望輝就是支持台灣，希望可以爲葉望輝募款50萬美元”。在FAPA的長期遊説下，葉望輝對於FAPA好感度較高，夸贊其是“一個非常謙卑的草根組織，35年來一路以小博大地不懈打拼，終於走到今天”。在FAPA和島内民進黨等勢力推動下，葉望輝還利用自己擔任共和黨黨綱修訂時起草人的身份，故意删去一個中國政策，反而將“美國對台六項保证”寫入其中。

　　（四）積極影響和塑造美國内部的涉台民意

　　爲了進一步引導美國民意，FAPA特别注重媒體的力量，FAPA與美台影響力較大的報紙、電視等媒體如《華盛頓郵報》、“美國之音”電台、“大紀元”網站以及島内的“自由時報”等媒體都保持密切聯繫，經常在上面刊發文章，鼓吹“台獨”。2017年10月蔡英文“出訪”“過境”美國期間，FAPA專門在《檀香山星廣報》購買大幅廣告版面，鼓吹“歡迎蔡總統來訪”。2018年2月28日，美國參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後第一時間内，FAPA就在其臉書網頁上進行轉發，而且“期待讀者在其臉書上同樣轉發這一重要消息。”FAPA還定期發行“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月刊，向435位衆議員和100位參議員全部寄送，以便進一步傳播其“台獨”理念。在兩岸出現争端時，FAPA積極站在台灣一方，利用各種媒體資源爲台灣發聲。2017年4月就李明哲事件向中國大陸發起“强烈批評”。2018年1月M503航綫事件出現後，FAPA又發布新聞稿，批評中國大陸是“霸凌台灣”，是“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

　　（五）積極培養年輕人

　　FAPA資助成立“海外台灣青年陣綫”等組織，每年還會選拔年輕人專門舉行爲期一周的“年輕時代領袖政治培訓營”，並會邀請美國參衆議員、國會外交助理、國務院或“美國在台協會”官員、智庫與媒體人士、具備參與聯邦層級的美國選戰策略專家等爲學員授課，手把手予以指導。2017年主要邀請陳爲廷等台灣“時代力量”、民進黨、基進黨等年輕幕僚與助理、NGO與青年工作團體工作者等26爲台灣年輕人赴美學習，同時邀請包括費學禮（Rick Fisher）、布魯金斯學會卜睿哲、前助理國務卿薛瑞福等教授其如何做美國國會議員工作，如何在美國展開遊説工作等。

　　三、與民進黨聯手拓展“台獨”國際活動空間

　　長期以來，FAPA以國會作爲支點，不斷推動美國行政部門出台各種“親台”政策，包括上世紀八十年代爲台灣分配兩萬五千多名移民名額；1994年10月25日，美國通過“國務院技術修正案”，使得台裔美國人在辦理護照時，可以將出生地選擇爲“台灣”而非“中國”，以此來凸顯“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1999年起，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把五月第三周定位台美傳統周（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TAHW），克林頓稱，“有台灣血統的美國人應該要爲自己的根，以及自己在美國這個國家發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到驕傲。這個紀念活動提供了我們一個機會，去瞭解更多台灣人民對美國和世界的杰出貢獻。”2017年12月底，美國衆議員敦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施壓中國停止阻撓台灣遊客進入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2018年FAPA除持續正面推動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還要求所有會員積極發動周邊人進行聯署，最終推動國會參議院和衆議院均無异議通過，特朗普政府也被迫通過。FAPA主要推動的内容有，“對台六項保证入法”、“持續對台軍售”、“推動美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推進美台貿易”和“推進美台高層人員往來”等。具體而言主要包括：

　　（一）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等聯合國重要組織機構

　　FAPA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鼓吹台灣進入世界衛生大會，1998年衆議員夏波和布朗首次抛出法案，要求美國應該支持台灣進入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衛生大會；1999年參議員穆考斯基也在參議院中提出了一項類似的法案。2004年達成共同法案，要求國務卿在美國啓動一項計劃，讓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内瓦和瑞士的年度會議上批準和授予台灣成爲觀察員的决議。2017年7月27日，衆議院亞太小組無异議通過編號爲H.R.3320的法案，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國國務卿制定專門方案，來幫助台灣重新獲得世界衛生大會（WHA）觀察員資格”。FAPA洛杉磯分會正在聯合部門在美“台獨”組織，如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北美台灣婦女會南加州分會及大洛杉磯台灣會館等，準備組織人員到日内瓦世界衛生組織“鬧場”，鼓吹台灣應該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二）推動美台高層官方交往

　　一是推動落實“台灣旅行法”。早在2007年，FAPA就已經向國會發出倡議，首次提出“台灣旅行法”議案（HCR136和SCR48）。2017年，FAPA與衆議員夏波等合作，共同在參議院和衆議院正式提出具有法定約束力的版本（HR535和S1051）。FAPA發表聲明稿稱，“台灣旅行法”的階段性成功，並不是砸下重金遊説的成果，更不是突然出現的“外交奇迹”，而是台美人與FAPA持續耕耘超過35年的果實，來之尤爲不易，值得珍惜。目前該法已經正式生效，未來FAPA將會繼續利用國會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力量，要求行政部門全面落實該法衆“允許台灣所有層級官員訪美”等條款内容。FAPA會長郭正光稱，“台灣旅行法”將“開啓台灣高層官員包括總統蔡英文前往華盛頓訪問的大門”。

　　二是邀請美國衛生部部長訪台。FAPA前會長陳正義在“台北時報”撰文表示，如果中國2018年仍然杯葛台灣參加5月在日内瓦的世界衛生大會，他建議美國就讓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到台灣訪問和交流。在FAPA推動下，2017年5月5日，前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斯-雷提南(Ileana Ros-Lehtinen)議員給美國衛生部長的信中，要求衛生部長動用行政力量催促世界衛生大會向台灣發送邀請函，並鼓勵衛生部長可以訪問台灣，討論台美雙邊對公共衛生領域的一些合作機會。在FAPA以及島内民進黨當局多年鼓動下，2020年8月，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Alex Azar），成爲1979年以來訪問台灣最高級别的美國政府官員。

　　（三）不斷彰顯台灣“主權”地位

　　一是在美國人口普查表上將“台灣人”列爲正式選項。根據美國2010年的人口普查，旅美台灣人口數是230328人。但是根據台灣“國安局”相關數據，從1950年至2010年的旅美台灣人以及高達450673人。二者數據之所以會相差懸殊，主要是部分早年移民美國的台灣人已經先後去世，這也使得二者的統計結果出現了巨大的不同。FAPA在其新聞稿中表示，人口普查是一個純粹的美國内政事務，不應該成爲國際政治施展壓力的對象。2017年2月，12個台灣人在美組織包括FAPA、世界台灣人大會、“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等，一同聯署致函給美國人口調查局全國建議委員會，要求在下一次美國人口普查的調查表設計中，關於群族問題的選項中應該增加“台灣人”的選項。在FAPA鼓動下，2017年3月29日，台灣裔美國衆議員劉雲平要求人口普查局在下一次的人口普查表上將“台灣人”列爲正式選項。2017年10月27日，美國衆議院時任外委會主席羅伊斯再次致函美國人口調查局，提出的要求與劉雲平的要求大相徑庭，這也是FAPA等做工作的重要結果。

　　二是推動台灣“駐美代表處”更名。FAPA前會長稱正義曾向美國白宫發出公開信，要求吧“台灣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爲“駐美國台灣代表處”。FAPA還聯合“全美台灣同鄉會”和“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共同發起“台灣官方駐美機構正名運動”，已經獲得數千人加入聯署。2017年FAPA總部辦公室主任王巧榮專門回台灣與蔡英文會面，蔡特别向其詢問FAPA與“台灣駐美代表處”之間的關係，王巧榮對蔡英文表示，現在二者之間的關係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只要對台灣有利的，FAPA和駐美代表處都會合力推動，像是對台六項保证、台灣旅行法等等”。蔡英文對王巧榮表示，對於“台灣駐美代表處”更名等事件，“她不方便主動去做，但民間或海外鄉親去做她不會反對，會給予支持”。

　　三是在國際社會爲台灣“正名”。FAPA經常寫信給公司、政府機構和國際組織，要求他們停止把台灣稱爲“中國台灣省”。在FAPA推動下，美國郵政總局在網站上取消了對台灣“中國一省”的加注字樣。2016年美國大型連鎖超市Costco、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都將“中國台灣省”更名爲“台灣”。2017年2月，美國産值高達數十億没有的國際半導體公司Globalfoundries將“台灣，中國省”列爲“台灣”。2017年3月，FAPA寫信給Discover雜誌，要求他們印刷台灣與中國的地圖應明顯標示爲兩個國家。Discover雜誌回函稱，“未來將確保這一重要的地理區别，台灣和中國是兩個獨立的國家”。2018年1月，FAPA還曾致函給萬豪國際集團，呼吁他們“勿屈服於中國的霸凌，希望該集團能够認識到台灣是一個與中國不同的國家”。

　　四是協助台灣維持“邦交國”版圖。針對外界有關台灣“邦交國”與台灣“斷交”的消息，FAPA曾多次致函相關國家，要求這些國家不要抛棄台灣，或者在考慮與中國大陸建交的同時，不要傷害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應該朝“雙重承認”模式努力。

　　（四）推動美台自由貿易協議

　　在FAPA推動下，2017年4月6日，美國時任衆議院的亞太小組主席約霍、衆議院外委會主席羅伊斯等提出271號决議案，“鼓勵美國貿易代表開始與台灣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五）向美國行政部門施壓，避免台灣淪爲美國對華談判的籌碼

　　2017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承諾將“恪守一中政策”，FAPA在第一時間就發表公告，對特朗普予以批評，聲稱“對美國執意采取如此過時且傷害台灣——美國長久以來堅定的盟友——的一中政策，感到十分遺憾與失望”，並提出四點政治主張，“一是台灣是個民主的國家。台灣人民自决的權力不應該被侵蝕。二是台灣的民主與自决的權力不應該被當成與中國大陸談判的籌碼；三是將台灣用作於任何與中國協議的交换條件，是完全悖離美國立國根本精神的舉動；四是對於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台灣是美國的重要伙伴。維持且肯定台灣的實質獨立絶對是美國重要的戰略利益之一”。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前，FAPA專門致函特朗普，“要求特朗普在與中國領導人會面時重新確認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证是台美關係的基石”。此外，在博爾頓（Bolton）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之前，FAPA還不斷强化對其遊説工作，使其多次提出“親台”言論，如“美國應該重新在台灣部署軍事人員”，“美國應該思考恢復與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等。2021年拜登上台後，FAPA又以寫公開信等方式積極向拜登政府遊説，敦促拜登政府解除美台交往限制，實現美台軍售常態化。

　　小結

　　FAPA是台灣人在美國最具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之一，以台灣“住民自覺”和“獨立建國”爲目標，主要通過遊説美國國會議員推動有關台灣的提案，爲“台獨運動”争取同情和支持，對美國對台决策發揮了十分消極的作用，對美台政治、軍事和經濟關係的提昇産生了重要助推作用，其實力和影響力有進一步增大的趨勢。爲此我應有針對性地加大做美國僑界的工作，並進一步增大美國國會内部對華相對友好的的力量，壓縮FAPA活動空間，爲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局勢穩定創造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