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成立於1986年9月28日，2000年首度執政，這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政黨輪替。繼2004年連任後，2016年起第三度執政，2020年繼續連任，三次政黨輪替並首度達成同時掌握行政及“立法”部門的“完全執政”。民進黨一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壯大的背後，始終離不開美國的身影。

　　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在台灣問題上一直采取“以台制華” 政策，盡管由於國際政治格局變化，美國在不斷調整其全球戰略的同時也在調整其對台政策，但支持台灣“拒統”是美國的一貫立場。爲此，對於台灣的政黨競選，美國自然會積極介入，甚至施加壓力。無論對民進黨，還是對國民黨支持與否，其最終目的是爲了利用大陸和台灣的關係獲取其最大利益。

　　按照厦門大學林勁教授的界定，所謂“台獨”運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海外的台灣政治勢力發起的，旨在追求“台灣獨立”目標，具有一定規模，形成一定風潮，造成一定社會影響的政治運動。“台獨”運動早年是以日本爲“大本營”，但到後來逐漸將“主戰場”轉移至美國，到了八十年代隨着民進黨的成立，“台獨”活動逐漸開始以島内爲據點。“台獨”勢力一路成長過程中，美國的角色尤其顯眼。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早期的時候，美國認爲“台獨”勢力過於弱小，不但難以成功，反而有可能連累美國。美國當時主流看法認爲，“没有新的證據表明台灣當地主張‘獨立’的團體在人數、組織、武裝和領導方面足以擊敗（在台灣）駐軍而建立反共親美的台灣當地人的政府。所接觸的人都是自封的革命運動代言人，所言不實，完全缺乏現實感，没有任何武裝和群衆基礎，完全指靠美國來替他們實現其目標，還要養活他們終身。”到後來，美國逐漸改變策略，開始積極扶植“台獨”分子和“台獨”團體。從演化圖景來説，主要出現過以下幾個重要“台獨”組織。

　　一是“台灣人的自由台灣”。1955年“台獨”分子廖文毅在日本建立所謂“台灣共和國”並堂而皇之地自任第一任“總統”，這也正式開啓了海外有組織、有規模的“台獨”運動的“序幕”。應該指出的是，雖然廖文毅的“台獨”活動是在日本進行的，却也得到了美國人的大力支持，“美國人多稱其爲托馬斯·廖（Thomas Liao)”。1956年1月1日，五名赴美台灣留學生，主要包括盧主義、陳以德、林榮勳、楊東杰、林錫湖等（後被稱爲“費城五杰”），在美國費城發起成立了所謂的“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ree Formosans’Formosa，簡稱3F）小組，目標宣稱要“建立獨立、民主的台灣共和國，反對所有外來的獨裁政權”，兩岸當局都是他們反對的目標。在其第一期活動的公開信中就直接喊出了自己的終極目標，“期待台灣‘獨立’的終極目標的早日來臨”。這一組織是美國境内第一個以推動“台灣獨立”爲終極追求的組織，當時這只是一個具有沙龍性質的、非常鬆散的組織，主要影響對象是在美的台灣留學生，但由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在美留學生人數有限，而且又分佈全美各地，因而這一組織的實際影響力非常有限。再加上“台灣人的自由台灣”在美國的活動，特别是對國會的遊説，違反了美國的“外國代理人法案”相關規定，引起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介入，當時盧主義每隔幾周就必須接受一次FBI的約談，因而在1957年底“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不得不宣佈解散。

　　二是“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的自由台灣”解散後，依然“陰魂不散”，並未停止“台獨”活動。1958年幾乎原班人馬，在美組織成立了“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建立了正式的組織章程。該組織發行兩份刊物，分别爲Ilha Formosa和Formosagram。1961年2月28日該組織正式公開活動，同年8月到紐約聯合國大厦前公開示威，引發美國媒體注意。當時台灣地區副領導人陳誠到紐約聯合國大會演講，“台灣獨立聯盟”時任主席陳以德帶領王人紀、許子津、劉寬平等到聯合國大厦前尋釁滋事，高舉各種“台獨”標語，如“SELF-DETERMINATION FOR FORMOSANS”（台灣人自覺）、“FORMOSA BELONGS TO FORMOSANS”（台灣屬於台灣人）、“CHEN CHENG CAN’T SPEAK FOR FORMOSANS”（陳誠無法代表台灣人）等。這也是在美“台獨”組織的首次公開活動，次日就登上《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1961年9月30日，“台灣獨立聯盟”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又去鬧事，打“台獨”標語並散發“台獨”刊物Ilha Formosa，這是在美“台獨”組織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示威抗議。

　　此時美國對這些“台獨”組織的相關活動開始給與一定的支持。1956年12月，盧主義以“一個福爾摩薩人”（A Formosan）爲名（未敢用真名）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發文，鼓吹台灣人有權通過“公投”建立“自由且獨立的台灣國”，“美國在道德上可以支持台灣人的這項意願”。1958年4月，美國著名的外交專業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公開發表盧主義（當時爲躲避蔣介石當局的追殺，用了筆名：李天福LíThian-hok）寫的“台獨”論文“中國人的死巷：台灣人的觀點”（“The China Impasse: A Formosan View”），使得“台獨”理念成爲美國學術界可以被討論的對象之一。196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刊發彭明敏“台灣自救宣言”英文版，對海外“台獨”意識啓蒙、組織基礎的奠定以及 “台獨” 理論化等發揮了一定影響，對後來台灣島内“法理台獨”的發展起到“催化性作用”。

　　在美國支持下，在美“台獨”組織呈現壯大態勢。當時在美國出現的“台獨”組織主要有“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ree Formosans’ Formosa，簡稱3F）、“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台灣人權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簡稱FAHR）以及“台灣國際關係中心”（Center for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簡稱CTIR）等。

　　三是“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66 年，U.F.I.聯合全美各地的代表在費城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 UFAI)，由陳以德（費正清的學生）擔任首届主席。1969年9月29日，“台獨”分子在紐約成立號稱世界性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 for Independenee，簡稱 WUFI)，第一次形成了海外“台獨”的大聯盟組織。該組織與此前其他“台獨”組織不同，設有嚴密的體系架構，包括“執行委員會”（設有“執行委員會”主席），下設“外交”、“組織”、“出版”、“研究”、“海外聯絡”和“財務”等各個部門。

　　需要點出的是，當時在美“台獨”組織能够不斷壯大，除與美國支持有關，與台灣赴美留學人數的猛增也有密切關係。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赴美留學生人數急劇增長，可參見下表：

　　表格略

　　這些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尚未完全成型、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的青年人紛紛赴美，并且多數都選擇留在了美國而非重回台灣，這也爲“台獨”勢力在美國不斷發展提供了重要人員基礎。

　　四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海外“台獨”運動特别是在美國的“台獨”運動變成了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運動，出版發行有《“台獨”》、《台灣革命》及《台灣時代》等多種刊物。其中，僅《“台獨”》就發行上百餘期。《美麗島週報》最早其實是在美國洛杉磯創辦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在美“台獨”勢力開始抱團取暖，謀求形成合力。1970年1月15日，四個海外“台獨”團體，包括“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0年成立，負責人爲辜寬敏）”、“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1964年成立）、“美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1966年成立，負責人爲蔡同榮）和“歐洲台灣獨立聯盟”（1967年成立）與島内的“台灣自由聯盟”共同組成“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英文：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WUFI）。第一任總本部負責人由蔡同榮及張燦鍙擔任正副主席。“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福祉、公義之“台灣共和國”爲宗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主張是“正名”、“制憲”、“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成立後，在日本、加拿大等地“台獨”團體改稱爲“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區域本部（如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等），在區域本部之上再設“總本部”，各個本部自己推選所謂聯盟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選舉或推舉産生聯盟本部負責人。

　　在美“台獨”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特别是美國對於這些組織或明或暗的支持，進一步刺激了島内“台獨”勢力對美國的幻想，開始積極向美國“求援”。1977年6月16日，“台獨”勢力“長老教會”發動“全台一人一信”活動，號召台灣民衆每人給美國總統卡特寫一封信，要求美國支持台灣人建立一個“全新而獨立的國家”。1977年8月16日，“長老教會”又發表所謂“人權宣言”，主張“面對現實，采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爲一個全新而獨立的國家”。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美“台獨”勢力與島内“台獨”勢力相互唱和，大力推動反國民黨獨裁的活動。1979年12月13日，“美麗島事件”人士被逮捕消息傳到美國後，在美“台獨”勢力紛紛跟進。1979年12月25日，“台灣獨立聯盟”（負責人爲張燦鍙）、“獨立台灣會”（負責人爲史明）、“台灣臨時政府”（負責人爲林台元）、“協志會”（負責人爲洪順五）、“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負責人爲郭雨新）、“美麗島週報社”（負責人爲許信良）、“台灣民主運動歐洲同盟”（負責人爲陳重任）、“潮流”（負責人爲陳婉真）、“台美協會”（負責人爲彭明敏）以及“台灣人民自决運動”（負責人爲黄彰輝）等數十個“泛台獨團體”共同協商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綫”，向島内的國民黨當局發起猛烈抨擊，要求“把罪惡的國民黨政權徹底從地球上鏟除出去”。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長期是“台獨”勢力的重要“基地”，早期在美“台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與美國的支持密不可分。而在美“台獨”組織與島内“台獨”組織的相互勾連，又爲後來民進黨成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美國對在美國和在島内的“台獨”勢力不斷扶持，主要目的是想培養“台獨”分裂勢力，落實“以台制華”策略，這也給台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了重大變數。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美國逐步放棄對國民黨當局獨裁統治的默許縱容態度，轉而謀求推動台灣向所謂“民主自由”方向發展，以便催生島内的在野黨，並以在野黨爲杠杆加大對台灣政局的掌控。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聲稱，“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是美國支持台灣的關鍵，台灣民主化程度越高，受到美國支持的程度也就會越高”。當時美國的優先策略是，“保護新興的黨外反對勢力，厚植台灣自由化和多元化的黨内力量和黨外力量，以待變局”。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美國在第一時間要求當時的國民黨當局“開明地處理”，“不要衝動”，“不要做出過激反應”。美國還敦促當時國民黨當局“徹底解除戒嚴”、“允許成立新政黨”、“開放新聞自由”，美國還鼓勵當時島内的所謂黨外人士“爲更廣泛的民主而冒險”。1985年，美國國務院又專門發佈“台灣人權報告書”，藉助“江南案”等爲藉口和幌子，以所謂“人權”的名義對國民黨壓制黨外運動進行猛烈抨擊，迫使走入生命晚年的蔣經國表態，下一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没有考慮由蔣家後代來擔任。這在客觀上爲後來李登輝的上台以及民進黨的興起、成長和不斷發展壯大提供了重要條件。

　　必須予以指出的是，當時美國支持民進黨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把台灣打造成“民主的樣板”，來實現“以台變華”，進而對中國大陸實行“和平演變”和“顔色革命”。此後，在島内本土勢力力挺和美國等外部因素加持下，民進黨在島内逐漸站穩脚跟，並在各類選舉中開始嶄露頭角。1997年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美國對於民進黨的勝利給予毫不掩飾的贊譽，聲稱“這是過去十年台灣‘民主轉型’的重要一步，令人刮目相看”。在美國因素等幕後推動下，台灣通過“憲政改革”實現“總統直選”，台灣也成爲美國在亞太地區精心打造的“民主樣板”和“具有相同價值觀念的盟友”，所有這些都爲民進黨在島内的出現、發展和不斷壯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2000年台灣“大選”前，美國總統克林頓連續兩次聲稱，“美國將繼續反對接受使用武力作爲解决台灣問題的手段，也將繼續明確表示北京和台北之間的問題必須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并且獲得台灣人民的同意才能進行”。克林頓相關表態中，只字不提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和反對“台獨”。與此同時，美國時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思也公開聲稱，“不管誰在台灣的選舉中當選，美國都會接受，並與新當選的台灣當局打交道，對選舉後的美台關係毫不擔憂。”美國這種表態，無疑給緑營支持者吃下一顆“定心丸”，在客觀上也起到爲陳水扁助選催票的效果。在台灣“大選”前，美國國會也是動作頻頻，30餘位衆議員聯署提出“支持台灣民主選舉”决議案，要求美國總統必須采取措施防止大陸對台灣“自由民主選舉”進行“文攻武嚇”，這等於是對民進黨的一種策應。2000年3月，民進黨在台灣“大選”中一舉擊敗國民黨和親民黨，以微弱優勢首次取得勝利，美國總統克林頓聲稱，“這清晰展示了台灣民主的力量和活力”。陳水扁執政期間，小布什也公開贊譽台灣是“由專制走向民主化的成功典範”，並强調“自由民主是美國與亞洲關係的基石”。在小布什第一任期，美國國防部部分“親台”分子甚至向當時陳水扁當局傳出與當時美國國防部完全相反的信息，一度還暗中鼓動陳水扁當局的“台獨”行徑。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就在美國全力支持“台獨”勢力登台執政的同時，當時陳水扁當局却以“民主”及“民意”爲“擋箭牌”和“防火墻”甚至是“遮羞布”，來對抗美國的“遏獨”舉措，實現“以民壓美”的預期目標。例如，陳水扁執政時曾以“台灣民意”、“朝野共識”等爲由謀求“以台灣名義加入世界衛生大會”，因爲其中包含濃郁“台獨”色彩，因而遭到美國叫停。但陳水扁當局却對美國提出强烈抗議，聲稱“高達94.9%的台灣民衆支持以台灣名義加入”，台灣“外交部長”黄志芳則表達的更爲清晰，聲稱“這是朝野都支持的共同民意……如果美國老是漠視台灣内部民意，台美關係反而會先受傷”，這顯然是要拿台灣“民意”來向美國施壓。最終的結果雖然未能得逞，但也的確埋下了後來民進黨利用所謂民意向美國叫板與對抗的前兆，而這也成爲後來陳水扁當局與美國關係更趨僵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節　美國對民進黨的扶植與民進黨的首次執政（2000-2008年）

　　“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是“進攻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提出的重要地緣政治概念。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也利用“離岸平衡手”角色不斷加大對於台海局勢的介入，其核心意義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海峽兩岸也即中國大陸和台灣進行同步平衡，確保大陸不統，台灣“不獨”，二是對島内藍緑兩大政黨進行平衡，通過介入台灣選舉的方式盡可能維持對島内兩黨的同步掌控。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從1996年台灣地區開啓領導人直接選舉以來，美國因素一直是討論台灣“大選”時繞不過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直以來，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美國國會，都會堂而皇之地宣稱，美國對於台灣的選舉立場中立，對於任何候選人都不會有傾向性態度，只要是台灣民衆選出來的領導人，美國都會與其進行合作。然而，這只是美國冠冕堂皇的一套説辭而已，從美國實際動作來看，在台灣的歷次重要選舉中，美國從來没有缺席過，總是試圖會影響和左右台灣的選舉結果，確保台灣能够産生一個讓美國能够接受的領導人。從歷史來看，早在1990年3月台灣舉行“總統”選舉時，美國就開始插手介入，派遣所謂“觀選團”到台灣和各路政治力量進行接觸。

　　一、2000年台灣“大選”美國對民進黨的公開力挺

　　台灣的選舉影響輻射範圍甚廣，不僅涉及到島内的政黨輪替和各種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也會直接牽動兩岸關係走向以及台灣海峽局勢的整體變化，這自然也就與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美國不得不密切關注選情，以便積極介入，不斷施加壓力。其實，美國插手台灣選舉早已爲時已久。2000年台灣“大選”時，國民黨候選人連戰、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龢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選情高度接近，在最後關鍵時刻，美國總統克林頓、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思等都接連釋放信號，聲稱“對於任何台灣新當選的領導人，美國都會與其接觸”，這無疑是在給“台獨”勢力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潜台詞就是即使是“台獨”勢力上台，美國也不會反對，這在客觀上給陳水扁的支持者吃了一粒“定心丸”。

　　2000年台灣“大選”結果出爐後，陳水扁爲贏取美國信任，反復向美國承諾“四不”，也就是“兩國論”不入憲、不推動“統獨公投”、不更改“國號”、不宣佈台灣所謂“獨立”。後來陳水扁還繼續加碼，聲稱其就職演説將首先使美國滿意。陳水扁的一系列動作讓美國頗爲滿意，美國未來推動島内政黨輪替，進而加大以在野黨操控執政黨來掌控島内政局，美國經過周密評估盤算後，正式决定支持陳水扁就讓台灣地區領導人。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還打破1979年美台“斷交”以來的相關傳統，首次向陳水扁發去賀電，“祝賀陳水扁當選”，這等於是爲陳水扁“頒發了一份確認書和終極加冕”。在總統帶領下，美國行政部門各級官員也紛紛表態，例如時任美國務卿奥爾布賴特、國家安全顧問伯杰、國防部長科恩、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思、“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等重量級官員先後表態，對陳水扁多給與正面肯定的態度。在此過程中，美國國會也積極配合，參衆兩院專門通過共同决議案，聲稱台灣是“亞洲民主的燈塔”，台灣此次“大選”的結果體現了台灣“民主力量與活力”。美國高度“尊重”台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力，未來將繼續落實“與台灣關係法”强化與台灣關係。美國這一系列動作，顯然是要爲陳水扁背書，在國際上製造民進黨新當局是一個經“民主選舉”産生的“合法政權”。對此，島内的《新新聞週報》曾有過這樣的評論，“台灣大選後，美國一直在觀察陳水扁的表現，剛開始時，美國確實感到憂慮，但後來陳水扁比較‘符合美方的期望’，美國又變得相對安心起來”。

　　二、2004年台灣“大選”美國對陳水扁連任的“臨門一脚”

　　對於200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美國一再表態“不干預”立場，這與美國在對待其他國家和地區選舉時的態度完全不同。事實上，美國“不干預台灣的選舉”只是一個藉口，目的是支持陳水扁、吕秀蓮能繼續連任，以進一步壯大民進黨的力量。當時與陳水扁、吕秀蓮競争的是屬於藍營的連戰和宋楚瑜，美國却對其並未給予青睞眼神，主要是擔憂藍營若執政，會打破美國所希望的中國永久分裂的“現狀”。

　　2004年“大選”，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搭檔，實現藍營大團結，氣勢如虹，民調支持率一直遥遥領先，高於民進黨的陳水扁和吕秀蓮。但選前之夜的所謂“神秘槍擊案”，却扭轉了整個局勢，最後陳吕僅以3萬票的微弱優勢勝出。結果如此接近，完全在誤差範圍之内，而且輿論盛傳民進黨有各種“奥步”之舉，引發島内各界强烈不滿，許多藍營支持者紛紛上街示威遊行，島内藍緑對峙形勢昇級。在“大選”結果極富争議、各方争執不定的時候，時任“美國在台協會”(AIT) 駐台北辦事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 積極穿梭於藍緑之間，主要是以承諾會協助驗票爲誘餌，要求連戰和宋楚瑜取消街頭抗争。然而，當泛藍群衆於3月27日解散後，美國却完全背棄諾言，没有協助驗票，反而向陳水扁發送賀電，“恭喜陳當選”。

　　美國在關鍵時刻的這一表態，對陳水扁連任發揮了“一錘定音”的效果，也成爲當時美國“扶緑抑藍”的最重要的標誌性動作。美國表態後，陳水扁猶如獲得“尚方寶劍”，對於藍營抗議者的態度明顯變得强硬，公開要求連戰和宋楚瑜“馬上閉嘴”，甚至還借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采訪之機對外宣稱即使冒戰争風險，也要搞“台灣獨立”，未來4年絶對不會改變其“台獨”路綫。陳水扁的態度之所以會如此狂妄囂張，没有美國的背後加持，幾乎難以想象。

　　事實上，即使在2006年5月陳水扁“貪腐案”爆發後，美國也是采取“表面中立不介入、暗下實質相挺”的態度，主要目的是利用陳水扁當時正在遭遇的權力危機來加大對於陳水扁和整個島内政局的掌控。例如，對於島内風起雲涌的“倒扁百萬大遊行”，美國却表態“不支持暴力或罷工等體制外（倒扁）運動”，這等於是在爲陳水扁進行背書。又如，在2006年6月8日對陳水扁“罷免案”表决前的關鍵時刻，“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薄瑞光專程訪台，並對外放話稱，美國對台灣政局“並無高度憂慮感”，這其實是向島内暗示，美國没有放棄陳水扁的計劃。更重要的是，薄瑞光拒絶與陳水扁的接替者也即當時的“副總統”吕秀蓮會晤，也釋放出重要信號，即美國並不打算讓吕秀蓮“繼位”，這等於是對於當時正處於深度危機中的陳水扁打下一劑“强心針”。

　　從上述系列描述中可以看出，美國對於陳水扁龢民進黨的縱容和扶持可見一斑。甚至到2007年也即陳水扁執政最末期推出“入聯公投”時，美國一方面對陳進行批評指責，另一方面還在强調美台關係的重要性，聲稱“台灣在敏感的區域中佔有微妙的地位，是美國的重要盟友”；“美台關係一如以往的密切和互惠，美國和台灣人民之間的友誼具備深厚基礎，雙方的一些政治歧見只是美台廣泛關係的一小部分”， “我們不願意公開表達我們與陳水扁政府在公投或其它任何政策上的歧見。台灣是美國的長久朋友，我們不樂見彼此在重要議題上有重大分歧”。美國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其實也助長了陳水扁當局當時推動“入聯公投”的囂張氣焰。陳水扁甚至公開嗆美，表示“不做美國的龜兒子”，質問美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他還不無調侃意味地對美國説，如果台美能“建交”的話，台灣就不會舉行“入聯公投”，但台美“建交”這可能嗎？陳水扁之所以敢於如此狂妄地向美國叫板，一方面是因爲他已經做滿兩任，没有再繼續選舉下去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爲美國對於“入聯公投”的曖昧態度，也讓陳水扁誤以爲可以繼續往前試探。

　　第二節　美國對民進黨的信任危機與民進黨的敗選（2008-2016）

　　2008年“大選”中，馬英九“清廉牌”與陳水扁貪腐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馬英九在與謝長廷民意支持度對比中，一直遥遥領先。但馬英九也有自己的“軟肋”，即美國“緑卡”問題。民進黨一直對馬英九窮追猛打，批評馬英九持有美國“緑卡”，是美國人，根本没有資格參選台灣“總統”。對於這一關鍵問題，美國自然最有發言權，但美國却一直采用模糊手法，不做任何澄清，刻意給民進黨留下攻擊馬英九的把柄和口實。“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夏馨（Therese Shaheen)一度還專門跑到台灣，聲稱馬英九的“緑卡”依然有效，其對馬英九的衝擊效應可想而知。

　　但飽受民進黨八年挑釁之後，美國對民進黨信任度降到冰點，因而當夏馨釋放對民進黨有利的信息後，時任副國務卿柯慶生馬上對外澄清表示，“夏馨是一介平民，不能代表美國政府立場”。此後，美國又進一步加碼，故意選擇在最關鍵的在選前一天，由包道格出面澄清，表示馬英九緑卡已經超過一年没有啓用，屬於自然失效。這就等於是給馬英九解套，也爲後來馬英九能够勝選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依託。

　　2012年台灣“大選”過程中，國民黨籍候選人馬英九龢民進黨籍候選人蔡英文在民意支持度上一度非常膠着。根據當時島内的“年代新聞”、“TVBS”、“中國時報”等各家民調顯示，馬英九對蔡英文雖然略占優勢，但都在3%的誤差範圍之内，因而馬英九並不能必然連任，特别是考慮到同屬泛藍陣營的民進黨主席宋楚瑜有可能對馬英九搆成分票效應，馬英九的勝選之路顯得尤爲艱難。但最終的投票結果顯示，馬英九在極度艱難的情勢下，依然以79萬票的巨大優勢成功連任。馬英九之所以能够逆勢而上，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美國的因素則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節就重點解析一下在2012 年台灣“大選”中，美國對於島内選舉的介入方式及其影響效應。

　　一、美國對國民黨的期許與國民黨“陸美兩面平衡”策略

　　在陳水扁時期，民進黨與美國關係出現重大裂痕，民進黨試圖挑動“法理台獨”直接刺激美國，並有可能將美國“拉下水”。因而在民進黨首次執政後的較長一段時間裏，美國對民進黨一直心有餘悸，對民進黨始終無法完全放心。雖然在這期間民進黨也試圖通過恢復民進黨駐美代表處、民進黨主席率團訪美、在兩岸政策和對美政策上積極迎合美國等，但這並没有完全化解美國對民進黨的深層疑慮。因而在2008和2012年台灣“大選”中，美國“挺藍抑緑”傾向十分明顯。對於2008年台灣“大選”，受陳水扁貪腐案、行政團隊執政無能等拖累，民進黨自選舉開始就處於相對落後狀態，美國只需在選舉中保持中立，就有利於國民黨勝選。

　　但2012年台灣“大選”中，蔡英文和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一度出現交叉，二者選情非常膠着，一度出現所謂“黄金交叉”。在這樣關鍵時刻，美國的角色就顯得非常重要。對於2012 年的台灣“大選”，美國政府當時公開表態仍然老調重彈，但是很早就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支持馬英九連任的態勢呼之欲出。

　　其實，美國“支持馬，擔心蔡”的氛圍早已形成。按照島内不成文的慣例，“大選”之年，在野黨候選人都會赴美訪問，以争取美國加持。2011年9月，蔡英文就以民進黨籍候選人的身份率團訪美，期間與美互動頗爲密切，對外展示出一副“已經獲得美國認可”的態勢。但讓蔡英文感到非常意外和失望的是，在其尚未離開美國之際，白宫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Tom Donilon)便以匿名的方式向英國《金融時報》稱，“她( 蔡英文) 讓我們明確懷疑她是否有意願且有能力，維持近年來區域所享有的兩岸關係穩定”。美國對蔡英文的不放心由此可見一斑。美國之所以對蔡英文難以安心，主要是因爲當時美國對蔡英文向美國匯報的“台灣共識”並不放心，認爲蔡英文的“台灣共識”内容過於空洞，毫無所指，只是是尚未成形的設想和概念，根本難以取信於中國大陸，因而也難以維持台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2011年9月13日，時任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葛來儀（Bonnie Glaser）就明確表示，她不知“台灣共識”的“共識”定義爲何，“台灣共識”可能只是一種拖延戰術。以葛來儀的身份及其與美國政學界的特殊關係，她的這番言論應該不止是其個人的看法，反而有可能代表了某種“信號釋放”，甚至有可能是美國政府故意借葛來儀之口來釋放的。

　　當然，需要特别點出的是，現在回顧來看，美國對於馬英九的支持，也並不是自始至終的。在2019年10月到11月的關鍵時期，蔡英文通過操弄所謂“三只小猪”策略大獲成功，民調支持度節節攀高，一度出現過超越馬英九的態勢。美國此時又開始回歸到所謂“不介入”的立場，不願再做過多表態。

　　但到後來由於蔡英文龢民進黨在操作所謂“水果月曆”頻頻失分，被批評是“月月不忘抹黑，天天唱衰台灣”，而馬英九和國民黨主導的“九二共識”却在島内各界特别是工商界高度强調。兩相對比之下，馬英九的勝選態勢日趨明朗，美國也再次重啓對馬英九的加持，主要動作有：

　　一是以提昇美台關係爲馬英九製造“執政政績”。2011 年12 月，也就是在台灣“大選”前的關鍵一個月裏，美國主動打破此前已經連續11年多没有美國部長級官員訪台的記録，連續指派國際開發署署長沙赫(Rajiv Shah)和能源部副部長伯納曼(Daniel Poneman) 兩位部長級官員訪台，規格之高，令島内各界側目。這也爲馬英九當局高呼“美台關係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提供了重要着力點，從而成爲馬英九執政四年的重要“亮點”和可以炫耀的資本。在12月下旬，美國又繼續加碼，推出了讓台灣普通民衆更爲有感的“免簽证計劃”(Visa Waiver Program)，受到了島内民衆特别是經常赴美探親訪友留學人士及其家屬的歡迎。爲了將這一事件的政治效應盡可能擴大，“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北辦事處舉行高規格記者會，專門宣佈這一“好消息”。馬英九當局對於這一期盼已久的“重大成果”自然也積極配合，宣稱這是“台灣‘外交’的極大突破，是台美關係持續正面友好發展的重大里程碑”。

　　二是爲馬英九兩岸政策背書。2012 年1 月11日，包道格在台北接受台灣媒體采訪時，公開表態支持“九二共識”，稱“九二共識”是兩岸都接受的“必要妥協方式”，符合多方利益，並稱“美國政府和學者認爲，如果馬英九若連任成功，美國、中國大陸、台灣將鬆一口氣”。但對於蔡英文的“台灣共識”，包道格則稱“過於空泛，無法讓美國安心”。這番表態在島内引發巨大關注，普遍認爲包道格的身份不僅僅只是一個美國的普通公民，而是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背後一定是得到美國政府授意或授權才能如此表態。雖然事後“美國在台協會”（AIT）也有所澄清，聲稱包道格的觀點只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政府。但這一澄清很快就被淹没在島内浩如烟海的各種消息新聞中，並没有引發太多的注意。

　　三是主動爲馬英九“澄清”。在台灣2012年“大選”的時候，民進黨曾攻擊馬英九當局，聲稱美台關係並没有馬當局渲染的那麽好。對此，除了國民黨出來反駁外，美國也積極配合，主動澄清，聲稱“美台正式關係狀况良好，擁有很好的合作關係”。

　　在2012年“大選”中，美國之所以力挺馬英九，暗中打壓蔡英文，除了因爲馬英九本身在島内民意支持度整體上高於蔡英文之外，更重要的是馬英九在兩岸政策和對美政策上比較符合美國的期待。也就是馬英九所提出的“親美友日和陸”以及兩岸之間的“不統不獨不武”，與美國當時的台海政策内在契合度是頗高的。

　　二、美國戰略止損與對民進黨兩岸政策“暴走”深層疑慮

　　陳水扁執政時期，民進黨當局不顧美國警告，大搞“台獨”分裂行徑，挑動台海局勢緊張，引發美國對民進黨的信任度降至爲零。美國對民進黨缺乏信任，有陳水扁當政時期的後遺症，也有對蔡英文表現的不滿意，還有對民進黨内派系鬥争的不了解，更是因爲對其大陸政策立場的忌憚，民進黨能否提出令美放心的兩岸政策新主張一直是美國觀察民進黨的重要觀察指標。無論是在2008年還是2012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美國對民進黨及其候選人的不信任感幾乎是公開的，在島内“親美倚美”氛圍盛行的態勢下，這自然會衝擊到台灣民衆特别是中間選民對於民進黨的看法。2012年蘇貞昌“回鍋”擔任民進黨主席後，高度重視對美關係，排除當時資金不足、人手短缺等困難，專門恢復了“民進黨駐美代表處”，成爲民進黨與美國溝通的重要管道。盡管民進黨不斷加大對美溝通交流，但由於在兩岸政策上没有出現根本性調整，只是以打太極的方式糊弄外界，因而美國政學界對於民進黨的疑慮未降反昇。

　　美國對民進黨是否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缺乏信任，這也是民進黨意圖與美國建立互信的重要迷思之處。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在當時的語境下，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的故步自封和猶豫摇擺，已經成爲阻礙民進黨和美國關係提昇的主要癥結所在。

　　表面上看，是因爲陳水扁執政時期不顧美國警告，反復利用各種“台獨”行徑試圖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挑戰美國底綫。例如，早在2004年5月4日，時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就表示，“台獨”是“極其危險和愚蠢的”。2008年台灣“大選”前，陳水扁龢民進黨局執意推動所謂“入聯公投”，遭到美國嚴詞警告。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信强教授認爲，美國政府此次針對台灣“入聯公投”一案，政策底綫極爲清晰，有關政策表態的言詞也日益嚴厲，不僅對陳水扁當局形成了有力的震懾，也使得中美兩國在台灣問題上出現了某種被稱爲“共管台獨”的互動模式。當然，從理論上來講，“中美共管台獨”並不成立，因爲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内政，若是中國大陸願意與美國“共管台獨”，無疑是將内政問題國際化，甚至有可能被批評是“引狼入室”，這反而會進一步加劇台灣問題的復雜性。但此處的“共管台獨”，指的應該是中國大陸與美國分進合擊，雙方都爲了各自的利益來約束“台獨”勢力，在客觀上形成“共管”態勢。

　　但實際上，陳水扁的“台獨”行徑只是引發美國對民進黨“信任危機”的表層誘因而已，其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可以説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也是爲什麽陳水扁下台多年後，美國與民進黨關係始終未有根本性起色的原因所在。曾任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的劉世忠坦言，陳水扁主政時代，美台有互信問題，後來民進黨與美國的互動並未獲得改善，2012年的“總統”大選，美方所持的態度，對民進黨很不公平，介入選舉的痕迹顯著。總的説來，美國對民進黨缺乏互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陳水扁當政八年對美國與民進黨互信的傷害讓美國心有餘悸。陳水扁2000年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以後，特别是向美國作出“四不一没有”承諾後，美國對陳水扁的“看管”力度大幅下滑，反而頻頻提昇美台關係。但陳水扁誤以爲這代表着美國支持“台獨”，因而開始變本加厲地更加肆意地加大“台獨”布局。後來在馬英九時期曾任“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就表示，“陳水扁似乎並没有能够體會美國這份苦心，反而變本加厲，不斷製造台海緊張”，最終讓美國認定陳水扁是“麻煩製造者”。美國學者容安瀾對此表示，陳水扁大談“一邊一國”，倡議舉行“全民公投”，“超越了美國能够容忍的底綫”，而且不聽美國的“忠告”，辜負了美國對他的信任。陳水扁當政的這段經歷讓美國至今心懷芥蒂。例如，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葛來儀就對當時的民進黨兩岸政策深表擔憂，認爲時任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聲稱民進黨要堅持1999年的所謂“台灣前途决議文”，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大陸的期待，因而與大陸的立場差异巨大。

　　其次，蔡英文的表現讓美國疑慮難消。雖然美國並不認爲蔡英文會重走“激進台獨”路綫，但對於蔡英文是否有能力維持台海局勢穩定，美國對蔡却没有足够的信心。2011年9月也即島内2012年“大選”關鍵時刻，蔡英文以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身份到美國訪問，聲稱當前民進黨對美關係最重要的課題是重建戰略互信與强化戰略伙伴關係。然而，這種表態只是展現一種意願並没有提出具體做法，由於蔡英文在美期間的表述過於空洞無物，美國對蔡頗爲失望。在蔡英文還没有離開美國、返回台灣時，美國白宫資深關於就透過英國《金融時報》對外釋放消息稱，“蔡英文是否有能力維持兩岸關係穩定，外界表示懷疑。”美國這一表態，普遍被解讀爲美國對蔡英文兩岸政策的深層憂慮，當這一表態回傳至台灣時，自然會直接衝擊蔡英文的選情。2012年台灣“大選”落幕後，蔡英文在盤點自己敗選原因時，也將美國不信任視爲對自己未能勝選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對美國公開表態，蔡英文更是記恨在心，一度在敗選之後拒絶會見“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

　　再次，大陸對民進黨的立場和態度讓美國始終深感擔憂。美國擔心民進黨“台獨”，並不是擔心“台獨”本身，而是擔心“台獨”分裂行徑會招致中國大陸强烈反彈，進而會引發整個地區的動盪不安。在民進黨當政時期擔任過“駐美代表”的吴釗燮就認爲，當時美國對台灣態度不滿“除了認爲我們在操作選舉和聲張‘主權’之外，主要還是受到中國態度的影響。他們很擔心中國大陸翻臉，導致兩岸關係緊張，産生衝突，而當時美國已缺乏力量再來介入東亞的另一場戰争”。

　　因而美國多次表示，希望民進黨能够有能力開啓與大陸的接觸。對此，美國多次要求陳水扁當局應該與大陸建立溝通管道。2000年5月，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美時，美方官員借機對外放話稱，“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對口，已經出現了瓶頸，二者溝通不暢”，“陳水扁新當局應該積極建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第二軌道，這非常有必要”，如果“陳水扁不能與中國大陸建立適當的溝通管道來傳遞彼此的看法”，那將是“相當危險的事情”。在這種思維驅動下，對於民進黨人士積極與大陸溝通的做法，美國在當時語境下，多持積極肯定態度。2012年10月，民進黨内“天王級”人物謝長廷訪問大陸，專門提出“憲法各表”，以向外界展現自己有處理兩岸關係的能力。對於謝長廷釋放的信號，美國政學界的涉台人士多給予正面看待。例如，當時“美國在台協會”台辦辦事處處長馬啓思（Christopher J. Marut）向時任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表示，對民進黨人士訪問中國大陸“非常樂觀其成”，這有助兩岸交流和地區穩定，也有助於民進黨重返執政。直到2016年台灣“大選”前，2016年1月11日，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佩裏( William Perry) 在華盛頓表示，“如果新當選的‘總統’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導致兩岸對立，甚至發生嚴重衝突，這將會給台灣帶來嚴重衝擊。”這明顯還是對民進黨高度不放心。在這種美國强大壓力下，蔡英文不得不做出相應妥協。2016年1月21日也就是當年“大選”剛剛結束後以及後來的5月20日就職演説時，對於外界高度關注的“九二共識”問題，蔡英文就公開表示，承認“1992年兩會達成了若干共同認知與諒解”，她理解和尊重這個歷史事實，並希望在此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相較於此前蔡英文拒不接受“九二共識”，此次蔡英文能够對於“九二年會談的歷史事實”給與承認，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可以算是 “邁出一步”。或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台辦對於蔡英文講話的定性才是“未完成的答卷”。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蔡英文之所以會對“九二年會談的歷史事實”作出承認，一方面是爲了回應島内民衆特别是中間選民對於蔡英文兩岸政策的憂慮，但更重要的是爲了消解美國對於蔡英文上台後在兩岸政策上的“暴冲”。而當後來美國逐漸降低對於蔡英文的擔心程度時，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的立場立即發生後退，後來罕有再提及“九二年會談的歷史事實”。

　　第三節　中美戰略博弈昇級與美國“扶緑打藍”策略（2016至今）

　　2008年至2016年民進黨在野期間，爲化解美國對民進黨上台執政後重走“台獨”老路的擔憂，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向美國輸誠示好，試圖扭轉民進黨執政期間罔顧美國利益的負面形象。

　　一是將對美關係視爲“最重要一環”。蔡英文聲稱，若是能够再次執政，將汲取第一次執政時的經驗教訓，與美國保持密切溝通，增强彼信賴關係。時任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强調，“台灣民衆龢民進黨皆視與美國的關係爲台灣對外關係最重要的一環”、“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民主伙伴，也是台灣最堅實的安全伙伴與經濟伙伴”。

　　二是在美國牛肉進口等關鍵問題上對美妥協讓步。馬英九時期，規劃開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進口。民進黨爲“瘋馬必反”、爲馬英九執政製造難題以及迎合島内的民粹心理，主動扛起反對美國牛肉進口的大旗，在台灣“立法院”持續阻撓，干擾相關决議通過。美國對民進黨極度惱火，一度向民進黨喊話，“不要因爲炒作美牛議題而破壞了在美國的形象”。民進黨内很多人對此也高度憂慮，擔心民進黨會作繭自縛，最終導致“輸掉親美保台戰場”，進而“成爲民進黨邁向執政的最大盲點”。在美國强力施壓下，最終民進黨選擇妥協放水，終於讓步，同意含有“瘦肉精”的美國牛肉進口。

　　三是對美表示不會因爲島内政黨競争而反對向美軍購。2008到2016民進黨在野期間，民進黨多次利用參加所謂“美台國防工業”等機會，向美國傳達“在强化台灣防衛力量方面，民進黨與馬英九當局的立場没有不同”，“民進黨也支持美台軍售”，“民進黨不會因爲反對國民黨而反對對美軍購”。民進黨反復表態，也贏得了美國一定程度的歡心。

　　四是以“維持現狀”對美展現“零意外”姿態。在陳水扁時期，民進黨頻頻對美製造各種“意外事件”，讓美國大爲不滿。蔡英文在2016年“大選”過程中，有意汲取陳水扁時期經驗教訓，以“維持現狀”説來回應美國對蔡英文龢民進黨的疑慮，對美表示會建立具有“一致性、可持續性、可預測性”的兩岸關係，不會成爲“麻煩製造者”，更不會碰觸“法理台獨”紅綫。蔡英還聲稱，“希望讓自己變成一個常數，當這個區域其他地方發生重大事件時，不會在整個區域情勢中平添變量”。2015年6月2日，蔡英文利用訪美之機專門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聲稱她若能上任，首要工作就是建立透明機制，强化兩岸的互信與合作，推動兩岸進行“有原則的交流、合作及對話”，“確保兩岸關係繼續改善”。蔡英文顯然是在向美國喊話，力圖消解美國對其在兩岸政策上的深度疑慮。

　　現在回顧來看，民進黨修補對美關係、争取重新獲得美國信任的做法，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摘除了民進黨被視爲麻煩製造者的緊箍咒”，這也爲後來美國轉向支持民進黨重返執政和繼續連任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特别是，近年來隨着中美戰略博弈持續昇級，美國顯著加大“以台制華”力度，再加上民進黨實力快速回昇，美國開始重新扶持民進黨重返執政與我對抗。在2016年台灣“大選”中，因爲國民黨自身實力出現塌方式下滑，無需美國拉抬，民進黨也能勝選，因而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美國角色並不十分凸顯。

　　但在2018年台灣“九合一”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氣勢如虹，一舉拿下全台灣22個縣市中的15個縣市首長，而民進黨僅剩下5個，另有一席爲民衆黨的柯文哲勝選台北市長。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地方選舉中結果相差如此懸殊，引發美國高度關注。因而在台灣2020年“選舉”中，美國力挺蔡英文連任，只有民進黨繼續執政，美國才能繼續發揮利用民進黨當局來遏制中國大陸的企圖。

　　一、美國替蔡英文拉抬選情的主要策略和手段

　　2020年“大選”中，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携藍營高人氣對蔡英文搆成有力衝擊，頗有延續2018年“九合一”選舉風頭之態勢。美國擔憂若國民黨重返執政，兩岸關係將趨於平緩，美國“以台制華”的效果將被打折扣，因而詳盡各種方法支持蔡英文龢民進黨繼續執政。

　　一是美台聯手扺制“一國兩制”。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作出重要講話，對“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作出了更爲清晰的界定，並正式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島内民進黨當局對此故意顛倒黑白、混淆視聽，把“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國兩制”。美國對民進黨的錯誤説法不但不予糾正澄清，反而積極附和。這也對國民黨在兩岸政策的話語權上造成巨大壓力，使得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的優勢根本無法展現釋放出來。

　　二是通過對台軍售等拉抬蔡英文聲勢。1979年以來，美國對台軍售一直是重要“頑疾”，但美國對台軍售的目的並不完全是軍事意義，更多的是想催生對台軍售的政治意涵，也即通過對台軍售來撬動島内政局和台海局勢。因而，對於美台軍售的觀察，不僅要觀察美台軍售的内容，也即向台灣出售了何種性能的武器，更要關注對台軍售的時間點。美國除了一般的常規對台軍售之外，還特别注重在關鍵時間節點的對台軍售，以發揮其政治影響力。2020年台灣“大選”前，美國就向台灣出售66架F-16V戰機簽署發價書，首批戰機將在2023年交貨，2026年全數交齊。美國此舉顯然有利於蔡英文選前關鍵時刻操弄“美台關係達到歷史最好”、“美國堅定保護台灣”的民粹氛圍，有助於爲蔡英文增加民意支持率和最終得票率。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美國宣佈對台軍售後，民進黨當局“外交部”、“國防部”等部門才密集炒作，高度評價美國此次對台軍售的價值意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把這次軍售的政治意涵特别是對蔡英文的助選效果發揮到極致。

　　三是爲向島内釋放“支持蔡英文”信號。台灣歷次“大選”中，美國的態度一直是重要的風向標，美國支持誰，往往會與最終的結果呈現正關聯的關係。在台灣2020年“大選”中，美國明顯是“挺緑抑藍”、“挺蔡抑韓”，這從蔡英文“過境”美國時美國給與的接待規格就可見一斑。2019年7月，美國不但允許蔡英文到政治敏感度極高的紐約（聯合國大厦所在地）竄訪，而且允許數十位參衆議員及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等與蔡英文會晤，以顯示對蔡英文的支持。如此一來，蔡英文就可以利用“出口轉内銷”，將美國對蔡的“高規格禮遇”包裝爲“美國對蔡英文的支持”，以向島内的選民發出信號，即美國是支持蔡英文的，否則美國不會給蔡英文如此之高的“禮遇”。

　　四是公然宣稱插手台“大選”選務。2019年6月19日，美國國防部時任印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聲稱，美國預期中國大陸將通過散佈“假消息”等方式介入台“大選”，“隨着選舉日期的日益臨近，美台已經就對抗假消息進行合作”。美國此舉，賊喊捉賊的態勢極其明顯，顯然是想以“防範中國大陸介入”爲由來插手台灣選舉，最終的目的則是爲蔡英文連任提供各種支持。由此可見，對於島内2020年“大選”，背後的美國因素清晰可見。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新華社才會專門刊發評論員文章指出，西方外部政治勢力公然介入台灣選舉，爲牽制、遏制中國大陸，阻止兩岸走近走親，而力挺蔡英文。顯然，這場台灣地區内部的選舉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與此同時，在美國帶動以及美國構建“印太戰略”的整體需求下，澳大利亞也積極介入台灣的2020年“大選”，蓄意製造和炒作所謂“王立强假間諜案”等，來醜化大陸並爲民進黨拉分助選。

　　事實上，在蔡英文勝選後，美國還在不斷爲蔡提供加持。例如蔡英文2016年5月份上台後的兩個月，也即2016年7月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公布新一届黨綱指出，“反對海峽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關於台灣未來的所有問題，必須通過對話和平解决并且需要台灣人民同意；如果中國違反這些原則，美國將根據‘與台灣關係法’幫助台灣自衛（will help Taiwan defend itself）。”

　　二、美國對國民黨兩面平衡策略的不滿與挺蔡連任的動因分析

　　台灣被視爲美國精心搆築的島鏈計劃中的“關鍵一環”，是美國牽制和防範中國大陸的重要戰略支撑點，對於美國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價值意義。特别是在中美戰略博弈大局中，美國對華“貿易戰”、“科技戰”等效果有限，並未取得預期目標。台灣問題作爲遏華成本最小、受益最大的一張“王牌”，自然就成爲美國優先選項。美國支持蔡英文連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讓台灣繼續扮演“遏華”急先鋒和橋頭堡角色，以此來牽制中國大陸發展。

　　在美國看來，國民黨一直玩弄“親美和陸”兩面平衡策略，如若上台的話，並不符合美國“以台遏華”的戰略期待。對此，美國共和黨内“友台派”代表性人物、曾爲2016年底“特蔡通話”牽綫搭橋的葉望輝（Stephen J. Yates）毫不掩飾，如果2020年國民黨重返執政，會衝擊美國的戰略利益”。特别是美國在戰略上研判，兩岸統一的進程會進入加速度時代，在這種情勢下，美國更會扶持民進黨來對抗大陸統一。

　　爲了防止國民黨藉助2018年“九合一縣市長”選舉大勝的氣勢一鼓作氣，直登“總統府”，美國還想方設法來打壓國民黨和韓國瑜。2020年“大選”期間，美國一度憂心國民黨籍候選人韓國瑜會走“親中”路綫，而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特别是韓國瑜抛出“國防靠美國、市場靠大陸”時，美國認爲韓國瑜若是上台，將重拾馬英九時期的平衡路綫。在中美戰略博弈明顯加劇背景下，這顯然與美國的期待是相背而行的。因而對於韓國瑜，美國總是以刁難的姿態與其接觸，中間還一度抛出五大“考題”，爲韓國瑜製造難題。在美國强大壓力下，韓國瑜最終無法赴美訪問，這也進一步强化了島内部分民衆特别是中間選民對韓國瑜是否有能力處理對美關係的疑慮。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也是爲後來韓國瑜的敗選提前埋下了伏筆。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前台“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稱，2020年台灣“大選”過程中，美國介入程度“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美國對民進黨和國民黨兩黨的態度可以看出，美國支持民進黨和壓制國民黨的態勢已經完全公開化了，這也再次揭穿了美國“不會介入台灣選舉”的虚僞謊言，證明美國不但會介入，而且介入的目的主要是想繼續利用台灣，把台灣打造成對抗大陸的“前沿陣地”。

　　受特殊歷史氛圍影響，島内向來存在着“親美倚美”心理，這也直接導致“美國因素”在島内歷次重要選舉中一直扮演着忽明忽暗、若隱若現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在一些地方性選舉中，美國也不甘“袖手旁觀”，而是選擇主動介入。例如，在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中，韓國瑜以近乎摧古拉朽、勢如破竹之態勢，直搗民進黨執政二三十年的大本營。這也讓美國“如坐針氈”、“焦慮不安”，前“美國在台協會”（AIT）高雄分處處長杜維浩（Robert Dewitt）公開在臉書（Facebook）上公開發文，對民進黨執政“贊不絶口”，爲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站台加持意圖呼之欲出。2018年11月23日，也就是在選前最後一天的關鍵時刻，“台獨”大佬游錫堃聲稱，“美國也在觀察台灣選舉，如果民進黨落敗的話，連美國都會看不起”。游錫堃之所以會如此表態，也是因爲已經吃定島内民衆“親美”心理。

　　在地方性選舉中，美國都敢如此明目張膽地介入。在全台性選舉中，美國自然更加賣力。在島内2020年“大選”前，國民黨籍候選人韓國瑜携帶高人氣，成爲泛藍陣營的“人氣天王”，對蔡英文的連任之路搆成了强有力的挑戰。

　　蔡英文第一任内，在内部施政上無能無法，政績乏善可陳。爲追求連任、贏得選舉，蔡英文只能主動向美國貼靠，企圖把“美國因素”作爲“救命稻草”，通過“短綫操作”逆轉政治頽勢。從最後的投票結果來看，這也的確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美國因素”成爲民進黨勝選重要推手之一，爲蔡英文龢民進黨繼續連任起到了有效的助推功能。

　　第四節　後基辛格時代美國戰略重構與台在“印太戰略”中角色

　　奥巴馬執政時期，美國雖然將台灣視爲“重要的安全和經濟伙伴”，但出於此前陳水扁時期“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的經驗教訓及中美關係大局考慮，美並未公開將台灣納入“亞太再平衡”戰略中。但近年來，美國的戰略開始發生顯著變化，逐漸進入“後基辛格時代”，也就是由傳統的“中美俄三方博弈”逐漸向“中美印三方博弈”轉變，美國高度關注印度的價值意義，極力尋求利用印度來對冲中國大陸。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特朗普時期美國就放棄了其行之有年的“亞太戰略”，轉而構建“印太戰略”，也就是更加强化對於印度的角色定位。特朗普的這一戰略重構，到拜登時期至少是在大的框架設計和理念上基本都被承繼了下，整體上進一步重視印度的角色。美國這一戰略轉變，基本上是肇始於特朗普時期，爲將討論的議題進行聚焦，本節重點討論特朗普時期美國在“印太戰略”中是如何强化台灣角色的。

　　除了印度之外，美國高度關注的還有台灣。特朗普上台後，特别是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美顯著加大對中國大陸打“台灣牌”力度，不斷强化台灣在美“印太戰略”中的角色，美國防部2019年6月1日發佈的《印太戰略報告》中，甚至明確稱台灣爲“國家”，謀求將台灣打造爲與中國大陸對抗的“橋頭堡”。2020年11月，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奥還宣稱，“台灣一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Taiwan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2021年1月12日，也即在特朗普政府即將卸任的一周前，美國白宫解密所謂“美國印太戰略框架”（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其中明確表示美國要防衛第一島鏈其中也包括台灣，美國要鼓勵台灣發展有效、不對稱防衛戰略和能力，幫助確保其“安全、免受脅迫、有彈力和以其自己條件與中國接觸的能力”。蔡當局對美也高度配合，專門在台灣“外交部”設立“印太科”與美對接，聲稱“台灣是‘印太戰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未來美將從法律、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領域全方位提昇與台灣實質關係，全面落實“以台制華”戰略，直接衝擊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大局。

　　一、由“安静旁觀者”轉爲“躁動攪局者”：台在美國戰略體系中角色轉變

　　奥巴馬執政時期，特别是2010年中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中美之間戰略博弈顯着上昇。美爲自身利益考慮，在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Pivot to Asia或Rebalancing Strategy，又稱“重返亞太戰略”）時，不願親上前綫與中國對抗，而是注重合縱連横、通過培養“代理人”的方式來加大對中國遏制力度。2011年通過幕後推動釣魚島危機將日本推上對抗中國第一綫，2013年通過南海仲裁案挑動菲律賓和東盟國家與中國對抗，2016年通過强行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挑撥中韓關係，2017年默許和唆使印度製造洞朗危機來向中國施壓，但在這一系列的“代理人”之中，台灣的角色相對模糊。與特朗普執政團隊相比，奥巴馬時期美國政府决策者對於台灣問題敏感性的認知要更爲深刻，因而不願意在台灣問題上挑動中國大陸的敏感神經。由於奥巴馬政府更注重培養其他“代理人”，而對台灣没有賦予更多的角色定位，因而台灣成爲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安静的受益者”（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亞項目主任卜睿哲語），或者更準確地來講應該是一個“安静的旁觀者”角色。

　　特朗普上台後，拉攏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精心搆築了“印太戰略”（India-Pacific Strategy，又稱Quad Strategy即四方戰略），但由於特朗普政府實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在很多政策層面不願意顧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現實利益，因而這些國家特别是日本和印度在中美大國博弈之間開始呈現出明顯的摇擺態勢，不願對美一邊倒，轉而尋求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美國的四方戰略由此也呈現出“盟友不穩、支柱不牢”的難題。在這種情勢下，美亟需尋找新的戰略支撑點，台灣就是其重要選項。2018年5月，美助理國務卿黄之瀚在參議院聽证會上就聲稱，美國的“印太戰略”與台灣的“新南向政策”高度重合（overlap）。2018年6月，美國時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在闡述美“印太戰略”時專門强調，美國將繼續依據“與台灣關係法”，爲台灣維持充足的防衛能力提供必要的武器和服務，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爲。2018年7月和8月，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薛瑞福接連在演講中表示，台灣是自由開放“印太戰略”重要一環，美國確認台灣是重要伙伴。7月30日，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奥在“印太商業論壇”上肯定台灣經濟發展與民主繁榮，讓台灣成爲全球高科技産業的引擎。“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稱，台灣在透過經濟關係、安全及治理，協助推動一個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區域方面，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論是民主治理，或是創新部門帶頭的經濟成長，台灣都能够作爲印太區域國家的典範。蔡英文當局本來就圖謀“挾美抗陸”，通過引入美國等外部力量來對抗中國大陸，而當美國在“印太戰略”中執意凸顯台灣角色時，蔡當局自然高度配合。在美台雙方密切互動下，台灣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位置自然也逐漸凸顯，由此前“安静的旁觀者”逐步發展成爲“躁動的參與者”，未來還有可能挾洋自重，成爲“麻煩製造者”和“危機製造者”。如果從更深層原因來探究的話，台灣在美國戰略體系中角色的轉變還有多重更爲復雜的原因。

　　（一）中美大國博弈由“接觸+遏制”轉爲“遏制+接觸”

　　奥巴馬時期，中美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反恐等議題上存在密切合作，而且經貿關係是雙方關係的“壓艙石”，使得中美之間呈現出“競争與合作相互交織，但合作大於競争”的發展態勢，美國對華政策雖然在戰略上以遏制爲主，但在具體戰術上却呈現出以接觸爲主的基調。特朗普上台後特别是2018年3月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後，在美保守派等力量推動下，美對華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由之前的“接觸爲主、遏制爲輔”轉變爲“遏制爲主、接觸爲輔”。在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佈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就明確將中國定位爲“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聲稱“中國（和俄國）挑戰了美國的權力、影響力龢利益，試圖去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並首度將台灣納入“印太章節”，聲稱“美國將根據‘一個中國’政策，維持與台灣的堅强關係，並依據‘與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正當防衛所需武器以遏制威脅”。此後美國就不斷加大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在經貿、科技、知識産權等領域頻頻向中國施壓，而台灣問題自然也是美國“以台制華”的重要籌碼，美國通過對台軍售、美艦穿越台灣海峽、美高官訪台等方式，多次對華打“台灣牌”，台灣問題對於中美關係的破壞性顯著上昇。

　　（二）美國决策主導層由建制派向反建制派轉變

　　奥巴馬時期，美國决策核心層基本由建制派主導，因而在處理台灣問題時往往傾向於從中美關係大局出發，相對比較克制。特朗普上台初期，其執政團隊中雖然存在班農（Stephen Kevin Bannon）等非建制派人物，但當時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邁克爾·弗林（Michael T. Flynn，2017年1月20日至2017年2月13日在任）、基思·凱洛格(代理)（Keith Kellogg，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2月20日在任）和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2017年2月20日至2018年4月9日在任），國務卿蒂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在任），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2017年1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任）等，基本屬於建制派，在對台問題上也多從中美關係大局的理性角度考慮。

　　但隨着蒂勒森等人的去職，越來越多的反建制派人物開始涌入特朗普决策團隊，呈現出典型的“大三角”和“小三角”的决策結構。所謂“大三角”是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John Robert Bolton）、國務卿蓬佩奥（‎Richard Pompeo）、國防部長馬克·埃斯柏（Mark Thomas Esper）等三位决策圈的核心人物，所謂“小三角”是指白宫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史迪威（David Stilwell）、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薛瑞福（Randy Schriver）等具體負責對華問題包括台灣問題的官僚。整體來看，無論是“大三角”還是“小三角”，都呈現出明顯的保守化傾向，在台灣問題上多持“挺台”立場。其中博爾頓的角色尤其值得關注，他曾多次訪台，對台灣具有較爲濃厚的情感認同。博爾頓在小布什時期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時，就曾力挺台灣“加入聯合國”，後來又公開抛出美國應與台灣“復交”、“重新在台灣駐軍”等激進言論。在特朗普政府擔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後，更頻頻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加大“挺台”力度。作爲一名“戰略行動派”，博爾頓不僅在戰略設計上刻意凸顯台灣角色，更在行動規劃上積極提昇美台實質關係，其中包括與台時任“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會晤、向台“邦交國”施壓等。當特朗普身邊的决策層整體都開始往“親台”方向發展，再加上以前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等建制派官員相繼離職，美國政府明確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並相繼出台各種“親台”决策和行動也就在“意料之中”。

　　（三）台灣當局由中美兩面平衡向對美一邊倒策略轉變

　　美國在戰略體系中對於台灣角色定位的變化與台灣當局自身的政策調整也密切相關。馬英九執政時期，台灣奉行“親美和陸”政策，試圖在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兩面平衡，以將台灣利益最大化，當時台灣對“亞太再平衡戰略”持有一定的保留態度。而蔡英文上台後，奉行“挾美抗陸”政策，在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向美國一邊倒，甘當美國馬前卒，妄圖引入美國力量來對抗中國大陸，因而對於美國予取予求，主動迎合度極高。蔡英文當局的高度配合，也爲美對華打“台灣牌”提供了重要空間。反向思維，如果台灣當局對美不願配合，美國即使想以台灣問題爲籌碼，恐也難以“得心用手”。

　　二、特朗普政府分裂决策與“印太戰略”强化台灣角色定位的雙重面孔

　　對中國大陸打“台灣牌”已成美民主與共和兩黨、美行政與國會部門的集體共識。但整體觀察，美國核心决策層在對台問題上也呈現出一定的分裂狀態，博爾頓、蓬佩奥等美保守勢力意圖大幅提昇與台灣實質關係，而作爲最爲核心的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相對克制，不願因爲台灣問題過度刺激中國大陸，導致中美貿易談判破局。

　　（一）美保守派推動與台高層互動，特朗普展現克制姿態。

　　高層官員訪台向來是美台實質關係進展的一個重要觀察指標。2018年3月“與台灣交往法”的通過，爲美台高層官員互動打開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户，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因而蔡當局特别是許多緑營人士對美寄予高度期望。美國對此也積極配合，2018年6月“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内湖新館正式啓動，美國國會衆議院“台灣連綫”共同主席哈珀衆議員、“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等出席活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稱，“新設施落成是一個里程碑，反映出美台伙伴關係的重要性。”2019年5月，美打破過去40年來“禁忌”，邀請台灣“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訪美並與美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會晤。未來美將以落實“與台灣交往法”爲名，進一步强化美台高層互動，或將指派内閣級官員訪台。馬英九執政時期美曾指派環保署長訪台，未來美有可能故伎重施，指派環保、教育、文化等政治敏感性較低的内閣級官員訪台，或邀台“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高度敏感性官員訪美，並在華盛頓公開活動，製造美台關係大幅昇温的“假象”。

　　但對於美國政府指派高官訪台，特朗普個人並不完全贊同。2018年3月，美國副助理國務卿黄之瀚（Alex Wong）訪問台灣，創下當時蔡英文上台後美國最高層級官員訪問台灣的記録。但據事後《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的報導，特朗普對此事曾大發雷霆，當場發飆“這該死的傢伙是誰啊？（Who the f— is this guy?）”，特朗普還要求在他努力與中國大陸達成協議期間，任何美國外交官都不得前往台灣。

　　（二）美台軍售常態化，但將依據中美關係大局調整時程

　　特朗普上台後已發動五次較大規模軍售，2017年6月29日，美向台出售14.2億美元武器裝備和技術，主要包括對早期預警雷達的技術支持、反輻射導彈、MK48重型魚雷和標準-2導彈等。2018年9月25日，美國政府宣佈價值3.3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包括F-16、C-130、F-5和IDF四款戰斗機的配件及維修服務。2019年4月15日宣佈的價值5億美元的軍售案類同於第二次軍售案，也是昇級F-16A/B戰機系列合同的一部分，其中含有人員培訓、飛行訓練、參加演習、教練彈射擊等培訓和軍事交流等方面的“軟合作”。2019年7月8日，美向台出售M1A2坦克在内的22億美元對台軍售案。2019年8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已經批準對台出售總價值80億美元的66架F-16V戰斗機。這是美國自1992年向台灣出售150架F-16A/B戰斗機時隔27年之後再度向台出售高端性能戰斗機，也是自1949年之後70年來美國向台灣最大規模的一次軍售案。

　　不過整體觀察，美國雖然在與台軍事合作上全面强化，但决策圈内部仍有人擔心此舉會全面刺激中國大陸，干擾中美貿易談判，因而很多决策者在對台軍售等議題上意見相對分裂。即使特朗普同意對台出售F-16V戰斗機，也不忘强調“美方相信在使用方面台灣會很負責任”。台灣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表示，這透露美國對蔡英文當局的深層擔憂，唯恐蔡利用F-16V戰斗機在台海地區滋生事端，將美國拉下水，因而特朗普才不得不提醒台灣在使用方面“很負責任”。

　　（三）美涉台决策呈現“全政府”模式，美國會和行政部門聯手打“台灣牌”

　　近來，美台以“與台灣關係法”40週年爲由，在華盛頓和台北展開系列高調紀念活動，美國國會的表現尤其凸出，美衆議院議長佩洛西40年來首次到台駐美機構“雙橡園”參加活動。美還謀求以“與台灣關係法”爲“基本法”和“母法”，繼續出台其他“親台”法案，進而構建一整套的涉台法律體系，將美台關係法律化、機制化和長期化。整體觀察，美國在對華打“台灣牌”議題上已經呈現出“全政府”（whole-governments）模式，行政部門和國會有高度共識，對於國會推出的相關“親台法案”，美行政部門包括特朗普也多順勢而爲，借此爲由多增加一張對華打“台灣牌”的籌碼，而這也是特朗普在無需簽署“與台灣交往法（Taiwan Travel Act）”該法也能自動生效、但特朗普依然選擇主動簽署的重要原因所在。而特朗普的這種做法，又進一步刺激了美國國會的“挺台”野心，美國國會正在醖釀或炒作的主要涉台法案有：一是推進“2019年台灣保证法”（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該法主要内容有將台納入雙邊或多邊軍事演習，“美在台協會”（AIT）聯絡組組長美須由將級軍官擔任；要求美總統在該法生效180天内，檢討國務院指導對台外交實踐的準則，包括“對台關係準則”及相關文件，並重新制定。二是昇級“與台灣關係法”。近來美保守勢力如前副總統國安顧問葉望輝等頻頻炒作制定“與台灣關係法”2.0版，要求增加新的内容來“因應中國威脅”。美衆議院外委會通過“重新確認美國對台灣及執行‘與台灣關係法’的承諾”决議案，稱美應將向台提供武器和服務的承諾法制化，並將在售武問題上視台爲“非北約的主要盟友”。三是密集推出多項其他“挺台”法案。包括“重申‘與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证’爲美台關係基石”决議案，“台灣安全法”，“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案”，“台灣國際參與法案”，“台灣‘邦交國’國際保障與强化倡議法案”等。衆議院還提出“美一中政策不同於中國一中原則的决議案”（簡稱“反一中原則决議案”），稱“在中美三公報中美只承認中國聲稱的‘只有一個中國’，並未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背書”，該决議案還“要求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不應受一中原則的束縛”。

　　三、對島内政局、兩岸關係與中美關係大局的多重影響

　　特朗普政府不斷强化台灣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地位，大幅提昇與台灣的實質關係，給島内政局、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大局都帶來了新的變數。

　　（一）美加大對台灣政局介入力度，由支持國民黨轉爲支持民進黨

　　2012年台灣“大選”前，美明顯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和馬英九連任，認爲馬繼續執政可以維持台海地區和平，但蔡英文龢民進黨因受“台獨黨綱”所累，有可能挑動台海緊張，當時美通過藉助英國《金融時報》放話流露對蔡“不放心”和“不信任”，指派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等卸任官員在選前關鍵時刻赴台表達“九二共識”重要性等，暗助馬英九連任。但對於台灣2020年“大選”，美出於拉高兩岸關係緊張態勢需要，更傾向於支持蔡英文連任。對於美國而言，一個在中美之間完全倒向美國的民進黨要比在中美之間維持兩面平衡的國民黨更符合美國“印太戰略”的需求。當時美重要參議員賈德納（Cory Gardner）、AIT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已經開始公開爲蔡站台掃街。台灣自1996年開啓所謂“民選政治”以來，在以往歷次重要選舉中，美國至少表面上會維持所謂“中立”、“不介入”的姿態，即使有所傾向性選擇，也多以相對低調、隱蔽的方式進行。但對於台灣2020年“大選”，美國以如此公開高調的方式進行介入，在歷史上頗爲罕見。未來美或許會通過指派高官放話、强化與台政經互動等方式，對外釋放蔡是美“中意人選”，借此來影響島内選民投票傾向。

　　（二）美對兩岸關係由“離岸制衡”走向“直接介入”

　　馬英九執政時期，美國對於兩岸關係基本采取“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策略，讓大陸和台灣自行協商，雙方只要維持“適度緊張”即可，美國不願過多介入，但需要對兩岸關係發展進程進行精準掌控，確保兩岸關係不能跳脱美國的掌控範圍。但特朗普上台後，美保守派認爲，此前奥巴馬政府維持兩岸關係“適度緊張”的做法已經難以滿足美國“印太戰略”的需要，美國需要讓兩岸關係“强度緊張”，才能更好地發揮出“以台制華”的效應。同時，美國保守派還認爲，依靠傳統的“離岸平衡”已難以完全掌控兩岸關係，因而需要轉變策略，開始親上前綫，直接插手兩岸關係。美國不但公開爲蔡英文“維持現狀”説辯護，而且公開指責中國大陸“破壞現狀”。在協助台灣維持國際活動空間方面，美國表現的更爲直接，毫不掩飾。2018年8月，薩爾瓦多與台“斷交”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在第一時間就打電話給該國總統，威脅聲稱將對該國進行懲罰。2018年9月，美國召回駐薩爾瓦多、巴拿馬和多米尼加等三個與台灣“斷交”國家的大使或領事，要求其就這些國家與台灣“斷交”進行解釋。2019年3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奥在衆議院聽证會上公開聲稱，“中國在威脅（threaten）台灣”，“我們正在動用我們工具箱裏面的任何一個工具防止中國在外交上孤立台灣。”2019年3月，美國白宫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波廷杰專門在台灣“邦交國”所羅門群島與台“外交部副部長”徐斯儉會晤，商討如何助台“固邦”。2019年5月，爲了進一步協助台灣拓展國際活動空間，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賈德納等“親台”勢力還抛出“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强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簡稱《台北法案》），旨在授權行政部門通過降低外交關係、减少援助等方式針對與台斷交的國家采取外交行動。

　　當然，如果從更深層原因來探析，美國協助台灣維護所謂“邦交國”根本原因並不完全是想借此來挑動兩岸關係，而更多的是想利用台灣以及台灣在拉美和南太等地區的“邦交國”來對冲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長期視拉美爲其後花園，視南太地區爲其勢力範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在這兩個地區受到了廣泛歡迎，中國大陸已經成爲拉美和南太島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認爲其在這些地區的霸權遭受到了挑戰和衝擊，因而需要對中國大陸作出反制，而利用台灣及台灣“友邦”恰好是反制中國大陸的有力着力點，因爲只要能够成功地協助台灣“固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中國大陸在這些地區“攻城略地”。所以美國的本意並不是要助台“固邦”，而是爲了維護美國自身在拉美和南太等地區的霸權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所謂助台“固邦”不過是美國拉攏台灣、利用台灣、並將台灣推向與中國大陸對抗第一綫的手段而言。

　　（三）特朗普政府將台灣問題與中美經貿摩擦聯動處理，陸美台産業鏈有可能發生重構

　　中美經貿摩擦爆發以來，美經常在雙方經貿談判關鍵節點對中國大陸打“台灣牌”，時間點極爲“巧合”，對中國大陸製造“極限施壓”，圖謀以台灣問題爲籌碼逼中國大陸在經貿問題讓步。如2018年9月24日，美對中國大陸2000億美元商品征收10%的關税，同日美宣佈對台發起3.3億美元軍售。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宣稱將對中國大陸2000億美元商品關税由10%提高至25%，5月7日美國衆議院全票無异議通過所謂“台灣保证法”。2019年年8月18日特朗普證實對台出售總價值80億美元的66架F-16V戰斗機並同時高調論及香港問題，島内輿論多認爲這是美國在9月中美第13輪經貿談判前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一個“下馬威”。未來美或將故伎重施，在對中國大陸關税施壓和科技封鎖同時，加緊對中國大陸打“台灣牌”，不斷觸及中國大陸戰略忍耐底綫。蔡當局也積極配合美對中國大陸打貿易戰，使得美在中美經貿談判中打“台灣牌”可以産生加乘效應。

　　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中美經貿往來呈現一定下滑態勢，同一時期，台美貿易額却逆勢上揚，據台“財政部”統計，2019年1-5月，台灣出口與進口分别較上年同期衰退1.2%與4.2%，台灣對美出口却逆勢上揚，同比增長17.2%，出口額達181.5億美元，占台出口總額比重上昇到14%，創近13年來新高。未來這種趨勢若進一步蔓延，再加上蔡英文當局積極推動的“新南向政策”，美台産業鏈有可能發生重新建構，傳統的“台灣接單、大陸生産、出口美國”的三角貿易結構，有可能逐漸轉變成爲“台灣接單、東南亞生産、出口美國”的模式，兩岸之間有可能發生局部“脱鈎”的風險，這也將進一步助長蔡當局經濟“脱中向美”圖謀。

　　結語

　　整體觀察，台灣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角色要比此前在“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角色更爲凸顯，由“旁觀者”逐步轉變爲“參與者”。但與此同時，台灣也正在經歷着從“受益者”向“受害者”的角色轉變，在奥巴馬時期，美台關係基本呈現“政經同步”態勢，台灣也從中謀取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同步提昇，呈現出正面螺旋上昇的態勢。如2014年2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鬱琦在南京會晤，實現了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的首次會面。同年4月，美國也在時隔十餘年之後，派出部長級官員環保署署長吉娜·麥卡錫（Gina McCarthy）訪台。而到特朗普時期，美台關係基本呈現“政熱經冷”、“虚多實少”態勢，雙方關係雖然表面喧囂熱鬧，但給台灣帶來的現實利益却極爲有限，在許多關鍵時刻，美國還對台灣痛下殺手，强力打擊，如2018年3月美突然宣佈對台鋼鋁産品征收高額關税，此後蔡當局雖然不斷遊説公關，但美並未對台“豁免”，2019年7月初美更進一步加碼，對原産地在台灣、但經越南向美出口的鋼鋁征收456%的高額關税。2019年8月美向台出售總價值80億美元的66架F-16V戰斗機時，特朗普重點强調的也是這將給美國帶來“很多錢和很多就業機會”。所以從本質上來講，美國不斷在其戰略當中强化台灣的定位，並非爲台灣利益着想，根本意圖爲了落實“美國利益優先”，並借此落實“以台制華”，把台灣當做與中國大陸對抗的籌碼和棋子。而當這顆棋子對於美國的戰略成本要大於戰略收益時，美國就會毫不猶豫地抛棄台灣，1979年美國與台“斷交、廢約、撤軍”就是如此。過去如此，未來美國有可能還會更進一步，當台灣成爲美國“負債”而非“資産”時，美國將徹底放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