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制華”是美遏華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特别是隨着中美綜合實力差距越來越小，美更進一步加劇對華防範心理，圖謀利用台灣問題干擾、阻撓甚至終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2019年，美國國防部發佈《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公然將台灣定位爲“一個國家”。2020年5月20日，美國國務院又抛出所謂《美國對中國戰略方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聲稱美國將利用民主價值、社會制度、全球盟友等綜合實力，來遏制中國大陸。在美國的刺激下，島内的民進黨與國民黨也都紛紛幻想着與美國早日“復交”或“建交”。早在2019年9月，民進黨游錫堃就曾提出過所謂的“台美建交”，當時聲稱要實現“建交”，在特朗普及蔡英文任内可能性較高。美台相互唱和，也給台海局勢和中美關係大局帶來新的挑戰。

　　第一節　美國“離岸平衡手”及對島内“藍緑平衡”的政治操弄

　　自1949年蔣介石集團退距台灣後，美國變謀劃“在台灣發展分離勢力，降低中國作爲蘇聯盟國的可能性”，即使是在軍事上向台灣派駐“軍事援助顧問團”，也要强調“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在美國的强力介入下，台灣地區政治制度多受美國因素的影響，台當局的“行政院”、“外交部”、“國防部”等機構均與美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在某些領域直接受到美國支配。美國對台灣的巨大影響，也使得台灣的以“民主化進程”爲代表的政治制度設計越來越按照美國規劃的方向發展。台灣地區的“民主化”進程發端於1977年的“中壢事件”，自此之後，美國幾乎全程介入了台灣的所謂民主轉型和政治制度重構過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美國對民進黨的扶植與台灣政治制度的“民主轉型”基本上是同步展開的。在最新的2020年台灣地區“大選”中，人們依然可以看到美國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大對島内政局的掌控。

　　一、推動島内兩黨輪替制，强化“美主台從”扈從結構

　　20世紀70年代，隨着尼克鬆的上台，隨着美中關係逐漸解凍，美台關係的政治根基也開始發生動摇。美國圖謀推動島内政治體制改革，扶植台灣“本土派”政治力量，將來可以作爲與大陸談判時的籌碼。1971年6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向白宫提交一份針對台灣地區的備忘録，聲稱“美國首先要推出一個能够充分施行、循序漸進的台灣化計劃，逐步建立一個由台灣人自己掌控的代議制政府，台灣政權一旦掌握在台灣人自己的手裏，美國人可以利用它與中國大陸政府進行對話，將台灣的最終法律地位問題作爲與中國政府商討的籌碼。促使台灣在中國範圍内争取到某種形式的自治地位，或通過聰明的政治行動，使北京同意台灣實現獨立。”

　　外部因素的變化也直接催化了内部危機，1977年11月19日，“中壢事件”爆發，施明德等人發佈所謂黨外人士《十二項共同政見》，要求國民黨當局開放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等，還要求開啓直選，打破以往“萬年民代”的模式。

　　上述訴求顯然與美國在全球推行的民主化制度演變方針不謀而合，頗有异曲同工之妙。後來“美麗島事件”的爆發將將當時的“民主化”運動推向了第一個高峰。1979年5月，《美麗島》創刊，一度成爲島内青年争相閲讀的重要對象，刊物中提出的民主、自由等制度設計，爲當時台灣青年提供了一種新的政治想象。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隨着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美國對華政策也出現戰略性調整，開始謀求對華“顔色革命”，並將台灣視爲推動大陸“和平演變”的重要“展示窗口”。爲了將這一窗口打造成功，美國以所謂推廣“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爲名，積極推動台灣地區政治制度向所謂自由化龢民主化方向發展，加速扶植親美的政壇勢力上位執政，落實“以台制華”。在島内外各種壓力之下，1987年12月台灣當局正式宣佈解除“黨禁”。1988年，隨着蔣經國的去世，“一令兩禁”（“戒嚴令”、“黨禁”和“報禁”）也被全面解除。這也爲剛剛創生不久的民進黨的發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社會環境。

　　台灣“解嚴”後，美國又通過多種方式鞏固台灣的所謂政治改革，在台灣樹立一種對“民主國家”的“自我身份認同”。基於美國的“挺台”立場，李登輝、陳水扁等人極度美化“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意識形態理念，表面上是要與美國搆築“價值聯盟”，强化台美在意識形態上的連接，實質上是利用美國鼓吹的“主權在民”來爲“全民公投”以及將來的“台獨公投”提前鋪路，更是要利用在社會制度上與美國的貼近以及與中國大陸的差异，來對抗兩岸的統一。在這一過程中，美國作爲外部行爲體起到關鍵的助推作用。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講，美國或明或暗地支持民進黨，直接導致原先國民黨在島内長期維持的一黨獨大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終結。

　　從美國外交政策來看，和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在野黨接觸，是美國影響這一國家和地區政治走向的成本最小、但收益最大的一種方式。在台灣地區，美國同樣操作這種伎倆。即使民進黨在野期間，對於美國而言，民進黨仍然有其特定的利用價值，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民進黨來約束和規制國民黨。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2008至2016的八年時間裏，雖然當時民進黨只是在野黨，但美國依然重視與民進黨的接觸。

　　當時“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每年都會有兩次例行性訪問台灣，期間都會專程拜會民進黨高層，“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也一直保持着與民進黨中央的密切互動，隨時可以與民進黨高層會晤。美國這些舉措重要目的，是要利用民進黨反向制衡國民黨，加大對島内掌控力度。例如，美重量級國會議員、重要智庫及學者在訪台時，除了與馬英九當局接觸，也會專門安排行程拜訪民進黨，進一步瞭解台灣内部政治狀况，以及民進黨對兩岸關係、台美關係以及重大熱點問的看法，以進一步評估島内兩黨的政治實力對比及其相關政策走向，來爲未來如何更進一步介入台灣政局及掌控島内兩黨提前布局。2011年7月，美國負責兩岸事務的新任副助理國務卿金茂伊（Kin Moy）秘密訪台，期間專門與當時已經成爲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就軍售、美牛進口等重要議題進行溝通，來瞭解民進黨相關政策。

　　二、夯實台灣“親美倚美”認知偏差與美國操弄島内民意的困局

　　台灣地區經歷政治制度的民主轉型之後，選擇了與大陸不同、而與美國更爲相近的社會制度方式，這也成爲島内民衆强化自我身份認同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島内民衆對美國和對大陸的親近度也由此開始産生分野。

　　長期以來，“美國在台協會”（AIT）通過舉辦美國制度展覽、培養島内“親美”社會氛圍、吸引台灣留學生赴美訪學等方式，向台灣宣導美國政治制度設計，强化島内對於美國的認知和認可。美國幾十年的做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國不但成功的在島内把自己打造成爲“民主導師”形象，而且極大的增强了島内民衆對於美國的向心力和向往度。根據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poll）、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等在島内進行的民調顯示，70%左右的台灣民衆都對美國政治體制抱持好感，更有80%左右的受訪者期待進一步提昇台美關係。

　　但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當美國與島内的民進黨及其代表的緑營呈現矛盾時，島内民衆的“對美不信任感”又會暴漲。例如，2007年陳水扁執意推行“入聯公投”引發美台矛盾時，島内民衆對美國的好感度和信任度開始急劇下降。當時只有29%左右的台灣民衆認爲美國“值得信任”，認爲美國“不值得信任”的比例則高達37.5%。這一數字也説明，島内民衆特别是緑營群衆對美國的信任度並不是鐵板一塊的，也會隨着美台關係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第二節　以“預防外交”落實對海峽兩岸“雙重威懾”策略

　　長期以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一直采取所謂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和“雙軌政策”（dual track），維持兩岸分裂分治的政治局面。這在小布什的言論裏體現的最爲淋漓盡致，他在當選之前就曾呼吁台灣不要玩弄“台獨”戲碼，並明確表示，“如果台海戰争是台灣挑起，美國絶不介入；如果是中國大陸動武，美國也絶不會坐視不管。”美國這種表態雖然是兩面手法，却也給了島内民進黨和“台獨”勢力以巨大的想象空間，誤以爲只要不是直接訴諸“法理台獨”，而是以稍微包裝過的方式來推進，就不會觸碰美國底綫，這導致陳水扁當局自恃有美國支持，在“台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所謂“公投制憲”等議題上政治操作的尺度越來越大。兩岸關係遭遇空前危機，中國大陸也被迫對此做出强烈反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堅决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美國政府爲因應台海局勢變化，也動作頻頻地對兩岸采取了“雙遏阻”政策，防止兩岸擦槍走火，盡可能維持兩岸不獨、不統、不武的局面。所謂“雙重遏阻”和“雙重威懾”（dual deterrence）政策，就是美國一方面遏阻台灣當局“急獨”步伐，防止台灣過度挑釁大陸，而使得大陸被迫加速統一進程；另一方面又遏阻大陸使用武力解决台灣問題，反復强調兩岸要和平解决。

　　一、美國極力遏阻民進黨當局搞“急獨”

　　美國對台政策一直根據中美關係和台海局勢進行動態調整，但落實“以台制華”戰略來牽制中國大陸、阻礙中國崛起的企圖却從來没有發生過任何變化。美國認爲，只要兩岸繼續分裂下去，就可以爲大陸製造“台灣陷阱”，迫使大陸不得不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資源向台灣方向投入，從而無法集中精力搞好經濟社會建設。爲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需要製造一個分離意識不斷增强、與大陸漸行漸遠的台灣，但與此同時，也要防止台灣當局滑向“急獨”衝擊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利益。這在2000年台灣“大選”後有着鮮明體現。當時爲了防止兩岸局勢昇級導致美國利益受損，美國多次派高層官員赴兩岸溝通，在兩岸之間來回穿梭，進行所謂“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

　　一方面對台當局施壓，警告陳水扁龢民進黨在“台獨”問題上務必要保持克制，不要玩火自焚、自取其辱。2000年3月22日，也就是台灣“大選”剛剛結束的四天之後，美國就緊急排除以“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及前衆議員漢密爾頓領衔的訪問團赴台，直接給新當選的陳水扁團隊打“預防針”、下“指導棋”，要求陳水扁及其身邊的人要謹言慎行，在就職演説中務必逥避“統獨”議題，不要無事生非。陳水扁當局若要制定新的大陸政策，務必與美商量。此後，美國又多次派出前國家安全顧問萊克等高管密集訪台，强力向陳水扁施壓。在美國巨大壓力下，此前狂妄叫囂“台獨”的“副總統”當選人吕秀蓮明顯有所收斂，陳水扁也放棄了準備指定激進“台獨”分子張旭成擔任“外交部長”等人事安排，以免加劇挑釁台海局勢。

　　另一方面又向中國大陸施壓，要求大陸正視民進黨已經上台的客觀現實，必須想辦法與對岸復談。在指派代表團訪台的同時，美國也積極玩弄兩手策略，先後指派美駐聯合國大使霍爾布魯克、農業部長格利克曼以及商務部長戴利等訪問中國大陸，向中國大陸表示，美國政府將致力於同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堅持中美“三個公報”和“一個中國”的政策，並重申了克林頓訪華時所闡述的“三不”立場（即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不支持台灣以國家名義加入國際機構），表示美國無意放棄“一個中國政策”，否則的話，將會把中美關係置於危險境地，這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這一系列表態，顯然在安撫大陸。與此同時，美國也不忘對大陸施壓，聲稱希望兩岸要以“彈性、創意和務實”爲原則進行和平對話，並稱台灣新領導人已經展現出誠意，希望大陸也能以善意相待，這顯然是要求中國大陸能够與陳水扁當局對話。

　　爲進一步將“台灣牌”效應極大化，在2004 年台灣“大選”時，美國支持民進黨和陳水扁的態勢顯而易見。而其原因就在於台灣政論家李志仁先生所言的，“打陳水扁這張牌對制約中國大陸最爲有力”。因此，美國支持陳水扁的動作已經到了近乎公開化的程度，具體表現在：

　　一是對陳水扁選前過境美國給予高規格“禮遇”。美國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過境”時禮遇的規格，一直是觀察美國對台政策的重要觀察指標之一。在2004年“大選”前，美國給予陳水扁以極高接待規格，同意陳水扁在美國期間接受媒體公開采訪和發表公開演説，這在以往都是頗爲罕見的。陳水扁也借機造勢，把在美國發表演講的場合視爲對島内造勢場合的昇級版，並利用“出口轉内銷”，將相關言論回傳至島内，一舉扭轉了選情頽勢，“支持率首次超過了其競争對手國親聯盟候選人連戰和宋楚瑜”。

　　二是在最關鍵時刻對陳水扁“力挺”。“3·20”投票後，由於藍緑陣營得票數高度接近，完全在誤差範圍之内，而且選前的“兩顆子彈”是不是陳水扁龢民進黨自編自演，也一直是外界疑慮的重要焦點，由於這些原因，藍營支持者準備發動“3·27”大規模抗争活動。就在這一關鍵時刻，美國却在27日凌晨發表聲明，爲陳水扁背書，等於是直接承認了陳水扁勝選的合法性。不但如此，美國隨後還指派高級代表團參加了陳水扁的就職典禮，這等於是再次爲民進黨和陳水扁站台。

　　美國在扶持陳水扁的同時，也采用兩手策略，對陳水扁予以規置，防止陳水扁成爲“自走砲”，利用“急獨”行徑挑戰美國利益。在選舉前，陳水扁爲撈取選舉利益，冲高選票，積極向緑營基本盤示好，不斷叫囂“統獨公投”、“2006年制憲”、“2008年建國”，使得台海局勢頗有一觸即發之態勢。面對美國頻頻挑釁之舉，美國直接向陳施壓：

　　一是絶不允許陳水扁搞“統獨公投”。對於陳水扁操弄“公投”議題來刺激選情、激發緑營基本盤、吸引支持者歸隊，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等美國高層官員密集放話，不斷對陳水扁發出嚴厲警告。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也親上火綫，明確表示，“反對‘台獨公投’”，“台灣領導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單方面改變現狀，這是我們反對的”。回顧歷史來看，這是迄今爲止美國對台灣當局推動“台獨”分裂行徑所給出的最爲清晰、最爲明確、同時也是最爲嚴厲的警告。台灣“駐美代表”程建人坦言，“用詞之强，前所少見。”

　　二是絶不允許陳水扁進行所謂的“制憲”或者“建國”。2004年5月7日也就是陳水扁剛上台不久，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接連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並稱“這與美國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不符。”“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直接警告陳水扁，“台灣地區領導人不要以爲美國會給台灣一張空白支票，美國協防台灣是有限度的”，美國只能給台灣“有條件的承諾（conditional commitment）”。許多台灣媒體認爲，“美國警告台灣的篇幅顯著加重”，“用詞之直接、明確，猶如最後通牒，是陳水扁上任四年來所僅見”。

　　三是對在野民進黨持續施壓。2008年至2016年民進黨在野期間，在兩岸政策上若出現激進之舉，美國依然給與適度敲打，警示其勿往更激進方向發展。例如，2008年蔡英文爲鞏固緑營基本盤，展現“逢中必反”姿態，就率領民進黨支持者在台北市圍堵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美國就持負面態度，認爲這無助於台海局勢和平。2010年民進黨反對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民進黨也表示不樂見。對於當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台灣“立法院”因爲民進黨阻撓而受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更是罕見的出來公開喊話，聲稱“盡管美國尚未仔細閲讀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内容但美國認爲這有助於台海穩定也有利美國企業界，因此正面看待”。當時美國史汀生中心研究員容安瀾（Alan Romberg）、卜道維（David Brown）等人，也都對民進黨提出了批評，認爲民進黨在台“立法院”恣意干擾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審查特别是鼓動青年群體霸佔“立法院”，只是爲一黨私利，“是在民主行動名目下不具正當性的選舉手法”，“會嚴重損害台灣與其他國家也包括美國的經濟前景”。

　　二、美國反對大陸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灣問題

　　美國對外政策中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分類，按照親疏遠近可以分爲“盟友”（allies）、“伙伴”（partner）、“朋友”（friend）、“對手”（adversary）和“敵人”（enemy）之分。台灣當局曾經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堅定的盟友，但在1979年美台“斷交”、“廢約”和“撤軍”後，美台所謂“盟友”關係不復存在，美國轉而更多的將台灣視爲“朋友”或者“伙伴”。美國之所以對台灣如此價值定位，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利用台灣問題來制衡中國大陸。而如果大陸啓動《反分裂國家法》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灣問題，那麽台灣對於美國的利用價值將盪然無存。因而，美國爲了維持和强化對於台灣的利用價值，自然嚴防大陸對台動武。即如前美國國務卿賴斯所稱，美國應該設法阻止兩岸發生任何衝突，逼迫中國大陸放棄使用武力的想法。曾提出“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的李侃如也稱，只要“世界上所有大國繼續承認北京爲中國合法政府，而且維持‘台灣不是獨立國家’的共識”，北京就不應該以武力方式來反對“台獨”活動。

　　但美國的這種幻想反而進一步刺激了島内“台獨”勢力的氣焰囂張，以爲美國不會允許大陸對台動武，因而開始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挑釁。這也迫使大陸不得不加强對台軍事鬥争準備，以武力阻止“台獨”。2004年5月17日，國台辦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將不惜一切代價，堅决徹底地粉碎台獨分裂圖謀”。

　　面對中國大陸嚴正立場，美國深知，如果大陸采用非和平方式統一台灣的話，美國届時將面臨兩難的抉擇。因爲美國如果明確出兵協防台灣的話，島内“台獨”勢力無疑有可能會鋌而走險，甚至有可能將美國拖入戰争的深淵。而如果美國表態不介入的話，中國大陸則有可能會加速兩岸統一進程。爲了避免這種尷尬困局，美國一直希望通過推行“模糊政策”，保持美國在台海問題上的靈活性、策略性、機動性和主動性。但隨着大陸表態越來越强硬，美國在遏制陳水扁“台獨”行徑的同時，也開始對大陸頻頻施壓。在大陸發表5月17日聲明之後，美國白宫立即表示“拒絶接受聲明中威脅使用武力的部分”，甚至派出“小鷹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台海附近游弋，以向中國大陸發出明確信號。美國類似做法此後一直不斷重復出現，2016年1月12日也就是在台灣2016年“大選”的關鍵時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對外聲稱，未來美國將會繼續落實“與台灣關係法”，確保台灣人民“可以在免受脅迫狀態下自由地選擇未來”。這明顯是向大陸喊話，要求大陸不能以武力的方式“脅迫台灣選舉”。2016年2月也就是蔡英文剛勝選後不久，時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裏·哈裏斯（Harry Harris）上將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康達（Daniel Kritenbrink）等，都明確要求中國大陸必須“在兩岸政策中展現靈活性和創造性”，如果大陸動用武力脅迫台灣，美國將會繼續以對台軍售等方式來“有效嚇阻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脅迫與侵略”。事實上，直到今天，美國軍界、政界和學界還在有人不斷炒作“中國大陸武統台灣”論調，例如，2021年3月，美國前美軍印太司令戴維森就宣稱，“中國大陸可能在六年内對台采取軍事行動”。曾在特朗普政府擔任五角大樓負責戰略與軍力發展事務副助理防長的柯伯吉（Elbridge Colby）更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爲“美國可以協防台灣”（America Can Defend Taiwan）的文章宣稱，北京有可能在四年之内武統台灣，這將成爲拜登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因而美國應該采取四大動作來威懾大陸，包括部署監控系統來監聽中國大陸軍機艦，在關島、日本和菲律賓部署更多武器裝備，在第三島鏈加强軍事力量，對中國大陸形成圍堵。

　　美國政府如此高調的反對中國大陸動武，也給島内的民進黨當局産生一定的幻覺提供了想象空間。在陳水扁時期如此，到後來的蔡英文時期也同樣如此。2020年1月中旬，蔡英文在接受英國媒體BBC專訪時，特别强調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台灣主權上没有談判的空間。蔡英文還聲色俱厲地警告大陸：“若是侵犯台灣，將會付出沉重代價”。蔡英文之所以會有如此囂張氣焰，與美國背後的加持密不可分。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雙重威懾”和“雙重遏阻”政策的本質是“以台制華”，可以確保美國繼續利用台灣問題遏制中國大陸，牽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美國反對陳水扁以及民進黨搞“急獨”，並不只是“反對台獨”，而更多是擔憂衝擊美國戰略利益。與此同時，美國多次聲稱，要求兩岸“和平解决”，但“和平解决”的意涵既可以是“和平統一”，也可以是“和平獨立”，就美國的真實戰略意圖而言，台灣“和平獨立”顯然要比兩岸“和平統一”更爲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

　　但需要點出的是，美國反對大陸對台動武也産生了一定的雙刃劍效應。一方面，美國需要製造“大陸威脅論”來拉高台海緊張局勢，以迫使台灣當局，無論是國民黨執政或是民進黨在台，都必須加大對美軍購。但另一方面，美國又擔心持續炒作“大陸威脅論”，將會對島内民衆産生“心理威懾”甚至是“心理戰”效應，即如前白宫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所言，美國越炒作大陸對台武力威脅，台灣人民的心理壓力就會越大，感覺頭上懸着一把劍却又無能爲力。

　　第三節　美國對兩岸政治對話的扺制與民進黨的“馬前卒”角色

　　2008年至2016年，在馬英九執政時期，隨着兩岸關係逐漸步入“深水區”，兩岸政治對話似乎已經無可逥避，而且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顯。美國作爲台灣問題的最大外部因素，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向來都扮演着頗爲重要的角色。因而，我們在討論兩岸政治對話這一議題時，無法忽視美國因素的存在。本節就將試圖分析美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態度及其影響。

　　一、美國對兩岸政治對話似迎實防的矛盾態度

　　美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態度較爲復雜，口頭的外交説辭與内心的真實想法存在着迥然的差异，采用了典型的“創造性模糊”（creative ambiguity）策略，不同時期的立場也在發生着一定的游移。當兩岸關係相對緊張時，美國期待扮演兩岸政治對話的調停者（mediator）、促談者（facilitator）和落實兩岸談判結果的擔保人（guarantor）角色，而當兩岸關係較好時，美國又不願意兩岸關係走得過快過密，甚至由經入政，因而美國此時更願意扮演兩岸對話特别是政治類對話的攪局者和破壞者角色。此時，對於美國而言，民進黨就成爲阻撓和干擾兩岸各項對話特别是政治類對話的重要抓手和代理人。具體説來，美國的主要態度有：

　　（一）顯性層面上宣稱歡迎兩岸政治對話

　　2009年11月11日，中美兩國元首在北京會晤後，共同發表《中美聯合聲明》，美方表示，“歡迎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期待兩岸加强經濟、政治及其他領域的對話與互動，建立更加積極、穩定的關係。”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表態支持兩岸政治對話，具有一定的正面積極意義，即如台灣“中國時報”所評價的，“奥巴馬聲明美方樂見兩岸加强‘政治對話’的説法，是前所未見；顯示美方台海政策，明顯超越過去小布什時代。”當然，我們這裏必須得清醒地看到，美國官方的這種表態，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種象徵意義層面，甚至還有人猜測，奥巴馬之所以會如此表態，是因爲受到了中國的影響。例如，時任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兼“駐美代表”吴釗燮就猜測，“有關兩岸政治對話，其實奥巴馬到北京前，就有很多人説中國會要求美國講這方面的話語，中國希望美國認可中國現在對台灣的政治布局，胡錦濤的胡六點就是對台政治部署，這可以形塑一種國際環境，讓中國推動對台政治對話成爲理所當然，讓台灣陷入被動，没有不去談的本錢。”

　　雖然這顯然是對中國大陸的一種惡意抹黑，但至少從另外一個層面也可以説明，即使是島内都已經意識到，美國的這種表態完全是一種外交辭令，美國政府難以發自内心地、真誠地支持兩岸政治對話。這一點從美國當時的一些舉動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奥巴馬北京之行後不久，美國政府旋即派出“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作爲特别代表去台灣説明相關情况。2009年11月24日，薄瑞光向藍營和緑營的一些重要人士透露，“《中美聯合聲明》中美國支持兩岸政治對話的‘政治’一詞，只是一個泛泛的説法，人們無需過多關注。”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2009年之後，美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態度逐漸由“歡迎”、“支持”滑向“不反對”、“不勸阻”，甚至有意進行模糊化處理，“支持”色彩明顯淡化。例如“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2013年4月23日就表示，“美國從未隱諱地、技巧地、或者明確地勸阻台灣不要和中國進行政治談判；只有台灣領導人才能决定兩岸談判的題目、時間和範圍，包括美國在内，外國政府去猜測兩岸談判都是不恰當的。”2012年馬英九發表“520就職演説”之後，美國白宫高級官員隨即對外表示：“我們非常歡迎兩岸關係昇温，也支持兩岸繼續各項對話。”此處美國只是泛泛地聲稱支持兩岸各項對話，至於其中是否包括政治對話，則並不明確。

　　（二）隱性層面上對兩岸政治對話暗加反對

　　美國表面上宣稱支持兩岸進行政治協商對話，但這種宣稱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事實上，由於美國憂心兩岸關係發展過快，因而對兩岸的政治對話一直嚴加防範。爲了阻撓台灣與大陸進行政治對話，美國竭力通過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學者向台灣喊話，或明或暗地向台灣施壓。例如美國前國務院副發言人、現任史汀生中心東亞研究室主任容安瀾（Alan Romberg）2012年11月19日在華盛頓舉行《台海兩岸：從對立到合作（2006-2012）》（Across The Taiwan Strait：From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2006-2012）新書發佈會時，明確宣稱：“中國大陸想要推動政治對話，但看不出馬英九有任何近期時間表，大陸太過急切只會造成兩岸關係發展問題，讓馬英九陷入困境。”另外，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會主席、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2013年3月25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SAIS）舉行座談時，也表示，“台灣的民意和輿論都不支持，兩岸要展開政治對話非常困難。”4月9日在台北舉行《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Uncharted Strait: The Future of China-Taiwan Relations）新書發表會時，卜睿哲又提出了近乎完全相同的論調。除了透過民間向馬當局施壓，美國還利用種種手段擴大對台灣影響力，例如加强高層互訪、給予免簽证待遇、重啓台美貿易暨投資框架協議（TIFA）談判、支持台灣加入包括國際民航組織（ICAO）在内的國際組織等，其目的即在於加大對台灣掌控力度，阻撓兩岸政治對話進程。顯而易見，美國對於台灣一如既往地采取了“大棒加胡蘿蔔”的兩手策略，一方面竭力打壓，防止台灣向大陸過度傾斜；另一方面又主動拉攏，試圖進一步强化台美關係。但無論是打壓或者拉攏，其目的都在於阻撓兩岸政治對話。

　　（三）對兩岸正在進行的民間政治對話刻意進行冷處理

　　2012年以後，兩岸民間機構進行過多場政治對話。2012年12月，“台北會談”以“認同、復興、和平發展”爲主題，正式開啓兩岸民間政治對話的序幕。出席此次會議的不僅有大陸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以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參會）、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等人，而且也有許多緑營重要人士與學者，如陳明通、吴釗燮，游盈隆、郭正亮、童振源、施正鋒龢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等。此次會議不僅是紅藍緑三方民間機構首次展開政治對話，更是形成了大陸與緑營互動的新模式。繼“台北會談”之後，兩岸學者乘勝追擊，在已有基礎之上，2013年6月，又相繼召開了“北京會談”和“兩岸軍事安全築信研討會”，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響，2014年的“香港會談”也順利舉行。對於兩岸正在逐步深入開展的民間政治對話，美國給予的基本態度就是冷眼觀之，既不公開反對，也不明確支持，而是静觀其變，至少没有任何一位美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或者是智庫學者對兩岸民間的政治對話給予評價。美國各界之所以對此刻意進行冷處理，首先是因爲兩岸關於政治對話的互動只是停留在民間水平，尚未提昇到官方層級，其産生的影響效應自然相對有限；其次則與美國的矛盾立場有關，美國口頭上“歡迎”兩岸政治對話，但實質上却要嚴加防範，這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决定了美國難以對兩岸民間機構的政治對話進行公開評論。

　　二、美國對兩岸由經入政的深層防範

　　美國表面上“歡迎”兩岸政治對話，主要是爲了避免刺激中國大陸，影響中美關係大局走向，而美國在實質上有意阻撓兩岸政治對話，則原因頗爲復雜，主要有：

　　（一）防範兩岸關係發展過快

　　在過去的幾年中，兩岸在經濟貿易、文化交流、人員往來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以貿易爲例，根據中國大陸商務部公佈的數據，2013年1至4月，兩岸貿易額爲707.4億美元，同比上昇48.5%。再以人員往來爲例，2008年以來，不但有連戰、吴伯雄、蕭萬長、吴敦義等國民黨高層多次來大陸交流，即使是民進黨也有謝長廷、許信良等前黨主席等人相繼往返大陸。與此同時，大陸領導人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場合會見了台灣重要人士20餘次。面對兩岸日益昇温的關係進展，美國一些人士極度擔憂。2013年4月16日，馬英九以視頻會議的方式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學者進行會談。當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就明確表示，“已經有美國學者提出憂慮，擔心兩岸和解可能衝擊美台關係。”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專業教授薩特（Robert Sutter）也稱，“美國國會和媒體確實有些人利用台灣作爲工具，以消極的方式對華打交道，他們不喜歡兩岸關係走得太近。”

　　（二）擔憂台灣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的棋子作用遭到弱化

　　自2009年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曼谷出席東盟會議高調宣佈“重返亞太”以來，美國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不斷加大對該地區的傾斜。由於美國“重返亞太”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堵遏制，因而美國在實施這一戰略的過程當中，自然會對扮演對抗大陸急先鋒角色的台灣寄予較高期望。具體而言，在宏觀布局上，美國高度重視台灣的地緣價值。2011年10月美國時任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衆議院外事委員會聽证會上聲稱，“提昇美台關係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不可或缺組成部分”。在經濟方面，美國直接給台灣下指導棋，指示台灣如何配合美國“重返亞太”，例如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前白宫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表示，“在美國多邊外交、强化經貿、軍力部署的三合一亞太戰略指導下，台灣要把重點多放在經貿事務，那才是台灣可着力之處。”而在軍事上，台美雙方向來互動密切，抛開美國對台軍售這一老大難問題不談，單是台灣的作戰計劃和作戰系統，都染指上濃厚的美國色彩，事實上，“美國太平洋總部本身就有針對台海的作戰計畫，在台灣進行重大演習如漢光演習期間，美國軍方會適度的參與。台灣强化戰力整合的博勝案，也是采取美國系統，對潜在的同盟作戰預留指揮管制整合的基礎。”既然美國對台灣寄予瞭如此之高的厚望，自然不希望台灣與大陸進行政治對話或者簽署“和平協議”，否則的話，台灣作爲反對大陸的急先鋒作用將大打折扣，與此同時，台灣作爲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的棋子作用也必將受到重創。即如民進黨台南市“民意代表”陳唐山在一次記者會上所透露的，“若‘和平協議’一簽，美國協助台灣防禦外來武力威脅的用意就白費了。直白些説，就是美國擔心兩岸商簽和平協議後，它將在亞太失去一顆制華的‘棋子’。”

　　（三）避免美國的實際利益受損

　　對於美國而言，台灣不僅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緣價值，而且具有利潤豐厚的經濟利益價值。作爲美國第11大貿易伙伴、第16大出口市場和第7大農産品出口市場，台灣在美國的對外出口貿易系統中佔據着重要位置。特别是長久以來，台灣一直熱衷於對美軍購，而這爲美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同樣的武器，美國對台出售的價格一般是美國出售給其他國家和地區價格的兩倍左右。更重要的是，美國對台軍售的决定權並不在台灣手中，而在美國手中，也就是美國向台灣出售何種武器、以什麽價格出售、什麽時候出售等，都由美國來决定，台灣没有任何議價權。由於美國在對台軍售中處於絶對的主導地位，美國軍火商往往賺的“盆滿鉢滿”，而台灣只能悲哀的充當“冤大頭”角色，任由美國“宰割”。而一旦兩岸經由政治對話簽署和平協議或者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台灣自然無需再向美購買過多的軍事武器來對抗大陸，而這顯然會直接損及美國的實際利益。

　　三、美國默許與民進黨對兩岸政治對話的阻撓

　　對於兩岸開展政治對話，美國一直扮演着幕後棋手的作用，雖然没有走到前台與大陸直接對弈，却始終在背後操控着台灣的每一個落步棋子，這對島内政局及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變數。

　　（一）馬當局畏美自限，在兩岸政治對話議題上裹步不前

　　馬當局在考慮兩岸政治對話議題時，始終無法跳出美國陰影的籠罩。即如《中時電子報》刊文所言，“面臨兩岸政治談判時，台灣領導人在維護‘台美關係’及保障‘台灣人民’利益考量下，勢必會顧及美國的態度反應。”而2013年2月下旬隨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訪問大陸的台灣無黨團結聯盟主席林炳坤在接受中評社訪問時，則表達的更爲一針見血：“台灣是在美國影子下與大陸交流”。

　　事實上，馬英九在執政之初，也曾立下雄心壯志，意圖推動兩岸對話、簽署和平協議。例如在2008年競選成功後舉行的首次國際記者會上，馬英九就明確對外宣示，“未來四年，我將與大陸談三項内容：第一與大陸簽訂經濟合作協定；第二與大陸談判簽署和平協定，包括采取軍事信任措施，避免衝突發生；第三，我們將與大陸談台灣的國際空間。”衆所周知，馬當局要想與大陸談判簽署和平協定，包括采取軍事信任措施，真正實現兩岸和解，政治對話無疑是不可逥避的重要途徑之一。但從馬英九過去五年來的表現來看，其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態度已經發生了驚天逆轉，一直畏首畏尾，無法拿出魄力將兩岸政治對話放置到優先議題層面，反而表示“若要在政治上做什麽，台灣的時機没有成熟，雖然外界有許多人一再表示兩岸應進行政治對話，但没有人真正説清楚具體該談什麽，既然大家没有一致的意見，那又何必急？”。馬英九之所以自我設限，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對美國有所忌憚。

　　以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爲例，早在1998年4月17日台灣時任“行政院長”蕭萬長就首先提出兩岸應該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大陸方面也反復多次呼吁兩岸應該携手努力，建立軍事互信，造福兩岸人民，例如“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但直至現在，兩岸在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方面仍然幾乎原地踏步，没有絲毫進展。究其原因，有學者曾分析是：“台灣對美國的軍事依賴，擔心一旦與北京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美國對台的態度將會改變，且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將更不容許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關係。美國因素因而成爲馬政府不願與北京進行政治或軍事安全對話的最主要原因。”

　　顯然，面對美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擔心，馬英九更是憂心忡忡，唯恐美國因兩岸關係發展過快遷怒台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郭正亮才表示：“馬更在乎台美關係，並不希望兩岸關係走太快，導致美國起疑。尤其是兩岸政治對話，必將牽動台灣對東海、南海的戰略表態，更將觸及美國的核心利益，馬更是戒慎恐懼，上次對連戰在‘連習會’上所提‘16字箴言’的立刻反駁，已經透露出馬對兩岸政治談判的排斥。”

　　（二）民進黨挾美自重，粉碎兩岸政治對話基礎

　　整體而言，民進黨對兩岸政治對話持絶對反對態度，就連吴伯雄率團訪問北京，民進黨青壯派“立委”陳其邁、李俊俋、姚文智等人，都會聯合召開“政治談判急就章，國家主權丢光光”的記者會，“痛批國共兩黨急推政治對話，質疑國民黨要把台灣賣給中國，導致台灣陷入主權流失危機、改變台海現狀危機、危害台灣民主價值危機”。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更是以頑冥不化的“台獨”立場，從根本上否定了兩岸展開政治對話的可能性。2013年6月14日，蘇貞昌在美國兩大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與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合辦的座談會上回答現場提問時，有記者問及：“未來民進黨重新執政，您認爲要如何處裏來自中國要求兩岸政治對話的壓力？”蘇貞昌的回答是，“我們絶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至於兩岸之間的互動應該是經由自由與彼此之間對等的方式。而且是政府對政府，而非政黨對政黨的利益交换。”拒絶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妄圖將兩岸之間的交流定位爲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對話，這顯然是徹底粉碎了兩岸政治對話的前提，直接將兩岸政治對話拒之門外。民進黨之所以有膽量如此扺制兩岸政治對話，除了受其傳統的“台獨”立場的驅動之外，更有美國因素的參與，誤以爲可以利用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來拒絶兩岸政治對話，即如有島内學者所言，“台灣因美國‘轉向亞洲’策略受益極大，美國增加亞洲區域的活動，大陸要求台灣進行政治對話的壓力就會减少。”這顯然是把美國“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看作是台灣拒絶兩岸政治對話的“護身符”與“擋箭牌”。

　　（三）大陸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的努力遭遇更多挑戰

　　推動兩岸開展政治對話，實現台海地區和平穩定是大陸領導人一以貫之的不懈追求。200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與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舉行正式會談時，就明確提出“建立政治上的互信，相互尊重，求同存异”。2009年5月，胡錦濤在國共會談上再度强調：“考慮到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前景，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難題。”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首次在黨的報告中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况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雖然有學者提出，大陸方面竭力推動與台灣進行政治對話，“按照‘先經後政’的原則，2010年被看做是兩岸開展政治對話的最佳時間”，但兩岸政治對話一直遲遲没有大幅起色，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國的掣肘。這就意味着，兩岸在開展政治對話的道路上，除了要面臨台灣的地位定位等高度敏感性的問題，還將面臨美國的外部插手。中國大陸雖然牢牢把握和平發展這根主綫，積極與美國發展以對話而非對抗爲主導的大國關係，逐步利用中美在國際議題上的合作來扺消雙方在政治上的分歧，進而逐漸稀釋台灣對於美國的重要性，並最終推動台美關係再次發生質變，但這一過程將是長路漫漫，不可能在短時間内出現根本性轉機。這就意味着大陸未來若想推動兩岸政治對話，有可能面臨更多由於美國因素造成的挑戰。

　　結語

　　兩岸政治對話，知易行難，如何擺脱美國不利因素的影響，是需要兩岸共同承擔的艱巨使命。“兄弟鬩於墻，外御其侮”。只有兩岸携手並進、精誠合作，才能逐步消除美國設置的障礙性因素，早日搭建平台進行政治對話，進一步推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第四節　美台“民主共同體”的建構與台灣民衆身份認同的迷失

　　蔡英文所謂“台灣共同體”論述是指在無法對外宣佈“台灣獨立”情勢下，通過對内形塑“台灣主體意識”來完成“内造台獨”、“心理台獨”和“事實台獨”的一整套觀念建構和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相較李登輝“特殊兩國論”和陳水扁“一邊一國論”，蔡英文“台灣共同體”論述更具隱蔽性、欺騙性和危害性。蔡當局將利用全面執政優勢，霸佔話語主導權，將“台灣共同體”打造成新型的“政治正確”，這勢將大幅擠壓以國民黨爲代表的藍營和以台灣民衆黨爲代表的白色力量政策論述空間，迫其在兩岸政策上向民進黨靠攏。同時，“台灣共同體”論述也將正面對冲和消解中國大陸的“兩岸命運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通過把中國大陸塑造爲“充滿敵意的他者”來强化島内内斂聚化效應，這將直接加劇兩岸衝突擴散化，並爲未來兩岸和平統一提前埋下民意陷阱。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發表連任就職演説，首句就强調“作爲共同體的台灣”，特别將“生死與共的共同體”與“國家的光榮感”進行掛鈎處理，聲稱“這將會存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相較於2016年就職演説時的“維持現狀”説，蔡英文“台灣共同體”論述在基調上具有濃郁的“台獨”色彩，在本質上屬於“内造台獨”，也即在正式對外宣佈“台灣獨立”條件不具備的情况下，轉而“反求諸己”，對内强化台灣民衆的“生命共同體”意識，在思想和心理上清除對“中國認同”的印記和標識，並逐步偷渡和窄化到“台獨意識”，把“台灣主體認同”打造成爲“台獨國家認同”。蔡英文“台灣共同體”論述與李登輝“台灣生命共同體”論和“一邊一國論”，具有内在的契合和承接關係，都是對台灣民衆自我家國認同的异化和扭曲。未來蔡將以“台灣共同體”爲意識形態統領，進一步催生台灣民衆的“主體意識”以及由此滋生的“台灣意識”和“台獨意識”，這勢將加劇兩岸民意對抗，也將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埋下重大隱患，值得高度關注。

　　一、蔡英文“台灣共同體”對美國“想象共同體”理論在地化重構

　　蔡英文抛出的“台灣共同體”論述，並非横空出世，而是淵源有自，從語義學上來分析，它既與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命運共同體”息息相關，更與蔡英文“精神導師”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一脈相承，但蔡英文對“台灣共同體”進行了新型概念化（conceptulization）重構，使其内涵與外延呈現出新的變化。

　　（一）對“想象的共同體”理論的“在地化”改造

　　1983年，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出版了《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當時正在英美留學及後來在台灣政治大學任教的蔡英文也曾接觸過該書。1991年，台灣“中研院”具有“台獨”傾向的學者吴叡人將此書譯成中文在台出版，島内分裂勢力對於該書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的觀點頗爲興奮，認爲這爲“台獨建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架構。此後，在台緑營背景相關機構邀請下，安德森多次入島講演，與島内“台獨”説辭相互唱和，這也進一步促進了民族是被建構出來的這一論調在島内的擴散傳播。此次蔡英文520講話，吴叡人也是幕後執筆人之一，爲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將“想象的共同體”話語進行本土化改造，蔡英文“台灣共同體”論述由此也就順勢而出。

　　（二）對在美“台獨”勢力的括展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台獨”組織“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就稱“凡是認同台灣、熱愛台灣、將台灣看做家鄉、願意和台灣共命運的人，無論是第幾梯次遷徙來台灣，攏總是台灣人，攏總是台灣獨立後平等的新國民”。衆所周知，“獨立”是一個政治概念，“共命運”是一個文化概念，以“台灣共命運”來包裝“台獨”則會有效降低政治色彩、大幅强化文化色彩，這樣更容易爲人所接受。這一策略後來也被蔡英文所接受，所謂“台灣共同體”其實也是以文化概念來包藏政治“野心”。台美在話語體系上的對接，也有助於强化島内“親美倚美”心理的構建。

　　（三）對謝長廷“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承繼

　　1987年1月，謝長廷在與趙少康辯論時，首度提出了所謂“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新台灣意識”。他認爲，台灣在面對大陸强壓和威脅時，所有住民會自然形成台灣島内“命運共同體”的台灣意識，他還特别强調“台灣共同體和台灣獨立，實際上是相通的”，“先强調命運共同體，等國民意識强起來，再透過公民投票、制憲運動等政治程序來成立一個國家”。此後，“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提法在台灣頗爲流行，不僅民進黨人經常引用，部分國民黨高層也有所接受，如1993年底召開的國民黨“十四大”，就將“建立全黨‘生命共同體’之共識”納入“國民黨現階段黨務發展綱領”。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後來李登輝“台灣生命共同體”就是對謝長廷“台灣命運共同體”的翻版和再造。謝長廷“台灣命運共同體”的立論基礎是“住民自决”，蔡英文重構“台灣共同體”話語體系時，對“住民自决”也進行了全盤接受，其典型論調就是，“台灣前途應由台灣2300萬人决定”。

　　（四）對李登輝“台灣生命共同體”的延續

　　1991年李登輝首次使用“超越個人、服務社會和國家”的“共同體”概念，1992年使用“命運共同體”概念。1993 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三週年的記者會上正式抛出“台灣生命共同體”論述，聲稱“台澎金馬人民歷經50年的共同生活已經榮辱與共、密不可分”，“全民必須取得共識，有助於推動‘國家’建設總體發展凝聚‘生命共同體’共識”。後來島内部分緑營學者對之進一步闡發和圓融，聲稱“唯有台灣人不分早到晚到，不分族群、外省和本省，從心中有台灣，對台灣有强烈的認同感……才能凝聚‘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情感，團結一致保衛台灣的安全”。由此可見，李登輝所謂“生命共同體”實際上是“台灣主體性”的形象化表達，是“台灣國族主義比較隱晦的説法”。1996年5月20日李登輝在題爲“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就職演講中聲稱，“五十年來的禍福相共，已經讓我們成爲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而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更讓我們確立了以台灣爲主體的奮鬥意識。”爲確立台灣認同，李登輝還創造了其他多個概念，包括社區共同體、國家生命共同體，新中原、心靈革命等，這都搆成了“生命共同體”話語體系中的周邊概念。

　　表格略

　　從圖表中可以看出，相較於謝長廷而言，李登輝“台灣生命共同體”進行了更爲周延綿密的拓展，直接上昇到了“生命忠誠”的高度。蔡英文作爲李登輝忠實追隨者和“特殊兩國論”的直接操盤手，對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論述了然於心。例如，2009年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就稱，“台灣是一個生命共同體，這個生命共同體的主權是我們自己的。”顯然，蔡英文論調與李登輝如出一轍。李登輝所宣講的許多概念如“中華民國台灣”也被蔡全盤接受，并且成爲蔡“台灣共同體”話語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蔡英文由“族裔民族主義”向“公民民族主義”的政治重構

　　蔡英文“台灣共同體”的提出，表面上是要緩和台灣特殊政治結構所造成的族群隔閡和社會撕裂，但它更深層目的是要借“台灣共同體”來催生“台灣民族意識”，將之賦予“國家認同”意涵。台灣原住民僅占總人口2.29%左右，其餘皆爲漢人。蔡當局深知，若從純粹的“民族主義”角度來建構，終難擺脱漢族以及背後中華民族的話語體系。爲了打破這一困境，蔡當局在構建“台灣共同體”時，試圖以新教倫理支撑的“美國信念”爲參照來構建以“民主價值”爲支撑的“台灣信念”，它更注重的是“公民民族主義”，而試圖跳脱傳統的以“族裔民族主義”爲底色的“大中華主義”。其搆造路徑主要是模仿美國的“公民民族主義”，打破地緣與血緣叙述，利用“主權在民”、“住民自覺”等理論，通過選舉政治來自下而上地凝聚台灣民衆作爲“台灣共同體”一員的認同意識，把台灣想象成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使命、共同接受的治理機構和特定區域的“國民”所搆成的“國家”集合體。作爲“公民民族主義”的“台灣共同體”意識一旦成型，中國大陸宣導的以“族裔民族主義”爲論述起點和理論支撑的“兩岸同屬炎黄子孫”的論述就很難再對台灣民衆産生足够的召唤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台灣共同體”“倚美抗陸謀獨”的布局策略

　　與陳水扁“工具型台獨”不同，蔡英文屬於典型的“理念型台獨”，曾公然宣稱台“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蔡進入第二任期後，已無連任壓力，在兩岸政策上也發生了鮮明變化，由過去的自我約束轉向自我膨脹，由過去標榜的“四不”負向低姿態示弱論述，即“不挑釁、不對抗、不製造兩岸緊張，不挑起軍事衝突”，調整爲“四個必須”正向高姿態示强論述，即“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必須尊重2300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兩岸之間的歧异，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台灣共同體”是蔡英文實現終極“台獨建國”的過渡性論述，本質上不是“民族共同體”而是“政治共同體”。蔡具有明確的目標指向，優勢策略是通過“漸進台獨”和“嘗試台獨”來逐步達到“事實台獨”，但在最終實現之前，需要優先落實“台灣共同體”來爲“台獨目標”打下堅實的民意基礎。

　　（一）話語規訓與“台獨内造”：在島内夯實“台灣主體意識”

　　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日講話中，聲稱“願意跟對岸展開對話”，會“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在台海局勢如此嚴峻復雜背景下，特别是考慮到島内深緑勢力對於蔡英文的步步緊逼，蔡能够如此表態，的確釋放了一定的善意，表明其至少短期内不願與大陸破局。但若通讀全文，則會發現蔡其實是“進一步退兩步”，“打左燈向右轉”，整篇講話潜藏着濃郁的“兩國論”色彩。例如，蔡講話時的中英文處理方式就暗藏玄機，在指涉中國大陸時，中文版本用“對岸”，而到了英文就成了“China”，而且有意將“Taiwan”與“China”並置，來凸顯“Taiwan”是與“China”對等的“獨立主權實體”，背後顯然是“兩國論”作祟。依據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的解釋，話語不僅具有表征功能，它更具有强大的話語規訓功能，將對生命個體的身份認同産生導引性作用。未來蔡將進一步加碼，打造一套完整的“台灣共同體”話語體系來布局“台獨工程”，全面染緑浸透台灣政治土壤。

　　一是更改“國號”，以“70年來中華民國台灣”切割“1911年以來中華民國”。衆所周知，“中華民國”的歷史要追溯到1911年，但蔡英文在520講話中却刻意凸顯“70年來的中華民國台灣”，這顯然是要切斷“中華民國”與大陸的歷史連接，並對“中華民國”更改“國號”，進行新的“國家定位”，由“中華民國”變爲“中華民國台灣”。台“外交部”還通知“駐外使館”，要求在對外正式文書中一律使用“中華民國（台灣）”。蔡英文所謂“中華民國台灣”，是對民進黨長期以來宣稱的“中華民國是台灣”的簡稱和變體，是對國民黨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收編和壓制，是對民進黨1999 年的“台灣前途决議文”中“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的壓縮和簡化，就其本質而言，只是披着“中華民國”外衣的“台灣共和國”，是對“中華民國”的“台獨化”重構，最終目的是要脱離“中華民國”的框架來達到“台灣的國家正常化”。

　　二是由“修法台獨”邁向“修憲台獨”。蔡英文“台獨工程”由三部曲搆成，起手式是“柔性台獨”，過渡式是“修法台獨”，而終極式則是“修憲台獨”。蔡第一任内，已在歷史、教育、文化等領域推進“柔性台獨”改造，並通過炮製“國安五法”、“反滲透法”等展開散點式“修法台獨”，目前蔡英文“英派”“立委”蔡易餘等人正在圖謀通過删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的“國家統一前”字眼來加速完成拼圖。最後的落脚點則是“修憲台獨”，目前蔡英文已經成立“修憲委員會”，完成了人員和機制上的前期準備，“台灣制憲基金會”已向台“中選會”提交兩項“制憲公投”提案書，未來有可能會朝着“修憲台獨”或“制憲台獨”的方向狂飆突進，無限趨近“法理台獨”紅綫。

　　三是爲“台灣共同體”打造“武力保護傘”。“台灣共同體”只是蔡當局“台獨”工程“軟實力”的組成部分，它需要强大的“硬實力”作爲支撑。蔡英文聲稱“任何時候都無法排除戰争的可能性”，因而高度重視台灣軍事實力的發展。在520講話中，蔡英文大力强調的是要發展“不對稱戰力”，聲稱要去應對“網絡戰”、“認知戰”和“超限戰”，整篇講話中充斥着對抗思維，其首要假想敵自然是中國大陸。其主要目的是想提昇台灣軍事實力，遏制中國大陸“武統”，爲其布局“台灣共同體”争取更多的時間和空間。

　　（二）將中國大陸塑造爲對立面的“他者”來激發島内的内斂凝聚意識

　　爲避免被美貼上“麻煩製造者”標籤進而失去美國靠山，蔡英文汲取陳水扁時期“冒進台獨”經驗教訓，改以小火慢炖、小步慢跑方式來逐步侵蝕島内民衆對於“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最終把兩岸關係建構爲“國與國”關係。

　　一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符號的選擇性回溯與全面性清除。李登輝在構建“新台灣人”意識時曾稱，“新台灣人必須全心全意擁抱台灣，丢棄原先的中國人思想，才能成爲新台灣人。”順承李登輝這一思路，蔡英文第一任内就通過取消遥祭黄帝陵儀典、“祭孔大典”和遥祭南京中山陵等，加速清除兩岸共同的歷史連接點，意圖借“去中國化”，破除一切事關“中國”的象徵。爲了實現“台灣共同體”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以台灣爲中心”和“台灣至上主義”氛圍在島内的營造，降低台灣民衆對中華文化的感知，蔡未來對島内含有“中國元素”的内容勢必會以更大的力度加速清除，讓台灣文化徹底的本土化和在地化，讓台灣民衆只能選擇性記憶以台灣爲主體的歷史文化内涵，讓台灣民衆蒙蔽在狹隘的歷史與地理視野當中無法自拔，讓“台灣符號”成爲塑造台灣認同的内化力量。如此一來，“故鄉將成他鄉”，“中國也會成爲他國”，關於中國大陸的記憶和符號都將和台灣民衆的身份認同不再發生任何關聯。

　　二是對中國大陸“他者化”和“妖魔化”。“台灣共同體”的搆造，不可能在一種自説自話中完成，必須通過與他者的對比和參照、在一種二元對立的差异化叙事結構中才能完成。對蔡而言，最理想的參照係自然是中國大陸，借此製造所謂的“台灣共同體”與“中國共同體”是兩個互不隸屬且相互對抗的“對等共同體”假象。只有通過凸顯兩岸的體制差异和政治對抗，將中國大陸叙述爲“恐慌幻象的他者”，台灣民衆才會從“被壓迫的經驗中激發出具有防禦型特徵的對於‘台灣共同體’的自我認同”，並同步降低對中國大陸的認可度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未來蔡當局將會采用雙重策略製造破窗效應，一方面凸顯兩岸制度“台優陸劣”，强調民主體制是台灣最引以爲傲的資本，另一方面製造“遭受大陸打壓”悲情形象，激發島内民衆對於大陸的負面觀感。

　　三是對兩岸交流的蒙蔽和异化。近年來，在兩岸交流持續深化背景下，無論蔡當局如何對大陸進行詆毁抹黑，只要台灣民衆到大陸實地體驗一下，蔡當局的很多不實之詞就會不攻而破。爲了斷絶台灣民衆眼見爲實的機會，蔡當局在輿論上極力詆毁“一國兩制”是要“吞併台灣”、政治談判是要“矮化台灣”、人員交流是要“木馬屠城”、文化往來是要“意識形態滲透”、經貿交流是要“磁吸套牢”、台商來陸投資是要“掏空台灣”等，激發島内民衆對大陸“防衛和對抗心理”；在行動上極力封堵兩岸各項交流，一方面在島内製造“緑色恐怖”和寒蟬效應，迫使島内民衆不敢來大陸，唯恐被貼上“通共”標籤。另一方面又限縮大陸民衆赴台，迫使兩岸“脱鈎”。如此一來，台灣民衆就會失去對大陸瞭解的機會，就會成爲“被關在黑屋子中的人”，失去對“台灣共同體”的辨識力，只能被民進黨持續灌輸“台灣主體意識”所洗腦。

　　（三）倚重美日歐外力維持兩岸適度納什均衡

　　在過去三十餘年中，兩岸綜合實力發生鮮明對比。上世紀90年代台灣GDP總量約占大陸的45%左右，到現在却不足4%，2019年更被福建省超越，成爲“歷史性突破”。兩岸實力如此懸殊，對島内民心也産生了巨大影響，據台“中研院”民調顯示，早在2015年就有49.7%的民衆認爲台灣會走向“被統一”。依據博弈思維，蔡當局深知，若單方面挑釁大陸，將直接觸發兩岸納什均衡的破裂，對台灣和蔡英文執政都將帶來不可承受之重。只有引入外力建立博弈聯盟，才能够爲製造“台灣共同體”提供必要的空間。

　　一是與美國戰略對接和台灣自我“棋子化”。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戰略”後，顯着增强對台“協防支持”，蔡當局視若重大契機，不斷宣示台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和位置，而且專門在台“外交部”成立“印太科”與美國對接。蔡當局融入美國“印太戰略”的目的並不在於融入本身，而是謀求在美國的加持下爲台灣構建“共同體”進而逐步邁向“台灣獨立”製造供更大的逥旋空間。同時，由於“印太戰略”是一個由美日印澳四方搆成的戰略，蔡當局認爲只要融入“印太戰略”就可以同步提昇與美日印澳四方的關係，這無疑可以爲台灣提昇與大國關係開啓新的契機。可以預測，未來無論美國實行怎樣的亞太或印太戰略，蔡英文都會“帶槍投靠”，自願成爲美國打“台灣牌”和對華極限施壓的籌碼。在中國大陸和美國戰略博弈持續加劇背景下，美國“以台制華”與台灣“倚美抗陸”將會産生叠加震盪效應。

　　二是以“台日命運共同體”來對冲“兩岸命運共同體”。由於特殊歷史原因，台日關係向來高度綿密，相關民調顯示，78%的日本民衆對台“有親近感”，59%的台灣民衆則“最喜歡日本”。除美國外，蔡最重視的就是對日關係，指派民進黨内“天王級”人物謝長廷擔任所謂“駐日代表”以强化與日高層互動。謝長廷公開喊出“日本對台灣而言，在亞洲的安全保障上是重要的伙伴，同時在人民情感方面，是最親密的國家，相信台日能成爲命運共同體”。蔡當局之所以謀求與日本構建“命運共同體”，除爲台日關係提昇夯實民意基礎外，另一重要着眼點則是借此排斥和對冲大陸提出的“兩岸命運共同體”論述，證明台灣願意與之構建共同體的是日本而非大陸。

　　三是台歐價值連接與兩岸制度反差。蔡當局分析，台歐最大的連接點是雙方具有“共同的民主體制”，而這也是台灣能够博取歐洲支持的最大籌碼。爲了將這一籌碼最大化，蔡當局與歐洲相繼搭建“人權恣商”、“勞動恣商”等多個對話平台，2020年6月蔡還首度參加“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視頻會議，與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喬洛瓦及美國國務卿蓬佩奥等同台演講。歐洲各國對台也積極支持，2020年台“大選”蔡英文勝選後，歐盟執委會和歐洲26個國家超過150位議員對蔡祝賀，聲稱“這是台灣民主的勝利”。未來蔡將把“民主價值”作爲最大招牌，並刻意抹黑大陸爲“威權體制”，通過兩岸之間的制度差异對比來博取歐洲對“台灣民主”和“台灣模式”的認可與支持。

　　三、對島内政治生態和兩岸關係的結構性深層影響

　　蔡英文炮製“台灣共同體”意在强化民衆“台灣主體”身份認同，從根本上催生島内新型“國族認同”。隨着這一理念逐漸擴散，勢將産生嚴重的外溢效應，將對島内政局、兩岸關係和台灣拓展國際活動空間的模式等都帶來新的影響。

　　（一）台灣民衆“國族基因”的“台獨化”重組改造與島内政治版圖的“藍消白弱緑漲”

　　“台灣共同體”論述具有强烈的情感衝擊效應，蔡順勢接過這一論述，有助於其佔據輿論和政策制高點，最大限度地調動支持者的積極性。未來在蔡英文和整個民進黨當局加持下，“台灣共同體”論述將在島内大行其道，逐漸完成概念化、符號化、口號化、日常化和生活化，這將對國民黨的“九二共識”和柯文哲“台灣民衆黨”的“兩岸一家親”論述産生重要的擠壓效應，也將直接牽動島内政局變遷。

　　一是國民黨兩岸政策優劣勢轉换與突圍困境。2016年和2020年兩次“大選”接連敗北後，國民黨在兩岸政策出現了明顯動摇，甚至對是否繼續堅持以一個中國原則爲核心的“九二共識”開始摇擺。蔡英文“台灣共同體”論述在經過政治傳播和政治動員之後將在台灣的話語體系中取得優勢地位，迫使泛藍陣營也必須利用“台灣主體意識”的話語體系爲自己的政策尋求正當性證明。但“台灣共同體”的核心論述是“台灣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共同體”，這種基調勢必會直接衝擊國民黨的“九二共識”論述，迫使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變得更爲舉步維艱、左右爲難。當兩岸政策金字招牌不再閃閃發光、在黨魂和中心思想上都論述不清時，國民黨未來如何鞏固基本盤將成重要難題。與此同時，通過作爲“台灣共同體”論述體系中的“中華民國台灣”，蔡故意把所謂“中華民國”和“台灣”連接起來，妄想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一方面以“台灣”來鞏固和擴張緑營基本盤，另一面以“中華民國”來收編和安撫藍營中所謂的“中華民國”派，這勢必會對國民黨的基本盤産生裂解效應。

　　二是白色力量等第三勢力發展空間的萎縮。2020年台“大選”後，由台北市長柯文哲組建的“台灣民衆黨”成爲台灣第三大黨，被外界寄予較高期望，認爲有可能突破藍緑夾殺，給台灣政局帶來新的氣象。但從過往歷史來看，此前曾經作爲島内第三大黨的新黨、台聯黨、親民黨、時代力量黨等，最後都以凋零告終。民衆黨能否打破歷史魔咒，擺脱泡沫化命運，仍有待觀察。柯出身墨緑，在緑營内部有一定號召力，勢將對民進黨搆成分票效應。未來蔡將以帶有“台獨”色彩的“台灣共同體”論述猛攻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論述，迫使民衆黨無法做大做强，只能向民進黨靠攏，甚至最終被民進黨磁吸同化。

　　三是民進黨的話語權壟斷與一黨獨大。2020年台“大選”後，民進黨攻下“總統府”及“立法院”，掌控了“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和“考試院”，達到權力歷史巔峰。島内權力格局呈現“蔡英文一人獨大、英派（蔡英文派系）一派獨大龢民進黨一黨獨大”態勢，未來蔡龢民進黨將利用公權力特别是教育體系的代際傳承功能，進一步强化“台灣共同體”論述的大衆化和普及化，並推動其往“台灣主體”方向靠攏，逐步逼近“台獨”論述。久而久之，“台灣共同體”及其背後的“台獨意識”就會在島内成爲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確”，成爲是否“愛台灣”的檢驗標準，主張統一將被醜化爲“异類”和“台姦”，這將爲民進黨一黨獨大和長期執政提供最爲關鍵的民意基礎。

　　（二）大陸“兩岸命運共同體”論述的消解與兩岸民意列車的潜在對撞

　　蔡當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識”、拒不放棄“台獨黨綱”，導致兩岸關係出現“官停民冷”、“冷和對抗”的僵局，兩岸軍事對峙氛圍也日漸濃厚。未來蔡當局若繼續操弄“台灣共同體”來加速兩岸分離進程，掏空兩岸同屬一中的認知，將與其他多種衝突因素産生共振效應，導致兩岸關係“降温减産”、“换擋减速”，並逐漸往臨界點方向逼近。

　　一是台灣民意的全面緑化與大陸“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着力點危機。1979年大陸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中首次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此後得到了幾代領導人的不斷豐富和發展。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但由於受民進黨執政特别是其“台獨”意識形態布局等因素影響，台灣民衆在家國認同方面异化分化嚴重。據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在1992年至2020年之間，“台灣人”身份認同比例顯着上昇，認爲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民衆所占比例逐年降低。蔡當局“台灣共同體”的構建，勢必會加劇這一趨勢。當島内民衆普遍認爲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時，大陸如何再“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如何再推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將變得困難重重，兩岸民意列車是否會脱軌失序甚至正面對撞，風險不容小覷。

　　“台灣民衆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年12月—2020年6月)”

　　二是島内“拒統民意”與兩岸必然統一的分野。和平統一是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可以避免兩岸手足相殘，其前提是台灣同胞願意與大陸相向而行，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從任何一項島内民調來看，支持兩岸統一的台灣民衆都不足10%，而且呈現逐年下滑態勢。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馬英九“三不”政策才將“不統”列爲首項，由此可以看出，“不統”其實已經成爲島内相當一部分民衆的“最大公約數”。隨着“台灣共同體”的建構以及與之相隨而生的“台灣主體意識”日漸强化，島内支持統一的民衆將更趨凋零。當島内主流民意普遍拒絶統一時，大陸如何推進和平統一進程，將成爲不得不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

　　三是兩岸統一後台灣社會治理的深層隱患。作爲三大曆史任務之一，大陸對兩岸統一具有强烈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迫切感。習近平總書記强調，“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關係的關鍵和肯綮之處就在於兩岸政治分歧，兩岸政治分歧若能妥善解决，其他問題也都將迎刃而解。習近平總書記强調兩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這其實進一步彰顯了大陸對於台灣問題久拖不决的憂慮感和早日實現祖國統一的緊迫感。從長遠來看，兩岸統一是大勢所趨，剩下的只是“何時統”和“如何統”的問題。但其實兩岸統一最難的難點還不在於統一的時間和統一的方式，而在於統一之後的社會治理問題。特别是有香港經驗作爲歷史參照，未來對於台灣統一後的社會治理更需要未雨綢繆、提前謀劃。當蔡英文所推行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在島内深入人心時，未來如何落實對台灣的社會治理並逐步導正台灣民衆的家國認同，將成爲一個重要挑戰。

　　（三）“台獨外造”對“台獨内造”的“倒灌效應”

　　蔡當局除在島内通過控制媒體、豢養網軍等方式全方位塑造“台灣共同體”氛圍，還在對外交往活動中，把“台灣”僞裝成“國家代名詞”，如蔡在訪問巴拿馬期間簽名爲“台灣總統”，謀求製造“出口轉内銷”效應，將國際社會看似支持“台灣是獨立政治實體”的訊息回傳至島内，通過内外聯動、雙軌並行的方式，進一步夯實台灣民衆的“台灣共同體”意識。

　　一是美日歐關於“台灣國家”的炒作與島内“國家意識”的膨脹。近年來，隨着中美實力此長彼消，美國對華戰略焦慮感持續上昇，不斷利用廉價的台灣問題來遏制大陸崛起。2016年特朗普勝選後不久就與蔡英文通話，這是1979年美台“斷交”後雙方領導人首次通話，而且特朗普公開稱呼蔡爲“總統”，等於默認台灣是一個“國家”，直接挑戰美國延續三十餘年的“一中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底綫。特朗普正式上台後，雖承諾會“恪守一中政策”，但在台灣問題上依然動作頻頻。如2018年12月份美國國防部推出的《印太戰略報告》，把台灣與新加坡、新西蘭和蒙古並列，稱其爲“這四個國家”（four countries），這顯然是把台灣當做一個“國家”來定位。在美國帶動下，日本、歐洲部分政客特别是國會議員也積極跟進，稱呼台灣爲“國家”。對於美日歐公開稱台灣爲“國家”的行爲，蔡當局在島内不遺餘力大肆宣傳，妄圖向島内民衆渲染“台灣作爲獨立國家已經獲得大國普遍認可”的假象，借此進一步夯實“台灣共同體”的民意認知基礎。美國國會正在推動“台灣使節法案”、“台灣主權象徵法”等，都是明確把台灣當做“國家”來看待。未來這些法案每在國會推進一步，蔡當局都會發動島内宣傳機器大肆鼓噪，以輿論營造的方式對島内民衆進行持續洗腦。

　　二是以在國際社會的“悲情牌”來刺激島内民衆的“亞細亞孤兒意識”。島内民衆長期積壓着較爲濃烈的“孤兒意識”，“悲情意識”和“出頭天意識”，蔡當局利用台灣參與WHA等議題在島内不斷炒作，進一步激化了民衆的悲情心理和對大陸的讎恨心理，誤以爲台灣被國際組織排除在外，是大陸“打壓的結果”。蔡第二任内，勢將以更大的力度闖關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ICAO）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大會（UNFCCC）。在蔡當局的沙盤推演中，這可以産生“進可攻退可守”的“雙保險”政治效應，若是闖關成功，當然可以爲之振奮，宣揚台在被國際社會認可道路上又邁出堅實一步；若是圖謀落敗，也可以借題發揮，將責任推卸至大陸身上，來進一步固化島内民衆的“仇中反中”心理。

　　三是以在國際社會的“貢獻牌”來激發島内民衆的“作爲台灣人的自豪感和認同感”。蔡當局以往在國際社會經常渲染“台灣被打壓”的“悲情牌”，但以新冠肺炎爲分水嶺，蔡當局開始主打“台灣能幫忙且正在幫忙”的“貢獻牌”，由之前的負面叙述轉爲正面叙述，通過“口罩外交”、“額温槍外交”等對全球80餘國進行物資援助，在國際社會塑造了“貢獻者”正面形象，獲美日歐等多國政要“贊賞”。台“正面形象”回傳至台灣後，直接催生島内民衆作爲“台灣人”的“榮耀感”，强化了其對“台灣共同體”和“台灣家國意識”的身份認同。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顯示，77.7%的受訪者“以身爲台灣人爲榮爲傲”，83.2%的人認爲自己是“台灣人”，創歷史新高。未來若出現其他全球性事件，蔡當局將重新復製“貢獻模式”，激發島内民衆的“自豪感”，進一步夯實其對“台灣共同體”的認同。

　　結語

　　蔡英文强調“作爲共同體的台灣”，主要目的是要激發島内民衆作爲想象共同體的“台灣人意識”，從身份認同上“内造台獨”，製造無需“宣佈台獨”却已“完成台獨”的“事實台獨”。李登輝曾在其最後任期抛出兩岸屬於“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蔡英文也已進入執政最後任期，手中大權在握，缺乏在野黨强力制衡，完全有條件更有能力福祉李登輝“激進台獨”路綫。此外，受島内民粹政治當道、經濟增長乏力、社會民意撕裂等多種因素影響，蔡未來有可能會陷入“第二任期魔咒”，即因民意支持度過低而提前跛脚，届時蔡爲自保也爲提振民進黨士氣，有可能劍走偏鋒，在“台獨”問題上“不踩刹車”反而“猛踩油門”，通過挑釁大陸、破壞兩岸和衝撞國際來擁抱緑營基本盤。歷史殷鑒不遠，未來蔡是否會集合島内黨政資源，以全政府模式來推動“台灣共同體”論述向“台獨論述”蜕變，以更加赤裸和激進的方式落實“台獨”，“極限引爆”兩岸關係，值得兩岸各界高度警惕。

　　第五節　外部因素的介入與兩岸語言文化交流的結構性困境

　　兩岸關係百餘年發展歷程中，在語言文化方面經歷了由相互封閉到局部性有限開放，再到較大規模的互相開放吸收的復雜過程，特别是2008年至2016年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期間，兩岸語言文化交流突飛猛進，取得了顯着成績。歷史經驗證明，兩岸語言文化交流有助於解决當前兩岸存在焦慮、掃除兩岸關係向前發展障礙、清除“文化台獨”遺毒，也將爲兩岸同胞增進文化認同、架設心靈之橋，推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鋪設重要前提條件。從大的歷史背景來看，兩岸關係文化結構既有延承性，也有變動性，島内民衆對大陸也呈現一定波動性。特别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2008年至2016年“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階段，台灣民衆對於兩岸統一的支持度也没有出現顯著上昇，而支持“台獨”的民意結構則進一步擴大。所以未來需要通過語言文化交流帶動島内民衆身份認同出現良性轉變，這是兩岸關係實現由和平發展逐步邁向和平統一的必經之路。

　　一、他者參照係的引入與台灣社會的“媚美親日”情結

　　認同的過程其實就是追求與他人相似或者相异的過程，追求相似就會自覺融入到這一群體，追求相异則會主動疏離這一群體。民族認同同樣也以民族間的差异性爲參照係，因爲“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因此，民族文化認同不僅僅是一種自我認知，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於與他者特别是“非我族類”差异性的認定中來實現對於自我的文化定位和身份認同。

　　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也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外部參照係，或者更準確的説，外部壓力是中華民族作爲一種民族認同由“無意識的自在”向“有意識的自覺”轉變過程中重要的催生性力量。費孝通先生曾指出，中華民族“這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在共同扺抗西方列强的壓力下形成了一個休慼與共的自覺的民族實體”。1988年11月，費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泰納演講”上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演講，提出“中華民族作爲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强對抗中出現的”重要論斷。由此可見，中華民族本身就是在與西方列强及其他世界民族國家相互區别的過程中構建出來的概念。島内分裂勢力在構建“台灣主體意識”的過程中，也在通過間歇性或持續性的方式積極引入外部因素來對抗台灣社會的中華因素。

　　一是日本文化。海峽兩岸都曾經遭受過日本慘無人道的侵略殖民，至今回憶起來仍然心有餘悸。但對於這一段共同的歷史經歷，由於各種各樣的歷史與現實因素的叠加效應，兩岸的認知却出現了巨大的分野。島内以民進黨爲代表的相關“台獨”力量不斷美化日本殖民，不但將“日據”更名爲“日治”以凸顯日本對台灣的“貢獻”，而且故意扭曲歷史，故意宣稱“慰安婦”是自願的。很多大陸民衆百思不得其解，無法理解爲何台灣會如此“親日”、“媚日”，難道背後是“斯德哥爾摩情結”在發揮作用？對於這一段歷史不同的認知，已經成爲當前兩岸分歧的重要表現之一。

　　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受殖民統治者持續洗腦灌輸、部分民衆對“日本優越性”的認同、斯德哥爾摩情節等多種因素影響，在二戰結束時，當時的台灣部分民衆在内心深處已經對日本産生了深深的認同感。二戰後特别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島内“親日”氛圍進一步彌漫，並與“台獨”意識相互關聯，逐漸演變成爲對抗國民黨及對抗國民黨所代表的“中國”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所代表和推行的中國文化自然會首當其衝，成爲在野勢力重點攻擊的對象。而在野勢力在批判中國文化時，並非赤膊上陣，空手對决，而是利用當時部分台灣民衆對於日本的好感來精心營造“親日”氛圍，以日本文化來對冲中國文化。

　　而“解嚴”後台灣社會“對日”好感其實是台灣社會在“主體性”重構中逐漸衍生的現象，部分民衆對日本殖民統治抱有“想象的懷念”，是因爲在日本從台灣撤退後，日本不再對台灣的社會現實和“主體”身份建構産生威脅，於是島内有民衆特别是傾向於“台獨”的民衆開始對日本産生選擇性記憶和想象性重構，甚至把日本殖民時期塑造爲台灣“現代化”突飛猛進的“黄金時期”。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以民進黨爲代表的“台獨”力量在概念的運用上才傾向於使用“日治”而非“日據”。台灣不斷加强“本土化”認同建構的同時，台灣社會殘留的“被殖民遺緒”也被重新操弄爲“抗中”、“反中”和“仇中”。由此可見，台灣社會“親日媚日”情緒的彌漫，不是簡單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認知的問題，更多的是當代台灣社會對於那一段歷史的想象性重構和再書寫，是一個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問題，最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日本因素來對抗中華文化以及將來的兩岸統一。

　　二是以美國文化爲代表的西方文化。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台灣需要依靠美國援助扶持才能維持經濟民生正常運轉。在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台灣展開較大規模“經援”的同時，美國也裹挾着其以選舉爲代表的政治文化和以好萊塢爲代表的影視文化等大舉入侵台灣，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也同步滲入台灣民衆頭腦。陳映真對此曾指出，“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爲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在台灣社會轉型期間，更有聲音認爲台灣應該“全盤西化”（實質是“全盤美化”）。如早在1962年李敖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就稱，“一切傳統的價值體系，不論是好是壞，全都是生了銹的法條，全都不配合新齒輪發揮作用。中國要現代化，就應該毫不留情地，一剪剪掉傳統的臍帶，對西方文化進行完全的整體的移植。”美台經過幾十年的交流互動，美國對台建立了立體全方位的影響力，使得很多台灣民衆認爲，只有在經濟上搭上美國“快車”、軍事上融入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體系、政治上建立與美國相似的體系制度，台灣才能實現安全、可持續的長期發展。在這種背景下，台灣年輕人多以選擇赴美留學作爲人生規劃的重要階段，這也使得直至今日，島内的各界精英多有留學美國的背景。而當台灣實行美國式的選舉民主後，台灣民衆更以“民主政治”爲傲，自認爲是“亞洲民主的燈塔”。以此爲基礎，台灣自以爲以美國爲依託，台灣就在“普世價值”（Global Values）等領域可以更好的與世界連接，深化“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與美日歐等共同搆築“價值觀同盟體系”，重塑台灣的“全球形象”（Global Image），並謀求通過凸顯與大陸的差异性來襯托台灣對大陸的優越性。

　　三是以多元文化之名排斥中華文化。從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若是一個地區較長時間的從它原本所處的母體分割出去，這個地區就特别容易滋生本土意識，若被進行文化操弄和政治操弄的話，則會出現與母體樣態不同的族群認同和身份認同，甚至謀求構建新的“國家認同”。而在“台獨布局”過程中，以多元文化爲名來解構中華文化是分裂勢力常用的伎倆。多元化本是中性色彩的概念，没有太多的政治意涵，但“台獨”勢力却將這一概念意涵内核置换後將其作爲排斥中華文化的手段，2004年民進黨通過的所謂“國家一體、族群多元决議文”，明確提出要“建立台灣爲全球多元文化國家典範：我國爲因應全球化，應積極推動多元文化政策……建構一個文化多元、命運一體的新國家”。較之“政治台獨”和“法理台獨”，“文化台獨”更具隱蔽性、滲透性和破壞性。“台獨”勢力蓄意把“台灣文化”建構爲一個上位概念，同時以多元文化的名義，把荷蘭文化、日本文化、中華文化等都視爲“台灣文化”的組成部分，以此來凸顯“台灣文化”的多元性和匯通性。這明顯是顛倒了邏輯次序，無論是從法理還是從客觀事實，“台灣文化”都只是“中華文化”的一個下位概念，也即“台灣文化”只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台獨”勢力却反其道而行之，認爲“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上位概念，“中華文化”只是與日本文化等並列的“台灣文化”的組成部分。

　　在民進黨等分裂勢力的政治操弄下，現在島内普遍認同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而中華文化只是被認爲是與海島文化、移民文化、外來文化和西方文化等並列的次級文化系統，只是台灣文化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説，民進黨完全顛倒了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從理論上來講，台灣文化只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和次級系統，但民進黨却將之建構爲，中華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和次級系統，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在島内頗有市場，久而久之，開始逐漸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台灣民衆相信，由於地理環境場所、歷史經歷等有所不同，台灣文化已經不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在融入海洋文化、西方文化等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已經超越了中華文化。

　　這些明顯帶有“台灣主體意識”的“台灣文化”論述，進一步加深了台灣民衆對大陸的隔閡與誤解，後來又得到了官方認可。1999年，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對“新台灣人”的定位是，“新世紀以來，台灣積累了無數的心血努力，融匯了多元的文化傳統，並以此爲基礎，開創出自由、民主、繁榮的‘新台灣人’，昂揚迎向二十一世紀。創造‘新台灣’的‘新台灣人’，包括原住民、四百年前開始來台的大陸移民、五十年前方始來台的新移民。也就是説，凡是居住在台灣，心係台灣，願意爲台灣犧牲奮鬥的人，就是‘新台灣人’。”這一論述雖然措辭冠冕堂皇，但背後的用心却極其險惡，主要目的是想搆築“台灣本土文化意識”，並逐漸過渡到“台灣本土政治意識”也即“台獨意識”。

　　二、高階政治分野對兩岸語言文化交流的内生性規約

　　總體來看，台灣在“戒嚴”結束後，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利用公權力在語言文化政策加速推動“去中國化”布局、“台獨”傾向明顯。

　　一是降格“國語”推廣組織。“國語推行委員會”（簡稱“國語會”）在兩蔣時期曾是“部級單位”，2000 年民進黨首次執政以後，對“國語推行委員會”不斷改組，最終由“部級單位”被貶爲“局級單位”，名稱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成爲“部國語會”。馬英九執政後，這一趨勢並未被有效制止，反而愈演愈烈，2013 年“部國語會”被降級爲“處級單位”。職級序列的一降再降，也折射出所謂“國語”推廣工作已經走向窮途末路。

　　二是取消“國語”中心地位。無論是李登輝還是陳水扁或蔡英文，都以文化多元和語言多元爲幌子，强力推行所謂“國語多元化”政策，擠壓“國語”存在空間，拉高台灣鄉土語言地位。上世紀80年代，爲了瓦解“國語”中心地位，島内還有人提出所謂“國語多元論”，聲稱各種鄉土語言都有資格被列爲“國語”。台當局依據這些理論，在語言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的口號下，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鄉土語言的政策，創制所謂“台語”文字。2003 年2 月10 日，也就是陳水扁剛上任兩年左右，民進黨當局以立法形式通過“語言平等法草案”，將島内形形色色的“原住民族語”等提昇爲“國家”語言，並在學校和社會大肆推廣，其主要目的當然是以保護鄉土語言、鄉土文化爲幌子，來對抗國民黨在島内執政50多年的“國語”政策，最終達到“文化台獨”的目的。

　　三是偷换“家國”概念意涵。民進黨執政期間經常使用“我國”“國内”“國内外”“全國”“這個國家”等概念，但這些概念的内涵與外延已經被重新搆造，其中的“國”已經不再是國民黨意涵中的“中華民國”，而成了“治權”所及的“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當然更不會包括大陸，這也潜移默化地影響了台灣民衆的家國認同。經過較長時期的誤導之後，台灣民衆特别是受“台獨教育”毒害的青年群體等在家國認同上就會越來被遮蔽，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蔡英文才有可能將台灣青年群體民意貼上“天然獨”的標籤。

　　在語言層面尚且如此，在文化方面民進黨更進一步。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對此曾毫不掩飾地透露，“我常想，要怎麽説，‘台灣獨立’的觀念才會被接受。所以我從文化入手，先説台灣是不是命運共同體……”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當月，台“行政院”發佈的第一號公告就是廢止馬英九時期的“103 課綱”。馬英九在位時，雖然没有對陳水扁時期的對“去中國化”進行全方位的逆轉，却也在局部進行了一些微調，例如推出了“2014 年高中國文與社會領域課綱”（即103 課綱），但蔡英文上台後，就連馬英九這局部的微調也完全廢止。島内分裂勢力在語言文化等領域全方位推動“台獨”工程，也直接推動了台灣社會對理解世界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三、兩岸物質連接邊際效應遞减與民心融合的瓶頸

　　由於兩岸特殊的發展脈絡，雙方在接觸交流時産生文化隔閡、文化碰撞甚至是文化衝突，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現象。從理論上來講，隨着過去三十餘年來雙方互動性實踐的深入，兩岸會建構起更爲穩固的共有文化。兩岸經貿連接不斷推進，有助兩岸文化融合更上層樓，也就是把兩岸的客觀依存轉化爲主觀依存。而當兩岸文化開始發揮統合功能時，兩岸和平發展將進入加速度的快車道，兩岸統一進程也將大大加速。但從客觀現實來講，兩岸經貿關係的突飛猛進，並没有帶來兩岸文化融合的快速發展，反而呈現出一定的外溢效應遞减困局，導致當前兩岸關係呈現物質性因素和觀念性因素相分離的尷尬狀態。究其原因則有：

　　一是島内民衆防範心理。大陸和平崛起，給台灣帶來了發展機遇，島内普遍支持兩岸文化交流合作，但依然存在“恐中防中”意識，認爲大陸文化會與政治掛鈎，利用“政府主導、自上向下”模式，來强力落實政治企圖，而台灣文化則是更注重底層表達，當兩岸文化對接時，除了早期“蜜月期”時對彼此互有好感，台灣更擔心會出現“（大陸）上端對（台灣）下端，（大陸）精英對（台灣）草根，（大陸）撥款對（台灣）籌款，（大陸）計劃對（台灣）市場”的二元對立結構性矛盾。在這一過程中，台灣處於“弱勢地位”，台灣擔憂會被大陸“文化統戰”，自身安全遭受威脅。正是由於這種原因，馬英九執政八年，兩岸進入“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階段，兩岸各項交流獲得突飛猛進的快速發展，這也給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和平紅利。但這些交流並没有有效提昇島内民衆對祖國大陸的正面觀感，也未出現對中國人認同的增加和兩岸同胞感的提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隨着兩岸實力差距越拉越大，“陸强台弱”態勢越來越明顯，島内民衆對大陸的防範心理責任也會居高不下。

　　二是兩岸文化交流的功利色彩。“共同體本來就是一起生活、彼此依賴的一群人，他們擁有廣泛而完整的共享利益”，“没有共同利益，共同體的公共生活就没有意義”。兩岸雖然是利益共同體關係，但對於文化交流的認知却存在着一定的分野，台灣希望兩岸文化交流是不含有任何政治功利性目的的，希望兩岸文化交流的影響範圍僅限於文化領域本身，即使有溢出效應，最多也只能到經濟和社會領域，而不願意逐步過渡到政治層面，更不願意出現“文化搭台、政治唱戲”的局面。

　　就中國大陸而言，近年來在推進兩岸交往合作時多聚焦經貿等領域，文化在其中更多扮演衍生品角色，甚至有時候成爲一種“附加品”，這就導致兩岸文化交流雖然内容多元，但“物質化”傾向嚴重，經常出現有“交往”没有“交心”的困境。“物質化”傾向本來有其合理之處，至少這是兩岸語言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但如果這一傾向發展過於極端，則可能會産生反噬效應，成爲兩岸交流的瓶頸和制約性因素。

　　三是台灣對大陸社會制度的信任赤字。兩岸由於不同的時空背景和歷史經歷，各種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社會體制。近年來，由於島内政治持續内耗，經濟發展速度持續疲軟，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的優越感逐漸坍塌，轉而開始强化在制度上的自豪感。由於台灣當局幾十年的抹黑醜化，很多台灣民衆誤認爲大陸就是“威權”、“獨裁”的代名詞，而台灣已經邁入“民主”、“自由”社會，這也成爲台灣在面對大陸時“最後的驕傲資本”。這表明台灣在自由知識的構建過程中，呈現出典型的主觀性、内斂性和封閉性，對大陸的排斥感和敵對感有增無减。這一點在民進黨與大陸的互動中表現的尤爲明顯。2020年蔡英文連任後，兩岸關係陷入新的僵局，兩岸各項交流也開始停擺，兩岸在文化上的隔膜和台灣在政治上對大陸的敵意將成爲未來兩岸關係的重要制約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