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美戰略博弈的持續緊張，美國爲落實“以台制華”目的，顯着加大對華打“台灣牌”力度，不斷强化台灣在“印太戰略”中的地位，在政治、軍事等領域全方位强化與台灣實質關係，一個中國政策立場上不斷倒退，甚至在美國國防部官方報告中公開將台灣定位爲“國家”。美國國會正在醖釀的所謂“2021年戰略競争法案”，内容高達283頁，主要目標就是遏制中國，這也被稱爲是後冷戰時期的“鐵幕宣言”。島内蔡英文當局出於“挾美抗陸謀獨”需求，也積極向美靠攏，通過在台“外交部”設置“印太科”等方式不斷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美台關係不斷昇温，使得台灣在美國亞太（印太）戰略中的角色發生了明顯變化，由奥巴馬時期的“安静的旁觀者”逐漸成爲特朗普時期“躁動的攪局者”或“狂躁的邊緣者”，未來還有可能成爲“麻煩製造者”甚至“危機製造者”，這將給兩岸關係、台海和平穩定以及中美關係大局帶來新的變數。美國不斷姑息和縱容島内民進黨在“台獨”錯誤道路上漸行漸遠，將直接助長民進黨囂張氣焰，並加劇中美關係惡化。

　　第一節　美國“印太戰略”重構與台灣的角色定位

　　拜登上台有助於爲特朗普時期中美關係下行通道按下緊急暫停鍵，但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態勢不會因爲民主黨重返執政而發生根本性反轉。隨着中美實力此長彼消，中美力量將進入高風險係數的“錯肩期”，美將利用台灣問題等製造“組合拳”來打壓圍堵中國大陸。特别是美國認爲大陸會加速統一進程，例如，2021年3月23日，美軍印太司令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在美國參議院接受提名人聽证會時表示，大陸或於2035年以前“攻台”。

　　未來美國對台政策將逐漸往更加清晰化方向邁進，强化對台灣的“國家化”地位和“協防台灣”的正式表態。這將推動美國對台灣的角色認知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由“棋子”走向“陷阱”，由“打牌”走向“做牌”，由“籌碼”走向“挖坑”，對兩岸關係由可融促和到防融阻統、由防兩岸衝突到防大陸武統台灣造成“既成事實”。美國對台政策清晰化轉向，將進一步刺激民進黨當局“倚美抗中謀獨”幻想，也將給台海地區和平與穩定增添新的變數。

　　特朗普時期，美國對台政策逐漸往清晰化方向邁進，政學界不斷有人提出，美國在對台政策上應該放棄以前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轉而走向“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例如，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專門發表文章“美國支持台灣必須不模糊”（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美國喬治城大學甚至還專門舉行一場題爲“美國的對台政策：關於戰略性模糊與亞洲安全未來”的學術研討會，專題討論美國對台政策的戰略清晰化轉向。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副處長的葛天豪（David　Keegan）也表示，美國對台戰略的模糊性已死。整體觀察，特朗普時期，在零和思維驅動下，美國對台政策越來越清晰化，重要標誌之一是越來越把台灣當做一個“國家”來看待，導致中美關係斷崖式下滑。

　　2021年1月20日拜登上台後，關於拜登時期美國對華（含對台）政策走向，學界雖有有不同意見，但普遍認爲，相較於特朗普時期，拜登時期在對華政策上更爲理性和更具可預測性，中美將積極限制衝突，進行選擇性合作，並構建管控分歧，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特别是依據拜登規劃，其上台後將優先處理四大議題，包括控制疫情（COVID-19）、提振經濟（economic recovery）、團結美國（racial equity）和應對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而在這四大議題中，除“團結美國”外，其他三項議題以及當前一段時間巴以衝突、伊朗核危機、美軍從阿富汗撤軍等問題，中美都存在巨大合作空間。可以預測，相較於特朗普後期美國在經貿議題、科技議題、台灣議題、香港議題等方面頻頻對華極限施壓，導致中美關係遭遇空前危機，不斷螺旋下沉，拜登上台的一個時期内，中美關係即使很難迎來轉機，但也會比特朗普時期更具有可預測性，甚至迎來一段時間的緩和期或“空窗期”，爲中美關係止跌企穩提供了一個機會。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對台政策難以出現重大實質性調整。學界普遍認爲，拜登作爲傳統政治人物的代表，在民主黨内建制派力量的裹挾下，在對台政策上將重回美國傳統的戰略模糊。

　　但本書認爲，美國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調整將是緩慢和漸進的過程，在中美綜合實力差距逐漸縮小、美國對華戰略焦慮感日益增大及雙方戰略博弈持續昇級情勢下，美國認爲中美之間存在着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中國不再是可以通過長期戰略接觸來同化的戰略伙伴，美國對台政策戰略模糊應該往更加戰略清晰的方向發展，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在戰略清晰方向上就可以一步到位，反而會繼續采用切香腸方式逐步推進，因爲完全戰略清晰化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2021年4月29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在美國參議院舉行的聽证會上表示，如果美國改變對台戰略模糊，轉變爲清晰表達意願干預台灣緊急事態，中國人將會發現這是嚴重不穩定的（deeply destabilizing），也將衝擊美國戰略利益。

　　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激烈的白熱化階段，對華强硬已經成爲美國共和黨龢民主黨的集體共識，所以即使現在民主黨重返執政，對華遏制的動機和意願都没有絲毫降低，中美關係整體上依然形勢嚴峻。在拜登執政的四年以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内，美國將會竭其所能、不遺餘力地遏制中國崛起，延緩或遲滯中華民族復興進程。而在這一過程中，台灣問題自然是美國牽制中國大陸成本最小但收益最大的一張牌。拜登政府將會從戰略與戰術兩大層面重新審視台灣問題，不斷提昇與台灣實質關係，來進一步圍堵中國大陸。

　　未來美國在“一中政策”（One-China Policy）上將會更加虚化，進一步凸顯台灣“獨立政治實體”或“準國家”地位，表態聲稱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人民（而非兩岸人民）决定，甚至在是否“協防台灣”這一重要敏感問題上，也將向島内民進黨當局所期待的方向發展。

　　一、“亞太再平衡”與“印太戰略”叠加式對華政策

　　拜登上台後，在“以台制華”方面將更具策略性和精準性，在對台灣的角色定位方面，將由“棋子”走向“陷阱”，由“打牌”走向“做牌”，由“籌碼”走向“挖坑”，也就是不再把台灣當成一個簡單的“棋子”或“籌碼”，而是要通過“挖坑”給大陸製造“陷阱”，引誘大陸不斷投入各種資源到台灣問題上，而無法集中精力來做好自身發展。

　　短期來看，美國意欲争奪對台海局勢和兩岸關係主導權。1979年美台“斷交”以來，美國對台海基本奉行“大陸不統、台灣不獨”的雙重威懾戰略，認爲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的主動權、主控權和主導權應該在美國手中，對於兩岸關係的進程、節奏和最終走向，都應由美國來規劃。1998年，美國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抛出“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1999年，這一提議得到美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思公開支持，就其本質而言，也是以一種控局者的姿態來爲兩岸關係設置“路綫圖”。長久以來，美國一直指派退休官員及學者的“第二軌道”奔走兩岸，要求兩岸簽訂所謂的“中程協議”，以達到美國期待的“大陸不統、台灣不獨、兩岸不戰”的狀態，這樣也最爲符合美國的利益。

　　但近十餘年來特别是2008年至2016年，隨着兩岸政治關係、經濟關係及人員往來等全方位推進，美國評估其對兩岸關係的掌控力開始式微。中國大陸部分專家學者“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始終牢牢掌握在大陸手中”等論述，進一步印证和加劇了美國的疑慮。美國部分政界和學界人士認爲，美國若不再加大介入，未來將會失去對於兩岸關係的掌控力。

　　中長期來看，美國圖謀對兩岸關係進行“再平衡”，阻止大陸統一進程。一是在陸美台三方之間搆築以美國爲中心的輻軸體系。美國奥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後來的“印太戰略”，重要戰略目標之一就是要確保美國與亞太地區各個主要國家的關係，一定要比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更爲緊密。例如，即使日本和韓國都是美國的盟友，但美國絶對不能容忍日韓關係的密切程度超過美日關係和美韓關係，日本和韓國以美國爲中間管道或將美國作爲中間協調人來處理和發展日韓關係，才能讓日韓關係始終掌握在美國手中，才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如此以來，美國才有可能有更爲優勢的影響力來調和甚至是利用各方之間的復雜關係，使得美國可以以高高在上的“仲裁者”或“裁判員”的身份參與各方争端，這樣才有助於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鷹凌”和“獨霸”地位。

　　所以“亞太再平衡”的目的並不在再平衡本身，而是要確保美國可以繼續充當“平衡者”的角色，平衡該地區所有國家之間的關係。未來拜登政府勢必會全力强化與台灣實質關係，同時盡可能采取各種措施阻撓和干擾兩岸關係，力求美台關係密切程度一定要大於兩岸關係密切程度。如此一來，美國就可以確保始終處於中心位置，繼續掌控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

　　二是在兩岸之間製造事端凸顯美國“仲裁者”角色。美國與亞太相關國家和地區關係主要呈現五種形態，按照親疏程度可分爲：同盟關係，包括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泰國等；準同盟關係，主要指新加坡；伙伴關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及中國台灣地區等；競争關係，主要指中國；敵對關係，朝鮮。這些國家和地區内部存在着較大的矛盾和衝突，而美國正好借此矛盾來平衡各方，扮演具有凌駕性和超越性的“平衡者”和“仲裁者”角色。就兩岸關係而言，如果兩岸之間相安無事，維持和平發展良好態勢，逐漸“由經入政”，甚至往軍事安全等深水區發展，那麽美國介入和操弄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只有兩岸維持適度的緊張甚至是衝突，美國才會有足够的介入空間和更好的着力點。可以預測，當大陸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穩中有進時，美國一定會持續插手，迫使兩岸關係原地踏步，甚至是向後倒退。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未來兩岸關係將呈現出“大陸向前推”和“美國向後拉”的角力，而台灣向何方傾斜，主要取决於陸美之間的實力對比。

　　三是消耗大陸戰略資源，遲滯兩岸統一進程。在維持美國全球戰略霸主地位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困境雙重驅動下，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一直秉持强烈的防範和遏制心理。新冠肺炎爆發後，雙方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根據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全球研究部門的亞洲經濟主管喬海倫(Helen Qiao)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稱，在2027年到2030年左右，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爲了干擾、遲滯甚至中斷中國大陸發展進程，美國將采取多邊化、機制化、長期化、全政府、全領域、全社會、全方位的對華遏制戰略。在中美實力不斷逼近態勢下，拜登政府正重啓奥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並延續特朗普時期“印太戰略”的框架，精心構建“亞太版小北約”，圖謀發揮盟友的合力，來共同搆築“反華包圍圈”。2021年4月25日美日領導人聯合聲明明確提及台灣，這也是52年來第一次，顯示美國正加大力度拉攏日本等盟友共同關注台灣。

　　但就全球局勢來看，願意與美國同心協力來圍堵中國大陸的，屈指可數，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在中美博弈中多不願意選邊，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表態稱“不願介入中美競争”，這頗能代表中美之外第三方特别是亞太地區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態度。放眼全球，願意主動充當美國“遏華急先鋒”的，台灣蔡英文當局的態度最爲積極，也最有可能成爲美國遏華的橋頭堡。

　　未來美國將把台灣問題、香港問題、新疆問題等聯動處理，多箭齊發，不斷消耗大陸的政治、經濟、外交等戰略資源。而在這其中，因爲有台灣當局的配合，“台灣牌”將成爲美國遏制大陸最重要的籌碼之一。爲將“台灣牌”價值進行長期化利用，美國還將嚴防大陸加速兩岸統一進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稱，“兩岸問題不會留到下一代解决”，“蔡英文要非常小心”，這其實不僅僅是對蔡英文的警告，更是折射了美國内部的焦慮，擔心大陸加速兩岸統一進程，如此一來，美國就將失去遏制大陸的一個重要籌碼。爲扺消和對冲大陸推進統一進程，美國勢必會緊緊抓住台灣，不斷提昇與台灣關係，迫使台灣只能向美國選邊，而不能向大陸傾斜。

　　二、美國“以台制華”與台灣“倚美抗陸”深度對接

　　如果從决策模式來考慮的話，核心决策者在整個决策過程中往往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美國對台政策制定過程，美國總統的地位自然無人能及。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長期持“親台”立場，1979年美台“斷交”時，拜登就參與了“與台灣關係法”的制定工作。2020年台灣“大選”中蔡英文勝選連任後，拜登專門向蔡英文發去賀電，聲稱“將深化與台灣這個民主政體、主要經濟體和科技重鎮的關係，台灣是開放社會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的閃亮典範”。可以預測，在拜登執政時期，台美關係將會繼續往“官方關係”方向突破。

　　（一）美台關係由“非官方關係”轉向“官方關係”

　　無論根據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還是美國“與台灣關係法”，美國只能同台灣維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但特朗普政府明顯打破這一承諾，公開與島内蔡英文當局發展所謂“官方關係”，並解密了1982年的“對台六項保证”，其中第五條是“未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未來拜登政府有可能繼續加碼：

　　一是凸顯台灣“國家化”地位。特朗普時期，美國就開始凸顯台灣的“國家化”地位，就在“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强倡議法” （簡稱“台北法”）以及國防部《印太戰略報告》等法律和重要文件中，將台灣稱爲“國家”(nation)。 拜登執政時期，或將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美國正在炒作“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任命方式，使其比照駐外大使的方式由總統提名、由參議院任命，這無疑等於是把台灣當做一個“獨立國家”來看待。

　　二是美國“一中政策”由“一法三公報”蜕變爲“多法三公報”。除“與台灣關係法”，特朗普時期美國還相繼通過了“與台灣交往法”、“台灣邦交國國際保護暨强化倡議法”（簡稱“台北法”）等多項涉台法律。美國第117届國會正積極醖釀“台灣保证法”、“台灣防衛法”、“防止台灣遭入侵法”、“台灣主權象徵法”以及“台灣使節法”等激進法案。美國此舉意在構建“挺台”立法體系，爲對台政策建立制度性框架，確保未來無論誰執政都必須遵循法律約束繼續推進與台灣的關係，以此扺消中國大陸的一中原則。美國國會、州和地方政府的代表團，都準備將台灣作爲亞洲地區出行的標準目的地（a standard destination）。美國國會兩院主要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專門針對台灣的聽证會，要求國務院和國防部助理國務卿以上層級官員出席。可以預測，美國國會將成爲鼓動提昇與台灣實質關係、將台灣進行“國家化”定位的重要推手。

　　（二）軍事上强化美台戰略對接，將台深度納入美亞太情報體系

　　台灣在美國精心搆築的所謂“第二島鏈”中，佔據着關鍵性的“樞紐”角色。爲了進一步凸顯台灣在利用島鏈計劃圍堵中國大陸過程中的角色和價值，拜登政府勢將將進一步提昇與台灣的軍事安全合作，甚至將台納入“太平洋威懾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一是在是否“協防”台灣問題上走向清晰。1954年，美國與台灣簽署“共同防禦條約”，1980年1月1日正式終止。此後，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的問題，成爲至今懸而未决的問題。無論是在“與台灣關係法”還是在“對台六項保证”中，美國都語焉不詳，既不承諾會“協防”，也未明説不會“協防”，而是保持模糊的空間，既不碰觸大陸底綫，又讓台灣當局有所期待。但近年來，美國“協防”台灣的論調開始明顯昇高，島内政治力量也開始與之相互唱和，連國民黨在台“立法院”都抛出“美國協防台灣”的提案。

　　未來不排除拜登政府在這一問題上作出更清晰的表態，逐漸往協防台灣方向表述，以“協防”台灣爲杠杆迫使大陸降低“武統”意願。除政治表態外，美國還將繼續强化與台灣軍事關係來提昇台灣與大陸對抗的能力，甚至幫助台灣將“整體防衛構想”發展成爲“台美共同作戰構想”。

　　二是將台納入“亞太版小北約”戰略。利用盟友及伙伴力量搆築遏華體系是拜登政府重要戰略之一，由於菲律賓、韓國等盟友在是否追隨美國一同來遏華問題上姿態摇擺，美國在亞太地區能够煽動起的力量除了澳大利亞和日本之外，其他國家多不願意跟進，因而美國正將拉攏的對象開始鎖定台灣。例如，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部前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發佈“給下一任美國總統的備忘録”，將台灣比喻爲印太地區的富爾達缺口（Fulda Gap），富爾達缺口是歐洲冷戰時期的最前綫。報告建議，協助台灣推動整體防衛構想（ODC）、整合台灣軍力納入美國印太地區安全結構、美國和區域盟友持續進行台海意外衝突的訓練；公開與台灣聯合軍事演習，作爲對北京的戰略訊號等。整合台灣軍力納入美國印太地區安全結構的一環，尤其是空域、海上和彈道飛彈防禦等；作爲戰略訊號，美國應將雙邊軍演公開化。其餘還包括美國潜艦和驅逐艦的例行性訪台；美軍軍官定期訪台，以便在台海衝突期間能負責任地爲白宫提出建議；在台灣建立輪調的美軍部隊。此外，美國應和日本、澳洲和韓國等區域盟友，着手規劃雙邊軍事計劃，且持續進行台海意外衝突的訓練。報告建議還包括，美台成立强化台灣整體防衛構想的聯合工作小組，建立美台即時訊息共享機制，與在台灣建立戰備庫存聯盟。包括美國及其區域伙伴應在研發領域上，與台北合作，擴大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讓台灣能展現其價值，例如，美國重新啓動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討論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美國各政府部門持續推動美台關係；美台在人道援助與救灾上合作。

　　三是强化情報合作，擴大“美台防務對話”範圍（網絡安全、信息安全）。目前由美國主導的、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共同組成的情報信息網“五眼聯盟”正在擴容，蔡英文當局也躍躍欲試，想躋身其中，形成“五眼聯盟”+1的角色位置。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語言優勢，台灣掌握很多中國大陸第一綫情報，例如新竹樂山基地擁有亞洲最好的長程飛彈預警雷達，在過去，台灣的相關情報都是直送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美方有可能調整共享情報權限，讓台灣知道更多，未來美台或將在這一領域繼續深化。

　　（三）提昇與台灣經濟、文化合作，全面夯實美台關係基礎

　　在美國强大壓力下，民進黨當局2021年元旦其開始開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國猪肉進口，並想以此爲“敲門磚”，向美國輸誠，以進一步提昇與美經貿往來，甚至想與美國簽訂經貿合作協議。1994年，台灣和美國同意定期就達成貿易協定進行談判，形成貿易暨投資框架協定（TIFA）。截至到2016年，雙方共舉行10次會晤。特朗普上台後雖暫停，未來有可能重啓。美國還有可能力挺台灣參與CPTPP，與台洽簽雙邊貿易協定（BTA），擴大台灣與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合作，將台納入藍點網絡計劃（the blue dot network全球基礎設施發展倡議）。美台經濟合作目的並不單純，背後充斥着濃郁的政治考量，主要目的是想構建“非紅排中産業鏈”，以在全球體系中對中國大陸形成擠壓孤立之勢。

　　在文化層面，目前美台正在加速推進“美台教育倡議”，“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Brent Christensen)稱，“美台教育倡議”的背景是建立在一個重要趨勢上，即美國許多大學都在關閉孔子學院，這是“因爲它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審查和惡意影響力活動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美國和國際學生對學習華語的興趣依然濃厚，“台灣可以，也應該在滿足那個興趣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台關係不斷提昇，將産生重要的輻射和帶動效應。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已將2021年定爲“鞏固日台友情年”，並積極促成安倍訪台，製造新的“突破”。捷克、波蘭、立陶宛等與台灣的實質關係也將昇温。

　　（四）協助台灣在國際多邊場合提昇能見度

　　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約”，美國相繼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重要國際組織，這本身就是對國際契約精神的違背，對中美之間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的基本共識也搆成了重要衝擊。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美國接連“退群”，使得台灣想倚重美國來參與相應國際組織，成爲虚妄的幻想。

　　拜登政府奉行群狼而非獨狼戰術，由“退群”到“返群”，重返國際組織，重視多邊主義，整體上會重回多邊主義路綫，通過構建國際秩序來領導世界，重新塑造美國的領導聲譽與地位，即“讓美國重新領導世界”。這將爲台灣圖謀加入相關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大會（WHA）、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等，提供更大的幻想空間。

　　一是與台灣構建所謂民主價值同盟。意識形態領域向來被視爲“看不見硝烟的戰争”和“政治領域没有槍砲的較量”。在特朗普時期，中國就已經成爲美國“最方便的敵人”，時任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奥等高度注重對華意識形態圍堵，並將台灣視爲重要一環。未來拜登將繼續拉高人權、民族、宗教問題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位置，並强化美台價值觀對接，這將進一步加速美台“身份政治”的對接。所謂身份政治是指人們結成某種排他性的社會政治陣綫，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指出，“人們不僅通過政治來增進自身的利益，也通過政治來確認自己的身份。我們只有在知道自己不是誰、反對誰的時候，才知道我們是誰。”近年來，島内身份政治風起雲涌，“本省人”“外省人”的對立一波三折，諉過於外的民粹主義情緒愈發激烈。在這種語境下，台灣民衆不得不思考他們是誰、不是誰，以及反對誰。這將進一步加劇島内身份政治的極化，並有可能在“倚美拒統”心理和外部擠壓下催生“新國族認同”。

　　二是强化美台與第三方地合作。美國將推動美台構建的印太民主治理咨商、太平洋島國對話等平台擴容，甚至有可能力挺台灣加入由英國建立、遏華意味濃厚的D10組織（D10 group of leading democracies）。

　　三是協助台灣融入國際組織。2020年，在民進黨當局打“悲情牌”和美國幕後慫恿下，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聲音不絶於耳，德國與英國外交部副部長等人也公開重申對台灣的支持，還有80多個國家的1700多位議員支持台灣争取參與世衛組織的努力。2021年5月世衛大會期間，勢將有更多國家支持台灣參與。在美國主導下，2021年5月5日G7峰會後發表的“聯合公報”，首次提到“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論壇和世界衛生大會”，並特别强調“鼓勵和平解决兩岸問題”。此外，美國還有可能將台納入美、日、澳等國在出口管制、網絡安全和IT供應鏈方面的多邊討論。

　　三、台海局勢的變動與美國的戰略風險

　　1979年以來，美國對台長期維持模糊政策，既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也從未否認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既不表態會協防台灣，也不聲明不會協防台灣。但隨着中美戰略博弈的不斷昇級，挺台遏華已成爲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的基本共識。共和黨自不待言，民主黨2020年黨綱也删除了“一中政策”，但刻意保留所謂“與台灣關係法”，挺台意味濃厚。可以預測，未來無論拜登政府如何調整，美國對台政策都將由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或至少是部分戰略清晰，這也將給美國台海戰略整體布局帶來新的變量。

　　一是對台戰略價值的重構與對台灣角色的重新定位。同一個台灣，在不同時期，對於美國價值是不同的。在過去十餘年中，美國對台灣角色定位一直在變化。奥巴馬時期，台灣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安静的受益者”（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亞項目主任卜睿哲語），或者更準確地來講是一個“安静的旁觀者”角色。特朗普時期，台灣在“印太戰略”中，屬於典型的“躁動的邊緣者”，也就是台灣雖然極其躁動，一度在台灣外事部門專門成立了“印太科”來與美國“印太戰略”對接，但由於“印太戰略”本身是“四方（Quad）戰略”，即以美日印澳四方支柱爲核心的戰略，台灣雖然想通過“Quad-Plus”模式參與其中，但因爲自身實力有限，始終難以走進核心圈，只能是處於外圍的邊緣者。但與“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安静的受益者”角色相比，台灣作爲“躁動的邊緣者”角色而非“局外人”角色，顯示台灣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位置又往中心挪移了一步。

　　拜登時期，美國正在醖釀構建新型的具有“亞太小北約”性質的亞太戰略，届時，台灣的角色將會進一步凸顯，逐漸成爲“走向中心的參與者”。主要原因在於，隨着中國大陸綜合實力逐漸提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或伙伴對於中美戰略博弈的態度將更趨謹慎，多不願明確選邊。例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表示，“没有多少國家願意加入一個没有中國的聯盟”，各國也不會加入“冷戰式的聯盟”。當周邊國家和地區對美國配合度有限時，甘當美國“馬前卒”、願意主動爲美國衝鋒陷陣的台灣，其角色就顯得格外突出，美國自然也會更加重視台灣的角色。2021年4月14日，美國前參議員陶德（Christopher Dodd）、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與史坦柏格（James Steinberg）等人訪台，這也是拜登上台後美國首次指派重量級政治人物訪台。另外，由於這三人與拜登私人關係密切，這也被蔡當局炒作是“美台關係重大突破”。對於美國代表團此次訪台，台灣政治大學外交學係副教授吴崇涵的觀察視角却與蔡英文當局不同，他認爲拜登政府目前對華政策主要是采用多邊主義的“輻軸體系”來全面遏制，而陶德等人訪台，主要目的是想把台灣拉入美國精心搆築的“輻軸體系”。

　　二是由對兩岸“雙重威懾”轉向對中國大陸“單向施壓”。美國對海峽兩岸長期奉行兩面平衡策略，對雙方同時施壓，既防“陸統”也防“台獨”。但近年明顯轉向，打破了以往對台實質關係特别是軍事合作方面“只做不説”的模式，轉向“既做又説”，由低調行事轉向高調作態，頻頻對中國大陸單方面極限施壓。這將向蔡英文當局釋放“美國可信賴”的信號，讓蔡以爲美國支持台灣就是支持“台獨”，從而鼓動蔡以更大力度加速“台獨”布局。

　　三是對台海局勢由維持現狀轉向破壞現狀。美國以往長期反對兩岸單方面改變現狀，對陳水扁“修憲公投”嚴令斥責。但美國對蔡英文“柔性台獨”、“文化台獨”、“修法台獨”等采取綏靖慫恿政策，不加約束。美國還赤膊上陣，通過内閣級官員訪台和大規模對台軍售等與台灣建立“準國家、準外交、準同盟”關係，不斷改變台海現狀。

　　四是美國對台政策或將被民進黨當局對美政策逆向利用。蔡當局試圖打破以往“被動反應”方式，開始“主動塑造”對美關係，即蔡英文所謂台灣不是美國的“棋子”，而是一個“棋手”。美國不斷抛出各種挺台動作，可能直接引發蔡英文當局的誤判，誤以爲美國支持台灣就是支持“台獨”。有了美國的加持，蔡英文當局將更加肆無忌憚，爲所欲爲，“倚美抗中謀獨”氣焰更趨高漲，甚至有可能推進“修憲公投”，直接挑動大陸敏感神經，迫使大陸啓動《反分裂國家法》，動用非和平方式堅决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届時，是選擇爲台而戰，還是棄台而去，美國將面臨兩難。若是爲台而戰，就有可能被迫卷入一場與中國大陸曠日持久的全面戰争，甚至是“核大戰”，而這顯然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即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多蘭（Charles　F.　Doran）所言，“美國不能允許自己被一個犯錯誤的小玩家拖入一場誰也不想要的戰争。”若是棄台而去，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信譽又將遭受嚴重考驗，將來美國的盟友是否還會繼續信任美國，將被打上巨大的問號。

　　第二節　美國對華打“南海牌”及其對民進黨當局南海政策影響

　　蔡英文第一任期，推行“兩國論”的南海政策呈現消極應付態度，重心轉向强化太平島作用，突出南海“事實主權”。兩岸關係、島内民意以及美國等域外因素盤根錯雜、相互交織是蔡英文南海政策根源所在。2020年蔡英文連任後，“兩國論”的南海政策將進一步延續，並呈現新的態勢，將太平島“國際化”，突出南海扮演人道救援角色，是其最重要的南海政策。蔡英文當局裹挾民意，加大“挾美自重”力度，積極推行“新南向政策”，换取相關國家對“台獨”的實際支持。對此，中國大陸要始終發揮鬥争精神，促使美國的南海政策重新回歸“中立”，並積極增信釋疑，發揮東盟的積極作用。對民進黨當局要堅持底綫思維，牢固樹立風險意識和危機意識，下好先手棋。

　　2020年台灣地區“大選”後，國民黨大敗，蔡英文獲得連任，將對兩岸關係搆成重大風險挑戰。在美國全方位布局“印太戰略”情勢下，美國試圖把南海打造成爲對抗大陸的戰略一綫，並極力將台灣納入南海議題的一環。蔡英文當局主動向美貼靠，曾公然揚言“台灣在南海的角色是美國潜在的戰略資産”，“大選”後表示要將美台關係昇級爲“全球合作伙伴”。未來蔡英文當局有可能在太平島上大做文章，在太平島附近爲美國軍艦提供物資補給，甚至有可能允許美國軍艦在太平島停靠修正，若再更進一步的話，則有可能將太平島租借給美國。

　　一、“挾美抗陸”：蔡英文南海政策的“兩國論”底色

　　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以來，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兩岸之間制度化協商機制出現停擺，兩岸關係不斷惡化。在南海問題上，蔡當局態度呈現消極應付，重心轉向强化太平島，突出南海“事實主權”，主張多邊機制解决南海争端，並“挾美自重抗陸”，嚴重損及中華民族在南海的權益。

　　（一）消極態度：籠統應付

　　蔡英文在第一次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就職演説中，對台灣的南海政策避重就輕、避實就虚、知難而進，僅籠統表示在南海問題上有關利益各方要“擱置争議、共同開發”，没有提出相應的南海政策論述。在“南海仲裁案”裁决結果正式出爐前夕，台灣領導人辦公室發言人黄重諺重申在南海問題上，台灣將繼續秉承“堅持主權、不挑釁大陸與讓美國滿意”三原則，但“堅持主權”與“讓美國滿意”以及“不挑釁大陸與讓美國滿意”之間，顯然存在不可調和的根本矛盾。

　　7月12日，“南海仲裁案”正式粉墨登場，所謂仲裁法庭將太平島由“島”性質判爲“礁”，蔡英文表達“反對太平島由島變礁”和“仲裁判决不具法律約束力”和 “絶不接受”裁决立場，但强調兩岸是 “各自主張、各自權衡”。次日，蔡英文登上康定級迪化艦，表示台灣“將不排除一切捍衛南海‘主權’行動”，登上太平島伸張‘主權’”，但後被證實“這是一項没有經過查证的錯誤訊息”。

　　隨着“南海仲裁案”後續效應不斷發酵，爲緩解島内民衆壓力，7月19日，蔡英文在“國安高層會議”上，針對南海議題提出“四點原則”和“五項做法”。與此同時，當民間團體前往太平島護漁時，蔡英文當局非但不提供幫助，反而威逼恐嚇漁民，如到太平島，將使得台灣“主權”盪然無存。7月23日，蔡英文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説明台灣不接受仲裁庭判决的原因是：台灣並未受邀參與仲裁，仲裁庭將台灣矮化爲“中國台灣當局”，太平島島嶼地位被人爲貶低。同時她順勢提出解决南海問題要“堅持和平處理、遵守國際法和維護南海航行和飛越自由”等三個原則，但籠統地將南海“主權”設定在目前台灣僅能控制的太平島及周邊海域，並没有提及中華民族南海歷史性權益。

　　2018年5月，蔡英文在會見海事安全對話外國專家學者時，首次明確表示在南海海域，台灣“主張‘擱置争議、共同開發’”，直接放棄馬英九時期“主權在我、擱置争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原則。2020年4月，民進黨再次重申台灣主張應秉持“擱置争議，共同開發”原則處理南海争端。蔡英文當局第一任期所展現出來消極的南海政策，嚴重損及中華民族在南海的權益。

　　（二）戰略重心：强化太平島，突出南海“事實主權”

　　爲了凸顯台灣“事實主權”，操弄“台獨”空間，蔡當局南海政策的重心唯有轉移到對太平島建設防衛上。2016年6月，台灣科技事務負責人楊弘敦表示，台灣將在太平島成立“南海國際研究中心”，引領南海區域内環境與灾防研究，加强與東盟國家科技合作。9月，台交通部門在太平島設置自動觀測氣象站，以及在碼頭上設置南沙潮位站，作爲整體氣象觀測設施一部分。至於太平島上現有衛星追踪站觀測信息，台灣當局也規劃進一步思考如何與東南亞國家互惠、分享與合作。

　　2017年8月，蔡英文在參加“亞太安全對話”論壇時，表示“台灣把太平島作爲持續從事研究及人道救援等作爲，台灣南海舉行人道救援演習，目的在於强化台灣的緊急醫療後送機制以及海事研究的能力。台灣“海巡署署長”陳國恩表示“已將逐步增加太平島醫療設備的相關資源，負起擔任南海國際救難中心的責任。”2018年起，台“海巡署” “衛福部”和“國防部”已經着手準備讓4000噸級巡防艦成爲與“野戰醫院”有同等救護能量的海上醫療船，並計劃將太平島設爲常駐基點。2018年4月，台灣當局成立“海洋委員會”，提出要實現健全海洋法制，做好生態保育工作；配合政策，推動海洋産業以及强化海洋研究能量，培育海洋人才等三個目標，其在南海的着力點就設在太平島。6月，台“海委會主委”黄煌輝接受台“中央社”專訪時，表示“台灣的南海政策是要確保台灣海域的航道是自由、和平、安全的‘藍色海洋’，已規劃打造太平島爲南海國際救難中心。”美國2018年“國防授權法案”抛出所謂“美艦泊台”相關議案之時，民進黨當局對美國也遥相呼應，準備擴建太平島碼頭，延長太平島機場跑道。

　　（三）策略聚焦：“挾美自重抗陸”姿態頑劣

　　民進黨重新執政後，開始進一步凸顯台灣在美國“印太戰略”的角色和地位，圖謀把台灣打造成爲美國在西太平洋遏制中國大陸崛起的“馬前卒”。美國的南海政策走向以及所主導推動的“印太戰略”，將挑戰中國南海政策布局與作爲，尤其是近年來，美國不斷公開鼓勵台灣放棄“斷續綫”聲音不絶於耳。面對中國大陸維護南海主權采取相關措施，甘願充當美國反華鷹派勢力的“馬前卒”，“挾美自重抗陸”，不斷指責中國大陸違反相關國際法。2017年12月，蔡英文副手陳建仁出席“第七届台美日三邊安全對話研討會”時，肆意批評中國大陸的南海政策。2018年9月，在參加“亞太智庫領袖峰會”開幕式時，蔡英文竟聲稱“在南海區域，在區域安全及戰略問題上的合作，台灣將創造更多合作可能性應對中國大陸威脅”。2019年6月，在參加“海事安全對話”會見專家學者時，蔡英文污衊中國大陸“不斷在台海、東海及南海擴張海權，不僅影響兩岸現狀，也威脅區域的和平穩定”。2020年4月，當中國大陸在三沙市設立南沙區、西沙區，民進黨批評“中國大陸近期就南海區域采取的片面及專斷舉措與聲明，台灣表示關切與抗議”。與此同時，民進黨認爲中國大陸所倡導的雙邊機制對於大陸更爲有利，因爲這會很容易讓其對其他南海聲索國形成“各個擊破”，而主張引入美國因素，繼續保持對大陸高壓態勢，才能獲得所謂絶對“安全”，其達到“挾美自重抗陸”不可告人目的昭然皆知。

　　二、美國南海政策與民進黨當局南海政策的聯動效應

　　當前緊張的兩岸關係，台灣政治因素制約以及美國加大對民進黨的施壓力度，使得南海問題成爲大國戰略博弈的關鍵節點。這些因素錯綜復雜，相互交織，或多或少制約並影響蔡英文第二任期内南海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一）民進黨當局在南海問題中需要合理正視“兩岸因素”

　　一是體現在兩岸在海洋領土主權“法理”論述聚焦分散。蔡英文南海政策主張仍將延續第一任，將會只凸顯天平島“事實主權”，而逥避作爲法理依據的“中華民國”。台灣南海政策並非簡單的海洋政策，而是與兩岸關係密不可分。蔡英文爲凸顯台灣“獨立政治實體”地位，扮演南海争端中的關鍵一方，圖謀以“台灣”名義參與南海各方協商，但目前一中原則已經成爲國際社會普遍原則，台灣要想繞過中國大陸，單獨參與南海相關方協商，難度可想而知。未來兩岸應該找到共同交集並達成共識，並逐步在南海事務中累積互信，推進兩岸關係發展。

　　二是兩岸關係能否爲南海問題管控分歧發揮作用。兩岸關係與南海問題既能相互牽制，作爲二者之間存在“戰略相關性”，又可以彼此發生聯動。在2020年“大選”勝選的講話中，蔡英文依然以“仇中”、“抗中”、“反中”爲基調，不斷推卸責任，指責中國大陸“試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台灣必須建立足以保衛台海安全的軍事力量”。1月14日，蔡英文接受BBC專訪中叫囂“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叫中華民國台灣”“任何時候都不能排除戰争的可能性”“中國如果入侵台灣將會付出相當的代價”。蔡英文高票連任，“台獨”幻想更趨激烈，始終拒不接受“九二共識”，拒不放棄“台獨黨綱”。衆所周知，“台獨牌”是民進黨“神主牌”，但也是其無法與大陸進行正常交流的最大“罩門”。在南海問題上，民進黨當局把南海争端作爲追求台灣“獨立”的重要平台，南海政策也成爲其推行“台獨”政策的一部分。“由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衍生出來的南海政策，由於具有非常强的對抗大陸的特性，因此使大陸對民進黨的不信任程度進一步加深”。“以民進黨爲首的台獨勢力通過南海政策追求台灣‘不同於中國’的目標，可能造成兩岸關係形成‘一邊一國’的情况，這將對‘一個中國’原則形成嚴重的挑戰”。兩岸因素在台灣的“南海政策”中必須嚴肅看待，兩岸在南海主權論述“各自有所區别”，兩岸對南海争議的處理態度與方式，表面上看似雷同，但實際上中國大陸采取積極性維護南海主權，而台灣采取消極的保守主義，“台灣要思考符合現行國際法和兩岸關係，才是明哲保身的基礎”。

　　三是兩岸在南海合作或衝突的可能性。民進黨當局在南海問題倒行逆施，與美國相互配合，使得中國大陸腹背受敵、兩面爲難，同時面臨南海問題與台海問題的雙重壓力。但兩岸在南海問題上也可以就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交流，强化在水文等非敏感領域溝通，累積互信。另外也應該以學術研究爲契機，搭建平台，推動兩岸的南海問題研究領域專家學者互相交流，互通有無，互相借鑒，共同加强對南海問題的研究。再次加强非敏感領域合作，兩岸可在普世價值議題上增進交流，諸如海上人道救援、環境保護，特别是海洋環境污染與漁業資源保育等等，都是可以在不觸及高度政治因素干擾下可以進行的。但是兩岸之間若在南海發生衝突，例如中國大陸軍隊主動進攻並佔領太平島，或是其他南海聲索國聯合台灣一起進攻中國大陸目前所控制的南海島礁，除非南海結構性矛盾發生根本轉變，否則這種可能性在短期内可謂微乎其微。

　　（二）島内民意對民進黨制定南海政策發揮舉足輕重作用

　　2020年“大選”後，島内政黨力量格局存在“緑大藍小”結構和“緑長藍消”態勢有新的擴展性變化。蔡英文將裹挾島内“民意”，面對南海問題的態度將更加消極，將繼續忽悠台灣民衆，騙取選票。雖然南海距離台灣較遠，一般島内百姓關注度較低，但受國民黨長期教育宣傳影像，“台灣民衆還是普遍認同擁有對南海的主權”。面對島内民意壓力，蔡英文試圖“維持現狀”，不敢貿然放棄南海“主權”，以免給台灣人民落下“賣國誤國”口實。對於南海問題的各種表態，將按照國際法相關規定處理糾紛争端，對部分“泛藍”選民至少不排斥。但爲了滿足2020年“大選”中大多數“泛緑”選民訴求，認爲台灣在南海問題上從未與中國大陸發生關聯交集。

　　（三）美國積極推行“印太戰略，”加大拉攏民進黨力度，南海問題成爲中美博弈關鍵戰略節點

　　與美國推行“印太戰略”，强化印太戰略布局，利用其他南海聲索國，不斷挑戰中國南海主權，混淆南海情勢相呼應，民進黨開展“去中國化”的台灣“主權”論述立場，完全在配合美國南海戰略利益。因此，對蔡英文當局未來南海政策走向判斷，不能僅以單一政策進行就事論事，而應該將其放置中美關係整體框架下思考。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出“印太戰略”，極力拉攏台灣，遏制中國的企圖不言而喻。美國在南海除繼續奉行“前沿-前綫”策略外，自由航行的頻率不斷增强，試圖制衡中國海上力量增長。特朗普認爲美國强大的海軍是確保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保障，“擴大美國海上力量的計劃將會打消南海區域内美國盟友的顧慮，顯示美國依然是‘亞洲自由秩序的保证者的地位’”。2017年，美國政府提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願景，將涉及台灣的有關内容置於“印太區域戰略”中的軍事安全領域，强調美台享有“共同的價值觀”，美國爲維護在這一地區的利益，應該協助台灣發展“不對稱戰力”，以提昇台灣的“自我防禦能力”。2018年12月，美國國會炮製所謂“亞洲再保证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ARIA），公開台灣納入到美國“印太戰略”中來。

　　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佈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報告要求美國國會不斷透過立法的努力來維護台灣的“國防”與“國際空間”。在通篇報告中提及“台灣”高達30次，頗令人意外的是台灣竟然是在報告結論中唯一被提到的“國家”，都在顯示美國“印太戰略”中肯定台灣發揮戰略作用。8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在出席島内“AIT＠40台美關係展”桃園巡逥站開幕儀式時公開表示“台灣是美國印太願景中耀眼突出的一環”。10月7日，酈英杰在美台“太平洋對話”開幕會上指出，“美台之間對話機制的目的是在找出美國、台灣及理念相近伙伴能够共同合作之領域，以滿足我們太平洋友人的各項需求”。

　　面對美國政府推行“印太戰略”極力拉攏台灣，蔡英文當局“自帶乾糧”，投桃報李，甘願充當美國的“馬前卒”。從2017年至今，蔡英文多次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公開宣稱“台灣在印太地區擁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2019年4月16日，蔡英文出席“2019印太安全對話開幕典禮”時，竟揚言“台灣作爲美國‘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全面合作伙伴，期盼台美持續携手努力，開創伙伴關係全新的一頁”。6月12日，蔡英文會見“2049計劃研究所”學者專家訪問團時表示，“台灣將持續與美國密切合作，在‘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强化雙方伙伴關係，共同因應中國威脅和挑戰”。6月18日，蔡英文在會面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領袖訪問團時妄言，“台美伙伴關係也是‘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下，一股很重要的安定力量”。6月25日，在會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台美政策計劃（TUPP）訪問團”時，蔡英文聲稱“台灣將繼續跟美國及理念相近國家，一起爲國際重要議題做出貢獻”。隨着中美博弈在未來將全面昇級，將加大對民進黨當局的拉攏挑唆，美國與台灣在南海問題上相互勾結，徒增南海地區的緊張局勢，不利於中國大陸在南海維權，南海問題成爲中美博弈關鍵戰略節點。

　　三、以南海議題拓展“台獨”國際活動空間：民進黨當局未來政策走向

　　蔡英文第二任期間内，預計“兩國論”的南海政策將延續，但會呈現更加消極的趨勢。民進黨當局將太平島“國際化”，突出南海扮演人道救援角色，是其最重要的南海政策。同時，裹挾民意，不斷凸顯台灣“獨立”地位，加大“挾美自重抗陸”力度，積極推行“新南向政策”，换取相關國家對“台獨”活動的實際支持。

　　一是將太平島“國際化”，突出南海扮演人道救援角色，是民進黨當局最重要的南海政策。

　　民進黨當局一直奉行“太平島國際化”策略，認爲這是與美國展開海洋合作和安全合作的重要籌碼。目前民進黨當局正積極準備把太平島建爲“人道救援中心及運補基地”，以“接駕美軍”爲目標對太平島進行“準軍事化”建設和强化，不斷開展南海人道救援演練。雖然有台灣學者認爲台灣允許租借太平島給美國可能性不高，究其緣由是其中牽涉到嚴峻的兩岸關係和復雜的美台關係，例如台美雙方須先簽署並批準《太平島租借條約》，其中將涉及“主權和管轄權”問題，以及租用者所屬軍隊、公務員及其相關人民在租用地的權利與義務”。但未來仍不能排除民進黨以所謂“人道救援”等爲遮羞布，與美國在南海地區進行各種各樣的合作，而美國也會邀請台軍參加在南太平洋的“醫療救援行動”。未來蔡英文當局的重要南海政策是將太平島“國際化”，突出南海扮演人道救援角色。

　　二是裹挾民意，不斷凸顯台灣主體性，忽視南海歷史性權利。自台灣地區開放領導人“直選”以來，蔡英文獲得817萬票，史上最高。在高人氣和高得票裹挾下，蔡英文氣焰將更爲膨脹。在“台獨”幻想驅動下，加速“台獨”布局，利用所謂“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等幌子，不斷惡化兩岸關係。在南海問題上，蔡英文當局將會切斷與中國大陸任何内在聯繫，妄圖通過犧牲南海“主權”换取“台獨”支持，不斷凸顯台灣主體性，兩岸共護南海“主權”立論被推翻。蔡英文連任後，在南海問題上將繼續會謀求參與南海多邊協商與談判，主要目的不在於解决南海争端，而是要拓展台灣所謂“國際活動空間”。蔡英文推行南海政策背後邏輯，是切斷與中國大陸在南海問題上關於歷史、法理等各個層面的内在連接，妄圖以南海問題來尋求與美合作的新議題，並獲得美國及南海周邊國家對“事實獨立”地位的認可。由此可以看出，民進黨當局南海政策的出發點與落脚點還是爲凸顯台灣“主權”獨立而服務。

　　三是加大“挾美自重”力度，扮演遏制中國大陸的“急先鋒”。隨着美國落實“以台制華”的布局全面鋪開，民進黨加强與美國相互勾連，自覺充當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馬前卒”。2020年1月，在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後，蔡英文會見“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時，表示“台美在安全、經濟，以及共享價值等領域不斷深化合作，已昇級成‘全球合作伙伴關係’”。3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生效“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暨强化倡議法案”（簡稱“台北法案”，TAIPEI Act），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發言人黄重諺表示“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合作伙伴，台灣將繼續與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强化合作，並在共享自由民主與繁榮的價值基礎上，强化伙伴關係”。正值新冠肺炎全球蔓延期間，美國國務卿蓬佩奥在社交媒體上感謝台灣贈送口罩，聲稱台灣是“艱難時刻真正的朋友”。而在這兩周之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與台外事部門負責人吴釗燮簽署“台美防疫伙伴關係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將在合作交流的既有成果基礎上，共同對抗新冠肺炎病毒，進一步强化台美咨商與合作機制，這是美台斷交後罕見以雙方爲名的官方聯合聲明。

　　民進黨當局可能根據美方的授意和口徑，以響應美國策動的台海南海“雙海聯動”，很大可能會加入域外國家對中國南海維權行爲進行譴責，雙方公開可能密集向中國大陸施壓。未來，美方以加强美台防務合作伙伴關係爲由，實施包含“美軍艦訪台擴大美台演習”“考慮美台軍艦重新停泊在對方港口的適當性與可行性”條款的“2018年國防授權法”，甚至有可能編造艦船事故、惡劣天氣等藉口，要求向太平島停靠。美國加大對民進黨當局的拉攏挑唆，不排除最高决策層將直接施壓台當局，要求澄清“南海斷續綫”含義，甚者要求放棄“南海斷續綫”的聲索。

　　四是積極推行“新南向政策”，换取東盟國家實際支持。2016年以來，民進黨當局在政治上推行“親美日反大陸”，在文化上極力推動“去中國化”，在經貿上試圖切斷與大陸緊密關係，其大力推出“新南向政策”就是其對外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8月，蔡英文召集“對外經貿戰略會議”，會上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在總體與長程目標中指出，將建立廣泛的協商和對話機制，形塑和東盟、南亞及澳大利亞、西西裏等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共識，逐步累積互信及共同體意識。依此綱領，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問題上，透過協商和對話機制，有效解决相關問題和分歧當然可以適用。與此前三次“南向政策”不同，蔡英文“新南向政策”將主攻方向設定爲台灣最爲擅長的新興科技製造業和服務業，力圖最大限度地發揮台灣的優勢實力。“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上台以來强力推行，其有可能爲推行“新南向政策”，在南海問題上與其他南海聲索國尋求妥協，南海政策可能成爲“犧牲品”。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新南向政策”與民進黨當局的南海政策搆成高度重叠，妄圖彼此聯動，既分進合擊，又相互推進。但由於台灣自身實力有限，在南海問題上面臨徹底邊緣化的趨勢將不可避免。“台灣當局有意通過這種方式表達其對國際法的尊重，通過與相關東盟國家表達意願，强化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以此來達到其“新南向政策”的目標，使得未來台灣當局會在南海政策上，不得不在東盟國家中尋求妥協。

　　四、結語

　　近年來，盡管南海局勢近來出現和緩迹象，但“嚴重制約南海局勢緩和的結構性矛盾即主權争端與大國博弈並未有效彌合，中國面臨的體系性約束有增無减”。南海問題短期内難以風平浪静，因而中國大陸要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中國的南海戰略是要尋求主張和行動能够實現更好的匹配，更明晰地向國際社會，尤其是域内國家以及域外勢力，表達自己在南海的真實戰略意圖，在行動上傳遞中國在南海維護主權權益的决心不會動摇、維護南海穩定的信心不容置疑。”

　　首先，敦促美國南海政策回歸理性。如果美國落實“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中關於美台在南海合作的相關條款，應該提前制定預案。當然，也要積極與美國加强溝通協商，“中國也要强化與美國的戰略溝通，强化危機管控能力，不斷增强《中美關於海空相遇安全行爲準則諒解備忘録》等協議的約束力”。要增强戰略定力，心無旁騖繼續完善南海島礁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藉助學界的“學術議程設置”、政界的“政治議程設置”和媒體的“媒介議程設置”，對中國立場進行廣泛宣傳，盡可能化解外界誤解，對於不實的謡言和“假消息”等要及時予以澄清駁斥。

　　其次，打造公共産品，穩住南海周邊國家。雖然東盟並非南海問題的當事方，却是重要利益攸關方，對南海局勢發展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圍遶南海問題，東盟存在着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航行自由、大國權力均衡以及保持自身團結、公信力、地區事務中的中心地位等重大利益。加之對中國的警惕、憂懼，防止中國在南海取得壓倒性優勢是東盟“中立但不沉默”的重要注解”。在南海問題上，我們要减少他們立場反復的變量，增加中國—東盟經濟合作的容量，深挖“南海行爲準則”談判成果的存量，是中國與南海主權聲索國更廣泛加强互信，建設南海地區安全機制和危機管控機制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國與東盟的南海行爲準則（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簡稱DOC）談判已經取得重大進展，雙方在已形成的單一磋商文本草案基礎上完成第一輪審讀，并力争在2020 年内完成磋商。要加强與南海周邊國家的聯繫，盡可能化解南海周邊國家的疑慮。同時要强化規則制定，“設法掌握‘南海行爲準則’制定話語權和主導權，在海上規則制定和發展中掌握主動權”。

　　最後，對民進黨當局，要堅持底綫思維，牢固樹立風險意識和危機意識，下好先手棋。持續對“台獨”勢力保持高度威懾和高壓態勢，凡是從壞處準備，努力争取最好的結果。對於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我們要做最好壞的打算，要有充分預案，一旦發生重大突發事件，要有能力遏制危機、管控危機、以戰止戰。認識到台灣在南海戰略中可以扮演一定要角，中國大陸需要站在全局角度，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發揮南海“第二軌”協商機制，在主張兩岸南海合作、共同捍衛南海主權時，先交由民間團體、學術組織以及專家智庫機構等主導，應該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對台灣參與協商訴求給予積極響應。要强化海峽兩岸同胞對南海維權的歷史滄桑感和現實緊迫感的認知，不斷唤醒對維護同屬中華民族南海“祖産”的心靈共鳴，建構海峽兩岸南海命運共同體。

　　第三節　美國對華打“香港牌”及其對民進黨當局涉港政策影響

　　爲達到配合美國、“以港亂中”、醜化“一國兩制”和對抗兩岸統一等險惡用心，民進黨當局極力插手香港問題，頻頻上演“台獨”救“港獨”戲碼。在我推出《香港國安法》、《香港行政長官産生辦法》和《香港立法會産生辦法和表决程序》等重磅舉措後，民進黨當局仍不收手，繼續炒作“援港抗中保台”，加劇香港緊張局勢，我宜予以警惕，妥爲因應。

　　一、民進黨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及與香港反對派勾連情况

　　香港“反修例風波”爆發後，受“台獨”意識形態作祟影響，民進黨當局見獵心喜，到處煽風點火，唯恐香港不亂，主動借機生事，全力介入，直接出錢出力，在物資供應、資金保障、輿論造勢等方面，對“港獨”分子傾力相挺，公然邀請黄之鋒等“港獨”頭目赴台進行所謂的“交流培訓”。蔡英文親上前綫，宣稱要與香港暴力分子站在同一陣營。在蔡指示下，民進黨當局各種陰招、損招、壞招盡出：

　　一是成立“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項目”。在所謂“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下成立執行該項目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由“陸委會”進行“跨部會”協調，處理港人居留、安置、照護等實質援助行動，“盡最大能力與香港站在一起，協助香港”。主要是爲“港獨”分子壯膽撑腰打氣，製造“亂港分子若有事，台灣將兜底接納”的印象。在民進黨當局推動下，“香港衆志”頭目黄之鋒、香港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等“港獨”分子公開訪台，與“台獨”勢力沆瀣一氣、狼狽爲姦，圖謀把香港往動亂方向引導。

　　二是侵蝕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形勢不穩後，民進黨當局分析香港金融人才將會出走，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也將不保。蔡專門委任前“金管會主委”顧立雄爲“國安會秘書長”，圖謀利用顧及其妻子台“經濟部長”王美花在金融領域資源，盡可能吸引香港金融人才赴台發展，掏空香港。

　　三是民進黨中央成立所謂“香港情勢因應小組”。聲稱要做民間和政府的橋樑，維護“港人來台權益”。民進黨還在台灣“立法院”成立跨黨派的“台灣國會香港友好連綫”，吸引民進黨、時代力量、台灣基進、民衆黨、國民黨共48名“立委”參加，不斷通過舉行記者會等方式隔空喊話，爲亂港分子提供“道義支持”，聲稱將“讓這一届‘立法院’成爲最支持香港的‘立法院’”。該組織由親民進黨“立委”林昶佐任會長，民進黨“立委”洪申翰擔任副會長。蔡當局高度重視，專門指派“陸委會”參加成立儀式。主要成員有蘇巧慧（民）、吴玉琴（民）、邱顯智（時）、王婉諭（時）、許智杰（民）、林楚茵（民）、鐘佳濱（民）、趙天麟（民）、陳柏惟（基進）、蔡易餘（民）、賴品妤（民）、王定宇（民）、林淑芬（民）、林俊憲（民）、周春米（民）、沈發惠（民）、李昆澤（民）、林宜瑾（民）、江永昌（民）、何志偉（民）、吴思瑶（民）、吴琪銘（民）、邱臣遠（衆）、邱泰源（民）、範雲（民）、徐志榮（國）、高嘉瑜（民）、張宏陸（民）、莊競程（民）、陳玉珍（國）、陳明文（民）、陳歐珀（民）、陳瑩（民）、黄秀芳（民）、廖國棟（國）、管碧玲（民）、趙正宇（無）、劉世芳（民）、蔡易餘（民）、鄭運鵬（民）、蔡適應（民）、鐘佳濱（民）、賴瑞隆（民）、羅致政（民）、羅美玲（民）、蘇治芬（民）等。

　　四是縱容“台獨”分子成立專門組織。台“交通部長”林佳龍與“民運分子”王丹、前香港“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香港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前社民連主席陶君行等沆瀣一氣，發起成立“華人民主書院”。該組織曾接受英國駐港領事館、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台灣當局等資助，在港秘密訓練“占中”骨幹，邀請以煽動暴力、顛覆政府出名的台灣民進黨創黨黨員簡錫階等授課，專門培訓人造汽油彈等技術，學員包括後來成名的黄之鋒等。在林佳龍等牽綫搭橋運作下，目前“華人民主書院”和德國智庫弗裏德裏希·瑙曼基金會旗下的“全球創新中心”已逃離香港，轉至台灣。此外，林佳龍還專門創立“光合基金會”，多次邀請“港獨”分子訪台，並舉辦“香港：自由之光音樂會”等活動爲“港獨”分子募捐。

　　二、與在美“港獨組織”的勾連及其運營策略

　　美是香港事件重要亂源之一，蔡利用台在對港地理和人員交流優勢，在情報信息、資金鏈條等方面對美高度配合，强化與美捆綁，聲稱“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却遭到鎮壓，香港情勢的惡化更凸顯出台美共同捍衛自由民主價值的重要性”，進一步加劇香港情勢復雜性。除配合美國政府外，蔡當局還積極與美國“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tic Council，簡稱“HKDC”）合作，該組織基本情况爲：

　　一是支持“港獨”。楊錦霞、朱牧民、李卓人、羅冠聰、敖卓軒、許田波（Victoria Hui）、社運人士Joseph Ng、華裔美籍法律學者譚競嫦（Sharon Hom）等人傚仿在美“台獨”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2019年6月發起成立“HKDC”，自詡“影子使館”，與“大專學界國際事務委員會”（IAD）、“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等亂港組織勾連，並與“台獨”、“疆獨”、“藏獨”等勢力勾結。楊錦霞（Anna Cheung）係紐約曼哈頓維爾學院生物學教授，長期支持“港獨”運動，創立“紐約香港關注組”（NY4HK）與“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二是在美國與香港中間扮演中間橋樑角色。“HKDC”與美國衆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美國最年輕參議員約什·霍利（Josh Hawley）、共和黨田納西州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共和黨籍參議員托德·揚（Todd Young）、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CECC）主席麥戈文（Jim McGovern）等往來密切，主要目的是遊説美國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涉港法案，並引導“港獨”分子與美國政客接觸。“HKDC”總監、“占中三醜”之一朱耀明之子朱牧民自稱職責就是“教導港僑組織如何接觸美國政客”。

　　三是未來運營策略。固守美國大本營，遊説美國政府通過“香港救援法”及“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繼續爲美國遏制中國發展遞送“砲彈”。同時，在國際衆籌平台籌措五十萬美元，加强與英國、歐盟接觸，協助“港獨”分子尋求所謂的“政治庇護”，撈取政治資本。2021年1月，在民進黨當局支持下，該組織協助5名逃台“亂港”分子逃至美國，並申請政治庇護。美台聯手爲亂港分子提供資金支持和“人道庇護”，化解其後顧之憂，進一步助長亂港分子投機心理和囂張氣焰。

　　三、“隨美亂港”：民進黨當局主要目的與困境

　　民進黨當局爲搞亂香港、抹黑“一國兩制”、對我製造難題，高調介入香港事務，頻打“香港牌”，多次表態“台港同行，持續往民主道路前進”，顯著昇高兩岸對立，煽動島内“仇中反中”意識，强化台民衆對我離心力。

　　一是借“反修例”反“兩制台灣方案”。蔡以“辣台妹”姿態，力挺香港“反送中運動”，拉高調門稱“一國兩制在港已破産，不應再害台”。台“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稱，“香港事件證明一國兩制真正的本質就是欺騙和暴力”。

　　二是加碼亂港。爲深度搞亂香港，民進黨當局既“撿槍”又“造槍”，慫恿“台獨”、“港獨”勾連，爲香港暴徒提供武力器械、人員培訓和人道庇護，成爲香港亂局“物資供給站”和“逃犯天堂”。

　　三是在台製造“亡國感”（“芒果干”）。蔡在島内大肆渲染“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編造香港自殺、死亡和被捕人數假消息，欺騙民衆，催生島内“仇中心理”。台“副總統”賴清德公開稱，“香港有5804人被捕，發現2537具死亡屍體及256宗自殺案件。大家敢相信一國兩制嗎？敢相信中國的保证嗎？”

　　但民進黨當局也面臨較大困境，唯恐將香港暴徒引入台灣後禍亂台灣、引發島内民衆不滿。民進黨當局曾考慮修訂條例，爲香港暴徒逃台打開“方便之門”，但最終叫停，不承諾給“港獨”分子“庇護待遇”。5名亂港分子（包括被控暴動襲警等4罪的24歲吴仲謙以及曾闖入立法會的21歲文家健）從東沙群島逃至台灣後，民進黨當局故意“冷凍”在高雄，完全切斷其與外部聯繫，不準見律師、人權團體，連向父母報平安機會都没有，境况“比偷渡者還慘”。台“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稱，偷渡赴台“既違法也有風險疑慮，政府絶對不鼓勵”。台當局立場左右摇擺，被“港獨”分子批評是狂喫香港“人血饅頭”、拿香港暴亂做“政治提款機”。

　　在我“香港國安法”等强力威懾下，民進黨當局近期有所收斂。但在2020年台“大選”時，蔡依靠炒作香港事件高票當選，食髓知味後，未來仍將利用台灣問題對内煽動“反中”情緒，對美表忠心，對我昇高對抗。

　　四、政治正確與島内在野勢力全面插手香港問題

　　在美國和島内民進黨當局的政治操弄下，介入香港問題、支持香港“反對派”一度成爲島内的“政治正確”。“時代力量”、“基進黨”等民進黨的側翼組織自然會積極跟進，連國民黨等藍營政黨也不安本分，開始借機炒作。

　　一是“時代力量”扮演“急先鋒”角色。除民進黨當局外，島内“挺港”姿態最高、聲音最響的，莫過於“時代力量”。林昶佐就邀請主張“港獨”的香港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和“港獨”組織“香港衆志”成員訪台，宣揚要助港實現“公投自决”。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台獨”激進組織“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等呼吁蔡當局超前部署，盡快通過適用所有人的“難民法”，建立完整庇護機制，保護被中國壓迫的所有人。

　　二是國民黨蠢蠢欲動。在島内整體氛圍帶動下，國民黨“不甘寂寞”，直接爲香港反對派摇旗呐喊，國民黨主席江啓臣與黄之鋒公開會晤，詆毁“一國兩制”，受到藍營支持者和島内有識之士强力批評後，近來有所收斂。

　　三是民間非政府組織“多面開花”。“基進黨”、“華人民主書院”、“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台北長老會濟南教會”等“台獨”色彩濃厚的民間組織都趁勢作亂，通過路綫規劃、信息提供、資金支持等方式，積極協助“港獨”組織“香港故事”、“我要攬炒”團隊成員李宇軒等共12名暴徒逃亡台灣。台北濟南基督長老教會主任牧師黄春生公開承認，他與“占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關係密切，也是港台兩地“聯絡人”，曾在台港兩地搭建起“着草水路”，幫助200多名香港暴徒潜逃台灣。此外，台灣香港協會、香港邊城青年、台灣民間支持香港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香港抗争者支持工作台灣義務律師團、台灣公民陣綫、經濟民主連合、青平台基金會、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華人民主書院、在台無國界記者組織等也都多方面參與。

　　四是重點人員突出。台灣基進黨主席陳奕齊曾與港獨組織“香港民權抗争”發言人、樹仁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楊逸朗等在台灣聯合發起成立香港民權支持協會，爲香港暴徒張目。2019年4月，楊逸朗、鄭偉成等極端激進“港獨”分子赴台，與台灣基進黨主席陳奕齊、秘書長陳信諭等討論所謂大後方計劃，即爲潜逃的亂港暴徒提供庇護及協助逃至海外。2019年6月楊逸朗棄保逃到台北尋求庇護。此外，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台北市議員邱威杰助理謝旻軒、“黑色島國”青年陣綫成員黄燕茹、香港邊城青年發起人江旻諺、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台灣獨眼新聞記者陶貞穎、台灣長庚大學學生張佩歆、程序員林本立等多次參與亂港活動。其中，邱伊翎數次在台灣組織反修例集會，陶貞穎與“港獨分子”樑頌恒及張昆陽秘密接觸，商討暴力分子赴台避難，林本立曾携帶“港獨”貼紙、頭盔及防狼噴劑等赴港。《聯合報》記者鐘聖雄承認曾協助五名“示威者”偷渡到台灣。民進黨當局與“港獨”分子及香港反對派合體作妖，有助於其將“台獨”套路復製到香港中來，聯手破壞“一國兩制”，衝擊香港局勢和兩岸關係穩定，也將爲美持續插手港台問題提供重要籌碼，中國大陸宜繼續保持關注。

　　第四節　新冠疫情與美台非傳統安全合作：以基因爲例

　　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生物技術的進步，生物安全已經成爲攸關國家安全的前沿問題，而基因研究在生物安全中處於重中之重的關鍵位置。爲利用對外合作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搜集基因生物數據資料，展開在美國本土被禁止的基因實驗，並借此機會加大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基因研究的影響和掌控力度，美國不斷在全球範圍内尋找基因領域合作伙伴，而台灣即爲其重要合作對象之一。台灣當局爲借鑒美國在基因領域的先進技術，融入美國生物産業鏈，並借機提昇與美實質關係，也主動向美國靠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台基因領域合作持續昇温，已經形成立體全方位合作關係。新冠肺炎爆發後，美台進一步推進利用基因技術在核酸檢測、疫苗研發、藥物生産等方面合作。在中美戰略博弈持續加劇及美國加大對中國大陸打“台灣牌”背景下，美台强化在基因領域合作，有助於雙方“基因搭台、政治唱戲”，藉助非傳統安全合作提昇實質關係。這也將對中國大陸帶來重要安全隱患，包括中國人種遺傳資源流失、美台聯手在關鍵技術領域對中國大陸“卡脖子”等，因而值得高度關注。

　　一、台美基因合作的歷史演進與主要模式

　　美台在基因領域合作由來已久，從1989年起美台就陸續簽署相關協議或備忘録，授權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協助台灣共同應對包括傳染病在内的公共衛生威脅，這也爲後來美台進行基因領域合作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撑。此後，台美基因合作進入快速發展軌道。蔡英文上台後力推生物技術醫藥産業，將其納入所謂“5+2創新産業”，並顯著加大與美合作力度，相繼制定“加强生物技術産業推動方案”、“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台灣生技産業起飛行動方案”、“生技新藥産業發展條例”，聲稱要將台灣打造成爲“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産業中心”。爲融入美國産業鏈，進一步壯大台灣在生物技術領域也包括基因領域的實力，蔡當局不斷强化與美合作，使得台美基因領域合作呈現出新特點。

　　（一）體系對接

　　台灣在基因管理制度、人才培養模式、成果評價體系、産學研結合方式等，都參考了美國模式，主要是借鑒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農業部（USDA）、聯邦環境保護局（EPA）、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疾病管制中心（CDC）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局（OSHA）的管理法令章程，來制定台灣的行政命令和章程。台大醫學院教授蔡甫昌透露，台灣2002年起推動“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劃”（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for Genomic Medicine, NRPGM）時，就參考了美國的“人類基因體研究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模式。在整個産業布局上，台灣當局也以美國爲範本，如2009年台當局制定“台灣生技起飛鑽石方案”，並在台灣“中央研究院”附近設立“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主要目的是模仿美國三大生技園區（波士頓、舊金山和聖地亞哥），整合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經濟部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及“中研院創服育成中心”等所謂“跨部會”機構，産生“集群規模效應”，推動台灣成爲亞洲生技中心。由於台灣在基因研究領域的整個標準都是參考和依據美國建立而成的，因而台灣基因領域的學者也多以獲得美國認可和奬項爲榮。台灣中正大學利用基因工程技術研發具有防水、耐熱和可分解等特性的“類木質素”新興材料，獲得美國的國際遺傳工程機械設計競賽（iGEM）金牌，這也在島内被大肆宣傳。

　　（二）官方推動

　　美台在醫療衛生也包括生物基因等領域已經建立起例行性和制度化的合作機制。美國衛生部及其下屬的疾控中心（CDC）、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及其下屬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等通過多種渠道，與台“科技部”、“衛福部”及“衛福部疾病管制署”開展人員訪問交流，分享基因研究信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FS）、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tmoshperic Administration, NOAA）與台灣“科技部”等單位每年都會定期舉行“美台科技合作會議”，台“科技部長”多會親自率團與會，而基因技術合作都會是其中重要議題之一。2018年9月，台灣“衛福部長”陳時中訪美，與美國時任衛生部長阿扎（Alex Azar）會晤，雙方就傳染病防治、醫療藥物研發等達成長期合作協議，其中要包括以基因研究方式推動雙方生物醫療合作，這是台灣“衛生署”昇格爲“衛福部”以來，雙方衛生部門負責人首次在美國華盛頓會晤。這進一步增强了雙方的政治互信，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也爲2020年阿扎訪台提前埋下了伏筆。雙方除衛生部門負責人經常會面直接交流看法外，基層官員的互動更爲密切。如2019年10月，美國農業研究署副署長開普（Steven M. Kappes）博士專門訪台，并發表題爲“基因體研究如何影響未來家畜動物之生産”和“家畜動物基因定序技術及選拔策略”。此外，美台還經常在杜克大學等地舉行爲期一周的工作訪問。

　　（三）學界引領

　　基因研究在美國方興未艾，在台灣也是一個熱門研究領域，台灣學術界對基因領域研究，多喜歡參考美國研究成果，並主動加强與美國學術界同行聯繫。久而久之，美台基因研究領域人員關係就極爲密切，例如台灣“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24位專職研究人員中，全部都有留學美國的背景。又如台灣“中研院”院士莊明哲本身就是美國UCSD行爲基因體研究所所長，台灣“中研院”前院長翁啓惠雖然是台灣生策會會長，但在2019年新冠肺炎爆發後却在美國擔任位於聖地亞哥的斯克裏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員，雙方人員密集交叉和密切互動，這可快速啓動與美國研究機構的深度對接。2015年，台“中研院”與美國癌症研究所簽署《癌症蛋白質體學合作備忘録》，透過共同合作，建立發展標準化臨床蛋白質體學技術平台，用於解析癌症的蛋白基因體網絡，並建立癌症檢測及治療的新策略與新模式。

　　（四）企業落實

　　近年來，美台不斷强化在生物領域的合作，合作方式也逐漸由以往“官方對官方”的模式轉向産學研一體化的“公私領域合作”（PPP）模式。蔡英文上台後，每年都會指派“行政院政務委員”率團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全球最大的生計展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並舉行“台灣生技商機論壇”，借此機會强化與美國業界在基因技術等領域合作。此外，台灣當局每年都會由高級别官員率團參加在美國鳳凰城舉行的“美國生物安全協會年度生物安全會議”。在台當局的直接推動下，目前已有多家基因領域的企業與美國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如美國默克（默沙東）公司與台灣工研院生醫所共同建置了台灣生技制藥産程培訓中心。台灣行動基因所開發的“預測免疫療效的演算機制”被選入美國國最新免疫治療評估標準——腫瘤突變負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的研究計劃，這也是亞洲地區唯一入選的基因檢測公司。

　　（五）成果突出

　　2003年人類基因圖譜初步定序完成後，各個國家開始注重采集不同人群的生物樣本，在0.1%的差异上加以比較劃分，以國家、區域、種族爲單位的大型人體基因資料庫相繼出現，企圖透過基因科技來尋找國家人口所共享的生物標記（biological marker）。在此背景下，台灣基因研究界提出，每個國家（區域）人民的遺傳基因、生活型態和環境因素都不同，倘若缺乏台灣自己的人體生物數據庫，就没辦法完整譯碼台灣人的基因秘密，就很難通過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的預測能力，發現基因與疾病的關聯，因而需要構建台灣自己的基因數據庫。隨着美台生物基因合作範圍持續擴大，2012年美國協助台灣建立了“國家級”生物醫學研究基礎設施“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目前已經完成10萬人全基因定型，成爲“高質量、有代表性基因資料庫”；2016年美國又利用台灣在全球領先的基因蛋白體（Proteogenomics）技術優勢和“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將台灣納入美國“癌症登月計劃”（National Cancer Moonshot），台灣由此也成爲與日本、德國、瑞士等並列的八大全球醫療合作伙伴關係之一。“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執行長、“中研院院士”沈志陽表示，“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具有長期追踪、資料全面的優勢，與美國癌症登月計劃方向不謀而合，這些都是台灣執行此計劃的重要優勢。特朗普執政後，美國繼續加碼，2018年美國微軟協助台灣人工智能實驗室搭建基因系統分析平台TaiGenomics，在整合島内30餘傢生物資料庫基礎上利用人工智能和雲計算提昇基因檢測和精準醫療水平，並計劃於美國和全球基因檢測對接。

　　二、新冠疫情：美台加速基因合作的催化劑

　　新冠肺炎爆發後，爲謀求融入美生物安全戰略體系，蔡當局藉助長期累積的對美合作平台，利用納米粒子模仿冠狀病毒、新冠病毒S蛋白、“ACE2基因轉脂實驗小白鼠”等基因技術優勢，進一步融入到美國的防疫醫療體系，顯著加大與美國基因及生物安全合作，雙方專門發表“美台防疫伙伴聯合聲明”，這是1979年之後，美台首次發表的所謂“聯合聲明”，本身就具有較大的政治象徵意義，其中規定的在檢測試劑、疫苗研發、藥品生産等領域的合作，都與基因技術息息相關。此後，“美國在台協會”（AIT）頻頻强化與台灣“中研院”、“工研院”等機構溝通互動，强化雙方利用基因等技術進行防疫合作。

　　一是病毒檢測。新冠疫情爆發後，台當局謀求利用台灣生物技術産業優勢，在疫情中凸顯台灣作用。在檢測技術方面，台“中研院”合成能够辨識新冠病毒核衣殻蛋白的抗體，15分鐘即可完成檢測，聲稱正加速申請美國緊急用户許可证（EUA），準備進軍美國檢測市場。

　　二是疫苗培育。蔡當局“跨部會疫苗合作平台”召集人胡哲銘與美國德州大學醫學中心合作，曾利用基因技術研發出全球首款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疫苗，目前也正利用生物基因中的納米技術模仿新冠病毒，聲稱“已經找出新冠肺炎納米疫苗的候選疫苗”，“最快半年到一年内就會有成果展現”。台“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合成新型冠狀病毒S蛋白（spike protein），是研發疫苗、快篩試劑甚至治療藥物的重要材料，目前正謀求可以研發出針對病毒變异的廣譜性疫苗，已吸引美國多家藥企關注。台灣高端疫苗公司是目前台灣島内唯一具有細胞培養疫苗産能的廠商，曾多次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和美國疾控中心合作，研發出登革熱疫苗和寨卡疫苗，近期重點研發、也是進展最快的就是基因重組疫苗。近期再度與NIH簽約，成爲繼美國巨頭生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後，第二個與NIH合作研發新冠疫苗的機構，也成爲NIH在美國本土以外的首家新冠疫苗共同研發合作方。

　　三是藥物研發。台“國家衛生研究院”利用基因改造技術培育“ACE2基因轉脂實驗老鼠”，這被台灣視爲開發候選疫苗在動物實驗階段的“重要王牌”，以此來吸引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高端疫苗生技公司等與其合作。中興大學基因體暨生物信息所侯明宏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與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合作，提出以突變機率相對低的病毒核殻蛋白功能爲目標的新穎藥物開發策略，成果發表於醫藥化學領域重要國際期刊《藥物化學》(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獲學術界高度重視。台灣“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國光生技”）以往與美國直接合作較爲有限，但其具有成熟的量産能力，且長期與台灣“國衛院”等機搆合作，已經成爲美台生物醫療合作的重要增長點。“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杰多次接觸國光生技，專門討論疫苗和藥物的生産方案。同時，國光生技與美國强生集團關係深厚，强生宣佈投資10億美元與美國衛生部合作研發新冠疫苗，尋求盡快獲得“緊急用户許可证”。台灣生物技術企業具有較强競争力，台灣原料藥競争力在亞洲名列前茅，大多具有美國FDA、歐盟CE認证。台灣當局和相關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國的渠道，打破台灣無法進入世界主流銷售渠道的困境，括展海外市場，擴大台灣藥企和相關産品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凸顯台灣在全球生物醫藥領域的獨特地位。

　　三、生物研究的政治溢出效應：美台基因合作的影響與制約

　　當前國際生物安全情勢正從温和可控狀態轉向相對嚴峻，生物安全已經成爲國家安全的新疆域，也是大國博弈的戰略工具。美國作爲基因技術的全球領導者，向來高度重視基因和生物安全工作，並在全球範圍内取得絶對主導性優勢。與美國相較而言，我國在新發病原體研究、外來生物入侵防控、基因合成與編輯技術等技術點上雖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總體科技創新能力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美國對中國大陸佔據絶對優勢。美國加大與台灣基因合作，將進一步强化美國在對中國大陸生物安全領域方面的優勢，也將對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帶來潜在威脅，主要表現在：

　　（一）中國人種遺傳資源存在被大範圍竊取的隱患

　　人類遺傳資源是國家戰略資源，雖然聯合國《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規定了“與生物資源交换相關的獲取和惠益分享義務”的條款，但很多國家特别是發達國家依然積極搶奪這類資源。據俄羅斯多家媒體報導，美國曾利用多種方式搜集俄羅斯的公民生物樣本、地區傳染病樣本等重要重要生物安全基礎數據。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在基因資源保護方面仍有待進一步深化完善，否則的話，就存在着容易被其他國家特别是美國竊取的隱患。

　　衆所周知，每個國家人種的遺傳基因都有其獨特性，基因的致病機理也與其他國家不同。科學研究表明，不同人種都有特定的DNA缺陷，而漢族擁有獨一無二的O-M175基因。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03年全球感染SARS病毒人數爲8437例，中國人受感染人數就有7764例，占比高達92%，據稱這與O-M175基因有關。基因譯碼需要大規模人體生物數據庫，因此需要建立其專屬的人體生物數據庫。美台正聯手利用台灣的人體生物數據庫進行東西方人種在基因方面的差异研究。2019年3月，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與台灣陽明大學與台北榮總合作的榮陽團隊進行合作，第一次在台灣成立聯合實驗室，將針對肺癌展開爲期5年的合作計劃，目標是要找出東方人與西方人在癌症基因方面的差异，這是美台首度設立聯合實驗室。由於兩岸同屬中國人，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一旦被美國所利用，對兩岸中國人的影響將難以設想。

　　未來美國將繼續以台灣爲“跳板”，通過“非法”或“合法”的方式搜集和竊取中國人種基因。一是“非法的方式”。從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就開始在台灣展開人體實驗調查，常見的手段是美國的研究機構（背後多是美國政府或美國軍方背景）出錢，通過台灣留學生回台做項目，在台灣人中間進行人體實驗，把實驗中獲取的血清和基因等運回美國本土來進行研究。事實上，2000年1月，美國賽萊拉公司爲攫取中國基因資源，曾在台灣投資1億美元，建立台灣的生物基因資源序列資料庫。社會學學者Mark Munsterhjelm在其專著Living Dead in the Pacific: Contested Sovereignty and Racism in Genetics Research on Taiwan Aborigines，曾專門探討了台灣原住民血液樣本如何被轉移到美國耶魯大學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美國對台灣的生物殖民主義。二是“合法的方式”。台灣“人體生物數據庫管理條例”（2019年5月24日修訂版）第15條雖然規定“生物數據庫中之生物簡體除其衍生物外，不得輸出至境外”，但同時又規定“生物數據庫中數據之國際傳輸及衍生物之輸出，應報主管機關核准。”這就意味着美國雖然無法將“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中的生物檢體直接運回美國實驗室，但却可以通過資助合作、聯合研究等方式邀請台灣機構爲其檢測並提供基礎數據的方式間接利用“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未來美國若利用台灣的生物基因數據庫來掌握中國人的基因獨特性，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深度的研究龢利用，後果不堪設想。

　　（二）美台聯手在基因領域對中國大陸“卡脖子”

　　美國作爲全球生物技術强國，一直在基因技術研究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並持續强化自我體系能力建設。美國在基因技術領域佔據絶對優勢地位，美國公開的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簡稱P4實驗室）已達15個，三級實驗室多達1300多個；而我國四級實驗室只有三個，三級實驗室也只有46個，與美國相差較大。除基因技術外，美國還通過標準制定等方式全力搶佔和維持在基因領域的話語霸權。未來美國若利用其已經掌握的先進基因技術對中國大陸進行遏制，再利用其在規則方面的主導權禁止中國大陸發展相關技術，將造成“美有我無”的尷尬局面。特别是民進黨當局又願意對美極力配合，未來美台若聯手對我發起衝擊，後果極其嚴重。

　　一是情報搜集。台“國安局長”邱國正公開稱，“新冠病毒是中國的生物戰”，“已經被列入台灣的情報搜集與評估系統”，“未來台灣國安局將針對生物戰調整組織，培養專業人才，並將生物戰列爲國際情報交换重要内容”。台灣向來注重對美合作，未來極有可能以共同防疫爲幌子，加强與美國在病毒和基因等領域的情報合作。

　　二是物種安全方面。美國科學家已經在哺乳動物中成功實現“基因驅動”。與美國相比，我國對生物科技負面作用的管控體系和能力仍不十分健全。我國已確認的外來入侵生物多達618種，成爲遭受外來入侵物種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美國主導下，現在有多個國際組織已將轉基因作物種子合法化。2015年國際種子聯盟（International Seed Federation, ISF）發佈聯合聲明（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 Statement & Principles），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針對基因編輯進行應用與監管模式討論，同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發佈“國際精準生物技術農業應用聲明”（International Statement on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s of Precision Biotechnology），核心論調都是不應對傳統育種和新興育種（轉基因育種）進行差别化管理。已有14個政府或區域組織簽署支持WTO“國際精準生物技術農業應用聲明”，包括美國、澳大利亞、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危地馬拉、洪都拉斯、約旦、巴拉圭、烏拉圭、越南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秘書處。從中可以看出，這14個政府或區域中既有美國，也有台灣的多個“邦交國”。未來美國有可能拉攏台灣進入這一組織，推動轉基因食物在島内合法化。台灣已經開始使用基因體選種技術選育優化母牛群，並出現了全台第一家基因編輯應用公司基可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兩岸農産品往來密切，未來美國若想在基因等領域對中國大陸進行遏制，有可能會以台灣爲跳板，利用種子等領域對大陸進行技術圍堵。

　　三是基因武器。基因科學的進步既可以降低對基因技術的門檻，也可以在短時期内顯著增强毒素的毒性和致死能力，爲基因武器的産生奠定基礎。生物戰理論已見雛形，“基因武器新類型的設計、研究、試製和武器化，達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美國防部正開展20YY生物戰戰略研究。近年來，美國的國家情報委員會、蘭德公司等官方或半官方以及民間機構，紛紛加强基因科技與國家戰略安全研究，普遍認爲基因科技等生物領域的博弈將成爲未來戰争的主要形態。“位於美國馬裏蘭州美國軍事醫學研究所，其實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裏的人員已經研製出了一批具有實戰價值的基因武器”。另外，美國近期還在前蘇聯國家建立生物實驗室，在這些實驗室研究許多在美國本土因風險太高而被法律禁止的研究項目，甚至研發基因武器。與傳統生物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優越性和殺傷力更强，具有精準度高、隱蔽性强等特點。世界各國的種族不同，彼此的基因差异較大，若是將基因開發爲武器，就可以針對特定的種族研發出特定的武器。台灣早在1983年就設立全亞洲第2個同時也是全球第8個四級實驗室，早期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幫助軍隊研發生物武器。未來美國若利用台灣的四級實驗室或在台灣建立新的生物實驗室，使用或擴散基因武器，將對全球安全搆成重大挑戰。

　　（三）爲島内“台獨”勢力製造分裂提供了藉口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台灣政治開啓“本土化”進程，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民衆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受此氛圍影響，以台灣爲主體的想象也滲透到自然科學。

　　一是“實证的基因共同體”。部分島内自然科學家圖謀利用基因技術來型塑“台灣主體性”，如台灣馬偕醫院林媽利長期致力於利用基因問題構建台灣主體身份認同，相繼抛出“台灣原住民與夏威夷人有共同的母系祖先”、“85%的台灣人帶有原住民的血緣”、“台灣人是南亞洲人種”等論調，核心目的就是要打着“基因科學的旗號”構建“台灣人不屬於中國人”的理論，這在社會學上可以被稱爲是基於生物社會的建構主義（biosocial constructionism）或者叫基因民族主義（genetic nationalism）。

　　二是“想象的基因共同體”。辛普森（Bob Simpson）曾以“想象的基因共同體”（Imagined genetic community）一詞説明基因對於當代國族身份認同建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當利用基因技術來製造“台灣人基因獨特性”圖謀破産後，島内部分自然科學領域又開始謀求利用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來製造“想象的基因共同體”。早在2000年台灣“中研院”莊明哲院士就表示，“台灣人具有獨特的基因遺傳，生活形態以及致病的危險因子也和其他國家不同，所以我們希望爲台灣建立一個生物資料庫”。蔡友月、李宛儒也主張，“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英文名是Taiwan Biobank。事實上，這種以‘台灣’爲範疇作爲科學想象主體的浮現，必須連接到台灣認同政治轉型的脈絡，才能被充分理解。”“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以“台灣人”爲範疇的人群分類想象，産生有關“台灣必須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基因庫”、“多元民族的台灣獨特基因組成”等論述，通過“台灣人一起努力，爲下一代台灣人健康”的宣傳，外溢至實驗室以外，來形塑台灣人對未來共同體的集體想象與深厚情感。這種思維的邏輯是將集體認同化約到某種科學的證據，並賦予優先地位，借此來形塑台灣人的主體形象。

　　三是利用基因研究在國際社會行銷台灣主體性。島内部分有緑營政治傾向的學術界人士積極配合民進黨當局，利用基因技術擴大台灣國際活動空間。一是利用與美國合作拓展台灣對外活動空間。台灣利用與美國的基因檢測技術，目前正向島外轉移，如慧智基因與全球基因檢測龍頭illumina和Roche等策略合作，在泰國設立第一個海外據點，未來更準備進一步擴大東南亞市場。二是提昇台灣在國際場合的存在感。台“科技部”專門成立“全球事務與科學發展中心”，經常舉行“美加亞太地區國際合作研究成果發表會”，基因研究則是其中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台灣當局意圖借此進一步擴大在國際上的曝光度。島内還有輿論認爲，在生物醫學全球化的年代，TBB的建立有助於台灣走出被國際孤立的焦慮，憑藉醫學累積的實力加入國際科學聯盟，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如2016年10月，世界醫師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在台北通過“世界醫師會台北宣言：健康資料庫與生物資料庫之倫理考慮”（簡稱“台北宣言”，WMA Declaration of Taipei on Eth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Health Databases and Biobanks）。三是美台基因合作也會對台灣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産生負面示範和聯動效應。新冠肺炎爆發後，民進黨當局爲“以疫謀獨”，積極展開“防疫外交”，謀求利用疫情將台灣與美國在基因領域合作拓展至全球合作，提昇台灣國際地位的想象。2020年4月，台“中研院”馬徹研究員、“國防部”預防醫學研究所、牛津大學組成的合作團隊，成功分離出25種新冠肺炎的病毒株，並取得病毒全基因序列。同年4月，由台灣和丹麥合資的創新公司“柏勝生技有限公司”聲稱可以通過血液檢測“12分鐘完成篩檢”，且“準確率高達90%”，目前正争取美國和歐盟的認证。

　　（四）台灣對美基因合作中面臨的制約性因素

　　美台基因領域合作密切，但由於美台關係“美主台從”的不對等和不平衡結構，台灣在對美基因合作中也面臨着巨大的風險和多種制約因素，除被美國基因殖民外，還包括：一是容易被美國深度掌控。台灣缺乏新型疫苗産業化經驗，更受限於被國際組織、跨國企業所控制的市場門檻，只能通過借船出海，將技術轉給美國企業或爲美國企業代工的方式來换取經濟利益，這勢必會受到美國企業的結構性制約。二是被强迫接受美國的轉基因食品。台灣雖然没有批準在台灣本土生産轉基因作物，但每年却從美國進口超過10億美元的轉基因農産品，占台灣對美進口農産品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三是美國指導台建立人體基因數據庫前景不明。人體生物資料庫是一個高投入、低逥報甚至無回報的工作，需要政府長期巨額財政支持，更重要的是，人類大部分疾病及健康狀况其實與環境、飲食、生活習慣、貧窮等因素有關，因而與其將巨額財政投資到基因生物庫建設中來，不如投資到這些領域中來，而且取得的具體健康效益更加明顯。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很多國家的大型人體生物資料庫正面臨着“泡沫化（bubble burst）”的危機。例如，新加坡2002年曾構建“新加坡人體生物資料庫”（Singapore Bio-bank, SBB），但到2011年就宣佈終止。此外，冰島人體生物資料庫因爲經營不善，也已經停止運行。未來台灣的人體資源數據庫及其與之相關的美台合作還能走多遠，也面臨着巨大的變數。四是美台疫苗合作面臨變數。台灣面臨市場狹小、産業鏈短、人才儲備不足、技術水平有限、研發費用高昂等限制，台灣在較長一段時間對快篩試劑、疫苗及藥物等研發只能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無法量産，加上台灣未大規模爆發疫情，缺乏病例研究資源，特别是能否以商業運作的方式持續下去，面臨巨大考驗，也直接限制了未來台美在抗疫生技領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

　　結語

　　近年來，隨着突發傳染病等生物安全風險不斷增加，基因安全已經發展成爲攸關全局的戰略性問題。爲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我國已將生物安全上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2020年2月14日，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中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面對美台不斷强化基因合作，中國大陸應該加强預警、提高防範，對美台合作進行全面評估，既要尊重科學研究，又要防範潜在風險，牢牢築起國家生物安全“防火墻”，切實維護我國整體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