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討論的是美國對島内民進黨的影響模式及其影響效應，在去對冲和消解台灣美國對民進黨影響時，首先要考慮的就是美國因素，應該認識到美國在處理與民進黨關係時，也面臨着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

　　一是“民主困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美國不斷强化對台灣的“民主輸出”，以扶植民進黨爲重要杠杆，推動台灣逐步實現“民主轉型”，並把台灣打造成爲“亞洲民主的燈塔”，“民主牌”成爲美國介入島内政局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與此同時，所謂“民主牌”也給美國自身帶來了巨大的反作用力。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台獨”組織“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UFI）喊出的口號就是“爲自由民主争取獨立”，這裏很顯然就是把“民主”與“獨立”進行掛鈎，也就是以“民主”的名義推行“獨立”。

　　民進黨執政期間，利用所謂“民主”爲幌子，在島内大肆推行“入聯公投”、“公投制憲”、“台灣正名”等，這些活動美國多采取了“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策略，對民進黨當局一度采取了默許縱容的態度。最爲典型的是，2003年陳水扁推動“護照加注TAIWAN”字樣的“正名”運動時，美國以所謂“未違背美國的‘一中政策’、没有必要介入”爲理由，對陳水扁當局放行。而對於民進黨當局以所謂“民主”的名義來包裝“台獨”布局、力推“修憲台獨”等有可能把美國拉下水的“台獨”行徑時，美國也不得不采用兩手策略。即如2004年4月美國時任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Kelly）所言，“美國堅决支持台灣民主……但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片面邁向‘獨立’的舉動不可能讓台灣在民主自由、自治、繁榮和安全層面上更上層樓。”甚至對於陳水扁力推的“入聯公投”，美國也在玩弄模糊策略，美國時任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聲稱，“美國並不反對公投，台灣和所有民主社會一樣，具有舉行公投的權利……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公投，如果没有牽涉更改國號，美方的反應可能不會這麽强烈。”

　　美國的相關做法顯然會進一步刺激島内民進黨當局的“台獨”野心，進而采取更爲激進的“台獨”布局，將整個台海局勢推向危險邊緣，也將直接衝擊到美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現實利益。

　　二是“安全困境”。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對“台獨”勢力的支持就已經開始引火上身。1980年2月，“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發佈“特别消息”，聲稱已經建立了“台灣獨立軍”（FIA: Formosa Independence Army），並在1980年的2月28日炸毁了“蔣家駐巴拉圭‘大使館’”。此外，“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還將罪惡的黑手伸向島内，以“台灣本部”名義在島内製造多期“武鬥事件”，包括“慈湖爆炸案”（1980年10月9日）、“中興號爆炸案”（1980年11月17日）、“總統府電源爆炸案”（1980年11月22日）以及“國光號爆炸案”（1980年11月22日）等。從這些事件可以看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已經走向了恐怖主義的道路。更讓美國憂心的是，在美“台獨”組織不僅在島内製造各種暴力恐怖事件，在美國也同樣如此，頻頻對“北美事務協調會”在各地辦事處以及當時“中華航空公司”在美國的各種地方組織發起暴力恐怖事件。

　　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美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已經普遍認識到“台獨”組織的恐怖主義危害性。1981年3月底，美國加州總檢察長署向州議會提交了一份題爲“加州有組織的犯罪（1980）”的年度報告，該報告將“台獨”分子列爲“國際恐怖活動”的第一名，直指當年度至少有5次在南加州的爆炸案是“台獨”極端分子所爲。同時還將“台灣極端分子”界定爲“組織性犯罪”（organized crime），是“國際恐怖分子”（International Terrorists）。

　　1985年5月13日至15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舉行聽证會，與會的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國務院情報研究處處長科萊恩（Ray S. Cline）就稱，“台灣獨立運動分子有不同的組織及名稱，有些組織甚至得到傳播界和國會的同情，因爲一般人根本不知道這些台獨組織經常以暗殺和心理戰方式來顛覆一個親美國的政府……台獨分子放棄以民主方式取得政權，而改采用激烈的暴力作風，這就對美國搆成了威脅。”事實上，連一向對“台獨”團體態度非常友好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都對在美“台獨”組織對“北美事務協調會”在各地辦事處的暴力事件進行譴責。

　　在“台獨”勢力發展起來的民進黨執政後，美國也面臨着類似的困局。如果民進黨因爲“台獨”導致台海局勢緊張，而美國此時又選擇袖手旁觀、不直接介入的話，美國對其全球盟友特别是亞太地區盟友的政治信譽將瀕臨破産，未來或將没有國家再對美國抱有幻想，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自然也將大打折扣。但如果美國選擇悍然介入的話，等於是向民進黨和“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則有可能會引火燒身，將自身置於對抗中國大陸甚至有可能引發核大戰的戰略困境，而這顯然是與美國的利益相背的。2021年3月，美國“政治”（Politico）網站發表題爲“中國對台威脅日益增長，美國發出警告”（U.S. warns of China's growing threat to Taiwan）的文章，明確點出美國在對台問題上面臨的首鼠兩端的安全困境。即，如果美國戰略清晰化，發出“武力協防台灣”信號的話，將會造成兩方面的後果，一是會催化島内分離意識越來越强，甚至可能會單方面宣佈“獨立”，另一方面美國的戰略轉變和島内的分離傾向勢必會刺激中國大陸加速統一進程。前美軍太平洋司令法倫（William　Fallon）也認爲，不贊成美國軍隊在台灣海峽“秀肌肉”，與中國展開針鋒相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大國衝突“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阿利森（Graham Allison）更是明言，台灣是美中陷入大國衝突悲劇的定時炸彈，有可能導致中美互相摧毁。

　　所以對於美國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對海峽兩岸同步施壓，確保兩岸都不“改變現狀”。中國大陸可以利用美國的這種心理，對美國進行試壓，向美國揭示現在民進黨當局“漸進式台獨”背後的危害性。與此同時，也要對島内各方政治力量特别是民進黨保持高壓震懾，確保其“不敢獨也不能獨”。

　　第一節　美國的“台獨”陷阱與推動美國參與“反台獨”機制建設

　　美國對民進黨的支持，是民進黨在島内能够持續執政而且未來有可能繼續執政的最主要的外部根源。1979 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一個中國”政策更多停留在口頭承諾層面，而在實質動作上，則是以所謂“與台灣關係法”爲藉口，在兩岸的天平上明顯偏向台灣，這也成爲“台獨”勢力到今天依然能够在島内“大行其道”的重要外部保障力量。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美國爲中國大陸精心設置的“台獨陷阱”，若稍有不慎，反而有可能引火燒身，反噬自我，將美國拖入與中國大陸曠日持久的對抗甚至是戰争當中，這顯然與美國的戰略利益是背道而馳的。即如美國前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所説，台灣很容易成爲重大外交危機，如果美國把台灣作爲一種工具來“戳北京的眼睛”，“那將是極度危險的”。密蘇裏州立大學的榮休教授郝志堅（Dennis Hickey）也認爲，美國應該停止利用台灣作爲激怒中國大陸的棋子，否則這將成爲危險的遊戲。

　　因而，要想推動兩岸關係由和平發展逐步邁向和平統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以中美關係大局爲杠杆撬動美國對台政策，消解美國等外部因素的破壞性作用，打消美國對“漸進台獨”和“文化台獨”無害論的錯誤認知，敦促美國重回“一個中國”的正確軌道。

　　美國長期圖謀分裂中國，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長遠發展。從19世紀起，美國就從戰略的高度審視台灣的價值，對台灣虎視眈眈，開始謀劃支持“台獨”分裂勢力。1853年，美國海軍在到達台灣後不久，就向美國政府發去電報，建議佔領台灣並將其作爲海軍的根據地和補給站，圖謀將台灣變成遏制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此後，爲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多次伙同其他國家侵略台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成爲全球霸主，綜合實力特别是軍事實力達到空前强大的地步。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先是支持蔣介石、蔣經國政權割據台灣，造成事實上的中國分裂。後來又力挺李登輝、陳水扁掌控台灣，使得“台獨”勢力不斷做大做强。

　　民進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正式宣佈成立，後來在短短十餘年的時間就能上台執政，並成爲當前台灣政治的主導力量和引領性力量，與美國或明或暗的支持密不可分。後來在馬英九時期，美國雖然短時期内支持國民黨重返執政，避免因爲“台獨”勢力的一再膨脹而導致台海局勢走向失控的邊緣，但在2016年台灣“大選”後，美國明顯又將對島内藍緑平衡的天平轉向民進黨，對民進黨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力挺。歷史反復證明，美國因素是台灣問題久拖不决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未來要想妥爲解决台灣問題，必須正視美國因素的存在。

　　一、推動美國對台灣問題由“戰略高危資産”向“戰略負債”的認知轉變

　　長期以來，美國在處理與民進黨關係時，逐漸形成了以維護美國利益爲指導，以所謂“與台灣關係法”爲法律架構，以“模糊戰略”和“離岸平衡”爲策略，以“維持現狀”爲特徵的管理結構模式。回顧歷史來看，美國“一中政策”在對大陸方面更多是一種口頭支持（Lip service），而對台灣方面更注重提昇與台灣的實質關係，並不斷利用各種方式阻撓兩岸關係“由經入政”不斷深化。

　　其實，美國完全没有必要阻礙而是應該竭力去推動和促成兩岸深化合作。作爲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途徑之一，兩岸合作不僅僅符合兩岸利益，也符合美國戰略利益，因爲兩岸合作的目的就是要鞏固兩岸業已取得的豐碩成果，並在此基礎上將之進一步往前推進，確保台海地區實現長久和平穩定，而這顯然是與美國的利益完全相符的。即如美國密蘇裏州立大學教授郝志堅（Dennis　Hickey）2013年2月26日在美國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一次會議上所言，“只要台海雙方以和平的方式，通過對話解决分歧，都會受到美國政府的歡迎，不管是兩黨哪個執政……美國樂見台灣問題已經從最燙手的前沿問題被移開，不再是東亞地區的衝突點。”因而美國不應對合作横加干涉或者暗中阻撓，而是應該全力以赴、積極推動。

　　而要想促成美國在這一方面的意識發生積極變化，需要兩岸共同加大對美宣傳力度。目前，由於美國是台灣問題的最大外部因素，因而對於美國的涉台政策或涉台言論，兩岸都會給予高度關注。尤其是對美國唯馬首是瞻的台灣，對美國方面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在第一時間内給予報導或反應。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陸或台灣的兩岸政策向美國方面宣傳甚少。從目前的觀察來看，美國對於兩岸政策的瞭解，基本上僅限於政府相應部門及少數智庫學者中間。因而兩岸需要共同努力，通過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開設英文網站、出版英文刊物或著作等方式，加强與美國學界和政界的溝通交流，讓美國逐漸認識到，恪守一個中國政策最爲符合美國戰略利益，兩岸加强合作，並不意味着台美關係的疏遠，而是意味着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强化。顯然，這不僅僅符合兩岸的根本利益，同樣也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二、推動台灣當局認清台灣對美由“戰略棋子”向“戰略棄子”的認知轉向

　　蔡英文上台以來，對於台美關係高度重視，一直將台美關係視爲整個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并且選派自己的心腹和閨蜜蕭美琴赴美擔任“駐美大使”，争取做到“零意外”、“零時差”和“零誤差”。但即便蔡英文使出渾身解數，有一點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台美關係無法也不可能再回到四十年前。所以，從七十餘年的歷史走向來看，台美關係已經呈現出下坡路的態勢。而且美國當年給予台灣的許多承諾，現在基本上已經形同虚設。例如，台灣當局高度倚重的“六項保证”，其中第二項是“美國不事先與大陸磋商對台軍售”（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arms sales to the ROC），但2011年10月24日，美國時任國防部長帕内塔對外透露，美國在宣布新一輪對台軍售之前，已經告知中國大陸。這説明美國在執行“六項保证”上已經開始鬆動。特别是當前中美關係雖然既有競争，也有衝突，更有合作，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伊朗覈問題、朝覈問題等許多重大國際性問題上面美國將更加需要中國的參與與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問題對於美國的價值勢必將日益相對弱化。如果台灣當局没有意識到此種轉變，仍然抱殘守缺，誤以爲美國還會像當年那樣對台灣鼎力相助，誤以爲有了美國作爲後盾靠山，就取得了尚方寶劍，就可以挾洋自重，妄圖利用美國影響力來維持兩岸的“恐怖平衡”，那麽最終的結果只能是限於絶地而不自知。要知道，1978年美國可以因爲“聯中抗蘇”放棄台灣，未來就有可能因爲其他某一原因徹底抛棄台灣。相反，如果台灣當局能够順應發展潮流，弱化台美關係，强化兩岸聯繫，那麽未來台灣的發展前景將難以估量，不僅有可能依托大陸龐大的市場需求重振上世紀九十年代“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輝煌，還可以與大陸一起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榮耀。

　　美國廢奴運動知名傳教士詹姆士·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曾經爲“政客”與“政治家”做出過區分：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選舉，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A politician thinks of the next election, a statesman, of the next generation.）。從馬英九當局在“年金改革”、“油電雙漲”等議題上的舉措來看，馬英九頗有擔當“政治家”的理想。如果馬英九真是有意尋求此種歷史定位的話，那麽他就應該鼓起勇氣、拿出措施，盡力擺脱美國的“箍咒”，積極地爲兩岸政治對話鋪設道路。但遺憾的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馬英九在兩岸關係定位上並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迫於島内政治氛圍，馬英九依然畏手畏脚，不願追求更高層次的歷史定位。而到現在的蔡英文當局，在“台獨”意識形態理念的桎梏下，則不斷對兩岸關係施加障礙，阻撓兩岸各項正常交流。

　　冷戰結束後，隨着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美國“聯華制蘇”的動力不復存在，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保持相對自我克制的動力也明顯降温。在這種情勢下，美國不斷通過各種方式拉抬與台灣實質關係，標誌性事件就是1995年“李登輝訪美”，這也直接引發了後來的第二次台海危機。

　　近年來，隨着中美綜合實力此長彼消，中美戰略競争態勢日趨緊張，美國爲落實“以台制華”，將台灣問題視爲可制衡中國崛起的“戰略資産”，顯著加大對大陸打“台灣牌”力度。但與此同時，隨着中美實力的逐漸接近，二者進入風險係數極高的“錯肩期”，彼此稍有誤判，台灣問題就有可能成爲重大閃爆點（flash point）甚至是“火藥桶”，給雙方當然也包括美國帶來近乎不可承受之重。2021年2月美國智庫外交關係理事會（CFR）高級研究員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和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澤利科（Philip　Zelikow）發表一份題爲“美國、中國和台灣：防止戰争的戰略”（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A Strategy to Prevent War）的報告，明確提出，台灣正在成爲世界上最危險的引爆點，有可能引發美中之間的大國戰争。無獨有偶，2021年5月初，美國《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也以封面的形式重點突出台灣已經成爲“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如此看來，台灣問題正在成爲美國的“戰略高危資産”，也就是雖然可以將之作爲一個籌碼來遏制中國大陸，但與此同時也藴藏着巨大的風險。未來如果中國大陸綜合實力超越美國或者台海地區出現重大變故迫使大陸必須加速統一時，對於美國而言，台灣問題將成爲“戰略負債”（liability），危險指數與日俱增，届時美國有可能再次上演上世紀70年代時的劇本，再次無情抛棄台灣。按照台灣學者吴玉山的説法，台灣只是中國大陸和美國博弈之間“非自願的樞紐”，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爲“兩强相争”的“犧牲品”，因而台灣各界應該認清歷史大勢，堅持“避險思維”，明確認識到台灣對於美國的角色價值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美國考慮台灣問題時，優先考慮的並不是台灣利益，而只是美國利益。當台灣問題對美國利益搆成重大衝擊或帶來巨大潜在威脅時，美國勢必會放棄台灣。

　　第二節　妥爲構建“兩制”台灣方案，對冲美“以台制華”

　　目前美國雖然在全球奉行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和處於戰略收縮階段，但在台灣問題上處於相對攻勢階段，奉行積極外交（aggressive diplomacy）政策，特别注重在制度設計等方面固化兩岸分裂狀態，因而需要中國大陸以更大的魄力和站位來早日破解。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了指引新時代對台工作的綱領性講話。爲了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講話中提出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未來兩岸應該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爲指引，加强學術研究與實地調研，逐漸摸索出符合台灣實際、有助於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兩制”台灣方案。

　　一、“兩制”台灣方案與港澳模式的差异

　　1997年香港回歸和1999年澳門回歸之前，中央都分别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以此類推，未來兩岸統一之前，中央也會根據台灣的客觀現實，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制定出符合台灣需求的《台灣基本法》。目前雖然距離兩岸統一尚有一定時間，但宜提前謀劃，未雨綢繆，早做規劃。

　　在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中，中國大陸就明確提出，兩岸統一之後，“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這也成爲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重要内容，確保可以在“一國兩制”落實中全面維護台灣民衆利益。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的講話中也特别强調，“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産、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經過兩岸各界認真協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將逐漸成型。但必須指出的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會與此前的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既有相似性，更有差异性。由於各種歷史條件所限，無論是1997年的香港回歸還是1999年的澳門回歸，“一國兩制”在當地落地的方式都是先主權回歸後社會治理。由於理論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脱節現象，再加上外部勢力的直接插手，導致“一國兩制”的落地面臨着較大的困境和挑戰，在香港尤其如此。

　　未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形成和落實，將與“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存在較大的不同。香港和澳門都是先回歸後治理，而台灣會是邊治理邊統一。也就是説，未來兩岸的實質統一不會是一個將來時，而是進行時，不會只是一個時間點，而更多是一個時間段，兩岸將在相互融合發展的過程中逐步邁向統一，並最終達到某個時間點上的形式統一。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就提出，兩岸統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背後的潜在意涵就是兩岸統一不會通過消滅某一方的方式來實現，而會是在相互融合中走向統一。而在形式統一完成之前，中國大陸在兩岸融合發展過程中，自然可以更好地聆聽台灣各界的心聲，因而也可以更好的謀劃和完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二、“兩制”台灣方案的初期摸索與現實意義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個概念雖然是由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正式提出，但其實對於這一概念的具體内涵也就是兩岸統一後的中央和台灣的關係、台灣的社會治理等問題，始終在進行着探索。

　　一是台灣將繼續維持其社會制度不變。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明確表示，兩岸統一後，“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産、房屋、徒弟、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也表示，“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别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兩岸統一之後維持台灣社會制度不變，這也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之一。

　　二是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還進一步提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爲特别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這是中國大陸首次正式提出台灣可以在統一之後繼續保留自己的軍隊。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進一步表示，“台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搆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而這也是當時中國大陸對於“一國兩制”在台灣落地時給與的更大善意，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就表示，“最近一個外國人問我，解决台灣問題的政策是不是同對香港一樣？我説更寬。所謂更寬，就是除瞭解决香港問題的這些政策可以用於台灣以外，還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

　　三是台灣可以具有獨立的司法體系。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提出，兩岸統一後，台灣“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這就等於説，祖國統一之後，祖國統一之後，台灣在司法方面享有高度的自主性，等於是擁有自己獨立的司法體系。

　　上述三個方面，在兩岸統一之後，第一個方面一定會全面落實的，這一點確定無疑。但第二個和第三個方面能否落實，主要取决於兩岸統一的時間點，兩岸統一的時間點越早，落實這兩個層面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台灣問題久拖不决，而且“台獨”勢力繼續猖獗，未來統一之後，爲防止“台獨”勢力鑽制度“漏洞”，同時也爲防止外部勢力利用某些制度“不足”繼續插手台灣問題，這兩個層面落實的可能性就存在較大變數。

　　以中央政府是否指派軍隊入駐台灣爲例，未來就有可能會被重新考量。一是兩岸的時空背景發生了巨大變化。1983年鄧小平表示大陸不會指派軍隊赴台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當時的台灣當局完全承認一個中國，“台獨”勢力也還没有做大。但時移世易，現在的台灣當局已經明確拒絶“九二共識”，更不願意廢除執政黨的“台獨黨綱”。因而未來兩岸統一之後，是否需要指派軍隊入駐台灣，就需要重新考量。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表示，“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决”。這段論述其實也同樣適應於台灣，也就是説如果在台灣駐軍的話，可以對“台獨”分裂勢力形成强大的威懾效應，迫使其不敢輕舉妄動、禍亂台灣，即使這些“台獨”分子鬧事的話，最終也可以妥善解决，而不會無限地越鬧越亂，直接衝擊台灣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二是防止“台獨”勢力擁兵自重。1990年的時候，鄧小平就提出“現在對台灣是個機會”。可惜機會稍縱即逝，台灣當局並没有抓住這個機會。此後，隨着李登輝、陳水扁和現在的蔡英文執政，台灣當局在往“獨”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中國大陸對於島内“台獨”勢力的警惕心理和防範意識自然也會越來越高。因而未來兩岸統一之後，台灣方面是否還能繼續保留自己的軍隊，就存在着巨大的變數。因爲台灣方面若繼續保留自己軍隊的話，有可能就會被“台獨”勢力所操控利用，擁兵自重，最終成爲禍亂的重要根源之一。

　　三、兩岸統一時間變量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調節幅度

　　整體觀察，目前兩岸綜合實力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1990年，台灣GDP總量爲1700億美元，大陸爲3878億美元，台灣約占中國大陸GDP總量的43.8%。到2018年，台灣爲5882.77億美元，中國大陸則爲13.11萬億美元，台灣僅占大陸的4.43%左右。從可預期的未來走向來看，兩岸之間的這種實力差距將進一步拉大，而這也將對兩岸統一的時間點和統一之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産生重要的影響。

　　一方面，兩岸統一的時間點越往前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幅度和廣度也就會越大。兩岸越早統一，對台灣就越有利，台灣手中的籌碼也會越多，“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也就會實施的越爲寬鬆。李家泉研究員甚至一度提出“台灣大特别行政區”的構想，認爲兩岸統一之後台灣在位階上應當相當於我國建國初期下轄數省的大行政區，不但高於行政省，也會高於港澳特别行政區。另外也有學者更進一步提出，兩岸統一之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可以兼顧台灣民衆避免被“矮化”而要求“兩岸對等”的訴求，承認台灣享有部分主權行使權。這些研究都對如何構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形成了積極的探索，而且對台灣方面展現了巨大的善意和誠意，如果兩岸能够早日實現統一的話，不排除上述探索的内容有可能會轉化爲政策落地。

　　另一方面，兩岸統一的時間點越往後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幅度和廣度也就會越小。若是台灣政治人物只爲一己之私，不願與大陸早日統一，那麽最終兩岸統一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在政策設計時，就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些政治勢力潜在的分裂風險，因而有必要縮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的幅度和廣度。特别是如果島内“台獨”勢力繼續挑釁或者台灣當局始終拒不統一的話，這將直接觸及《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的三個條件，即“‘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那麽中國大陸出於國家利益龢民族尊嚴考慮，勢將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堅决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若真的出現這種情况，對於台灣而言，“一國兩制”就有可能變爲“一國一制”。

　　結語

　　台灣民意正呈現由“怕統”到“願統”和未來“求統”的轉變，這也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和落實進一步夯實民意基礎。隨着台灣政治内耗的不斷延續，台灣經濟社會發展速度日趨緩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大陸40年的改革開放，對大陸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强勁的動力。兩相對比之下，台灣民衆對中國大陸的向心力越來越强，對於統一的接受程度也在逐漸增高。2018年底，台灣競争力論壇民調顯示，有61.9%的島内民衆認爲未來兩岸統一的機會比較大，較上次調查的55.4%增加了6.5%，爲近年來最高；認爲“獨立”機會比較大者占22.4%，較上次調查的26.6%减少了4.2%。高達64.6%的民衆認爲和平統一對台灣的未來比較有利，較上次調查的62%增加2.6%。認爲台灣“獨立”較有利者占24.5%，較上次調查的27.4%减少2.9%。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台灣民衆正呈現出由之前的“怕統一”，到現在的“願統一”的發展趨勢，未來如果中國大陸繼續保持穩定發展的話，台灣民衆將會呈現出“求統一”的態勢，也就是多數民衆都希望兩岸能够早日完成統一，以便可以分享中國大陸發展的機遇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耀。一旦台灣民衆對於統一的認知出現根本性的扭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也將具備更加堅實的基礎。

　　第三節　壯大島内統派力量，壓縮“倚美謀獨”空間

　　統派一直是島内反“獨”促統、維係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依託力量之一。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最新發佈修訂版《中國共産黨統一戰綫工作條例》，其中涉台部分指出，“對台統一戰綫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黨中央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廣泛團結海内外台灣同胞，發展壯大台灣愛國統一力量，反對“台獨”分裂活動，不斷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顯然，在未來一段時間，如何發展壯大台灣統派力量將成爲兩岸各項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島内統派正經歷着理念、世代和主場的多重轉型，更面臨着自身定位分歧、民進黨當局瘋狂打壓等内外困境。不畏浮雲遮望眼，亂雲飛渡仍從容。未來島内統派若能提高站位，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角度重塑理念，調整策略，對民進黨所推動的以及背後美國所慫恿的“台獨”意識形態給予積極抗衡和制約，依然可以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逐步邁向和平統一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理念、人員與主場：島内統派的轉型與式微

　　關於統派的概念，一直衆説紛紜，莫衷一是，從立場上來分，可以有“藍統”（親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追求終極統一）、“紅統”（親中國共産黨，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兩制，主張按“香港模式”統一中國）和“聯合派”等。按照統一的方式，則可以劃分爲“和統”與“武統”、“急統”與“緩統”等。此外還有所謂“左統”、“右統”、“中間派”、“主流派”等多種不同分類方法。由此可見，島内的統派並非一成不變的概念，而是不斷變化更新演進和轉换生成的。如果從詞源上來追溯的話，可以發現，統派是相對於“獨派”而言的，而“獨派”背後又與美國的因素密不可分。誠如統派代表人物王曉波所言，“上世紀70年代後，戰後一代台灣知識分子在美國的教育下成長，才把‘台獨’的政治意識輸入島内，之後，台灣在野的黨外陣營才出現了統‘獨’對立，有了‘獨派’，相對的也就有了‘統派’。‘統派’也是新聞界的朋友給我們的封號。”從中可以看出，統派最初並非一個自我認知的概念，而是外界對其“貼標籤”的産物。早期的時候，“統派”很多團體擔心被貼上“統派”標籤特别是“急統”標籤。但後來隨着自身力量的發展壯大，開始逐漸走向主動認可，開始公開主張和宣揚自己的統一理念。目前島内的統派在價值理念、人員搆成等方面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主要有：

　　（一）理念轉型

　　兩岸統一的主體發生重要變化，逐漸由“台灣統一大陸”發展到“大陸統一台灣”。統派代表人物王曉波曾説，“統派之稱始於何時，始至何人，已難以考證。據歷史推想，應該自70年代的黨外運動，從早年官方的立場而言，‘反共復國’、‘光復大陸國土’一向是不可動摇的‘國策’。”由此可見，早期的島内“統派”應該指的是“光復大陸”、“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學界多傾向於將秉持這一類型的統派視爲“藍統”，這些“藍統”多持“反台獨”立場，“藍統”派認同“中華民國”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反共不反中”，這一派的大本營無疑是國民黨。

　　需要注意的是，“反台獨”並不意味着就是“統派”。這在新黨那裏體現的最明顯，1993年，新黨創黨宣言中主張“壯大中華民國，保障台海安全是最高準則”，“三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合作一致對外，相互監督，避免台灣被出賣，積極與中共展開談判”。主張“清廉制衡、公義均富、族群和諧、國家統一，在中國實現民族統一、民權自主、民生均富的三民主義新中國”。從中可以看出，新黨在其成立之初還是以“中華民國”爲立足根基的，并且對大陸抱有高度的防範心理。1995年10月新黨發佈“政策白皮書”稱，“我們雖然主張統一，但絶不主張急統。”新黨由早期的“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反對分裂”，到後來逐漸滑向“淡化統一、淡化反台獨、强化反共、反對急統”，而現在的新黨靈魂人物、前主席鬱慕明則主張“真到萬不得已兩岸攤牌的時候，希望大陸快速行動，因爲他認爲拖得越久，受傷害最大的反而是台灣民衆。”鬱慕明此番表態主要有兩層意涵，一是大陸統一台灣，這與新黨以往的立場可謂有天壤之别；二是希望大陸能够“急統”，避免台灣民衆受到過多傷害。新黨這種立場的變化，其實也是島内統派力量在兩岸“由誰統”、“如何統”這一關鍵問題上巨大變化的一種縮影。

　　目前“紅統”在台灣大致有台灣勞動黨、中華統一聯盟、中華統一促進黨、中華愛國同心會等。各黨情况如下：

　　1.台灣勞動黨，1989年3月29日成立，前身爲當年由於“遠東化纖”工人罷工而建立的工會，曾考慮過使用“台灣共産黨”名稱，但因過於敏感，後更改爲“勞動黨”，政治上主張兩岸和解、和平統一。

　　2.“中國統一聯盟”，1988年4月4日由《中華雜誌》與夏潮聯合會（1987年5月17日在台北成立，主張兩岸和平統一）在台北聯合發起成立，成爲台灣第一個以和平統一爲宗旨的政治性團體，首任主席爲陳映真（原名陳永善），現任主席爲戚嘉林，主辦刊物《統訊》，政治上主張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3.中華統一促進黨，2005年9月9日在台北註册成立，前身爲2004年5月9日在廣州成立的民間團體“保衛中華大同盟”，創始人爲張安樂，張馥堂任主席，政治主張爲堅持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

　　4.工黨，1987年11月在台北成立，鄭昭明任主席，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5.中華愛國同心會，1993年11月在台北成立，周慶峻任會長，主張一國兩制、反對“台獨”。

　　6.人民民主黨，2011年10月2日在新北市成立，鄭村棋任召集人，主張社會主義一國一制、反對一國兩制。

　　7.中國紅色統一黨，2019年6月16日在台北成立，黄榮章任主席，主張一國兩制、反對台獨。

　　8.中華民族致公黨，2000年12月在台北成立，陳柏光任主席，主張兩岸交流、和平統一。

　　除以上這些組織以外，還有中國台灣致公黨、台灣民主共産黨（黨旗就是五星紅旗）、中國民主進步黨（不是台灣民主進步黨）、台灣人民共産黨、中國生産黨（以“陸配”爲主要成員）等團體，也屬於紅統派。

　　需要點出的是，近年來，島内傳統的“藍統”被批評逐漸滑向“維持現狀”派、“獨台”派、“華獨”派甚至是隱性“台獨”派，連國民黨都急着與統派切割，島内統派越來越向“紅統”方向發展，開始逐漸朝着擁護“一國兩制”方向邁進。島内一度出現5個以“共産”爲名的政黨，即“台灣共産黨”、“中華民國共産黨”、“中國共産聯盟”、“台灣民主共産黨”和“台灣人民共産黨”。

　　1.“台灣共産黨”。1994年，前民進黨資深黨員王老養就在台南縣新化鎮“共産山莊”成立“台灣共産黨”。在數十年的時間裏，台灣當局始終不允許其合法註册。2008年台灣“大法官會議”通過“釋憲”，該黨才最終成爲“合法政黨”。該黨聲稱有民衆基礎20餘萬人，正式黨員有2000多人，經常開着印有“共産黨”大字、插着紅旗的流動車在島内活動。

　　2.“中華民國共産黨”。2009年3月，“中華民國共産黨”在台灣“内政部”正式完成登記，陳水扁的堂弟陳天福出任該黨“總書記”，黨旗直接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3.“台灣民主共産黨”。2009年10月1日，陳天福又另外成立了“台灣民主共産黨”。該黨在黨章中强調，要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精神，黨旗與中國共産黨黨旗高度相仿，只不過多了一個小小的緑色台灣島圖案。

　　4.“中國共産聯盟”。2009年8月成立，缺乏名人光環效應，在島内基本無人問津，黨員約有300人。在政治理念上比較堅定，積極宣傳共産主義思想，是台灣所有政黨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最積極的一個政黨。

　　5.台灣人民共産黨。2017年2月在台南成立，林德旺任總理，堅持九二共識，致力於推動兩岸和平。

　　這些含有“共産”二字政黨的出現，恰恰從一個側面説明瞭“紅統”力量在島内的興起。必須予以指出的是，現在非常流行的一種觀點認爲“島内統派力量下降”，但必須注意的是，現在的所謂“統”和四是年前所謂的“統”已經不是一個概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島内各項民調顯示，島内統派力量呈現下滑衰落態勢，但其實下滑衰落的更多是“藍統”力量，而“紅統”則開始進一步壯大。也就是説，現在的統派概念與四十年前的統派已經不完全是一個概念，現在所謂的“統”更多是“大陸統一台灣”，若從這一方面來看，民意支持度是相對上昇的。

　　（二）世代更替

　　隨着島内年輕世代特别是包括台商、台干、台生等在内的兩岸族的不斷發展壯大，島内統派也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統派不再只是外省老藍男的“專利”，80後、90後和00後也開始躋身其中，即年輕群體開始嶄露頭角，如台灣大陸地區高校學生協會理事長陳建仲，新黨發言人王炳忠、演藝人員劉樂妍、歐陽娜娜等，逐漸成爲島内統派的代言人。根據台大社團“中華復興社”社長李辰諭和新黨籍台北市議員侯漢廷估計，80後和90後年輕人中支持統一的在10%左右。這些年輕群體的發展，爲正處於一度青黄不接的統派注入了新的血液，帶來了强大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相較於“獨派”中的“美國托管論”，統派的發展還是成功的。從歷史上來看，與統派相對立的政治光譜中的另外一環，即“獨派”中的“親美派”、“美國托管派”現在基本已經銷聲匿迹。

　　（三）主場轉移

　　2016年5月，民進黨重返執政後，因政治理念不同，對島内藍營特别是統派力量瘋狂打壓。2017年12月，民進黨當局編造種種理由和藉口，對台灣新黨王炳忠、侯漢廷等年輕人進行法律打壓，在島内大肆製造“緑色恐怖”。對此，國台辦回應表示，一段時間以來，台灣當局對“台獨"分裂分子袒護和縱容，並采取各種手段對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力量和人士肆意打壓和迫害，我們對此予以嚴正譴責，並密切關注有關事態發展。”在這種情勢下，很多島内統派力量紛紛轉移陣地，謀劃向外部發展，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島外統一力量不斷壯大，這既包括大陸自身日新月异發展，爲島内統派提供了最有利的支撑；很多島内統派紛紛到中國大陸來尋找新的發展空間，通過來大陸再轉銷至台灣的方式，來推動統派力量的發展。也包括在國際社會，和平統一組織遍佈全球，對島内統派形成了强有力的呼應。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有些政黨實現華麗轉身，有些政黨則走入了死胡衕。目前全台灣共有275個政黨登記立案，在島内消失或基本不再公開活動的統派政黨主要有：

　　1.中國民主進步黨，2005年10月在台北成立，周慶峻任主席，註册時爲台灣“内政部”立案的第114個政黨，該黨也被民進黨嘲諷爲“民進黨的山寨版”，但在政治立場上與民進黨針鋒相對，支持兩岸統一、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曾專門舉辦“一個中國框架下一國兩制演講會”；該黨黨主席周慶峻及秘書長張秀葉同時也是“中華愛國同心會”的會長與秘書，該黨榮譽總監爲“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

　　2.台灣民主共産黨，2009年10月在台北成立，由陳水扁的堂弟陳天福總任該黨書記，願意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支持中國共産黨對中華民族的領導，；

　　3.中華台商愛國黨，2011年4月在台北成立，林國長任該黨主席，政治上促進兩岸和諧合作，推動兩岸和平統一；

　　4.中國生産黨，2014年1月在台北成立，施精健任主席，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5.民生公益黨，2017年3月在台北成立，張穆庭任主席，政治上支持九二共識。

　　6.“民生黨”，2017年3月在台北成立，音樂人張穆庭爲黨主席。該黨政治上堅持“九二共識”，經濟上聲稱要“藏富於民，讓人民有錢”。民生黨創黨宗旨爲：“有效振興台灣經濟、解决台灣民生問題、堅持九二共識、完成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國家統一目標”。

　　7.新同盟會，1993年6月在台北成立，由1949年前的來台人士、國民黨元老和國軍退役將校軍官爲主，成立之初就確定了“反對分裂國土，粉碎台獨陰謀”的宗旨，辦有月刊《國是評論》。但隨着其靈魂人物許歷農和郝柏村的去世，新同盟會已經名存實亡。

　　二、結構性制約與内生性限制：島内統派發展的主要困境

　　統派在島内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特别是在台灣當下“單一選區兩票制”、“贏者通吃”的氛圍下，各種新老問題叠加，在台灣社會不斷被“邊緣化”，處境艱難，其所面臨的深層困境也更加突出。

　　一是結構性困境，主要是指内卷化社會與外生型政黨的矛盾。統派不完全是一個内生型政黨，而是外在刺激型政黨，如果没有外界支撑，統派在島内的發展將更加奄奄一息。而台灣社會是一個内卷化的社會，統派恰恰是在政治理念上向外延伸的政黨，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與島内的主流氛圍是不完全相對應的。隨着老一代統派的衰弱和萎縮，統派的着力點和可爲之處變得越來越少。

　　二是制度性困境，主要是指未來統派在自身定位上，是繼續堅持理念型政黨，還是因應島内政治生態的變化，逐漸走向選舉型政黨。新黨就成爲一個典型的個案，是理念型政黨，還是選舉型政黨，成爲目前當年争執不下的重要議題。目前島内兩黨制體制相對成熟，甚至呈現台灣民進黨出現日本自民黨化態勢，也即逐步一黨獨大。在這樣一個氛圍下，統派在就面臨着被藍緑通殺的困局。民進黨固然打壓，國民黨也不喜歡，因爲統派會分票。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中，新黨猛挖國民黨的票源，這也爲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最後能够勝選提供了重要有利條件。在這種結構之下，統派作爲理念型政黨固然難以生存，選舉型政黨轉型之後，也依然困難重重，會陷入得票怪圈，即選民普遍認爲統派候選人勝選可能性微乎其微，爲防止形成廢票，就不願意將手中的票投給統派，認爲投了也没有任何實質效果；新黨得票越少，下次選舉時，民衆就越認爲新黨没有希望，就更不會投票給新黨。國民黨、親民黨都是經典案例，也就是説，訴諸於選舉並不一定是統派最佳的發展路徑。

　　三是支持群體困境：島内老一代統派的凋零化、邊緣化態勢明顯，如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兩岸和平論壇召集人、勞動黨主席吴榮元，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觀察》雜誌社發行人兼總編輯紀欣，新黨前主席鬱慕明等都已經年事偏高。島内政治生態的全面緑化，更爲可怕的是，民進黨當局采用法律手段對統派製造寒蟬效應，迫使島内統派不敢與大陸接觸。否則的話，民進黨當局就會動用各種手段來對其抹黑打壓，並向其家屬親友施壓，迫其放棄與大陸交流的想法。

　　2017年12月，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所謂“組織犯罪防治條例”修正案，主要就是爲了遏制島内統派的發展，將主張兩岸統一的人民團體，視爲犯罪組織。未來如果統派團體被認定滋事，最重可處十年徒刑，以及處以一億新台幣的罰款。在這種情勢下，很多統派人士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不願意與大陸保持交流互動。

　　在支持群體上，統派面臨的另外一個重要困境時兩岸族的去政治化。在兩岸之間穿梭的兩岸族在人數上有200萬左右，是一個規模頗爲龐大的群體。從理論上來講，這一群體應該成爲統派的重要支持者。但由於各種各樣的歷史與現實原因叠加，很多兩岸族人士在政治上多冷感處理，只願意明哲保身，不願意過多表態，這也成爲統派支持群體不斷萎縮的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2011年4月，台灣曾經發起成立過中華台商愛國黨，這也是台灣當時187個登記在案的政黨。該黨在大陸以“台商聯盟”爲號召，在台灣就被簡稱爲“台商黨”，是第一個由在大陸台商發起成立的政黨。華夏兩岸文教農經交流協會理事長林國長爲第一任黨主席。2018年5月30日，該黨召開黨員大會决議解散。

　　再例如，2010年由在台灣發展的陸配發起成立了“中華生産黨”，後改名爲“中國生産黨”，號稱有四萬多名黨員，中央黨部設在台北，並在台中、金門成立地方黨部。政治上主張“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在2016年“大選”中推出十名區域“立委”、二名不分區“立委”人選。但到現在基本銷聲匿迹，已經很少有公開活動。

　　四是内生性困境：利益捆綁（利益共同體）與政治妥協，團結問題一直是國民黨最大的罩門，也是島内統派最大的罩門。國民黨“内鬥内行、外鬥外行”，思維方式是你好我未必會好；民進黨“内部殺的刀刀見血，一旦對外，群狼戰術”，思維方式是你好我也可能會好。統派大多是鬆散組織，組織基礎薄弱，缺乏剛性制約，統派没有强烈的結社和集團傾向，没有選舉的壓力和動力，不願意妥協，缺乏魅力型領袖，缺乏經費支持。島内多數大財團龢利益集團認爲，按照目前的島内政治生態，統派永遠不可能在選舉中獲勝，基層偶爾在縣市議員中獲勝，也很難向台灣地區領導人“大位”發起衝擊，因而這些財團不願意爲“統派”團體捐助政治“獻金”，認爲很難收到回報。

　　除了上述四個方面之外，統派還面臨着媒體關注度相對較小，大衆傳媒的選擇性漠視等難題。統派還容易被抹黑爲“投降主義”“中共同路人”、“台姦”、“外省黨”、“賣台集團”、“老國民黨的餘孽”、“親中賣台”，自身形象的建構和維持，如何破解島内緑營的污名化處理，也即成爲統派發展的重要難題。

　　三、以外促内：島内統派未來的生存空間與發展策略

　　隨着島内民衆國家認同的嚴重异化，島内政局氛圍也變得更加波詭雲譎，導致統派在島内的生存環境極度惡劣，社會民意基礎愈加薄弱。短期内統派最好轉移戰場，向外部轉移，除了在大陸尋求更大發展空間之外，也可以在全球布局，如在美國與全美反獨促統聯盟、海外中國台灣促統聯盟等合作，不斷壯大自己力量，等到將來時機相對成熟後，再重新返回島内，實現外部包圍。從這個意義上，統派的發展前景依然向好。

　　一是島内極化政治有利於爲統派提供一定生存空間，打破民進黨話語壟斷和政治壟斷，發揮奇兵突襲效應，成爲以小博大的抗衡性力量，進而實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島内特殊政治結構體制下，民進黨和國民黨之外的第三黨多屬於曇花一現，新黨、台聯黨、親民黨、時代力量、民衆黨等都很難持久性發揮關鍵影響力，但第三勢力却始終保持了一個此起彼伏、你消我漲的良好態勢。簡單的兩黨制越來越無法反映島内多元化的政治現實。加之國、民兩黨的政治觀念、政策主張都向中間靠攏，甚至在兩岸政策上也都出現一定的趨同現象，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説”與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有其内在的承繼性和契合性。在内政議題上，兩黨趨同化趨勢則更爲明顯，這將直接導致國、民兩黨對於各自支持群體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呈現下滑態勢，甚至導致兩黨面臨較爲嚴重的信任危機。部分支持群體對希望能有第三種力量出現，打破民進黨與國民黨輪流坐莊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説，第三勢力在島内雖然難以與國民兩黨三足鼎立，却有其獨特的政治生態價值，這也爲統派的生存和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相對有利的條件。

　　二是統派應轉型爲以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爲最終旨歸、以議題爲導向的專業型政黨。在島内特殊的政治生態中，統派也可以參加選舉，但選舉的目的並不在勝選，而在通過參與選舉過程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通過提出問題如兩岸政策問題等來逼迫兩大黨正視問題，無法逥避問題。對民進黨搆成制約效應。在1993年底“縣市長”選舉中，新黨猛打“反急獨”、“捍衛中華民國”牌，優勢明顯，迫使民進黨調整選戰策略，由打“國家認同牌”改爲主打“公共政策牌”。統派面臨的重要難點之一是缺乏專業性的隊伍引領，各大政黨團體基本各自爲政，無法形成合力。未來若能够以議題爲主導，形成集團作戰，或將有助於扭轉局面。

　　三是構建以大陸爲依託强大支撑性力量。島内統派是一支獨特的力量存在，在許多關鍵時刻往往可以發揮關鍵作用。2008年時任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時，一度遭到以蔡英文爲首的民進黨的圍追堵截，給兩岸交流蒙上沉重陰影。在此時刻，“台灣共産黨”動員支持者前往陳雲林下榻飯店歡迎，並打出“共産黨歡迎共産黨”的旗號，有效遏制了島内“台獨”勢力的囂張氣焰。2017年，魏明仁在彰化昇起五星紅旗、“中華愛國同心會”等團體“如影隨形”地抗議和狙擊“港獨”分子，再次彰顯了統派在島内的實力。從長遠發展來看，大陸“反台獨”與島内統派發展呈現正向關聯，大陸“反台獨”力度越大，島内統派的信心就會越强。未來大陸應該一如既往地推進兩岸交流，對在情感上認同大陸的統派予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全面的支持，推動與島内民心的“化學作用”，改變台灣民衆對大陸的對抗心理，爲統派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民意基礎。與此同時，大陸也要對統一的概念進行更積極的論述，在兩制台灣方案的構建中，對於爲何統、如何統等重大問題進行更加系統全面的論述，這也將爲統派的發展提供新的理念引領。未來兩岸統一進程越加速，島内統派的生存條件就會越好。兩岸統一時，台灣統派將迎來“高光時刻”。

　　四是强化與美國的溝通，避免美國成爲統派發展的制約性力量。讓美國意識到，統派是約束“台獨”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在利益上與美國是有一定交集的，如果美國打壓統派、迫使統派完全衰落的話，“獨派”在島内將失去制衡，將更加肆無忌憚，甚至有可能謀求跳出美國的掌控。因而，美國不但不應該打壓統派，反而應該給予適度扶植，讓其産生與“獨派”大體旗鼓相當的實力，這樣才最爲符合美國對島内藍緑勢力的雙向平衡。

　　第四節　推動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扺消島内“倚美協防”心理

　　美國雖然是台灣問題的最大外部因素，但發揮主導作用的仍然是兩岸本身。在處理兩岸政治對話議題上，若要進一步弱化美國因素的干擾，需要兩岸共同努力，逐步强化彼此信任，促進兩岸關係取得更大突破。事實上，島内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明確認識到，只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能維護台灣民衆的福祉。例如，島内統派代表吴榮元、王曉波、紀欣、張麟征等都普遍認爲，“台灣問題是中美兩國的角力，美國企圖以美國價值顛覆非美國價值的政權，但經濟與軍力大不如前，如今美中此消彼長，兩岸和平發展才是對台灣人民有利的選擇。”未來只要兩岸沿着既定的方向進一步向前推進，逐步掃清人爲設定的禁區與空白，兩岸關係將逐步走向穩定化和制度化，而在這一過程當中，美國因素的影響力自然將會逐步式微。

　　受民進黨執政特别是其“台獨”意識形態布局等因素影響，目前台灣民衆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比例呈現逐年下滑態勢。（見下頁圖）

　　當台灣民衆身份認同越來越异化的時候，兩岸之間“文化衝突”意味也就更加濃厚。依據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文明衝突”理論，“文明衝突”只是表象，背後的文化碰撞才是深層原因。兩岸之間同屬中華文明，但在不同樣態的淺層次碰撞仍然不可避免。兩岸關係發展是動態生成的，不排除局部可逆性、波動性與非綫性的圖景出現，甚至産生内部的文化衝突。在此情形下，雙方容易形成“我群”與“他群”，導致互相區隔分離，甚至由文化衝突轉向政治衝突，引發政治分歧。

　　“台灣民衆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年12月~2019年12月)”

　　建構主義理論旗手蓋爾納稱，“是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民族主義利用了事先業己存在的、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多種文化或者文化遺産，盡管這種利用是秘密的，并且往往把這些文化大加改頭换面。己經死亡的語言可以復活，傳統可以創造，相當虚構化的質檏和純潔可以恢復。”哈貝馬斯也説，“集體認同與其説是先天就有的，不如説是後天人爲製造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盡管目前島内有部分民衆對中華民族身份認同度不高，但不必過於悲觀，對於所謂“台灣主體意識”也是完全可逆的，只要兩岸關係在融合發展的正確軌道上前進，台灣民衆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是可以提昇上來的。下文就將對兩岸文化融合及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路徑及其對島内民衆家國認同的撬動效應進行簡要分析。

　　一、行爲體與結構的雙重路徑：兩岸走向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建構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對於兩岸關係進化圖景和歷史演進脈絡的思考，也必須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加以深入分析，要認識到兩岸關係是一種建構性結果，大陸和台灣都是相互影響的行爲體和施動者，雙方可以共同形塑兩岸關係走向，推動兩岸關係走向新的發展樣態。所以海峽兩岸要彼此消除心理芥蒂，携手努力。

　　一是對台灣社會“同情之理解”。温特認爲建構主義的核心要義有二：其一，國家政治的根本結構是社會的，而不僅僅是物質的；其二，這些結構塑造了行爲體的身份龢利益，而不僅僅是他們的行爲。由此可以看出，在分析兩岸語言文化交流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的過程中，有必要對兩岸特别是台灣的内部結構進行深入分析。

　　1895年以來，台灣與大陸長期分離，各自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創造性地發展出各自的社會形態。這種差异性從歷史角度來講，主要體現在台灣社會的悲情意識。台灣歷經荷蘭、日本等殖民者統治，在歷史的“集體記憶”中，充滿了濃郁的“亞細亞孤兒意識”。對於台灣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和現實政治文化生態，大陸要以包容的心態給予理解，不能簡單地把台灣民衆因爲復雜心態所産生的“台灣意識”理解爲“台獨意識”。這種差异性從現實角度來講，主要體現在台灣獨特的政黨政治文化。“對於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共同體社會，該共同體必須由參與者所共享的自我理解搆成，并且體現在社會制度安排中。”台灣“解嚴”以後，在社會制度安排上逐步走上政黨政治的道路，在政治文化上也試圖模仿和挪用西方的政治文化，逐步由“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過度到兩黨輪替的所謂“民主體制”。族群認同“工具論”基本上“將族群視爲一政治、社會或經濟現象，以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争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爲争奪執政資源，島内兩大政黨和藍緑陣營的矛盾與對立持續加劇，形成了具有極端性、衝突型的政治文化，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台灣社會的撕裂。

　　二是打破零和博弈思維，構建兩岸主體間性。1949年之後較長一段時期裏，國共雙方依然延續1949年之前的“你死我活”思維方式，大陸準備“解放台灣”，台灣則希望“反攻大陸”。在兩岸如此，在國際舞台也同樣如此，以“漢賊不兩立”、“有你無我”的零和思維方式，試圖將對方從自己所在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場合中驅除出去。久而久之，兩岸之間形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效應。1987年兩岸打破30餘年的“老死不相往來”的隔絶狀態，緩緩拉開兩岸各項交流的大門。2005 年國共領導人會晤，開啓兩岸關係新征程。2015年兩岸領導人實現歷史性會晤，爲兩岸關係指明發展方向。兩岸的心理隔膜狀態出現明顯好轉，逐漸由“你群”、“我群”而交集成爲“我們群”的共有認知，兩岸開始共同構建屬於兩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知識場域。

　　三是以群際互動消解群内“主體性想象”。過去百餘年來，兩岸從事着有連接但又較爲不同的實踐活動，導致兩岸雙方自有文化結構産生整體性差异。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發生以“寧静的革命”爲標誌的社會政治轉型之後，兩岸的群内結構進一步分化。在島内，民主文化逐漸内化爲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引發的直接後果就是整個社會因爲政治選舉而不斷撕裂。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民進黨和“台獨”勢力的政治操弄，以台灣爲主體的“家國認同”開始大規模推進，並逐漸成爲島内部分人員的“集體知識”。

　　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岸開啓交流以來，台灣對待中國大陸崛起具有三種態度：歡迎，更多是着眼於商機；恐懼，擔心被“吃掉”；向往，自願融入其中。如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許多跑到美國的華人以美國人身份爲驕傲，現在的墨西哥人争相往美國偷渡。未來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應成爲兩岸交流的主導性思維，通過交流交往催生出對於和平發展的内生性需求。相信隨着中國大陸綜合實力不斷提昇，兩岸之間的群際互動將産生重要的外溢效應，逐漸導正台灣民衆對於大陸的認知，進一步减少彼此的隔膜，逐步導正台灣民衆的家國認同。

　　兩岸文化融合發展的動力既有兩岸公權力的對接，更有民間交往的内在需求。兩岸首先要强化公權力職能角色，將其壓抑已久的潜能釋放出來。特别是中國大陸應發揮主體施動性，在處理兩岸關係時主動建構國家身份認同，例如説卡式台胞证的推出等，就有效地順應了這一需求。大陸公權力部門在推進兩岸語言文化交流時，也要充分關注在器物層面對台灣同胞的影響，如近年來大陸相繼推出的台胞卡等重要舉措，對於兩岸一體化就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無論是族群認同還是國家認同，都具有動態變化性，都隨着國際和國内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做出調整，由此也可以看出施動者與結構規約的相互影響關係。這裏僅以兩岸語言文化交流爲例，來探討高階政治問題對兩岸互動的結構性制約。“語言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美式英語之所以和英式英語有所區别，不是簡單的語言學現象而是政治操作的結果，美國當時作爲新生國家故意發展出與英式英語不同的發音與句型，借此凸顯美國作爲一個國家的特殊性。體制的隔閡和空間交際距離的加大會逐漸造成語言的游離，兩岸語言盡管都是漢語，但因爲各自歷史語境的制約，彼此之間已經出現了鮮明的分野，而且愈演愈烈。如果任由兩岸語言游離繼續自然發展，將給島内民衆帶來消極身份認同，包括角色懈怠，角色衝突和角色對抗等，更將干擾和阻滯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的實現。

　　台灣“國語”和大陸普通話是由漢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同根同源，都是中國五千年語言在當代的重要展現，也是中華民族國家建構中的重要資源和手段。兩岸均認爲，“中華民族能歷五千年而不墜，端賴優秀文化的維係。”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維係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驕傲和精神支柱”和“兩岸交流的基礎”，也是“兩岸真正的最大公約數”爲了遏制各種分裂勢力，必須進一步維護我們的民族共同語，延展它的通用性，使之更好地服務於兩岸的和平發展，爲祖國和平統一夯實堅固的文化基礎。

　　三是關鍵行爲體。在兩岸群際文化互動中，某些施動者特别是具有較大權威决策者經常可以推動歷史進程的巨大改變，如1979年前後的鄧小平以其個人權威和對改革開放思想的接納，推動了大陸内部、兩岸乃至整個涉外國際關係的深刻變革。20世紀80年代末，蔣經國在人生彌留之際開放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結束兩岸人民長達38年相互隔絶的歷史。蕭萬長曾評價稱，“我們很難想象，若非經國先生在辭世之前做此决策，後來還不知道需要多久才有人能够踏出這歷史性的一步。”有學者如此評價蔣經國：“有的時候，特别是關鍵時刻，一個處於關鍵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選擇往往能决定歷史的走向。”從這些歷史經驗中可以得知，對於兩岸語言文化交流，兩岸的高層認知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未來在推動兩岸各項交流時，兩岸核心决策者都應該以時代擔當意識和歷史責任感作出理性决策，而不應該執迷於自己錯誤的意識形態來干擾和阻撓兩岸交流。此外，兩岸青年代表着兩岸關係的未來，昭示着中華民族的希望。台灣青年深受“台獨”教育等群内知識體系的負面導向性影響，在對兩岸關係的認知上出現了較大的盲區。未來兩岸在語言文化交流過程中，也應高度重視青年群體工作。

　　二、文化認同的層次性與“台灣主體意識”的消解

　　近代中國在轉型過程中，以何種意識和概念再重新凝聚原先王朝統治下的各種區域力量，就成爲當時知識分子思考的重要難題。面對這一難題，當時的有識之士在借鑒日本人翻譯西文創造出來的“民族”概念基礎上，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1901年樑啓超在《中國史叙論》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第一次把“中國”和“民族”給藕合起來。1902 年樑啓超更進一步，在其《論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之大勢》中提出，“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産生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從而首次提出“中華民族”這一完整的概念。“1902年樑啓超提出的‘中華民族’概念，可謂對中國的國家民族命名之舉，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貢獻”，中華民族作爲一個整體概念由此也就逐漸成爲全體炎黄子孫共同的信念。此後梁啓超提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中華民族混成之後，尚有他族加入……中華民族，號稱同化力最大。”繼而又作《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對“中華民族”的形成歷程進行了初步探索，他認爲“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爲數千年來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樑啓超之後，楊度、章太炎、顧頡剛等人也延續了這一概念。

　　在這一過程中，傅斯年最早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概念，歷史學家顧頡剛專門發表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明確提出“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内我們絶不該再析出什麽民族——在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繼該理念之後，孫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張，後來在此基礎上又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號召。

　　1919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民衆的大聯合》一文指出，“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爲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爲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民族而先告功。”1937年，中國共産黨在《我們對於民族統一綱領的意見》中又明確了“凡是中華民國領土範圍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華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過回溯的方式，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文化的政治性和身份認同的建構性。由此可見，中華民族本身就是在東西歷史文化碰撞下動態生成的概念，它是動態生成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我們對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也應該打破本質主義的思維，轉而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思考，將之看成是一個動態延展的概念。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島内分裂勢力在炮製“台獨”理論時，重要途徑之一是也是要首先構建“台灣民族”。如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中提出，台灣必須扛“台灣民族的旗”，才能實現“民族獨立”，才能把“台灣問題國際化”，這顯然是要構建和中華民族不同的“台灣民族”，進而通過對“台灣主體”的建構性叙述來對中華民族進行客觀消解和主觀扺制。島内“台獨”分裂勢力關於“台灣民族”的建構其本質上就是要塑造文化權力，在台灣製造另外一種樣態的政治正確。

　　目前島内“台灣主體意識”上揚，對身爲“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下降，這都爲兩岸中華民族身份認同提出了新的挑戰。哈貝馬斯曾言：“每個人無例外地都可以受到三重承認：每個人作爲不可替代的個人、每個人作爲一個族裔或文化群體的成員、作爲公民都應該能够得到對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護和同等尊重。”簡言之，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特徵是公民權、民族主義和主權。下面就從這三個層面分别對兩岸語言文化交流對於中華民族身份認同推進作用的系統性問題進行簡要分析。

　　一是以自我爲中心的個體身份認同。認同源於認知，身份認同其實也是一種自我規範與權益獲取的認知過程，它必然會與權益相關聯。對於身份認同，首先要强調的是自我價值實現，包括能否更好的實現個人價值觀、理想、目標、情感等。未來在構建兩岸中華民族身份時，應該優先回歸個體身份認同，讓台灣同胞在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實現人生價值理想，從而産生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參與感、獲得感、成就感和榮耀感，這也有助於推動更具政治意義的“台灣主體意識”身份逐步淡化、退化與消解。

　　二是以文化爲中心的社會身份認同。目前兩岸對彼此都存在着一定的誤解，台灣擔心被“武統”，大陸則擔憂兩岸青年會出現“天然獨”與“天然統”的對撞，更擔憂兩岸和平統一前景不明。這也導致在群際互動中，因兩岸文化差异性所導致的文化衝突現象此起彼伏，兩岸互動的邊際效應也有遞减趨勢。

　　民族並不完全是自然現實，它也是一種文化現實。有學者曾指出，“當集體認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比如種姓、族群、宗教教派龢民族等的基礎上時，認同感就最爲强烈。其它類型的集體認同比如階級、區域等，只作爲利益集團發揮作用并且在達到它們的目的之後消融，文化共同體則要穩定得多。”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解釋的立論基礎也是文化認同論，兩岸應探尋雙方在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的連接點，在兩岸之間構建集體身份同一意識。“如果没有集體身份，相互融合的過程也只能被視爲暫時的合作行爲，而不能證明共同體的形成”。兩岸文化融合是兩岸融合發展不可或缺的搆成要素，將爲兩岸同步的心靈契合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首先要消解“台灣主體意識”。安東尼·史密斯在其著作《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中指出，民族是指“具有名稱，佔有領土的人類共同體，擁有共同的神話、共享的歷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員生活在單一經濟之中并且有着同樣的權利和義務。”一個民族共同體下可以存在不同的地域族群，而各自的族群認同並不妨害一個擁有共同歷史命運感的民族共同體形成。依據這些理論可以看出，台灣只是一個區域概念而不是主權概念，是一個族群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所以兩岸交流的本質是在一個中國政治體系下的不同地域族群的互動，雙方應該彼此尊重，理解與認知相互間的文化背景與歷史過程，在凝聚民族認同的基礎上增進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逐步化解所謂“台灣主體意識”。

　　再次，共同歷史文化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中華文化是兩岸中國人區别於其他民族的基本特質，是民族身份的象徵，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是實現兩岸統一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兩岸在構建身份認同的範式邏輯上，要注重從自有發展到共有，從互動層次的共有知識即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内化爲體系層次的集體知識（collective knowledge）。其中，共同知識的主觀性較强，穩定性較弱；集體知識則具有更高程度的客觀性和穩定性，若是經過長時間的内化，則可以逐漸成爲集體無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是個體被群體文化影響固化的過程，是個體對所屬中華文化的歸屬感，表現在從地理方位、歷史記憶到民族劃分的方方面面，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對於維護國家統一、標誌民族特性以及塑造凝聚力、向心力發揮着基礎作用，也可以有力抑制“台獨”勢力“去中國化”的陰謀。因而未來兩岸更應該通過加强文化交流，厚植合作基礎，增强民衆互信，從兩岸敵對關係向競争關係、再向朋友關係和家人關係邁進，努力追尋兩岸友善度和親密性達到理論最高點的“兩岸一家親思維”，因爲中國人向來注重“有國才有家”的家國同搆思維模式，兩岸一家的背後必然以兩岸同屬一國爲支撑。

　　三是以國家爲中心的中國人政治身份認同。在社會分層日益復雜和多元的背景下，集體身份認同尤其是集體政治身份認同對國家的統一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化解台灣同胞國家認同危機，强化和鞏固其對統一國家的政治認同，是兩岸關係研究面臨的重大課題。

　　文化認同是政治認同的前提和基礎，文化歷史背景與記憶關係的重構需要服務於社會的政治發展。就兩岸關係而言，當前兩岸之間的政治認同存在明顯的分歧，因此應當從文化認同入手，增進中華文化認同才是構建兩岸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要以中華傳統文化重塑兩岸民族認同，或者説由文化認同召唤或者説過渡到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在這一過程中，儒道釋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脈，可以考慮以這三者來推進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同時也要注重采取族譜文化、飲食文化等多種文化形式舉辦黄帝祭祀、媽祖信俗禮儀等傳統文化活動來發揮傳統文化的精神紐帶作用。

　　但與此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政治認同並不是只靠傳統文化認同就可以達成的。文化認同有助於形成政治認同，但並不必然導致政治認同，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對此，有台灣學者曾指出，“海峽雙方在溝通上是否要完全依賴於文化認同的共識，也是大有反省餘地。訴諸中華民族主義以解决兩岸分裂問題並不能贏得台灣社會各族群之一致認可”。“如果我們僅僅以傳統文化作爲武器忽略了兩岸在近代過程中的文化差异簡單地從民族大義的高度出發來批判‘台灣意識’，想借此消彌台灣社會在文化方面的對抗，非但是緣木求魚往往還帶來相反的結果”。“台灣在去中國化之後年輕的一代根本不再談論中國傳統價值這是新世代年輕人很大的危機。”由此可見，傳統文化對政治認同的支撑作用是有限的，若以文化促進政治認同，更需在民主、自由、法治的制度安排中去開掘新的空間。

　　由文化認同向政治認同轉變。從文化政治學的角度來講，在國家競争和文明衝突中，文化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現在大陸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認同，台灣建構“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的認同，在其核心價值上都充滿了政治考慮。兩岸政治關係是在一個政治體系内部的兩個次級政治體的關係，若兩岸無法以共同的政治認同即“兩岸一中”作爲最大公約數和根基，就很容易造成“鷄同鴨講”的情况。從另一方面來看，政治衝突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其深刻的根源是歷史上形成的價值觀念和感情。就兩岸而言，兩岸問題表面上看是政治問題，但也是文化問題。與打造兩岸經濟利益共同體相比，建構共同的文化認同的任務更爲復雜艱巨。由此可見，解决兩岸的政治衝突，不能只從政治角度考慮，還需要研究兩岸的文化融合。特别需要强調的是，新時代背景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如果過於强調資源的利用與權力的分配，過於渴求“一體”的同質化形成，我們同樣會誤入政治本位構建道路的誤區，因爲任何時候突顯政治性往往都會引發民情與威權的波動，使權力對民心的支配與收容産生錯位，進而引發國家主義的危機。如此之下，我們需要複綫的邏輯，需要一種把可能性質上對立的事實融合爲一種合理的狀態，以更好地找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恰適解釋與旨引。

　　從“中華民族”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轉换。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的界定，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爲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由此可見，所謂民族不是單純的族群集合體，它本身就藴含着主權意涵。中華民族作爲一個概念，從其創生之初本身同樣或隱或顯的包含着主權意涵。在中華民族概念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 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概念由此被正式提出。十九大報告中又高屋建瓴地提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認中華民族作爲共同體意義上的内部各民族與國家關係的定位以及戰略目標。兩岸作爲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組成部分。未來兩岸各項交流，也必須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爲指引，否則就將失去前進的動力和方向。

　　從“中華民族”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發生的概念轉换，具有深刻的理論内涵。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極具時空包容性的概念，它在文化和族群意義上是多元的，但在政治上是一體的。如果我們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解爲“文化多元、政治一體”，其關鍵是在後者。哈貝馬斯提醒我們：“民族國家有兩副面孔。假如公民的法律地位龢民族文化的歸屬感聯結，民族國家就能更好地完成一體化使命。”因此，我們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中，必須同步把握文化解釋與政治解釋的複綫邏輯，把二者有機統一起來，形成解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複綫邏輯，提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適應性與包容性。

　　從“中國化”到“中國夢”。從建構論的角度來看，族群認同並不必然和文化邊界保持絶對一致，反而常常是政治和社會建構的産物。安東尼·史密斯明確指出：“現代國家既是‘法律－政治’共同體，也是歷史文化共同體。”同樣，兩岸中華民族既是文化共同體，也是政治共同體。未來兩岸在語言文化交流時，既要强調基於歷史叙事與强調情感紐帶的原生性文化解釋，還要强調基於國家權力有效維護與强調國家場域的政治解釋。也就是説，兩岸政治關係的走向將直接决定兩岸共同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方式，這是立論的邏輯起點，也是思考台灣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一體”始終是其宗旨目標，旨向於政治共同體的構建，發揮着共同體的軀體支撑作用。兩岸文化同根同源、多元融合、都以“大一統”思想爲核心價值、都提倡“和合思想”，未來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强化雙方的“制度認同”和“公民意識認同”。國家認同在公民身份認同譜系中居於統攝地位，綱舉目張，爲了保持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和諧，在處理“中華民族認同”和“中國人認同”的關係上，必須將“中國人認同”置於“中華民族認同”更高的地位。

　　從體系建構主義角度來看，國家作爲一個理性行爲體和施動者，具有對自己的身份龢利益進行反思並因而塑造自身的行爲的能力。對於兩岸關係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並非合目的性的自發憧憬，它首先要推進兩岸關係的中國化進程，需要公權力的適度介入，爲此中央政府應該努力創建一種有利於該認同的政治文化，强化“國族符號”的教育和代際傳播，即“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努力消除兩岸隔閡，淡化邊界意識，弱化區域本位認同，强化國家認同，讓兩岸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化而非清晰化，讓“中國公民”成了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權威的國民身份認同。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認爲“民族是具有同一歷史本源和同一歷史命運感的人民組成的政治體系。”但兩岸之間一直缺乏同一歷史使命感，未來在中國化的基礎上，也要更進一步，推進中國夢的進程。從中國化到中國夢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是中華民族主體地位和意識不斷增强的過程。二者是相互聯繫的，中國化是中國夢的前提和基礎，中國夢是中國化的堅持和發展。

　　未來中央政府需要加强頂層設計，提前醖釀相應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設計，以增强國家能力，擴大政策包容性和制度吸引力。大陸本着“兩岸一家親”的理念，相繼推出了“31條”、“26條”等一系列惠台舉措，爲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注入了强勁動力。但與此同時，也高度警惕這些惠台措施潜在的負面效應。如惠台舉措的對象自然是針對台灣同胞，這是否會進一步强化台灣同胞“台灣身份認同”，誤認爲自己只有標榜“台灣人身份”才能獲得這些優惠政策，這反而會進一步固化他們的“台灣人意識”。此外，有部分台灣民衆不再將優惠政策提供的利益看作是大陸的優待，而視爲其應有的“自然權利”，因而産生了越來越大的依賴感甚至不滿足感。在這種認識支配下，他們的要求往往越來越多，越來越高，一旦得不到滿足就極易産生對大陸和國家的不滿甚至憤恨，以至於有部分台灣人從大陸回到台灣後，持續以“現身説法”的名義來抹黑和扺制中國大陸。

　　三、“大一統”意識的重塑與兩岸新時空認知的構建

　　民族文化認同作爲一個動態的過程，面臨着兩方面的實踐邏輯，表現爲時間上的延續和空間上的交换。一方面是源於中華民族文化自身在演進過程中内在結構的變遷訴求，時間上的延續並非懷古復舊，而是要求基於歷史審視傳統的價值觀和文化規範，構建新時代的認同。另一方面是源於全球化與當代世界文化碰撞下我們話語權的保持與走向，空間上的交换要求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懷，要兼收並蓄，正確梳理台灣本土認同感，將台灣鄉土情懷引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鮑伯·杰索普索曾指出，“在當前全球化的以知識爲基礎的經濟當中，民族國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設計、重新調整以回應挑戰”。兩岸文化也應在交流與衝突、對撞與整合中相互瞭解，探索建立適合當代的文化認同。前者體現爲時間的延續性，後者體現爲空間的變换性。在這一過程中，不管是時間層面還是空間層面，一個絶對的命題就是：兩岸文化的交織叠加，自然會演化出一個個新的政治命題，增生了政治在文化的變遷中的延展性。所以兩岸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本身就是一個知識生産的過程，中國國家身份的建構既來自於時間維度上歷史與未來的相互觀照，又來自於空間維度中兩岸之間以及兩岸與外部的互動交流。

　　一是時間觀。欲去一國，先去其史。民進黨執政時期，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重構台灣歷史。陳水扁到處鼓吹“本國史就是台灣史，中國是外國，要先認識台灣史，再談外國史”。2004年時陳水扁當局進行教科書改革，將“台灣史”從“中國史”中獨立出來，中國史被劃入“世界史”。如此一來，對於台灣歷史的描述不再以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爲參照背景，而開始刻意凸顯台灣四百年的本土歷程，特别是在陳水扁、蔡英文時期，積極構建所謂“同心圓史觀”，即以台灣史爲中心，將中國史作爲東亞史一部分來編寫教材和教書育人，背後的邏輯自然是“中國史只是外國史”，讓接受這一教育的青年群體形成對大陸的“外國感”和疏離感。在這一過程中，民進黨爲了挑動島内民衆對中國國民黨（背後是所代表的是中華民族意識）的敵對意識，反復渲染“二二八事件”，挑動民衆的讎恨意識和悲情文化，製造死亡情景的持續呈現（死亡提醒），借此來强化國民黨的“原罪”意識。民進黨此舉顯然是想利用民衆的創傷體驗和“出頭天”意識來賺取更多的政治資本，利用“創傷體感”的悲情塑造和所謂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來凝聚社會支持與同情的正義話語。

　　更重要的是，在台灣本土史觀構建過程中，民進黨還故意把蔣介石退距台灣看成是與荷蘭、日本佔領台灣同等性質的事件，借此一方面搆築台灣民衆的“亞細亞孤兒意識”以便爲民進黨在選舉中打“悲情牌”和“台獨神主牌”鋪陳民意，另一方面則是把蔣介石和國民黨所代表的漢文化視爲外來文化和“侵略者文化”，借此在抹黑國民黨的同時來進一步强化台灣民衆對於中華文化的讎恨意識。由此可以看出，島内分裂勢力不是要去描述和再現歷史，而是要去使用龢利用歷史，只是把歷史當成構建“台灣認同”的工具和對抗“中國意識”的武器。

　　文化認同具有動態延展性，它不是一個既定事實，而是一直行進的過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僅是兩岸統一之前的重要任務，也是兩岸統一之後的重要工作内容，是兩岸統一之後台灣社會治理的重要訴求目標之一。兩岸文化認同不僅要能使兩岸民衆産生我們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緣聯想，更要産生我們現在和未來都是一家的政治歸屬感。

　　首先，應從長時間段看待兩岸中華民族身份認同。“從歷史認同的定義來看，認同是在時間變化中的認同”。台灣人的家國認同也不是一個單一而静態的定義，而是一直處於動態變化當中，它反映了台灣在不同時期特定社會形態下不同的關係組合和治理類型。所以我們應該理性面對島内“台灣主體意識”不斷增强、“中國人”認同逐步下降的客觀趨勢，並對一定時期内存在的兩岸文化差异甚至於文化衝突保持冷静。其一，要深刻認識到，兩岸文化差异導致兩岸文化衝突，而文化衝突並不必然是負面消極因素，它往往是文化融合的前奏，也有助於兩岸文化在比較和競争中良性互動。其二，短期的兩岸交流及大陸的惠台政策，有助於緩和兩岸緊張局勢，鞏固和平發展局面，但無法有效提昇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認同和正面觀感。在台灣，舊有的中國人認同（對“中華民國”的認同）逐漸衰弱，而新的跨兩岸的中國人認同，作爲一種面向未來的群際集體知識，需要長時間的内化和建構，因此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鼎力。其三，從長期來看，兩岸可以通過經濟貿易、人員往來等方式，强化彼此的對接和融合，逐漸强化台灣同胞的雙重身份認同，即由原先簡單的“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平面對立、非此即彼，轉向“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兼容並蓄、和諧共存，最後轉向更高層級的立體兼容，促其認識到，所謂的“台灣人”意識只是鄉土認同，而“中國人”才是家國認同。

　　其次，應推動兩岸由文化衝突導向文化融合。兩種文化相遇時可能會出現四種反應：一是接受甚至歡迎，二是扺制，三是隔絶，四是適應。兩岸文化從交流到碰撞，從衝突再到融合都應該以最後的適應爲旨歸，兩岸交流應避免爲交流而交流的盲點，任何交流都要有利於兩岸“利益共同、身份共同、目標共同、理想共同”共同價值的建構，這是檢驗兩岸交流成效的重要標準。兩岸文化交流不是“你對我錯”、“你高我低”、“你死我亡”的零和博弈，也不是你追我趕或我争你搶的戰場厮殺，而是中華傳統文化在當今中外文化互動交流背景下的兩束新枝，本出同源，共生於厮。兩岸文化交流是由淺入深、由點及面層層推進的長期過程，應注重以文化創新帶動兩岸文化整合，充分利用新媒體等開拓文化整合新路徑，同時注重民族性和現代性結合，既保持民族傳統文化又接納現代文化，這是不同文化在實現由衝突到融合的必然過程，也是兩岸文化融合的一個原則。

　　二是空間觀，以大一統來取代“小確幸”。首先，以多元共生爲基礎。大陸和台灣都曾發生過文化斷裂，傳統的中華文化在兩岸都受到過衝擊和變形。因而既要從歷時性的角度考察各自文化斷裂的歷史，也要從共時性的角度探討文化斷裂的現實。在歷時角度來看，民進黨不斷推動島内民衆强化對於台灣本土的地理認知，如在地圖方面，不再將台灣作爲大中國一部分來看待，而只是保留台澎金馬。如此一來，民進黨就將台灣民衆對於“家國”抽象的想象化爲具體的客觀存在事物，强化了人們對共同體的想象，生動形象地完成了領地在地理和地圖上的呈現。與此同時，無論是國民黨執政還是民進黨上台，都特别注重在地化經驗營造，建造了大量以台灣本土風土人情、歷史典故爲主題的博物館、紀念館、文化館等，這些表面看似是文化性的行爲背後却充斥着濃郁的政治性考慮，核心目的就是要論证自己執政地位的“合法性”，但客觀效果却進一步固化了台灣民衆對於台灣“家國”的想象，慢慢淡忘了對於“中國”的家國認知。

　　從共時角度來看，近年來隨着台灣經濟持續低迷，曾經有過的亞洲四小龍領頭羊地位風光不再，台灣整個社會的心態也呈現出内斂性的發展態勢，“小確幸”心態的彌漫在島内頗爲典型，這固然反映了台灣人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志滿自足，但更説明瞭台灣社會的内卷化傾向。由此，“抗中”情緒才會被利用爲政治動員的工具。經歷了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執政20餘年的“台獨”宣傳和運動，台灣的“本土意識”、“台灣主體意識”、“台灣優先”、“認同台灣”成爲了新的政治道德標準，甚至在台灣社會中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正確和文化心理結構。在政治評價方面，“愛台灣”已經成爲最主要的價值標準。“台灣認同”成爲了台灣社會評價每個台灣人是否真正“愛台灣”的表現，不論藍緑都以“愛台灣”、“台灣優先”、“以台灣爲主”、“台灣主體性”等等爲標榜。政治道德標準的轉换，導致部分民衆對台灣地區的認同逐漸與“中國認同”對立起來，尤其是年輕一代迅速“去中國化”，錯誤地認爲“台灣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由於兩岸空間上的隔離特别是心理上的隔膜，兩岸文化衝突在所難免。面對這種差异，兩岸應當擺脱“以我爲主”的思維，要换位思考，避免本位主義掛帥。“所謂文化整合，就是指人類文化在相互衝突中實現相互融合的矛盾運動過程，這個過程包含着文化衝突和文化融合的基本趨勢，是文化衝突和文化融合的對立統一”。但兩岸文化融合不僅僅是交流與互補的過程，也是重新“一體化”和“新的文化體系”建構過程，所以文化融合是“指兩個比較接近的文化體系接觸後，原來的文化體系隨之消失或改變其形貌，從而産生出一種新的文化體系的過程”，或説“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文化不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當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雜居在一起時，他們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内容和形式上的變化，逐漸整合爲一種新的文化體系”。《易·繫辭》雲“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未來兩岸語言文化交流中，大陸固然要加速兩岸同質化和一體化進程，强化台灣同胞的家國認同而弱化地方本位認同，也要對台灣特殊的歷史境遇，應以同理心給予充分理解。

　　其次，以“大一統”爲旨歸。從歷史傳統來看，“大一統”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無論歷朝歷代都以實現統一爲己任。湯因比研究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統”，一是國家大一統，二是宗教大一統。他認爲中國的特點是國家大一統而非宗教大一統。在兩岸“大一統”理念的構建過程中，中國大陸自不待言，始終堅持兩岸一國。台灣當局的政策龢民衆的心態却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起初國民黨把台灣“處處抹上大中國的色彩”。20世紀70年代起，在台灣宣傳話語體系中“大中國”色彩逐漸褪去，“中華民國”轉化爲“中華民國在台灣”，在民進黨的表述則是“中華民國是台灣”。從此，台灣人的心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只要“小台灣”不管“大中國”，認爲中國是一個他者，與台灣無關。

　　近年來隨着大陸綜合實力的穩步提昇，台灣在面對大陸時的信心有所萎縮，對大陸呈現出一定的排斥性和防範性，擔心因爲兩岸實力對比越來越大會導致大陸對台灣的磁吸效應越來越强。台灣對大陸的敵意和自私性不斷上昇，友善度和無私性則在不斷减弱。當台灣對大陸的扺觸情緒上昇時，作爲想象共同體的“台灣主體意識”也開始同步上漲。中華民族具有强大的動員能力，未來在兩岸語言文化交流過程中，應該以“大一統”意識進行集體動員，推動兩岸同胞共同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感。

　　在這一過程中尤其要注重以史爲鑒，消解台灣同胞的“領土化想象”。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政府制定了打破族群居住格局隔離的相關法律，鼓勵不同膚色人種混居，研究表明，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美國各種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種族之間的“分離指數”明顯下降。與之相反，蘇聯則開了民族“領土化”的先河，中央政府爲每個族群劃定了以該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區等明確的自治地域，正是這種“準領土化”的制度，使蘇聯各族民衆的“民族意識”不斷强化，相比之下，對於蘇聯的國家認同却在持續削弱，這也成爲後來蘇聯解體的重要催化劑。從這種歷史經驗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無論是兩岸統一之前還是兩岸統一之後，都應該持續擴大兩岸交流，以“大一統”爲旨歸，避免台灣民衆産生區域本位主義甚至“準領土意識”。

　　再次，以他者爲參照係。薩義德曾説，“每一種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與其相异質并且與其相競争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的存在……每一個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他者’身份絶非静止的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爲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政治過程”。對於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也要跳出兩岸關係的框架，不應爲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而建構，而應該尋找到一個“他者”，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放置到更爲寬廣的全球視野和坐標體系中來，在處理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對撞、衝突與融合的過程中，不斷積聚起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内生動力，來塑造兩岸同胞也包括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即如費孝通所説，“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在建設‘一帶一路’的背景下，兩岸既要在内部鼓勵兩岸民衆跨地域流動和群際交往，進一步凝聚共識，同時也要合作推進對外文化交流，共同承擔起對中國文化進行國際化傳播的歷史使命。在與其他文化接觸和碰撞中，兩岸要强化文化合力，在與其他文化的積極區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也即與其他文化比較的基礎上找到自己群體的優勢、進而提昇自尊水平，形成新的集體記憶和新的集體身份即“我們感”（we-ness），形成新的精神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共同以作爲中華民族一份子而感到自豪。只有在分享中華民族的榮耀感中，台灣民衆“悲情意識”才會逐步改變，兩岸同胞的心理隔閡才會從根本上得以消除。

　　結語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曆史表明：没有强大統一的國家，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個成員都不可能擁有幸福美好的生活；離開了血脈相連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没有任何一個成員可能擁有自在自由的存在和發展。歷史上的中國多次出現區域割據情况，但不論割據的時間有多長、局面有多嚴重，最終都走向重新統一管轄。在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在追求美好生活、建設幸福家園中，兩岸都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構建共有精神家園，這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每一個群體的共同責任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