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遊記概念界説

　　“遊記”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有着悠久的歷史，經歷了長期的發展過程。然而對於遊記概念的界説，古今各家在使用或詮釋上仍存在諸多分歧。

　　遊記文體，各有所論。一種持寬泛看法，認爲詩、賦、駢文和散文均入遊記範疇。楊慶存指出：“最廣義地説，遊記應包括紀游的一切體裁，即包括詩歌和散文。”譚家健認爲遊記文體不拘一格：“不論山水書簡、山水詩序，還是山水賦，不論駢或散，只要符合所至、所想、所感三要素，均可稱爲山水遊記。”梅新林、崔小敬認爲：“遊記文體賦、書、序多元并存而以記爲主。”朱德發反對將遊記文學局限於描寫自然環境的散文的一種，主張“把具有遊記性質的詞、賦、詩歌、小説等都納入遊記文學範疇”。

　　另一種則認爲“遊記”屬於散文的一種。賈鴻雁指出：“遊記是以散文體記叙與抒寫作者親身遊覽時的見聞感受的文獻。”王立群也認爲山水遊記“是一種獨立的散文文體”。葉聖陶强調“遊記是散文的一個分支，屬於散文範疇”。許宗元指出：“遊記是記述、描寫作者（旅遊者）旅途見聞、旅遊地景觀、現狀、歷史，表達作者（旅遊者）思想感情的散文。”王兆勝認爲：“紀游散文，是一種真實記録和描述作家旅行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念的散文體式。”

　　此外，古人在遊記作品匯編標準上亦各有千秋，最早有宋代陳仁玉所輯《游志》，惜已佚。後有明代陶宗儀輯佚之《游志續編》，何振卿《古今游名山記》十七卷，王世貞《古今游名山記》四十六卷等，這些遊記選集的體例都比較駁雜，書信、序跋、銘文、辭賦等各種文體均納入其中。清人吴秋士强調賦頌詩歌，體裁各别，概置不録，所輯《天下名山遊記》將賦體、書信體、日記體遊記以及記園林幽趣的文章全部删除，只留下單純記山水名勝的散文體“記”，範圍大大縮小。

　　綜上所述，現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

　　一是遊記文體。“遊記”這個文體，其特質是由整個文學史來看，並非是固定的，而是依時代而有所變化，文學史上出現文章辨體的專門討論起於宋，以明爲多，但直到清代“遊記”才成爲獨立的文學體裁。梅新林、俞樟華指出：“從‘遊記’一詞的搆成來看，‘游’是‘記’的文學内涵，‘記’是‘游’的文學體裁，彼此的雙向互進而最終成爲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1980年版的《辭海》解釋“遊記”爲：“文學體裁之一，散文的一種。文筆輕快、描寫生動，記述旅途見聞，包括歷史沿革、現實狀况、風土人情、社會風尚和山川景物、名勝古迹等，也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明確將“遊記”界定爲散文的一種，排除賦體與駢體。因此，通行説法的“遊記”指的是散文體的遊記。若是以詩歌或非散文體裁表現者則統稱爲“記游文學”：

　　記游文學是作者運用藝術的筆法，記述其遊覽山川，旅途生活中的見聞、感受。

　　記游文學，或謂紀游文學，如果更寬泛地説，稱之爲旅遊文學亦可，體裁十分廣泛，包括遊記、旅遊詩、詞、賦、小説等。是記述旅途見聞，描繪各種自然與人文景觀、歷史沿革、社會習尚、風土人情等，表達作者思想感情與見解的文學。其中，遊記是旅遊文學的第一重鎮，佔據旅遊文學的半壁江山。馮光廉也指出遊記“是遊人對旅途中所見山川景物的記録，是叙事抒情散文中的重要體式，在我國古代文章分類中屬雜記文的一種……從文體上説，除規範式遊記散文之外，還有書信遊記和日記體遊記”。確切地説，遊記作品應是包含在大範圍的紀游文學中，但由於體裁的劃分，遊記另成一門獨特的文類，但若從文體分類的角度而言，遊記是屬於“記”這一種文體，就“記”本身的文體屬性而言，則更偏重於散文體。但遊記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則並非一成不變，往往以散文體爲主，韵散相雜、詩文一體，如張岱的《西湖夢尋》、高濂的《四時幽賞録》、張際亮的《翠微山後記》等。

　　二是遊記題材。似乎都將“遊記”作爲文學作品看待，或隱或顯的更加注重“山水自然”書寫在遊記中的重要性，名稱上亦常見“遊記文學”的字樣。不可否認，旅行就是在自然中徜徉，遊記爲人與自然的結合提供了溝通橋樑，但不能因此將書寫對象局限於山水自然。筆者以爲有必要對“游”這個概念進一步加以厘清。“游”在先秦典籍中具有兩重含義，一重指出遊，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如《楚辭·遠游》的“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游”。另一重指遊覽之游，諸如游賞、遊覽等，帶有更多的審美性，强調主體對客體的審美觀照與主觀感受。如宋玉《風賦》的“宋玉與楚襄王游於蘭台之上”。因此，遊記書寫應涵蓋上述兩方面，既包括山水名勝游賞記，也包括出使記、宦遊記、考察記等各種旅行記，應兼而顧之，不可偏廢。

　　由於“游”本身具有神與物游的超現實意義，除了上文所言的出遊、遊覽兩層意思外，有時又可引申出非現實的夢遊、神遊、目游、卧遊、幻游等精神之游。著名的《岳陽樓記》，雖具備了游踪、景觀、感想，但作者並未親身遊歷，而是化用想象，鋪叙神遊，妙筆生花。梅新林、俞樟華認爲可將其作爲一種虚擬性的“準遊記”來看，但不可推而廣之，嚴格意義上的遊記應建立在作者親身遊歷、親見真聞的基礎上。又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雖具備了遊記的游踪特徵，却是一篇虚構的世外桃源遊玩經歷，不可將其視爲遊記。六朝名士所鍾愛的以“卧遊”爲基礎而作的遊記，同樣因其虚擬性而不能看做遊記，遊記的“游踪”應該以實地遊歷爲依據。通常説法，“遊記”包含三大要素，即景觀、游踪與觀感：如梅新林、俞樟華：“遊記在内容上它至少應該包括三個因素。第一，所至，即作者遊程；第二，所見，包括作者耳聞目睹的山水景物，名勝古迹，風土人情，歷史掌故，現實生活等；第三，所感，即作者觀感，由所見所聞而引發的所思所想。”其中，“游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歐明俊認爲：“遊記是‘游’而‘記’，着重動態記述，有别於一般的‘記’或‘雜記’。”强調遊記必須是真實的遊覽經歷，那種完全采集傳聞軼事，或是全部虚構幻想的記載，嚴格説來是不能當成“遊記”的。當然實際創作過程中可以靈活掌握，有些“游” 甚至已弱化，游者亦隱避一旁，但仍可視爲遊記之一體。

　　周冠群《遊記美學》指出遊記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遊記泛指一切對山川風物、民習人情等等的散體文字記載。狹義的遊記則强調其目的性，認爲旨在描繪山水自然之美，極寫山水自然所勾起的愉悦之情，有濃郁散文之風的作品方能稱爲‘遊記’”。歐明俊《近代域外遊記綜論》指出：“‘遊記’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遊記包括一切‘游’而‘記’的著作，如行役記、科學考察記、政治考察記、宗教考察記、風俗記、山水名勝記等，傳統目録學中入史部·地理類，並不視爲文學。狹義的遊記則專指文學遊記，它是散文的一種，記述旅途見聞，描寫山水景物、名勝古迹、風土人情，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相對而言，兩分法的界説是比較全面的。從廣義上説，遊記不僅描繪山水形態，更展現人間百態，實地遊覽中的一切見聞均可入文。不可否認，遊記中不少作品，尤其山水名勝遊覽記，可以納入文學作品行列，但遊記不一定都是文學作品，那些不具備文學性或文學性不强的遊記也較多。如一些行役記，按日期或按路程展開行踪，間有考證或爲數不多的狀物摹寫，文學色彩澹薄，從文學性上看似乎無甚可取之處，如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中提到的類似於地理著作的輿地志遊記，以及一些類似“方誌”類的著作也是如此。

　　應該説，以上各家所論皆各有千秋，在綜合各家界説的基礎上，從個人理解與研究的角度，筆者試對遊記的概念特徵做如下概括：遊記分爲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遊記指一切“游”而“記”的散體文字爲主的記載，記述描寫旅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既包括文學性强的自然山水遊覽記，也包括各種文學性弱的考察記、旅行記等。狹義的遊記專指文學遊記，爲遊歷之地的自然山水、名勝古迹、風土人情以及見聞感受的散體文字記載。

　　針對本文所論之“清代台灣遊記”，筆者對其概念及範圍作進一步界定：一、屬於廣義的遊記範疇；二、作者曾實地考察或親身遊歷過台灣；三、以散文體爲主記録遊歷台灣時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包括台灣的山水名勝、風土人情、政治制度、社會文化、歷史掌故等等；四、時間節點上，本文所論清代，指的是清政府統治台灣的212年間，從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將台灣納入版圖，到19世紀末光緒二十一年（1895），台灣被日本侵佔。

　　符合以上四點特徵的“清代台灣遊記”爲本文的研究範圍。

　　二、研究現狀

　　遊記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悠久的歷史，清代台灣遊記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承擔着記録風土民情，叙寫心志，評議時政等功能，對於瞭解清代台灣的山水景物、風土人情、歷史變遷，瞭解兩岸文化的淵源關係，有着重要的意義。但一直以來，遊記關注度並不高，沈從文説：“遊記文學歷來不列入文章正宗，只當成雜着小品看待，在舊文學史中位置並不怎麽重要。”的確，相較於語言凝練的詩歌領域，散文研究明顯滯後，而古代遊記研究，尤其台灣遊記研究在散文研究中則更加薄弱。不管是散文史或是文學史，清代台灣遊記均未得到專門的關注和研究。

　　從文學史的寫作看，大陸方面有三部著作頗值得一提。一是梅新林、俞樟華主編的《中國遊記文學史》（學林出版社，2004），該書是學術界第一部遊記文學通史著作，論述了自魏晋以來直至當代的遊記文學，對中國遊記文學的發生、發展、演變以及體式、内涵做了深入的爬梳。但作者采用常規的遊記分析手法，將相關的遊記作品做簡單概括，並未對特定區域的遊記進行分類闡述，對於清代的台灣遊記亦未曾涉及。二是王立群的《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該書爲古代山水遊記研究的通論之作，首次提出了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的三個文體要素，對遊記的産生、類型以及結集、流傳作了充分論述，分析了晋宋地記對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的影響作用，但依然不曾涉及本論文所言的台灣遊記。三是賈鴻雁的《中國遊記文獻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爲近年來國内第一部中國遊記文獻整理的專著。該書對先秦至民國兩千年間的遊記文獻創作、結集與出版情况，以及學術文化價值作了詳瞻的梳理，書末附録《遊記篇目一覽》及《民國遊記書目》，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

　　近年來大陸學界的遊記研究有呈上昇之勢，涌現出了一些關於遊記方面的論文，對於區域遊記的研究，如長江遊記、武夷遊記等，亦呈擴大趨勢，還有一些學者涉足域外遊記，包括歐美遊記、亞洲遊記研究等。但針對清代台灣遊記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尚未出現一本專門研究清代台灣遊記的專著。目前涉及台灣遊記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是史學角度的作品個案研究。

　　期刊論文方面，闞勇《台灣鹿港、淡水同知曹士桂及其<宦海日記>》[《文物》，1984（12）]，概述了曹士桂的生平事迹，並從清代台灣的建置沿革、台灣的民族習俗、列强侵台史實三個方面，肯定了《宦海日記》的史料價值。霍有光《清道光前期台灣社會發展概貌——<蠡測匯鈔>的史學價值》[《台湾研究》，1988（2）]，指出《蠡測匯鈔》中有關道光初期台灣高山族管理及居住生活情况，以及城市建設與文化教育事業的記述，可填補台灣未再編修《府志》出現的空檔，有助於瞭解道光早期的台灣府情。劉仲華《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生平及其學術成就簡述》[《唐都学刊》，2005（6）]，對黄叔璥的生平、交遊及學術成就作了簡要的闡述。羅小平《從鄧傳安<蠡測匯鈔>看閩學在台灣的傳播》[《炎黄纵横》，2007（4）]，從台灣書院的創建方式、教學内容、教學理念，從清代閩學在台灣的傳播情况等方面，指出《蠡測匯鈔》的價值。李玉昆《曹士桂<宦海日記>及其史料價值》[《闽台文化研究》，2008（3）]，對曹士桂生平，對《宦海日記》的内容、保存與出版情况作了簡單的介紹，並從台灣與大陸的地緣關係、台灣的建置沿革、台灣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的鬥争、對水沙連地區的開墾經營、台灣少數民族的民俗語言、泉州民俗等六個方面闡述了該作品的史料價值。孫煒《防撫之間：清政府對台灣原住民的認知及應對——<台海使槎録>所反映的清前期治台政策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2）]，從正反兩面分析了《台海使槎録》對清初清政府制定理台政策的雙重影響。王志彬的《論原住民文化與台灣明清宦遊文學》[《学术交流》，2009（9）]與羅春寒的《清代台灣平埔族文化變遷之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05），涉及到對某些台灣遊記如《禆海紀游》《台海使槎録》的探討，二者結合明清時期的文獻資料，從文學與文化交叉的角度，綜合闡述台灣少數民族文化與宦遊文學的互動影響，提供了一個大陸如何看待台灣少數民族文化變遷的視角。另有林奕彬主編的《藍鼎元研究》一書（厦門大學出版社，1994），收録了多位學者對藍鼎元的研究成果，内容主要包括藍鼎元的生平、思想、民本觀、理台觀、教育觀、史學觀、社會性别意識等等，但多未涉及遊記文學研究。

　　綜上，大陸學界對清代台灣遊記的研究比較薄弱，多個案分析，少綜合探討，多注重作者身份、思想、對台策略與貢獻方面的考慮，極少對文本作文學上的藝術分析。相較而言，台灣方面對於清代台灣遊記的關注度比較高，出現了一些比較有針對性的研究成果，具體如下：

　　一是文獻資料的整理、考證。盛清沂《朱景英與<海東札記>》[《台湾文献》，1974（4）]，對朱景英生平資料做了諸多考證，指出其作品在台灣史學上的重要性。許雪姬《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研究——試論其生平、交友及著述》[《台北文献》，1978（44）]，論述了黄叔璥生平、交友及著作版本情况。葉大沛《曹士桂<宦海日記>述略》[《台湾文献》，1996（4）]，爬梳了《宦海日記》的成書過程與思想内容。林敏勝《吴子光與<一肚皮集>》[《台北文献》，1997（63）]，則是一篇就《一肚皮集》的内容、體例以及寫作動機進行探討的文章。黄武智《黄叔璥生卒年及其著作<台海使槎録>序文作者考證》[《高雄师大学报》，2005（19）]一文，運用大量資料對黄叔璥的生卒年及該書的序文作者進行了考證。楊正寬的《明清時期台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台灣編譯館，2007年），列舉了1661年至1895年的有關台灣島景觀、見聞、旅遊心情的許多作品，包括詩、詞、賦、散文、竹枝詞、甚至地方誌等各種文體，並對部分作品進行了文學方面的探討，爲本選題提供了一定的參考資料。

　　二是文學角度的研究。丁旭輝《論<裨海紀游>的散文藝術》[《台湾分馆馆刊》，2004（1）]，通過文本解讀《裨海紀游》的二大特點，一是封閉結構中的靈活書寫，二是曲盡其妙的寫景藝術。指出鬱永河成功運用了日記體的長短自如與遊記體的流動變化，作品精彩出色，但因篇幅簡短與單薄，文學成就與價值離“偉大”仍有距離。王幼華《吴子光〈雙峰草堂記〉連作創作技巧論析》[《兴大人文学报》，2007（39）]，從“定位記景”“章法大要”“修辭技巧”“作品特色”四個方向，分析《雙峰草堂記》九篇的修辭技巧及章法大要。吴芳真《<禆海紀游>之文學研究——以柳宗元遊記文學爲對照》（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以比較學的方法，從寫作動機、思想内容、表現手法、藝術特色等方面對二者的遊記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研究，分析其中的异同，進而肯定了《裨海紀游》的地位與貢獻。葉静謙《吴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台灣風土探析》（台灣逢甲大學碩士論文，2009），按照傳統的文學研究方法，探討吴子光對台灣風土的紀録，再將吴子光的生平、師承與交友、文章體例及創作觀點做了較爲詳細的介紹。宋子江《吴子光<一肚皮集>中的“記”體古文創作論析》（台灣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則將研究範圍限定在29 篇“記”體古文上，分析作品呈現出的個人情志思想、台灣風物民俗及表現手法。

　　三是文獻學、史學等多角度綜合研究。林淑慧《黄叔璥<台海使槎録>的人文關懷探析》[《台湾分馆馆刊》，1989（3）]一文，探討了黄叔璥對平埔族文化活動的實録，從黄叔璥觀察社會問題的視角，突顯其對民族文化的人文關懷。黄武智《<台海使槎録>的史料價值與學術價值——以<番俗六考>與<番俗雜記>爲例》[《高雄师大学报》，2005（19）]，專門針對卷五至卷八中關於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的記録，闡述《台海使槎録》對於保存與記録台灣早期先住民族文化所起到的歷史作用。黄美玲《論朱景英<海東札記>在台灣清初遊記史之地位與價值》[《联大学报》，2012（1）]，從地理、氣候物産、漢人習俗與台地建築、少數民族風俗等方面論析，提出《海東札記》與早前清代台灣遊記之异同，據以論定該書之地位與價值。林淑慧《台灣文化采風——黄叔璥及其<台海使槎録>研究》（萬卷樓，2004），是一部針對黄叔璥及其作品的全景式研究著作，詳細考察了黄叔璥的生平、交遊、學術思想、在台事迹等，對《台海使槎録》的成書始末及取材來源，所反映的清代台灣社會面貌、文化特色等作了詳細的分析，並於文後附録《黄叔璥生平簡表》，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上述論文或專著，涵括了以遊記作者及其作品爲中心的研究，探討了作者的家世背景，生平思想，交友情况，並對作品的版本體例、思想特徵、風格特色等進行了一定的分析。

　　四是涉及某些遊記的相關著作與論文。主要是對台灣文化與文學的綜合觀察，内容上没有局限某一文體，詩、詞、賦均包含在内。如王幼華《清代台灣漢語文獻原住民記述研究》（台灣中興大學博士論文，2004）與吴梨華《從文獻資料解讀清代台灣平埔族的社會文化》（台南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4），通過大量詳實的文獻資料，解讀清代台灣少數民族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間的關係。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旅遊書寫的文化義藴》[《中国学术年刊》，2005（27）]，集中分析清初入台文人對台灣的觀察與書寫，從中心與邊陲關係的透顯、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的再現、台灣風土書寫的承襲與影響等三大層面，探討旅遊巡視散文的文化功能。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散文發展與文化變遷》（台灣學生書局，2007），從宏觀視角，比較了清治前期、清治中期及清治後期三個時期的散文特點，探討台灣清治時期212年間的散文發展與文化變遷的關係。藍偵瑜《清代來台文人之台灣特殊性書寫研究》（台灣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8），以“特殊性”爲切入點，闡述清代入台文人在台灣的特殊觀察視角與特殊文化情懷。謝崇耀《清代台灣宦遊文學研究》（蘭台出版社，2003）一書，體系極其龐大，將清代所有赴台官員及其作品，不分文體一一呈現，並對作品内容與特點作了簡要闡述。但因其範圍過於龐大，未能展開深入論述。

　　縱觀台灣學界的研究現狀，不難發現，對清代台灣遊記的研究已經具備了一定數量的學術成果，研究的角度亦呈多樣化趨勢，但多集中於個别名家名篇研究，仍有部分作家作品流於邊緣地帶，已有的成果多以期刊論文的形式出現，因篇幅所限，難免有不够深入之憾。一些相關的區域文學研究，也只是將某些遊記作品作爲文獻資料加以引用，並未深討細究。因此，清代台灣遊記仍存在諸多可拓展之處，亟需學界加以研究，並賦予文本新的生命。此外，筆者在現有的關於明清時期台灣遊記研究的著作中，發現了一些未被提及的遊記作品，如劉良璧的《紅毛城記》、徐宗干的《浮海前記》《渡海後記》等，具有補闕意義。因此本文擬以清代台灣“遊記”爲分析對象，希冀從宏觀上重新架構與歸納清代台灣遊記，探討台灣遊記的主題思想、特點、影響與價值等，以提供大陸研究台灣文學的一個可行性視角。

　　三、研究價值與意義

　　台灣地處東南蠻荒海隅，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在中國的古典文獻中，如《尚書·禹貢》《三國志·孫權傳》《隋書·東夷傳》等已有對於台灣的最初記載，但因台灣島孤懸海上，加上早期航海技術的落後，較少有與中原文明接觸的機會，台灣島始終披着一層神秘的面紗，充滿着無限的神奇。台灣的先住民來自於大陸，17世紀荷蘭人、西班牙人侵佔台灣。明鄭時期，大批漢人移居台灣，當大陸文人首次登臨這塊土地時，才真切地感受到台灣的真實面貌。他們將這些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通過文字保存下來。此前因台灣先住民没有自己的文字，自然景觀、風土人情無法以書面形式留存下來，陳第的《東番記》爲揭開台灣的神秘面紗起到積極的作用，雖然叙述比較簡單，仍有助於中原對台灣的認識，爲研究台灣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率兵平定台灣，將台灣納入版圖，設置官員、推行教育、傳播文化，直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台灣成爲日本在東亞的殖民地之一。那麽，在清政府治理台灣的212年間，台灣經歷了哪些風雲變幻？寓台文人又是如何看待台灣？選擇以何種方式來觀察台灣？他們在旅程中瞭解了哪些風土民情？記録了哪些歷史變遷下的社會面貌？顯現出何種内涵？傳達出怎樣的經世理念？遊記作品具有怎樣的藝術特色、價值與影響？正是帶着這樣的問題，本文嘗試以清代入台文人及其台灣遊記文學爲研究對象，考察台灣遊記的發展演變，對遊記進行綜合觀照，探討台灣遊記的真實面貌、影響與價值等。

　　台灣學者陳佳妏在《滚滚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焕文章——論清代台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一文中指出，觀察清代所遺留下來的大批文字紀録，如大量台灣地方誌的編寫、密集完成的遊記書寫等等，這些文字或多或少消解了中國的旅者（或統治者）對台灣的陌生感，並進一步提供清朝的統治者治理台灣的方向。藉助這些作品，於是日月潭、水沙連、玉山、安平海吼等著名景觀陸續爲中原所知曉。特别指出的是，這些遊記的内容並非僅限於自然景物的描摹，而是兼涉對台灣社會經濟、民風民情等的觀察與書寫，因清政府派往台灣的官員，均帶有官方身份與特定的職責。因此，他們眼中的自然景觀往往帶有某種政治性色彩，觀察面涉及台灣地區的地理位置、經濟民生等。遊記不以文采見長，而是作者的一種有意識的論述形式，或借此表達對社會面貌的描繪，或顯現當時知識分子的時代心境、應世態度、理台策略等，爲清政府治理台灣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更爲我們研究文本的主題特點、文學價值及時代意義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清初，大批漢人移民到台灣，由南向北、向東，逐步開發台灣，清晚期台灣還受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入侵。200多年間，台灣不管是社會面貌、物産經濟，亦或地理景觀、人文風情，均發生了巨大變遷。而遊記作品提供了閲讀台灣的窗口，通過遊記，可以瞭解社會思潮的演變，瞭解台灣少數民族文化及其變遷的過程，瞭解作者的價值觀與情志體驗，瞭解自然人文景觀的形成，瞭解地理環境的變化，甚至西方列强的入侵等，可以説，清代台灣遊記就是一部台灣的鮮活歷史，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四、研究思路與方法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統一台灣後，宦遊台灣的大陸文人是這一時期台灣文學的主要創造者，采風問俗、述懷志异是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主要特徵。本書擬將清代台灣遊記作爲一個整體對象納入研究視野，在縱向性的歷時觀察外，在深入解讀文本題材内容的基礎上，從横向對台灣的遊記文學作品進行整體的架構與觀察，把遊記文學與社會時代相聯結，從歷史的審美闡釋角度將文學與歷史、地理、民俗等相結合，探討清代台灣遊記的特點與價值，希冀還原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説，本論題屬於地域文學的綜合研究，因此本文將以傳統的文學史方法爲主，盡可能全面搜集相關文獻資料，結合有關區域社會經濟史學與文化學的理論和方法，架構清代台灣遊記，從二百多年來的各家遊記中，窺見台灣地理景觀的滄桑變化、漢人移民社會的形成、少數民族群的變遷，以及西方列强入侵後台灣所受到的各種衝擊等。在論述過程中，除了常用的技術性研究方法外，將主要運用以下四種方法綜合貫穿於整篇論文的寫作中：

　　第一種是學科交叉研究。清代台灣遊記的影響與價值是多元的，在考察中，注重文獻史料的運用，充分借鑒《台灣文獻叢刊》《台灣文獻匯刊》《全台文》，台灣地方誌等文獻資料，結合文化學、歷史學、人文地理學、民俗學、美學、傳播學等學科，交叉分析，盡量做到知人論世、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理論與創作並舉、考證與批評互補，通過對文本的深層次分析與歸納，總結出清代台灣遊記的一般特點與多重影響。值的一提的是，有三部叢書對於本選題中台灣遊記的文本查閲及相關材料的收集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源。一是周憲文等主編的《台灣文獻叢刊》309種，20世紀60～70年代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該叢書資料極爲豐富，收録了唐代至清代以及日本佔領時期的台灣文獻資料，集台灣之歷史、地理、風俗、民情、社會、文化等文獻之大成，本選題涉及的清代台灣相關的方誌、遊記、文集等，多能從中獲取。二是由大陸學者陳支平等主編的，2005年由九州出版社、厦門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台灣文獻匯刊》，共7輯100册。内容涵蓋鄭氏家族與清初南明相關史料、康熙統一台灣史料、閩台民間關系族譜、台灣輿地資料、台灣相關詩文集、台灣事件史料、林爾嘉家族及民間文書資料等。其中第2輯康熙統一台灣史料與第5輯台灣輿地資料爲瞭解台灣歷史地理提供文獻參考價值。三是2007年台灣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黄哲永、吴福助主編的《全台文》，共75册，2400萬字。該書搜集了明末到1945年間的有關台灣的古典散文，以遷徙台灣或旅居台灣、仕宦台灣者所撰古文爲主體，其中第49册—66册爲雜記文，爲本論文的材料收集提供重要的資料來源。

　　第二種是互動關係研究。台灣遊記作者多爲大陸赴台的官員、幕僚，極少台灣本土文人。宦台文人的作品主題及風格與大陸學術風氣、文化傳統、個人身份、寫作動機、時代變遷等皆是互動關係，並非單向的影響關係，時代風氣影響創作特點，檏學精神對赴台作家的創作風格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作品風格的形成反過來又開啓了時代文學創作特點。個人的身份特徵影響了觀察視角與創作動機，觀察視角的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寫作風格。在清代台灣遊記創作中，這種互動關係可謂無處不在，文學與文化、思想與文學、時代與個體，不斷地相互融通、互相影響。

　　第三種是比較研究。一是横向比較，對同一時期或同一主題的遊記作品進行横向比較，如同樣描寫渡海經歷，同樣關注少數民族習俗，不同的作者往往會有不同的切入點，其思想特徵、觀察視角都會因人而异。一是縱向比較，針對作者本身的才性、人生際遇以及流寓記録進行縱向性的比較與歷時性的考察，將遊宦經驗與文人本身的生命時間作連結，從中發現時代變遷與文學的關係。

　　第四種是注重時代與社會背景分析。文學雖有其自身發展邏輯性，但同時又與時代、社會及文化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文學的進程離不開它所依賴的時代背景與文化傳統，離開時代背景談文學，就文學論文學，只能將文學簡單化、孤立化。清代台灣遊記同樣如此。清政府治理台灣的212年間，時代發生劇烈變化，台灣原漢民族的時代變遷、自然與人文景觀的滄桑變化等，都是遊記創作的背景，只有將文學置身於廣闊的時代背景中，結合背景談文學，才能真實反映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反映文學創作的實際及其藴含的文化意藴，從而加深對作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