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一詞，在古籍文獻中有着衆多不同的稱呼，如《尚書·禹貢》中的“揚州之域”、《山海經·海内南經》中的“雕題國”、《列子·湯問》中的“岱嶼、員嶠”、《史記·秦始皇本記》中的“瀛州”、《前漢書·地理志》中的“東鳀”、《三國志·孫權傳》中的“夷州”、《隋書·煬帝紀》中的“流求國”、《諸番志》中的“毘舍耶國”，以及《明史·外國列傳》中的“鷄籠、北港、東番、東寧”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將明鄭時期的“東寧府”改爲“台灣府”，隸屬福建省。在清代台灣社會從移墾趨於文治化的過程中，大陸入台文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影響，入台者的宦遊文學佔據了台灣文壇的主體，並對台灣本土文學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就台灣遊記而言，有清一代涌現出了不少作品，記録了台灣的自然、人文、民俗風情以及時代變遷，頗具深入探討與研究之價值。本章將分五個階段對台灣遊記的發展概况進行爬梳與分析。

　　第一節　清前遊記

　　遊記文學在中國散文史的發展中源遠流長，從《詩經》《楚辭》中山川景物多比德興情的描寫，到《山海經》《水經注》等地志的出現，雖有景物描述，但無作者游踪。魏晋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大量山水詩的興起及審美意識的覺醒，開啓了遊記文學的先河。遊記文學的奠基及勃興要從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記》開始，上承酈道元、元結，下啓蘇軾、袁宏道，成功開創了“詩人遊記”的經典模式，標誌着中國古代遊記文學真正走向成熟。

　　遊記文學發展至宋代，受理學思潮影響，“哲人”遊記盛行，作品往往帶有一種理趣之美。南宋時，日記體遊記初興，遊記文學有了多元的發展，如範成大的《吴船録》和陸游的《入蜀記》，是此項日記體遊記的代表作。金元時期遊記文學短暫沉寂，明代“才人遊記”繁盛，以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的遊記小品爲主要代表，更有長篇巨作《徐霞客遊記》，擴大了一般遊記篇幅短小的形式，並將日記體遊記推廣到極至。與“才人遊記”重内心情感不同，此書具有實地調查、科學考評之精神，影響了清代遊記多專注於對外在事物的描述。清代遊記文學大致延續明代的山水小品，但受到桐城派義理、辭章、考據三者合一的影響，遊記作者多重學術考證、輕寫景抒情，所謂“多學即識”，學人遊記因此勃興，外加檏學精神和經世致用之文風，影響了遊記文學的發展。

　　台灣地處祖國東南一隅，隔海與大陸相望。明代以前，由於海運困難，兼以海盗出没，故較少與大陸交往。因早期的台灣島内台先住民並無自己的文字，所以明代以前關於台灣的記載大都取材於方誌與史書中，如《太平御覽》《三國志·孫權傳》《隋書·東夷傳》《諸番志》《宋史·外國傳》《島夷志略·澎湖》等，曾對古早台灣的地名、歷史、地理位置等作了簡單的記載，尤其是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汪大淵，生平不詳，字焕章，元南昌（今屬江西）人，曾兩次隨商船遊歷印度洋沿岸及南海諸島等東西方多國。全書共100條，“涉及國家和地區達二百二十餘個，爲上承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志》，下接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記録作者親身遊歷世界各國沿途中的所見所聞，包括地理、風俗、物産、貿易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諸史外國列傳，秉筆之人皆未嘗身歷其地，即趙汝適《諸蕃志》之類，亦多得於市舶之口傳。大淵此書，則皆親歷而手記之，究非空談無征者比。”指出《島夷志略》的重要性在於所寫紀略乃親身遊歷之見聞，而非耳聞口傳，在叙述内容上也能突破前作，叙寫上更加詳細，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以澎湖爲例：

　　氣候常暖，風俗檏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係以土布。煮海爲鹽，釀穰爲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熏牛糞以柴，魚膏爲油。地産胡蔴、緑荳。山羊之孳生數萬爲群，家以烙毛刻角爲記，晝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與販，以樂其利。地隸泉州晋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以周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一十錠二十五兩，别無科差。

　　描寫出元代澎湖地區的移民，過着定居的生活，衣食營生，生機勃勃。而先住民則因“山平曠，田地少，不多種植。氣候倍熱。俗尚擄掠……地無同産，時常裹乾糧，棹小舟，遇外番，伏荒山窮谷無人之境，遇捕魚采薪者，輒生擒以歸，鬻於他國，每人易金二兩重”，仍然過着比較原始的生活。《島夷志略》雖是一部比較簡略的域外遊記，但却是元代以前對台灣和澎湖的最精確的記述，堪稱一部非常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爲後人瞭解和研究台灣歷史地理起到了借鑒作用。

　　連横《台灣通史·藝文志》曰：“夫以台灣山之奇秀，波濤之壯麗，飛潜動植之變化，可以拓眼界，擴襟懷，寫游踪，供探討，固天然之詩境也。以故宦遊之士，頗多撰作。”真正以傳統詩、詞、賦、散文等古典形式，從事旅遊文學創作，而且又長期留寓台灣，觀察入微者，首推明末沈光文。台灣的古典文學或古典旅遊文學，可説是奠基於明末，而且可以推沈光文爲始祖，後又有徐孚遠、陳瑸、勞之辨、湯世昌、鄭成功、鄭經、盧若藤等，所作多以詩或賦爲主，其中不少經典名篇，至今廣爲流傳，兹不贅述。

　　但就本文所探討的台灣遊記而言，陳第的《東番記》是目前所知的第一篇台灣遊記。陳第（1541—1617），字季立，號一齋，又號子野子，明連江（今屬福建）人。也是第一位隨戚繼光軍旅親身遊歷台灣，耳聞目睹而寫下《東番記》者。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大陸沿海倭寇肆虐，閩海一帶的漁民、商販頻受侵擾。時福建巡撫金學曾起用沈有容主持閩浙海防。萬曆二十九年（1601），倭寇再次進犯，沈有容和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寇於彭山洋，餘倭逃據東番，占爲巢穴，四出剿劫，漁舟、商船深受其患。萬曆三十年（1602），沈有容再次渡海剿倭，因陳第與沈相交甚深，熟稔軍事作戰，又喜遊歷，故隨沈有容前往台灣剿倭。破倭之後，明軍駐紮大員港（今安平）二十多天，陳第得以四處走訪，瞭解風情民俗，撰寫《東番記》一文，詳記當時台灣西南部的風俗物産。這裏所謂的“東番”，其實就是指台灣，因台灣地處福建東邊，故稱之“東番”。關於台灣沿岸地名及地理位置，陳第《東番記》描述爲：

　　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裏、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裏。

　　從中可以看出，早在明代，人們便以“東番”名台灣。陳第《東番記》是第一篇實地到台灣西南部遊歷、並用文字記録下台灣風土人情的遊記。此文收入沈有容《閩海贈言》一書中，全文雖僅一千多字，但内容翔實，記載可靠，類似於晚明遊記雙峰之一的科學考察遊記《徐霞客遊記》，對台灣的地理方位、地名，少數民族的社會組織、生産活動、衣食住行、外貌、物産、婚姻、喪葬、貿易、社會風俗等各個方面作了細緻的描繪，雖然在各項成就上均無法與《徐霞客遊記》的高度相匹敵，但它確實是研究17世紀台灣自然景觀及少數民族生活的重要史料。此前的歷史文獻，多爲耳聞口傳，輾轉摘録，對台灣及其少數民族的描述亦往往語焉不詳或簡略失當，以致後世對這些内容的真實性産生懷疑。《東番記》爲陳第本人親履台灣所見而成，確定“東番”就是今天的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具有不容質疑的真實性。陳第寫作此文，較荷蘭人於天啓四年（1624）佔據台灣早23年，較鄭成功於永歷十五年（1661）驅逐荷蘭人進駐台灣早60年，較沈光文入台早約世紀以上的時間，但因沈光文入台後便再未離開台灣，其作品對台灣文風影響很大，又因其作品以書寫遊歷台灣爲主，故被推爲“台灣旅遊文學始祖”。即便如此，《東番記》仍是目前所知的第一篇台灣遊記，其貢獻不亞於沈光文。“作爲第一篇實際踏查台灣的旅遊文學，陳第《東番記》采用寫實鋪述的方式，紀録當時平埔族人的種種慣習，這四百年前台島文化的保存，頗具史料價值”；“《東番記》是研究台灣古地理的一篇非常寶貴的文獻”，並非溢美之詞。

　　如同遊記説理抒情一樣，陳第《東番記》在文末借野史氏之言提出個人觀點：

　　不日不月、不官不長、裸體結繩、在海不漁、雜居不嬲、男女易位、居共處、歷日書契無而不闕。然飽食嬉游，於於衎衎，又惡用達人爲？其無懷、葛天之民乎！

　　陳第對遠遜中原文明、與中原文化大相徑庭的少數民族習俗，對於“以女爲貴”的母系社會中男女雜居却不淫亂，仍能保持無懷、葛天之民的純樸風尚與悠閒自得的生活流露出了淡淡的向往之情。因陳第並非文人出身，所記類似志書體裁，言簡意賅、顯現出史志筆記散文的實证風格，相對而言文學性比較弱，但不可否認它在台灣旅遊文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台灣學者潘英指出：“觀其在一千三百多字中就將西拉雅平埔族的十項南島民族文化特徵表現出來，就可見其文筆一斑。”李祖基指出：“其資料的可靠性、準確性以及内容的豐富性均遠超過以往的記載。”據稱，其後周嬰也寫有《東番記》一文，文章駢散結合，文辭精美華麗，因目前未有證據證明周嬰曾親臨台灣，且文中有不少與陳第《東番記》相同之處，故一些學者對作品的真實性與原創性提出了質疑，一般認爲此文乃參考與借鑒陳第《東番記》及其它典籍之作，並非親臨台灣的原創之作，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進一步證明瞭陳第《東番記》獨一無二的價值。《東番記》甚至影響了後世散文中有關平埔族文化的書寫方式。如萬曆四十五年（1617），張燮《東西洋考》中的《鷄籠淡水》一目，即參考了《東番記》的記録。明鄭時期楊英《從征實録》、清代林謙光《台灣紀略》、鬱永河《裨海紀游》、黄叔璥《台海使槎録》等多部筆記文集與方誌的記載，也多受到此書的影響。

　　明朝治理台灣的時間較短，自明永歷十四年（1661）鄭成功率軍登台驅逐荷蘭人開始，至明永歷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克塽降清爲止，共22年。時間短暫，故較少遊記留存下來。除了陳第《東番記》外，另有一篇爲陳永華的《夢蝶園記》。陳永華（1634—1680），字復甫，明同安（今屬福建）人。曾輔佐鄭成功、鄭經父子南征北戰，退守台灣時大力開發台灣，扶農墾種，大興文教，因而備受推崇。此文乃陳永華爲明朝遺老李茂春所作。李茂春，字正青，明龍溪（今福建龍海）人，隨明鄭軍赴台時已七十高齡，扺台後，在其府邸南方興築草亭，委托陳永華爲其園命名。

　　這是一篇短小精悍的遊記，頗具晚明遊記小品之風神。文中的夢蝶園出自“莊子夢蝶”之典故。作者借由莊子夢蝶加以反駁，認爲只要心無旁騖，自然可以從中洞察世間萬物之變化，從而通達生命之奥妙，無須藉助夢境來説明虚實相生之哲思。作者真正贊賞與向往的恰如其文中所言之“不夢，夢也；夢，尤夢也”的物我合一、物我兩忘的超脱境界。李茂春的夢蝶園其實十分簡陋，有的只是竹籬茅舍、瓜果花卉，儼然一座農家小院，然而這種臨流而坐、植蔬種竹的田園生活與檏實作風，却是文人内在心境的呈現，體現了士人在明末清初之際希望遠離政治紛争，隱逸自我、净心修養的内心情感。陳永華肩負重任，日理萬機，流露出對友人李茂春的超然塵俗與悠閒自在的羡慕之情。《夢蝶園記》文字洗練、凝神，回味無窮，恰如龔顯宗所言：“文字雅潔精練，令讀之者物我兩忘，悠然神往。”這種韵味與唐代的“詩人遊記”相比，少了一分高雅，多了一分情趣，少了一分精美，多了一分自然。這些率性而不加潤色的遊記作品，在文字上可能粗糙了點，在情感上過於直露了點，缺少“詩人遊記”的藴借、含蓄，但這種率真自然、無拘無束却能匯成一股强大的情感衝擊波，爲原本單調、枯燥、沉悶的時代帶來了生機和活力。

　　要言之，清代以前，受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影響，摒棄傳統古典文學中的詩與賦等文學作品，親身遊歷台灣並書寫台灣的遊記作品確是鳳毛麟角，但隨着明鄭對台灣的開發，以及文人的赴台，中原文明與漢人文化的種子已然逐漸在台灣萌芽、傳播，爲清代台灣遊記的發展奠定了深遠的基礎。

　　第二節　康雍時期

　　康熙二十三年（1683），清政府派施琅率兵平定台灣，鄭克塽投降，台灣劃歸清朝轄下。統一台灣初期，清政府並未從根本上認識到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康熙認爲“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時有大臣也主張棄台灣而專守澎湖，引發了所謂的“台灣棄留争議”。康熙二十四年（1684），施琅向朝廷上呈《恭陳台灣棄留疏》，指出台灣“北連吴會，南接粤嶠，延袤數千裏，山川俊俏，港道迂逥，乃江、浙、閩、粤四省之左護”“如僅守澎湖，而棄台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於台灣，遠隔金、厦，豈不受之於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灣所以固澎湖”，若“棄之必釀成後患，留之誠永固邊隅”。從海防戰略的高度强調保留台灣的重大意義。後經朝廷與群臣商議結果，康熙以“台灣棄取，所關甚大。鎮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當之策。若徙其人民，又恐失所；棄而不守，尤爲不可”，决定保留台灣。並於次年設置台灣府，下轄台灣縣、鳳山縣、諸羅縣等行政機構，隸屬於福建省。康熙六十年（1721），因知府王珍苛政，朱一貴群起反抗，攻下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清政府派南澳總兵藍廷珍、水師提督施世驃前往戡亂，耗時二個月平定事件。爲防止諸羅縣幅員遼闊難以管轄再次發生叛亂等問題，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增設彰化縣、淡水廳，並設置巡台御史，有效治理台灣。

　　清代最具時代性的是“學人遊記”，這是清代檏學精神在遊記文學創作中的藝術結晶，以檏學精神爲主導，以“經世致用”爲宗尚，融學術考證於山水觀照之中的“學人遊記”應時而出，成爲清代尤其是清前期遊記的創作主流。這一時期的台灣遊記亦承襲了清代“學人遊記”的傳統，尚實，重采風問俗，清政府統一台灣後，不少遊宦文人登上台灣海島，將入台所見的山水景物、民情風俗，寫成一篇篇各具風格的遊記散文。台灣地處海隅，渡台的第一道關卡乃著名的台灣海峽，暗礁、颶風、暈船、嘔吐，茫茫大海中漂泊無助的心境是其最深刻的切身體驗，許多作者常於作品中描繪親身體驗暗潮汹涌的渡海經驗及諸多海洋奇景。其次，台灣緯度與嶺南一帶相同，但物候方面仍存在諸多不同，那些奇特的物種，往往帶給初次登台的官員或文人以極大的獵奇渴望，這些都成爲記録的重點。此外，明代以前中原文人尚未深入接觸台灣原少數民族，對其瞭解認識極其有限，故這一時期的宦台人士特别關注少數民族的民風民情。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藝文志》序言雲：“山水至台觀止矣！當其一葦南來，烟波萬狀；三十六島隱躍舟前、九十九峰參差目下，殆邈焉不知身之在於何境也。及其蕩我心胸，發言爲論，滔滔滚滚，更當何極！”仕宦者懷着想象與好奇的心態，對台灣這塊新辟的邊疆之地，以遊記散文的形式來表現，因入台動機不同，職務的差异，寫作背景的不同，又因民情風俗的差别及文化的變遷，自然呈現出主題、内容、視野與情感等的種種差异。他們的遊記書寫，多不局限於自然景物的描摹，而是兼涉對异己文化的觀察，且藴含多元的文化内涵，具有反映台地民心向背，爲清政府理台獻言獻策之用意，體現了作者的社會觀察與經世理念。

　　康雍時期的台灣遊記中最富文學性的莫過於描繪海島風光的單篇文章。詳細刻畫台灣山水風光的有福建漳浦陳夢林的《九日游北香湖記》，及其同鄉藍鼎元的《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紀虎尾溪》《紀水沙連》《紀竹塹埔》《紀火山》《紀荷包嶼》《紀台灣山後崇爻八社》等七篇遊記，收録於其著作《東徵集》中。二者以優美的文筆描繪了台灣自然景觀的美感和獨特性。由於陳夢林和藍鼎元書寫的動機不同，因此遊記的呈現出的觀察視角與思想也有些許差异，陳夢林的作品帶有“文以載道”的社會教化目的，藍鼎元在欣賞美景之餘多將焦點集中於防堵叛亂與維護治安上。書寫園林之美的則有諸羅縣首任知縣季麒光的《北園記》《秋夜游北園記》《寓望園記》，福建分巡台厦兵備道高拱干的《澄台記》，鳳山縣令宋永清的《息機亭小記》，以及台灣知縣、分巡台灣道、福建巡撫巡台陳瑸的《文昌閣遊記》。以上作品往往融描寫、抒情、説理於一體，表現宦台官員的情感與理念，具有深入詮釋的價值。

　　《台灣雜記》爲諸羅縣首任知縣季麒光所作。季麒光，字聖昭，號蓉洲，清無錫（今屬江蘇）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赴台，宦台期間，重教育、興學校，募民墾荒，勵精圖治。文學上頗有建樹，曾與沈光文、韓又琦、趙行可、陳元圖等結“東吟詩社”，相與唱和。著作頗豐，據連横《台灣通史》載，有《台灣郡志稿》六卷、《蓉洲詩稿》七卷、《蓉洲文稿》四卷，以及《台灣雜記》《山川考略》《海外集》等各一捲，多已散佚，現僅存《台灣雜記》《客問》《題沈斯庵雜記詩》《沈文開傳》及詩四首，收録於李祖基整理的《蓉洲詩文稿選輯》中。《台灣雜記》以筆記體形式，采用寫實與想象交織的寫作手法，記録下了富有傳奇色彩的黑水溝、少數民族、玉山等風情，呈現出一個綺麗夢幻的遠方异域，風格近似於《山海經》，文字較雅麗。

　　康熙二十五年（1690），入台任台灣府儒學教授的林謙光著有《台灣紀略》一書。林謙光，字芝嵋，號道牧，清長樂（今屬福建）人。《台灣紀略》以類似方誌的編排模式，將全文分成三大部分，一是形勢、沿革、建置、山川等地理景觀，二是城郭、港口、賦税、學校、兵防、津梁等人文景觀與制度，三是天時、地理、風向、氣候、風俗、物産等風土人情。篇幅不長，却囊括了地理環境、人文建築、制度、風土民情等，並加入了個人的觀察所得與評論，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相較於季麒光與林謙光，康熙三十四年（1695）赴台的徐懷祖，所撰《台灣隨筆》僅二千多字，但却是清代台灣遊記中第一篇海洋航行書寫，它以筆記體的形式，簡潔扼要地記録下了跨越台灣海峽時的危難歷程與内心感觸，呈現清初文人渡台時的真實情感，相當珍貴。康熙五十二年（1713），隨台灣知府馮協一赴台的流寓文人吴桭臣著有《閩游偶記》一書，不僅真實叙述了個人的渡海經歷，還增加了台灣移民及少數民族風土人情，反映了台灣的社會面貌與時代變遷。

　　這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遊記作品當屬號稱描寫台灣風土人物景觀的“散文雙璧”——鬱永河《裨海紀游》與黄叔璥《台海使槎録》。鬱永河，字滄浪，清杭州（今屬浙江）人，生卒年不詳，喜遊歷與冒險。康熙三十五年（1696），榕城火藥庫爆炸，鬱永河自請赴台採琉，並將十個月的採琉經過整理而成《裨海紀游》。《裨海紀游》堪稱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日記體遊記，分上中下三大篇詳細描述其在台灣的所見所聞，内容包括驚險旅途、煉硫經過、少數民族習俗、漢人風情、台地物産、個人心境等，展現了17世紀的台灣自然景觀與人文風貌，雖然不屬於宦台官員系列，但其作品具有深入詮釋的價值與意義，故一並提出。黄叔璥（1666—1742），字玉圃，號篤齋，清順天府大興縣（今屬北京）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赴台，爲首任巡台御史。著有《台海使槎録》一書，爲其在台之實地考查，真實反映了清初台灣的軍事、地理、社會、文化、風俗與民情。共八卷，内分《赤嵌筆談》四卷、《番俗六考》三卷及《番俗雜記》一捲。其中《赤嵌筆談》主要記載台灣漢人移民社會特質與習俗；《番俗六考》及《番俗雜記》首次將少數民族分爲十三區，詳盡記録了各族群的衣食住行、婚嫁喪葬等原生態文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叔璥裒輯諸書，參以目見，以成此書。於山川、風土、民俗、物産，言之頗詳。而於攻守險隘、控制機宜及海道風信，亦皆一一究悉。於諸番情勢，尤爲賅備。雖所記止於一隅，而亘古以來，輿記之所不詳者，搜羅編綴，源委燦然。固非無資於考證者矣。”《台海使槎録》的實证之風及文中的大量文獻資料，成爲中原人士及後世修志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綜而言之，康雍時期的台灣遊記繼承了清代“學人遊記”尚實之傳統，重采風、重考證，在爲清政府及後來者提供參考借鑒的創作動機的影響下，海洋、少數民族風情、移民社會特色、地理環境與特殊氣候物産等，成爲文人書寫的重點對象。同時，由於此時的台灣對於大部分中原文人而言，仍是塊陌生與神秘的疆域，因此這一時期的遊記富有獨特的异域情調。

　　第三節　干嘉時期

　　干隆即位後勤政安民，發展農業，扶持商業，興修水利，並對四川、貴州等地繼續改土歸流，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人口不斷增加，與康熙、雍正時期合稱“康雍干盛世”。軍事上，先後平定大小和卓叛亂，維護民族統一。干隆喜文好詩，詩作達四萬多首，又自認在軍事上開疆擴土、戰績不斐，故自詡“文治武功，十全老人”。但晚年好大喜功，六下江南，大興土木，揮霍浪費，國力由盛轉衰。爲加强思想控制，干隆大興文字獄，製造文禍，借此焚書以箝制反清思想。干隆末年政局動盪，危機四伏，嘉慶皇帝大力整頓綱紀，誅殺權臣和珅。同時廣開言路，廣查民隱民情，力戒欺隱與粉飾之風。然大清朝的衰頽，已成歷史必然。

　　爲籠絡那些在文字獄高壓下不知何去何從的漢族文人，清政府又不斷使用懷柔政策，高壓與懷柔的並用使得實學的方法成爲了實學的目的，學問本身便成爲許多文人學者的追求目標，所以這一時期的遊記創作具有更加明顯的“通經致用”之傾向，將檏實考證經史的方法用於遊記寫作上，文章中往往融入了大量的考證性的論证，文學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受干嘉檏學思潮影響，這一時期的台灣遊記也存在綜合整理前人著作、輾轉鈔録，重考證、少抒懷的情况，文風檏實簡潔，文學性比較澹薄。如董天工的《台海見聞録》、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朱景英的《海東札記》、以及翟灝的《台陽筆記》，多有徵引文獻方誌，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個人的親身經歷與感想，對台灣物候、少數民族文化，乃至移墾社會各種陋習，均有增補，但文學色彩不濃。

　　董天工，字典齋，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干隆十一年至十五年（1746—1750）任彰化教瑜，著有《台海見聞録》四卷，現僅存兩卷，卷一記録山川建置、官制武務與田賦課税等，卷二記録台地物産與漢番習俗等，體例上與方誌類似。其《自序》言：“睹山川之美秀，水土之饒沃，風俗之華麗，物産之豐隆，有見有聞，退而識之，稽之文獻，質其真贋，其有荒唐不經者，概置勿録。”表明其實证風格。書中“漢俗”一目特别標記“内地習見者不録”，呈現其對台灣特殊風土的關注。

　　朱仕玠（1712—1764），字壁豐，又字璧峰，號筠園，清建寧（今屬福建）人。干隆二十八年（1763），調任台灣鳳山縣教瑜，著有《小琉球漫志》十卷，内分《泛海紀程》一捲、《海東紀勝》兩卷、《瀛涯漁唱》兩卷、《海東勝語》三卷、《海東月令》一捲、《下淡水社寄語》一捲，是干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763—1764）間南台灣的風土實録。全書多詩、文兩種文體穿插，交替使用，將南台灣之見聞與作者之心志體驗，完整呈現出來。内容上擇與大陸殊异者，大自國家建置、山川景物、風土人情、氣候物産，小至昆蟲草木等，一一記録在册。在廣泛徵引早期書寫台灣的資料以及各郡邑方誌等作品的基礎上，考證文獻，修訂訛誤，彰顯個人才識的同時，也使作品呈現出較其它文本更加客觀且兼具知識性、趣味性的特點，是瞭解干隆時期南台灣社會面貌的一部極具參考價值的遊記作品。

　　翟灝，字大川，又字笠山，清淄川（今山東淄博）人。干隆五十八年（1793），調任台灣“北路理番同知”，直至嘉慶十年（1805）離台。著有《台陽筆記》一書，由十五篇筆記體連綴而成。内容涵括三大塊，《嘉義縣火山記》《玉山記》《倭琉璜花記》《珊瑚樹記》《蛤仔爛記》《聚芳園記》描繪台灣特殊的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粤莊義民記》《漳泉義民論》《生番歸化記》講述族群問題，《全台論》《濁水記》《鴉片煙論》《弭盗論》評論風土民情。文後附“閩海聞見録”十四則，多記台灣之風物。其中描繪台灣自然與人文景觀，生態奇觀之文往往能以簡潔生動的語言，叙述有味的筆法，融情入景，透過“生命意識”的昇揚，心靈自由的擴大，達到一種“生命智慧”的體驗過程。

　　朱景英，字幼芝，又字梅冶，號研北，清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干隆三十四年（1769—1722）任台灣海防同知，三十九年（1774）調“北路理番同知”，四十二年（1777）離職。將其在台見聞整理而成《海東札記》四卷，卷首“自序”談到：

　　餘二守海東，逾三歲，南北路遍焉。凡所聽睹，拾紙雜然記之，日積已多，遂析爲八類，鈔存四卷。隨筆件擊。借備遺忘，要無當餘郡邑志體，故掛漏不免，覽者諒之。

　　此書承襲黄叔璥《台海使槎録》與朱仕玠《小琉球漫志》的寫作模式，以類方誌的編排體例，卷一、卷二記方隅、岩壑、洋澳、政紀，卷三、卷四記氣習、土物、叢璅、社屬，在鈔録部分有關風土的記載之餘，多處補充作者新的觀察所得與情志體驗，並對前人文獻訛誤之處一一考證，體現其采風問俗的經世理念。

　　整體而言，這八十多年的遊記成果不算豐碩，“重考據，重致用”，仍是這一時期遊記發展的主要特點。經過康雍兩朝五十多年的統治，渡台墾台的漢人數量日趨增多，至干隆初年已達四、五十萬人之衆，移民人數的激增，帶來了就業的巨大壓力，那此既無田産又無家室的無業遊民，往往會鋌而走險，成爲台灣動亂的根源。干隆末年有林爽文事件，嘉慶年間有海盗蔡牽的侵襲，因此，“地廣人稀，人心浮動”，社會陋習盛行，成爲這一時期遊記中經常出現的主題。

　　第四節　道咸同時期

　　道咸同時期，台灣遭遇了一系列的内憂外患。首先，隨着移民人數激增，台灣西部平原多已開墾完畢，移墾中心逐漸走向中部較肥沃的水沙連和北部噶瑪蘭平原。嘉慶十九至二十年（1814—1815）間，爆發了規模浩大的“郭百年暴力侵墾事件”，部分族群幾乎滅社，漢“番”衝突問題突出。其次，外交方面，英國大量傾銷鴉片到中國，清朝財政受損嚴重，大量白銀外流，而吸食鴉片更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台灣島内百姓、軍隊吸食鴉片成風，令人扼腕嘆息。道光二十年（1840），英國出兵攻打中國，第一次鴉片戰争爆發。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戰敗，南京失守，清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咸豐六年（1856），英、法兩國又分别以“亞羅船號事件”和“西林教案”爲藉口，聯合出兵攻打清政府，咸豐八年（1858），《天津條約》簽訂，開放台灣爲通商口岸，茶、糖、樟腦成爲三大出口産品。隨着貿易的日漸擴大，經濟重心逐漸北移，北部基隆、滬尾港口發展迅速，遠超安平、打狗，興衰情勢可窺一斑。

　　一系列的内憂外患引起了宦台官員與文士的深刻反思，於是不少宦台官員前往巡視考查，並提出自已的建議，爲清政府提供治理參考。道光三年（1823），鄧傳安前往水沙連埔裏盆地巡視，有幸欣賞了該地桃花源式的美景，但因其身份特殊，遊記中更多地是對漢“番”衝突的深層思考。曹士桂則親至水沙連調查少數民族的困境。桐城派姚瑩主張水沙連地區要禁墾，防止滅社事件再度發生。可見，這一時期的遊記依然沿襲了寫實、致用之風格，關注焦點不僅僅停留於地理氣候景觀的差异及風土民情的呈現，更傳達出對原漢衝突的看法、對台灣當地居民的觀感，以及對社會教化的認知等經世理念。

　　姚瑩（1785—1853），清桐城（今屬安徽）人，桐城派古文大學姚鼐之侄孫，字石甫，號展和，又號明叔、東溟、幸翁、石甫老人等。嘉慶二十四年（1819）調任台灣縣知縣兼理南路海防同知，道光元年（1821）任噶瑪蘭通判，道光二十三年（1843）被革職流放，中間幾度宦海浮沉。在台十餘年，致力於整頓吏治、反映民情、振興文風，並將觀察所得著成《東槎紀略》五卷。該書對台灣宜蘭的開發始末、人文風情、少數民族概况等作了深入詳細的描述。姚瑩的遊記作品風格深受桐城派影響，講究“義理、考據、辭章”，往往從考據歷史緣由和入墾細節着手，文辭順暢、章法井然，文學性較高。其中《台北道裏記》詳實記録府城到宜蘭路途中沿途地名、特殊景觀與風土人情，真實形象，如在目前。而《噶瑪蘭原始》與《噶瑪蘭台風記》二文則可謂是清代台灣遊記中對宜蘭最全面的描述。另有嘉慶三年（1798）隨友人赴台的蕭竹亦著有《甲子蘭記》一文，收録於陳淑均主編的《噶瑪蘭廳志》中，堪稱第一篇親身遊歷台灣宜蘭之遊記，可與姚瑩之遊記互爲補充。

　　《蠡測匯鈔》爲鄧傳安所作。鄧傳安，字鹿耕，號盱原，清浮樑（今屬江西）人，道光二年（1822）昇任台灣府“北路理番同知”。該書乃鄧傳安結合宦台近十年之見聞實録，並參照方誌及多種文獻編撰而成。《自序》言書名冠以“蠡測”之原因爲：“非敢謂蠡測可以知海，亦欲來者知區區濫觴，尚非無本之學云爾。”足見作者重實证之風。全文共收十八篇作品，遊記散文有《游水里社記》《水沙連紀程》《彰化縣界外獅頭社潭中涌現小山記》《澄台觀海記》等。鄧傳安在台時間長，遍歷台灣西部，對台灣的山川、風俗，對於著名的日月潭美景，對於水沙連族群遷徙之謎，都有着深入的瞭解，《自序》雲：“初爲北路理番同知，戴星於役，嘗東至彰化界外之水沙連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裏坌，望鷄籠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嘗南至鳳山之埤頭；延袤千裏，皆覽其山川形勢，稽其民風土俗。聞有所得，輒筆於書。”這些記録親身遊歷之散文，提供許多道光時期的重要資料。

　　曹士桂（1800—1848），字丹年，號馥堂，清文山（今屬雲南）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台任鹿港同知，同年年底即因病去世，在台時間僅九個月，但却勤政愛民，清廉正直，並著有《宦海日記》四本，現僅殘存一本，藏於雲南省博物館。作者上承鬱永河《裨海紀游》以日記體模式記録在台游踪的特點，按日索記，今存版本約三萬字左右，起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月一日，止於同年二月二十九日，除二月十一日缺記外，每日一記，共計五十八天。主要記録考察鹿耳港及水沙連過程，尤其注重對水沙連附近少數民族生活情景的描述，同時加入個人開墾意見，内容比較豐富、充實。

　　徐宗干（1796—1866），字伯楨，又字樹人，清通州（今屬江蘇）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台灣道，所撰《斯未信齋文集》包含《斯未信齋雜録》與《斯未信齋文編》兩部，内容涉及日記隨筆與公文書。該集卷四中的《丁未隨筆》多記其携眷渡海之情志體驗以及任職台灣之見聞，特别是《斐亭隨筆》《浮海前記》《渡海後記》等文，文筆簡練、描摹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學審美價值。

　　同年任職於台灣道幕府的丁紹儀，著有《東瀛識略》八卷。該書沿襲了林謙光《台灣紀略》、吴桭臣《閩游偶記》、黄叔璥《台海使槎録》、董天工《台海見聞録》以及朱景英《海東札記》等一系列類方誌遊記或曰輿地志遊記的書寫傳統，在廣覽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台地風土民俗的親身觀察記録編撰而成。其《自序》言：“凡台事之堪資談助者，入耳經目，輒筆識之，並附綴管窺所及，竟得八卷。”卷一記建制疆域，卷二記量課税餉，卷三記學校習尚，卷四記營制屯隘，卷五記海防物産，卷六記“番社番俗”，卷七記奇异兵燹，卷八記遺聞外紀。體例上與方誌相差無幾。同治十年（1871），丁紹儀再度赴台，並對全書加以增補更新，内容包括台灣二十年間社會民情、地理環境、少數民族生存問題以及外銷物産種類的變化等，並加入自身觀察與評論，文筆精練、見解透徹、文采斐然。

　　道光咸豐時期的另一重要標誌，是竹塹地區兩大宅園的興建，即林占梅的“潜園”和鄭用錫的“北郭園”。這是兩座具有江南特點的古典園林建築，標示着台灣地方勢力在航運貿易方面的繁盛發展，也反映出渡海赴台的漢人移民已在台灣生根發芽。吴子光《與林處士囑改園中額字書》一文，以優美的文筆描繪了潜園風光，台灣本土文人鄭用錫的《北郭園記》及《續廣北郭園記》，則以平易質檏的文筆描繪悠游北郭園中的怡然自得，賦予作品自然純樸的隱逸之風，雖只是宅園之游，視野與游踪極其有限，却是這一時期遊記中難得的情景交融的佳作，與明鄭時期陳永華《夢蝶園記》中希翼退隱田園，得“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樂有异曲同工之妙。

　　總的來説，這一時期的遊記散文，處處可見台灣少數民族受到儒化的影響，從生産方式、社會組織、婚喪禮俗、社會制度、倫理道德，到宗教信仰，影響的痕迹無所不在。族群衝突、時代變遷、内憂外患等，也是遊記作者時刻關注的重要議題。作品中時時透露出文人們的治台政策及社會教化觀，體現了經世理念的書寫策略。

　　第五節　光緒時期

　　光緒時期乃多事之秋，内憂外患，風雲變幻。作爲清政府管轄下的領土，又地處海域重要位置，台灣在政治、經濟、文教等層面亦發生了一系列的大變動。淡水、基隆、打狗、安平等通商口岸陸續開放。同治十年（1871）牡丹社事件發生以後，清政府開始逐步意識到台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於是掀起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派重臣劉銘傳、沈葆楨到台灣“開山撫番”，興建各種現代軍事設施。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争爆發，基隆一帶也成爲戰場，台灣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於是清政府决定在台灣建省，並任命劉銘傳爲台灣首任巡撫，積極開發台灣，並興建了許多現代化機構，如鐵路局、腦務局、電報局、郵政總局等，爲台灣鋪設了現代化的道路。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争爆發，清政府潰敗，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淪爲日本的殖民地。

　　風起雲涌、詭譎多變的時代激發了文人對台灣社會變革的思考與議論。這一時期的遊記文學除了延續實用功能的寫作風格外，更因社會變遷的迅猛，使得文人在呈現自然景觀與風土人情的基礎上，更多地將目光聚焦於社會時事與民生疾苦，表達對社會局勢的看法，以及面對外來文化衝擊的反思。因此，光緒時期的遊記常有較具體的議論時事與關心民生疾苦的反映，議論時事、發表意見成爲遊記中的書寫重點。

　　光緒時期出現了數本日記體裁的文集，一是羅大春的《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羅大春，生卒年不詳，字景山，清施秉（今屬貴州）人。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赴台主持“開山撫番”，修築連接東西部的北、中、南三條道路，以打通台灣東西部聯絡，加强内部掌控。受沈葆楨舉薦，羅大春於同治十三年（1874）入台參與“開山撫番”，《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是對這項工作實際執行情形的真實記録。羅大春所開闢的蘇澳至花蓮路綫是漢人鮮少進入的區域，開山工作艱難异常，與山中少數民族發生衝突甚至流血事件頻仍發生，此日記可謂是這一艱辛任務的真實寫照。二是光緒十七至二十年（1891—1894）間遊幕台灣的池志征的《全台遊記》。池志征（1852—1937），字雲珊，晚號卧廬，清温州（今屬浙江）人。自雲：“辛卯客滬，有同州友人備營北台，邀餘同渡。遂自北而南、而東，三載之間，遍迹全台。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風俗時候之奇异以及寮社險阻、民番雜處、古來方輿所未載、人迹所不及者，類皆記之。”在台三年間，作者遍游台灣各地，以平實的文筆真實記録下跨越南北東台灣的歷程、沿途景致與社會面貌，呈現出地理人文景觀的變遷。三是蔣師轍的《台游日記》。蔣師轍（1847—1904），字紹由，清江寧（今江蘇南京）人，光緒十八年（1892）受聘赴台編纂《台灣通誌》。《台游日記》記録其在台七個月之見聞，可視爲作者編志的側寫記録。内容十分豐富，從開採樟腦、淘金、税務司工作、新式輪船的配置等現代化事物，到淡水、基隆、台北、台南等地的風貌，乃至地震、台風、瘴癘的産生等，都做了詳盡細膩的描繪，並透露出自己的見解與心志，反映了文化的變遷歷程。以上幾部文集均受到當時寫作風格的影響，不僅記載文人在台灣任職或遊歷的經驗，而且呈現出作者記録清政府治理台灣兩百多年的痕迹，以及對當時社會政治的論述。

　　台灣兵備道唐贊衮的《台陽見聞録》是對當時台灣地區面貌的詳細記録。唐贊衮，字韡之，清善化（今屬湖南）人。光緒十七年（1891）任按察使兼分巡台灣兵備道，光緒二十一年（1895）離台。該書承襲了傳統筆記體裁，在參照相關資料的基礎上，結合自身觀察所得，以類方誌模式，分上、下兩卷書寫台灣的政治變革、通商情况、税收狀况、土地開發情景、軍政區域調整以及物産、風俗民情的轉變等，包羅巨細。與黄叔璥的《台海使槎録》前四卷以及朱景英的《海東札記》、董天工的《台海見聞録》、丁紹儀的《東槎紀略》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序》言寫作該書之目的在於接續前人之作並提供治台方針：“涉覽之餘，輒以所見，证之所聞，悉筆志而論列之……以備來自海外者可資談柄而考故實。”如“洋務”一目記録教堂被毁、領事館被竊、英國船隻遭風及洋行等事，“通商”一目則列舉鐵路鋪設與營運管理，以及電報、電綫、地律風等現代通訊設備等，反映台灣與西方列强在外交、宗教、商業等事務上的關係轉變，體現了清晚期台灣的社會面貌與時代變遷，也可視之爲台灣割讓給日本前的官方視野上的觀察記録。

　　胡傳（1841—1895），原名守珊，字鐵花，號鈍夫，清績溪（今屬安徽）人。光緒十八年（1892）入台，先後擔任全台營務務總巡、台南鹽務總局提調、代理台東直隸州知州等職，著有《台灣日記與禀啓》一書，爲第一本關於台東的遊記書寫。日記涉及了清末政治、軍事防務的缺失、鹽務弊病以及原漢關係、台東州氣候等，是極其重要的清末史料，書寫雖簡略，却是研究清代台東地區不可或缺的文本。

　　台灣割讓日本前的最後一部遊記著作當屬史久龍的《憶台雜記》。史久龍，字蓮蓀，别號姚江藕中人，清餘姚（今屬浙江）人，光緒十八年（1892）九月赴台擔任支應局襄理文案，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割台後離開。作者旅居台灣時親眼目睹甲午戰争前後台灣社會的動盪情形，返回内地後，追憶在台之事，將在台見聞與個人評論整理補充撰寫成書。台灣的割讓使得作者内心難以平静，文中多夾叙夾議，時時流露出復雜沉痛的情感，語氣也頗多感慨，文學性較高。史久龍以真實流暢的文筆，記録下一個個真實的歷史鏡頭：唐景崧狼狽離台、亂民趁火打劫，劉永福軍隊堅守陣地到最後一刻，等等，將甲午戰争前後台灣時局的動盪情况，如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讓我們看到更多清代晚期台灣社會的真實面貌。

　　社會變遷現象與歷史現實間錯綜復雜的關係，往往成爲學術思考的對象。台灣清代後期發生了許多變革，但仍保留移墾社會的特質，移民富冒險精神，勇於創新並熱衷求富；另一方面也受外在大環境影響，械鬥事件漸趨减少，買辦豪紳日漸興起，文教普遍受到重視，這一時期文人的論述，流露了個人的應世心態及思想特色。這些論述有時是社會面貌的描繪，但大多是藴含改革的寫作動機。整體看來，光緒時期的台灣遊記在書寫上依然傳承了清代“學人遊記”的傳統，注重“文以載道”，講究實用功能，但也取得不少突破，不僅在視野上、觀點上、叙述重點方面都和清代前、中期大不相同，數量也相當可觀，展現出獨特的時代特徵，遺憾的是，它已是清代台灣遊記散文的最後一道霞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