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海洋之間的關係包含兩個層面，其一爲海洋的歷史，其二爲海洋的文化。前者是指人類欲實現其某種行爲與目的時，包括戰争、交通、謀生等行爲，因爲背景或地點與海洋有關，故可以稱之爲人類活動在海洋上的歷史，它是一種静態的陳迹。後者則是指海洋能影響與刺激人類的行爲模式或思考方式，亦即海洋能影響人類的文化内涵，進而塑造出一地特有的海洋文化。狹義的海洋文化，主要涉及海洋的神話、信仰、宗教、文藝呈現與創作方式上。廣義的海洋文化，除上述活動外，外加海洋經濟、海洋社會等兩大層面。本文采用狹義之説，指以海洋爲題材，或書寫海上體驗，從而表達作者情懷或意識的遊記作品。

　　“東寧，緣高丘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東寧”即台灣，台灣與大陸一海之隔，神秘莫測的台灣海峽是横亘其中的一道天然屏障。宋元以前，受限於地理條件與航海技術，實際登臨者並不多。宋元時，隨着沿海的開發以及指南針在航海上的運用，“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海洋貿易日漸興盛，海洋文學逐步發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將台灣劃歸轄下，並派遣官員渡海治理。高拱干《台灣府志·凡例》曰：“山川、形勝，所以設險固圉，亦以領异標奇；分野之後，例首及之。台灣爲新辟，海疆流峙，异於中原；雖詞客騷人，未多登臨游泛之作。而扞衛四省，屹立大洋；筆之於書，匪特觀美，故於海道三致意焉。”對於清代遊宦文人而言，登臨台灣是一次全新的人生體驗，跨越黑水溝、横渡重洋更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海洋之戰，生死存亡，只在須臾之間，因此在台灣方誌或其它書籍中，皆對海洋本身或航海過程多有着墨，海洋遊記書寫因此勃興。唐施肩吾作《島夷行》被視爲描寫台澎地區的最早文人詩：“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彝居處無鄉里。黑皮少年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但其所寫亦只是隔岸觀海，而非親身渡海之作，後雖有南明遺民徐孚遠、盧若騰、張煌言等人創作的大量以海洋爲題材的詩篇，或描述南明海戰之慘烈，或哀憐渡台移民之艱辛，或狀寫冒險犯難之精神，或抒發個體流亡之情懷。但因其生命情境與清代入台文士大不相同，且在意象表達、修辭手法、寫作目的等方面亦各有千秋，故無法放在此處相提並論。那麽浩瀚無窮、深遂神秘的台灣海峽，究竟帶給清初文人怎樣的觸動與情思？本章試從以下四節展開論述。

　　第一節　海洋性格：横渡重洋之波雲詭譎

　　縱觀清代台灣遊記中的海洋書寫，着墨最多的是渡海歷程的驚險與危殆。前往台灣島，首先要面對的便是渡海問題。清代渡台路綫中，必以澎湖爲中繼。干隆四十九年（1784）之前，官方開通了第一條航綫——厦門至鹿耳門，航行水程共十更，約四百八十裏。王必昌《重修台灣縣誌·山水志》雲：“鹿耳門西北至澎湖，水程四更，約一百八十裏。澎湖西北至厦門，水程七更，約三百裏……按海洋行舟，以磁爲漏筒，如酒壺狀，中實細沙，懸之，沙從筒眼滲出，復以一筒承之；上筒沙盡，下筒沙滿，更换是爲一更。每一日夜共十更。每更舟行可四十餘裏。而風潮有順逆，駕駛有遲速……自台扺澎爲小洋，自澎扺厦爲大洋，故亦稱重洋。”“一日夜共十更”，指的是一路順風且無任何阻礙的條件下，只要一晝夜多便可到達。但在同治八年（1868）福州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艘機械輪船“萬年清”下水之前，清代渡台的交通工具均爲帆船，又稱戎克船。帆船依靠風力航行，台灣海峽素以陰森詭譎、浪大風急著稱，帆船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外加洋流、風向、暗礁以及各種氣候變化，使得變幻莫測的航程更加危殆兇險，船毁人亡、葬身魚腹者十有八九，極難如期到達。

　　一、海上風候

　　風帆時代，風是航行的最關鍵因素。無風時，船隻在茫茫大海中漂泊，是對旅人的一種精神折磨。康熙二十三年（1684）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因風力不够，在海上漂泊三日無法扺達澎湖，只能暫時泊於外圍之枯井澳，其《海行雜詩》八首之五曰：“信宿重洋裏，茫茫不計程。檣身迎浪緩，帆影受風輕。落日疑無路，孤村幸有城。月明枯井上，漂泊最關情。”干隆三十一年（1766）任澎湖通關的胡健偉，在金門寮羅灣時遭遇無風的窘境，盤旋七日之久，海水的腥臊，船隻的顛簸，使其頭暈目眩，痛苦不堪，其《渡海紀行》雲：“停橈忽向寮羅捭，呀呻無風亦簸灑。更兼海氣涌臊腥，重暈頭眩輕也備。守風七日借風便，倏忽千裏茫無邊。”而當順風時刻，船隻又可疾馳千裏。可見，風勢是航行的關鍵因素。

　　清代最早至台遊歷者爲徐懷祖，所著《台灣隨筆》詳細描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渡海時極其罕見的驚險歷程：

　　海中風利，舟行迅决。若風恬浪静，則靡靡中流；所謂“海船無風不能動”者如是……餘之初至厦門也，舟人以爲風候，遂登陸假寓。已而大風雨者三日夜，舟藏曲島，幸而得免；然聞台、澎之間，頗有漂溺矣。迨風霽，夜發；甫出海門行，及三鼓，風勢稍厲，或有懼色，遽命回舟。昏黑中捩柁而西，幾至不測。既明，始達於金門之山後；荒嶼無居人，僅可避風耳。舟泊中流，不得登岸，抱膝而坐者累日。及晴霽，無風，乃復掛帆，則泛泛悠悠，舟亦不動；反不如平江中可以摇櫓爲力也。越三日而至澎湖……又越二日而至台灣。

　　航行中風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無風不能動，風速過大則是一種灾難。徐懷祖乘坐的帆船一路走走停停，先因大風雨停泊厦門三日，出發後不久又突起大風急忙回航，結果月黑風高，忙中錯亂，幾發船難。到達金門時却無法登岸歇息，只能抱膝坐及累日，直至晴天才繼續行走，又因無風而在海上泛悠數日，渡海之難可見一斑。徐懷祖筆下的航行片斷形象刻畫了去而復返中的心情起伏，以及茫茫大海中即使看到陸地也不能登岸的仿徨失措，把航海中的孤獨無依與無能爲力之感表露的淋漓盡致。可以想象當徐懷祖面臨狂風巨浪的死亡威脅時，聽聞同樣航綫中已有船隻人員遇難時，内心將是何等的的驚悚與震撼！

　　鬱永河的渡海歷程比徐懷祖更甚一疇。他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十六日自大旦門登海舶出海，因風勢過大泊於大旦門内四天。直到二十日才乘微風離開大旦門，後又因無風暫泊於遼羅，前後共花十天時間纔到達台灣，而同行的十二艘船中最遲者甚至比鬱永河慢了十天之久：

　　計自二十一日大旦門出洋以迄台郡，凡越四晝夜。海洋無道裏可稽，惟計以更，分晝夜爲十更，向謂厦門至台灣，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門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風順則然；否則，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嘗聞海舶已扺鹿耳門，爲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島澳，又不得不重回厦門，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順風，寸尺爲艱。餘念同行十二舶未至，蔣君職司出入，有籍可稽，日索閲之，同至者僅得半，餘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後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僕在焉。訊其故，曰：“風也”。餘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獨异”？曰：“海風無定，亦不一例；常有兩舟並行，一變而此順彼逆，禍福攸分，此中似有鬼神司之，遑計遲速乎”？

　　可見風速與風向之變幻莫測，使得渡海吉凶難料。“憶往歲榕城晤樑溪季君蓉洲，言自台令旋省，至大洋中，風絶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鏡，視澈波底，有礁石可識；斯言誠然。”鬱永河的航行也再次印证了季麒光的説法，航行中風勢至關重要：“始悟海洋泛舟，固畏風，又甚畏無風。大海無櫓摇棹撥理，千裏萬裏，只借一帆風耳。”

　　干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初十，朱仕玠調任鳳山縣教諭，《泛海紀程》記録其渡海經歷：

　　二十八日甲申，登海舶。

　　二十九日乙酉，從小擔嶼張篷出口……是日阻風，仍退泊小擔嶼。

　　三十日丙戌五更放洋。上午以無風，且午潮將至，抛碇歇大洋。

　　六月初一日丁亥，回顧厦門諸山，散若斷雲，隱映斜照。微風偶動，波起伏輒數裏，舟入窪如墜，其出如登。

　　初二日戊子，不復有山，空絶飛鳥，時有小青蛇游泳舟側。

　　初三日己醜夜半，觀日出。

　　初四日庚寅，遥望厦門同發舟，近一二十裏，遠則百裏，如點墨貼空際。

　　初五日辛卯，望見澎湖島，寸碧隱隱……自五月晦日至是日，皆以無風，隨水前漾，夜仍宿大洋。

　　初六日壬辰，至澎湖……下午渡黑水溝。

　　初七日癸巳，至鹿耳門……海舶至此，仍將藩司所給票呈税館掛號驗訖，始得换小舟。

　　初八日甲午，至台灣府。

　　受風候影響，朱仕玠的航程並不順利，五月二十八日從厦門登船，直到六月初七，約十天時間纔到鹿耳門。“常時風順，一日夜可至。予以無風，留滯海中浹旬，因得紀其梗概如此。”航程之難讓朱仕玠倍感煎熬，發而爲文。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洋澳》載：

　　厦門達台灣七百餘裏中，巨溟界之，或曰“岐海”，一曰“横洋”。自大嶝乘西北風，針盤定巽向，放舟出洋後，混茫一氣，四望青蒼，天角下垂，銀濤怒卷。若乃天無片雲，微風不動，中流停楫，栖泊末由。既而颷舉浪掀，高帆峭起，瞥爾千裏，簸盪無垠，局促海舶中者，鮮不眩摇心目、震懾魂神者矣。船將届澎湖，經黑水溝，乃海水横流處，深無底，水多青紅碧緑色，勢若稍窪，故謂之溝，廣約百裏。舟利乘風疾行，遲則怒浪夾擊，且水深不能下碇也。

　　此段乃《海東札記》中的精彩片斷，作者以對比的手法生動摹寫了善變的海洋，時而温柔，時而暴躁，無風時停楫，風大時飈舉浪掀，怒浪夾擊，震懾魂魄。

　　除瞭風向不定外，海上風候中以颶風、台風爲甚，破壞力極强。台灣多颶風，比颶風更烈者稱台風。高拱干《台灣府志》卷七《風土志·風信》雲：“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台。颶常驟發，台則有漸。颶或瞬發倏止，台則常連日夜，或數日而止。大約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月發者爲台。”二者的區别是颶風常驟然猛烈、突發猛止，來時快去時也快，台風則是逐漸變大，數日不止。且一般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風，五、六、七、八月發者爲台風。不過清代人們往往統稱“台風”及“颶風”爲“颶風”。台灣當地百姓甚至總結出颶風的不同種類及時間：

　　一年之月，各有颶日；驗之多應，舟人以爲戒避不敢行。正月初四日，名爲接神颶。初九日，名爲玉皇颶。此日有颶，各颶皆驗；此日若無颶，則各颶亦多有不驗者。十三日，名爲關帝颶。二十九日，名爲烏狗颶。二月初二日，名爲白發颶。三月初三日，名爲上帝颶。十五日，名爲真人颶。二十三日，名爲媽祖颶。真人颶多風，媽祖颶多雨。以上三仙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初八日，名爲佛子颶。五月初五日，係大颶旬，名爲屈原颶。十三日，名爲關帝颶。六月十二日，名爲彭祖颶。十八日，名爲彭祖婆颶。二十四日，名爲洗炊籠颶。自十二日起至二十四日止，皆係大颶旬。七月十五日，名爲鬼颶。八月初一日，名爲竈君颶。初五日，係大颶旬。十五日，名爲魁星颶。九月十六日，名爲張良颶。十九日，名爲觀音颶。十月初十日，名爲水仙王颶。二十六日，名爲翁爹颶。十一月二十七日，名爲普庵颶。十二月二十四日，名爲送神颶。二十九日，名爲火盆颶。自二十四日至年終，每遇大風，名爲“送年風”。

　　從上述勞動人民的智慧中可知，農曆三月到九月台灣海峽常有强烈台風，尤其夏秋兩季，受台風影響，巨浪滔天，狂風怒號，海上航行險象環生，大多難敵風暴而翻覆。鬱永河作有《黑水溝》一詩：“浩盪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飜駭浪千山白，水接遥天一綫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舲萬裏指晨星。扶摇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狀寫孤帆横渡之無助與驚駭。“風飜駭浪千山白，水接遥天一綫青”，更是其横渡重洋之實録。最後以“扶摇乍徙，莫訝莊語”一句畫龍點睛，烘托横渡黑水溝之兇險莫測。康熙四十四年（1705），遷台灣府海防同知的孫元衡寫有《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一詩：“飛廉倏來海若怒，頽飆鼓鋭喧鯨鯢。南箕簸揚北鬥亂，馬銜罔象隨蛟犀。暴駭鏗訇兩耳裂，金甲格鬥交鼓鼙”、“浪鋒舂漢鹢首立，下漩渦臼高桅低。怒濤汹濺頂踵濕，悔不脱殻爲鳧鹥。”以擬人與夸張的手法，通過聽覺、視覺感官，狀寫渡海時遭遇颶風，風大浪高，孤苦無助的的驚險歷程。無怪乎任職台灣的陳瑸，會在《寄子書》中流露出生命堪憂之嘆：“自厦門開船至台灣，有一千二百裏。汝父此行，不但不知有身家，並驅命亦付造物矣。”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台灣兵備道徐宗干渡海時遭逢颶風，險象環生，其《浮海前記》曰：

　　將午入洋，風益猛而雨且疾，漸形簸盪。至將夕，更甚。夜間，天昏水暗，如片葉入旋風中，坐卧不能定，器皿門户皆震動；眷屬並撲地，稍動則唾嘔不止。餘初抱兒於手，唯默禱神力保佑；及渡黑水洋時，與兒皆睡而未覺。夜間，兒起坐，索燭、索茶，號泣不止。家人王禄，唾洟蛇行至前，送茶半甌。兒大呼其母，而顧姬卧於艙下，不能動，動即眩暈。但呼兒，不得近。燭旋滅，昏昏冥冥，風雷澎湃中，微聞母子遥遥呼應而已。久之，忽聞砉然如石破山頽，蓋懸床左右皆堆積木版釜蓋以千百計，每起一浪則滚倒如演團牌陣。既而思之，所以置於艙面者，防有變可持之鳧水耳。又聞錚錚金鐵聲，則排列巨砲，將以御盗也；惟時生死存亡，在須臾呼吸間。及天將明，每起一浪，即從半天而落。

　　此段描寫可謂精彩紛呈，藉助視覺、聽覺、觸覺等多種感官意象，以及比喻、夸張等不同修辭手法，將旅人身處詭譎莫測大海中的漂泊無助展現的淋漓盡致。一葉扁舟漂落在茫茫大海中，生死存亡只在須臾呼吸間，“每起一浪，即從半天起落”，狀如石破山頽，驚天動地。徐宗干的船原打算停泊於鹿港，却因風速過大，向南多駛二百餘裏，最後停靠在坌港附近。應該説，徐宗干是幸運的，雖短暫河流他方，終是安全着陸。因狂風、颶風衝擊，而在海上迷航以至飄流無踪的海難不計其數，當時有許多台灣學子渡海赴京趕考，結果因此葬身魚腹，出師未捷身先死。故徐宗干爲此特地發出渡海告示，爲渡海旅人提供參考，其《壬癸後記》曰：“是科（戊申）淹没諸生，知其姓名者數人：石耀德、施金鏞、吴春暉、方金城，尚有武生二、三人。在郡補遺而就近配渡者，皆鳳山人，不記其名。有監生某，因文理過謬未録，不赴試，幸而得免。書院散館日，設酒食遥祭諸生之漂没者，刊石於門雲：‘鄉試諸生，小暑節前登舟内渡，過此勿往。’又立石試院雲：‘鄉試文武生，勿輕出海口，文於小暑前、武於白露後。’又作渡海萬全歌雲：‘三、四千石新造船，鹿口對渡到蚶泉。三月廿三、四日後，四月初七、八日前。’”是故清代台灣民歌《渡台悲歌》唱道：“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是對航海過程九死一生的生動詮釋。

　　二、港灣暗礁

　　横渡重洋中，除却風灾、洋流之危險，在鹿耳門海域尚有一道危機。徐懷祖《台灣隨筆》雲：

　　一遇島嶼可以泊舟，則尤兢兢焉；蓋海嶼雖卑而水中尚多岩巒、又有積沙如堤阜，皆能敗舟；且山上回飆，亦能噙其舟而膠之。及已泊之後，猶恐潮汐往來及戕風猝至，故灣中有必不可藏舟之處。

　　歷經千難萬險，終於跨越黑水溝這一道天塹，到達澎湖。緊隨的第二重考驗接踵而來，鹿耳門航道險惡，暗礁、積沙如堤阜般堅硬，舟行時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惟恐觸碓，遭遇不測。一年後，徐懷祖離台，經過鹿耳門時，再次經歷了兇險的航程：

　　既登舟，止於鹿耳門十日。鹿耳門爲台灣門户，其水中沙石纍累環瀠，出入危險；舟行畏之。既而啓行。南風甚勁，海師以指南針指子癸之次，凡三日三夜，乃目睹風濤之壯。

　　鹿耳門爲清初進出台灣的重要關卡，徐懷祖雖僅以“水中沙石纍累環瀠”一句帶過，但“止於鹿耳門十日”七個字，便可想象鹿耳門之兇險，此地處處暗礁，若無漲潮，水位不够深，船隻隨時有觸礁之險。鬱永河《裨海紀游》曰：“蓋鹿耳門内浩瀚之勢，不异大海；其下實皆淺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綫，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輕入，所以稱險……嘗聞海舶已扺鹿耳門，爲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在《台郡竹枝詞》中鬱永河還對鹿耳門進行詳注説明：“鐵板沙性重，得水則堅如石，舟泊沙上，風流掀擲，舟底立碎矣。牛車千百，日行水中，曾無軌迹，其堅可知……沙堅水淺，雖小艇不能達岸，必借牛車挽之。”西南部海域遍佈珊瑚，礁石堅硬如石，船隻一旦受風流衝擊顛簸，船底極易被沙擊碎，船毁人亡，故有“鐵板沙”之稱。“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綫”，貼切生動的呈現此域沙堅水淺之險惡。台灣道劉良璧《紅毛城記》亦雲：“緣鐵板沙綫紆回盤出，潜伏水底，非老舵水則錯行港路，而船身觸礁，片板無存。”以“片板無存”四字，具體可感地表現出鹿耳門之險。

　　同樣的叙述片段亦出現在朱仕玠的《泛海紀程》中：

　　門約長三四裏，左右皆礁石。土人又名鐵板沙，潜藏波内，彎環屈曲。其道止容一舟，深不逾尋丈，出入必脱尾舵，恐舟隔礙。門外則係七鯤身沙脚，巨石森布，潜波二三尺，長約百餘裏。常時無風，海水自内河涌出，怒激潜石，翻銀噴雪……舟將進口，海邊漁人斫木裹白黑布爲左右標記，就礁石彎環屈曲插之，使知趨避。凡海舟來台者，每歲出金少許，以酬其勞。舟上下偶失標記，立至糜碎，人百不一生。

　　這段文字對鹿耳門作了十分詳細的描述，鹿耳港狹窄迂逥，深不尋丈，七鯤身外海暗礁四布、沙綫隱藏，且時常怒濤激石，稍有不慎即舟毁人亡。需雇請有經驗的漁夫，在礁石上做黑白兩色記號，提高警示，使知趨避，方可安全通過。“舟上下偶失標記，立至糜碎，人百不一生”，如此兇險，的確令人驚駭。

　　朱景英《記洋澳》也有一段關於鹿耳門附近海洋環境的文字紀録：

　　鹿耳門，全郡之門户也，四周皆海。海底鐵板沙綫，排列如鑄。南曰北綫尾，北曰加老灣，又西南曰隙子港；兩岩沙脚環抱，中通一逕，狀如鹿耳，故名鹿耳門。商舶率銜尾出入，不敢並棹。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舟人必懸柁始能出入。港路迂逥，舟觸沙綫立碎。於盤旋處，插竹剪布，南曰北黑，名曰“蕩纓”，一曰“招子”，使出入者知所趨避。或令人駕小舟導引，亦曰“招船”。

　　本段與朱仕玠所寫大致相同，鹿耳門因其形狀如同鹿耳而得名。其附近海域皆淺沙堆積，深水可行處僅如鹿耳般大小，礁石極其鋒利，船隻誤觸立碎，故沿海居民遍插竹旗標示航道，避免船隻觸礁。對此，《厦門志·台澎海道考》也有提及：

　　鹿耳門海底皆鐵板沙綫，横空布列，無异金湯。門内浩瀚之勢，宛似大海；港路紆回，舟觸沙綫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蕩纓、又曰標子，以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入門，必懸起後柁乃進。此厦門海舶入台之艱難也。

　　以上記載，可以想象鹿耳門内外的海岸險象，渡海之難，難以上青天。無怪乎清代台灣民歌唱道：“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休勸諸親來台灣，台灣頭路甚艱難。台灣世界紛紛亂，分明不比我唐山”。是對渡台中九死一生旅程的生動寫照。

　　是故，任職台灣的陳瑸，會有生死之嘆：“自厦門開船至台灣，有一千二百裏。汝父此行，不但不知有身家，並驅命亦付造物矣。”這種嘆憂正源自其心靈深處對那片未知海洋的恐懼。可見，清代遊宦者進入陌生新環境，心理的憂懼，不僅來自海洋的神秘浩瀚，也來自渡海時遭遇的驚風駭浪，此未見過的場景，如同那未知的仕宦空間，使入台者的身體感官隨着渡海狀態而高低起浮，文人的感官經驗與精神世界不斷膠着雜糅，透露出無以名狀的不安和焦慮。這種不安的表現，恰如程代熙《現象學·美學·文學批評》中所言，是一種“意向性向外物投向的活動，是作家用心體察外在空間世界諸物，反應内心心靈意向的活動”。

　　第二節　生命意識：跨海旅程中的海神信仰

　　夏之芳《海天玉尺編序》言：“台灣，山海秀結之區也，萬派汪洋，一島孤峙，磅礴鬱積之氣亘絶千裏。”自康熙將台灣劃歸轄下，納入版圖後，便派遣不少官員人士赴台開發台灣。清代前期實行憑照渡台政策，“康熙二十二年至干隆四十八年（1683——1783），厦門至鹿耳門爲惟一對渡航綫。干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三年（1788）加開鹿仔港、八裏坌爲第二、三正口；道光四年（1824）再加開五條港、烏石港爲第四、第五正口”。對所有寓台文人來説，這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台灣海峽素以流急浪大著稱，不少人尚未到達台灣就已葬身魚腹。海洋的浩瀚遼闊、詭譎多變，令人聞之色變，蝕骨銷魂。一葉孤帆進入溟溟大海，不知方向，不知未來，成爲旅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霾。干隆十八年（1763），朱仕玠調任鳳山縣學教諭，渡海之前，内心徘徊不定，惶恐不安，昇遷之望與性命之憂交織挣扎，矛盾重重，這種矛盾的情感淋漓盡致地體現在《泛海紀程》“榕城曉發”一詩中：

　　垂暮冒微秩，學舍如小舟。府檄猝焉下，量移外海陬。根荄慚植薄，奚足供薪槱，深荷栽培意，不遺葑菲求。有母嘆篤老，未敢身遠投；且虞靈胥捐，遽與蛟蜃儔。再三辭不獲，乞假旋舊邱。四載闊奉侍（予庚辰歲扺德化學署，至癸未歲離家四載），筋力欣尚遒。顧念春秋積，難令百歲留，况將蹈不測，微軀惛自謀，存没兩無定，肝腸紛細抽。鬖髿垂項雪，未審繼見不？别泪强抑制，恐貽白發憂。馳驅扺會城，倉卒發行辀，七日距鷺門，兩郡經置郵（道經興化、泉州二府）。更欲泛溟漲，遠盡天東頭。定更驗涂程（海道以更爲定），濤浪荒諮諏。嘒星尚磊落，行子逝悠悠。

　　清代横渡海峽入台，水程雖只有十一更，若海上狀况良好，大約一晝夜便可到達，但海洋狀况百出，隨時有喪身的危險，其艱辛是可以想象的。在科學知識與航海技術落後的時代，面對茫茫海域，似乎只有焚香祭天叩天求神，祈求海神庇佑，才能聊以撫慰那顆惴惴不安的心靈，海神信仰也因此孕育而出。

　　海神中最重要也最普遍的當屬“媽祖”。媽祖，又稱天妃，出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960），“相傳神爲莆邑湄州東螺村林氏女，自童時已具神异，常於夢中飛越海上，拯人於溺”。中國把媽祖作爲海神加以膜拜始於宋代。媽祖是中國沿海信奉最普遍的海神，以清代的航海技術，要渡過兇險的黑水溝並非易事，加上清政府的海禁政策，致使渡海入台艱險難測，爲求心理上的平安，先民往往携帶神明香火袋或小尊神像，船上往往也奉祀“船仔媽”、“船仔婆祖”的媽祖。平安扺台之後，繼續奉祀這些神像，以保平安，也是當然之事。關於天妃媽祖，鬱永河記載：“海神惟馬祖最靈，即古天妃神也。凡海舶危難，有禱必應；多有目睹神兵維持，或神親至救援者。靈异之迹，不可枚舉。洋中風雨晦暝，夜黑如墨，每於檣端現神燈示佑。又有船中忽出爝火，如燈光，昇檣而滅者；舟師謂是馬祖火，去必遭覆敗，無不奇驗。船中例設馬祖棍，凡值大魚水怪欲近船，則以祖棍連擊船舷，即遁去。”天妃媽祖成爲海上守護神，出海前必須舉行莊嚴神聖的祭拜儀式。

　　最爲典型的祭拜天妃海神儀式，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赴台的吴桭臣《閩游偶記》中有詳細記載：“先要備牲醴，祭天妃海神。每人預做紅袖香袋，上寫天妃寶號。至進香時取爐内香灰實袋，縫於帽上，以昭頂戴之誠。再於荷包内裝竈土些微及人參少許佩於身邊，以防暈船時服之；並帶小磁礶，以防嘔吐。”出海前要準備牲醴，鳴金伐鼓，焚香祈禱，舉行祭拜天妃海神的儀式，以示祭祀者之虔誠。康熙四十一年（1702），陳瑸在渡台前舉行祭神儀式，《三月初三日舟泊大嶝門上岸拜神》雲：“爐香載拜古祠前，今日輕舟泛海天。願借長風凌萬頃，莫教駭浪阻三川。動心也學臨危坐，濡首猶期解倒懸。神若有靈應庇我，片帆飛渡水宫仙。”祭拜時，有些能文之士還會撰寫祭文，禱告諸神，如巡台御史徐宗干出海前的“祭海文”：

　　維某年四月甲辰朔，某敢昭告乎天後聖母、風神、海神之前曰：恭奉詔命，授職東瀛。吁求聖母，慈悲顯靈。諸神保護，穩渡開行。天清日朗，風順水平。出口入口，無懼無驚。誓盡心力，報國安民。天地鬼神，鑒此丹忱。謹告。

　　與其他航行者一樣，徐宗干的祭文寄寓了相同的的心理訴求，祈禱神靈庇佑，平安到達台灣。

　　不但出海前要祭海，每艘船隻還設制天妃神之祀位，供奉媽祖神像以隨行保佑：“舵前相距二丈餘，設立板屋，寬約一丈餘，深約一丈，内供養天後像。”船内配有媽祖神棍，即“天妃杖”，用於驅逐各種海怪。“舶首左右刻二大魚眼，以像魚形，長約十丈餘，闊約二丈，深約二丈”。這種奇特的魚形設計，或有取魚善游之象徵意義，寄寓了渡海之人最純粹的生命意識。從祀位的供奉、神棍的配備、船舶的設計，以及渡海前祭海儀式的莊重、準備程序的繁複可知，帆船在航行中所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不可掌控性，都相當直接地影響了旅人台海對渡旅程的距離和感受，透露出横跨重洋時的不安心理。

　　天妃海神外，另有水仙尊王，亦稱“劃水仙”，是清代旅人又一普遍海神信仰。“劃水仙”，即“劃水求仙”之意，是船員們向水仙尊王祈禱的方式之一。關於“劃水仙”，鬱永河《海上紀略》對“水仙王”作了詳細説明：“水仙王者，洋中之神，莫詳姓氏。或曰：‘帝禹、伍相、三閭大夫，又逸其二’。帝禹平成水土，功在萬世；伍相浮鴟夷，屈子懷石自沉，宜爲水神，靈爽不泯。劃水仙者，洋中危急不得近岸之所爲也。海舶在大洋中，不啻太虚一塵，渺無涯際，惟借檣舵堅實，繩椗完固，庶幾乘波御風，乃有依賴。每遇颶風忽至，駭浪如山，舵折檣傾，繩斷底裂，技力不得施，智巧無所用；斯時惟有叩天求神，崩角稽首，以祈默宥而已，爰有水仙拯救之异。”置身遼闊洋面，别無他法，求助神靈是唯一希望。孫元衡《颶風歌》中，叙述一位商旅在黑水溝遭遇颶風時，因天妃顯靈及劃水仙得以生還的歷程：

　　天妃神杖椎老蛟，攘臂登檣叱魔祟（名馬祖棍，可驅水怪）。事急矣，劃水求仙，披發執箸虚摇船（法曰劃水仙，頗驗）。牛馬其身蹄其手，口銜珠勒加鞍韉。雷霆一震黄麻宣（颶聞雷則止），金鷄放赦天所憐。扶欹盡仗六丁力，中原一發投蒼煙。

　　在颶風的瘋狂撕扯下，衆人命懸一綫。千鈞一發之時，只能求助超自然力量，或高舉媽祖神棍，驅趕蛟龍；或劃水仙，並衍生出一套儀式性的“劃水求仙”動作，由人扮演牛馬，身上配帶鞍轡，借此消除海上神怪所帶來的危機，使船隻平安度過風暴。

　　這種通過劃水仙得以脱險之事，鬱永河《海上紀略》亦有記載：“餘於台郡遣二舶赴鷄籠淡水，大風折舵，舶復中裂，王君雲森居舟中，自分必死；舟師告曰：‘惟有劃水仙可免’；遂披發與舟人共蹲舷間，以空手作撥棹勢，而衆口假爲鉦鼓聲，如五日競渡狀，頃刻扺岸，衆喜幸生，水仙之力也”。在船隻即將分崩離析的危急時刻，衆人“劃水求仙”，披散頭髮，蹲在船艙，雙手做出劃漿動作，口中發出鑼鼓之聲，如同端午賽龍舟之勢，以此求取水仙王的庇佑，最終得以平安靠岸。

　　《裨海紀游》中有一段非常奇特的海上歷險記，精彩紛呈。“舵與帆不洽，斜入黑水溝者再；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夾之；舟人大恐，向馬祖求庇”。開船走了一天之後，不知爲何船舵與帆無法協調，方向不能控制，斜入危險的黑水溝中。在媽祖的庇佑下，幸運度過一劫，不曾想更大的危機隨即又來，船隻再度漂流至外海，在大浪不斷襲擊，船隻即將沉没的緊急情形下，舟師引領衆人：

　　“惟有劃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劃水仙者，衆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虚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則爲之。船果近岸，拍浪即碎。

　　船隻在浪濤中破裂瓦解，衆人在千鈞一發之際保住了性命。“大量的動作叙述，除了帶有强烈的動感，灾難的緊張氣氛也時時融於其中，整個過程高潮迭起，場景變换相當迅速，生死關頭一再出現，雖然是王雲森復述，但將一個非親身經歷的事件寫的如此活靈活現，更可以看出鬱永河寫景記事的功力與成就”。鬱永河友人靠着劃水仙的方式得以脱險。這種劃水仙儀式與中原傳統龍舟五日競渡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原河流文化的宗教儀式被人們巧妙地應用於海洋之中，文化的移植與融合，可窺一斑。

　　關於“水仙王”的前身，丁紹儀《東瀛識略》載：“渡海非風不駛，又最畏暴風，相傳檣折舟傾，危不可保，惟劃水仙可救。其法，在船之人咸披發蹲舷，空手作撥棹勢，假口爲鉦鼓聲，如五日競渡狀，可冀破浪、穿風疾飛扺岸，其應如響。台郡有水仙宫，祀大禹、伍子胥、三閭大夫、王勃、李太白，蓋大禹平成水土，餘皆没於水；如方太守者，附祀爲宜。”可見，水仙王是衆水神的一個集體稱謂，比較常見的水神有大禹、伍員、屈原、王勃、李白，神像若只有一尊的話，則爲水官大帝——大禹。以大禹爲主神，“祀大禹王，配以伍員、屈原、王勃、李白（按鴟夷之浮，汨羅之沉，忠魂千古；王勃省親交趾，溺於南海，殁而爲神；雖李白表墓謝山，前人經訂采石之訛，第騎鯨仙去，其説習傳久矣）。”大禹之功，伍員之浮、屈原之沉、王勃之溺、李白之斃，均與水相關。他們的入祀水仙廟，再次體現了中原文化對海洋環境的又一個跨界影響。

　　要之，海洋的變幻莫測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掌控的範圍，其實，面對無法控制的海洋灾難時，時人無可奈何亦無能爲力，持神棍、拜天妃，劃水仙，各種奇特的海上宗教儀式的開展，只不過是自我的一種心靈慰借與精神寄託，是否真有奇效，不得而知，但虚無飄渺、超越自然的海神給旅人帶來了惟一的生存希望，某種程度上透露出人類在遭遇海上危難時，那種既消極又積極的生命意識。

　　第三節　山海覽异：寫實與想象的奇幻交織

　　詭譎多變、兇險莫測的渡海旅程，航海交通的落後與科學知識的貧乏，外加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進一步暈染了海洋的神秘與恐怖，也因此激起了宦台文人的浪漫想象與文學遐思，讓潜藏在記憶深處的神話傳説漂洋過海來到台灣。《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典籍裏的神怪雛形，被充分運用到台灣海峽書寫中，以此比擬兇險的台灣海峽和奇特的海洋景象，夾雜着各種民間傳聞，賦予海洋瑰麗陰森的神怪式詮釋，使得海洋空間書寫，常常在現實與神話、真實與想象之間交織錯雜，呈現出异質的奇幻色彩。

　　在清代渡海入台的記述中，“黑水溝”最是個神秘的海洋陰森詭譎處，也是横渡海峽遇難最頻繁之鬼域。王必昌《重修台灣縣誌·山水志》載：“鹿耳門外，初出洋時，水色皆白。東顧台山，烟雲竹樹，綴翠浮藍。自南扺北，羅列一片，絶似屏障晝圖。已而漸遠，水色變爲淡藍，台山猶隱現於海面。旋見水色皆黑，則小洋之黑水溝也。過溝，黑水轉淡，繼而深碧。澎湖諸島，在指顧間矣。自澎湖放洋，近處水皆碧色，漸遠則或蒼或赤。蒼者若靛緑，赤者若臙紅。再過深黑如墨，即大洋之黑水溝。横流迅駛，乃渡台最險處。既過，水色依然蒼赤。有純赤處，是名紅水溝，不甚險。比見水皆碧色，則青水洋也。”“黑水溝”爲衆水域的通稱，它還包括一些海域，如小洋黑水溝（或謂之小洋，今澎湖水道）、大洋黑水溝、紅水溝、清水洋（三者合稱大洋，今厦門到澎湖段海峽）。各個海域的區别，全憑舟人視黑水的顔色而定，大扺水色可分白色、淡藍、黑、淡黑、深碧、靛緑、臙紅、純赤等。全段最險的海域是大洋。這種特殊的海洋生態，引發了文人奇妙的想象因子。季麒光《台灣雜記》雲：“黑水溝，在澎湖之東北，乃海水横流處。其深無底，水皆紅、黄、青、緑色，重叠連接，而黑色一溝爲險，舟行必借風而過。水中有蛇，皆長數丈，通身花色，尾有梢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紅而尖；觸之即死。舟過溝，水多腥臭，蓋毒氣所蒸也。”奇特的海蛇、腥臭的海水，搆成了黑水溝特有的空間特徵。作者藉助豐富的想象與虚實交織的手法，將虚構與真實連結起來，營造出一個奇幻的海洋空間，黑水溝成爲這個空間的連接點。這種對黑水溝及其生態環境的奇特書寫，不僅成爲遊宦文人渡海前的海洋想象，更廣被之後的文學作品、台灣方誌所轉載、引用，甚或夸張渲染。

　　康熙三十六年（1697），鬱永河赴台採硫，其《裨海紀游》寫道：“台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窳，故謂之溝。廣約百裏，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蛇及兩頭蛇繞船游泳，舟師以楮鏹投之，屏息惴惴，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獨黑如墨”成爲“黑水溝”的標誌，充斥着一股强烈腥膻氣味，加上海中出現的奇特海蛇，更增添了鬱永河的海洋想象。

　　在朱仕玠《小琉球漫志》中，也有許多關於台灣與海洋的新奇書寫，如《泛海紀程》：“澎湖至台灣約計二三百裏；據舵工雲：偶當夜静波恬，或聞台灣鷄犬鳴吠聲；未審然否也。”賦予鬼怪式的聯想。“下午渡黑水溝。海水横流，爲渡台最險處，水益深黑，必借風而過。台灣雜記雲：‘溝中有蛇，皆長數丈，通向花色，有梢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紅而尖，觸之即死。’舟過溝，水多腥臭，蓋毒氣所蒸。予以驚怖，未敢出視。舵工雲：‘常下鉛筒棕繩，盡百數十尋，未及底，莫測淺深。’……海中黑水，固不一洋。及暮，風益烈，濤浪如山，倏聞船底喧囂，聲如地中萬道鼓角，意加怖。”通過視覺、嗅覺、聽覺感官，摹寫台灣海洋景象，藉助《台灣雜記》所載的奇异傳説，賦予文本更加深刻的恐懼感，鮮活生動，使人如臨其境。其《海東剩語》中對海翁魚的描述：“海翁魚，即海鰍也，皆屬胎生，大者如山。”又引《述异記》：“海船至七洲洋，一夜陰雲晦昧，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光燭帆上，如野燒返照漸與船並，水工競以木扣舷，不絶響，約兩更次方隱，知爲海鰍目光，柁掛其體，捩柁横開，始得脱耳。”又引屈大均之語雲：“海鰍身長百裏，口中噴火，能吞巨艚。予往來厦南，聞諸土人雲：每歲天後三月誕辰，必有海鰍來朝。或潮退偶困泥沙，土人取大木長數丈，直拄其口，競入腹内，割取脂膏數千石；及潮至，仍掉頭擺尾而去。”海洋的神秘多變令作者難以捉摸，於是作《飛借魚》一詩：“尚剩差池兩翼舒，陰陽變化費躊躇。牛哀爲虎休驚怪，試看撲燈飛借魚。”海洋的種種奇聞、异象與神秘之説，既令朱仕玠備感費解，同時也成爲其認知海洋的媒介，帶給作者無窮的想象空間，其筆下之海洋自然充滿了真實與想象相互交錯的奇幻色彩。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洋澳》雲：

　　傳有怪蛇長數丈，遍體花紋，尾梢向上，毒氣燻蒸，腥穢襲人。此爲渡海極險處。或順風鼓柁，不泊澎湖，謂之透洋。然必視澎湖以定向。若舟不收澎，或飄越台之南北而東，則渺不知其所之。或未及泊澎，爲東風所逆，不得不仍回厦門。倘已收澎湖，值風大浪涌，惟日泊澳以待而已。

　　如前所述，海難多由風向和潮汐引起，但受限於已有的知識系統，外加黑水溝那迥异於其它海域的特殊顔色，濃烈的腥膻味，以及大量不知名的海洋生物，更增添了文人的文學想象，故海蛇長數丈或蛇有兩頭之神奇説法才會綿延不絶，使得描寫海洋的作品帶有一股濃厚的奇幻意味，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旅人渡海時的憂慮與恐懼。

　　海蛇外，與“黑水溝”相關的還有“弱水”“無力水”“萬水朝東”之説。時人盛傳在黑水溝遇險者，往往是被海浪冲往東邊“弱水”一帶。關於弱水，孫元衡《黑水溝有序》雲：

　　“大海洪波，實分順逆；凡適他國，悉循勢以行。惟台與厦藏岸七百裏。號曰横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黑洋，廣百餘裏，驚濤鼎沸，勢若連山，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爲弱水；雖無可考評，然自來浮去之舟，無一還者，曾亦有足信焉。”

　　“弱水”，别稱“無力水”，原指甘肅地區的河川，“西王母”就住在弱水旁。然其後輾轉傳説，如《史記·大宛列傳》之“索隱”引《玄中記》説：“天下之弱者，有昆倫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以其名之“弱”字加以想象，“秋毫不載”成爲“弱水”的代名詞，成爲引起航行者内心恐懼的想象因素之一。

　　除“弱水”之外，與“黑水溝”傳説相關的還有“萬水朝東”之説法。鬱永河《裨海紀游》雲：“而鷄籠山下，實近弱水，秋毫不載，舟至即沉；或雲：名爲‘萬水朝東’，水勢傾瀉，卷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所謂“萬水朝東”之傳説，當指澎湖東北的黑水溝，當船進入黑水溝，有時會被强勁的洋流帶往東北方向，神秘消失。這種説法持續影響着後人的“黑水溝”認知。如干隆十年（1745）任巡台御史的範咸，作有《二十六日晚泊澎湖》一詩：“黑溝驚狂瀾，横洋畏屯蹇。傳聞弱水近，東去不復返。”將黑水溝與神話傳説相連接，並將這種傳説載入其纂修的《重修台灣府志》中，此後多部台灣方誌亦相繼沿用載録，如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行舟者皆以北極星爲準；黑夜無星可憑，則以指南車按定子午格巽向而行。倘或子午稍錯，南犯吕宋或暹羅、或交趾，北則飄盪莫知所之。……苟遇颶風……入於萬水朝東，皆極險。”海上航行，變幻莫測，神話傳説的介入，進一步渲染了黑水溝的神秘與恐怖氣氛，給航海者帶來極大的心理挑戰。

　　其實，不管是“弱水”還是“萬水朝東”的傳説，都給渡海旅程渲染了异常神秘和恐怖的氣氛。再加上當時渡海船隻都僅依靠風帆之力，一旦洋流或風向不暢，船隻本身便毫無抗衡之力。正是這種“智巧無所用”的無力感，使得渡海之人或套用過去的歷史神話，或聽聞船員中盛傳的各種傳説，從而産生豐富的想象，使海洋成爲真實與想象錯綜交織的奇幻空間。

　　要之，不管是“弱水”“無力水”，還是“萬水朝東”的傳説，都讓未知的渡海旅程變得更加詭譎與驚怖。汹涌的浪潮、腥臊的海水、奇特的海洋生物、雄壯的海洋自然力量，如此神秘的海洋場景，讓遊宦文人備感震撼的同時，也讓他們産生豐富的文學想象，於是神話傳説中的海洋神怪孕育而出，使海洋成爲真實與想象錯綜交織的奇幻空間，體現了中原文化對海洋文化的影響與融合。對渡海文人而言，傳説中的神怪並不可怕，真正讓他們不安的是海峽的詭譎多變、航海技術的落後以及仕宦空間的未知。變幻莫測的海洋不僅僅是寫實，更象徵着文人内心世界的不平静，也正因如此，“這些現實中的海洋特徵，在文人們的作品裏面被反復書寫，賦予了令人恐懼的象徵意義，某種程度上展現了當時海洋的地方特色與文化内涵”。

　　第四節　情隨境轉：海洋性情的審美體認

　　隨着時間的推移及對相關海洋知識的進一步掌握，航行者對海洋的瞭解程度逐步加深，於是作品中想象成份漸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寫實的手法。更爲關鍵的是，道光三十年（1830）後，海洋航程技術逐漸邁向現代化，歐洲的新式動力輪船遠超古老的舊式帆船，形成如連横所言“然自海通以來，輪船鐵艦縱横海上，而舊式之船不足一顧”的情形。蒸汽輪船克服了帆船依賴風向的缺點，使航行可以定向定速，不再爲風候所限。同治五年（1866），福州設立船政局，同治十年（1871），兩岸開始有西式輪船對渡，入台航程大大便利，安全係數亦大大提高。

　　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職於台灣道幕府的丁紹儀在《東瀛識略》中提到：

　　台灣開闢未久，無奇聞异事可記；而仰觀俯察、耳目所接，有迥异内地者，不謂之奇不可，然有言之甚奇，而其實不足信者。如王圻續文獻通考言：“水至澎湖漸低，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台灣雜記言：“台之東北有暗洋，一年爲一晝夜”；稗海記游言：“鷄籠山下實近弱水，舟至則沈，或名萬水朝東，其勢卷入地底”；陳資齋總戎倫炯海國聞見録言：“南澳之東南有南澳氣，吸四面之流，船被吸入則不能返”。今西國舟船，北極冰海、南極新得之默瓦蘭，東西經行數萬裏未聞其落漈，亦未聞有暗洋、弱水、南澳氣；此猶蓬萊、方丈，渺茫荒忽，以作掌故用可耳。

　　丁紹儀指出，台灣開闢未久，鮮少奇聞异事可記，口耳相傳中難免産生訛誤，隨着航海技術與海上交通工具的進步，海難之事已絶少發生，流傳中的海中險域，諸如暗洋、弱水等傳説，自然被逐一戳破。從丁紹儀的海洋認識中可以發現，曾經談之色變的台灣海峽，如今已不再是那個變幻莫測的未知領域，於是海洋書寫中的想象成份、渡海旅程中也便逐漸减少了。道光後，台灣遊記中關於海洋中不確定的未知險處，便鮮少再被提及了。

　　光緒十八年（1892），應邀渡海編纂《台灣通誌》的蔣師轍，於當年二月自天津搭船至上海，三月中再搭乘“駕時”輪船至滬尾。《台游日記》記載其遊歷情景：

　　十五日……晚聞駕時船已扺埠。台灣輪舶二：一曰獻美，一曰駕時；獻美通厦門。十七日……汛小舟至下海埠登輪舶，官艙已無隙地，舟人導至大餐廳間息焉……十九日，辰刻，舟發，出吴淞口，轉輪而南，風濤不驚，如履平地……午後，東南風作，微苦顛簸，移步欲躓，遂僵卧。晚餐粥一盂，蒙首跧伏，夜分始成寐。二十日，微風，仍不能起立。午後稍恬適。日晡啓船窗，見滄瀾萬頃中，一島孤懸，有若黑子。詢舟人，知過鷄籠嶼矣。久扺滬尾，纁昏亡所見。明星數點，若隱若見，蓋市樓鐙火也……午餐後買小舟登岸，榕陰如幄，流泉出蹊術間，頗饒幽致。小市居岡麓，肆廛櫛比，海腥羅列，狀多詭异。略一涉歷，復登輪舶，憑闌側顧，山勢邐迤，如屏如幛，草卉蒙密，不見山骨。海關及軍壘隱露其顛，疑入畫境。向夕嵐蒸，一白横抹，舟人曰，此瘴氣也，惟醉可敵，不則中之必病。

　　與前文所述徐宗干的航程相同的是，蔣師轍仍飽受暈船之苦，但此時的海上交通情况却已大有改善，遠不如清初那般兇險。没有了生命之憂，自然可以欣賞沿途的風光，所見海洋景觀也變得明亮鮮活起來。

　　相較於蔣師轍的暈船之苦，同年赴台旅遊的池志征的旅程更加順利，其《全台遊記》記載：“是歲十月二十日，由滬坐斯美輪船渡海。申初開行，二百裏天霧，泊鞍子島。廿一日雨，午霽，散步柁樓，回顧有島重迭如列屏，舟人告餘曰：‘普陀山已過，入大洋界矣’。巨輪鼓浪，黑煙滚滚，大有乘長風破萬裏浪之意。快哉此行！”他於上海搭乘“斯美”輪船至基隆，交通工具的進步使得航程不再驚心動魄，更無生命之憂，也因此得以有閒情逸致欣賞旅程中的各類景觀。相反，清初的徐懷祖、鬱永河等，受限於科學技術與航海交通工具，又無前人經驗可借鑒，故航程中時常面臨生命挑戰。池志征雖説到東部胡傳帳下服務時，過程仍倍感艱辛，但渡海入台與在西部遊歷時，透過輪船、火車等先進交通工具，較之鬱永河只有簡陋船隻、馬車或步行之情形，在旅行日程與安危程度上已有相當程度的改善，遊歷時的心境自然有所差异。正因如此，池志征對海洋已不如徐懷祖那般懼怕，文中不僅没有海怪翻騰的虚構夸誕想象，甚至有“大有乘長風破萬裏浪之意，快哉此行”的豪言壯語，這種渡海體驗恐怕是清初旅人很少有過的。

　　航海知識的增加與交通工具的改善是跨海旅程變得美好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當行程順利，或是在台居住了一段時間者，在真實感受過海洋的力量之後，掌握了海洋的變化規律時，往往能够試着用心去體會和書寫，讓陌生恐懼的海洋，變得雅致生動且具美感。

　　一、航程順利時

　　清初渡海航程中，極難遇到一路順利的情景。現存清代台灣遊記中行程比較順利的，僅見干隆時期的朱景英，渡海前期亦曾遭遇風浪襲擊，但總體較平順。其《記洋澳》曾這樣描述紅、黑水溝及鹿耳門海域：

　　由大嶝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澱。紅水溝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爲淺藍色，近鹿耳門則漸白矣。又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

　　没有了海浪滔天的咆哮，没有了暈船的痛苦，没有了茫茫大海中的孤立無援，仿佛周遭一切都變得美好起來，作者通過視覺的轉换描繪出海洋的變化多端，連海水顔色也是如此多變，極具畫面感。

　　在接近島嶼或泊於島嶼時，文人心情趨於平穩，周遭的海洋似乎也變的閒適美好，鬱永河即是一例。其作有《舟中夜作》一詩，並於詩前記雲：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餘獨坐舷際，時近初更，皎月未上，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露坐甚久，不忍就寢，偶成一律。

　　風平浪静，大海如明鏡般清澈，滿天的星鬥和迤邐的月光交相輝映。海天上下一色纖塵，身處其中，頓覺時空之浩瀚與自身之渺小。赴台之旅不僅僅是一種冒險，更是對生命的另一種追求，如同經歷了驚濤駭浪後，終於求得的精神撫慰與心靈享受。也因此，横渡重洋縱有千難萬險，却極少流露出點滴的驚或懼，難怪學者贊以：“這恐怕是整個清代宦遊文學中，難得一見的特异色彩，在面對黑水溝這個歷來不變的渡海第一大考驗時，猶能展現對於自己生命的快意與遼闊者，鬱永河應是宦台者中的絶佳代表。”誠不爲過。

　　另有朱仕玠《泛海紀程》生動刻畫了海上觀日出之美好體驗：

　　初二日戊子，不復有山，空絶飛鳥，時有小青蛇游泳舟側。初三日已醜夜半，觀日出。未出時白光一抹，長竟天東；俄焉霞彩照灼，鬚髮可鑒，近東海水盡赤，環望西南北三隅，甚黝黑，計内地晨鷄初鳴。良久日始出，西南北漸開霽，則内地昧旦時也。

　　於舟中觀海上日出可謂人生之一特殊體驗，於清代台灣遊記也是絶無僅有的。最初只是天邊的一抹白光，須臾間霞光萬丈，海水盡染，隨着晨鷄初鳴，太陽始出，雲霧漸開，整個日出過程盡收眼底。斑斕的色彩、動態的畫筆，將海上日出暈染得如畫般唯美。這種特殊的海上觀日出之體驗，頗有洗滌作者心情之功效。大海開闊了作者的視野和心胸，也增强了海洋認同感。

　　這種心靈上的壯游，可以莊年的一首詩作結：舟行紅水黑溝間，蜃氣嘘成海面山。風静滄波平似鏡，東南一抹是台灣。以歡快、興奮的筆墨勾畫了恍如蓬萊神仙島的台灣海島，讚嘆之情溢於言表。

　　二、在台居住時

　　於中原文人而言，海洋如同人一樣擁有生命與靈性，而海濤則是海洋展現生命力的重要表征：

　　海吼俗稱海叫。小吼如擊花鞚鼓，點點作撒豆聲，乍遠乍近，若斷若連；臨流聽之，有成連鼓琴之致。大吼如萬馬奔騰，鉦鼓響震，三峽崩流，萬鼎共沸；惟錢塘八月怒潮，差可仿佛，觸耳駭愕。餘嘗濡足海岸，俯瞰溟渤，而静渌淵渟，曾無波灂，不知聲之何從出。

　　這就是著名的“安平海吼”，是“台灣八景”之一，場面極其壯觀、震撼。此時的鬱永河已在台灣多時，對海洋已極爲瞭解，於是奔騰怒號的海濤不再震攝人心，而是如同人一樣，富有性情，小吼如鼓琴之致，乍遠乍近，大吼如萬馬奔騰，萬鼎共沸，視覺、聽覺，排比、夸張、擬人、比喻，各種手法齊上陣，寫盡海吼之情態，大有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之精髓，可與浙江的錢塘怒潮一較高低。

　　與“性耽游”的普通文人鬱永河不同的是，同樣寫海吼，康熙六十一年（1722）赴台任巡台御史的黄叔璥却寫的十分有趣，其《赤嵌筆談》“形勢”篇雲：

　　台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内地諸水，皆西流於海。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殷。諺雲：“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涌米船難於進港。

　　安平之地多海吼，尤其在波浪相激，衝擊而起時，海吼聲如雷殷，震耳欲聾。同是“聲音如雷”，浪濤汹涌，作者不似鬱永河般着力狀寫“海吼”本身，却將海吼與諺語結合，海吼聲大表示海象欠佳，交通不便，米船不能靠岸，米價就漲，確是有趣。在這裏，海吼已不僅僅是台灣的一個景觀，更是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的自然氣象，應該説，這樣的切入點與黄叔璥的巡台御史身份不無關係。

　　又如朱仕玠居台一年後，其《海東剩語》中以客觀的筆調刻畫了“海族夜光”的海洋景象：“予在學署，偶向夕巡檐，見階下光數十團，拾視之，乃所剥蝦殻也。漁人雲：鱟魚雌雄相負，多在沿海沙泥中，雌雄尾各一，每夜潮退，尾出水面，各有光一團，如碗大，因覘其光取之。福清陳國學瑛，邵武參將正寅之子也；家産漸落，漁於海上。嘗爲予言：凡昏晦之夕，海魚大上，則有數萬點火光；隨火光聚處，每下一網，可以獲魚盈船。海魚頭至夜皆有光，非久於海濱者，固不知之也。”海洋知識的增加，使其對海洋生物瞭如指掌，與前述描寫“海翁魚”的奇幻意味不同，客觀寫實逐漸代替了傳説中的怪誕。

　　本章討論了清代文人對於台灣海洋的認知過程，從中可以發現，在航海知識與航海條件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文人們往往帶着想象的思維來構建這片陌生的危險海域，或開啓上古神話系統，或聯結傳聞掌故，或藉助莊嚴虔誠的海神信仰與宗教儀式，來慰借跨海旅程中的陌生感與恐懼感。隨着航海經驗的增加與海上交通的發展，兇險的航程也變得賞心悦目起來，於是，神話傳説被海洋知識漸步取代，想象夸誕被客觀寫實逐一擊破，文人們開始以審美的眼光去審視這片特殊的海域，去享受海洋的美好生動與雄奇瑰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