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越洋後登臨台灣，文人最先感受到的是海島的特殊物候。“風土、氣候、物産、居民的不同，最能使旅台者敏鋭地感受到异地與故鄉的差异，而給耳目以視聽上的刺激。”婁廣《台灣偶作》雲：“島彝越海附中原，節物驚心异故園。”强調的是初登台灣海島時對迥异於中土物候的特殊感受。蔣毓瑛《台灣府志·氣候》曰：“台灣僻在東南隅，地勢最下，其去中州最遠。故氣候與内地每不相同，大約熱多於寒，恒十之七，故有‘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之説。秋無霜，冬無雪，獸炭、貂裘無所用也。故土番、窮户無衣褐，亦可卒歲。花卉則不時常開，木葉則歷年未落；瓜蒲、蔬茹之類，雖窮冬花秀。此寒暑之氣候不同也。春頻旱，秋頻潦。東南雲蒸則滂沱，西北密雲鮮潤澤。所以雲行雨施，必在南風盛發之時，而田谷之登，歲不能再熟。此雨旸之氣候不同也。四時之風，雨颶居多。七、八月間，因風擊浪，楫爲摧，檣爲傾，其淘沙之聲遠聞數百裏外。曉東暮西，風之所自，與中土又大异矣。”從中可以看出台灣的特殊物候現象，地處副熱帶與熱帶氣候交接處的台灣，炎熱潮濕、蠻荒多瘴，且一年中台風肆虐、地震頻仍，正所謂“四時皆夏，一雨成秋”，傳統文學作品中典型的“傷春”、“悲秋”主題在這裏失去了現實的舞台。南方特有的草木蟲魚、异於内陸的潮濕多風的海島型氣候，都是初臨台灣者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杜審言《和晋陵陸丞早春游望》：“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是赴台文人的内心寫照。

　　第一節　榛莽未辟中的瘴癘記録與象徵

　　清代台灣“瘴癘”横行，早期文獻常以“瘴癘之地”形容台灣。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一旦沾染瘴癘，輕則病，重則亡。當時的台灣號稱被死亡恐怖氛圍環繞的濱海瘴癘之地，而這也成爲遊記中的一個特殊與首要的書寫對象。

　　那麽成爲台灣典型代表的“瘴癘”究竟是什麽？在古典文學作品中，“瘴癘”“瘴煙”“毒瘴”“瘴雨”等字眼俯拾即是，多指深山老林間由濕熱鬱積而成的毒氣。歷史上的中原南方一帶也是個奇幻與危險并存的區域，《楚辭》的華麗辭藻賦予長江流域絢燦的色彩，却又因其氣候的特殊性，使得山林充滿無限危險，莫名染病，殘喘，死亡，突如其來的變化把人們推入無盡的恐慌中，在科學知識不發達無法解釋的情况下往往將其歸委於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瘴癘”一詞也因此深入人的靈魂深處，文人們往往借其抒寫内心的愁苦不安及對生死未卜的驚惶，如杜甫的《夢李白》：“死别已吞聲，生别長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沈佺期的《遥同杜員外審言過嶺》：“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以及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台灣因地理環境的特殊性，瘴癘説法自然也隨着遊宦文人渡海入台。明鄭時期，盧若騰便有《島噫詩》雲：“驚聞海東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這裏的“疾疫”，即指瘴癘。透過清代入台文人的遊記作品，不難發現關於“瘴癘”的各種書寫，最常見的是作爲惡劣自然環境的代名詞。

　　康熙三十六年（1697）赴台的鬱永河，於《裨海紀游》中描述了在淡北採琉時所見：“餘問番人硫土所産，指茅廬後山麓間。明日拉顧君偕往，坐莽葛中，命二番兒操楫。緣溪入，溪盡爲内北社，呼社人爲導。轉東行半裏，入茅棘中，勁茅高丈餘，兩手排之，側體而入，炎日薄茅上，暑氣蒸鬱，覺悶甚。”一路所見均是雜草叢生，高大茂密，在烈日的照射下，林間酷熱難耐。其後越過草叢，進入陰森的原始森林：

　　約行二三裏，渡兩小溪，皆而涉。復入深林中，林木蓊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纏結其上，若虬龍環繞，風過葉落，有大如掌者。又有巨木裂土而出，兩葉始蘖，已大十圍，導人謂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笋同理。樹上禽聲萬態，耳所創聞，目不得視其狀。凉風襲肌，幾忘炎暑。

　　與綿密草叢截然相同，此處凉風侵膚，呈現出蠻荒未開的原始地貌。但這蠻荒之地，正是瘴癘肆虐之處，疾病不期而至：

　　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台郡諸公言之審矣。餘初未之信；居無何，奴子病矣，諸給役者十且病九矣！乃至庖人亦病，執爨無人。而王君水底餘生，復染危痢，水漿不入；晝夜七八十行，漸至流溢枕蓆間。餘一榻之側，病者環繞，但聞呻吟與寒噤聲，若唱和不輟，恨無越人術，安得遍藥之？乃以一舶悉歸之。而顧君又以他事赴省，獨餘不可去，與一病僕俱。

　　早在台南府城出發前，鬱永河便已聽聞台北地區的水土易使人沾染毒氣致死。但他半信半疑，直至親見周遭之人紛紛下痢病倒，始信其真。鬱永河結合沿途荒蠻景致與親身經歷，對瘴癘之來源進行了一番分析與評論：

　　以餘觀之：山川不殊中土，鬼物未見有征，然而人輒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迹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餘體素弱，十年善病，恒以參術代饔飧，猶苦不支。自台郡至此，計觸暑行二十日，兼馳凡四晝夜，涉大小溪九十有六；若深溝巨壑，峻坡陡崖，馳下如覆、仰上如削者，蓋不可勝數。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馳其中，如在地底，草梢割面破項，蚊蚋蒼蠅吮咂肌體，如饑鷹餓虎，撲逐不去。炎日又曝之，項背欲裂，已極人世勞瘁。既至，草廬中，四壁陶瓦，悉茅爲之，四面風入如射，卧恒見天。青草上榻，旋拔旋生。雨至，室中如洪流，一雨過，屐而昇榻者凡十日。蟬琴蚓笛，時沸榻下，階前潮汐時至。出户，草没肩，古木樛結，不可名狀；惡竹叢生其間，咫尺不能見物。蝮蛇癭項者，夜閣閣鳴枕畔，有時鼾聲如牛，力可吞鹿；小蛇逐人，疾如飛矢，户閾之外，暮不敢出。海風怒號，萬籟響答，林谷震撼，屋榻欲傾。夜半猿啼，如鬼哭聲，一燈熒熒，與鬼病垂危者聯榻共處。以視子卿絶塞、信國沮洳爲何如？柳子厚雲：“播州非人所居。”令子厚知有此境，視播州天上矣。

　　鬱永河並不相信疫疾來源於超自然的鬼神力量，認爲台灣之山川景象無异於中原，並無傳説中的妖魔鬼怪。之所以一到台灣就生病，原因在於洪荒未開的山川沼澤之氣鬱積已久，侵入人體所致。在鬱永河筆下，台灣北部的蠻荒情境觸目驚心，如在目前，原始森林、雜草叢生、蚊蟲叮咬，風吹雨淋，都是瘴癘藏身之所。藉助蚊蚋、蒼蠅、古木、惡竹、蝮蛇、海風等一系列蠻荒意象，營造出一種震攝心靈的死亡氣氛。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即使連呼吸這樣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備感威脅，若無極强的精神意志是難以完成採琉這一艱巨任務。無怪乎鬱永河感慨萬千，即便是唐代的柳宗元見此情景，也必視播州爲人間仙境，定不會再有“播州非人所居”之慨嘆。當十月中旬完成採琉任務時，鬱永河再次於文末大發感慨：“種種幻妄，皆鬼物也，人之居此，寧不病且殆乎？”藉以抒發其艱難旅程的内心情感，表達内心對“瘴癘”的認知與恐懼。

　　康熙二十五年（1685），北路參將阮蔡文在台灣北部巡時觀察到：“北路地方千裏，半綫以上民少番多，大肚、牛馬、吞霄、竹塹諸處山川奥鬱、水土苦惡，南崁、淡水窮年陰霧罕晴霽，硫黄所産，毒氣燻蒸，鄭氏以投罪人；庚寅始設淡水防兵，更番生還，歲不能三之一。巡哨未有至者。”以具體可感的數據描繪瘴癘給當地的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生命威脅，瘴癘如同一種詛咒，無迹可尋却又如影隨形，仿佛連空氣中都彌漫着死亡的氣息。“鄭氏以投罪人”，透露出一個極其殘酷的歷史現象，這種蠻烟瘴癘之地，成爲犯人流放之地，看似罪不致死，却意欲令其緩慢邁向死亡的天然刑場。道光九年（1829），陳壽祺《福建通誌》亦雲：“淡水在磺山上，日出磺氣上騰，東風一發，感觸易病。雨則磺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七、八月芒花飛揚入水，染疾益衆。氣候與他處迥异。秋冬東風更盛。”呈現出瘴氣如影隨形，無孔不入的特徵。

　　黄叔璥在《赤嵌筆談》氣候篇寫道：“諸羅自半綫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綫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烟瘴愈厲，易生疾病，居民鮮至。”越是貧瘠蠻荒，瘴癘越盛。鷄籠、淡水水土更惡，“人至即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鷄籠、淡水之遣，皆欷歔悲嘆，如使絶域。水師例春秋更戍，以得生還爲幸”。干隆時的朱景英也指出：“餘以公事至八裏坌，栖止港南，見隔港山頂，毒霧彌漫，氣息觸不可耐。從前設巡檢都司防此，以地氣惡，近皆移去。”朱景英所見與鬱永河、黄叔璥大致相同，淡水附近瘴氣彌漫，氣味極重，以致連巡檢都司也不得不撤防。康熙三十五年（1695）秋，朱友龍意圖不軌，“總戎王公命某弁率百人戍下淡水，才兩月，無一人還者”，却被瘴癘殺人於無形。據統計，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的九任鳳山縣下淡水巡檢中，除沈翔昇一人係“告老解任”外，其餘歷任皆卒於官司，甚至闔署無一人生還者。這種情形到光緒時期依舊没有改變，光緒元年（1875），福建巡撫王凱泰入台後，身染瘴癘卒於任内。光緒二十年（1894），史久龍“身患寒瘧，闔局亦無一不病，而求醫竟不可得”。瘴癘面前無可逃遁，人類顯得十分脆弱和渺小。

　　“瘴癘”在台灣方誌中亦多有記載。高拱干《台灣府志·風土志》載：“鳳山以南至下淡水等處，早夜東風盛發，及晡鬱熱，入夜寒凉，冷熱失宜。以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周鐘瑄《諸羅縣誌·雜記志》雲：“台南、北淡水皆屬瘴鄉……蓋陰氣過盛，山嵐海霧鬱蒸中之也深。或又睡起醉眠，感風而發，故治多不起。”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風俗》“氣候”條雲：

　　而自宋、元以至於今，閩中、東粤並稱樂土。异時内地官兵换班渡台，妻子倉皇涕泣相别，如行萬裏。三十年來，履險如夷；即淡水一汛，於今五年，視向者初戍之日，亦大有間矣。何者？山川之氣，鬱蒸而爲瘴癘，得人焉爲之經理，則氣有所泄而閉者漸開，天地之常也。屯戍衆多，村落稠密，道通木拔，蟲蛇惡物漸次驅除。陰邪即消，灾殄自息；而又潔其居食，濟以醫藥，可無憂水土矣。

　　换班渡台如同生離死别，可見古人對於瘴癘的共同恐慌與普遍認知。從這些記録中可以得知，文人對於天地間存在“氣”這一觀念是深信不疑的，認爲瘴癘是一種因流通不暢而産生的“毒氣”，原始蠻荒的自然地理阻隔了氣流的流通，鬱積在山林中，造成陰邪、病疫。因此開發蠻荒，改良醫療，是最好的解救之道。

　　光緒十八年（1892）入台的蔣師轍是渡台文人中深受瘴癘折磨的一位。所作《台游日記》中隨處可見瘴癘的影子。未至台前，蔣師轍已對瘴癘有所耳聞：“餘以海外瘴癘，其俗又淫佚，携豫甥往，意涉狐疑”。乘船行至淡水一帶，他從遠處觀望到瘴氣：“向夕嵐蒸，一白横抹，舟人曰，此瘴氣也，惟醉可敵，不則中之必病。”山間霧氣蒸騰，往往認爲是瘴癘之氣。至台後蔣氏又多次因水土不服而出現嘔吐、腹瀉等症狀：

　　二十七日……晚，分得生卷六十本，閲至漏二下，腹忽洞瀉，體憊甚，旋寢，夜復三起。

　　二十八日，晨起，復瀉，飲粥一盂，胑體疲倦。伏案校閲，諸卷無一合作，其紕繆多可噴飯。

　　濕熱的海島氣候使蔣師轍的身體不堪負荷，後又多次病倒：“二日，晨起腹瀉，體爲不平，午餐頓减，夕療。”“午浴身，濕氣爲患，胑體如就縛束，不快者已累日矣。”濕氣是引發瘴癘的罪魁禍首。被瘴癘幾度纏身的蔣師轍心有餘悸，即使友朋相邀也是顧慮重重、患得患失，“晚，邵公子約觀泰西馬戲，謝之，以在郊外，懼夜深中瘴氣也”；“晚過西學堂，訪冬生，漏二下歸，濕煙出地。絪缊尺許，殆即瘴氣。餘曾持晚出之戒，今忽犯之，意滋悔也”；“季垂前有書來，謂餘當作歸計，幸一過也，秋疫流行，憚於遠邁，孤良朋雅意矣”，對瘴癘之恐慌可見一斑。

　　炎熱潮濕的氣候是瘴氣的重要誘因，台灣每年五月爲梅雨季節，雨量大，濕氣重，久久不散，衣物全部發霉：“五日，霒。炎氣鬱蒸，如在釜中，甚不可耐……六日，啓日，蓐署彌甚。督奴子暴冠履，皆霉不可着手。”此段描寫與朱景英《記氣習》如出一轍：“五月以後，大雨時行，甚有連綿匝月不歇者。砌苔礎菌，緑意延緣，墻壁幾榻，津潤欲滴，插架連箱，靡不霉浥，殊悶悶也。”把酷暑下炎熱難耐却又無處逃遁的心情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這種氣候往往使得寓台者飽受折磨：“餘見寓台者，小有感冒，投表劑則内府虚餒，而俗師驟施温補之藥，變症又不可思議矣。大扺來此者，堅强變爲柔弱，十常有八九矣。”台灣夏季的濕褥燥熱也讓吴子光感受極深，其《與二吕言卧席書》曰：“髭鬑鬑兮嚙唇者，老夫也，一眠雲卧雪之士爾，非熱客如徐陵可比。惟今卧具爲大甲席，寢其中者，若張敬兒夢，全體發熱，視冰上令狐氏一流，奚啻霄壤之隔。”作者追本溯源，在短短六十一個字中，運用了“熱客徐陵”、“張敬兒夢兆”、“令狐策冰夢”三個有關“熱”、“冰”的典故，體現其對暑夏酷熱的深刻體驗。天氣忽冷忽熱，濕氣鬱積不散，病隨即入侵，似乎在台的每一天都面臨生存威脅，難怪蔣師轍會發出“渡海且數月，聞見無一快意者”的悲觀言論。“遠游瘴海，喜得生還。歸裝雖輕，有詩數十首，足以自豪也”，那種身赴瘴地猶能生還的喜悦，實非親身經歷者所不能理解。

　　這種瘴氣横行且“常年氣候皆燠，雨後轍微凉薄肌，所謂四時皆夏、一雨成秋也”的熱帶海島型氣候，似乎一直是旅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不僅蔣師轍，包括胡傳、史久龍等許多赴台文人都爲台灣濕熱所苦，如胡傳《復範荔泉》雲：“行年五十有二，血氣漸衰，學問、功業一事無成；而後嗣弱甚，一家八口，漂泊三處；如今年夏月一困於烟瘴，與從者三人同死於道路，縱大憲憐我，爲歸遺骸於家，而妻子無所依賴，必致失所矣。”除了現實上所帶來的疾病與死亡，更呈現出一種心理與生理共通的疾病，一種對仕途、對生命的憂患與思索，“日短憂途長，出行須起早。……年華最易逝，憂患何時了”。在文學中，瘴癘不僅僅是山林深處毒氣的鬱積，更是一種來自心靈深處最幽微的感受。“瘴癘”成爲“落後”“蠻荒”“死亡”的代名詞，更成爲一種象徵，象徵一種積鬱不散的抑鬱氣氛，一種心情上的晦暗不明，或是一段見不到光明的生命旅程，如影隨形，久久不散。

　　第二節　特殊氣候之書寫思維

　　地震與台風，是台灣普遍存在的兩種破壞力極强的自然現象，二者在中原傳統文學中鮮少出現，但因與台灣的生活關係密切，成爲入台旅人書寫的題材之一。

　　台灣地處歐亞大陸與菲律賓板塊交匯處，地震頻繁，從康熙到光緒年間，史籍上所記載的台灣地震大小達百餘次以上，唐贊衮在《台陽見聞録》天文篇的地震條中言及：“台灣在大海中，波濤日夕鼓盪，地氣不静，陰陽偶愆，則地震焉。蓋積氣之所宣泄也，或灾或否，台人習見，初不以异。”“台人習見”表明台灣地震發生比較頻繁，百姓都已習慣了，但久居内地者往往非常不適應這種民間所謂的“地牛翻身（地震）”。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至台灣的孫元衡，對於台灣的特殊自然現象相當不習慣，曾作《暑中書所歷》一詩雲：“羈愁島嶼倍關山，浮世何由駐好顔？日月總如行水上，晦明不似在人間。地能簸盪沙能沸（歲屢地震），風最顛狂雨最慳。填委簿書當溽暑，投荒偏未許投閑！”形象可感道出地震、台風來臨時的情形，以及帶給作者的視覺與心靈震撼。

　　蔣師轍在台南閲卷時，也親歷了地震之摇：

　　二十六日，巳刻，地大震，始有聲殷如輕雷，自北而南，屋宇鏝土旋簌簌墜，墻壁數俯仰，逾刻乃止。

　　地震時聲響如雷，屋頂泥土被震落，墻壁上下左右摇晃。從聽覺、視覺及觸覺感官，簡潔明瞭描述地震來襲時的情况。共同經歷此次地震的還有與蔣師轍一起閲卷的其他官員，如唐贊衮、胡傳等。其中胡傳寫道：“是日巳正地震，房屋摇曳有聲，約二刻乃定；午初得微震。”從中可見此次地震震幅不小，震動約三十分鐘左右，直到午時仍有餘震。唐贊衮則以詩歌的形式記載地震來臨時狀態：

　　光緒十八年三月初六日，筱村中丞按試台南；正在明倫堂講書，忽地大震，因以詩紀之：“堂皇高坐地震驚，滿堂漰湱洪濤聲；如駕海舶檣忽傾，頭目眩轉浮滄溟。諸生罷講相向瞪，魂摇氣懾神漸惺。須臾奠定邀神靈，險遭不測人其坑。我於其中浩嘆興，兩間無處無虧盈。世界本由缺陷成，自古斷鰲鰲足脛。扶輿畢竟誰支撑，賴有青門鼎力争。干坤浩盪陂竟平，敢忘此日心凌兢！”

　　將地震時房子摇晃，聲響巨大，衆人大驚失色、魂摇氣懾的之狀，描繪的真實細膩。

　　道光七年（1827），鄧傳安著有《彰化縣界外獅頭社潭中涌現小山記》一文：

　　道光七年八月十五日，潭中忽涌起四小山，絡繹相連，如爾雅所釋屬者嶧是；土人稱頭浮、二浮、三浮、四浮焉。

　　初涌時失水，魚蝦尚躍躍山頂，土番采食，足給於鮮。山麓泥沙之壅，皆被溪漲冲涮，竟體嶙峋，縐透瘦大，似壺中九華矣。

　　雖非地震親歷者，但從潭中忽然涌起四座小山可以推斷，此地必是地殻劇烈變動所帶來的地理大變遷。

　　又蔣師轍《台游日記》雲：

　　方伯曾棅豸節，因叩以道署檔册。曰：“同治十二年地大震，署宇半圯，文牘皆没於泥涂，百不存一矣。”

　　方伯即唐景崧，時任台灣布政使，曾任福建台灣道。二人在商討《台灣通誌》編撰時，蔣師轍向唐提出借閲官方檔案，唐景崧則以同治十二年（1873）大地震造成房屋震倒，文書毁於一旦回應，“百不存一矣”加以拒絶，側面反映出當時地震之劇烈與破壞之嚴重。

　　不過從遊記記載上看來，入台人士所經歷的多是小地震，天崩地裂、殺傷力極强的大地震屈指可數：“郡中歲常地震。每大風雨後，或黄霧彌漫時，多有此异，然不過一往來間捨宇動摇而已。聞諸羅最甚，至有裂地溢水之變。近年稍稀，可以覘境疆之寧謐矣。”在科學不發達的清代，人們往往將自然現象與人事相聯繫，視地震爲國家將有亂事之徵兆，反之則是國運昌隆的象徵。如黄叔璥説：“荷蘭爲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十月亦地震。維時南路傀儡山裂，其石截然如刀割狀，諸羅山頽，其巔噴沙如血；土人謂兩山相戰。”朱仕玠《海東剩語》也稱：“往時地常震，每歲震動無常，或連日震不已。邇來八、九年間，地不震。或以爲人烟日益輻輳，故地奠安，而不知實國家景運休隆所致也。”對此傳言，唐贊衮指出：

　　當時有言者雲：據府志地震主奸民爲亂。餘戒之曰：台地常動，非關治亂，爲有司者，惟當因灾而懼，修省政事耳；若必以爲亂征，非也。台人好爲浮言以亂人心，今久平靖，而爲此言倡之可乎？既戒言者，退檢府志：自康熙二十二年至嘉慶九年，凡書地震者九。惟康熙五十九年地震，六十年有朱一貴之亂。雍正八年地震，九年有彰化大甲社番爲亂；餘七次，皆無事。足見非亂征矣。

　　作者從客觀理性的角度，指出府志中記載的九次地震，只有二次發生動亂，通過實際數據證明地震與動亂並無必然聯繫。雖然這一解釋未必會令人信服，但借此告誡統治者要修省政事，造福百姓，則體現其憂國憂民的情懷，實屬難能可貴。

　　與地震相較，台風發生的頻率極高，且持續時間長，台風還會帶來暴雨、泥石流、海水倒灌、洪水泛濫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破壞力極强。台風常襲台，每年皆有，故不少宦台人士均有身歷其境的痛苦經歷，也有與台風搏鬥的切身經歷。清代台灣遊記中最早記録台風的，當屬鬱永河的《裨海紀游》：

　　自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風拔木，三晝夜不輟，草屋二十餘間，圮者過半。夜卧聞草樹聲與海濤聲，澎湃震耳，屋漏如傾，終夜數起，不能交睫。

　　二十二日，風雨益横，屋前草亭飛去，如空中舞蝶。餘屋三楹，風至兩柱並折，慮屋圮無容身地，冒雨携斧斨自伐六樹支棟，力憊甚。而萬山崩流並下，泛濫四溢，顧病者皆仰卧莫起，急呼三板來渡。餘猶往來岸上，尚欲爲室中所有計，不虞水勢驟涌，急趨屋後深草中避之；水隨踵至，自没脛没膝，至於及胸。凡在大風雨中涉水行三四裏；風至時時欲僕，以杖掖之，得山岩番室暫栖。暮，無從得食，以身衣向番兒易只鷄充餒。中夜風力猶勁。

　　二十三日，平明，風雨俱息；比午，有霽色，呼番兒棹莽葛至山下渡餘登海舶，過草廬舊址，惟平地而已。餘既幸生存，亦不復更念室中物，敝衣猶足敝體，解付舟人，就是曝干，複衣之；遂居舟中。

　　上述描寫相當精彩，極具真實畫面感，台風從十九日持續到二十三日才平息，過程中風雨交加，萬山崩流，草屋飛走，“如空中舞蝶”，真實再現了台風襲來時的情形。狂風往往夾雜大雨來襲，甚至引起山洪暴發，將一切建築夷爲平地。這段急風驟雨中被洪水冲走的驚險鏡頭，在現今的台灣仍時時上演，在自然界排山倒海的威力面前，人類顯得極其渺小與脆弱。惟身歷其境之人，方知性命之攸關與先民篳路藍縷之艱辛。

　　康熙六十年（1721）也發生了規模巨大的台風。藍鼎元叙述：

　　八月十有三日辛未，怪風暴雨，屋瓦齊飛。風雨中流火條條，竟夜燭天。海水驟漲，所泊台港大小船，擊碎殆盡，或飄而上之平陸。拔大樹，傾墻垣，萬姓哀號，無容身地。施世驃、藍廷珍各終夜露立風雨中。軍士蜂擁相携持，不敢動，稍舉足則風揚顛僕，或裂膚破面流血。翼日霽静，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人，浮屍蔽江，瓦桷充路。

　　雷鳴電閃，流火條條，竟夜燭天，光怪陸離，作者極盡描摹之能事，將台風帶來的嚴重灾難一一展示出來，船隻被擊碎沉没，樹倒墻傾，傷者無數，溺者數千，浮屍蔽江，十分慘烈。關於這次台風，黄叔璥《台海使槎録》也有記載：“八月十三日夜颶風大作，倒壞衙署、倉廒、民房、傷損船隻，人民田禾。”台風帶來的慘狀也可從陳夢林的叙述中加以呈現：“八月十三夜，颶風發屋拔木，大雨如注；昏黑中紅點飄颺，夾雨紛飛。漏盡，風雨乃止。民居倒塌無數，營帳船隻十無一存，死傷者千有餘人。”又據台灣學者曹永和對清代台灣之水灾與風灾的統計，台灣縣、鳳山縣、諸羅縣三縣及各營兵丁倒屋10688棟，死亡人數195名，當年鳳山知縣的賑濟的灾民共有2491人。台風之殺傷力可見一斑。

　　朱仕玠《海東剩語》有關於台風破壞力的叙述：“鹿耳門内商舶魚舠，擊破漂没無算，鳳山北垂，稻田正值成熟，百僅存一。”對颶風來臨前的天象也作了細緻觀察：“凡颶將至，則天邊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鱟尾者，曰屈鱟。”台風將至前，因水氣多，易形成彩虹，受卷雲遮蔽，彩虹是一段一段的，號稱“半節虹”，樣子像船帆或鱟尾。與前人相比，這樣的切入點可謂相當特别。

　　蔣師轍上承鬱永河、藍鼎元、黄叔璥等人，寫出離台前一個月遭遇台風的切身經歷感受：

　　十六日，雨。午後台作，屋瓦皆飛。餘居面南，東壁因它屋施極，朽鏝不工，水下如雷，它所穿漏，幾於床床無干土矣。風始從西北來，轉而東南，夕益烈。後牖吹落，帳飛欲裂。率奴子以長木横牖外，巨繩三束，内縛窗欞，使堅着不可稍動，障以重席，幸不復穿。箱簏悉徙故處，而床榻獨不可移。帳頂積水，滲下不止，如巾漉然，徹板扉二覆之，仍漏，更益以兀夾跧伏帳中，不敢翕目，慮東壁或圯，將嬰不吊之禍也。漏五下，風力稍弱，倦極伏枕略睡，旋覺，已晨鷄三號矣。 十七日，黎明起，天光下射，瓦疏如簁，幸台已止。過同人齋，互以未遭覆壓爲慶。

　　强台風掀起屋瓦，吹落窗户，雨水傾注而下，帳頂積滿雨水，徹夜滲漏，整棟房子屋頂如同篩子般稀疏，摇摇欲墜。把台風帶來的灾難書寫得巨細靡遺，“互以未遭覆壓爲慶”，道出了經歷灾難，劫後餘生的那種悲喜交加的心理。

　　光緒時期，胡傳所撰《台灣日記與禀啓》記載了光緒十九年（1893）台風襲擊台東的情景：

　　台風挾大雨自東北横空捲地而來，勢甚猛烈。而大雨自七月二十四、五日連日夜不止；至初一日稍霽。山水正漲，海潮外涌，互相扺擊，漫溢泛濫，遍地皆水；而新街、寶桑之間，遂淘成一溝。寶桑民居圯入水者三家。昭忠祠被風吹倒；州署營房被倒者十六間，民房吹壤十一間。

　　日記以日爲單位，是對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的記録，具有較强的真實性。相較於上文令人談之色變的“瘴癘”，此段叙述可謂温和之極。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客觀再現台風帶來的嚴重灾害。對清代入台文人來説，台風帶給他們的不僅僅是視覺和感官上的衝擊，更是對台風引起的灾難的一種切身體驗，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民胞物與的情懷。且看吴子光《紀台地怪异》對台地的一場大風雨的描述：

　　同治甲子端午前四日，大雨翻盆，三晝夜不止，溪漲滔天，冲壞田園無算。又海潮挾溪漲爲患，怪風驟起，海水駭奔，凡港汊内所泊大小船隻，連（舟宗）擊碎，無一完好者，漂溺百餘人，所傷損貨物倍之。是番沿海一帶，俱慘被風灾不可言，而後壟尤甚，爲近年所未遘也。故謹書之，以綴於五行志之後。

　　大風雨發生在端午前夕，其間大雨傾盆，溪漲滔天，三晝夜而不止。台風造成田園毁壞、船隻碎毁、人員漂溺、貨物損失等現象，百姓苦不堪言。據稱吴子光原先打算將台風歸於《一肚皮集》第五章自然風土中，但因其關乎民生大事，故“謹書之，以綴於五行志之後”。全文無一字書寫個人情感，但却字字珠璣，慘烈之狀，令人不忍卒讀。這裏的台風書寫已不僅僅是對台地自然氣候的單純記録，更是對天灾人禍的一種民胞物與之情。

　　更甚者，嘗試用行動去解决，用學理去解釋這些自然現象。姚瑩寫有《噶瑪蘭台异記》一文，可視爲赴台文人對於台風這種天灾的理性解釋：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瑪蘭風，颶也，或曰台，雨甚，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辟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台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灾，不悦人之辟斯土也，將禳之……夫山川之氣，閉塞鬱結久而必宣，宣則泄，泄則通，通然後和；天道也。今以億萬年鬱塞之區，一旦鑿其苞蒙，而破其澒洞，澤源與山脈僨興、陰晦與陽和交戰，二氣相薄，梗塞乍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瘯疾之事，豈爲灾乎？

　　噶瑪蘭地區遭受台風重創，當地百姓視之爲鬼神降灾。姚瑩發揮桐城派遊記的寫法，“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合一，以省净洗練的文字，從台灣開闢的歷史開始，層層剖析，指出天地之間之灾害實來源於千萬年草萊未開所鬱結之“氣”。同時，引經據典，將天灾導引至人禍上，告誡人們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禍，“人事不和”乃“人禍之興”。致力向善則無灾禍，放蕩淫逸則灾難頻仍，除害關鍵在於“崇節儉，修和睦，戒佚游，嚴盗賊”，鞭辟入裏，條理清晰，章法井然。他又寫道：

　　昔者羲軒之世，淳風古處，百姓渾渾，不識不知，未有所爲灾者。逮乎中天運隆，五臣遞王，文明將啓，而於是乎有堯之水，湯之旱。聖人以爲氣運之所由泄，而不以爲天之降殃於人也。不然，德如唐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道以干鬼神之怒哉？若夫地平天成，大功既畢，則惟慎修人紀，以保休嘉，而於是乎時和年豐，百寶告成，宇宙熙皞，臻於郅治。苟有失德，肆爲淫慝敗亂，則鬼神惡之，而天乃降灾。此天地之氣既通，而人事不知之爲厲也。今蘭地初開，雖風水屢洊，而不爲异，五患水，三患台，而民不饑，無有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不敢有淫慝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數十年後，地利盡辟，户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其艱也，則將有滋爲淫佚而樂於兇悍暴亂者，人禍之興，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崇節儉，修和睦，戒佚游，嚴盗賊，守斯四者，庶乎可以久安而不爲灾。

　　在科學知識缺乏的時代，鬼神之説普遍盛行，姚瑩却將天灾導向人的心性修爲，强調天人感應，借天灾教化當地民衆，使百姓感念先民篳路藍縷之苦，修身自省，遏制叛亂之想，由此建立起封建統治秩序的穩定性，體現了特定時代文人的精神視野，以及他們看待台灣自然地貌及其灾害的方式。這種以理論説的方式，不僅是對當地自然灾害的解釋，也是對爲官者的勸誡，希冀勤勉政事，撫恤安民。台灣學者林開世指出，“從此文可看出一個地區文明的狀態不止是人文社會秩序的建立，而且也是對地理環境的馴服。文明秩序不但是透過設官、建學、賦税、武力來完成，同時也透過建構一套對山川、氣候、風俗、風氣這些流動領域的知識來評估和整理當地的狀况。”誠不爲過。

　　綜上所述，清代渡台文人對於台灣的三大自然氣候的描述既驚悚又動人，水土無情人有情，雖時移事去、兵盡而矢窮，然如此風雲驟變，仍令渡台之士措手不及，愁苦萬千。故徐宗干在台期間，多有辭退之意，其《寄門人毛寄雲御史書》頻發“茫茫瘴海，登岸何時？知己天涯，把晤何日”等悲觀言論。也因此當他卸任後，會寫下《渡海後記》，發出“吁！有形之風波易涉，無形之風波難行。出瘴海、離愁城，萬死得生，仍有餘閑課兒讀經書，吚唔不離左右間，與二、三知己談風月，雖前路茫茫、險夷不可知，而眼前則脱坎窞而行康莊也”的感慨。無論是蠻烟瘴癘、四時皆夏，還是地震台風，無不體現了文人的民胞物與的胸懷，其文中之情，寄寓深切矣。

　　第三節　動植物形象與生命情思

　　蔣毓瑛《台灣府志·物産》曰：“台灣水土盤紆，川源清遠。層巒峙乎東北，梓材備棟樑舟楫之需；滄浪繞乎西南，海錯擅鹽蜃蛤之利。走獸飛禽之類，咸若群分；名花异果之種，繽紛錯出。以漁以佃，固可遷有以易無；滿篝滿車，亦足耕三而餘一。雖雲僻壤，寧讓中區？留四千年未啓之干坤，爲六十載初辟之土宇。猗歟休哉，爰以爲志。”台灣雖然氣候炎熱，天灾頻仍。但台灣又是個奇异之地，地處海嵎，四季長青，土地肥沃，物産豐饒，瓜果飄香，更有許多不知名的奇花异草、昆蟲鳥獸，充滿了無限的驚奇與神秘，不論記其特异，抑或譬喻引申，均有落筆成文的價值。

　　因此，入台文人的遊記書寫中，對台灣物産的描寫相當普遍，尤其樂於記録台灣特有的各種奇花异草和珍禽异獸。毛大周《台海見聞録序》曰：“山川既殊，風土亦异，民情物産，均多不侔内地……實有得於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乃退而編緝成書。”干隆二十八年（1763），渡台擔任鳳山縣儒學教諭的朱仕玠也在《自序》中言：“凡山川風土、昆蟲草木與内地殊异者，無不手録之。”將任内所見之奇花异草、昆蟲鳥獸全部納入囊中，整理而成《小琉球漫志》一書。董天工《台海見聞録》則在卷二專辟篇幅，分門别類叙寫台灣的叢林草木、花卉蔬果與飛禽走獸。張實居爲孫元衡《赤嵌集》作序曰：“然風雅所咏，如鳩、鵲、麟、麜以及細草、夭蟲，不過十五國之土産，人得而知，非若集中之蕃草、黎花、海鳥、蠻獸，率爾雅、山海經所遺，管夷吾、張茂先之所問而失對者也。因悟作詩之道，每以所遇進，其得之遊覽之助者正自不少。”認爲《赤嵌集》中所記之物，即使《爾雅》《山海經》等古籍亦無記載，甚至連管夷吾、張茂先等博學之士無法回答，雖有溢美之詞，但集子所記物種的豐富性和奇异性亦可窺一斑。因清代台灣遊記作品中關於台灣物産的記録十分龐大，無法一一列舉，兹擇具有台灣特色的幾例加以述之。

　　台灣這個熱帶與亞熱帶海島氣候所栽種出的植物，大陸内地較爲罕見的，“果實有番檨、黄梨、香果、波羅蜜，皆内地所無，過海即敗苦，不得入内地”。這種内地無而台地特有的物産是宦台者所津津樂道的。

　　金絲蝴蝶花，黄瓣，有須，狀如蝴蝶，一名金莖花。仙島有金莖花，語雲：“不戴金莖花，不得列仙家”。

　　釋迦果，一名番梨，樹高出墻，實大如柿，色碧，紋縐，如釋迦頭，味甘微酸而膩。

　　珊瑚草生海底，狀類珊瑚，枝干極細小，色赤黑，高可七、八寸。漁人網網魚常得之，栽小盆内，亦可供玩。

　　茄冬樹，木實堅重，色紅紫，紋理細緻；制器物與紫檀相近，花梨不及也。餘在後壟，見列樹交柯，葉如冬表，淺黄深緑，一望鬱然，類西洋界畫中所渲染者，詢之即此樹也。

　　金絲蝴蝶花、釋迦果、茄冬樹、珊瑚等都是台灣的特産，作者從名稱、習性、形狀、顔色、口感對各類植物進行了詳細的描繪，並引用相關古籍或諺語進一步闡述，形象可感。尤其最後一則朱景英對茄冬樹的描寫，淺黄深緑，色彩繽紛，畫面感極强。

　　作爲海島，台灣盛産各類水産，品目繁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宦台者無法一一辨認，所以通常是記其特异者。

　　新婦啼，亦魚名，甚鮮美。漁人以烹時舉體拳縮，如新婦畏見姑之狀。

　　旗魚，色黑，大者六、七百斤，小者百餘斤，背翅如旗，鼻頭一刺長二、三尺，極堅利，水面毆魚如飛，般爲所刺，即不能脱，身一轉動，船立沉。

　　寄生螺，小蟹如鼅鼄，本無殻，入空螺殻中，負以行；大小磥硌，郭索沙磧中甚疾，觸之縮入，如螺閉户，火炙之乃出走。

　　由上可見，入台文人對於台灣物産的觀察細緻入微，從顔色、形狀、質地、紋理、乃至味道都有極其生動的書寫，其用意大扺如魯仕驥《小琉球漫志序》所言：“且使讀是書者，洞悉其人情土俗，他日或仕其地，知所法戒，而因以施其撫治之方。此則其用心之尤精者矣。”不管初衷如何，物産豐富的台灣，“歲豐足扺三年耕”，大自然的饋贈給羈旅异鄉的人們帶來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慰借。

　　文人們細膩的文心，還决定了他們的書寫並不僅僅是簡單的物産介紹，有時亦借物言志，吐胸中之塊壘，草木花果融合了作家細膩的個體生命情思。魯仕驥《小琉球漫志序》中曾列舉了司馬遷周行天下而成《史記》，以及韓愈、柳宗元、蘇軾等被貶謫例子，並言：“自古賢人才士，藴其奇不得施設，天每縱其迹於四方，俾其氣有所泄，而其術業益以大且富……先生少習風騷，嘗游太學，歷吴、楚、越、宋、衛、齊、魯之境，既而息居濉川之陽，其見之詩歌者，亦既大且富矣。然而其才其學未盡也，今乃得泄其奇於此書。”把朱仕玠入台任職比作韓柳等人的貶謫，視《小琉球漫志》爲作者懷才不遇而泄奇才於山水之間的創作。李開鄴在《文章正宗》中評柳宗元《小石城記》爲“借石之奇，以發胸中之氣”。柳宗元山水遊記重幽僻奇處，常借奇與怪，“以發其鬱積”，通過幽遠之奇景表現才華卓著却不爲所用的憂鬱情感，有借題發揮之意。翟灝的《倭琉璜花記》與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借花之奇，吐胸中之意。“倭琉璜花”是一種百年難得一遇的花，在台灣古文遊記屬首見，其色潔白如雪，遇空氣會變色，在科學知識不發達的年代，這是一種極爲神奇的現象。因任職地關係，翟灝得以至鷄籠山一游，並有幸見到倭琉璜花：

　　適有樵人自嶺雲中冉冉而下。至近，詢之，始知自金包裏來者。樵人方以山谷之險峻，與夫磺穴之出處，爲餘歷述其顛末。餘亦恍然遇之。遂命人隨樵夫尋舊迹。濕草履，持長竿，竿末縛以鐵鏟，躡足注目而飛取之。蓋遲則熱氣逼人，無少喘息處。據雲穴出半山，臚列七孔，有白液吐焉。取而視之，色潔如雪，少則變爲鬆緑。樵人曰：“此硫磺花也，百餘年所不經見者，今一旦爲君得之矣！”

　　餘聞其言而不禁爲之太息曰：“一物之出於山也，且有遇不遇之感，而况於人乎！抱負非常，置身窮谷間，所遇不偶，而淪落以終身，可勝道哉！可勝概哉！”樵人不應，遵路而去。

　　尋訪過程一波三折、迭宕起伏，扣人心弦。倭琉磺花因生長在險峻山谷中的琉磺穴處而得名，周圍熱氣撲人，難以靠近。采擷倭琉璜花難度極大，須“濕草履，持長竿，竿末縛以鐵鏟，躡足注目而飛取之。蓋遲則熱氣逼人，無少喘息處”。而翟灝的情思也隨着倭琉璜花一路馳騁，闡發了“一物之出，有遇與不遇”之慨嘆。如此驚奇動人的硫磺花只因身處險峻山谷，而不爲世人所知，如同人之空有滿腔的抱負與理想，却因身處窮鄉荒壤，無人賞識而埋没才華，抱憾終身。這段話是典型的借物言志的寫法，有自喻不得志之情，作者從琉璜花的際遇聯想到自己的際遇，感嘆自己空有崇高的理想抱負却羈旅异鄉，無法施展。文中“樵人”這一意象的使用頗有意味，尤其文末“樵人”如同神仙一般“自嶺雲中冉冉而下”，更爲文章增添了些許神秘的色彩。尤其文末“樵人不應，遵路而去”，帶有無知己相照之意，是全書中唯一可見作者懷才不遇之感懷，十分難得。

　　其它如黄叔璥介紹台灣的一種特殊木材“爛心木”時雲：“内山林木叢雜，多不可辨，樵子采伐鬻於市，每多堅質紫色，竈煙間有香氣拂拂。若爲器物，必係精良，徒供爨下之用，實爲可惜！倘得匠氏區别，則异材不致終老無聞，斯亦山木之幸矣！”良木喻人材，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令人痛惜。朱景英亦嘆惜爛心木的遭遇：“每於雜薪中拾木如蟲痕，甚如濕漬腐朽指不可搯者；迨裂之，堅實异常，揮斤有難色矣。質細滑如涂膏，睇之完蝕相錯，洵制器美材。”又如陳夢林的《九日游北香湖觀荷記》以荷花“足以愧夫趨熱而惡凉、遇霜而先萎者矣”之美好品質喻君子之德，闡發北香湖“埋没蠻烟瘴雨者幾千百年”之“意”；鄭用錫借北郭園生發“嘉木美植，天地之菁華稍有未備。譬如富家大室，其堂厦雖燦然巨觀，而人材未養，學殖多荒，空諸所有，閴如無人，良足慨矣”之感慨，同時移用《蘭亭集序》之名句，抒發人生無常之哲思：“夫盛者衰之所伏也，前者後之所繼也……异日子孫若相與指而溯之曰‘此吾先人退處舊游之所也。某花、某樹，吾先人所愛護而栽培也’。當謹守之。豈不休哉！所慮者，時運變遷，每見夫歌台舞榭一變而爲荒榛斷梗，或祖父有之，而其子孫不能有。回憶四、五年前，畇畇原隰連阡累陌，時見農夫野叟扶耒駢肩。迄今而爲文人學士騷客游觀之所。以今視昔，猶後之視今。餘安能料盛者之不變爲衰，而作於前者即能繼於後也！爰就其盛者記之，以爲後者之鑒。”

　　當然，如上述般夾叙夾議、託物言志之作相對而言並不多，對於台地物産，文人們流露出的更多是讚嘆與欣羡。就連光緒時期定居台灣的吴子光，也仍然對於台地種種奇特的物候現象有着深深的驚奇之感，其《台事紀略》曰：“一日之間，氣候不同，如五穀、蔬菜、草木諸植物，四時相續不絶。餘游園林，見有桃、梅、蓮、菊屼作一處開花者，真咄咄怪事矣！衣服不拘春、秋、冬、夏，惟視寒、燠爲節。”讚嘆驚羡之情溢於言表。

　　從中原到台灣，羈旅异鄉之人最先感受到的是物産氣候的差异性。方誌中對“物産”的記録往往帶有官方性質，具有較强的功利性與目的性，文學色彩不够濃厚，且多有摘鈔轉引，缺乏生活氣息。如黄叔璥在《赤嵌筆談》中對水果“檨”的描述：“台地夏無他果，惟番檨、蕉子、黄梨視爲珍品。春夏有菩提果，一名香果，芳馨極似玫瑰果，當以此爲第一。”魯鼎梅《重修台灣縣誌》卷十二“風土志”中亦有對“檨”的叙述：

　　檨，有三種：重檨、木檨、肉檨。香檨差大味香，不可多得，所食者木檨。肉檨種荷蘭，或雲自佛國傳來，或雲紅毛人從日本移栽者。即外國所載“南方有果，其味甘，其色黄，其根在核”是也。俗稱備蒜，或作檨。按字釋無檨字。意台地夏無他果，此果視爲珍品，人共羡之，因名曰檨；訛寫檨。

　　由上不難看出，該方誌基本沿用了黄叔璥“台地夏無人果，惟備檨、蕉子、黄梨視爲珍品”的記録，只是對於“檨”的起源以及“檨”字的由來上作了進一步考察，具有官方采風問俗的特質，缺乏文學色彩，類似的寫作特點在其它方誌中同樣存在，比如對“檳榔”的描述，兹不贅述。相較而言，作家創作的遊記散文却往往能從個人遭際出發，從不同的觀察視角，呈現各種物産的不同屬性，包括台灣海島的氣候、瓜果食蔬的色澤口感、花鳥蟲草的習性等，這些都是作者日常生活經驗的實録，比起官方層面的方誌編纂，這一類的遊記創作更加真實可感，富有生活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