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灣遊記作品具有較强的經世濟民的功能，正所謂“采風問俗，經世備治”“議事論理，以决政務”，尤其清晚期乃多事之秋，時局的變動，往往激發文人對於社會的省思與議論，他們不再“著書只爲稻粱謀”，而是藉助文學來批判現狀與解决問題，達到治國安邦、經世濟民之理想。此期的遊記一改傳統遊記中以“中和美”爲旨歸，常有較具體的議論時事與關心國計民生的書寫，在呈現自然景觀與風土人情的基礎上，大多直接表達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以及面對外來文化衝擊的反思，流露出强烈的憂患意識，關注社會、分析時勢成爲遊記中的書寫重點。

　　第一節　時代變革記録

　　清晚期西方列强頻繁入侵，社會動盪不安，風雨飄摇。西方各國以船隻在台灣海峽遭遇海難爲藉口，多次發起事端。道光二十年（1841），英國軍艦進犯基隆港，道光二十二年（1842），再度進犯台灣；咸豐六年（1856），英、法兩國分别以“亞羅號事件”及“西林教案”爲藉口，聯合出兵攻打清政府。同治六年（1867），美國發生船羅號船難事件，借機出兵台灣；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日本古島民在台灣琅嶠東部遭遇颶風，登岸後誤入“生番”部落被殺，少數幸存。同治十三年（1873）二月，日本出兵台灣，六月兵分三路焚燬牡丹等社，“牡丹社事件”讓清政府進一步意識到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台灣的重要戰略地理位置，從消極理台轉爲積極理台。同時，受英法聯軍之役戰敗的影響，開始感受到現代化的重要，於是發起“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現代科技産物，開展現代化建設，希冀以此富國强兵。而當時的台灣，也掀起了一連串的改革措施，如派重臣劉銘傳、沈葆楨到台灣“開山撫番”，興建各種現代設施等。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争爆發，基隆一帶成爲戰場，台灣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光緒十一年（1885年），台灣建省，任劉銘傳爲台灣第一任巡撫。積極開發台灣，興建許多現代化機構，如鐵路局、腦務局、電報局、郵政總局等。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争爆發，清政府潰敗，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淪爲日本的殖民地。

　　一、介紹現代科技産物之威力

　　不同於古代遊記多作山水自然描摹的文學傳統，清代台灣遊記將筆觸伸向了廣闊的社會，變動的時代再次唤醒了文人的家國意識，純粹的采風問俗已不足以濟世，介紹西方文明及其帶來的變化成爲時代的迫切需要，也成爲清晚期遊記書寫的重點對象之一，通過對現代科技産物的詳實介紹，傳達出固國强兵的愛國思想。恰如桐城派姚瑩《黄香石詩序》所言：“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盛衰。”强調的是文學的社會功用。時任台灣知府的唐贊衮，强烈意識到時代的變革和西方科技産物的威力，其《台陽見聞録序》雲：“時勢大异，洋槍火砲，摧枯拉朽，所向無堅城，輪船鐵艦，衝風破浪，履重洋如平地。向之所謂險者，均無足恃。”於是將台灣之見聞整理而成《台陽見聞録》，主要記載台灣在“牡丹社事件”後，配合清政府推行新政後的各項措施，包括鐵路、輪船、電報、電綫、地律風（電話）、郵政等現代化事物，以及樟腦、硫磺、煤礦、金礦等物産的開發，其寫實手法與古代域外遊記頗爲相似，但又加入了個人見解，流露出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其它如蔣師轍、吴子光、胡傳、池志征、史久龍等文士，亦以敏鋭的覺悟，針對變革中的台灣人與事加以觀察并發表看法，體現出知識分子的經世理念與愛國情懷。兹擇一二分述如下。

　　（一）鐵路

　　鐵路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交通建設發展的重要一環，但却是清代以前遊記中不曾有過的新事物。不同身份的作者，往往通過不同的觀察視角與不同的寫作方法，具體而微地呈現出這一新鮮事物所帶來的特殊視覺體驗與内心感受。光緒十三年（1887）三月，劉銘傳向清政府呈上《擬修鐵路創辦商務折》一折，“自强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以及行旅、釐捐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爲急不可緩之圖。”指出鐵路之重要性，奏請修建鐵路，此舉得到批準，唐贊衮《台陽見聞録》“鐵路”條從官方視野的角度客觀介紹鐵路修建的艱難過程：

　　召洋匠創開鐵路，徑達基隆。獅球嶺山洞亦已鑿穿，兩邊峭壁間，多煤苗沙穴，一遇風雨，時虞坍卸。由銘軍三營隊伍修築，已成坦途。間有低窪數處，均經填實。

　　這段描述的是台灣第一座鐵路隧道。唐贊衮前後耗時兩年多。“目下火車由水轉脚駛行，直達坡角，往來迅速，商民利便。”唐贊衮對鐵路的功效大加贊賞。而蔣師轍則采用説明方法，針對鐵路、火車的外觀、搆造、時速作了全方位的描述：“鐵路穴嶺而過，歷六堵、水返脚、錫口迤達郡郭，可六十裏。車制四輪，高不及丈，長略贏，廣二弓而縮，輪與鐵軌坳垤相合，一車置機器前導，尾綴五車，行疾如飆馳電激，不逾時達矣。此路所費，以百萬計，行旅便之。”當時在各地設置票房：“台灣鐵路，自大稻埕以迄基隆、新莊諸處，共設票房數處。”對鐵路進行營運管理。池志征曾乘火車至台北，途中穿越了獅球嶺隧道：“有洞長里餘，兩旁石壁皆奇形，車過其中，霾暗險濕，聲隆隆然如雷殷，令人毛髮聳然。”初次搭乘火車穿越鐵路隧道，耳邊傳來火車雷鳴般的巨響，令人毛骨聳然，膽戰心驚，藉助視覺、聽覺感官及比喻等手法，形象道出旅人首次接觸新事物時的體會，真實可感。

　　（二）電報

　　關於電報，唐贊衮指出，台灣南北路，地勢袤長，聲息易於阻滯，沿途雖設有驲站，文報未能迅速。光緒三年（1877），福建巡撫丁日昌於台灣鋪設首條電報綫路，“凡兩綫：一自郡治達安平，一達旗後，計長九十五裏。是爲南路電綫之始。”光緒十二年（1886），劉銘傳上《台灣水陸電綫告成援案請奬折》一書，奏請在台灣架設水綫、陸綫，電報綫從南到北普遍設立。相較於鐵路，電報似乎更加神奇。時人眼裏，電報來去無影踪，相當神秘。這種奇特的現代化科技産物，自然成爲文人觀察與書寫的對象，也在某種程度上爲遊記創作暈染了些許奇幻色彩，在平易檏實的記録中流露出文人的驚嘆之情。吴子光《紀台地怪异》曰：

　　見夷人公報，又雲“電綫”一節，海濱人捉搦者衆，致工巧無所施，意似恚且恨者。踪迹詭秘，官不得過而問焉。按藝事乃紅夷長技，遇萬裏事緊急，一綫飛報，神速有若閃電，故名。唐代明駝使所不逮也。然鷹眼蛙聲，非我族類，實逼處此，夫豈中國之福哉！

　　從吴子光將電報列入台地怪异一項，不難看出電報在其心中的神秘性。作者不僅描寫電報，還加入自身的認知體驗，把電報描寫得相當傳神，“遇萬裏事緊急，一綫飛報，神速有若閃電”，將電報比作閃電，可見對西方科技産物威力的驚嘆與贊賞，言語中帶有一種無法抑制的激動。但是，對於外國人恣意在沿海一帶設立電綫，官員却不能過問一事頗爲擔憂，直言“夫豈中國之福哉”，體現其“夷夏之防”的觀念。

　　不同於吴子光的激情描述，唐贊衮仍以冷静的態度作客觀實録：

　　台灣南北路，地勢袤長，聲息易於阻滯。沿途雖設有驛站，文報未能迅速。經前撫丁奏準於台地安設電綫，一切俱由中國官員自行辦理；撥用船局工匠，携帶器具，先由府城至旗後試辦，計程八十裏。當派船局學生蘇必灼等勘明，於光緒三年七月開工，至九月工竣。

　　作者對電報開設的原因、路綫、人員及時間均作了明確交待，並未摻入任何感情色彩。身爲朝廷官員，唐贊衮肩負經世濟民之職責，故其遊記多作客觀實録，爲清政府理台提供參考。應該説，這樣的實録手法在清代台灣遊記中比較普遍，也是主要特點之一。

　　二、呈現西方貿易之影響力

　　通商港口的陸續開放，打開了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的貿易往來，從中牟取高額利潤，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港口城市的商業化程度。自開放港口後，台地商業貿易蓬勃發展，港口貨物聚集，規模宏大，民間甚至盛傳“台灣錢，淹脚目”之説。面對這種現象，宦台官員與文人們又是如何看待呢？且看台澎道兼按察使唐贊衮的《台陽見聞録》：

　　台地自辦商務以來，不及兩載，市面漸繁。蓋從前府城一帶，田地十居其八；刻下起造房屋，各項貿易櫛比星羅，非復舊日荒凉氣象。而艋舺貨物聚集，規模宏敞，不减申江。

　　此段運用對比手法，從開發的角度呈現出港口城市的今昔變化。當年鬱永河筆下黄沙彌漫的荒凉舊城，如今已變成繁華的街市，貿易帶來的變化確實驚人。看似平淡無奇的叙述，却間接透露出作者重視貿易往來、發展社會經濟的價值觀，説明唐贊衮在經濟貿易方面具有比較開闊的國際視野。一些靠海港口，多爲貨物集散地，其交易狀况更是繁盛，如咸豐八年（1858）正式成爲國際通商口岸的淡水：

　　榕陰如幄，流泉出蹊術間，頗饒幽致，小市居岡麓，肆廛櫛比，海腥羅列，狀多詭异。略一涉歷，復登輪舶，憑欄側顧，山勢迤邐，如屏如障，草莽蒙密，不見山骨。海關及軍壘隱露其顛，疑入畫境。

　　山勢迤邐，如屏如障，饒有幽致。山上的小鎮人口密集，海貨齊居，極爲繁華。蔣師轍通過排列整齊的四字句，一氣呵成，將淡水描繪的如同人間畫境，而海關、軍壘隱露其顛，若隱若現，又透露出作者清醒地意識到，作爲貿易重鎮的淡水必將成爲西方列强争奪之地。身爲一介文人，却能有這樣的居安思危意識，實屬難得。再看鷄籠：

　　鷄籠三面皆山，北面臨海，山叠而雄，水緑而淡。滿山草樹，碧色如春，以地暖無霜雪故也。小劃數十，望輪争飛，人氣椎魯，語言莫辨。餘偕友人上岸沽酒，洋樓客棧，阛阛喧嘩，亦一熱鬧口岸也。

　　這是光緒十七年（1891）十月，池志征到達基隆所看到的第一印象。鷄籠港臨海背山，碧色如春，水深寬敞，開港後迅猛發展，西式洋樓、中式客棧等各式店鋪林立，生機勃勃。文中雖無隻言片語的個人情感或議論，但從激情飛揚的文字中，不難看出，作者對於眼前的繁華景象頗爲贊賞，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大扺如此。

　　與對外貿易密切相關的是航運，當時的海外貿易主要依靠輪船運輸。光緒十二年（1885），劉銘傳在台北設立商務局，購買駕時、斯美兩艘輪船，往來於香港與上海之間，遠至新加坡、西貢、吕宋等處。光緒十八年（1892），蔣師轍從上海搭“駕時”號輪船到淡水，不僅親身體驗航運發展帶來的便捷，還對輪船内部搆造作了細緻的觀察：

　　招商局輪船之制：督行船者曰大副，曰二副，皆夷人；司船事者曰買辦，中國人，而查艙則必與夷人俱。船居處判四等：最上者曰大餐間，卧格外多一榻，沐盤鏡具，致爲修潔，食皆番菜，夷人謂食爲大餐，故艙蒙其名；次曰官艙，又次曰房艙，制不甚别，官艙外陳設較備，藤榻紅茵，頗適偃仰；又次曰統艙，居最下，良賤雜厠，枕借相接，盤餐亦極劣矣。”

　　出於介紹西方新奇文明的目的，清晚期不少遊記還采用説明的表現手法，此段亦如此。作者藉助細緻的觀察，對西式輪船的内部設置，包括駕駛者、裝載量、房間等級都做了詳細的説明，對於航運帶來的交通便捷及商務繁華，蔣師轍亦頗多贊賞，這些都是基於現實利益爲考量的國際貿易觀，體現出進步知識分子的經世思想。

　　三、書寫“開山撫番”之艱辛

　　“開山撫番”，顧名思義，即打開進山通道，撫綏“生番”。這是清晚期治理台灣的一項重大舉措，自然也是台灣遊記的關注重點。相對於開山，則是封山。封山令是清初處理漢“番”關係的一項措施，清政府爲防止漢“番”衝突，在漢人與台灣少數民族之間劃設番界，禁止漢民越界開墾。“牡丹社事件”使清政府重新改變這一政策。“開山撫番”政策最早由沈葆楨於《請移駐巡撫折》中提出並加以實行：

　　夫務開山而不先撫番，則開山無從下手；欲撫番而不先開山，則撫番仍屬空談。

　　沈葆楨認爲開山與“撫番”相輔相成，必須同時進行。於是分南、中、北三路同時進行，以打通台灣東西之間的聯絡通道。南路分二路進行，一自鳳山之赤山至卑南，由海防同知袁聞柝負責，一自射寮至卑南，由總兵張其光率領；中路自彰化之林圯埔至璞石閣，由總兵吴光亮負責；北路自噶瑪蘭之蘇澳至奇萊，由提督羅大春率領。

　　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羅大春被派往台灣着手“開山撫番”，所著《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爲其親歷台灣北部，開發北部自蘇澳起至奇萊一帶的情况。“開山”是一項异常艱難的工程，環境惡劣，設備落後，士兵們冒瘴冲煙、披荆斬棘，飛奔於懸崖荒谷之中，只見“峭壁插雲，陡趾浸海；怒濤上擊，炫目警心。軍行束馬捫壁，蹜蹜而過；尤深險絶”。所見均“荒險异常，上崖懸昇，下壑眢墜。山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勇丁相顧失色，只得中止”。懸崖峭壁，怒濤上擊，荒險异常，通過懸崖、古木、陰風等蠻荒陰森的意象，營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氣氛，反映出任務的艱險，以及官兵面對未知惡劣環境所産生的憂患意識。

　　開山過程不僅要面臨异常惡劣的自然環境，更有“生番”出草，原、漢衝突等事件頻繁發生，羅大春自言：

　　至噶瑪蘭西、南、北三面皆迫生番，或數十人、數百人爲一社，多或一、二千人；種類非一，嗜殺則同。較之南路，招撫爲難。何也？南路皆有通事、土目，亦有漢人錯處其間；此間則扞格不通，散漫無紀。所與往來者，番割耳。而番割又純用術欺，以牟其利；卒之番無如何，報以一殺。故十充番割，九爲番殲：土人言之歷歷。

　　此地多爲“生番”居住地，族群多元，性嗜殺人，與漢人較少接觸，語言上難以溝通。而作爲二者溝通媒介的“番割”，又常因私利欺騙“生番”，導致信任度低，因此通過“番割”來招撫生番同樣有難度。但開山路又必須深入少數民族住處，徵用其領地，又因語言不通難以將開山意圖明確告知，因此，三路的開發過程都引起不少的漢“番”衝突。且“番割又私以火藥、鉛彈易其熊膽、鹿茸，番得之如虎傅翼”，導致傷亡巨大，流血事件不斷昇級：

　　自餘躬率大隊入新城，添設碉堡；番衆驟生疑慮，來營要求子藥。未經允給，遂呼聚悍黨，晝則伏莽，夜則撲碉。節經各營奮擊，時有斬獲，稍息窺伺；丁勇等因傷亡數十人。最狡者，正月二十四、五、六，二月初五、六、七、八等日，大魯閣番竟敢糾衆數百撲我新碉；弁勇一面力拒，一面興築。餘親督砲隊馳援，番族傷亡頗多，始行敗竄；我勇陣亡者亦二十五人。

　　衝突場面十分血腥，描寫簡潔有力，平實却不失精彩。中路、南路亦大扺如此。光緒元年（1875）的獅頭社事件，可謂南路開山中最大的漢“番”衝突。雙方激戰慘烈，羅大春的親家也在此戰中身受重傷而亡。據沈葆楨《報明南路剿番情形折》稱，該戰鬥中清軍死傷者達二千之多，耗時四個月才平定。開山過程中的種種艱難困苦，在羅大春的筆下鮮明地表現出來，看似平實簡略的叙述，却深深地透露出作者内心的憂慮與恐懼。

　　歷經艱險險阻，清晚期南路前後開通道路五條，遺憾的是，最後東部對外陸路交通，却只剩三條侖中的卑南道一路。光緒十九年（1893），池志征履任時經過三條侖中的卑南道，藉助其遊記書寫，可以進一步瞭解“開山撫番”這一新政推行的實際成效：

　　餘自十八日上三條侖，披兇茸、歷瘴毒，旁行四百裏，上昇崖懸，下墜壑眢，敻不見人，至今日茅荒沙渚，始遇島夷，則此行險苦可知矣。

　　以兇茸、瘴毒、崖懸、壑眢等一系列原始意象的刻畫，營造出一幅荒無人烟與兇險异常的蠻荒畫面，道路崎嶇難行，十分危險。由此引發作者的尖鋭抨擊：

　　其途凡三出，而總以三條侖爲通衢，然亦左山右溪，鳥道一綫，側足乃通。餘甚怪當時官吏拔山通道，斬棘披荆，縻國家金錢數百萬，僅開此三百裏無益之岩疆，亦可爲失計較矣。

　　一針見血指出官兵對於“開山”一事，常敷衍了事，勞民傷財却又收效甚微。應該説，這樣的切入角度是比較成功的，與傳統遊記寫法大致相同，先鋪叙渲染，積蓄情感，最後自然爆發，水到渠成，無生澀斧鑿之迹。

　　四、記録台灣割讓日本之耻辱

　　遊記是對沿途所見所聞的真實記録，不僅爲山水傳神，更爲時代寫照。唐代詩人杜甫曾以一首著名的《春望》，深刻反映出國破家亡帶給人民的巨大苦痛。清晚期，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面對如此奇耻大辱，任何一位有識之士都無法默然於心，他們以憤慨之筆詳實記録下這樣的歷史事實，在深沉的叙述中流露出極其沉痛的憂國傷時情懷，而這也正是台灣遊記的價值所在。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争爆發，這一戰，掀開了台灣歷史的另一頁。戰争爆發時，清政府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爲幫辦，各帶勇渡台，加强台澎防備。但仍然無法挽回潰敗的局勢。第二年，澎湖被日軍佔領。當時身在彰化的史久龍，親身經歷了這一幕，回大陸後用他真實流暢的文筆記録下一個個真實的歷史鏡頭，將甲午戰争前後台灣時局的動盪情况，如實呈現出來：

　　二月二十七日，天將暮時，予在台中府署謝子笏二尹（搢）處，正暢談間，忽聞雷聲殷殷，自西南來，初以謂台灣雷本早發，不以爲疑。繼又聞數聲，出而視天，則無片雲，且雷聲不應久於悶悶，群相猜度。以爲敵船在嘉義一帶施砲，然究不敢臆斷。迨返台，聲發不止，門窗均摇摇震動，徹夜如是，不能安枕。二十九日下午，接北電始悉昨日敵人在前虚攻，而繞道登岸，走至砲台之後，軍士見前後受敵，群相嘩潰，而周鎮軍（振邦）、朱太守（尚泮）、陳加駕（步梯）尚在陸路迎擊。終以寡不敵衆，相繼乘小舟至台南，而澎湖遂失！

　　作者以平實的叙述交代了事情經過，日本采用障眼法，聲東襲西，前後夾擊，導致清軍應戰不及，澎湖失守。此後，唐景崧、劉永福、丘逢甲等人繼續率軍迎戰，誓與日本交戰到底，遺憾的是，“日人初八日由基隆金包裏登岸，初九日湘軍接仗小勝，廣勇繼進而敗，後隊見敗即嘩，群相潰逃。唐帥惟時在基隆督陣，見勢不可爲，於初十日返北部署行囊，十二日夜遂縱火焚撫署，微服而逃，各官皆只身遁走。時日人之登岸者，不過二三百人。”唐景崧只稍作周旋，便棄城逃走。台北失守，艋舺、大稻埕一帶呈現出極度紛亂的現象，令作者極爲痛心：

　　廣勇、淮勇潰散，至北殺人焚屋之事，無處無之。庫款上於二十餘皆被分劫，土匪亦乘之而起，四處蹂躪不堪。

　　失守後，社會上殺人焚屋、瓜分搶劫，蹂躪不堪，作者以乾净簡練的文筆，鮮明描繪出一幅極其混亂的歷史畫面。戰争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灾難，民心大亂，社會動盪不安。此時惟有台南一帶劉永福的黑旗軍仍堅守陣地、力挽狂瀾，作者携眷回大陸時，經過安平，記録下這一幕，爲清晚期的台灣局勢留下珍貴的歷史見证：

　　安平一帶，營勢聯絡，地雷遍佈，由安至旗海邊，均用竹爲浮橋，以通來往。精練陸師，專防腹地，每日可自率勇查防，或派員梭巡，晝夜絡繹不絶。惟軍法雖嚴，而糧餉太缺……誓守赤嵌，不讓日敵。

　　對於劉永福的表現，作者十分敬佩，無奈台灣戰敗已是大勢所趨。當台灣割讓於日本的消息傳來，史久龍的悲痛與憤怒噴涌而出：“接閲之餘大爲驚駭，不禁上爲朝廷哭，下爲台民哭，而爲四海之子哭”，不曾想台灣“不亡於大國，而亡於小國。不棄於兵戈，而棄於揖讓”，這既是國家的耻辱，也是台灣的不幸，更讓四海之百姓不寒而慄。從文中的激烈措詞中，可以看出他滿腔的愛國熱情。而情感的融入也使得作品更加豐滿，文中多夾叙夾議，時時流露出復雜沉痛的心情，外加平易流暢的遣詞造句，使作品呈現出較高的文學性，“原因在於這都是作者於事後重新整理回憶撰寫而成的，内容較具一貫性，文字也較爲暢達”。而同時，隨着史久龍的離台，清代的台灣遊記也就此劃下了句號，此後進入了日本佔領時期的台灣文學。

　　第二節　社會教化評析

　　所謂“經世”，有“治世”“理世”之意，往往承載着儒家德治傳統，講究“正人心、美風俗”。然而在時代風起雲涌之際，僅講究道德修養，已不足以濟世，恰如周式濂爲《東瀛識略》作序言：“凡人讀書立説，咸思有裨於用。尋章摘句，固不足貴；即镕鑄經，發爲偉詞，而於朝章政典、今昔形勢、閭閻風尚與夫因革損益諸端委，不能察微知著、洞悉利病，甚或喜新非故、專務嚴刻，昧大體而炫私智，縱言之娓娓動聽，而用之適足害道，則亦等之卮言，君子無取焉。”著書立言並非純爲娱情養性，修養道德，更要重經世之學，“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問論治便當識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盗賊、勸農桑、抑末作，……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文學要以服務社會政治與倫理道德爲出發點，通過文章反映現實，進而關注政治、教化社會。是故，如何變革，如何健全官僚制度，如何看待對外貿易，如何評價洋務運動，如何檢驗社會教化，如何做好軍防、税務、交通、開發等實際技術層面的問題，成爲清代文人所關心的經世主題。

　　一、闡發務實的改革觀

　　鴉片戰争以來，西方列强以堅船利砲打開了清政府的大門。爲救亡圖存，應對時局衝擊，遂開展洋務運動，師法西方，改良變革。正如羅大春所言：“振兵威以寢狂謀、遏貪志，實爲目前切要良圖。”洋務運動的内容，不外乎製造大砲輪船、修建鐵路、開發資源、人才儲備等新式實業，從本質上講是一項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其中，製造槍砲與輪船，是洋務運動的重點，得到了不少知識分子的認同與支持。羅大春曾言：“今非購鐵船、制水雷、備各種洋槍並其合膛之子、洋煤、洋火藥、合膛之開花彈、火龍、火箭之類，不爲功。”池志征對西式武器同樣重視，從防衛的觀點分析建造西洋砲台的益處，“更得控扼當關之勢”。蔣師轍亦雲：“蒙謂火攻之器，西國誠利，必斥爲無用者腐儒也。”深刻反映出有識之士的改革意識和經世理念。

　　槍砲外，還有輪船，劉璈《禀請撥换輪船由》指出：“台灣地方，孤懸巨浸，設有戰事，尤須與内地息息相通，始免隔誤事機。然大洋中阻，風濤汹涌，非借輪船，緩急難恃。而輪船戰艦，又非極其堅利與多備數船，仍有緩不濟急與不敷差遣之虞。”遇有戰事，可藉助輪船與内地及時聯繫，但仍然不够堅利。唐贊衮從攻防結合的角度，進一步指出將鐵艦與巨砲結合：

　　今台防之急務，莫如備制鐵艦，扼守各口；而鐵艦中，尤需多備巨砲。如有鐵艦，有巨砲，而管駕之人必須熟習水綫，駕駛敏捷，臨陣時尤在有膽、有謀，得勢、得機，乘天時、乘地利、乘人力，在在必争先著。

　　應該説，唐贊衮確實頗具戰略眼光。不過，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推行時却遭遇諸多困境，時朝野上下，多帶有“鄙夷”觀念，即使戰敗受挫，也僅承認西洋砲火的威力，所以洋務運動只是一場改良運動，多以器物技能模仿爲主，缺乏深層的制度改革。富有愛國熱情的官員或有識之士往往能够在細膩的觀察中發現端倪，針對當時的種種弊端，提出針砭，表達務實的改革觀。

　　（一）武器設置。洋務運動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盲目追求西式武器，迷信新武器的威力，却不論武器設置是否合理。身爲全台營務處總巡的胡傳深有體察並嚴厲指責：

　　竊查海口堅築砲台，扼守要害，使敵船不得深入，爲海防第一要義。然我以巨砲禦敵，敵亦以巨砲攻我。外防壘摧，内防彈炸。必須兩面兼顧，乃可無慮。砲台外禦敵砲，不過堅築基址及垣墻外加厚護而已。内防彈炸，務須相度地勢，掘深坎，開水池，多爲甬道重垣，使敵彈墮而不能炸，炸而不能傷人，始能固我守台弁勇之心志，而不患其遽致驚潰。

　　胡傳認同大砲在海防上的重要性，但不盲目跟風，而是從務實的角度，對砲台的布防提出建議，認爲要在攻防中處於上風，須兩面兼顧，外防壘摧，内防彈炸。不僅如此，還對大砲操作技術的落後大加抨擊：

　　查現駐安平之砲隊、旗後砲台之鎮海前軍右營，均無能測量海面遠近、砲綫高下之人。平日操演，僅恃目力之凝注，不求算法之精詳，雖幸中靶，究非確有把握。中國之砲隊遜於外洋，實由於此。竊聞天津、福州、金陵等處，均設水師學堂及武備館，講求測算之法，已歷多年；必有精於此者。如蒙憲台咨調一、二員渡海來台。以教二處砲台員弁，俾各知測算之法，砲不虚發，發必命中而摧堅，似於戰守二者均有裨益。

　　有砲台却無開砲技術，胡傳建議專調人員開展砲台操作技術教學，以提昇砲隊的戰斗力，應該説，胡傳的這一建議頗具針對性，在當時是一個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

　　（二）内部制度。清晚期台灣設有機器局，工匠約千人，規模龐大，但實際功效却是徒有虚名。史久龍《憶台雜記》曰：

　　日不過修理洋槍，焙制火藥而已。所能者，惟各衙署中，或制一閨閣用物，或修一玩飾小器。各公寓内與局中人有相識者，亦可借其代作。國家糜以巨款，上下視爲重地，而身居其中者，惟借此獻其技於大府，飽私囊於一已，誠可笑而可痛者也。

　　强烈指責偷工减料、中飽私囊，未能發揮應有之效能等現象。對於滬尾砲台的水雷局也有犀利的抨擊：

　　督造水雷，安置海口以防敵舟，立法甚善。嗣以海疆無警，節省經費，裁去教師，惟留學生數人。乃至演放時不知藥綫所在。上憲以爲毫無實際，遂如告餼之羔羊矣；不過爲安置閒散人員之地已耳！噫！中國於自强之道，始欲比埒他人，繼則顧惜小費，終則輕於一擲。

　　水雷局工人演放水雷時竟不知藥綫所在，完全喪失水雷作爲海戰利器應有的作用，如何與西方相抗衡？這種評價台灣洋務運動的看法，在台灣遊記中有不少類似記載，多帶有比較務實的觀念。池志征《全台遊記》有一段綜合性評論，或可作爲總結：

　　入營見胡公……所統五營，南至花蓮港，西至三條侖，縱横五百裏，分扎三十處，共二千而實不及千人。嗚呼！海疆營制，壞不可言，而台灣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内地脱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無營不缺額，無兵不烟癮……然而築砲台、制水雷、調駐楚粤營勇，費已不資，而禍患仍出於籌防之外，蓋亦治之者不得其本耳。餘嘗謂台灣惟東州地瘠無可爲，中南民氣忙碌，猶如日之過午未歸食者，而台北山川磅礴、隆隆然如初日之昇，苟得其治，未有不日興者也。而其大要在練兵、興學、理財、開礦、墾田。嗚呼！台灣雖海外一島，然亦東南七省藩籬，昔人固多言之矣。故謂南洋之防莫先於防台，台灣不失則東南半壁屹若長城，台灣若失則沿海諸省豈遂保百年無事乎？

　　此論述透露了當時軍隊管理鬆散、鴉片泛濫等腐敗現象，一針見血指出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以及改革軍隊制度、加强海防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雖僅一介文人，却能從戰略攻防的高度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實屬不易。

　　以上唐贊衮、池志征、史久龍等人之議論，均是在觀游或巡查中直接發表，可見其重視著爲事功的經世之學。而他們的務實變革觀，也多少反映了洋務運動的局限性，多以器物技能的模仿爲主，缺少深層的制度改革。

　　二、抨擊吏治腐敗

　　清晚期台灣的一些民變，如施九緞民變等，往往與吏治腐敗有較大關聯。吏治腐敗問題歷朝歷代皆有，也是古代文學作品中的一個重點寫作對象，文人墨客往往通過詩詞曲賦等各種藝術形式，或直接、或間接，或犀利、或委婉地揭露社會中的腐敗問題。台灣遊記同樣如此，作品中常見針對吏治管理問題的評論，其寫作動機恰如吴子光《與當事書》所言：“若夫落拓書生，即一身一家未知安插何所，乃敢昂首伸眉議論天下事得失，亦不自量之甚矣。然好善惡惡，人性皆同。手利劍以靖妖魔，欲吐者熱血；借清議以維風化，未死者良心。”將貪官污吏比作妖魔，主張要手持利劍鎮妖魔，爲民衆發聲，造福百姓。

　　丁紹儀曾在《東瀛識略》中，針對“台民易亂”的看法，以憤激的筆觸一針見血指出：“嗟夫！事變之來，豈盡天意哉！抑亦人謀未臧歟！逮禍既烈，身命攖鋒鏑、膏血涂原野者動盈千萬，耗費帑金亦動逾百萬、數百萬，民之流離顛沛、破家喪軀與婦女老弱之被污辱、轉溝壑者，更不知其幾，而其始實起於一、二姦徒耳。其起也，非有以釀之，即有以激之，豈天心若或使之然歟？顧曰台民好亂性成，信台民之生而好亂歟？台灣爲海外岩疆，定制文武官胥由内地調往，非夙著循良卓卓有聲者不得預其選；洵如是，數百年可期無事。何以數年、數十年變亂頻仍歟？故老傳言，朱一貴之起，由知府王珍任意苛斂，淫刑以逞；林爽文之變，由知府孫景燧始則因循彌縫，繼則輕率妄動；張丙之反，由知縣邵用之貪黷偏執、知府吕志恒不恤民隱。”時官方將民變歸咎於百姓作亂，而丁紹儀却能從百姓的立場去思考與分析問題的原由，將官員的貪污腐敗導致民不聊生的現象一一道出，針砭時弊，鞭辟入裏，這種以遊記發政論的筆法，使得文章氣勢磅礴，讀之，酣暢淋漓。

　　鐵路營運管理方面，存在諸多弊端。不管是在經費籌措、建造過程，還是建成通車後的營運管理上均頻繁出現問題。唐贊衮《台陽見聞録》中記載了當時台灣鐵路的營運情况：“去冬由粤商包辦，獲利無幾，辦理亦不妥善，仍改由黨幼虞直刺經理。嗣以鐵路四通八達，火車來往，多有假公濟私及所載貨物、並非官用、而隱戤官場者，若不嚴定章程，恐於商務終無裨益。”因假公濟私之的情况頻繁發生，導致鐵路營運獲利無幾，難以有效發揮應有功能。强調要制定嚴格章程，遏制腐敗。

　　鹽務方面，同樣如此，上下包庇，徇私舞弊：

　　其各館持引來場運鹽，場員將引裁取“繳查”，其餘三聯發還賫運。該曬丁秤手，憑引發鹽。每引五十石，委員如不檢點，每鹽一石，過秤稍高，即可溢鹽二、三觔不等。然此委員猶易防範。其所稱場漏者，即無引之鹽，必係委員串同甲首、曬丁、巡勇、左右鄰，方能出運。

　　時台灣鹽務中官吏營私舞弊現象十分嚴重，場員串通甲首、曬丁、巡勇、左右鄰等人，或多秤多給鹽，或無引也出鹽。“若委員潔己自愛，則曬丁等力無能爲。如委員不與若輩聯同一氣，其勢亦難出運。是欲絶場漏之弊，必先慎擇委員，使任其事而後可”。唐贊衮提出要對委員認真把關，從源頭杜絶。對此，胡傳也指出：“場員、場丁漏私，緝私弁勇包私。然必先去情面之私，而後可杜一切之私。此受病之源也。”然恰如劉銘傳《撤留勇營綜計款目請撥餉需折》所言“積習已深，非一時所能驟挽”。據陳鳳虹《清代台灣私鹽問題研究》一文統計，光緒十一年（1885）後所查緝到的二十七件私鹽案件，以鹽場人員最多，沿海居民煎私行爲居次，船户居三。因此，連胡傳也發出“鹽務當極弊之後，整頓甚難；法令廢弛久，稍相繩即以爲操切。乃知古人猛以濟寬，甚非易易”之嘆，從中可以感受到清晚期吏治極其腐敗，制度上存在諸多問題，即使鐵面無私、作風强硬的胡傳也深覺改革之難。

　　吏治的腐敗甚至染指社會公益事業，吴子光《淡水義渡記》一文，開篇先潑墨般地描繪大甲溪溪水奔騰的壯觀景象，“溪發源自東勢角内山，一路曲折奔騰，以達於海。土産怪石，如虎牙、如劍鍔，與風水相擊撞；舟一葉，行石罅中，亂流而渡，稍一失勢，則有性命之慮。比之灧滪堆、羅刹江、惶恐灘等，其奇險尤百倍，乃全台第一畏涂，行者苦之”。通過一系列的比喻、對比等手法，刻畫大甲溪之兇險。之後又描繪渡溪之險：“然在旱干時猶可，一遇淋雨之際，兩涯不辨牛馬，溪流灑作十數道，茫茫水國，波浪掀天，或竟月不得渡。”以環境的險惡和渡江的艱難，突顯義渡的必要性。遺憾的是，“近聞義渡需費，因染指者衆，遂有名無實……惟以實心行實政，弗忍令前賢德意，啜汁於捉錢令史數人者之手，以爲吏治玷”。借物説理，通過層層鋪叙和渲染，水到渠成地揭露出清晚期官吏借機敲詐的情形，因管理不當，吏治腐敗，致使義渡有名無實。

　　三、論述教化制度

　　儒家思想重視對民衆的教化作用，教育是實施教化的重要途徑，也是統治者施政的重要一環。關於教化之論，在傳統文人的遊記作品中俯拾即是。清晚期的台灣，除了原有的少數民族和漢人教育機制外，還出現了西洋人在台興學現象。此一變遷，也激發了相關的議論與書寫。

　　（一）教化現狀與改革之論

　　明鄭時期，台灣推行儒學教育，有清一代繼續沿襲。台灣移墾初期，由於移民結搆成份復雜，文化素質普遍不高，又受到商業貿易的影響，導致文教不興，陋習盛行。清中期以後，隨着經濟的不斷發展，台灣的教化程度逐步提昇，但相較於中原，仍然滯後。受過儒家思想熏陶的傳統文人十分重視對民衆的儒學教化，就連行伍出身的羅大春在“開山撫番”過程中也注意觀察東北部的教化情形：

　　蘇澳爲台北偏隅，久爲王化所不及；非漬之以詩書之澤，無以作其向上之忱。因倡捐洋銀五百餅，以爲義學之費；並咨夏觀察以其前建屋宇，改爲學所。

　　指出蘇澳地區教化仍舊滯後，主張應加强東北部的教化工作。蔣師轍在檢閲台南、台北兩地試題内容後評價道：

　　文都不諳理法，别風淮雨，訛字尤多，則夾帶小本誤之也。應試者分閩、粤籍，其人始雖皆鄭氏之遺，然繼世長子孫、沐浴文教已二百有餘歲，而菁莪之化終遜中土者，豈靈秀弗鍾與？抑亦有司之責也！

　　台灣施行社會教化雖已二百餘年，却仍遜中原。但同時，他也清醒地意識到移風易俗之難度：“所述習尚，大都殷賑而侈，人非土著，故其氣浮，健訟樂鬪，根於天性。今服教化且二百年，而不變者什七。移風易俗，不其難哉！歲時俚俗，閩粤相雜，餘簡出，目譣蓋寡，今昔同异，亦非采訪不能詳也。”主張通過實際調查，從中瞭解族群文化的變遷過程及表現，爲施政提供參考。

　　台灣文風若此，如何提昇？顯然，科舉考試，仍是文士們認爲最有效的教化途徑。那麽，台灣人參加科舉考試的情形如何？羅大春觀察到：

　　淡、蘭文風，爲全台之冠。乃歲、科童試廳考時淡屬六、七百人，蘭屬四、五百人；而赴道考者，不及三分之一；無非路途險遠，艱於資斧所致。

　　指出台灣北部地處偏遠，赴考路途遥遠難行，旅費亦十分昂貴，故赴道考者並不多。鑒於此，沈葆楨“請旨於艋舺地方，準其捐建考棚……益廣朝廷作育之意，奏請在艋舺設立考點，便於科考。但總體來説，在台灣，官方與民間均重視科舉考試，蔣師轍《台游日記》曾描繪科舉發榜的盛况：

　　俗以隸籍黌舍爲大榮，每覆試榜出，爆竹鼓吹之聲喧闐竟夕。聞謁聖後藍衫肩輿，鼓吹前導，遍拜親故，往往經歲不已。知重名器，自能急公奉上，此亦民心可用之一证也。

　　蔣氏從施政者的角度出發，指出清政府可以利用知識分子追求功名利禄之心加强教化。對於少數民族參與科舉一事，蔣師轍也提出個人見解：“閩粤之外，又有番籍，皆化番之向學者，人數寥寥，主試者持寧遺毋濫之説，恒虚其額。蒙謂化榛狉爲文秀，誘掖有漸，宜寧濫勿遺以鼓舞之。”認爲對待少數民族，不應過苛要求，要以鼓勵爲主，補足其科舉功名的基本名額，從而達到推廣教化的目的。

　　此外，清晚期的台灣，也出現了西洋人在台興學現象。唐贊衮《台陽見聞録》記載了光緒八年（1882）在滬尾開設的英義塾，模式上傚仿中國義塾，聘請中國之師，教中國之書。雖爲義舉，但唐贊衮認爲“此端一開，誠恐逐漸推廣，將來該子弟等文字、科名、勢必沿溯淵源，致歧趨向。且以中土之童，蒙費外人之培植，官斯土者，心甚歉然。”於是商請支還英國傳教士之款項，以杜流弊。可見其“夷夏之防”的思想。

　　自清政府與外國通商後，西學堂紛紛設立。對於西學堂的教學内容，唐贊衮也有所評論：

　　台灣爲海疆衝要之區……初因翻譯取材内地，重洋遥隔，往往要挾多端，月薪率至百餘金，尚非精通西學者。因思聘延教習，就地育才……延訂英國人布茂林爲之教習生童。酌給膏伙，厘定課程，並派漢教習二人，於西學閒暇時，兼課中國經史文字；既使内外通貫，亦嫻其禮法，不致盡蹈外洋習氣……擬漸進以圖算、測量、製造之學，冀各學生砥礪研磨，日臻有用。

　　應該説，對於西學之功用唐贊衮是承認的。認爲台灣作爲重要的港口與海防基地，不能閉關自守，孤陋寡聞，必須聘請外國老師，教習西學，中西結合，内外貫通，使西學爲我所用的同時，又不盡蹈外洋習氣。相較於當時多數人視西方爲异端的觀念，唐贊衮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變通性，體現出傳統的帶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在面對外來文化衝擊時所作出的普遍反映，字裏行間藴含着固國强兵的愛國思想。

　　（二）教化功用與目的之論

　　采風問俗之最終目的乃化俗。“若夫端風化，正人心，導之以節儉，重廉耻而敦禮儀，焕然成文物之邦者”。士爲四民之首，肩負教化重責，因此遊記創作中的“采風問俗”，也往往借勸勵風俗來達到教化民衆的目的，周士濂在《東瀛識略序》中指出丁紹儀創作之目的便在於“厚民生、移習俗，防微杜漸”。劉璈《禀籌辦全台鄉會試館賓興及育嬰養濟義倉各事宜由》雲：“台灣孤懸海外，習俗囂浮，教養撫綏，尤關緊要。”明確指出台灣教育是爲“教養撫綏”。這也是抱有經世致用思想的官員或文人入台的動機與職責之一：

　　或言台民强悍、番性尤獷，非禮教所能化；或謂治台如武侯之治蜀，必猛以濟寬乃可。餘實未敢謂然。善乎魏叔子之言曰：“水無不清，停之斯驗；民無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驗矣。”

　　在一些官員與文人眼中，台民强悍，“生番”野蠻，是“化外之民”。丁紹儀則一針見血指出教育具有移除百姓野蠻無知之性格，使其懂禮教之功效，假以時日，必能被禮教所感化。蔣師轍亦認爲教化少數民族之目的在於“伍齊於民”：

　　今番塾有設，良秀者知讀書矣，然狉狉榛榛，洪荒甫辟，驟期以衣冠文物之盛，幸而能喻，亦千百中獲十一耳。蒙謂當兼開藝院百工之事，各立之師，遂其所欲，導使成業，業而後傭工鬻技，伍於齊民。

　　主張教授百工之事，導師成業，便可逐漸化“番”爲民。劉璈《開山撫番條陳》進一步提出教化的目的：“以學傳學，以番化番，番與官民，在在通氣，不特路工無阻，而習俗漸移矣。”通過教化，使少數民族和官民不再對立衝突，最終達到習俗漸移之功效。

　　對於台灣移民教育，蔣師轍又雲：

　　一曰興文教。士爲四民之首，裏有善士，關於風俗非細。國家教澤，不遺海外。所期於士者，豈亶以能博科第爲賢，固欲其讀詩書，明義理，熏德善良爲裏黨則也。縣各有書院，宜誥良宰，迎延碩學，立之師表，廣購經史，供其研誦。其有學成名立者，破格奬借之。率馬以驥，激奮自衆。文翁化蜀士，昌黎變潮俗，猶以文學言。蒙謂木鐸收效，固不止此。

　　時人眼中，台灣移墾社會中存在諸多不良習氣，好鬥輕生，奢靡浪費、嗜賭成風，械鬥頻繁等，教化工作任重道遠。是故，在台興教就是要使民衆“讀詩書、明義理”，漸化暴戾之氣，正所謂“移風善俗，莫要乎學”。這是受傳統的儒家道德教育影響的文人們的普遍思想，希冀通過倫理道德教育，教化百姓，正人心，厚風俗。正因此，才會有藍鼎元的“台灣之患，不在富而在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邵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德者爲師，朔望宣講《聖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户曉，以‘孝弟忠信禮儀廉耻’八字轉移世習民風，斯又今日之急務也”之論，以及黄叔璥的“建學明倫，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之説，使百姓知人倫、懂綱常，達到社會風俗改善、政治穩定大扺是其共同的教化目的。故史久龍在《風俗宜正》中，提出先培養出一批優秀士子，“然後令其分往各鄉，各立一壇，使其亦將孝悌忠信禮義廉耻之事切實宣講。必使賢愚共曉，婦孺皆喻”。這批士子成爲教化地方百姓的媒介，通過他們進行道德宣講，使百姓感化日深，化道德爲内在自覺，從而使社會安定、政權鞏固。

　　第三節　物産經濟建言

　　“經濟”一詞，古有“經世濟民”之意。經世之學提出了“通今”“實用”的思想原則。身處急劇變革的時代，面對内憂外患的社會，知識分子們無法默然於心，往往藉助觀察與記録，表達對當世事務的意見和想法，希冀對國家、對社會、對百姓有所裨益。本節主要從經濟與民生的角度，從資源開發、貿易往來、殖民掠奪等方面探討文人們的經世思想與價值觀。

　　一、重視資源開發

　　台灣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産類如煤礦、金砂、石油、硫磺等，經濟作物如茶、樟樹、甘蔗等。社會變革的同時，也帶來了台灣經濟環境的改變，具有經世思想的知識分子，往往能發現其中的利害關係，談經濟、重實業，呈現重視資源開發的價值觀。

　　台灣的煤礦大多分佈在北部基隆一帶，“鷄籠附近之老寮坑、深澳坑、大水坑、竹篙厝及暖暖附近之四脚亭、大坑埔、極去樞冲等處，煤質尚覺堅美，而以老寮坑爲最。且山徑低平，車路易造，水口較近，運費亦輕，開採尤便。”西方工業革命以後，煤的需求量急速增加，現代化交通工具如火車、輪船等，均需通過燒煤産生動力。池志征雲：“又聞八堵山爲産煤奥區，近有華匠浚煤井、仿西法以行之……爲利源所在。台灣精華多聚於北路淡蘭一隅，膏壤尤溢。是在官斯土者開其源耳。”認爲開採煤礦爲利之所在，凸顯其務實的經濟觀。但同時也清醒地看到，煤礦成爲列强覬覦之物，“鷄籠廣産煤斤，尤爲外人覬覦”，憂患意識可見一斑。開採礦産也是洋務運動倡導新式實業的一環，故劉銘傳《官辦基隆煤礦片》力陳“煤炭係爲船廠、機局、兵輪要需，不能廢棄不辦”的重要性。

　　中原傳統信仰風水觀念，認爲開採煤礦會損傷地脈，破壞風水。對此，唐贊衮明確指出：“鷄籠口海港東邊之深澳坑等處，開挖煤窖，實於風水、民居無礙，並於該處地方百姓有益，可試行舉辦。惟須飭知地方官，認准此事係爲中國百姓興利，不與條約相干；亦不與洋人相干。”認爲不僅無礙風水，甚至可造福地方百姓。並進一步從經濟民生和財政收入等現實利益方面來凸顯開採煤礦的價值：

　　現查八鬥老井，煤炭告竭，僅存一井可以出煤……倘停竭不辦，不獨船政乏煤應用，即台灣機器局、車路、輪船僅恃民煤，亦恐不能應手。中外商輪，往來上海、香港，半由台灣添購燒煤；商務、關税，因而起色。福、泉沿海船户，運鹽來台，裝煤回閩，鹽價因而便宜。煤礦停歇，商船不過台灣，關税必减；鹽船無貨回載，鹽價必貴。且一經停歇，煤礦工匠千餘人，未免遽失生計。

　　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從反面闡述不開煤礦所帶來的一系列惡果，指出不僅會導致煤礦短缺，甚至造成關税减少，鹽價抬高，礦工失業等，有理有據。相較而言，劉璈在《詳論煤務屯銷利害由》中的評論更加直接：“台北煤務，人盡知其害；然以愚觀之，實爲台灣之大利；尤不僅爲台灣之大利，且能奪外人利權而還之中國也。”指出通過煤礦開採與銷售，既可增加台灣財政税收，更可與西洋争利，助清朝富强，從小我之利上昇到國家之義，切入點獨特，體現其愛國之志。

　　煤礦外，又有金礦。“自基隆至宜蘭間，山脈連天，高峰衝天。其中間有溪谷，曰頂雙溪、曰瑞芳店，多産砂金”，金礦多産於台灣北部雙溪、瑞芳等地。胡傳從“利”的角度直言：“不費公家一錢，而歲入十餘萬金，此天下一美礦也。”池志征則將采集金砂時的畫面刻畫的頗有詩意：

　　距鷄籠北十裏曰七堵、八堵，凡十裏至暖暖、瑞芳，二十裏内皆金山。山氣磅礴葱厚，左右岩溪，溪水映日，流砂閃耀。每日淘沙者約數千人。溪中時有山人小舟、伐木作薪、載往艋艦者。滿山奇花异草，緑陰繽紛，男女紅辮緑衫，歌唱自樂，真仙境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池志征並非爲寫景而寫景，而是借美好的採金畫面，傳達出其重視開發效用的務實觀。

　　此外，樟樹也是具有經濟價值的植物之一，官員或文人們多明其利。蔣師轍言：“樟，餘所見一種，色紅臭烈，俗名香樟，作書厨可避蠹。”樟木材質好，適宜做傢具，可防蟲蛀，還可提煉樟腦，用以製作醫藥、火藥等，甚至樟木砍伐後還可開墾土地爲良田，可謂一舉多得。當時樟腦需求量大，開發樟樹利潤相當高，光緒二十年（1894），史久龍奉命調往集集腦務局，對台灣樟腦之價格與利潤有相當清晰的認識：“每百斤熬就出山，約須本洋十三四元，而售諸各洋行三十元之時居多，除完厘外，尚可多七、八元。洋行加箱轉運香港，則每箱少可五六十元，多至八九十元不等。”無怪乎蔣師轍發出感慨：“樟……取其木煎堖，亦台地之一大利源，惜西夷龍斷，我不得專。”此等資源却慘遭西方列强掌控，清政府無法獨享其利，怎不令人惋惜，透顯出重視資源開發效益的價值觀。另有關於茶業等其它經濟作物的論析，兹不贅述。

　　二、評析貿易往來

　　清代台灣移民社會，從土地開墾、經濟作物種植以及商業貿易等方面來看，顯示出移民謀利重商的精神。1860年以後對外通商口岸開放，受西方經濟思潮影響，謀利精神再度抬頭，激發出對商業貿易的諸多論述。

　　台灣擁有衆多的經濟作物，羅大春言：“台地所産，以靛、煤、茶葉、樟腦爲大宗，而皆出於淡水北。比年荒山窮谷栽種愈盛，開採愈繁。”清晚期經濟作物中最重要的是茶與樟樹。以茶葉爲例，“台北出産以茶……爲大宗。每歲出茶可二千萬斛，而烏龍爲最佳，美國人喜之”。茶的産銷也促進了城鎮的繁榮，如大稻埕原爲小城，後因茶業在此加工、集散、資本匯集，城鎮亦隨之繁華，“茶賈皆集大稻埕。每至夏月，開場列肆，柬别精惡，受傭婦女，千百成群，俗幾與上海類。”茶、糖、樟腦是清代台灣的三大出口商品，連横《台灣通史·農業志》指出：“厦、汕商人來台開設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貧家婦女揀茶爲生，日得二、三百錢。”蔣師轍對此亦大加肯定，認爲茶之利可與糖之利相提並論，且可以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當時有人認爲樟腦收益更高，建議改種茶樹爲桑樹，蔣氏對此大加抨擊：

　　有創拔茶植桑之議者，微論炎荒天氣，不宜於蠶，即使宜之，亦非一二年可收其效。毁百數十萬已成之利藪，而冀幸不可知之原，拂民已甚，决不可行。且維持風化，固自有道，謂台北有桑無茶，婦女遂不淫逸，亦言之决不仇者。腐儒談經濟，往往如此。

　　蔣師轍從三個方面闡述種桑之弊，一是台灣天氣不宜養蠶，且難以在短期内看到收效。二是棄現有之大利，改無法掌控之物，極不可取。三是通過養蠶讓婦女學紡織，可改變淫逸之風乃腐儒之見。以上三點均是從利的角度來反駁拔改茶植桑之議，呈現其重商思想。

　　唐贊衮雲：“台地自辦商務以來，不及兩載，市面漸繁。蓋從前府城一帶，田地十居其八；刻下起造房屋，各項貿易櫛比星羅，非復舊日荒凉氣象。而艋岬爲貨物聚集，規模宏敞，不减申江。”池志征對於台灣開港以後新興通商口岸的描述，也呈現他的重商思想：

　　滬美民居數千家，皆依山曲折，分爲上、中、下三層街。中、下市肆稠密，行道者趾錯肩摩，而上則樹木陰翳、樓閣參差，頗有村居縹緲之意。由街西出二、三裏即港，俗所謂淡水港是也。兩岸南北皆山，中開大港，寬六、七裏，水深三丈，兩邊暗沙圍抱，輪泊須俟潮出入。此鷄籠以南咽喉也。

　　淡水依山傍水，景色旖旎。開港後市肆稠密，欣欣向榮，自然景觀與人文人風交相輝映，既有縹緲村居，又有參差樓閣、巨大輪船等現代化事物，寧静中透露出繁華氣息，也透露出作者對開港貿易的贊許。

　　羅大春則針對台煤出口展開相關論述：

　　通商税則：外國煤進口，噸征五分；土煤出口，每百斤征銀四分，計一噸應徵銀六錢七分六厘。近台灣産媒甚富，當事乃議請出口土煤如入口洋煤征税，則開採之利不致盡歸洋矣。

　　從文中可以看出羅大春贊同台煤出口收取關税一事，提出平衡土煤出口税與洋煤進口税，其論述重點，是要與外國争利。一般而言，商人重商，如李春生，具有長期經商的經驗，其《台事其六》指出台灣的地理環境適合拓展貿易並從中獲利，而不應受限於“夷夏之防”的想法：“山杰地靈，土産饒裕，非僅足供本國之用，外此亦可任憑販運他售，恒享出口無疆之利也。”在商言商，不足爲奇，何以重商思想擴及非商人階層？有學者指出：“重商的價值觀到了1842年以後，愈加興盛。這是由於1842年清廷因戰敗而被迫開放通商，因此西方列强的商業勢力便逐漸加入中國。也因爲受到西方商業勢力的影響，通商口岸地區居民的價值觀便逐漸傾向重商思潮。而此一重商思潮不僅在商人間流傳，朝廷官吏與平民百姓間也是如此。所以，可以説當時社會上形成一股‘重商’的潮流。”是故文人的論述中，處處透露出重商的思想。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説，重商是他們謀求的救國方法之一，認爲富裕指數的提昇，與國力的增强密切關聯。

　　三、反對殖民掠奪

　　港口的開放，對外貿易的拓展，雖可部分增加台灣税收，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在當時總體而言是一種極不平等的貿易。西方列强借機打開中國大門，傾銷商品，從中大發横財，導致中國大量白銀外流，國家積貧積弱。對此，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必發而爲文、針砭時弊。

　　如上所述，茶葉是台灣的三大出口産品之一，表面看，茶産業可增加就業機會，帶動城市繁榮，但實際上，相較於外商，中國人在茶葉買賣當中獲利極少。唐贊衮一針見血指出：

　　所出茶葉，大都皆寶順、怡記、德記三洋行收買居多。民商自運出口，本屬寥寥；且台灣本地業茶商民，多係承領洋行資本入山采辦，並無重資自開茶行。

　　大稻埕茶行雖多，却多爲洋商資本入股。西方列强携巨資操縱茶葉貿易市場，大肆壓低價格，從中謀取最大利潤，本地商人所獲僅冰山一角。李祖基指出，“唐贊衮的此段叙述足以證明台灣茶行缺乏雄厚資本，只能擔任中間中介的角色，外商直接壟斷台灣茶的貿易外銷市場”，頗爲中肯。

　　就進口産品而言，鴉片是帝國主義的重要傾銷産品之一。18世紀初即有鴉片流入中國，隨着不平等條約的陸續簽定，西方列强更加大肆傾銷鴉片，李春生對此深惡痛絶：

　　人於屋漏尚須圖爲善德君子，况夫處光天化日之中，行有目共賞之地，稱富道强，争盟主，競牛耳，自許宇宙内之純被教化，如歐、美二洲諸雄國者，竟任夫販鴉片爲貿易，以荼毒鄰國，又飾詞利權各擅，政無代庖，詎非明認天以下同一不仁之世界，自應個私所短，無得越俎干預？此尚得謂禮義王化者乎？

　　有學者指出，不僅台灣，當時整個清朝是世界上吸食鴉片最多的國家。據統計，當時洋藥加工的平均利潤率爲13.72%，而淡水的洋藥加工利潤率則爲17%，打狗則高達23%。如此高額的利潤，使得禁煙運動屢禁不止。

　　鴉片傾銷，不僅造成大量白銀外流，更導致台灣民衆吸食鴉片成風，荼毒社會。不僅普通民衆，甚至連軍營裏的士兵也幾乎無人不吸食鴉片，“形容羸槁，窮窘而無聊”，操練荒廢，毫無戰斗力。以台東州爲例，所轄一千七百五十餘士兵中，無癮者僅九十九人，身兼統領鎮海後軍各營屯的胡傳對此深有感觸，雖知士兵吸食鴉片乃因誤以爲能辟瘴氣，但對於鴉片戰争後的中外局勢仍備感憂慮：“地方深患民少，而尤患吸鴉片之人，現已不少。市中商賈懋遷，烟土居其大半。營中餉糈之消耗，烟土亦居其大半。民日貧，軍日弱……誠可患也。”指出民貧、軍弱必有後患，流露出强烈的憂患意識。亦如池志征所言：“海疆營制，壞不可言，而台灣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内地脱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無營不缺額，無兵不烟癮。”對於軍隊防務的弊端深爲擔憂。

　　爲何鴉片屢禁不止，即使在鴉片危害廣爲人知的情况下，仍無法消除民衆吸食鴉片的現象呢？我們認爲，貧窮飢餓、生活單調只是清代中國人吸食鴉片的一種客觀條件，封建主義的壓迫導致中國的積弱積貧，西方列强對中國財富的掠奪才是鴉片在清代中國流行的主要原因。從西方文化的衝擊層面來看，台灣民衆吸食鴉片的惡習，多是西方列强大量傾銷毒品的結果。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以及因鴉片問題引起的商業戰争，使得閉關鎖國的清朝，逐漸成爲列强争先瓜分的對象，從而被納入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網路和國際性的政治法律體系。光緒六年（1880），海關貿易輸入總額358萬銀兩，鴉片就占了60%左右。鴉片帶來了生理與精神上的雙重傷害，也使得社會財富大量流失，足見西方商品傾銷的嚴重後果。

　　此外，商品交易還涉及到貨幣流通。當時台灣的外幣，大約有三種：一是圓錢，即番餅，俗稱洋錢，重七錢二分……二是中錢，即小番餅，重三錢六分，俗稱對開洋錢，兩個中錢相當於一個圓錢。三是茇，即小番餅，重一錢八分，俗稱四開洋錢。此外，還有重九分之八開洋錢，重四分五厘之十六開洋錢。均從西洋流入，非台灣原有之貨幣。對於大量外幣充斥台灣市場的現象，蔣師轍深有體察：

　　番餅充斥，網利無形（每枚雜銅四分鑄成）。餘嘗痛疾之，謂爲通商後諸大漏厄之一。詳志所述，則台灣中患爲最先矣。圜法之敝，亦甚内地……番餅一枚直錢九百五十，以重七錢二分爲率，不及者有减（台灣所名爲通用番者，皆椎鑿重迭，體無完膚，甚有中穿如環，其重不滿五錢者），而過者不增（日本番餅名庫番，其體最重有七錢三、四分者）。錢賈利權獨專，四民皆困。曾爲有位者一再言之，越位之思，殊無髀益也。

　　外幣質量極差，往往以次充好，不僅材料不純，且重量上也往往不符合標準，輕重不一。西方帝國主義通過貨幣鑄造的方式，進一步掠奪中國資本。蔣氏一針見血指出其中的利害關係，痛心疾首，大聲呼吁。無奈當時台灣局勢已非一介文人可以扭轉，但文人關心時事，憂國憂民的情懷却可從中窺見一斑。

　　要之，清晚期的台灣遊記，基本延續了“學人遊記”的寫實傳統，夾叙夾議，將筆觸深入到廣闊的社會現實，書寫知識分子遭遇時代變革時的個體心態與創作動機，透顯出强烈的憂患意識。而作者經世致用的理念呈現其世界觀及欲改變社會的意圖，往往在寫作之前，即已有一股强烈的意識，要借由論述的形式表達出來，并且這個意識與他身處的整個社會有密切的關係，這些論述有時是社會面貌的描繪，但大多是藴含改革的寫作動機。這些寓台文人的論述，雖不免受到自身學養、經歷和思想的局限，將改革希望寄託於上層統治者，但也呈現出知識分子面對現實問題産生的原因、對社會的衝擊以及對民衆的影響的深層思考，並試圖提出如何具體改革的方法。也正因此，清晚期的遊記作品更加注重“文以載道”，講究實用功能，文學色彩雖淡，但却流露出文人傳統的經世濟民思想與民胞物與胸懷，呈現出獨特的時代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