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記是對沿途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記録。清代台灣遊記題材廣泛，内容豐富，包羅萬象，凡山川地理、風土人情、社會風貌等，只要是游者眼所見、心所感，無不納入筆下。“若其土俗民風，載郡邑志者，亦屢經修輯，而覽者猶有弗全、弗備之憾；何耶？程之以在官，縻之以常俸，迫之以歲月，不能事事考而物物辨也。”較之方誌，遊記的題材更加廣闊多元，且處處充滿作者細膩敏鋭的觀察，對後世遊記及散文創作，也産生一定影響。除具有文學及美學價值外，也是其他學科研究的重要資料。藉助遊記書寫，可以瞭解有清一代社會思潮的演變、地理環境的變化、甚至西方文明的入侵等，可以説，清代台灣遊記就是一部鮮活的台灣史，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第一節　清代台灣遊記在中國遊記史上的地位

　　作爲中國古代遊記的一個組成部分、清代“學人遊記”的一個分支，清代台灣遊記在繼承傳統遊記的同時，也發展出與時代相契合的新特點、新變化，並對後世的文學創作産生了較爲深遠的影響，具有承前啓後的地位與作用。

　　一、對傳統遊記的繼承

　　清代台灣遊記是中國遊記文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清代“學人遊記”的一個分支，延續了“學人遊記”的寫作特點與寫作模式。從遊記文學溯源來説，清代“學人遊記”源自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宋人尚實型遊記及明人徐宏祖《徐霞客遊記》等，重視對“風俗”的探尋和研究，爲輿地志遊記的發展開拓了新路。作爲清代學人遊記的一個分支，清代台灣遊記上承酈道元《水經注》地志遊記及《徐霞客遊記》的科學考察特點，以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以寫實手法，注重對外在客觀事物的描述，熔山水摹寫、科學考察、古迹考察、史地辯證及風情筆録於一爐，内容豐富，容量巨大，帶有較濃的考辨性。從清初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黄叔璥的《台海使槎録》，直至清末唐贊衮的《台陽見聞録》、史久龍的《憶台雜記》，基本上都延續這一創作基調，對於台灣的物産、風俗、制度等多作客觀理性的考證，在大量記載個人所見之台灣風土外，對於過去訛誤之事，上至國家制度，下及方言野語，往往結合史料加以考證，使作品呈現出客觀、合理且兼具知識性的面貌，而這也成爲清代台灣遊記的一大特點。且看魯仕驥《台海使槎録序》所言：

　　煜聞先生之言曰：“餘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别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豪厘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即安”。嗟乎！麽麽名物，先生猶廪廪焉若是；而况島嶼之險易、城堡之堅脆、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疏密、禮樂之异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迹未經，儒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

　　從中不難發現作者的實地調查與科學考評之精神。以客籍鴻儒吴子光爲例，酷愛考證，從國家建制，自然景觀、風土物産、直至其周遭住所，幾乎無所不考，無所不辯，“按”“考”等字眼，在其文中俯拾即是，典型的一副學問家口氣。其《雙峰草堂記》九首中處處有考證。如《雙峰草堂記》（三）：“吴氏草堂當峰下山穴中。按《爾雅》，山有穴爲岫，是岫非即山也。”指出草堂建在雙峰山的山穴裏，依照《爾雅》，應稱作“岫”，而不是“山”，故草堂所在之地實應稱做“雙峰岫”，而非“雙峰山”。此後，繼續分析造成錯誤的原因在於陶淵明名句“雲無心而出岫”和謝眺“窗中列遠岫”。二者太過出名，導致以訛傳訛。緊接着作者又引《爾雅·釋宫》辨正“樓”與“台”之用法，指出“以樓爲台”是錯誤的。在兩則考辨後，才回到本文：“草堂斲雕爲樸，無文飾可觀。”彰顯了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力，所謂“多識即學”，大扺如此。

　　此外，清代台灣遊記也沿續了傳統遊記一物一記，一事一記的寫法。一些作品通過時空的合理轉换、語言的變化多樣、意象的巧妙營造等藝術手法，融情入情，彰顯主題，突出情感，使文章呈現出濃厚的文學氛圍。如陳夢林的《九日游北香湖記》，藍鼎元的《紀水沙連》，季麒光的《寓望園記》，高拱干的《澄台記》，宋永清的《息機亭小記》，翟灝的《倭琉璜花記》，章甫的《游鯽魚潭記》以及鄧傳安的《游水里社記》等等。這些作品采用傳統的遊記散文形式，融描寫、抒情、議論於一體，注重遊記的完整性與整體性，無論是季麒光筆下的同僚悠游園林之趣，陳夢林的與君子比德的北香湖，亦或藍鼎元的清幽雅致的日月潭，章甫的泛舟暢吟之雅趣，還是吴子光筆下極具人物性格的雄偉山峰，都堪與中原的柳宗元、蘇軾、袁宏道、王思任等人的遊記相媲美，從山水園林的描摹、意境物象的營造、到悠游情緒的渲染，絲毫不遜色。

　　且看鬱永河對安平海吼這一台灣奇觀的刻畫：

　　海吼俗稱海叫。小吼如擊花鞚鼓，點點作撒豆聲，乍遠乍近，若斷若連；臨流聽之，有成連鼓琴之致。大吼如萬馬奔騰，鉦鼓響震，三峽崩流，萬鼎共沸；惟錢塘八月怒潮，差可仿佛，觸耳駭愕。

　　文字省練、乾净有力，藉助聲音、情狀的描摹，鋪陳出萬馬奔騰、波瀾壯闊的海吼氣勢。《裨海紀游》中有一段劃水仙的描繪精彩紛呈：“舵與帆不洽，斜入黑水溝者再；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夾之；舟人大恐，向馬祖求庇”。“浪擊舵折，鹢首又裂，知不可爲，舟師告曰：‘惟有劃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劃水仙者，衆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虚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則爲之。船果近岸，拍浪即碎’。”形象生動，跌宕起伏，曲盡其妙，“大量的動作叙述，除了帶有强烈的動感，灾難的緊張氣氛也時時融於其中，整個過程高潮迭起，場景變换相當迅速，生死關頭一再出現，雖然是王雲森復述，但將一個非親身經歷的事件寫的如此活靈活現，更可以看出鬱永河寫景記事的功力與成就”。另有一段描寫亦相當傳神：

　　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連楹復室，而徊環曲折，一逕可通，逼仄處，佝僂匍匐，俯首側仜然後度；有時瀑流淙淙，横拂肩袖間，其實在澗底石下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幾可憑，清泉可濯。……始出洞，而新月一彎，已掛林杪矣。相共踏月歸。

　　爲文清新自然，隻言片語寫盡巨石之情態與景色之怡人，“新月一彎”“相共踏月歸”，更是巧妙道出了文人雅趣，其中之意悄然滿溢。黄叔璥《赤嵌筆談》鋪寫羅漢門之景：“入羅漢門内，峰回路轉，眼界頓開；沃衍平疇，極目數十裏。……層巒叠嶂，蒼翠欲滴，瞑色尤堪入畫。”文筆流暢，文采斐然，黄叔璥《台海使槎録》與《裨海紀游》號稱描寫台灣風土的隨筆雙璧。

　　又如藍鼎元《紀水沙連》：

　　水沙連嶼在深潭中，小山如贅疣，浮游水面。其水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匯爲潭。潭廣八、九裏，環可二、三十裏，中間突起小嶼，山青水緑，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

　　對比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岩。青樹翠蔓，蒙絡摇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

　　日月潭清幽雅致，小石潭悄愴幽邃。論意境，《小石潭記》或稍勝一籌，但論渾然天成，出幽入勝，却非小石潭可比。寫山、寫水、寫石，柳宗元能用心體察，準確捕捉景物的特徵，做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並以細膩生動之筆，以詩心觀照自然，融情入景，抒發貶官後抑鬱悲凉的心境。此處藍鼎元毫不遜色，僅以“山青水緑，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十六個字，便形象描摹出日月潭的萬千風情，如同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令人向往，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大自然的無限喜愛之情。林紓《柳文研究法》指出，文有詩境，是柳州本色。移論藍鼎元遊記，同樣貼切，無論景物描摹，亦或情感傳遞，均與《小石潭記》不分伯仲。如此富有意境情趣的作品，可以説，即使置於中國古代散文史，乃至文學史上都佔有不容忽視的一席之地。

　　二、對傳統遊記的發展

　　“文變染乎世情”，隨着時代的推移和世情的變化，清代台灣遊記在繼承傳統遊記散文的同時，也發展出與時代相關的新特點，正所謂“吟承古體出新意”。

　　（一）遊記題材的擴大

　　遊記是對沿途所見所聞所感的記録，從這個角度來説，遊記題材包容萬象，既可作名山大川、邊塞風光之描摹，也可作風土人情、社會面貌之記録，甚或河流地貌、歷史文物之考察等等。然縱觀中國古代遊記史，以模山範水爲主體的遊記文學佔據了半壁江山，無論是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記》，還是宋代蘇軾的《赤壁賦》，亦或明代袁宏道的遊記小品、張岱的《西湖夢尋》《陶庵夢憶》，均以山水自然爲主要描摹對象，以詩心觀照自然，寄情思於秀麗山水間，縱横馳騁、天馬行空，山水自然成爲主體悠游其中並生發感悟的主要參照係，並由此構建出人與自然審美爲核心的遊記文學。换言之，山水遊記是古代遊記散文的主體，文人墨客往往徜徉於山水之間，興之所至，則微吟淺酌，寄懷寓興。清代台灣遊記以台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風俗等爲主要描寫對象，表現作家們的社會意識，這種遊記雖然繼承了傳統遊記的諸多特點，但更多的却是對傳統遊記題材的拓展，他們負載了視察台灣社會政治經濟、風土習俗等任務，並非爲“游”而游，而是爲視察而游。“如果説清初入台之人，首先驚詫於台灣特殊的自然景觀與風土人情，故在風土雜咏中，多模山範水以表達内心的震撼與驚顫；那麽到了中後期，文人們更多地從自然轉向社會”。特别是清晚期，在與帝國列强的火力較量中，清政府屢戰屢敗，作家們親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的威力，内心産生了巨大的震憾，由此興起的學習西方先進生産力的洋務運動漸步日程，於是，介紹西方現代化設施、殖民貿易等一系列新事物，從中透顯出知識分子的主體思想與認知，成爲遊記書寫的重點，如唐贊衮《台陽見聞録》記録了大量聞所未聞的西方新事物，諸如電話、電報、電綫、鐵路、火車、郵政等，蔣師轍《台游日記》詳述新式輪船的内部搆造，池志征《全台遊記》描寫第一次乘坐火車時的切身感受，史久龍《憶台雜記》則首次介紹西方的台風預警儀等，這些都是不同於古代以山水摹寫爲主體的遊記散文，它突破了傳統山水意義的遊記模式，不僅有對自然景物的描摹，更有針對台灣戰略位置、經濟物産、軍事部署、對外貿易等的分析評論，前面第七章已對此作了比較詳盡的闡述，他們的觀察與書寫，不僅增進人們對時代變革、對西方文明入侵的認識，而且使遊記文學的題材範圍得到較大的拓展。可以説，題材的擴大也是時代變動的需要。

　　（二）“游”的理念的變遷

　　關於“游”，《説文解字》釋爲“旗旌之流”，段注雲：“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也。”旗幟飄颺，無所限制，猶如水之流動，自由自在，由此引申爲出遊之“游”。先秦典籍中的“游”帶有兩重含義，一爲出遊之游，較具功利性與目的性。二爲遊覽之游，多具審美性。傳統遊記中的“游”多具審美性，强調主體對客體的審美觀照與個體感悟，在青山緑水間，藉助“游”建立起一種山水意識，“使審美主體與客體合二爲一，達到物我相親、物我同化、物我合一的審美理想境界”。相較而言，清代台灣遊記的“游”，帶有更多的目的性與針對性，原因有二：

　　一是身份使然。綜觀有清一代台灣遊記作家隊伍，台灣本土文士僅二人，其餘均爲大陸文人，且多數爲清政府派往台灣的官員，具有官方身份，如季麒光爲諸羅縣首任知縣，黄叔璥爲首任巡台御史，朱景英爲台灣海防同知，鄧傳安爲“北路理番同知“，唐贊衮更身兼台澎道、按擦使、台南府知府數職，即使個别非官方委派之人也多具幕僚身份，如藍鼎元、丁紹儀、池志征等，無任何官職更是鳳毛麟角。這樣的身份，自然導致了創作動機與“游”的理念的變遷，他們的“游”帶有官方性質的巡視考察，借實地走訪，瞭解地理形勢、體察民情，爲清政府提供理台建議，與傳統意義上的游賞之“游”不盡相同。即使美名遠揚的自然景觀，在他們眼裏也成了治理台灣的天然屏障。以藍鼎元爲例，因其幕僚身份，故所游非純粹的山水之游，而是帶有某種經世濟民之性質。康熙六十年（1721），藍鼎元以幕僚身份隨族兄藍廷珍赴台平定朱一貴之亂，爲深入瞭解台灣民衆及山川形勢，在台期間積極走訪各地，其游踪遍佈台灣南部的十八重溪、虎尾溪、水沙連、竹塹埔，及諸羅縣等地。藍鼎元的身份及赴台動機，决定了他對於旅途中的景致的特殊視角，如《紀虎尾溪》一文，先與“多江泥翻波，其水赤”的黄河作比較，進而寫“虎尾則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紋旋繞，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湖文石然”，鋪陳出虎尾溪泥沙滚滚、水流湍急、水質渾濁的樣貌。然面對如此奇觀，藍鼎元想到的却是利用虎尾溪沙底鬆軟危險的特性，將其作爲天然的險阻屏障，再設一縣，防止再度發生亂：“竊謂諸羅以北，至此可止，宜添設一縣於半綫。自虎尾以上至淡水、大鷄籠，山後七八百裏歸半綫新縣管轄。然後北路不至空虚，無地廣兵單之患。吏治民生，大有裨補。不知當局可有同心否？”以描摹虎尾溪之景襯托渡河之險，進而提出“虎尾溪天然劃塹”之建議，將景觀書寫轉移到治台策略的主題上。《紀水沙連》《紀竹塹埔》一文也提到相關問題，認爲“即使半綫設縣……不二十年，此處又將作縣……再二十年，淡水八裏坌又將作縣”。《紀台灣山後崇爻八社》則提醒當局者台灣五方雜處，時雖已成安定之勢，但難保百年無事。將來若匪類窮蹙，必以山後爲避兵之所。等等。藍鼎元之游與有清一代的宦台官員一樣，多是借實地走訪，提出理台策略，正因如此，藍鼎元在欣賞到日月潭之絶美景致時依然不忘教化思想，“但番人服數未深，必時挾軍士以來游，於情弗暢，且恐山靈笑我。所望當局諸君子，修德化以淪浹其肌膚，使人人皆得宴游焉，則不獨餘之幸也已。”希冀爲政者修明恩德教化少數民族，使之與漢人和諧相處，讓衆人都可來此宴游，達到“獨樂樂，不如衆樂樂”之境界。台灣學者林淑慧指出：“即使是抒情、繪景的數篇遊記，藍鼎元於文末總不免借當是景物來表達其經世濟民、移風易俗的寄望。”大扺不錯。藍鼎元强調文學的社會功用，注重以文學闡發義理，其遊記背後均帶有教化少數民族、移風易俗、安定民心之思想，其《東徵集》自序曰：“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台實録》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愀然起，喟然嘆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經身歷目，使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事，多謬誤舛錯。將天下後世以爲實然，而史氏據爲徵信，爲害可勝言哉！”但不可否認，他所描繪的台地景物，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歷史鏡頭。可以説，不管是藍鼎元的《紀虎尾溪》《紀水沙連》《紀竹塹埔》，還是鄧傳安的《水沙連紀程》《游水里社記》，抑或曹士桂的《宦海日記》，山水自然已經超越了純審美意義上的自然，他們的遊記書寫均具有反映台地民心向背，爲清政府理台獻言獻策之用意，體現了作者的社會觀察與經世理念。

　　二是時代使然。清晚期風雲變幻，社會動盪不安，懷有深重憂患意識與强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們因此改變了“游”的理念，他們不再只是游走於山水間，而是將筆觸從自然延伸到社會，將目光從自然山水移向社會現實，從關注山水轉而注意時代風雲，抨擊吏治腐敗、同情民生疾苦、憤慨民族耻辱，不僅爲山水傳神，更爲時代寫照，體現出强烈的憂國憂民情懷。“如果説清初由閩入台的文人們，首先驚异於台灣的殊异的自然景觀和有所不同的風土人情，在其風土雜咏詩中，往往模山範水，表達其遇接粗獷、荒莽的台灣山水龢民性時内心的震顫和驚動；那麽到了清朝中、後期，特别是台灣生口日衆，社會成型，教化步入正軌以後，文人們將其眼光更多地轉向了社會現實”，這種創作變化在清晚期的作家中尤其普遍，如唐贊衮的《台陽見聞録》、蔣師轍的《台游日記》、胡傳《台灣日記與禀啓》等，均有對時事的關注與評析，傳達出對時代變遷與社會變革的關注，流露出憂國憂民的濟世情懷。

　　（三）形式上的變化

　　清代台灣遊記並不拘泥於傳統遊記一事一記、一物一記的完整性寫法，而是長篇短制，靈活自由。表達方式上，清晚期部分遊記作品甚至以議論爲主，諸如丁紹儀的《東瀛識略》、唐贊衮的《台陽見聞録》以及胡傳的《台灣日記與禀啓》等，均不乏對時事政治、軍事部署等的大段議論，語言犀利、形式自由，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魏晋以降飄逸空靈的傳統山水遊記的束縛，開闢出一方新天地。

　　清代台灣遊記形式上的最大變化，在於産生了一種類似方誌的寫作模式，從林謙光的《台灣紀略》開始，一直到黄叔璥《台海使槎録》、吴桭臣的《閩游偶記》、董天工的《台海見聞録》、朱景英的《海東札記》、丁紹儀《東瀛識略》以及唐贊衮《台陽見聞録》等，從清初一直延續到清末，他們以類方誌的結搆架構全文，以記叙、説明、議論等手法，客觀、詳實地記録在台所見所聞，將台灣的歷史、地理、軍事、政治、教育、税收、民情風俗等，以摘録筆記的方式，對前人文獻資料或引用、或摘録、或裁剪，同時結合自身觀察與體會，分門别類，建構起認知中的台灣景象。如《台灣紀略》以類似方誌的編排模式，將全文分成三大部分，一爲形勢、沿革、建置、山川等地理景觀，二爲城郭、港口、賦税、學校、兵防、津梁等人文景觀與制度，三爲天時、地理、風向、氣候、風俗、物産等風土人情。篇幅不長，却囊括了地理環境、人文建築、社會制度、風土民情等，並加入了個人的觀察所得與評論。應該説，這種形式上的變化與作家的創作動機息息相關，恰如鄧傳安《自序》所言，是使“亦欲來者知區區濫觴”。董天工《台海見聞録》體例上與方誌類似，卷一記録山川建置、官制武務與田賦課税等，卷二記録台地物産與漢番習俗等。又如唐贊衮《台陽見聞録》“自序”言：“涉覽之餘，輒以所見，证之所聞，悉筆志而論列之……以備來自海外者可資談柄而考故實。”可見其寫作目的在於爲人們提供資料借鑒，作者在引用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結合自身觀察所得，分上、下兩卷書寫台灣的政治變革、通商情况、税收狀况、土地開發情景、軍政區域調整以及物産、風俗民情的轉變等，結構模式類似於方誌編纂。然而，這種類似方誌的創作模式，雖有助於中原人士快速認識台灣，但文學性是比較缺乏的。梅新林、俞樟華指出“學人遊記”的衰頽趨勢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向地方誌演變，在結構上接近於地方誌；二借鑒筆記體日記體遊記的優點，在隨意揮灑中表現出淵博的學養；三將考評作爲學人遊記的點綴。這種衰頽方向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台灣遊記的發展概貌，作品雖平易穩健，但叙述不够暢快，加上考證之風，形成疏於寫景抒情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台灣遊記的藝術成就和永恒魅力。

　　三、對後世遊記及散文創作的影響

　　台灣初入清朝版圖之時，文風不振，較少出現本土文人，台灣社會從移墾趨於文治化的過程中，外地入台人員起到極大的作用和影響，他們的宦遊文學佔據了台灣文壇的主體，遊記散文數量雖不多，但對台灣本土文學的形成乃至後代台灣遊記及散文創作，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通過遊宦文人的文學傳播，台灣本地文人逐漸興起，出現了諸如吴德功、洪棄生、連横、林獻堂、駱得林等著名文人，開啓了本土文學的新篇章，他們的散文寫作模式也多受遊記影響，甚至影響了日本佔領時期的散文創作。清代台灣遊記主要分爲兩大類，一是日記體遊記，二是筆記體遊記，前者以鬱永河《裨海紀游》爲代表，後者以黄叔璥《台海使槎録》爲典範，號稱描寫台灣風土景觀的“散文雙璧”。翻閲台灣古典散文創作，不難發現二者的影響軌迹，日記體散文有日本佔領時期台灣本土文人洪棄生的《八洲遊記》、吴德功的《觀光日記》，大陸文人張遵旭的《台灣遊記》、邱文鸞的《台灣旅行記》、施景琛的《鯤瀛日記》以及謝鳴珂的《台灣旅行記》等。筆記式散文則有日本佔領時期本土文人連横的《台灣史迹志》《台灣漫録》《番俗摭聞》《台南古迹志》，林獻堂的《環球遊記》與駱香林的《臨海隨筆》，以及大陸文人劉範征的《台灣旅行記》乃至日本文人佐倉孫三的《台風雜記》等。

　　清代台灣遊記在題材上的拓展，使遊記的内容更加豐富，形式上類似方誌模式的建立，也使得遊記包容性更强，作家們以開放的眼光，吸收西方觀念，關注現實社會，直接記録並議論現實中政治性較强的社會現象，這種政治性的特點，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近代域外遊記的寫作，域外遊記繼承了台灣遊記書寫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的特點，以極大的興趣大量描寫西方社會生活、制度文化，並作了相當細緻深入的探討，表現出强烈的社會意識。諸如樑啓超的《新大陸遊記》、康有爲的《突厥遊記》，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從此角度來看，清代台灣遊記在遊記文學史上實具有承上啓下的歷史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台海使槎録》首創分十三區叙述少數民族文化的寫作模式，按地理位置將各族群分爲“北路諸羅番”一至“諸羅番”十，以及南路“鳳山番”、“鳳山傀儡番”二、鳳山琅嶠十八社三等十三個聚落，每個聚落又按照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等六個方面分類論述，並附上各社的歌謡。這種記録模式被後來諸多方誌所采用。如範咸《重修台灣府志·番社風俗》按行政區域將少數民族各社群重新劃分歸類爲：台灣縣（諸羅一）、鳳山縣一至三（鳳山一、二、三）、諸羅縣一至三（諸羅二、四、五）、彰化縣一至四（諸羅三、六、七）、淡水廳一二（諸羅九、十），再按照《台海使槎録》的模式將風俗分爲六項，一一摘録。其後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在内容與體例上也基本沿襲這一模式，無甚變化。鬱永河《裨海紀游》雲：“苟能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啓發樂生之心，潜消頑憝之性，遠則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寧與中國之民有以异乎？”視“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等爲教化的重點内容，這在黄叔璥《番俗六考》中也有體現，諸如“飲食”“衣飾”“婚嫁”“喪葬”等，此類編排模式也被方誌所沿用，《重修台灣府志》與《續修台灣府志》，均專列四卷重點叙寫風俗，並將風俗分爲六項，僅在分類標準上有所不同。可見《番俗六考》實具承先啓後的歷史文獻地位。有學者指出：“清代台灣志書在平埔族風俗的編纂上，受《台海使槎録》的影響頗深。”可見，清前期的遊記散文，具有文化傳承的功能。

　　遊記散文是一種本色創作，既真實反映了作者的悠游經歷、審美趣味與生命情境，又具有極强的文化包容性，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熔政治、經濟、科學、宗教、哲學、民俗於一爐，展現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爲文學史增添了沉甸甸的歷史厚重感。且不論清代台灣遊記的藝術成就是否上乘，但它的存在，確確實實掀開了台灣的神秘面紗，不僅豐富了清代學人遊記的内容，也豐富了中國古代遊記史的内容。而台灣遊記本身也在繼承傳統的同時發展變化出新特點，影響了後代遊記散文及古典散文創作，具有承前啓後的歷史作用，在中國遊記史乃至文學史上都佔據了不可忽視的一席之地。

　　第二節　清代台灣遊記的多元價值

　　廣博多元的清代台灣遊記，給後人留下了不少富有價值的資料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啓迪，本節主要從史料價值、民俗學價值及地理學價值三個方面加以闡述。

　　一、史料價值

　　遊記是對沿途見聞的親身記録，可靠性高，從某種意義上説，是一種實録性質的歷史著述，保留了大量富有認知與研究意義的史料。清代台灣遊記前後跨度二百多年，期間的風雲變幻，無不載入文人筆端，展示了廣闊的社會歷史畫面，從而保存了大量政治、經濟、宗教、軍事、交通、科技、歷史等方面的史料。

　　（一）提供大陸認識台灣的文本參考

　　清政府平定台灣初期，大陸人士對台灣知之甚少，對台灣的戰略地位認識不足，朝廷内部分官員包括康熙帝，曾一度想棄守台灣，認爲“海外丸泥，不足爲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並因此引發了所謂的“台灣去留争議”。後經施琅等有識之士的極力上表，清朝才正式派遣官員渡海治理台灣。因身份與職責所致，這些宦台官員與文人的遊記作品多帶有官方性質的巡視考察，與純粹的游而記不盡相同。不僅有對自然景物的描摹，更有對台灣社會經濟、民風民俗的觀察與評論，爲清政府治理台灣提供政策建言。台灣學者陳佳妏指出：“觀察清代所遺留下來的大批文字記録……如大量台灣地方誌的編寫、密集完成的遊記書寫等等，這些文字或多或少消解了中國的旅者對台灣的陌生感，並進一步提供清朝的統治者治理台灣的方向。”的確，這些實地遊歷後留下的文字材料，不管其記録初衷爲何，確確實實揭開了台灣的神秘面紗，逐步將台灣山水風光諸如安平海吼、日月潭、玉山等景觀呈現給中原，同時真實反映了清代台灣的各種社會圖象，爲大陸的台灣認識提供資料參考。

　　《裨海紀游》以日記體遊記方式呈現在台見聞，爲其危險旅程的經歷實録。有學者指出鬱永河對清初台灣社會觀察重點有四：一、漢“番”雜處、南北開發差距大；二、對“番”人生活習慣之觀察；三、漢“番”相處之情形；四、對台灣時事與番政的意見。“此書被視爲攸關台灣歷史、地理、文學的重要名著，内容涵括台灣歷史的建構、少數民族論述、風俗物産、黑水溝航海險象，及陸地景象的描述……此一新鮮之旅的紀游，既可供官府治台，也可作游台之參考，因此深深吸引後來日治時期來台日人的注意”。可見，《裨海紀游》爲大陸人士提供認知台灣的文本媒介。如鬱永河觀察新港社、嘉溜灣社及麻豆社等社後提出：“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减内地村落。餘曰：‘孰謂番人陋？人言寧足信乎？’”以簡短的兩個問句，打破了早期文獻輾轉摘録，視台灣少數民族爲半人半獸的傳聞。鬱永河本人也説：“餘既來海外，又窮幽極遠，身歷無人之域；其於全台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不啻户至而足履焉。可不爲一言，俾留意斯世斯民者知之？”書中不僅記録了採琉歷程以及沿途自然景觀、風土人情，還針對台灣政治制度、戰略位置建言獻策，可見其撰寫此書之目的，這也正是清代赴台官員或文人的基本創作動機。

　　清代台灣遊記的影響力，還可藉助當時文人所作序言窺見一二。如魯仕驥《台海使槎録序》曰：“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别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豪厘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即安……抑禹迹未經，儒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黄叔璥對於古籍文獻中未曾提及的，或是自己不曾見過的，必以鮮活靈動的筆尖，記録下所有事物，巨細靡遺，且務求考證翔實，直至精密無誤。此書之所以備受讚揚，原因亦在此，既實現自身的獵奇渴望，也爲未至台者提供認識依據。範咸《重修台灣府志序》言：“台郡初辟，中土士大夫至此者，類各有著述以紀异，然多散在四方，島嶼因鮮藏書之府也。範侍御奉命巡方，自京師携黄玉圃先生《使槎録》以行。”可見，《台海使槎録》集衆書之菁華，成爲清代赴台官員任前的重要參考書籍。

　　這樣的創作動機與特點俯拾即是。如鳳山縣學教諭朱仕玠，於任期内書寫台灣沿途見聞及各類新奇事物，著成《小琉球漫志》，其《自序》言：

　　凡山川風土，昆蟲草木與内地殊异者，無不手録之。間以五七言宣諸謳咏……用以彰意念所寄。

　　魯仕驥《小琉球漫志序》亦雲：

　　台灣自入版圖後，歷今八十餘年。人但知爲南徼一籓蔽要地而已，未有知其奇勝有如此書所雲也。即愛奇者遐搜博採，或得以知其一二，亦未有洞悉其人情土俗有如此書所雲也。蓋雖屬内地，而巨洋隔之，學士足迹，無從而至；其四方之商賈於是者，既不足以知之，而官斯土者，政事卒卒，又或未暇筆之於書。是以八十餘年，惝恍迷離，其詳不得而着也。今先生以散秩優遊其地，得以用其精心考核，而成此書。此書之成，既足以見聖朝覆幬之仁，不遺荒徼；且使讀是書者，洞悉其人情土俗，他日或仕其地，知所法戒，而因以施其撫治之方。

　　上述兩段話清晰表明瞭遊記所起的作用。台灣遠隔重洋，對大陸而言，“惝恍迷離，其詳不得而着也”，而朱士玠的《小琉球漫志》能使人“洞悉其人情土俗”，賦予讀者對台灣海島的積極認知，也爲清政府理台、治台提供參考，讓日後任職者台灣者能够“知所法戒”“撫治之方”。翟灝《台陽筆記序》亦言：“台陽孤懸海外，遠隔重洋，周穆馬迹未嘗至，東山屐齒未之經，不意得笠山筆記，如置我於海嶼沙島之中，而一一觀其態狀也。”遊記爲大陸文人提供了認知台灣的文本媒介。

　　毛大周《台海見聞録序》指出，宦台者的文筆，爲無緣入台者提供文本參考，使其真真確確認識了想象中的台灣：

　　夫彰乃閩之台灣，古毘舍耶國。近以我朝德威遠播，始入版籍。其地島嶼孤懸波中，城市獨辟海表，山川既殊，風土亦异，民情物産，均多不侔内地。董君宦遊斯土，實有得於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乃退而編緝成書。凡台地疆輿、官守、土俗、民風、山珍、水利之類以及詩詞歌曲，靡有不備，匯爲四卷，顔曰《台海見聞録》……餘披閲之下，神遊其境，覺蛟室蜃樓之形，儼遇於目，濤鳴海吼之聲，恍栖於耳，山川風土，一覽洞然，不啻以董君之見聞，據爲餘之見聞矣。

　　台灣雖與大陸一海之隔，然山川既殊，風土亦异，民情物産，均多不侔内地。毛氏雲其閲讀董天工之《台海見聞録》，仿佛神遊於台灣，台灣的山川風土，花蟲鳥獸，“一覽洞然”，如同親身經歷般真實。這些宦遊者總有意識地選擇與提煉那些具有台灣特殊性的素材，關注與記録的重點往往是“奇”“异”之處，也因此吸引了大批的讀者群。這不僅僅是文學寫作的需要，更是基於現實的實際需要，入台身份與動機往往影響了宦遊文人的觀察視角，他們的遊記多不以文采見長，而是作者的一種有意識的叙述。

　　台灣海防同知朱景英，任内著有《海東札記》四卷，鄭際唐爲其作序曰：

　　台灣孤懸海裔。入版圖、置郡縣，自我朝康熙始，閲今百餘年。六榖時熟，犵姥如家人。官兹土者，怡怡於於，涉洪濤如履平地。蓋太和翔洽，非一朝夕效也。若其土俗民風，載郡邑志者，亦屢經修輯，而覽者猶有弗全、弗備之憾；何耶？程之以在官，縻之以常俸，迫之以歲月，不能事事考而物物辨也。武陵朱研北司馬，深思篤古，釀於平時。乃以佐守是邦，行部所經，得遍其境。至輒延覽形勝，諏詢名物，暇日記所見聞，厘爲四卷，名之曰海東札記……夫台灣蕞爾地，而外障生番，内屏中國，屹然爲東南重鎮；豈所謂地險者非邪？觀研北是編，島夷之延亘，風濤之險夷，不待按圖，了然在目前。其地田畝、軍營，下及鳥獸、卉木，巨細悉具。

　　指出《海東札記》一書對台灣地理位置、族群文化、物産氣候作了極其詳贍的記録，使人不待按圖，亦了然如在目前。同時彌補了郡邑方誌弗全、弗備、不能事事考而物物辨之憾，具有促進大陸人士深入瞭解台灣、認識台灣的積極作用。

　　由以上所舉序文可知，許多無法親歷台灣者，往往通過台灣遊記一窺其貌。這些遊記書寫，展現了清代台灣的社會風貌，成爲溝通大陸與台灣的中間橋樑，不論基於何種觀察視角，都是以發現者的身份，采風問俗，通過文學編輯，將台灣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呈現給未至者與後來者。恰如鄧傳安在《蠡測匯鈔》自序中所言：“搜篋得若干首，匯爲一編”的目的，是使“亦欲來者知區區濫觴，尚非無本之學云爾。”可以説，清代台灣遊記散文，爲大陸認識與瞭解台灣，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本參考。

　　（二）提供台灣方誌編纂的取材來源

　　明清時期，方誌編纂盛行，台灣方誌承此風氣，發展迅速。中國的書寫傳統中本就有輾轉相承的習慣，有些是全篇照録，有些是參考相關書籍再剪裁較精確的資料，有些則爲襲仿改述。方誌撰寫亦是如此。纂修台灣方誌，必須建立在對地方資料大量佔有的基礎上，清代台灣遊記散文爲方誌編纂提供了取材來源。不少遊記作品被收録於方誌中的藝文部分，甚至有些方誌直接摘録或剪裁文人的散文篇什。而後代的方誌編纂又往往借鑒與摘録前志，於是，常會出現某一散文作品被多部方誌所徵引的現象。例如季麒光《台灣雜記》中描寫海洋的一段話：“水中有蛇，皆長數丈，通身花色，尾有梢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紅而尖；觸之即死。舟過溝，水多腥臭，蓋毒氣所蒸也。”被多部方誌反復徵引。又如《裨海紀游》，不僅被同時期的台灣遊記如《台海見聞録》《台陽見聞録》《小琉球漫志》等書引用，更常被後代方誌所徵引。如關於檳榔的一段描述被多次徵引：

　　檳榔形似羊棗，力薄，殊遜滇粤。

　　範咸《重修台灣府志·物産》雲：“檳榔形如羊棗，力薄，味遜滇、粤”，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物産》亦雲：“檳榔形如羊棗，力薄，味遜滇、粤”。幾乎没有任何改動。

　　又如關於楠木的一段叙述：

　　又有巨木裂土而出，雨葉始蘖，已大十圍，導人謂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笋同理。

　　這段文字同樣被台灣方誌普遍援引，如劉良璧編纂的《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笋楠，山中有巨木，裂土而出，兩葉始蘖，已大十圍，老匠雲：“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笋同理。

　　又干隆二十七年（1762）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雲：

　　楠木始生，已具全體，裂土而出；兩葉始櫱，已大十圍。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笋同一理也。

　　上述兩部方誌僅調换文句次序，幾乎無任何變動。除了這兩部方誌外，其它方誌，如《淡水廳志》《噶瑪蘭志略》《噶瑪蘭廳志》等，也都只是將上述話語稍作改動。

　　再看黄叔璥《台海使槎録》。黄叔璥廣搜博採，真實記録了包括天文氣象、地理形勢，特殊物産、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歷史事件等在内的各類台地事物，涵蓋面極其廣泛，不僅被同時期的遊記作品所引用，更成爲後代台灣方誌編纂的重要來源。該書卷二《赤嵌筆談》部分論及台灣百姓的生辰禮俗的一段話，被《重修台灣府志》所徵引：

　　生辰，爲紅麵食團，彼此饋祝。神佛誕日，亦用以爲獻。娶婦之家，親友制白麵餅或二十圓、或十圓及簪珥肘酒爲賀。

　　範咸《重修台灣府志》雲：

　　生辰，爲紅麵食團，彼此饋祝。神佛誕日，亦用以爲獻。娶婦之家，親友制白麵餅或二十圓、或十圓及簪珥肘酒爲賀。

　　與《台海使槎録》只字不差。此後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同樣不做任何增减改易，直接摘録。

　　《番俗六考》中關於少數民族“拔毛”習俗也被其後方誌多次引用：“拔髭須，名心力其莪莪；愛少惡老，長須者雖少亦老，至頭白不留一須。”範咸《重修台灣府志》雲：“拔髭須，名‘心力其莪莪’；愛少惡老，長須者雖少亦老，至頭白不留一須。”也是一字未改，原文摘録。此後的《續修台灣府志》《重修鳳山縣誌》等同樣原樣徵引，不做任何改動。《番俗六考》後還附有34首少數民族各社歌謡，其中33首被《重修台灣府志》所摘鈔，僅《灣里社誡婦歌》一首未録。此後，干隆二十七年（1762）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卷十四至十六，以及干隆二十九年（1764）王瑛曾《重修鳳山縣誌》卷三均傳鈔了範志的《番社風俗》。而道光二十年（1840）陳淑均的《噶瑪蘭廳志》，同治十年（1871）陳培桂的《淡水廳志》，以及光緒二十年（1894）纂修的《鳳山縣采訪册》《雲林縣采訪册》等，也都曾引用《台海使槎録》的相關資料，足見其對台灣方誌編纂的影響力度。

　　此外，黄叔璥在撰寫《台海使槎録》時，本身也引用了相關的台灣史料，如《平台异同》《諸羅雜識》《東寧政事集》等，這些書主要記載明鄭時期及清初的相關資料，但多已亡佚。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範咸《重修台灣府志》及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沈茂蔭《苗栗縣誌》、王瑛曾《重修鳳山縣誌》及陳培桂《淡水廳志》等後世志書中，有關《平台异同》《東寧政事集》《諸羅雜識》等數段記載，都是從《台海使槎録》中獲得的，黄叔璥所引材料，無形中成爲後代輯佚的參考。餘文儀《續修台灣府志·職官》稱贊《台海使槎録》：“采摭最富，後之修郡志者，率取資焉。”可見其影響與貢獻。

　　從以上所舉幾例可知，清代台灣遊記成爲方誌引用的重要材料來源，對方誌編纂有着十分深遠的影響。據吴福助《清代纂修台灣方誌徵引詩文研究》統計，散文部分有230家共953篇作品被徵引，扣除被重復徵引以及台灣本地文人作品，其數量仍相當可觀。可以説，台灣遊記爲當時及後世的方誌編纂提供了相當廣泛的文本參考。

　　（三）保存了大量極有價值的史料

　　清代台灣遊記中記録了不少關於台灣社會發展、族群遷移的資料。鄧傳安在台近十年，見聞極其豐富，其《自序》雲：“戴星於役，嘗東至彰化界外之水沙連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裏坌，望鷄籠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嘗南至鳳山之埤頭，延袤千裏。皆覽其山川形勢，稽其民風土俗，閑有所得，輒筆成書。”《蠡測匯鈔》著作中有關道光初期台灣政治經濟、“番”漢關係、及族群遷移的描述，從歷史學龢民族學的角度來看，是極爲難得的第一手資料。如道光三年（1823），作者前往水沙連社仔、田頭、水裏、猫蘭、審轆、埔裏等24社調查平埔族入墾一事。其《水沙連紀程》一文不僅描述了水沙連附近景觀及日月潭之美，更對當時平埔族與水沙連族群遷徙之謎，提供了第一手資料，“過猫蘭及審轆，昔爲生番兩社，自被占墾，番徙社虚，漢民既逐，鞠爲茂草”“過埔里社，見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詢知自被漢民擾害後，社益衰、人益少。鄰近眉裏、致霧、安裏萬三社皆强，常與嗜殺之沙裏興往來，其情叵測”。通過考察，他認爲“此次越入之熟番，實緣生番招來，异乎當日漢民之强佔者”，不必驅逐“熟番”。建議遷走的“生番”“各還本社，可以安番衆”。道光期間水沙連地區的族群大遷移，從曹士桂的《宦海日記》中也可找到答案，如“猫蘭社，田約三百甲，村約三五十煙，半皆熟番，非本社生番也。審鹿，荒埔約二三千甲，未見居人。蓋嘉慶年間曾經開墾，旋逐出而封禁，故荒埔多”等，極具史料價值。《蠡測匯鈔》還提及某些碑刻，如《新建淡水廳城碑記》：“自南而北，若台(灣府)、若鳳(山)、若嘉(義)、若彰(化)，或先或後並仡崇墉，獨淡蘭闕焉。”這些是道光初年修建完成的城墻，惜甲午戰争後部分被日軍佔領而多已不存，鄧傳安的作品爲瞭解清代台灣城建史提供了文獻參考。有學者從史學的角度評論《蠡測匯抄》，指出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八年（1684—1689），蔣毓英編篡第一部十卷本《台灣府志》問世，至干隆二十九年（1764），餘文儀編篡二十六卷本《台灣府志》刊行，前後共修了五部《府志》，平均每十六年左右便新出一部。但是，餘文儀所修的《府志》是“台灣設府以來最後一部府志”，以後再没有編修過，認爲《蠡測匯鈔》距干隆十二年（1747）範咸所編纂的第四部《台灣府志》時隔約九十餘年，可補充清代中期台灣政治經濟、人民生活及某些城建工程的概况，具有相當不錯的史學價值。所論極是，《蠡測匯鈔》一書爲後世瞭解清政府管轄台灣中期社會發展概况提供重要文獻參考，彌補了方誌的不足，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再如丁紹儀的《東瀛識略》，雖只有六萬餘字，但對於台灣地理環境、少數民族生存問題等均有增補更新，如記載平埔族遷移情况“岸裏、阿束、東螺、北投、阿裏史五社番衆，於嘉慶初越山遠徙噶瑪蘭境，早已名存實亡，今日之番半係他社遷入；又如猫霧捒諸社，已成阛阓，無復番踪可問。”篇幅雖不長，却具有不可忽略的史料價值。

　　清代台灣東北部開拓史從遊記中亦可窺一斑。赴台“開山撫番”的羅大春，將這一工作付諸於《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中。從羅大春的日記中看來，“開山撫番”過程充滿着艱辛血泪，瘴癘、對抗、逃跑、安撫、死亡等無處不在，如自然環境是“蘇澳至奇萊水程百餘裏，陸路二百餘裏。其水則懸流惡湍，險仄异常；自宜取徑於陸，以利師行。而陸之迭幛叢林，素皆人迹不到”，還有原漢戰争情景：“是正月二十四、五、六，二月初五、六、七、八等日，大魯閣番竟敢糾衆數百撲我新碉；弁勇一面力拒，一面興築。餘親督砲隊馳援，番族傷亡頗多，始行敗竄；我勇陣亡者亦二十五人。叠經懲創，番情始覺稍定。”提供了台灣東北部開拓的真實歷史。有學者指出：“羅大春所寫的《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及所立石碑，至今仍是研究同治光緒之交台灣北部‘開山撫番’這段歷史的重要史料。”誠爲的論。《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中還有一段關於加禮宛社族群的描述：

　　初三日，率小隊哨至五裏亭巡視而返。加禮宛番目番陳八寶携其同社四人，請以已墾田園給照；餘姑許，仍犒而遣之。

　　奇萊平埔之番，居鯉浪港之北者，曰加禮宛、曰竹仔林、曰武暖、曰七結仔、曰談仔秉、曰瑶歌，凡六社，統名曰加禮宛社；其性畏强欺弱。

　　有學者認爲“此爲花蓮平原加禮宛六社的最早記録，即存於《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中。”“花蓮地區的‘南勢番’及太魯閣人之記載，羅大春是首創者”。此記載在清代台灣遊記文本亦屬首次，不管從歷史學，還是民俗學的角度來看，都極具研究價值。

　　此外，遊記裏還有大量有關自然環境、礦産資源、河流水道、西方新事物的記録。吴子光筆下的自然景觀如大肚山、火焰山、大隘山、八卦山、五指峰、雙峰山等，均爲其親歷之作，且以遊記文學書寫上述諸山者，吴子光乃第一人，故其所作增添了史料記載。吴子光《紀台地怪异》中還詳細考察了清代中業興起的三大物産茶、樟腦及石油，並首次記載了開采石油的情形：

　　就該地鑿一井，徑僅尺許，鑄鐵管如煙窗，每段長丈餘，逐層銜接，用鐵錐重可千斤，旁以木架繩索爲轆轤轉之，令錐下擊，所遇粗沙大石，俱糜碎成泥，真巧思也。其井深數十丈，油日所出數百斤。未幾，井底鐵管被敲擊逼切，氣閉塞不復通一竅，水嚙石泐，鐵錐中斷，萬夫拔之莫能起。夷人目眙氣結，口噤吤不能出一聲而休焉。

　　可稱得上是第一手資料。史久龍在《憶台雜記》記載了台風預警儀：“洋人於此等事考察最精，每值風發，先一時香港必有電音告以風發自何方？何時？每刻行若干裏？須經何方至何方？何時始息？於是，海關即懸旗告警，而舟子皆知趨避焉。”台風預警儀是一種新型的西方現代化事物，通過儀器預知台風并發出警報，這在清代台灣遊記中尚屬首次。唐贊衮的《台陽見聞録》，真實記録了台灣社會的種種變革情况，諸如電報、鐵路、郵政、對外貿易情况等，是瞭解清朝末年台灣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史料。蔣師轍《台游日記》對西方現代化事物，如輪船的内部設置作了詳細描述，對台灣各地風貌，以及地震、台風、瘴癘等，均有獨創之見，極具史料價值。胡傳任職台南鹽務提調期間，發現了清代台灣鹽務的三大問題：居民私售、船丁盗賣、鹽場人員舞弊，可作爲清末台灣鹽務的重要參考資料。作品還詳述樟腦製作過程以及割台前後台灣社會情形等，《全台詩》稱：“在台期間留有日記及台灣禀啓存稿，其中對台灣山川地形、人文政治都有詳明的記載。”可視爲對其史學貢獻的一種肯定。

　　二、民俗學價值

　　清代台灣遊記不僅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還記載了台灣各種奇特的風俗民情，同樣具有較高的民俗學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保留了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習俗的第一手資料。台灣少數民族歷史縱深，因没有自己的文字，又與大陸隔海相望，故相關早期古籍文獻數量極少，或轉載他人著作，或從他人轉述中憑想象加以描述，即使描述也極簡略。至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裏的流求、明代陳第《東番記》對台灣生産活動的記録，地名的詳盡描述、與平埔族文化的内容，皆流露出實证風格。但汪大淵《島夷志略》所寫極爲簡單，難窺其全貌。陳第《東番記》爲親身經歷之記載，是漢人對台灣少數民族初步認識的代表作，但也僅限於西南部沿海平原一帶，且比較簡略。清康熙時季麒光的《台灣紀略》與鬱永河的《裨海紀游》，對少數民族的生産活動、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喪葬嫁娶等文化概貌作了更加詳細的觀察與記録。《裨海紀游》還對平埔族各族群的形貌、習俗作細緻觀察與描述，甚至記載並保存了古老的少數民族語言，如“其語多作都盧嘓轆聲，呼酒曰‘打剌酥’，呼煙曰‘篤木固’”，這些都極具價值。林衡道評論《裨海紀游》説：“描寫很多當年平埔族的文化概况，被現今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學者視爲寶典。”肯定了《裨海紀游》對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研究的貢獻。

　　黄叔璥《台海使槎録》在少數民族記録史上具有不可磨没的貢獻。其中《番俗六考》三卷，將少數民族部落分爲“北路諸羅番”一至十，“南路鳳山番”一、“傀儡番”二、琅嶠十八社三等十三區，並以大量篇幅詳細記録不同族群在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等六個方面的不同之處，“番社不一，俗尚各殊，比而同之不可也。餘撮其大要凡六：檄行南北兩令，於各社風俗、歌謡，分類詳注爲番俗六考。”觀察細微，用字謹慎，對當時的台灣少數民族做了相當全面的觀察與描述。“清代的文獻，對土著的類别一向缺乏明確的觀念，惟黄叔璥‘番俗六考’分述土著的方法，則對平埔族的研究頗有幫助。”“《番俗六考》的可貴處在於作者注意到平埔族各族群文化的差别，並分别予以詳盡細膩的記録。”黄叔璥對少數民族資料的收集、分類與分析均十分深入，初步建立起台灣少數民族各族群的面貌，其分類記録也影響了後來台灣方誌及相關記載，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台海使槎録》：“叔璥裒輯舊籍，參以目見，以成此書。於山川、風土、民俗、物産、言之頗詳，而於攻守險隘、控制機宜、及海道風信，亦皆一一究悉，於諸番情勢，尤爲賅備。雖所記止於一隅，而亘古以來，輿記之所不詳者，搜羅編綴，源委燦然，固非無資於考證矣。”簡明扼要點明該書所藴含的豐富價值，尤其在台灣少數民族文化實证考查的貢獻上，功不可没。

　　自黄叔璥後，朱仕玠、朱景英、曹士桂、吴子光、唐贊衮、蔣師轍等有清一代文人，均在其遊記作品中對台灣少數民族文化習俗加以觀察與記録，諸如飲食、文身、打牙、拔牙，以及宗教信仰、婚嫁喪葬等禮俗，保存了不同時期少數民族的文化材料。如朱仕玠《海東剩語》描寫少數民族文身習俗：“肩、背、胸膛、手臂，以針刺花，用黑煙文之。土官刺人形，副土及公戒只刺墨花，或刺蝌蚪字及蟲魚之狀。”朱景英《記社屬》則觀察到：“邇來北路諸番猶治此習，南路則絶無貫耳、文身者。”已有所變化。曹士桂《宦海日記》中記録了台灣少數民族鑿齒、紋身、獵首以及衣食住行等民俗資料。如記載少數民族的語言，稱漢“番”通婚所生、通曉“番”語者爲“番割”，稱“番長”爲“改努”，稱獨木舟爲“蟒甲”等。還描寫少數民族鑿齒習俗“又各番男女將嫁娶，各拔去上下牙四枚，是殆鑿齒之謂軟”，以及“野番”“獵人頭”等習俗，均可供後人對照參考。在台居住多年的吴子光因與少數民族接觸較多，故對祖靈祭、野祀、做典、走鏢等其他文獻不曾記載的宗教儀式，做比較詳實可靠的叙述。如元旦當天舉行的部落青年賽跑的“走鏢”儀式：

　　古史稱飛廉善走……番俗元旦前一日，酋長使人立旗幟於十裏外，旗皆紅羽毛爲之，仍分上、中、下三等。次早，令社中健兒拚命往搶奪，爲捷足者所得，急持歸，標諸己門首以表趫捷。按此與競渡奪錦標相類。

　　有學者稱之爲“賽跑型祖靈祭”，這種祭祀方式在清代遊記作品中尚屬首次出現，極爲珍貴。這些作品雖然不同於黄叔璥的分區分類寫作模式，但通過文本比較，可以窺見二百多年間少數民族在生活習俗、社會組織、宗教信仰上的變化。可以説，所有這些都爲還原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文化，爲現當代學者研究台灣少數民族風俗民情及其變遷，留存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二是保存了清代台灣鄉土文學資料。諸多文人在其遊記作品中引用了當時流傳在民間質檏的諺語，融台灣民間文學與遊記散文爲一體，使文章描寫更貼近民衆的生活情境，帶給遊記文學以民間特性。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偷老古，得好婦”等諺語，在文人的文集中經常可見。朱仕玠《泛海紀程》提到澎湖居民受土地限制，倚賴捕魚維生的情形：“丈夫出漁，婦女佐之，備盡勞瘁。諺雲：‘澎湖婦人入台灣牛’，哀其瘁同也。”《海東剩語》談及台灣盛行颶風時指出，“諺雲：六月一雷止三颶，七月一雷止九颶。及其既作，必四面傳遍，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二日，或七、八日。其南風颶亦然”。還有關於海洋或氣象的一些諺語，如黄叔璥《赤嵌筆談》：“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涌米船難於進港）“六月一雷止三台，九月一雷九台來”，“冬山頭，春海口”，這些都是台灣百姓在生産生活中積累的經驗，提供了研究清代台灣民風民俗的又一參考材料。

　　三、地理學價值

　　在四部分類上，遊記因其内容側重地理，故歸屬於史部地理類。清代台灣遊記在地理學上也有不少貢獻。

　　遊記的地理學貢獻之一在於對地理景觀的如實呈現。如關於大陸與台灣的歷史淵源及地緣關係，曹士桂記載：“台灣，南海中大島也。閩、粤、江浙屏蔽。山脈發自福州，渡海三百餘裏，至淡屬鷄籠山起祖，蜿蜒南行，至鳳山之沙馬畸而盡。南北綿亘約千二百裏，東西半之。西南與福、興、泉、漳遥相直，自古爲番夷地。”明確指出山脈源自福州，這是對台灣源自大陸的地緣關係的再次證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理學價值。海防同知朱景英任職期間足迹遍佈台灣西部，其《記岩壑》記録了府城以南的開發情形，以及海豐、笨港、三林、鹿子港、八裏坌、白沙墩等各港口貿易情况：“笨港列肆頗盛，土人有南港北港之稱，大船間有至者。鹿子港則烟火數千家，帆檣麇集，牙儈居奇，竟成通津矣。中港而上，皆可泊巨舟，八裏坌港尤伙。大率笨港、海豐、三林三港爲油糖所出；鹿子港以北，則販米粟者私越其間，屢經查禁，近亦稍稍斂迹矣。”都是早期遊記或方誌中鮮少提及的内容，是干隆時期珍貴的地理資料。道光元年（1821），姚瑩任噶瑪蘭通判時，以親身經歷詳實記録府城至宜蘭約千餘裏路程，對沿途地名、鄉鎮分佈、人文景觀以及風土民情都有極其詳實的書寫，尤其《台北道裏記》一文爲台灣淡蘭古道的首度記録，反映了道光時期北部開發現狀，極具歷史地理價值。

　　遊記的地理學貢獻還在於通過歷時比較，呈現出台灣地理的歷史變遷面貌。鬱永河以其親身經歷，描繪了17世紀末的台灣自然環境，時台灣西半部尚未開墾，除嘉南平原外，幾無人烟，相當荒凉，《裨海紀游》可謂是三百年前台灣地理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如記録康熙三十六年（1697）時的沿途景觀：

　　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裏，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爲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麏、麚逐隊行，甚伙，驅獫猲獟獲三鹿。

　　呈現出一個人烟稀少、遍地荒野的自然景象。康熙六十年（1721），藍鼎元巡視竹塹時仍較爲荒凉、人口稀少。而到了光緒時期，台灣的土地開發及社會文化，均有了明顯的變遷，池志征《全台遊記》提到：

　　新竹昔時轉竹爲城，以避野番，故名竹塹。今則設官置治，畫井封疆，氣運大開，非人力所能遏抑也。……境内土地肥饒，人民沃衍，藍鼎元《東徵集》所謂台北民生之利無如竹塹，而二百年後竟著其盛焉。

　　經過一百多年的開發，該地摇身一變，成爲民豐物饒的台灣重鎮。1860年後，隨着淡水、基隆、打狗、安平各通商口岸的相繼開放，沿海城鎮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上述對竹塹地區的時代記録可作歷史地理變遷之實録。此後，池志征《全台遊記》對照過去已有記載，結合實地觀察，又發現多處台灣地理景觀的變遷情况，如“鹿耳門昔可容巨舟出入，今已淤淺，改泊四草湖”，“鳳山城小而形勢甚闊，東、南皆沿海，向稱毒瘴惡地，官其邑者皆不敢至；今則民番雜處，商賈雲集，亦台南之屏衛也”等，呈現地理時空變化。尤其是對三條侖古道的驚險描述，更是之前遊記文本中從未出現過的，其《自序》曰：“餘在台三載，凡過其地者，必先睹其形勢，謂某處形勢將來必興，某處形勢今日雖盛、將來必敗。餘昔時所睹形勢必興之地，聞今日已爲日本人所興。嗚呼！”始終注重對台灣地理形勢今昔變化的對比觀察，池志征當屬第一人。他的作品描述了清末各地的地理景觀、風土民情，相當珍貴。另外，史久龍《憶台雜記》中關於府城、淡水、基隆等城市風貌的叙寫，也體現出不同的歷史變遷感，如“西、北二門外途路，仿上海横盤街式。中實石子，外夾石條，東洋車行之，毫無偏頗。道旁夾植柳樹，風日清和時，躑躅遊行，頗有歇浦風景。”描寫台北傚仿上海横盤街式，在街道中間鋪設石子，道旁種植柳樹，繁華中透露中特殊美感，與二百年前《裨海紀游》中塵沙漫漫的樣貌有着天壤之别。

　　又如黄叔璥《赤嵌筆談》對羅漢門的描寫：

　　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姦最易。土人運炭輦稻，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晝則自内而外，夜則自外而内，因以無阻。夏秋水漲，坑塹皆平，則迷津莫度，與諸邑聲息隔絶。

　　呈現出一片野草遍地的荒凉景象。而此後朱景英《記岩壑》亦載有：“曩以地逼野番，且易叢姦匪，故邊界有禁，而輦運以時。近則墾辟漸廣，往來如織矣。”二者相較，不難看出此處至干隆時期已逐漸開發，一片繁華，這些都是十分珍貴的台灣地理沿革變遷的歷史資料，地理學價值自不待言。此外，鄧傳安記載道光七年（1827）苗栗縣發生大地震後的地理變化，也提供台灣北部地理變遷的重要資料。

　　總之，清代台灣遊記的價值是多元的、不可替代的，不少遊記作品，如《裨海紀游》《台海使槎録》等在學者文章中使用率之高就是明证。不論其文學成就是否上乘，以親身遊歷爲導向，用心記録下這塊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呈現出二百多年來的台灣風貌，應是這種寫實遊記的共同價值，也是帶給台灣古典文學的最大貢獻。

　　當然，清代台灣遊記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受地志遊記與學人遊記影響，外加方誌編輯之風、以及作家身份與赴台動機的影響，宗尚求實存真、經世致用，注重學術考證成爲台灣遊記的一大特點。一些台灣遊記作品以類似方誌的模式記録在台所見所聞，重“記”而輕“游”，以詳盡精確爲宗，而非以游者所思所想爲旨，往往將台灣的歷史、沿革、地理、軍事、制度、教育、税收、民情風俗等，分門别類加以考證，建構起認知系統中的“台灣意象”。這種用遊記散文做學問狀與考證狀的作品，雖有益於大陸對台灣的快速熟悉與理解，但在藝術性上却大大削弱了。作品中多數爲記叙、説明、議論爲主的實用性的記録文字，創作基調趨於寫實，注重對自然景觀、風土人情的客觀實録和對歷史文化、社會現象的理性評述，相較於傳統文學遊記，文學色彩是比較澹薄的。其次，與考證密切相關的是對古籍資料的援引。援引文獻目的是使論據充分確鑿，增强説服力。但凡方誌、民間傳説、神話、小説、野史等等，均可充分引用。然物極必反，若援引過多，將影響文章的流暢性與可讀性。這種情况，在清代遊記中較爲常見。以黄叔璥《台海使槎録》爲例，其所援引的書籍種類繁多，不僅大量搜羅相關的台灣方誌，更將一些記載典章制度的書、筆記文集、小説納入參考，體現其涉獵之廣泛與治學之嚴謹。據台灣學者統計，《台海使槎録》前四卷引用的文獻資料多達四十部，涉及方誌、地理、政論、文物、逸聞、詩集等五個種類，方誌類有《諸羅縣誌》《台灣府志》《鳳山縣誌》《福建海防志》《廣東志》；地理類《裨海紀游》《台灣隨筆》《閩小記》《台灣紀略》《玉堂薈記》《讀史方輿紀要》；政論類《諸羅雜識》《島上附傳》《東寧政事集》《理台末議》《按閩摘略》《平台异同》《東徵集》《平台紀略》；文物類《文獻通考》《圖書編》《談薈》《博物志》《西溪叢話》《南州廣物志》《靖海紀》；逸聞類《居易録》《香祖筆記》《池北偶談》《蓉洲文稿》《台陽運會編》《客問》《樵書》《名山藏》《春明夢餘録》《外紀》《勞之辨集》《异苑》《三藩紀事本末》；詩集類《赤嵌集》等。其中，周鐘瑄的《諸羅縣誌》被引10次，鬱永河《裨海紀游》被引12次之多。部分所引書籍如《諸羅雜識》《平台异同》《東寧政事集》均已散佚，故《台海使槎録》對於史料的保存多有裨益，然引用他人材料過多，則會影響文章的文學性與獨創性。

　　此外，一些日記體或接近隨筆日記體的遊記，往往存在結構比較鬆散零碎、平鋪直叙及重點不突出等缺點。如蔣師轍雖以《台游日記》爲名，但内容却重在“按日索記”部分，將方誌編纂、友朋聚會、治台建議以及讀史心得等，全部納入文本當中，“游”的方面需仔細辨别。丁紹儀《東瀛識略》同樣如此，讀者需對作品内容加以甄别，分清何爲作者親身經歷，何爲整理文獻資料所得。曹士桂的《宦海日記》起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月一日，止於同年二月二十九日。除二月十一日缺記外，共計五十八天，無論大小、瑣碎，皆每日一記，也有結構不緊凑、重點不突出之憾。然瑕不掩瑜，清代台灣遊記必將以其獨特的貢獻，在中國遊記史乃至文學史上佔據不可忽視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