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鴉片戰争以後，中國門户洞開，西方列强一個個從海上入侵中國，進行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活動，嚴重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危害中國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在西學東漸過程中，中國一些有識之士深切意識到國家積弱，備受欺凌，最重要的一個根源是喪失海權；而西方列强敢於在世界上横冲直撞、恃强凌弱也在於他們擁有龐大的海上力量，掌握了世界制海權，海權成爲制約中國生死存亡的一個關鍵要素。這種認識隨着中華民族危機的加深而變得越來越强烈，日益深入人心，由此産生了一批最先具有近現代海洋觀念的時代先驅，其中孫中山是他們的第一人。孫中山爲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長期奔走於海外，目睹西方海洋文明，多次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深知海洋對於國家、民族生死攸關，故在他的一系列論著、講話中，充分表達了他的完整的海洋觀。這不僅對評價孫中山學説和對中國民主革命貢獻有重大意義，也爲現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解决海洋争端，發展海洋經濟，建設21世紀海上絲路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指導和决策價值。 

　　二、孫中山海洋觀

　　（一）海權至上

　　孫中山從歷史視野出發，總結中國長期海禁，忽視海權，導致國家領土主權喪失，西方列强入侵的歷史教訓，在《瓊州改設行省理由書》中深刻地指出“自世界大勢變遷，國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不在陸，其海上權力優勝者，其國力常占優勝”。並針對中國海權逐步喪失事實，痛陳“令我國海軍雖不克與列强争勝，然有海軍根據地，置而不顧，甚非國家永久之大計，鞏固邊防之政策也。”所以從帝國主義手中奪回海權，是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强的重要條件。 

　　進入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太平洋成爲西方列强海上角逐、争取海權的重心。孫中山以一位海洋戰略家的眼光，在爲《戰後太平洋問題》一書作序指出，“昔時之地中海問題、大西洋問題，我可以付諸不知不問也。惟今後之太平洋問題，則實關於我中華民族之生存，中華國家之命運者也”，“海權之競争，由地中海而移至大西洋，今後則由大西洋移至太平洋。……蓋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國也。争太平洋之海權，則争中國之門户耳。誰握有此門户，則有此堂奥，有此寶藏也。人方以我爲争，我豈能付之不知不問乎?”爲了取得海權，孫中山强調一定要從帝國主義手中奪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他極力主張中國派代表團去美國參加對恢復中國海權有重要意義的太平洋會議。

　　（二）建設海軍

　　基於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滅的慘痛教訓，孫中山認爲，一個國家要掌握海權，必須有控制海洋的手段；建立一支强大的海軍，這是國家“富强之基”。他指出，當時“中國之海軍，大小戰艦不能過百只，設不幸有外侮，則中國危矣。何也？我國之兵船，不如外國堅利，槍砲不如外國精鋭，兵工廠不如外國設備齊完也。故今日中國欲富强，非厲行擴張新軍備建設不可”；“昔滿清政府將擴張海軍建設之費，以爲建設一大娱樂園，以作私人之娱樂，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軍備建設，改造中國舊軍備也，而不有昔日滿清政府之腐敗也。”没有强大的海軍，不僅會喪失海權，甚至會導致亡國，故應將“海軍建設列爲國防之首要”：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當天就宣佈成立中華民國海軍，在中央政府内設立海軍部，着手建設海軍事宜。   

　　建設海軍，必須發展造船業，用最先進的技術裝備發展海軍。孫中山指出必須以此擴大海軍，使中國海軍成爲世界上最强大的海軍之一，使中國成爲一等强國。爲此，孫中山還描繪了一幅系統的海軍發展藍圖。在《實業計劃》中提出“創立造船廠”，“其急要者，當有一航行於海外之商船隊，亦要多數沿岸及内地之淺水運船，並須有無數之漁船”。孫中山根據當時海運形勢，認爲中國“至少須有航行海外及沿岸商船一千萬噸。”只因時局變動，1925年孫中山逝世，這一藍圖及造船計劃未能實現。

　　（三）發展海洋經濟

　　作爲中國南海人民的偉大兒子，孫中山十分重視發展海洋經濟，作爲建設海防、鞏固海防，保衛海權的重要手段。他在《建國方略·實業計劃》中，擬定了一個龐大的海洋開發戰略，勾畫了發展藍圖和布局方案。僅海港建設而言，孫中山提出建設北方、東方、南方三個一等大港，營口、福州、海州、欽州四個二等港和遼寧至海南的15個三等港。其中在廣東沿海就有汕頭、電白、海口港，以及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等四個漁業港，形成沿我國東部、南部海岸綫分佈的中國海港體系。且將這些海港建設與它們相連河流或腹地的整治、開發利用一體規劃、設計，形成江海一體、海港和河港一體的海陸並舉建設觀。例如建設南方大港，即廣州港計劃，即包括了廣州港本身改良，西江、北江、東江河道整治，航綫疏浚、運河開鑿、新地填築、水閘興建、物資運輸等，涉及多個部門和沿綫城市和地區，實廣及廣州港陸向和海向腹地等問題，無疑是一份珠江流域和南海近岸海域開發規劃方案。孫中山將港口建設與海軍基地建設相結合，認爲開發海洋資源，加强外貿，發展海上航運，與海軍基地建設都是不可分割的。而孫中山這一開發海岸、建設海軍的計劃，中國南海無可置疑是一個最主要的對象和建設目標。

　　（四）海南建省

　　海島也屬海洋一部分，香港、澳門台灣被西方殖民者和日本强佔，也是在中國領海無權時代發生的。台灣和海南是我國海上的兩只眼睛，也是最大的海防基地。其中海南島作爲中國南海交通和海防要樞，因自明初劃歸廣東省政區以來，制約了它的海洋區位和作用，故到清末，隨着海疆危機的加深，海南單獨設省漸爲一些有識之士所認識，成爲這一時期中國海洋觀念一個核心内容。

　　首先提出海南建省的是海南文昌人潘存。光緒九年(1883年)經粤督張樹聲奏請朝廷，潘存被委任爲雷州府和瓊州府團練，主持瓊雷海防。洋務派首領張之洞督粤時，潘存仍主持團練，有政聲，受朝廷論功加四品銜，並成爲張之洞至交。後來，潘存離開團練一職，先後受聘於惠州豐湖書院、瓊州蘇泉書院、蔚文書院，並參與籌辦溪北書院，但未果，不久病逝。生前潘存曾與海南賢達商議，撰寫《瓊崖建省理由與建議方案》呈遞給張之洞，提出從海南地位、政治、軍事、經濟、交通、文化等六大問題來説明建省理由，洋洋數萬言。但這一方案文本，至今仍無法找到，也未收録潘存《潘孺初集》中。

　　張之洞認爲潘存建議有理，時台灣已經建省，海南也應該建省，繼與粤督岑春煊先後奏報朝廷，但未果。不久張之洞調離廣東，海南建省一事第一次告罷。而潘存的建議，却在中國南海海權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孫中山十分關注海南島的海洋開發和海防建設，指出海南島是“南洋門户”、“因海疆之要區，南方之屏障”，强調海南島在中國海防上的戰略地位，要把它建設成爲重要的“海軍根據地”，並首先從“固海防”立場，提出海南島應改設行省。

　　1911年9月11日，孫中山到北京商談國家大計，廣東旅京同鄉樑士詒等，假座京都南横街粤東新館，開會歡迎孫中山，孫中山對海南建省問題發表談話。

　　孫中山先生在會上針對瓊山人陳發擅就海南對國家的價值和有利廣東人移民開發應設省的問題提出精闢見解，認爲：“近日江蘇人欲將江北改省，然其地與江南僅隔一揚子江耳。改省與否，無關要緊也。瓊州則孤懸海外，當民國之最南，其海峽之最狹者，亦與内地口岸隔十八裏(應指海里)，萬一不能關照，先去瓊州，則高、廉、雷等府及廣西之太平等處都有危險。今爲邊防起見，宜將瓊州另立一省。其五指山内黎峒所未開闢之地，則移廣東八府之人以實之，則瓊州或可自守矣。况且瓊州有一榆林港，極合軍港之用。此港爲歐亞航路所經地，如建爲軍港以守之，則不特可以因中國之門户，且可以控制南洋一帶。至於實業，則瓊州四面濱海，海物甚豐。瓊多山木，其材木是供數省鐵路枕木之用。農田歲數熟，礦産又極富。瓊地又能種植樹膠之木，近日樹膠用途極廣，每樹膠一磅，值銀數元（一樹能出十餘磅）。瓊之糖産及檳榔等又極豐。若爲外人所占，則大利外溢，遺患無窮。且美國檀香山，面積不過六七千方里，從前粤人僑此者四萬，日本七萬，土人數十萬，亦足供殖民之用。今瓊地萬餘方里，地大於檀，産腴於檀，美人爲海防起見，尚極力保全檀香山，何以中國人不以瓊爲意乎?今陳君倡議設法保衛瓊州，瓊全則粤全，誠急務也。”事後，由孫中山及粱士詒、陳發檀等36人聯名，寫《瓊州改設行省理由書》，由孫中山、樑士詒、陳發檀等36人聯名上書國會，提出了海南建省的必要性。理由書的前提是把海南島與台灣島作比較。台灣已割讓給日本，海南島由於“有形勢之險而不知固守，有天然之富源而不知利用，法國垂涎是島，歷有年所，前清時代，嘗有海南島不割讓之條約。頻年以來，各國政府皆注意此土，故各國學者、政治家、旅行者，不絶於道，探險者紛至沓來，而吾國人昧然也?”[7]因此提醒國人重視這一現實，必須把海南改設行省。其理由是：①鞏固國防；②開發天然資源；③推行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④推行國内移民政策；⑤爲了行政工作的方便。理由書上還駁斥了瓊州土地狹小，財務不足，不宜建省等論調。最後説：唐貞元五年(789年)，就已置都督府於瓊州，也即海南已設置爲一個獨立的行政區，所以“改省之説，乃所以復古制，非創議也。海南建省，早在唐朝已開始實施”。孫中山還從歷史的實際出發，將台灣與海南作了對比，指出“夫台灣一島，其幅員與瓊州相等，自日本經營之後，每年歲人數千萬。倘瓊州改設行省，數年經營以後，其收入必有可觀，無庸疑也”。孫中山又將海南島與西方國家作了比較，指出：“歐美諸小國其面積不如瓊州之廣，人口不如瓊州之多，尚自立爲一國，以數百萬住民，十萬萬裏之土地，而不能劃爲一省，直隸中央者，斷無是理”。孫中山在這次廣東旅京同鄉會舉行盛大歡迎會上，大聲疾呼：“圖救海南，從建省開始”“贊成瓊州改設行省，瓊州幸甚，民國幸甚！”。

　　這份建議書提出後，旅居廣州的海南同鄉成立“海南建省促進會”，咨請國會將該案列入議程。後因第二次北伐受挫，這一建議未能實現。

　　1921年，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國會議員王斧軍、廣東省議會議長鄭裏鐸、江海防司令陳策等，設立“瓊崖改設行省籌備會”聘胡漢民、廖仲愷、吴鐵城諸人爲顧問，將海南設省重新提到議事日程。王斧軍謁孫中山時陳述籌備情形，孫中山先生指示，可名爲“廣南省”。廣南一名，始於宋之廣南路。其地即唐嶺南道之全境，後分廣南東西兩路，即廣東、廣西兩省來源。以瓊州及南寧(儋)、萬安(萬)、吉陽(崖)三軍屬廣南西路。孫中山以海南建省後取名廣南省，其意似以廣南與廣之東西方呈三足鼎立狀，保存唐宋以來歷史地緣政治關係。雖然王斧軍、陳策等熱心籌建，但此事又因陳炯明叛變、廣東局勢不穩而作罷。

　　1923年春，聯軍東下，陳炯明被驅逐出廣州，孫中山回粤組織帥府，擔任陸海軍大元帥，又重新提出海南改省的問題。當時，瓊籍革命先輩徐成章與瓊崖各界人士12人，因西沙問題當請願代表，往帥府謁見孫中山。孫中山爲此特别指示他們發起改省，並説：“諸位是瓊崖人，要圖救瓊崖，須先將瓊崖改省，直隸於革命政府。”徐成章等第二次請願，提出討伐盤踞瓊崖軍閥鄧本殷，再次謁見孫中山。孫中山又要求他們發起組織海南改省大會，以促進瓊崖改爲行省。

　　1923年12月，國民黨進行改組，孫中山公開系統地講解三民主義，又深入淺出地闡釋了海南建省的方略、方法、政策等問題。按照孫中山的説法，即要實行“軍政、訓政、憲政”，也就是“在瓊崖把軍閥一僞革命一土匪一惡地主一基督教徒一劣紳的壓迫摧殘乾净，進而設立公共事業，使人民能够運用民權主義，各縣完備法律，由各縣人民代表選舉省長，受中央的指揮”。孫中山認爲，這三個步驟若能如期完成，改省問題自會解决。

　　1925年3月13日，孫中山病逝於北平(今北京)。這樣，海南建省的方案，隨着軍閥的混戰、國事的混亂而被束之高閣。此後，1932年陳銘樞主粤，1935年和1947年文昌人虎門要塞司令陳策，以及1949年4月海南特别行政區公署長官陳濟棠等都提出或着手籌辦海南建省事宜，但由於政局動盪等原因，始終未能實現。

　　新中國成立初，海南建省也有過動議，並曾擬名爲“瓊崖省”，甚至連“瓊崖省人民政府印”公章都刻好了，惜未使用，現存廣東省博物館。基於多種原因，也未能實現。直到改革開放後，隨着國内外形勢的改變，才在1988年4月13日經第七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設立海南省的决定，並於同日實施。自此，歷經105年海南建省的歷史問題，才畫上一個圓滿的記號。這不僅是中國行政區劃和海南開發史上一件頭等重要事件，而且也是孫中山海權思想的一個勝利。

　　三、孫中山海洋觀的現代意義

　　孫中山生長在領海無權，强敵入侵，海防鬆馳的舊中國，深切感受海權喪給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灾難，故在他領導資産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締造民國過程中，形成極富時代精神的海洋觀，成爲民國時期我國海洋事業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的指南。在當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背景下，孫中山的海洋觀不但没有過時，而且更具現實意義，並可歸結如次。

　　（一）適應21世紀海洋時代需要

　　21世紀是海洋世紀，在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空間一體化背景下，海洋世紀既是經濟競争，也是争奪海洋資源和空間、國際海洋通道、戰略海域、島礁，乃至海洋國土等的時代。特别是1982年公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來，世界臨海國家都宣稱自己擁有更多的以專屬經濟區爲代表的海洋國土，進一步加劇了海洋權益的矛盾和争奪，世界海洋由此變得更加動盪和不安。沿岸國家據此紛紛制定海洋政治、經濟、軍事等戰略、目標或規劃，争奪海洋上昇到空前激烈和緊張程度，這也是一個不争的事實。我國是一個海洋大國，除了傳統海洋國土，還擁有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條款賦予的300萬平方公里新的海洋國土，加之我國在南海的九段綫不斷遭到周邊一些國家的蠶食和侵害，進一步强化了南海權益争端。

　　隨着我國和平崛起，在國際舞台上地位和作用不斷提昇，我國海軍多次參與聯合國維和活動，參與一些國家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其他一些科研考察，救灾减灾等活動，在21世紀這個全新世界海洋格局中，中國都充當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但要維護自己的海洋權益，而且作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承擔介入國際海洋事務責任。因此，建立新時代海洋觀已是一種時代要求，舍此不能適新形勢需要。如上述，孫中山“國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不在陸；其海上權力優勝者，其國力常占優勝”的戰略思想，在當代更凸現它的正確性和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性。近年，南海風雲變幻，外國勢力不斷干擾、染指南海事務，甚至出現軍事對峙事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在這種背景下，孫中山海權至上海洋觀，應成爲我國海防建設一個最高原則和海軍建設方針。如所看到，近年我國在世界海洋政治、軍事舞台上充當的角色、在維護南海諸島和釣魚島群島領土主權所表現的毫不動摇立場、强大的鬥争藝術等，都堅持了孫中山的海權立場，並堅定地貫徹執行，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二）爲建設海洋經濟大國、海洋經濟强國的戰略和目標服務

　　21世紀爲海洋世紀，其一個主要内涵和表征，就是發展海洋經濟，以海洋立國、海洋興國，建立海洋經濟在國家經濟格局中主體地位。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目標，正朝着這個方向步步推進。但細檢孫中山《建國方略·實業計劃·物質建設》，最大一個重點、亮點就是港口建設，發展海洋經濟。孫中山爲此制定三個計劃，每個計劃要點都是建設大港口，包括北方、東方、南方三大港，它們屬下二級港口和三級地方港口，涉及港口腹地、水路、鐵路交通、造船、倉貯、商業、城鎮建設、布局等衆多方面，實可歸結爲以港口爲樞紐海洋經濟體系及其在我國沿海形成沿海經濟帶，同時涉及與内陸經濟發展和布局問題，孫中山無愧是一位偉大經濟戰略家和高明經濟規劃大師。但他經濟思想核心是海洋經濟而不是大陸經濟，是大海洋商品經濟模式，而不是大陸小農自然經濟模式。只是孫中山過早去世，國内政治戰亂不已 ，孫中山規劃經濟藍圖絶大部分未能實現。但這絲毫不損害它的價值、掩蓋它的思想的光輝。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放棄了閉關鎖國政策，重新走向海洋，爲此制定了一系列發展海洋經濟和産業的戰略、目標和規劃。近者如2003年5月國務院頒發《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把開發海洋定爲一項基本國策。我國沿海各省區也紛紛提出開發海洋、發展海洋經濟的戰略或口號。例如建省不久的海南，1991年確定“以海興瓊，建設海洋大省”的戰略目標，編制了《九十年代海南省海洋開發綱要》。廣西也制定以開發海洋爲目標的《藍色計劃》，包括“建設大西南出海通道”，“大力開發海洋資源”，“建設海洋開發基地，改革開放窗口、西南出海門户”，以及“建設廣西北部灣海洋經濟特别開發區”等戰略、設想和方案。具有海洋優勢和實力的廣東更一馬當先，以再造“海上廣東”爲旗幟，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在沿海建立經濟特區和珠三角經濟區，開展多項海洋調查，海洋産業方興未艾。早在1998年5月，廣東提出《廣東發展海洋經濟報告書》，集中反映廣東發展海洋經濟的戰略、目標、對策和措施。沿海各地市也聞風而動，陽江提出“海上田園”戰略，湛江則以“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上湛江”爲號名；汕尾有“耕海牧漁、建設海上汕尾”等，已形成向海洋進軍大勢。

　　這些省區發展海洋經濟戰略或口號，基本上是繼承或發展了孫中山《建國方略》的發展海洋經濟，特别是港口經濟思想和布局方案，或從孫中山思想那裏得到啓示、布局藍圖，形成自己戰略、目標和布局方案。例如孫中山提出“改良廣州爲一世界港”，廣州地方政府即開始籌劃，抗戰前建成黄埔港，抗戰時爲日軍利用。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改造，黄埔港已成爲我國最大一個出口貿易港。孫中山圍遶廣州港提出整治西、北、東江河道航運，各級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成就更大。實際上，孫中山整治三江河道規劃、方案非常具體、詳細，已達可設計、操作地步。只要結合已變化的山川、河流、港口、水文狀况，稍作變通，孫中山方案仍可利用，爲當今經濟、城鄉建設服務。

　　（三）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歷史支持

　　近年，“一帶一路”建設已發展我國政治、經濟、外交等一項重大戰略决策、目標和任務，也是與世界各國，尤其與海上絲綢經過國家和地區建立和平、友好、平等、和諧關係的重要對策與措施。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以國務院名義，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把“一帶一路”建設提到一個新高度。在這個文件和相關解讀中，其中一個很重要内容是大港口及其分佈空間格局建設問題。例如其“思想框架”，有以沿海中心城市爲支撑，海上以重點港口爲節點，21世紀海上絲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歐洲，以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等。廣州港被提到三次，還有加强“上海、天津、寧波、舟山、廣州、深圳、湛江、汕頭、青島、煙台、大連、福州、厦門、海口、三亞”等15個港口城市的港口建設，“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灣區”；定位廣州爲建設“一帶一路”排頭兵和主力軍，廣州將成爲國際樞紐機場。此文件發佈後很快得到各省區反應。據《廣州日報》2016年4月報導，2015年，廣州已有28個項目向境外投資，共5.98億美元，僅民營廣州振威公司向緬甸投資30億美元建設500萬噸煉油廠，同一報刊以《建設廣州國際航運中心三年行動計劃》爲題，稱廣州已與22個港口締結國際友好港，廣州將建設爲“世界級港口群”或“國際航運樞紐”等，同時還報導廣州南沙自貿區，珠江—西江經濟帶、廣州與泛珠三角等建立合作平台等問題，一時使這個“願景與行動”成爲社會輿論關注焦點。

　　不管怎樣，“一帶一路”也好，願景與行動也好，不難在孫中山《建國方略·實業計劃》中找到它的原型或雛形，顯示了孫中山計劃的先聲作用。例如“願景與行動”提到沿海15個港口城市，其中在孫中山建國方略中就羅列了天津、大沽口、上海、舟山、寧波、厦門、汕頭、廣州、海口等9處，幾占大多數。“願景與行動”特别强調上海與廣州的國際航運和機場樞紐港地位，作爲“願景與行動”的龍頭。而孫中山《建國方略·實業計劃》提出建設三大一級港，上海港和廣州港就居東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之首，這與“願景與行動”相一致。舉凡類似規劃、設想，無不説明兩者有深厚淵源、繼承和發展關係。

　　四、小結

　　孫中山作爲一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長期奔波在革命驚濤駭浪中，深切瞭解海洋對國家的戰略價值和開發利用意義，形成了孫中山學説重要組成部分海洋觀。這包括了以海權至上爲核心一系列海洋觀念，維護國家領海主權，堅决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掌握制海權，建立强大海軍，發展造船業和海上商船隊，大力振興以港口爲主體的海洋經濟，加强外貿和海上航行，建立中國海港體系；孫中山從歷史和現實出發，多次呼吁建立海南省，作爲鞏固海防，開發海洋資源的重大戰略决策。由這一系列涉海思想和行動形成的孫中山海洋觀，彪炳中國海洋地緣政治和海洋軍事史册，是一筆寶貴海洋文化遺産。孫中山許多關於海權和海洋經濟觀念不但没有過時，而且在21世紀海洋時代，既能適應維護我國海洋權益鬥争的需要，爲發展我國海洋經濟，建設海洋大國和海洋强國服務，也爲當今建設“一帶一路”提供堅實歷史基礎和海洋文化支持，具有重大决策參考意義。

　　（原載《新東方》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