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特别在中日甲午戰争後，一批脱胎於中國傳統的士人認識到堅船利炮製造技術之外還需要有各種學理知識，遂將眼光轉向西方科學。西學東漸，中國進入科學啓蒙時期。這一時期，他們的工作主要在於通過各學科的研習、翻譯和教育，介紹傳播西方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優良的國學訓練和實踐精神，與對西方科學認識的結合，造就了這一時代特有的中國學者。中國近代地理學開始常以1909 年張相文（1866-1933）等成立中國地學會爲標誌。張相文是中國近代第一代地理學大師，其《新撰地文學》及一系列野外考察，是其中學整體觀和經世致用思想與西方科學知識的結合。

　　民國初年，學會、研究院、大學等科學教育體制逐步建立，是中國科學近代化的重要標示。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科學近代化最終體現爲科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創造性及所達到的水準。由於地理學與地質學關係密切和歷史淵源，地質學家對中國近代地理學建立功不可没。中國地理學會成立於1934 年，首任會長是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生於清末民初的中國第二代地理學代表人物是一個業術各有專攻的群體，如竺可楨（1890-1974）、黄國璋（1896- 1966）、張其昀（1900- 1985）、胡焕庸（1901-1998）、吴尚時（1904-1947）等，他們的科學研究工作對近代中國地理學發展具有開創和奠基的意義。雖經歷各异，但有着共同的時代與文化背景，其青少年成長時期仍然深受傳統思想熏陶，有在西方接受正規教育和科學訓練的經歷。其工作不再限於介紹普及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而切實掌握了科學地理學的思想、理論和方法。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們對中國地理進行的實際考察研究，已成爲世界科學共同體成果的一部分。發微思著，在他們科學成就中仍可以尋找出中國文化、思想的深層印記。

　　中山大學地理學係吴尚時教授在其短暫一生，對華南乃至中國地理的研究，可謂開山啓林，披荆斬棘，屢發前人所未發，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的重要開拓者；他獻身地理科學，重實地考察，經世致用，對科學和教育事業忠貞不渝的情操堪爲典範。先生英年早逝，是中國地理學界的重大損失。他的成就和爲人，至今不失影響。

　　一、生平傳略

　　吴尚時，字一龍，廣東開平縣人氏。父吴蔭民以秀才之身而鋭意清末民初教育改革，初於鄉間創辦新式學堂，繼而於中山大學前身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任庶務長十餘年。吴氏自幼聰穎過人，嗜書如命，1913 年就讀於廣東高師附小，1924 年進入高師英語部，1926 年轉入中山大學英文係，每試輒冠，尤致力於西洋文學。1929 年以金質奬章畢業，同年考取公派法國留學，專攻地理學。吴氏先後就讀於裏昂大學和格日諾布爾大學，師從A.阿裏克斯（A.Alix） 和R.布朗夏爾（R. Blanchard） 等教授。1934 年畢業，獲法國國家碩士學位。同年歸國，受聘爲中山大學地理係教授。中山大學地理係是1929年在朱家驊建議下創建的中國高校第一個理科地理學係。先生講授地形學、水文學、區域地理學、讀圖學等，皆爲當時國内大學少見課程，且注重野外教學實習。同時開始華南地理科學研究，經常利用假日、假期，個人或與同事、或携學生，赴廣州郊縣、珠江河谷河口三角洲、廣東海岸帶，實習、考察，教學與科研結合，既培養了學生理論與實際結合，加深理論認識，養成野外工作能力，又出科研成果，寫作考察報告和論文在地理學報、中山大學自然科學期刊、中山大學日報等報刊上發表。短短數年之間，以不少創見嶄露頭角，極爲地理學界同仁注目。1938 年廣州淪陷，中山大學先遷雲南澄江，而後輾轉廣東坪石、梅縣、連縣等地。也是在這個最困難的戰亂時期，1939-1945 年，先生任地理係主任達6 年半之久，是1949 年前中大曆届地理係主任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在此間，先生帶領師生輾轉各地，堅持教學和研究。自華南而西南數千裏的往復流亡遷徙，成爲吴氏野外考察路綫。據其夫人李慰慈教授回憶，先生的多篇重要論文即寫就於荒郊野嶺，破敗茅草屋的昏闇油燈之下。筆者檢點所收集先生學術論文53 篇，其中完成於1937-1945 年抗戰艱危時期40 篇（包括在此期間考察，而後刊出者），逾論文總數75%。此期間，先生學術思想更爲成熟，不斷有富有創造性的學術發現與成果，自成一家，奠定了吴氏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地位。

　　1945 年抗戰勝利，先生回穗，在遷徙途中完成的一些文稿得以付梓，聲名遠播中外。然而過度勞累和長期的艱苦生活嚴重損害了先生的健康，1947 年9 月22 日病逝於廣州，年僅43 歲。臨終之際，先生慨嘆：“餘所寫作，未及所願之萬一。”，至今令人惋惜。

　　二、學術成就

　　吴尚時先生是一位才華横溢的地理學家，其研究生涯正值中國地理學近代化的關鍵時期。先生從事地理研究前後僅13 年，但取得的成果多屬空前創見，其研究不僅得到國内同行的認可，且通過與國際同行直接交流與論辯，推進了中國地理學研究融入世界科學共同體。先生的不少文章至今不失新意。中國地理學會與《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於2009 年共同發起旨在回顧百年來中國地理學發展歷程的“中國地理百年大發現”評選活動，入選名録30 項，其中1909-1949年，大體屬於中國近代地理學形成期10 項，吴氏的成果入選2項。先生對中國近代地理學開拓之功，於此可見一斑。

　　據不完全統計，先生共刊出地理專著4 種、譯作7 種、論文60 餘篇，近200 萬言，尚有不少散佚手稿（圖1）。先生於地理學各學科如地形學、水文學、區域地理、讀圖學與製圖等，均有奠基及開創性之力作，並有深厚的地質科學素養和野外觀察功力。先生較完整論文集尚有待收集整理出版，廣東省地理學會1985 年紀念吴氏80 誕辰所編《華南地理文獻選集》收集、節録其論文26 篇。餘者不少散落於國内外各圖書館，筆者尚難逐一鈎沉。僅依所知，就其大者對先生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建樹及其奠基之功，略陳己見。

　　（一）重大科學問題屢有創見

　　地形學是吴氏學問功底最深厚，建樹最多的領域，以篇數計逾其論文總數之半。白雲山位於廣州市北，先生歸國後首篇學術論文《白雲山東麓地形之研究》即發前人所未發，考察論证白雲山東陡西緩的不對稱概源於東麓存在一系列斷層，已爲後來的地質勘察所證實。

　　珠江三角洲是中國重要經濟區，其研究不僅是重要的科學問題，而且其開發、利用和整治對華南以至全國有重要政治經濟意義，是先生始終關心的研究區域。1915 年瑞典工程師柯維廉受命整治珠江水患時指出，珠江河口存在廣州三角洲（相當於現在所説珠江三角洲）。事隔十餘年，時任中山大學地質係主任的瑞士地質學家哈安姆等考察了廣州附近地質，認爲珠江河口不存在三角洲，所見爲河成堆積平原。其後更有文章提出“山嶺之存在與否爲三角洲名稱能否成立關鍵”，指出所謂珠江三角洲實爲河流冲積平原與山地之組合，珠江河口並不存在三角洲。先生自回國後即密切注意這一場重要的學術争論，1935 年相繼考察了廣州附近沉積層和西江羚羊峽，撰文指出兩地皆有海水曾到達的沉積和地形之證據。1937 年發現廣州東南七星崗古海蝕崖—海蝕穴—海蝕平台，及附近的古海成沙堤，有力支持了珠江三角洲的存在。先生於1941 年《廣東省之地形》即結合人文經濟簡要描述了珠江三角洲。1947 年長篇論文《珠江三角洲》，從地形、海陸昇降、水文、農業、經濟、聚落等方面對珠江三角洲及其周邊的冲積平原進行了分區研究。實爲近代珠江三角洲研究的里程碑式之力作。開篇直言：“然而丘陵之分佈，無礙於三角洲名稱之成立，豈徒無礙，且有助長其發展之速率。”該文對珠江三角洲存否及區域地理特性做了階段性總結，提高了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學術水平。這場延續數十年的學術之争是珠江三角洲研究史的佳話，其争論内涵至今影響當代研究。

　　先生從地形學結合地質搆造對建立華南以及中國山脈宏觀分佈及其與地質運動關係亦有開創性見解。先後發表《南嶺何在》、《華南弧》和《中國山脈概論》等論文。集中體現在“一帶三弧”説：“概言之，吾國之山脈可謂以東西横貫國境之崑崙—秦嶺爲最重要之軸綫，北爲向南凸出的蒙古弧，南側有藏滇、華南兩弧，分據西東，融會於康定昆明道上”。簡明形象地描述了中國山脈分佈和結構的規律性。並提出“中華對角綫”和中國地勢“三級階梯”的總體格局，闡明中國地形的東西分异。對中國山系作如此簡明扼要、系統的闡述者，先生實爲第一人，成果被列入百年中國地理大發現名録。

　　紅色岩係在中國有廣泛分佈，1928 年，馮景蘭教授首先將在粤北仁化縣發現的紅色砂礫岩層命名爲“丹霞層”和“南雄層”。“南雄層”居上，並具有層序意義。此後經陳國達教授考察研究，提出丹霞層位於南雄層之上的見解。吴尚時關注馮、陳二氏之争論，在抗戰中大遷校粤北之際，對粤北南雄、丹霞等多處紅岩盆地進行了實地考察，以其對紅層地貌形成和沉積環境復雜性的認識出發，另僻一説，認爲“以紅色岩係屬内陸式沉積，各盆地之環境不同，所謂南雄層、丹霞層乃岩相意義而非層位之意義…是或同期而异相之産品”（吴尚時，1946）。此後數十年備經考察争議，自20 世紀80 年代後，吴氏之説不僅爲地理界，且爲當代紅層地質研究所證實。先生於70多年前對地理地質過程的復雜性的理念和時空觀至今不失其意義。

　　此外，吴氏用頻率統計方法結合實地考察，判斷雲南中部各級夷平面，對位於珠江三角洲頂端西江的羚羊峽和北江的飛來峽及其旱峽，廣州市附近三級台地的發現等研究，均爲實地考察的總結，成爲華南地理學研究經典，多年後仍是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歷届地理係學生野外實習路綫。此外，先生對廣州灣到杭州灣的地形水系、湖南衡山花崗岩地形、廣東台山、清遠搶水地形、湛江火山熔岩地形、雲南滇池成因、廣東羅定盆地地形地質，以及廣東全省、南路、東江、仁化乃至四川各類地形等，皆有不同程度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部分論文以英文發表，先生的名字不僅爲中國地理學界所熟知，也已蜚聲海外。

　　先生於水文地理造詣亦深。歸國後不久即翻譯出版其師M.巴爾台之《森林與河流》，馬東男《自然地理學原理——水文篇》，其後更譯巴氏《江河之水文》。回國次年即連續發表《整理廣州市東濠涌意見書》等文章於報刊，從地理學家角度對廣州市東濠涌治理向當局提出意見並獲重視，續有《關於甘竹炸灘的意見》。在抗戰遷徙困難條件下，先生實地考察並寫就《曲江潦患與預防》、《粤北之水力》等文章。以下僅就先生數篇水文地理論文略作介紹，以证吾言非虚。

　　原廣州城東邊的東壕涌自清代以來，每遇大雨，所經城區盡成澤國，居民損失甚巨。先生經多次實地考察，在僅3000 餘字的文章，對水患從雨量、東濠冲集雨盆地面積、擬建水庫庫容及效果、流域地形均列舉量化數據，對下墊面性質、甚至地形發育階段等逐一考察分析，提出上游築壩建庫,下游挖河分流的治理方案。要言不煩，爲市政府采納，然時局動盪，日寇進犯，廣州淪陷。其後數十年東濠涌歷經多次反復改造，仍未盡如人意。直至近年，對廣州市東濠涌整治仍有論者提出應考慮當年先生綜合地理學治理理念，指出治理工作應有地理學者參加。

　　甘竹灘是西江幹流入北江幹流經順德甘竹横向汊道河床中有基岩暗礁的河段，是廣州與珠江三角洲西部江門、沙坪、三埠等市鎮水運要道，然水位落差大，灘淺流急，屢有船毁人亡事故，是航道險段。存炸與否，衆論不一。先生《關於甘竹炸灘的意見》一文不足2000字，且水文資料闕如：

　　“據本人所知，那裏從來没有測水站之設，水位高低，流量多寡（最大潦水之流量、年均流量等……我們都是不了解的）。對於甘竹炸灘，我們認識不足而又事關無數人民之生命與財産問題，我們得要格外謹慎從事。因此也就無從確定詳細之具體辦法。現僅據地理學-尤其是地理學中之地形學與水文學-之立場，向有責者貢獻一點意見。”

　　先生以地理學家的綜合觀點，經實地考察，力陳炸灘勢必影響灘上下水文狀况，危及沿途居民的生命財産，逐一分析後否定炸灘並提出建低壩與船閘以解决航運及上下游，左右岸之水利民生。當局接受了先生意見，没有炸灘。該論文發表30 餘年後，在甘竹灘修建了全國唯一的低水頭潮差發電站與船閘這一綜合工程，榮獲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奬，充分顯示了優秀地理學家的遠見卓識。

　　《曲江潦患與預防》對韶關市洪灾原因作了精闢分析，並提出預防措施。位於粤北山區北江湞、武二水交匯的曲江（韶關） 常受洪水威脅，民不堪命，治無良策。先生在深刻分析其産生的地形、地質、氣候、土壤、植被等因素及洪水運動過程，在觀測、計算和預判其洪水流量組合基礎上，提出造林、築堤、水庫蓄水、設立水文預報站等措施，並逐一分析其利弊與輕重緩急。事隔60 餘年，現在粤北防洪治水，先生當年所提建議仍不失其意義。

　　《粤北之水力》不僅分别計算武水和湞江及其支流、滃江、連江等粤北各主要江河之水力，在缺乏實測資料情况下，綜合考慮各自然地理要素，估算計算參數，而且對聚落、交通、農業、水電之需求及應用皆有所觀察和考慮。此實爲粤北水力開發研究之嚆矢，亦爲先生將水文學原理應用於流域開發的一個範例。

　　吴氏水文地理論文有鮮明之特色：① 將水文地理問題置於綜合地理學視野考察，不僅分析影響河流水文之各種自然因素，如地形、地質、岩性、土壤、植被、氣象等互相作用的復雜關係，而且對水文與人文之互動亦多有深入考慮；② 在有限觀測資料條件下，結合自然地理分析判斷，對水文過程進行合理的水文計算與頻率統計；復引证縣誌等歷史文獻以佐证分析計算結果，在近代地理學引進的初期，殊爲可貴；③ 在極其困難條件下，仍重視水文觀測站等基礎設施的建立，親自指導中山大學在坪石建立水文觀測站，以補政府水文測站之不足；④ 先生所有水文地理論文均將水文地理研究結果應用於水患治理與水力開發。許多當年建議至今不失其現實意義。以上特點突顯了一個有深刻地理哲學思想的優秀近代地理學家的廣闊視野與知識結構，也展現其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情懷。

　　吴氏水文地理方面現存論文不逾10 篇，然皆得當時水文地理學觀測、理論、計算之精要，同時深刻體現綜合地理學之正確理念。先生水文地理學研究是中國地理學近代化的重要成果和開山之作。

　　吴氏於區域地理貢獻良多。先生深受法國區域地理學派的影響，擅長用近代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區域研究，研究範圍主要在華南和雲南。區域地理是最能體現，也最考驗地理學者功力的學科。先生區域地理之成就得自於正確的地理哲學思想和各分支學科的深厚修養，所以其區域地理論文認識深刻，每能切中要害。在坪石時，即以粤北爲區域研究中心，撰寫《廣東樂昌盆地地理綱要》、《粤北國防根據地》、《粤北四邑與南路》、《樂昌峽》等論文。尤其是後者，不但對樂昌横谷地質地形作精闢討論，且對山區地理環境的影響，備述無遺，是山區自然、人文相結合的渾然一體的區域地理論文。1947 年與曾昭漩合撰《廣東南路》，文中論述氣候時顧及地形、水文，記地形時不失土壤、農作、交通、聚落、居民、語言等要素，熔自然、經濟、社會、文化於一爐，將南路區域特徵，做到既有整體概觀，又不乏獨到之見的分析描述，圖文並茂，時被譽爲區域地理杰作。徐近之教授撰文綜述抗戰期間中國之重要地理工作，認爲“大區域之地理研究，以吴尚時、曾昭璇兩先生之《廣東南路》爲成功”，至今仍爲研究粤西區域地理重要參考文獻。

　　以上僅就所見先生論文，撮其要者而簡述。此外吴尚時先生在區域氣候、讀圖、製圖學和地理學人才培養等各方面均對中國近代地理學貢獻良多。《廣東省之氣候》爲粤省第一部氣候專論，其中氣候地圖及氣候分區均爲該區之首例。以製圖而言，20 世紀40 年代初，先生受廣東省政府委托，歷時兩年組織完成廣東省政治經濟地圖6 幅，1:20 萬分縣地圖108 幅，30 萬字説明書。此爲當時廣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製圖工程。1941 年爲《廣東年鑒》所撰《廣東省之地形》專節描述南海諸島，指出若干珊瑚島“經濟價值雖不大，惟在交通與軍事上頗爲重要”。其中“斯巴特來島（Spratly，在8°39′N），可作海空軍根據地”等，在政府文獻上展示綜合地理學家的海洋國土意識。日寇侵華時期，先生從地理特别是地形學的角度，在當時報刊發表多篇軍事地理論文討論敵我攻防之形勢，爲抗戰盡一己之力。地理教育方面，其學生如羅開富、曾昭璇、徐俊鳴、梅甸初、羅來興、張保昇、鐘功甫、鐘衍威、何大章等皆地理學界一時之俊彦。民國以來，中山大學一直是中國地理學重鎮，先生功不可没。

　　吴氏雖英年早逝，以其天資聰穎，復能刻苦踐行，成就燦然，作爲中國近代地理學重要開拓者，實至名歸。

　　（二） 經世致用的學術價值觀

　　“没有科學的道德，也没有道德的科學”是著名科學家彭加勒以他獨特的語言對科學本身不存在善惡倫理價值判斷的表述。但科學成果的應用則有强烈的倫理與價值取向。“經世致用”是中國歷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價值觀，雖然具體主張歷經變化，但其核心内涵仍是由學術價值向倫理價值的轉换。先生論文有相當部分是地理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如《白雲山東麓地形之研究》，《“丹霞”“南雄”層位之新見解》等，也有部分爲解决國計民生的針對性研究，如《關於甘竹炸灘的意見》、《整理廣州市東濠冲意見書》等。但更多的論文則在學術研究基礎上，充分發揮綜合地理學的長處，對區域地理環境的社會經濟開發利用提出自己的建議。以其綜合地理學思想和深厚的專業素養，許多觀點歷經數十年仍不失其價值。經世致用的學術價值觀貫穿其終生學術研究以至人生取向。

　　（三） 綜合地理學與復雜性地理哲學思想

　　①綜合地理學思想地理學是一門復雜的科學，縱觀近代地理學史，從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學科屬性，地理思想到地理哲學的争論從來没有停止。對於這種争論本質的認識也許是卓越地理學家與一般地理學者的分野。這是近代地理學創建的思想淵源和信念支撑。科學是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歷史、藝術等整個人類文明的一部分，有着復雜的互相作用與影響。任何具體學術問題追究到一定深度和普遍性都將進入哲學領域，成爲哲學問題。對地理思想的哲理性思考是必須的，否則難以高屋建瓴地掌握這門復雜的學科，另一方面，有志於地理學實踐的學者，知道這種思考必須有其界限。因此布朗夏爾説：“某些地理學家用畢生的精力去爲地理學下定義。至於我自己，則是在創造地理學。”

　　在中國進入近代地理學的第二代學者中，吴尚時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綜合地理學學家，他在地理學的許多分支科學都有很高的造詣，無論在以地形學，或水文地理學，以至氣候學爲主的論文中，都明確展現了他綜合地理的思想，不僅自然要素，而且在經濟、人文與文化均在他的關注視野之中。這一特點在他區域地理學論文中更展現無遺。

　　先生没有留下討論地理哲學思想的專文，但他包括“自然”和“人文”的綜合地理學思想在論文中時有直接表述，觀其整體著述，更有鮮明的體現。在《曲江之潦患與預防》序言即表明：

　　“近代新地理學，爲一種研究自然與人生之科學，其富於應用性質，不言而喻。……兹即以江河之潦患爲例，以明“自然”與“人文”不可劃分之整個性。”

　　以歸國後次年的《整理廣州市東濠涌意見書》爲例，不僅提出整治方案，對所涉及百姓的生計甚而風俗均加以關注。提出分流意見後，即考慮到國民風俗而另舉備用預案：

　　“（分流）必須穿鑿上塘村後、飛瑞獅球南端一部份之墳地，……依我國社會之習尚，對於祖先墳墓之重視，恒倍勝於生人，該地之墳主固未必能捐棄其傳統社會觀念，犧牲其家族世代“風水”，以解救千百居民之隱患，苟能行之，固屬善事，不然，則在該墳地之後，仍掘小河以通旱谷。”

　　先生學術論文篇首多列出“綱領”或“大綱”。如“區域概説—人文地理個性—自然個性……”（《珠江三角洲》），“樂昌峽之成因—地形演進之經過—目前地形發生之年代—地形與氣候—地形與聚落—地形與土地利用—地形與交通—峽區之前途”（《樂昌峽》）。僅從論文“綱要”，不難見先生融“自然”與“人文”於一爐的綜合地理學思想之一斑。

　　②復雜性地理學思想綜合地理學思想讓先生自覺看到自然界的復雜性，並應用於分析地質地理現象。在他對丹霞、南雄層序的論文中有鮮明的表現，在指出“蓋大陸之沉積，最不規則”，並羅列其復雜的沉積環境後，提出丹霞、南雄“同時而异相”的觀點，並作了理論性總結：

　　“總而言之，大陸沉積深受地形之影響，原已萬端復雜，苟具備不規則之乾燥氣候，則其變化之烈，蓋難琢磨；此大彼小，各地不同，忽粗忽細，隨時更易，過於呆板之方法，實不足以應付於萬一也。吾人於粵北紅岩中所見之情形，與上述之理論，多相吻合。”

　　復雜性地理哲學思想對先生取得的成就無疑有深層次的影響，至今值得重視。畢竟明確提出“復雜性科學”在整個科學界出現於世紀之交，無論是普利高津的“演化的物理學”，聖菲研究所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或莫蘭的更具普遍意義的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復雜性理論，至今方興未艾。

　　（四）堅持野外考察，觀察敏鋭，推理縝密

　　遍覽案頭先生之論文，什九源自實地考察。早在法國留學時，吴尚時先生不僅騎自行車從裏昂到巴黎數百公里，沿途考察山川形勝，並遍歷西、南歐諸國，歸則寫作不倦。先生的學術生涯大都在戰亂度過。將逃亡的旅途，化爲地理科學考察需要非同一般的堅毅意志和對科學的獻身精神。先生一生花了大量時間帶領學生野外實習和考察。兩廣、湖南、西南均留下他們的足迹與汗水。讀圖、嚴格的野外訓練培養出有觀察和實地驗证理論能力的學生。日寇侵華，國難方殷，所經之地常食無鹽，居無所。先生多次對學生言，研究某區地形，需要登上當地最高峰。所以爬山趕路尤爲艱苦，先生却能以此爲樂，甚至敵機轟炸剛過，即開始埋頭工作。

　　先生地形學研究，尤其大範圍課題，往往從讀圖開始。先生於讀圖頗有心得。但讀圖所得仍需野外考察確证，或有新的發現，甚或糾正地圖錯誤。當時國内地形學教授，多聘外國專家。唯在穗多年者，於廣州附近地形“竟無片紙只字”。從歸國後次年的《白雲山東麓地形之研究》，先生連續發表數篇廣州附近地形之文章，發現廣州東北水口之河流裂點，石牌40-50m（當時地形圖高度，下同） 和嶺南大學20m台地，並分别進行研究。七星崗海蝕平台也於野外觀察中發現。其研究集敏鋭的觀察、了然於胸的經典和地理學家的直覺，固所成論文，無論字數多寡，均能條分縷析，論证周密，多成不刊之論。這些研究直至20世紀50年代，仍爲在穗各大學地理係地貌學實習考察路綫。

　　（五）致力中西交流，服膺真理，不迷信權威

　　民國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上的障礙，歸國初期，吴尚時先生曾有文章發表於國際期刊。旋日寇侵華，廣州淪陷。中山大學屢屢遷校逃避戰火。在國際交往日益困難情况下，1943 年在時任地理係主任吴氏的請求下，中山大學校長邀請葛德石（曾任國際地理聯合會主席） 訪問中山大學，指導地理研究。葛德石於1944 年訪問中山大學，在地理係做題爲《地理學與地質學之新發展》學術報告，並參觀地理係和兩廣地質調查所。抗戰勝利後，先生與其師阿歷克斯和布朗夏爾的通訊得以恢復，頻有書信討論，兩氏各寄近著及戰時期刊，布朗夏爾寄來全套《高山地理雜誌》及其巨著《法國阿爾卑斯山區》多卷。吴氏病中仍置於枕側，卧讀不輟，病情益深。先生去世後，葛氏曾兩度致函吴氏弟子曾昭璇，關心吴氏遺作出版。

　　羅開富先生言吴氏文章“所論不務高遠，實事求是，淺近而扼要。”先生文章直陳所見，屢有論辯之作，争論對象多有國内外權威學者。詞鋒所向，辯才無礙。如與著名海岸地貌學家約翰遜討論“海蝕兩公尺平台”，與李四光討論《南嶺何在》等。曾引孟子“吾豈好辯哉，吾不得已也”。這是民國時期學界流風。而一旦發現自己所見有誤，或爲新的證據所否定，便刊文公開更正自己的觀點。在《廣州附近地形之研究》一文，直陳“吾人對於三角洲内過去海蝕之能力，已變更見解。”這種服膺真理而不迷信權威的對待科學的態度，既是優秀西方科學家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是傳統文化“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對士人的要求。於今日學界仍有其價值。

　　先生博聞强記，學貫中西，通曉英、法、德文，在從事著述同時，大量翻譯西方地理名著逾百萬言，對近代地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普及作出重要貢獻。

　　三、學術思想源流

　　（一） 維達爾·布拉什的第三代學生

　　法國地理學在近現代地理學史中佔有重要地位，自然與人文結合是其主要特點。維達爾·德·拉·布拉什（Paul Vedal de la Blache，1845-1918） 是法國近代地理學的創建人和一代宗師。他的許多學生，如加白吕納、馬東男、德芒戎和布朗夏爾等是第二代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地理學大師。

　　維達爾·布拉什所創建的法國地理學派有兩個分支。一是以德·馬東男爲首巴黎學派，另一支是以拉烏爾·布朗夏爾爲首的格勒諾布爾學派。當時格勒諾布爾高等教育在全法居於僅次於巴黎大區的領先地位。

　　先生的科學實踐和論文中的確深刻留下維達爾許多關於地理學思想的印記，如：“地理學是地域的科學”、“只有具有普遍規律，才能稱得上是科學”；“地理學家應該登上山峰，下到谷地，首先要去考察。最好的方法是按照盧梭的傳統去徒步旅行。”一些嚴格的地理學家把用自行車代步者稱爲“奢侈享樂者”，甚至指爲“簡直是開玩笑”。先生直接師承法國名師R·布朗夏爾，可以説是維達爾的再傳弟子。

　　（二）歐美地理學源流

　　吴氏主要導師屬於格勒諾布爾學派，但他的研究明確無誤展示了他對巴黎學派馬東男的地形學研究有相當深入的掌握。馬東男終生對阿爾卑斯山的冰川侵蝕保持興趣，對此他與布朗夏爾有曠日時久、影響深遠的論戰。馬、布二氏争論涉及到各種地貌形態的塑造過程和影響因素的復雜作用，雙方都是智力超常，學術修養深厚的殿堂級大師，論辯極富啓發性，各自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同時也揭露了不顧及其預設條件，將戴維斯地理循環論簡單套用而導致的悖謬。論戰啓發了先生對地形學的興趣和思考，深入廣泛閲讀和瞭解論戰雙方的大量著作和論文。尤其是馬東男及戴維斯地理循環論和夷平面學説。今天不難看到戴維斯地理循環論對地理學的貢獻和局限，在近代地理學剛剛引入中國之時却不僅要有學識，而且需要如戴維斯所言之“去而見，看而思”。由此讓吴尚時對地理學有了更深刻的領悟和廣博融會的見解。從他的論文對地理復雜性和演變中各因素互相作用的認識，還可以感到K.吉爾伯特（K. Gilbert，1843-1918） 地質系統動力思想的影響。吉爾伯特兩度任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主席，協助建立美國地理學協會（AAG）並曾任主席，然而當時在地理界的影響遠不及戴維斯。但從20 世紀60 年代至今，他的地學思想在歐美逐漸被再次認識，並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戴維斯。

　　當時在法國有一位地理學家畢生致力於研究河流，這就是M·巴爾台。他收集各地區、各時期河流水文狀况的資料之多令人不可思議，真正創立了對這些水文資料的研究和處理方法。巴氏任教格勒諾布爾大學，是先生的業師。吴氏被稱爲中國水文地理重要奠基人，蓋受益於此。

　　綜合地理學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近代地理學建立之初。洪堡與萊伊爾分别是近代地理學與地質學的主要奠基人。洪堡把自然作爲一個整體，意味涉及所有自然科學分支。萊伊爾同樣認同自然的整體性，並意識到認識自然整體的困難：

　　“地質學幾乎和所有的自然科學都有密切關係，……但是如此廣博的學識，决不是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全面掌握，所以凡是畢生致力於各個學科的學者，應當通力合作。”——《地質學原理》緒論。

　　雖然綜合地理學思想得到廣泛認可，但地理學家的科學實踐有各自的選擇，戴維斯和馬東男以地形學的貢獻爲人所知。十二卷巨著《法國阿爾卑斯山區》則是布朗夏爾自然和人文綜合地理學思想的杰出展示。先生的綜合地理學思想受到其業師的深刻影響。宏觀把握與深入研究之矛盾隨着科學的發展而更加突出，找到恰當的切入點或相對的整體性成爲優秀地學家的標誌。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發軔之初，先生對此把握得非常精準，這是以他的綜合地理學思想和對地形學、地質學、水文地理、氣候學、地圖學和區域地理等地理學各分支的深入掌握爲基礎的。

　　（三）中華文化的傳承與人文精神

　　作爲中國近代地理學的重要開創者，雖然天不假年，未有體現其完整學術思想的專著，但如果分析吴氏地理學思想只涉及西方近代地理學流派傳承，那將是不全面的。

　　清末民初産生了一批可説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學者。前無古人，因爲當時中西文化碰撞，其開放程度爲歷代所無。王朝覆滅，國脈幾斷。痛定之痛後的思考，其深度與廣度前人難以企及。“後無來者”，本難斷言，但綿延數千年的傳統文化，自五四文化運動至民國時期，雖受最嚴苛的審視與揚棄，而在社會仍有深厚根基，包括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亦受不同程度的熏炙，並不限於人文學科。其後教育再無此傳統。

　　在研讀分析的論作時，恰當評價他的學術思想中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對於反思中國地理學近代化的道路將有所裨益。

　　在法留學時曾以鄒衍“大九州説”爲題作學術報告，可見其修養和内心對民族文化的驕傲。“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先生在80 多年前就有“進者樂空”之警句，質之當代技術進步，深感其遠見。中華哲學的整體觀和綜合地理學思想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民本思想和經世致用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在先生科學實踐中常可見其脈絡。

　　抗戰勝利，中山大學從粤北坪石南遷返穗，先生亦携家眷並同部分學生租船沿北江順流而下。北江渚清沙白、山明水秀，有盲仔、大廟、飛來諸峽。先生在船上教小女背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爲樂，愉悦之情溢於言表。先生畢業於中大英語系，熟悉西方文學。狄更斯是先生喜愛的作家，在野外會向學生大段背誦狄更斯著作爲樂。人道主義和以人爲本的儒家思想在他身上並不矛盾。

　　四、結語

　　雖然科學生涯僅有短短13 年，吴尚時教授的學術成就和科學思想對中國地理學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其影響噹不局限於華南。莫斯科大學圖書館懸掛吴氏像，美國《地理學者傳記研究》將其列入世界性地理學家，誠非偶然。吴氏當之無愧爲清末民初中國第二代近代地理學開創者的杰出代表。

　　吴尚時先生生於内憂外患的清末民初，以其社會關係和教育背景，不難躋身權貴，然而却擯棄利禄，終身不仕，選擇地理科學作爲畢生事業，安貧樂道，窮而益堅，矢志不渝，堪爲表率。先生對學生言傳身教，愛深教切，終得桃李芬芳，多爲一時之選，且多終身以地理學爲人生選擇。在其短暫的學術與教育生涯中，先生全身心投入自然與人生的地理學探索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感染了數代地理學者，羅開富先生在吴氏殁後近三十年，仍寫下“程門立雪憶當年，共論夷平踏嶺顛”詩句緬懷導師，其他弟子亦多有此感念。先生同事、著名生物學家張作人教授在追悼會上説“吴先生像牛一樣，食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比喻殊爲貼切。

　　最近廣州市人民政府在先生發現古海蝕遺址處建立科學公園，並置吴氏塑像。2017年5 月14 日是七星崗古海岸遺迹發現80 週年，粤省學界舉行了研討會紀念，市政當局爲塑像揭幕。由於戰亂和歷史原因，先生論著尚未有較完整地整理出版。

　　謹以此文對吴尚時先生地理學成就及學術思想略作分析和探討，以致敬意。

　　（原載《地理學報》2017年第7期）

　　                                        合作陳吉餘、吴超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