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作爲我國近現代地理學一個摇籃，培養了一批蜚聲海内外的地理學家，彪炳於中國地理學史。著名地理學者、北京大學林超教授即爲其中一位佼佼者。林超教授殫精竭慮、孜孜不倦，爲發展我國地理科學事業作出卓越貢獻。而他爲人處世的高風亮節，也爲世人仰止。值林超教授百年冥壽之際，追憶他在中山大學求學、教書育人，從事地理科學研究的感人業績，不但有緬懷先人、激勵來者的紀念意義，而且對總結地理科學發展歷史經驗，觀照現實，瞻望未來，更具有科學價值。

　　一、轉攻地理學

　　林超教授（1909.4.13—1991.6.1），廣東揭陽人，家學淵源深厚，自小聰穎過人，受到良好中國傳統文化的家教熏陶，在嶼石中學畢業後，1926年考入嶺南大學文科，接受這所教會學校的西式教育，對西方文化多有瞭解，英文水平尤有長進。翌年轉入中山大學文史科哲學係，學習哲學。時中大文科聚集了一批由於受北洋軍閥壓迫而南下的學者，人才濟濟，形成濃厚的學術氛圍。其時實際主持中大的副校長朱家驊曾説：“文科原無絲毫成績優秀憑藉，現在幾乎是個全部的新建設，聘到了幾位負時譽的教員，或者可以繼北大當年在此一科的趨向和供獻。一年以後，在風氣和成績上，當可以比上當年之有‘學海堂’”。按“學海堂”爲清道光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所辦，爲廣東晚近人才摇籃，在中國教育和學術史上享有盛譽。在這種背景下，林超得以接受嚴格的哲學教育，培養起縝密思辯能力和獲得廣博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奠定了他日後成爲一代地理學宗師的哲學基礎和一身過硬的文字功夫。舉凡他筆底下的地理現象，既有高度科學性、準確性和嚴密性，又不失文學色彩和圓潤，蓋源於他受深厚文科教養者也。

　　無論我國傳統地理還是清末民初以來傳進近代西方地理學，都有“經世致用”，即地理學應用性特點。上世紀30年代前後，廣東政局相對穩定，各項建設事業也接踵而起，提出對新型地理人才的需求。適應這個時代發展潮流，1929年秋中山大學地理係成立。時任中大校長的戴季陶在《中大的改造》演説中説：“歷史學、地理學和國文學，這三科的進步和發展，是一切學術建設的根本，尤其是中國今天的情形。上述三種學問，可以説是一片荒地，雜生着若干亂草，開拓整理的工作，全在今天努力作起。有幸的還在於，中大地理係的創始人是德國地理學者W·克勒脱納（Wilhelm Credner）。2年後，另一位德國學者W·卞沙繼任。德國是近代地理學的摇籃，以區域地理研究和重視野外工作見長，並凸現地理學爲社會服務的文化風格。林超酷愛大自然，素有“讀萬卷書，走萬裏路”的志氣，在當時流行“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思潮的影響下，他深切感到地理學是一個大有作爲、施展抱負的領域，故地理係甫一成立，他旋即在哲學係肄業，以中大四年級學生身份，選修地理學課程，務求至深至透，實際上成爲地理係學生。他的才華和學習地理學的志趣，很快爲係主任克勒脱納所嘗識，呵護有加。林超自此更專心致志鑽研地理學，深得要領，學有長進。1930年，林超提前畢業，時年22歲，即被聘爲地理係助教兼兼英文翻譯，開始了他一生獻身地理科學的道路。

　　二、雲南考察嶄露頭角

　　中大地理係一反當時我國地理學放在文科的傳統，歸入理科，這是一個很大的創新。戴季陶曾爲此指出：“理科的學問，常常是世界的、人類的；而文科的學問，許多是民族的歷史的，情形大不相同”。所以中大地理學的學科性質和管理歸屬的轉變，能與國外地理學對接，成爲世界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而克勒脱納執掌中大地理係之前，恰從泰國考察歸來，一方面要繼續他的東南亞地理研究事業，另一方面也希望以德國地理學重視野外工作的優良傳統和教育模式來培養、訓練中國學生。於是在他建議下，經中大校方同意，1930年4月地理係組織“雲南地理調查團”，開赴雲南中部作探險試考察，這是民國時期我國地理界有組織的考察之始，成果纍累，影響深遠，後被載入《世界地理學史》。

　　林超作爲克勒脱納一位助手，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考察。組成這支考察隊的還有教師張道琛、學生李杰、吴漢光、樓桐茂、葉匯、黄法興等共7人。考察隊於同年6月16日出發，11月2日歸來，歷時150多天。從廣州取道香港、海防、河内，乘滇越鐵路入昆明，繼分二小隊，經元謀，西向大理，南取道永平、保山南下騰冲，又自騰冲經六庫、蘭平、至麗江，行程1200公里，除了雇用的馬匹、挑夫，他們主要徒步完成了這次艱險歷程，先後渡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龍川江、潞江、瀘水，登上點蒼山、高黎貢山、碧羅山等高山深谷，穿過莽莽熱帶雨林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在烈日和暴雨下考察地質、地形、水文，也注意植被、土壤、聚落、民族、人口、交通、集市、經濟和社會，傍及地方歷史、民情風俗等，舉凡所過地區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區域地理等現象，無不囊括其中，重要地段還測量攝影，歷盡野外工作辛酸苦辣，攝得電影一部、照片1000餘張，繪成《雲南省中部地圖——表示十九年國立中山大學地理學係雲南考察隊之路綫》等地圖多幅，最後由克勒脱納用英文撰寫《民國十九年雲南地理考察報告》，分第一篇《總述》和第二篇《地質及地形》，共約7.5萬字，悉由林超譯成英文，發表在中大地理係編輯出版《地理學季刊》第三卷第一期和第四期上（1931年）。這次考察在繼承前人成果基礎上，不僅填補滇中地質、地形研究許多空白，而且在點蒼山上發現冰川地形和冰湖。法國地理學會出版《地理學》雜誌1932年5月曾介紹“特别的湖是在洱海西側點蒼山頂上，高達4100-4300米，看到古冰川河及高度爲3920米的湖沼遺迹”。這成爲後來普遍使用“大理冰期”專門術語，對我國冰川地形和古氣候變遷研究作出重要貢獻。克勒脱納曾應中央大學校長（南京大學）朱家驊邀請，赴南京作這次考察科學報告《從地理上觀察片馬問題》，由林超做翻譯，影響很大。而林超作爲這次考察的一名骨幹，不但始終伴隨克勒脱納學到許多專業知識和野外考察本領，鍛煉了自己意志、體格和毅力，爲以後獻身祖國的地理科學事業奠定了扎實專業、體質和心理基礎，而且他在這次考察中，也有自己獨到發現和見解而初露鋒芒。據曾昭璇教授之見，雲南考察發現，不少是克勒托納與林超一起確定的，如大理冰期即是。只是文章是以克勒托納名義發表，林超之名便不突出而已。林超個人成就主要有：

　　（一）雲南熱帶界綫的劃定

　　我國熱帶劃界，向爲地理界所關注，争議也頗多。林超在隨克勒脱納雲南考察時，曾深入怒江河谷作植被與氣候關係考察，後在《滇緬北段未定界地境之地理及政治問題》一文中，劃出了這段熱帶界綫。該文寫道：“民國十九年夏，當我輩在怒江江邊旅行時，測得温度，有達華氏表八十五度者，但測時之地點，尚距江面高數百尺，故知江面之温度，當不止此也。江谷低地，空氣所含之濕氣亦較高，形成一種温而濕之熱帶性氣候。熱帶植被，非常繁榮，椰樹婆娑，芭蕉成林，點綴於青禾如茵之江邊平原之中。山坡則爲闊葉常緑森林，枝葉掩蔽，織成濃蔭。枝干之上，藤蘿蔓延，樹下則雜樹亂生。凡此現象，皆熱帶植物之特徵。”在這裏，林超將氣温、濕度、植物等指標作爲劃分熱帶依據。這是一個開創性成果。後來地理學者曾昭璇、劉南威爲此寫道：“林師（超）考察地段已在騰冲以北的怒江，故我國熱帶界綫西端，當可達北緯25°以北。故我們曾定熱帶界綫，西起路西之北，即以此故。且據我們考察，情况亦大致和怒江谷地相同，此亦見林師對氣候、植被野外觀察的準確性。”曾昭璇關於熱帶界綫問題的討論，見於他《我國熱帶界綫問題的商榷》，將雲南西南部和南部河谷盆地，引爲熱帶北部界綫，即采用林超當年考察成果。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氣候區劃，滇南劃入南亞熱帶範圍，與林超、曾昭璇關於熱帶意見基本一致。可見林超對雲南熱帶界綫劃分，是起了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作用的。

　　林超在這篇論文中，還就雲南地形特點，科學地解釋“横斷山脈”成因。他寫道：“據前本地理係教授克勒托納氏在滇西考察之結果，謂在初期褶曲之後，當有一剥削時期，夷山嶽爲准平原，此同現在在各高山之頂所見之古代平坦地形遺迹，可以知之。此平坦之地，自北而南，作一總傾斜。現在之各大江，即在此傾斜地上自北南流，其流道與今日所見者大致相同。……至第三紀後期，此傾斜面全部向上隆起，大侵蝕作用開始，河流向下深鑿，此即現在所見高山峽谷之城因，亦即地形發生經過之大概也。”“由以上原因而形成北南走向山脈，我國平常統稱爲横斷山脈”。抗戰時期，中大地理係遷滇，吴尚時對雲南地作入深入考察，也肯定三級夷平面的存在，進一步確認林超對横斷山成因之説是正確的。

　　（二）滇緬北段未定邊界政治地理問題研究

　　舊中國積弱，僅雲南邊疆就有大片國土被英國鯨吞蠶食。雲南東北部與緬甸接壤片馬、江心坡地區時未劃國界，爲英國人凱覦，後又强佔，朝野關注，國民政府曾派員調查，但結果不了了之。

　　林超出於對國事關心，尤憤於舊中國政府無能，國土淪喪，故借這次雲南考察機會，以騰冲爲中心，多方收集有關這一地區中外文資料，結合這一地區外圍考察見聞，寫成《滇緬北段未定邊境之地理及政治問題》一文發表在《地理學季刊》一捲二期上。這篇論文在闡述這一地區山川形勢、地質、地形、氣候、植物、人種、交通等地理特徵基礎上，從該地區政區沿革出發，指出其歷屬我國版圖之内，只是1886年英占緬甸以後，虎視眈眈，未幾使用武力，强佔江心坡地區。1894年，我國政府與英國訂立緬甸界務條約，北緯25°35′以南（尖高山之地）劃歸緬甸，以北地區被擱置，形成滇緬邊界問題。以後英方不斷窺測，步步爲營，把包括片馬、坎底隴在内，北自康地，東扺高黎貢山大片中國領土攫爲己有，但爲當地人民堅决反抗而未果，形成所謂邊界争議問題。林超在評價這一地區的屏障邊陲、攻守自如，扼入我咽喉重大國防和經濟意義之同時，告誡當局和國人：“片馬、坎底隴之失，實予人以制命之鑰鎖，乃西南國境之大患，而足以牽動大局，而知地之所以不可失，與失地之不可争。”並警示國人：“欲謀失地之收回，與國土之安全，决非外交空言所能爲力，舍充實國力，準備犧牲以外，實無他捷徑也。”這種真知灼見，出自一個初出校門青年之口，殊足令人佩服。當然，滇緬邊界問題的妥善解决，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事情，但林超此前所做的相關研究和他對這個問題深刻洞察力和卓識遠見，在中國西南邊疆地理研究上，可以説是樹立了典範的。

　　（三）考察報告的翻譯。

　　林超本有深厚的家學功底，在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就讀又深諳英文，在克勒脱納栽培下，地理學專業知識和技能十分扎實。在一個人身上同時整合了中西語言文化和地理科學的修養，故回校以後，迅即將考察報告譯成中文付梓發行，爲舉世矚目。事過近80年後，展讀這篇譯作，完全達到翻譯作品的信、達、雅的要求，是一部出色的地理考察報告。這一是忠於原文，準確地反映雲南區域地理風貌。按克勒脱納長於區域地理，在東南亞考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雲南考察十分投入、認真，所以考察報告達到當時很高水平。但是要忠實地表達作者原意，譯成中文，爲中國讀者理解和接受，則取决於譯者科學水平。林超以自己淵博地理學識，特别是報告本來就是作者與其共同考察的結果，所以翻譯起來，得心應手，駕輕就熟，很快將滇中地理景觀和盤托出，爲地理同仁認可和使用。數年以後，中大地理係遷滇，係主任吴尚時教授也以昆明中心，開展一系列地理考察活動，並在我國首先引進頻數統計法確定滇中存在2000到2500米三級侵蝕面。這一結論，與克勒脱納考察報告認爲昆明到大理之間，因河流側蝕拓展。“削平昔日海拔較高之平地，而爲今日之平地，”稱爲“山中平原”，兩者頗有共性。這兩位地理學巨擘，對滇中地形研究都是有開拓性貢獻的。二是論文準確、流暢，既極富文學色彩，又不失科學論文準確、平實和規範，是兩者珠聯璧合榜樣。從翻譯的要求，此即所謂“雅”。按林超作爲一位寫作高手，文彩甚佳。他筆底下滇中山川風物、人文勝景娓娓道來，躍然紙上，讀者仿佛置身其中。如寫瀾滄江，“西北則群峰竟聳，……縱目遠眺，瞻瞻前途，滿懷熱情，不禁豪興之勃勃也。”又進入騰冲城外，但見“緑畝青疇，……蹄聲得得，一道旁蓮花池正開，紅白争妍，閭里整然，風景如畫。”在怒江谷地，只見“熱帶植物，非常繁榮，椰樹婆婆，巴蕉成林，點綴於青禾如茵之江邊平原之中。山坡則爲闊葉常緑森林，枝葉掩蔽，織成濃蔭，枝干之上，藤蘿蔓延，樹下則雜樹亂生。凡此現象，皆熱帶植物之特徵。”這正是他以指示植物爲標誌劃分滇西南熱帶界綫的一段優美文字。在報告中，也不乏充滿詩情畫意的描寫。如寫瀾滄江畔黎蘇人女性地位較漢族女子要高，引用一位外國旅行家筆記曰：“猶憶一文，皎月當空，銀光瀉地，於瀾滄江邊，有態度從容狀貌不似蒙古種之女子及軀幹修偉之男子各數人，爲我輩歌其族之异調焉”。舉凡這些生花妙筆下的風土民情，屢見於報告中。林超不僅是一位年青自然地理學者，也同是一位文彩飛揚、感情洋溢的人文地理學者。克勒脱納在報告中説到考察隊員分工時，“即指派林君任關於文化地理各項查詢之事，團隊中能免語言上之困難者，僅彼一人也”。譯文處處寫自然、融人文、貫歷史，文字簡潔、準確、明快，林超神來之筆功不可没。

　　實際上，林超譯作，不限於雲南考察報告，發表於《地理學季刊》一捲四期上《地理學之要素與地理單位》，同樣是一篇出色地理譯作。原著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斯米恤（J. Russell Smith）所撰《北美洲》一書，（倫敦，G. Bell 和Sona書局版，1924年）。主要内容爲地理環境，包括土壤、氣候、礦産、海河區位、生物等自然要素與人類活動、生存、社會興衰關係，以及經濟環境，包括工業區位、資源、農業土壤、市場、交通等要素與産業發展關係；社會環境，包括種族、語言、宗教、文化、人口、政策等要素與經濟發展，社會治亂關係等。另介紹表達地理要素所采用的邏輯（系統）和心理方法，因果分析法，特别是表現即承載地理要素所采用的地理區域，包括政治單位和區域單位，前者指政治集團，實際應用少，而後者包括經濟區域、政治區域等，都充分顯示區域在地理研究中有巨大意義，也是不可或缺的表達手段。林超譯作對提高人們對區域地理認識作用固不待言，而其譯作文字亦屬上乘，爲其時不可多得的地理翻譯人才也。

　　三、夯實區域地理學基礎

　　區域是地理研究的起點，也是終點，區域地理被視爲地理研究的高峰。林超作爲德國區域地理一位代表人物克勒脱納的入室弟子，自雲南考察歸來，繼續堅持野外考察不止。1931年6月，克勒脱納去職，另一位德國學者W. 卞沙接任地理係主任。他同樣是一位出色區域地理學者，也很注意野外工作，在他主持下，中大地理係，繼續沿着德國區域地理學派開闢的道路前進。林超即在這種學風浸滛下，不斷務實自己區域地理基礎，時有收穫。

　　1930-1933年，林超前後相隨克勒脱納、卞沙考察湖南衡山、東江羅浮山、江蘇、浙江等地，後發表《衡山地理考察》、《羅浮山區域之地理問題》（卞沙著，林超譯）、《地理學係二十二年江浙旅行經過》等論文或報導，皆融自然、人文於一體，使區域地理特徵和盤托出。例如衡山考察，即包括衡山由於花崗岩入侵而形成地質基礎，由於流水、氣候等外營力作用影響，從山脚、山麓至頂峰，呈現不同地理景觀，不僅見於石坡裸露、巨礫横陳，紅土深淺不一，也清晰反映在植物群落垂直分异。在山谷但見“緑竹摇曳，豐草争長”，中部和上部山坡，則爲“茸草所被，亦有鬆樹”，山頂則植物甚少。但在避風之地，滿山植物仍“極爲繁茂，枝葉交織”。這種植被垂直分布景觀，綜合顯示衡山自然條件的垂直地帶性規律。與此同時，林超更注意人類活動對環境干預的後果，他指出衡山不少地方植被稀疏，乃人類毁林之惡果，痛指“對於森林之焚燬不加顧惜，已成爲我國文化之象徵。”其時湖南省政府在衡山大力營林，但對自然環境考慮欠周全，山上山下都種同一樹種，結果山下者榮，山上者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植樹“宜因地制宜，庶可免於勞而無功。”對於衡山土地利用，他從土壤透水性質、地下水分佈、氣温等因素差异出發，指出山谷、坡地水土皆厚者，爲梯田所在，以種水稻爲主，最高可昇至800米，稻田之上多分佈花生、甘薯。山間聚落，呈散居，選址於高地，又靠近耕地，便於勞作。而對於衡山人文勝景，他特别考察山上寺觀，發現昔日僧衆利用附近肥沃田土和水源，農禪並重，發展寺院經濟，維持香火。而近世以來，南岳以其歷史名聲，每年招來數十萬香客，收入可觀。湖南當局又積極經營，擬建爲避暑勝地。林超預言，“他日之衡山，又當有另一番景象，或不讓廬山之專美也。”這已今日所驗证。這樣，論自然不失人文，談人文又以自然爲基礎，兩者互爲因果，衡山地理景觀及其成因，一覽無遺。另外，對羅浮山區域地理，其研究視角，多類衡山。除地形、岩性、土壤景觀描述以外，非常注意植物群落垂直變化，指出山上大面積草地爲森林焚燬後演化而成。而寺院附近，緑葉濃蔭，不見天日，寺院存在起了保護作用。這實爲宗教文化的生態效應。他對環山下布局的客家村落考察後認爲，這便於耕作、牧牛、采樵。其中臨河小沙堤，則人烟稠密，兼得附近城市交通方便所致。如此分析，羅浮山區域人地關係，一清二楚。最後，他與克勒脱納同樣認爲，研究像羅浮山這樣較大尺度的區域地理，應將其放在全廣東至南中國範圍内，“始能有濟於事”，這也是精到之見。由此可見，林超深得區域地理研究要領，成果一出，即不同凡響。這爲他日後研究中國自然地理區劃這樣龐大、復雜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出衆的社會活動能力

　　基於家學淵源、哲學修養、地理學教育、克勃脱納影響等，林超在中大，不但學業大有長進，處處初試鋒芒，而且由於他兼任地理係助教，有更多機會接觸校内師生和一些社會人士。由此培養起他熱心公益事業和出衆的社會活動能力，成爲他以後擔任中大地理係主任和中國地理研究所一個主要負責人，以及走向世界地理科學舞台，開展各種交流活動一個基石。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東北，中山大學師生率先成立抗日救亡團體，群情激昂，9月24日舉行有2000多人參加的反日遊行大示威，場面十分悲壯感人。林超參加了這一次遊行，但不主張罷課，表現出更多的理性和講究半争藝術，這深得同時在中山大學求學的黄秉維贊同。顯示林超對政治事件的深刻觀察力和走向成熟。

　　1933年，林超輔助地理係主任帶領四年級學生由廣州到上海、南京、無錫、鎮江、南通、杭州等地實習，歷時一個多月，收穫頗豐，師生甚爲滿意。

　　1933年，多艘法艦先後入侵我南沙群島，同年七月，法國政府非法佔領北子島、南子島、太平島等，此即轟動一時“南沙九島事件”（時稱九島，實爲七島），激起全國人民巨大義憤，掀起反對法國强佔九島高潮。林超出於高度愛國主義情懷，發表《法占九島之經過及九島之地理狀况》一文，澄清九島位在南沙而不在西沙，指出“如確係吾國領土，則擬極力争回；如果屬於無主海島，則我國當以地理鄰近有優先權之國際法争之，且此數島每年既有我國漁人前往捕魚，與我國之關係，當然甚爲密切，不容忽視之也。”。他以一個地理學者眼光，旗幟鮮明地方站在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立場。

　　時中大地理係創辦《地理學季刊》（後改《地理集刊》），林超不但是一位忠實讀者，而且是一位積極撰稿人，除經常在上面發表論文以外，很多地理信息也是經他傳播的。如美國女人生地理學者森帕爾（E.C. Stmpll, 1863-1932）、英國自然地理學者格葉哥雷（John walttr Grepory, 1864-1932）謝世，英國人第四次喜瑪拉雅山最高峰探險得海拔爲8804m，以及廣州海珠橋竣工通車消息等，都進入他的視野，並及時報導。他特别指出海珠橋對於“新市區之發展，爲效甚大”，預言“將來珠江各段鐵橋完成時，（廣州）定可躋於世界各都之列也。”廣州後來發展，驗证了他的先見之明。特别近年珠江上建了多座跨江大橋，一河兩岸聯成一體，成爲廣州最有魅力景觀軸綫，廣州又提出建設“國際大都市”口號，而在實際上，林超早年已有這種發展眼光了。

　　五、問道英倫

　　林超有强烈的求智欲望，1934年，卞沙離開中大，林超也在這一年考上庚款留學英國，進入利物浦大學地理係，先師從瑞士地質學者Heim學習地質搆造，後隨地理學大師羅士培（Percy M.Roxby , 1880—1947）學習地理學。按羅士培原在牛津大學學習歷史，1904年起執教於利物浦大學，是英國很有成就的區域地理學專家。他曾到中國旅行，並迷戀於中國，1947年在中國去世，以研究中國終其一生。羅士培學識淵博，對中國十分友好，備受中國學者尊敬。我國地理界幾位名宿即爲他的學生，包括洪業（煨蓮）、侯仁之、吴傳鈞等。林超在羅士培栽培下，學業如逾淮之橘，芃芃高長。他不但精於理論地理和區域地理，而且到英、法、西班牙、瑞士、摩納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等地考察，1935年夏登上阿爾卑斯山，在歐洲大陸到處留下他深深足迹。

　　在英期間，林超利用一切可能機會接英國地理界學者，從中獲益不淺。1936年他參加英國科學促進會在布萊克福（BlackPool） 舉行學術年會，得知其中有地理組而以記者身份參加，瞭解英國地理學發展和學科分佈概况，後寫成報導《參加英國科學促進會地理組記》，寄回國内《地理學報》上發表（三卷三期1936年，629-635頁）。指出英國製圖學很發達，30年代已開始用航空攝影測量方法制圖；自然地理薄弱，論文不多；人文地理很興旺，包括人生地理、聚落地理、經濟地理等，論文蔚爲大觀；歷史地理研究風氣甚盛，貢獻殊多；應用地理學也初露端倪。但整個英國地理學，尚不及數學、物理、動物、地質、化學和人類學，欲趕上這些學科，英國地理學仍需傾注很大努力。林超熱切希望國内也能舉行這樣學術年會，作爲擴充知識，加强交流的機會。1938年，林超以《南嶺之地理特性及其在中國區劃上之意義》爲博士學位論文選題。他從南嶺地理特徵着手，分析了南嶺山地在地理景觀分异中的意義，指出該地區本身屬於長江流域景觀，并且具有本身山地特徵，它與南嶺以南的南亞熱帶景觀不同。這與黄秉維多次穿越南嶺考察，認爲南嶺山地在自然地理上無特殊意義，但却是一條重要人文地理分界綫的觀點相似。林超這個結論至今仍是正確的。同年，他的論文被通過，他獲得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圓滿地完成在英國學業。夏天，他遠涉重洋回到廣州，出任中大地理係主任。這樣，林超在德國區域地理學派基礎上，又深得包括英國在内中歐地理學派精髓。兩者整合，使他如虎添翼，在地理科學舞台上大施拳脚而遊刃有餘，論多成果、創見源源而出，令同行刮目相看，不過這主要是40年代以後的事。

　　六、臨危受命，跋涉雲南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廣州氣氛驟然緊張，盛傳日軍即犯廣州，中山大學决定西遷雲南澄江，繼續辦學。林超身爲地理係主任，指揮若定，組織員工收拾圖書儀器，很快完成西遷準備，在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於日軍前2天踏上流亡之路。時中大師生分兩路出發，一路經香港、河内，乘滇越鐵路入滇；一路沿西江上溯，經廣西梧州、南寧、百色到昆明轉澄江。也有少數人乘火車北上，經衡陽入獨山，經都勾、貴陽，坐汽車到昆明，再騎馬扺澄江。西江綫不但須水陸轉駁，關山險阻，而且常有響馬出没，林超所帶領的地理係大部分員工，走的恰是這條綫。他充分發揮自己野外生存、考察的經驗和出色的指揮才幹，終於在1939年初到澄江復課。時有人寫道“迢迢遠道，越懸崖，過山峽，經歷了幾千裏的長征，來到這遥遠的邊區——澄江，得以恢復課業。”時以林超爲首中大地理係，有孫宕越、吴尚時、葉匯、吕逸卿教授，皆爲留學歸來地理界精英，陣容甚强、教學質量高，學生地理學基礎扎實，堪爲國内地理界翹楚。林超秉承地理係重視野外考察傳統，他講授人文地理課，將野外調查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經常帶領學生外出。中大地理學會主編《地理與旅行》在澄江復刊，在第2期地形專號上寫道：“地理係對於學生之野外實習，非常重視。近郊實習，每周一次，鄰縣實習，則二周一次。最近地理係學生剛自昆陽陽宗海實習歸來，不日又將往呈意縣附近實習。”據時爲地理係學生的鐘功甫教授回憶，有次林超帶領全係師生從澄江經蒙自到個舊礦區實習，沿山間羊腸小徑徒步近30公里，斷黑時纔到達礦區，順利完成實習任務。“這次實習對我後來在四川北碚中國地理研究所跟隨楊克毅先生進行嘉陵江北川鐵路礦區調查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當然，這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整個中大地理係群體，能在澄江艱苦歲月裏繼續保持堅定科學信念、旺盛求知慾望，以及飽滿熱情，爲科學救國、爲實現個人理想和人生價值而刻苦地學習，這與林超等地理係教師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1940年初，中大理學院院長何衍璇離開中山大學，林超被任命爲代理院長職務，肩負起更繁重的行政和教學任務。未幾，奉遷昆明新組建的西南聯合大學地學係主任張印堂教授因該係缺乏教師，邀請林超到該校任教，林超遂離開中大到西南聯大史地係工作。中大地理係係主任由吴尚時教授擔任，同樣秉承地理係辦學傳統和優勢，並取得不少彪炳中國地理學史册的成就。

　　七、小結

　　縱觀林超教授在中山大學（含嶺南大學）前後共15年，除去求學時間，實際在中大地理係工作7年，這是他奠定堅實地理學功底，並嶄露頭角的時期。歸結起來，這一是他具中國傳統地理學、文學和哲學修養，二者結合，使他成爲一位具有深厚國學功底和嫻熟外語工具的青年學子。而富於綜合性、區域性和實用性的地理學，很快吸引他的注目，中大地理係甫一成立，他馬上投入她的懷抱，成爲地理係提前畢業第一人。二是他真正掌握地理學德國學派和中歐學派地理思想和方法的真諦，並在實際中應用，故無論在克勒脱納的手下，還是留英和回國以後，他都能以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獨立的思考、不盡的探索與追求，特别是開創性的貢獻，爲地理界同仁稱譽和崇敬。三是他重視和强調野外考察對地理研究教學具有特殊、不可替代的意義。故無論在國内外，他野外考察不止，其學術成就也多爲野外考察的結果，而參考文獻甚少，由此也决定他的成果多有開創性，爲書齋式學者所難企及。這樣，青年時代的林超作爲一顆地理學新星，在嶺南大地冉冉昇起，和其他中國近代地理學先輩們一樣，以他們的一系列開拓創新性成果的光輝，照亮了中國地理學大地。而從林超整個人生軌迹來説，他在中大地理係這段經歷，正是一個關鍵性起點。自此，他在地理科學道路上披荆斬棘，不斷取得新成就而爲中外地理界矚目。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大地理係作爲中國地理學在南方一個摇籃，實至名歸。

　　（原載《嶺南考古研究》第11輯，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