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先生爲我國歷史地理學一代大師，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教學工作60多年，在地理學多個領域取得許多開創性成就，培養了一大批地理科學人才。在歷史地理學基本理論、城市規劃、名城保護、沙漠整治、申遺、科普和國内外學術交流，帶領中國地理學前進等方面，建樹纍累，留下寶貴的科學文化遺産和精神財富，彪炳於中國地理學史册。

　　一、從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

　　沿革地理是我國傳統地理學的主流，自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創立以來，沿襲了2000多年，對認識一個區域政治建置、物産、風土、人口、山川形勝等作用匪淺，故備受重視，是地理學的圭臬。但沿革地理只提供相關地理資料和作爲歷史學研究的輔助工具，未涉及地理規律的探討，存在極大不足，顯然不能適應近現代地理學發展要求和地理學爲社會經濟服務的需要。在這種背景下，侯先生回國後發表第一篇論文《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明確提出將大學中開設“中國沿革地理”改爲“中國歷史地理”，“其内容不以歷代疆域的消長和地方行政區劃的演變爲主，而以不同時代地理環境的變遷爲主，這樣應該從史前時期開始。舉凡每一時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變遷，如氣候的變遷、河流的遷移、海岸的伸縮，自然界動植物的生滅移徙，以及地方的開發、人口的分佈、交通的狀况、都市的興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討論範圍之内。”這一建議首先北大實施，後爲其他院校接受，相繼開設歷史地理課程，歷史地理自此在我國迅速傳播開來。1959年侯先生在《十年來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中總結，有關歷史地理的研究和探討，“遠遠超出舊沿革地理的範圍，而爲今後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建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當然這不是沿革地理的結束，而是發展到一個更高級的階段，即歷史地理，侯先生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之功不可没。與此同時，侯先生相繼發表系列論文，闡述了歷史地理的科學性質、任務、方法、作用等基本理論，並以親自參加城市歷史地理研究、城市規劃、改造、沙漠治理、編繪歷史地圖等實踐，不斷驗证和豐富這門新興學科，並獲得國内外同行的認同，從而在我國完成了從沿革地理到歷史地理的轉變。侯先生1979年出版《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收入了他的主要論著，成爲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經典和這門學科水平的標誌。

　　基於歷史地理學的邊緣性質，在我國不少人是從歷史學進入歷史地理領域的，故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歸屬成爲一個重大争論問題。歷史學科出身的人把它歸入歷史學，而地理學科出身的把它歸入地理學，前者屬文科，後者屬理科。這不僅是學科歸屬管理之争，而涉及到歷史地理學發展方向和實際應用等問題，不可等閒視之。侯先生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辯證關係學説，根據歷史地理學所承擔復原過去時代地理環境，以及直接有助於經濟建設等任務，認爲“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化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無可置疑的。”並有針對性地指出：“有人把歷史地理學僅僅看成是歷史學的一門輔助性學科，這是地理學家所不同意的。在中國如此，在外國也是一樣。”這一科學論斷獲得歷史地理界的廣泛認同，1956年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内設歷史地理組，後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杭州大學地理係設立歷史地理專業碩士點和博士點，按地理學要求培養研究生，取得良好效果；更由於歷史地理在我國方興未艾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令人信服地説明它是地理學一部分，而不屬歷史學範疇。試想如果是後者，怎能復原過去地理景觀，爲社會經濟建設提供决策參考。因研究時間過程的歷史學，缺乏地理學各分支地形、氣候、水文、植被、土壤和人口、城鎮、交通、土地、産業等學科知識和技能，無法勝任地理學内以上任務。這反证了歷史地理學爲現代地理學一部分是非常正確的，是一個不争的事實。可悲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基於復雜原因，歷史地理學在學科管理上又歸入歷史學，不但造成管理工作的極大混亂，也不利於學科人才培養。侯先生對此痛心疾首，憤怒地指出“領導機構如此認爲，實屬學術發展史的倒退。”在科學發展歷史上，一門新興學科出現反復，甚至倒退並不罕見。但事實終將證明，侯先生終身爲之奮鬥而得來的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一部分這個結論是無可置疑的，就像伽利略當年大聲鼓與呼：“地球仍然在轉動”一樣。

　　二、城市歷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

　　人類歷史表明，城市是人類文明爲中心，是區域經濟集聚和輻射中心，故城市研究爲多個學科所注意，地理科學也首當其衝，加入城市地理研究之列。但城市地理研究，必須從城市起源、選址發展歷史開始，繼擴及其他方面，這都屬城市歷史地理研究對象。

　　侯先生窮其一生之力，主要集中於以北京爲中心的城市歷史地理研究，並取得輝煌成就，爲他一生學術頂峰。

　　侯先生自青年時代起，就深受故都北京風物感召，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即經常盤桓於北京街市胡衕。1946年，他負笈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係，投師於著名歷史地理學者達比（Clifford·Dayby）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即爲《北平歷史地理》，完成於1949年。侯先生由此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這是中國地理學史上第一篇城市歷史地理論文，實是一部專著。内容含北京地形、區位分析、區域文化、水系、城市形態分析等，初爲英文，2013年由鄧輝譯成中文，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凡16萬字。時過64年，仍是北京歷史地理的經典之作，集中體現了侯先生城市歷史地理思想精華，具有重要的學術和應用價值。賴有其書，北京城市起源、造址、布局，發展脈絡、功能定位，文化差异，城市形態特點和變遷等一覽無遺，爲北京作爲首都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提供不可或缺的參考。書中大量北京城市變遷的插圖，堪爲北京“地理剖面”的範本，充分體現了導師達比和侯先生的歷史地理思想和工作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説，侯先生這篇學位論文，早已超越沿革地理範圍，進入真正的歷史地理學科學領域。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開展大規模建設和改造。侯先生爲配合這種轉變，進一步研究北京歷史地理，先後發表了10多篇關於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研究論文，如《論北京建城之始》、《北京城的興起》、《燕都薊城，城址試探》、《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等，從宏觀上和微觀上復原了北京城市從公元前1045年薊國建城到清末3000多年的興起、山川、水系、宫闕、街道、坊巷、市場等布局，城墻建築等歷史變遷，提供了北京在各階段歷史剖面；繼深入分析了影響北京城市發展的水文、地形等地理要素，城市規劃和建設中的理念、布局變遷、天安門廣場的演變，特别是《從北京到華盛頓》一文，比較了兩個性質不同國家首都設計主題思想异同，指出拆除紅墻，擴建天安門廣場，體現了北京作爲全國政治中心的特點和“人民至上”主題思想；而華盛頓城市規劃設計反映“人權爲主”、“三權分立”理念。這都歸結於兩種社會制度差异，這對北京和其他城市規劃建設很有啓發作用。

　　侯先生對華北地區城市歷史地理也傾注了巨大努力和熱情，先後研究了承德、邯鄲、淄博等城市，包括它們的起源、發展、人口、建置、建築、環境等變遷，復原了它們在各個時代的風貌，勾勒主要城市建築位置和景觀，提出了在新社會條件下城市改造和建設的原則，乃至布局等很有理論和實用價值。這些論文已成爲當地城市規劃和建設不可或缺的參考。

　　侯先生在豐富的城市歷史地理研究和規劃的經驗基礎上，致力於這方面的總結和理論提昇，有力地推動城市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侯先生指出，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應包括其城址起源、演變、城市面貌的形成及其特徵、城市位置轉移及其規律、地區開發與城市興衰的地理要素作用等。並提示，這些研究内容，對城市規劃甚有參考意義。以個人實際參加一些城市和區域規劃經驗而言，這些内容要點不只在認識城市的歷史有指導作用，而且在分析城市性質、功能歷史，確定城市規劃方案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筆者按此研究廣州城市選址於珠江之濱，白雲越秀山下，具舟楫之利，爲海上絲路起點，歷史上長期對外開放，以商業貿易爲城市主要功能和基本活動，城市中心2000多年不變，對廣州作爲一座商貿城市定性非常準確。而選址得當，城中心不變，又使廣州長盛不衰，發展爲歷史文化名城。這些結論，離不開侯先生城市歷史地理理論指引和實证研究。

　　三、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先驅

　　我國西北地區，沙漠廣布。由於自然變遷和人類不合理活動，風沙爲患，史不絶書，尤其是沙漠化問題日趨嚴重，危及民生。雖然不少人認識到這種危害和它的發展趨勢，有關部門和地方當局也做了一些防沙治沙工作，但並未能根本改變沙漠化進程。并且有些治沙防沙工作，因未找到歷史根源，而采取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辦法，收效甚微。而歷史地理學在這一領域可以發揮巨大作用，侯仁之先生是將這一學科應用於沙漠研究的先驅。他的研究成果，不僅有重大科學理論意義，更重要的是對防治風沙，指明瞭正確方向，其功至偉。

　　1958年以後，“向沙漠進軍”，“要向地球開戰”，“把沙漠變成良田”等口號盛行於中國大地，並成爲成千上萬人的行動，也是“大躍進”的一部分。侯先生憑着他敏鋭的科學觸覺，預感到這可能事與願違。抱着對人類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科學負責的態度，自60年代初開始，即在不同場合發展演講和論文，並持續了近30年從事沙漠野外考察，足迹遍及寧夏、甘肅、内蒙等省區，重點在烏蘭布和、紅柳河、陝西榆林、寧夏河東、居延和陽關地區等。發表了《歷史地理學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務》、《從人類活動的遺迹探索寧夏河東沙區的變遷》、《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從考古發現論证陝北榆林城的起源的地區開發》、《居延和陽關地區沙漠化的初步考察》等論文，提出了“人造沙漠”説，即這些地區環境變遷、沙漠的形成和沙漠化推進，是人類不合理活動，破壞森林、草原産生的嚴重後果。這對當時學術界普遍認爲，我國沙漠是第四紀時期形成的，歷史時期没有什麽變化的定論是一個大膽挑戰和顛復。侯先生“人造沙漠”説，有以上地區歷史文獻和野外考察成果支持，堅挺有力，不容置疑。這在當時已引起中外學界注意和折服，在中國地理學史上開闢了沙漠地理研究的新篇章。更爲重要的是，在當時全國“大躍進”高潮中，在科學和理性被蔑視，“人定勝天”觀念被奉爲至高無上，各種政治帽子亂飛的背景下，侯先生爲不所動，以堅持科學真理精神，堅定地提出了“人造沙漠”論，這需要多大的膽識和勇氣。當然更在於他手握科學真理，才喊出了時代最强音，振聾發聵，爲避免盲目開墾、改造沙漠、可能帶來的生態灾難作出重大貢獻。而侯先生不顧個人安危，獻身沙漠研究的大無畏精神，感人至深。在經歷十年動亂、摧毁以後，1978年6月4日，侯先生又踏上了考察大西北沙漠的征途。他在《塞上行》散文中，滿懷激情地寫道：“科學的春天終於來到了，浩盪的東風把我送上再次前往大西北沙區的征途。”這發出肺腑的心聲，令人無限欽佩。

　　近年，人類對沙漠的干預比過去强度更大，防沙治沙任務也更繁重，不但北方地區，連東部沿海的一些地區的海岸風沙也在肆虐。十多年前，已有《風沙緊迫北京城》的報導。這幾年，北方不少城市出現嚴重霧霾，原因雖很復雜，但與人類不合理活動不無關係。由此也驗证侯先生關於“人造沙漠”的見解多麽深刻和卓有遠見，也爲當前治沙和霧霾提供决策參考。

　　四、歷史地圖編制的巨匠

　　地圖是地理學第二語言，也是我國傳統地理學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宋代以前地方誌也稱“圖經”，地圖居主導地位，以後圖少文多，但地圖總不可或缺。然而，即使利瑪竇傳入地圓之説，經緯度用於製圖，甚至在清初全國緯度測量基礎上編繪的地圖，也仍以沿革地理圖爲主。如清光緒年間粤督張人駿編纂《廣東輿地全圖》也是沿革地理圖，甚至新中國成立後多個單位編纂出版地圖，除專業性地圖以外，主體仍是沿革地理圖。原因是我國傳統地理學以沿革地理爲主，沿革地圖自不能超越這個整體格局之外。

　　自侯先生將沿革地理改造爲歷史地理，納入現代地理學範疇以後，沿革地理圖也實現了這一歷史性轉變，開始按照歷史地理學理論、知識、體例和方法，繪製真正曆史地圖。即將復原了的自然、人文地理現象用地圖的語言加以表示，這就是歷史地圖，有别於以政區建置變遷爲主沿革地圖。1960年，廣東省科委組織編繪《廣東省地圖集·歷史地圖》仍是政區沿革地圖和政治、軍事鬥争地圖。（1972年印刷，未公開出版）。1965年，侯先生經當時北京市長萬裏轉達周恩來總理指示，着手繪製《北京歷史地圖集》。基於各種原因，這一圖集第一集於1985年出版發行，内容仍爲北京市政區與城市沿革圖，但這只是編繪第二、三集的基礎。侯先生在本集《前言》中説：“如果按一系列有重要内容的圖幅，例如有歷代人口的分佈、交通的變遷，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以及自然環境諸要素的變化等等，這樣才能看到北京城及整個郊區發展演變的全貌。”這才是完全意義的北京歷史地圖集。侯先生在完成第一集以後，即於1995年底出版第二集，内容爲北京舊石器到新石器遺址分佈和環境變遷，特别是農業萌芽的出現，“這是歷史地理研究的開始”。此後，侯先生又主編第三集，包括上述北京人口、交通、經濟社會與自然環境歷史變遷等内容。該集業已完成編繪，正在出版中。這樣，以《北京歷史地圖集》1—3集爲標誌，反映歷史地理學在歷史地圖方面新成就，侯先生是第一人。當然，其他省區也出版相類似歷史地圖集，如《西安歷史地圖集》、《上海歷史地圖集》、《天津歷史地圖集》、《廣東歷史地圖集》、《山西歷史地圖集》等，雖各有千秋，但就圖集内容之廣泛、時間跨度之長，體例之無備，面世時間之早，印刷之精美而言，當首推《北京歷史地圖集》。而這又是以侯先生爲首一批地理工作者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説，侯先生無愧爲我國歷史地圖編制的巨匠。

　　五、爲中國地理學史寫豐碑

　　中國地理學史是地理學一個不可或缺組成部分，且與歷史地理學有密切關係。侯先生在研究歷史地理之同時，也致力於中國地理學史的研究和寫作，成就斐然，在中國地理學史上樹立了一座高大的豐碑。

　　侯先生在這方面成就，一是代表性地理學家其人其書的介紹，二是發展中國地理學史，兩者相結合，搆成侯先生中國地理學史體系，堪爲這一學科領域之翹楚。

　　黄河在歷史上很長時間是條害河，涉及社會治亂，治理黄河歷爲中央政府大政方針。侯先生對黄河問題注意有加，早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就參加了禹貢學會組織的黄河後套水利考察，深刻影響到他對治黄問題的重視。1936年，侯先生在燕京大學學士論文《靳輔治河始末》，凡9章近7萬言，論述清初靳輔治河過程、方案制訂、中間波折，及相應評價，後以群議峰起，勒輔被迫去職，治河未果，但精神可嘉。其後，治河重任落在陳璜身上。1937年，侯先生即在《大公報·史地週刊》發表《陳潢治河》論文：高度評價陳潢治河“束水攻砂”和“測水法”的貢獻。1959年又發表《清代杰出的治河專家陳潢》，深切懷念這位爲治黄獻身的水利專家。治河涉及地理學和相關政治、社會等多方面，靳、陳治河，在地理學史上占重要地位，侯先生論文爲他們記下濃重一筆。

　　中國地理學史上杰出地理學者代有其人，他們也進入侯先生學術視野。侯先生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用地理科學的原理和方法評價他們的學術成就、貢獻和影響。這包括了酈道元《水經濟》、徐霞客及其遊記、顧炎武及其《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指出酈道元《水經注》，“内容豐富多彩，而且文筆絢爛，體例謹嚴，不但是一部地理著作，還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根據《水經注》，可能使人們進行那一時期的歷史地理學的‘復原’，這是該著對歷史地理學最大貢獻。而徐霞客不僅是石灰岩地貌考察的先驅，“在全世界來説也是無可争辯的先驅者”，而且是“時代先驅”，“在地理學的發展史上所做出超越前人的貢獻”，“冲破了舊傳統的桎梏，向着探索大自然的新方面闊步前進。”對於明末清初啓蒙運動思想家和軍事地理學家顧炎武，侯先生1940年在燕京大學的碩士論文《續〈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之部》，即爲續顧氏之作而發，洋洋灑灑，凡16萬言，涉及山東之運河、黄河、小清河諸水，含其自然概貌、水利航運變遷和流域分區等，補充顧氏原著欠缺，受到指導教師很高評價。1962年再發表《顧炎武——把地理研究作爲政治鬥争工具的啓蒙運動思想家》，熱情讚揚顧氏樹立起“經世致用”大旗的地理知識用於改造社會，高度肯定顧炎武“拯斯人於涂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一手握筆一手執劍之人”，是一個“堅强的和偉大的”志士仁人。

　　爲了讓青年學子瞭解中國地理學發展規律，侯先生十分重視地理學史教材的建設。1958年，以他爲首編纂了我國第一部適合當時要求的《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1962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爲高校教學使用。與此匹配，侯先生又主編了《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編》，這對新中國地理學思想史和地理知識史教育和傳播，貢獻匪淺，至今仍是中國地理學史一部必讀教科書。

　　六、出色的歷史地理科普學者

　　歷史地理學既古老又年青，因其年青，而不爲青年學生和社會各界所認識而迷霧重重。侯先生既是一位歷史地理學問大師，同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地理科普學者，將歷史地理知識普及到社會，並爲人認識，廣泛流傳。侯先生是我國歷史地理科普教育第一人。

　　在北大任教幾十年間，每逢新生入學，侯先生都會給北大、清華等校新生作北京歷史地理報告，將刻板城市歷史、發展、文化風貌講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侯先生演講激情澎拜，神彩飛揚，傾倒在場聽衆，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北京歷史地理幾乎成了兩校新生第一課。也由於此他們都自稱爲侯先生學生，不少已退休人士，也衆口一詞如此。而爲了讓更多的人認識首都，侯先生還創作《北京史話》、《歷史上的北京城》，作爲吴晗主編《歷史小叢書》、《地理小叢書》一種，流傳甚廣。文革時由此受到“吴晗事件”株連，受盡苦頭。另有《燕園史話》也備受歡迎。特别是侯先生以“史話”形式介紹歷史名城、名鎮、名園，也是一個體裁創新。後有不少城市傚法，如徐俊鳴、郭培忠等《廣州史話》即繼《北京史話》後推出，被譽爲名城史話的“雙璧”。

　　七、歷史地理教育大家

　　我國歷史地理人才匱乏，亟需培養這方面的專門人才。侯先生以北京大學爲平台，終生致力於歷史地理教育。據統計，以侯先生個人名義招收或指導過的研究生，文革前有鄭景純、朱士光等5人，文革後有尹釣科（1965年入校），於希賢、唐曉峰、李並成等碩士生14人，博士生有司徒尚紀、韓光輝、張寶秀、鄧輝等9人；博士後有韓茂莉、張國雄等4人。以上共32人，皆爲我國歷史地理骨幹，至今仍活躍在學科第一綫，成就斐然。至於考古、文物、城規、水利、環境、測繪、史志等各界人士前來諮詢、討教於侯先生的，更難以曆數。又侯先生長期擔任北大地（質）理係主任，深受侯先生歷史地理思想熏陶或影響的大有人在，在一定意義上説，他們也是侯先生學生，可謂“侯門深似海”。

　　八、領導中國地理學前進

　　侯先生是一位卓越地理活動家和發展戰略家，他長期擔任中國地理學會和《地理學報》領導職務、北京城市規劃、文物保護專家，洞悉中國地理發展歷史、現階段特點、矛盾和問題，加上他有廣泛國際學術背景、高屋建瓴學術視野，故能領導中國地理學闊步前進，建樹良多。

　　1984年，侯先生在美國講學，獲悉國際上有《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和“世界遺産委員會”，憑着學科本能，他馬上意識到中國應加入這個條約和組織。回國後，他聯合文博、建築專家鄭孝燮、羅哲文、陽含熙共同簽名向全國政協、全國人大提交參加這個公約的提案，很快獲得通過，1985年中國成爲這個公約的締約國之一，1999年又成爲“世界遺産委員會”成員。以後中國有了北京猿人遺址、泰山、長城、兵馬俑、莫高窟、平遥、麗江、開平碉樓與村落等世界文化遺産和一大批自然遺産，蜚聲全世界，爲中華民族贏得很高聲譽。侯先生作爲中國申遺第一人，功高至偉，無人可比。在申遺背景下，歷史地理發揮很大作用，學科也得到很大發展，從過去默默無聞走向廣闊申遺研究，聲名鵲起。因申遺涉及歷史文化衆多方面，歷史地理作用不可或缺，能大顯身手。例如廣東“開平碉樓與村落”申遺成功，侯先生博士後、今五邑大學副校長張國雄即爲首席科學家，他爲此做了大量歷史地理研究，爲申遺提供了不可必缺材料，堪爲歷史地理爲現實服務一個最成功範例。

　　侯先生經畢生努力，才在現代地理學内建立起歷史地理學。當這一科學成果受到挑戰，他會勇敢、堅定地維護自己科學成果，維護學術尊嚴。例如近年，歷史地理學在學科和學位管理上歸入歷史學範圍，回到了原點。侯先生1991年1月14日給筆者信中説：“有人從歷史學的研究中來進入歷史地理研究的領域，有其特點。但是把歷史地理學列爲歷史科學，真有些‘望文生義’。領導機構如此認爲，實屬學術發展史的倒退。”這個警告是嚴重的，但這樣的領導大不乏人，所以歷史地理學性質的争論還會繼續下去。但有了侯先生開拓的事業，歷史地理學在現代地理學之内，相信會得到更好發展。

　　作爲歷史地理發展戰略家，侯先生更關注的是學科在全國布局。這是他推動歷史地理學在全國發展的重要步驟。他在1991年1月14日給筆者信中，提到“考慮到我國當前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心布點；華東有復旦和杭大；關中有陝西師大，人力較多。您在嶺南，有所繼承；李並成在河西，也是後起之秀。殷切希望您們兩位通過自己的研究，把華南和西北的歷史地理學帶動起來，發展起來，都是大有前途的。”對北京地區歷史地理研究和力量部署，侯先生更關注有加。他在同一信中告訴筆者。“在北京，我已年届八旬，幸體質粗壯，且後繼有人，只是力量尚不勝任日益增加科研工作。目前學校增加編制有困難，最近有希望成立‘歷史地理學’博士流動站，就近吸取初獲博士學位的青年同志參加工作。同時還要繼續加强和北京社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進行合作，這都是加强首都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所必需的。”在侯先生的努力下，北京正發展爲在地理科學内從事歷史地理的最大中心，各有學科和區域特色。這個格局，是歷史地理長期發展的結果。但北京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代表着歷史地理科學研究的正確方面，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侯先生畢生研究的一項重大成果，只要堅定不移走下去，其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這是對侯先生歷史地理在全國布點戰略最好回應。

　　（原載李勇先主編：《歷史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暨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歷代治理研究  2014年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學術研討學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