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性是地理學一個最主要特徵，舉凡一切地理研究，都發端於區域，歸結於區域。離開區域，地理研究無异釜底抽薪。故長期以來，區域地理被視爲地理研究的高峰。侯仁之先生作爲一代歷史地理學大師，一再强調地理科學和研究的這個特點，多次重申區域研究的必要性。個人在學習侯先生著作和給自己的學術通訊中，不止一次深受感召，受益匪淺。個人認爲，高度重視區域的歷史地理研究，是侯先生學術思想一個核心，並貫穿在他學術生涯的始終，爲此取得許多杰出成果，彪炳於中國地理學史。

　　一、論著中歷史地理研究的區域觀念

　　侯先生對西方地理學有深入研究，熟悉地理學各流派、各國地理學之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歷史地理學真正發展起來，區域或景觀成爲歷史地理研究一個中心。侯先生在1982年發表的《歷史地理學概述》中，羅列了德國地理學者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一書中關於區域觀點，及歷史地理學“不能僅僅限於國家疆域和地點的描述。”並指出與赫特納同時代另一位地理學者施吕特爾也使用歷史地理學方法來分析所謂“地區的景觀”。“他們兩人都注意到地球表面特徵的多樣性，這就是後來所説的‘區域差异’”。“赫特納强調了一個區域的特徵如何反映自然地表的基本模式，而施吕特爾則注重造成一個區域特徵之間的相互關係。”在這裏，侯先生十分認同赫特納和施吕特爾所重視的“地區的景觀”和“區域差异”觀點。這都是區域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對地理學思想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哈特向《地理學性質》一書繼承早期康德和李特爾關於地理學是空間科學、歷史學是時間科學的觀點提出質疑，侯先生認爲，“這裏存在的問題是時間因素被排除在外了，實際上在研究一個地區在過去時代的空間模式，從而復原其地理剖面，無疑是地理學的基本内容。”哈特向爲回答對他前書的争論，後又寫了《地理學性質的透視》一書，主張“只要注意力集中於地區性，就是地理，而不是歷史”。侯先生反復引述這些地理先輩們的論述，實際上是與他們站在同一學術戰綫上的。

　　新中國成立後，地理學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推動了學科發展，區域研究受到空前重視。侯先生爲此指出：“綜合性的區域地理描述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從個别區域出發，擴而廣之，一直到整個國家歷史地理的描述，也就成爲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一部完整的《中國歷史地理》可望由此而完成。”這一預言中的著作後成了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之一的《中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由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及其弟子們完成。

　　近年，區域歷史地理著作不斷涌現，如1981年於希賢《滇池地區歷史地理》，孫進己《東北歷史地理》，1993年周逸麟《黄淮海平原歷史地理》，1997年陳代光《中國歷史地理》等，説明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已成爲歷史地理發展一個主要方向，侯先生在這一領域的預見得到充分驗证。

　　侯先生在給他學生寫的論著序言中，也反復强調區域研究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對區域開發的現實意義。1987年爲拙作《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所寫序文中，指出“這部專著既爲目前至關重要的海南島的開發，在决策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參考，同時也爲區域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肯定筆者“選擇了海南島這個具有極大特點而又急待開發的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作爲研究對象。在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從錯綜復雜的各種自然和人文的因素中，抓住了土地開發這一中心環節，揭開了這個號稱我國一大寶島却又是經濟開發最爲緩慢的地方……進行了在一定程度上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對區域地理研究方法，作了透徹的剖析，成爲他區域地理研究思想另一個組成部分。侯先生爲拙作寫道：“在區域歷史地理的寫作中，根據縱向研究或地理演進的方法論，如何通過一系列的不同時代的地理剖面，來有效地進行區域描述，在我國還是一個有待驗证的問題”，本書“利用一種完全可能的框架結構，通過一項專題的研究，提供了地理學上的透視，同時也顯示了沿革地理在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被有機結合的可能性。”這一論述，具有歷史地理方法論的意義。近20多年來筆者在歷史地理、文化地理方面取得一些成就，離不開侯先生這個方法論的教導。

　　二、科研活動的區域觀念

　　侯仁之先生不僅是我國歷史地理學一位奠基者，在區域地理研究上有上述理論建構，而且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區域地理實踐家，終身以一個大地理區域爲對象，開展自己的科學活動，並取得巨大成就，也驗证了他的區域地理研究觀念。

　　侯先生的科學活動，縱横華夏大地，但主要在北方，包括北京、黄河河套、内蒙古烏蘭布和、河西走廊、黄土高原、華北平原、山東丘陵、渤海之濱、東三省，以及江南水鄉等，都留下深深的足迹。但這些地理單元，既是他專題研究的對象，也都是依託區域，不完全是某一特定地理現象，而涉及區域的衆多方面，可以説是區域背景下的專門研究，其成果又同是區域研究的核心和閃光點。例如北京城市歷史地理是先生終生研究對象，也是成就最輝煌的一個領域，但所涉及的領域十分寬廣，舉凡北京地理環境及其變遷、城市起源、歷史演變、功能、布局、建築形態、文物古迹、人口遷移、文化傳播、園林勝景、舊城改造、城市規劃、産業開發等，無不覆蓋在内。而哪怕乍看只是一項很小的專題研究，也是在某一區域背景下開展的。例如1985年發表在《北京日報》上的《保護盧溝橋刻不容緩》短文，即將盧溝橋置於整個北京市和華北平原背景下，闡述它的建築緣由、歷史變遷、歷史價值、損毁現狀，最後提出保護建議，實際提供了以盧溝橋爲核心的的周邊歷史地理概貌。這一建議是當年8月15日見諸報端，8月24日北京市政府即作出决定，禁止機動車、獸力車通行，侯先生的建議對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實際上，自20世紀80年代錢學森提出建立“地球表層學”以來，區域研究機進入一個新階段。1990年11月，中科院地學部提出“發展我國地學若干重大基礎性課題”共16項，其中“主要措施”就寫道：“選擇區域鏈，例如黄河鏈（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華北平原—渤海—黄海）進行系統研究，争取在人與自然相互作用機理和人地系統調控模型方向有較大進展。”侯先生據此提出將北大“歷史地理研究室”調整爲“歷史地理研究所”，以擴大重點研究地區，並提出以他爲主編繪三册《北京歷史地圖集》，包括整個北京地區。第三册，則表示北京歷代人口分佈、水陸交通的變遷、農田水利的開發，以及可能表現出的經濟文化現象。侯先生指出：“這三部圖集，既是歷史地理科學研究的成果，又是進一步探討北京地區近千年人地關係的必要參考。”故可認爲，這三册歷史地圖，都是北京區域歷史地理的優秀作品。

　　侯先生不僅首先提出地學部“區域鏈”概念，而且創造性地提出“潮河鏈”、“灤河鏈”和“潮灤鏈”，作爲區域鏈研究的主要對象。其中從北京向北上溯到内蒙古高原東南邊緣，即承德地區西半部、北京地表水來源的密雲水庫上游地區，是爲“潮河鏈”；與潮河平行南流的灤河，東南流至潘家口水庫，經人工導流入天津，是爲“灤河鏈”；潮河和灤河發源於内蒙古高原東南，順勢流經灤平縣和承德縣，穿越燕山，直到京津地區，最後注入渤海，這兩河被稱爲“潮灤鏈”。 這三大地理區域的提出，無疑爲區域地理研究指明瞭方向，也是侯先生歷史地理研究的區域觀念的一個集中表現。在他的指引下，北大曆史地理的研究生、博士生和教師等紛紛以這三個“區域鏈”作爲學位論文或各類科研基金選題，開展調查考察，取得豐碩成果。如唐曉峰關於岱海地區遠古人地關係，韓光輝、顔廷真關於清代以來西遼河流域人地關係，張寶秀更直接以《灤河潮河中上游地區環境變遷研究》爲論文選題，堪爲“區域鏈”研究的一個範例。而鄧輝、韓茂莉關於清代承德木蘭圍場地區，唐亦功關於京津唐地區環境變遷等的研究成果，無不彰顯侯先生區域地理思想的光輝。

　　三、歷史地理研究的區域分工觀念

　　侯先生的學術視野不局限於他研究的地區，而廣及全國。他從學科發展歷史、現狀和未來出發，高屋建瓴地把握學科發展方向和力量配置、研究地域的分工，搆築起全國歷史地理研究的布局藍圖，卓有成效地指導這一學科研究，這同樣充分反映他的歷史地理研究的區域觀念。

　　1984年秋，筆者進入北京大學，成爲侯先生的博士生。第一次見面時，侯先生就非常明確地告訴我：“按照歷史地理在全國的力量部署，你畢業後不能留在北京工作，必須回到嶺南去。”筆者非常佩服先生的高瞻遠矚，對於歷史地理學科，他不但是一位大學問家，而且是一位學科發展的戰略思想家。入學才2個多月，侯先生即從全國視野出發，認爲海南島是一塊大有希望的土地，並預感中央會對海南島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措施，基礎研究必須走在前面。於是建議筆者以海南島歷史土地開發作爲學位論文選題。經過2年多的努力，論文完成了，對海南建省，發揮了一定作用。而從歷史地理學科意義觀察，海南島作爲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域單元，研究其歷史上土地開發，實涉及海南歷史地理各個方面，無异於海南區域歷史地理，填補了這個海島研究一項空白，反映侯先生科學眼光之獨到、研究區域决策之遠見和高明。

　　當個人從北大回廣州工作碰到許多預料不到的困難時，侯先生又一次以學科戰略家的决心和藝術，使個人仍能站住脚跟，贏得一席之地，賡續徐俊鳴、吴壯達、曾昭璇教授開創的嶺南歷史地理研究事業。原來是基於復雜的歷史原因，筆者不爲母系所容，打亂了侯先生關於歷史地理在全國力量部署。侯先生得知這一狀况，兩天内連給筆者寫了兩封信，其中1987年5月27日信中説：“現在有信説，海南大學尚未設地理係，這樣也好，您用全力培養研究生，同時多要考慮如何以廣州爲中心、以地理學會爲機構，把我國最南方的歷史地理研究基地進一步發展起來，這就需要在中山大學加强培養歷史地理的專門人才，並和當地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同志們加强聯繫，更應多向曾昭璇教授請教。”但此事並未能圓滿解决。後廣州市社科院張克東教授給侯仁之寫信，反映廣州歷史地理研究隊伍狀况。這年5月28日，侯先生在給筆者的另一封信中寫道：“張克東同志的5月20日的來信，講到中山大學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困難，因此曾和昭璇同志研究，是否可由陳代光同志牽頭在暨大成立一個‘華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您知道，我一直認爲從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來看，在廣州建立一個研究中心，具備戰略布局的重要意義。中山大學地理係有困難去承擔這一極有前途的重要任務實在可惜。而暨南大學除去有開明的校領導外，又有專攻歷史地理的陳代光同志參加主持歷史係的領導，如能承擔這一重要任務，應是没有什麽問題的。……我願意做我一切可能做的事以推動這一設想的實現。如果在暨大的（華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能够建立起來，克東同志希望您和他自己都調到那裏，以支持代光同志辦好這個研究中心。”但侯先生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1996年中山大學原有的一個歷史地理碩士點也被取消，歷史地理在廣州基本處於斷層階段。直到新世紀來臨，暨南大學從陝西師大引入郭聲波、吴宏岐、王元林等一批歷史地理學新秀，並成立歷史地理研究所，歷史地理得以在廣州重整旗鼓，走上繼續前進的道路。侯先生當年在暨大成立歷史地理研究機構的設想，總算有了一個結局。近年，中山大學歷史係也設置了歷史地理專業碩士、博士點，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並建立了相應的研究機構，使嶺南歷史地理研究出現新局面。不過，暨大和中大曆史係的歷史地理是按歷史學性質設置，與侯先生爲之奮鬥了半個世紀才被接受歸入地理科學範圍的歷史地理不同，前者是文科，後者屬理科。侯先生在1991年1月14日給筆者信中説：“有人從歷史學的研究中心進入歷史地理研究的領域，有其特點。但是把歷史地理學列爲歷史科學，真有些‘望文生義’。領導機構如此認爲，實屬學術發展史的‘倒退’。”侯先生這個警告是很嚴重的。學科性質的改變，歷史地理又回到原點。但有這個學科總比撤銷這個學科要好，從這個意義上説，廣州作爲歷史地理在嶺南重鎮，也是令人鼓舞的。

　　作爲歷史地理發展戰略家，侯先生更關注的是學科在全國布局。他在1991年1月14日給筆者信中，提到“考慮到我國當前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心的布點，華東有復旦和杭大；關中有陝西師大，人力較多。您在嶺南，有所繼承；李並成在河西，也是後起之秀。殷切希望你們兩位通過自己的研究，把華南和西北的歷史地理學帶動起來，發展起來，都是大有前途的。”對北京地區歷史地理研究和力量部署，侯先生更關注有加，他在同一信中告訴筆者，“在北京，我已年界八旬，幸體質粗壯，且後繼有人，只是力量尚不勝任日益增加的科研工作。目前學校增加編制有困難，最近希望成立‘歷史地理學’博士流動站，就近吸取初獲博士學位的青年同志參加工作。同時還要繼續加强和北京社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進行合作，這都是加强首都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所必需的。”在侯先生的努力下，北京正發展爲在地理科學内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最大中心，各有學科和區域特色。這個格局，是歷史地理長期發展的結果。但在北京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代表着歷史地理科學研究的正確方向，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侯先生畢生研究的一項重大成果，只要堅定不移走下去，其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這是對侯先生歷史地理研究的區域觀念的最好回應。

　　（原載卞晋平主編：《仁者之德：侯仁之紀念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