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啓超不僅是清末一位變法維新的領導者，而且也是一位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化大師，在多個學術領域有開拓性的貢獻，爲舉世推崇，於今不减。在文化地理方面，樑氏也是學究天人，多有創新，爲世人所不及，惜其在這方面的開拓性貢獻雖有不少相關論著涉及，但多爲樑氏新史學思想及其案例研究，真正從現代文化地理學視角剖析者不多。實際上樑氏的文化地理思想時爲學界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傳播，堪爲中國文化地理學的一位先驅者，應予充分重視和研究。其文化地理思想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貢獻可歸入以其姓氏命名的“樑學”範疇，大致羅列如下。

　　一、文化發生的地理環境論原理

　　地理環境論（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ory）爲地理學核心的部分，是以人類與地理環境的關係爲對象，研究地理環境的發生和發展、組成和結構、調節和控制、改造和應用的學科，旨在揭示環境這一以人類爲中心的各個自然條件的複合系統之自然規律，爲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服務，故地理環境論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這一學説最早由法國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eiu）提出，經德國黑格爾（G. W. F. Hegel）、英國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等不斷闡釋，從而形成了一套關於地理環境與社會歷史發展之間關係的理論。這一認爲特定的地理環境塑造了一定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繼而影響了人類生活和社會制度的理論隨着帝國主義的擴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蔓延而傳播至世界各地，爲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明治初年，這一理論傳入日本，爲福澤諭吉等啓蒙思想家提供了認識人類文明的骨架和建構民族國家的理論基石。在流亡日本之前樑氏已在中西書籍中接觸到這一理論。在日本期間，他系統地瞭解了這一理論，并親見日本在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衝擊下所表現出來的巨大潜力，認爲“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日漸發生,日漸發達,遂至磅礴鬱積,爲近世史之中心點。順兹者興,逆兹者亡。……民族主義者，實製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故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 他指出：“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扺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地理環境論爲其時迫切尋找構建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以實現救國救民之目標的樑啓超所接受和吸收，並用來詮釋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係。現代文化地理學的一個主要内容即爲文化産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基礎。樑啓超的不少文章均論及了文化發生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尤爲集中地反映在《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亞洲地理大勢論》《中國地理大勢論》《歐洲地理大勢論》《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等文中。樑氏指出：“《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何？因果之謂也。觀乙果可以知甲因，睹乙因可以推丙果。苟持此法以研究天下事物，則能得其公例之所在，有通其一萬事畢之樂。不特此也，既知其果之所必至，又知其果之所從來，則常能造善因以補助之，使其結果日趨於至善。學術之有助於進化，其功在是。”地理與文化的關係即在於這種因果關係。又文化是歷史積澱、是時間過程的産物，故樑氏引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的話説：“地理與歷史之關係，一如肉體之與精神。有健全之肉體，然後活潑之精神生焉。有適宜之地理，然後文明之歷史出焉。”樑氏認爲以這種史地關係觀照廣東地理位置的價值，則廣東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無絲毫價值者也”，但從世界史上觀之，“考各民族競争交通之大勢，則全地球最重要之地點僅十數，而廣東與居一焉，斯亦奇也。”同樣一個廣東，從中國與從全球的視角觀察，其地理區位有天壤之别。樑氏繼從廣東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位置，指出廣東爲東西海上交通孔道的作用，自孫吴至鴉片戰争後，“廣東常爲輕重於世界”，在世界航運史上居頭等地位。樑氏這一高度評價實屬空前，近年屢被援引，予廣東以巨大的聲譽和鼓舞。

　　對於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的關係，樑氏在比較地球上的氣候帶以後，提出“極寒極熱之地，其人窮日之力。以應付天然界之濤迫，猶且不給，以故文明之歷史獨起於温帶。”這是賦予氣候對文明的意義。樑氏的這一觀點實是受法國學者孟德斯鳩“地理環境論”的影響所致。他進而指出：“夫酷熱之時，使人精神昏沉，欲與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嚴寒之時，使人精神憔悴，與天然力相扺太劇，而更無餘力以及他。熱帶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進取；寒帶之人，得衣食太難，而不能進取；惟居温帶者，有四時之變遷，有寒暑之代謝，苟非勞力，不足以自給，苟能勞力，必得其報酬。此文明之國民，所以起於北半球之大原也。”樑氏十分重視地貌類型與分佈格局對文化發生和文化風格的巨大作用，明確指出高原、平原、海濱地區文明發育的差异：中亞、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美巴塔哥尼亞、奥裏諾科高原等，宜於畜牧，居民逐水草而居，實行族長政治，近似國家形態，除血族以外，難以團結，雖産生過成吉思汗、帖木兒這樣的英雄人物，但難成爲一個鞏固的國家，故無文明可言。平原地區，因有河流，土地肥沃、豐饒。中國有黄河、長江，印度有恒河、印度河，巴比倫有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埃及有尼羅河等。這些地區有農業，人皆土著，實行封建政治，由遊牧到定居，有鞏固之國體，數千年前已形成一大國，其燦爛的文明是由平原地形所致。而海濱地區，人類往來全依靠河海。黑格爾説：“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歐洲與美洲、印度交通往來已久，而陸地接壤之亞洲、非洲内地閉塞阻隔，而南北美洲以巴拿馬地峽連接，亞、歐、非三洲以地中海相連，成爲世界文明的起源地。樑氏特别强調海洋對文明的獨特作用，指出：“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自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産爲孤注，冒萬險於一擲也。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瀕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鋭。雖同一種族而能忽成獨立之國民也。”他比較了歐洲、亞洲、非洲、中國、日本、印度等地與海洋交通關係及其後果後説：“蓋由各地孤立，故生反對保守之惡風，抱惟我獨尊之妄見。以地理不便，故無交通，無交通故無競争，無競争故無進步。亞洲所以弱於歐洲，其大原在是。”這個觀點深有見地。

　　樑氏除高屋建瓴地論述物質文明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以外，還提出“若夫精神的文明，與地理關係者亦不少。”他認爲天然物産過於豐富會妨礙人類的理性發展和文明進步，“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則人類不被天然所壓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愛其美，而爲種種之試驗，思制天然力以爲人利用。”即適度優良的環境與資源有利於文明的生成和發展。樑氏認爲近世文明産生於四個方面，即耶穌教、羅馬法、希臘文學和哲學、中國隋唐文明。推動近世歐洲文明進步的最大功勞當屬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這三者由阿拉伯人從中國學習得到，再傳入歐洲。故中國的三大發明是近世歐洲文明的源頭。廣東與阿拉伯人交往最多，故可推測，中國這三大發明有一種可能是從廣東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的。

　　二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先驅

　　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後，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而由此延伸出的“海上絲綢之路”這一稱謂，則是1913年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最早提出的，指的是東西之間和平、友好、平等的相互往來。這一概念不僅是一個海上交通的概念，也同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的概念。自此，絲綢之路研究漸見興起，近年則蔚成時尚，形成“海上絲綢之路熱”。就作爲東西文化交流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而言，樑啓超是一個先驅，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演變、文化交流成就、地位和影響等方面。其發表於《新民》雜誌上的《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發軔於東西交通，實際是肯定廣東在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在此文中，樑氏高度評價了“廣東人於地理上受此天然優勝之感化，其僄悍活潑進取冒險之性質，於中國民族中，稍現一特色焉。其與内地交通，尚不如與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對内競争力甚薄，而對外競争力差强。六朝唐間，商船遠出，達於紅海，尚矣。即自明以來，冒萬險，犯萬難，與地氣戰，與土蠻戰，卒以匹夫而作蠻夷大長於南天者，尚不乏人。”他進而又説：“今之廣東，依然爲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如唐宋時，航路四接，輪檣充闐。歐洲綫、澳洲綫、南北美洲綫，皆集中於此。香港船噸入口之盛，雖利物浦、紐約、馬賽，不能過也。若其對於本國，則自我沿海海運發達以後，其位置既一變；再越數年，蘆漢、粤漢鐵路綫接續，其位置將又一變。廣東非徒重於世界，抑且重於國中矣。”廣東以海陸交通優勢躋身全國、全世界之重要地位，地理區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樑氏對廣東這一評價是空前的，也爲後來認識廣東地理位置的價值提供了强大的理論支持。樑氏又從歷史視野將廣東南海交通分爲東漢開通、晋至隋發達、唐代極盛、唐末南漢衰落、宋代復蘇、元代過渡、明清憂患等七個階段。至鴉片戰争後中西交通已非昔日之盛，“憂患日叢……吾叙述至此，而不禁獲麟之涕也！”即戰後海上絲綢之路的性質已發生了改變，不復如此稱謂了。20世紀中後期以降，各界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分期，皆不出樑氏之外，如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黄啓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等。不僅如此，樑氏對每個階段海上絲綢之路的内涵均有介紹，包括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起始和終止港、途徑國家和地區、口岸、商貿種類、航程、船舶、管理、人物、標誌建築、重大事件、興衰過程和原因、政策作用和影響等，無不言簡意賅，提供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兩千多年的歷史剖面。有賴於樑氏這一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以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爲依託發生的許多重大曆史事件得以披露無疑。比如樑氏明確指出東漢孫吴時，廣州“已有市舶之迹”，六朝時期至7世紀末天寶安史之亂後，“則我粤人握東西交通之海運權者，垂五百餘年。”時西方輸入琉璃，廣東曾招人仿製，雖没有成功，但反映了廣東人苦心學藝的决心。唐代，南方海運之進步亦一日千裏。阿拉伯人東通中國之始，回教隨商業俱東，“一集注於廣州”，廣州建懷聖寺、立石塔（光塔），巋然至今。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母舅蘇哈巴·賽義德·艾比·宛葛素入廣州傳教，卒於廣州，葬於廣州桂花崗先賢古墓。2013年，先賢古墓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唐時廣州爲“全世界之重鎮”，從廣州定期出發的商船有遠至波斯灣、紅海、阿拉伯、錫蘭、林邑等五條航綫，流寓廣州的波斯、大食（伊朗）人達12萬餘人。阿拉伯人蘇萊曼（Sulaymgn）於851年東游中國、印度等地，歸後著《蘇萊曼東遊記》，書中記載時西域諸國稱廣州和廣東分别爲“廣府”（Khanfou）和“支那”。開元初，朝廷在廣東置市舶司。唐中宗末葉，開闢大庾嶺道，“此事於廣東關係極重，自兹以往，廣東始漸爲重於國中矣。”樑氏對廣州、廣東的這些定位，今已成爲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不刊之論，流佈甚廣。如黄樹森《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爲廣東説了什麽》《廣州九章》，韓强《嶺海文化：海洋文化視野與“嶺南文化”重新定位》等書中對廣州、廣東的定位均采用了樑氏之定位。唐僖宗干符五年（878），黄巢攻陷廣州，“除殺中國人外，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殺甚多。死於此役者達十二萬人。”此役後，東來者視絲路爲畏途。五代南漢立國，“虐待遠人，無所不至。故百餘年間，廣東於世界通商之位置，頓衰落矣。”

　　宋代，廣東交通復蘇。熙寧九年（1076）公佈“市舶法”。崇寧元年（1102）諸舶司廢，獨留廣州、泉州兩市舶。南宋時，全國有十二港，“其握霸權者固在廣州。”宋王朝因向契丹、西夏繳納巨額貢品，造成府庫空虚，“於是汲汲求餉源於關税”，至宋徽宗崇寧間“九年之内，收至一千萬，歲百萬緡有奇矣。……‘宋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説明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支持了宋廷。樑氏對此高度評價説：“自宋以前，以廣東之交通，而一國食其利；自宋以後，以廣東之交通，而一國蒙其患，固由人謀之不臧，抑亦其所遇之國族，有以异於古所雲也。”樑氏盛贊宋代廣東對朝廷的貢獻，但宋以後，“元代交通，陸勝於海，故其時之廣東，無甚可紀者。”故元代爲廣東交通過渡期，迨東洋、印度新航路開通，世界形勢大變，“廣東遂爲中國憂患之伏根地”，即地理大發現以後，歐洲殖民主義者東來，開始了侵略掠奪的歷史，廣東首當其衝，海上絲綢之路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以後葡萄牙、荷蘭、西班牙、法國、英國殖民主義者相繼到來，不斷侵佔中國領土主權。鴉片戰争，中國戰敗，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樑氏指出：“自兹以往，廣東之地位一變，全國之地位一變。”廣東首先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全國亦開始面臨同樣的命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也畫上了一個句號。樑氏對廣東交通史（亦即海上絲綢之路史）的梳理和分期是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完成的，並對每個階段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給予了正確的評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樑氏提出以鴉片戰争爲折點，以《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爲標誌，在西方列强的壓迫下，廣東的門户被打開，被西方列强作爲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海上絲綢之路自此告終。這一論斷對確定海上絲綢之路的性質、時間下限是一個科學、權威性的結論，現已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和實際應用中被普遍采納。這是樑氏對廣東中西交通，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一個重大貢獻。

　　三、文化區域差异研究的集大成者

　　我國文化有區域差异，自古已然。在我國最早的一部詩集《詩經》中，國風之流派分野按國别劃分有《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五《國風》，分佈地域很廣，以中原地區爲主，反映了上古文化的區域差异。此後，這種文化區域差异劃分歷代不衰。樑啓超對中國文化區域差异作了一個全面的梳理，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最早提出“文明之發生，莫要於河流。中國者，富於河流之名國也。就本部而三分之，復可爲中南北三部：北部者黄河流域也，中部者揚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發達，先後不同，而其間民族之性質，亦自差异。”樑氏把西江流域納入地域概念，是一個進步。他同時指出：“自漢以後，以黄河、揚子江兩流域爲全國之代表；近百年來，以黄河、揚子江、西江（珠江幹流）三流域爲全國之代表。”這是樑氏地域文化分野的先聲，並爲顧頡剛等學者繼承和發展。顧頡剛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將“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作爲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應具有的四項標準之一，明確提出“對於古史，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爲地域。”樑氏還進一步指出：“如欲徹底的瞭解全國，非一地一地分開來研究不可。”這是樑氏區域觀點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最後梁氏以學術風格爲標準，劃分了文化區。這是現代文化地理學最重要的一個内容，也是地理學研究的高峰，即景觀分區，或曰地理分區，是地理研究的起點和終點。一切地理現象發端於區域，也歸結於區域。樑氏可謂是這種文化區域差异研究的集大成者。《近代學風之地理分佈》即爲其在這方面研究之代表作。

　　首先，樑氏高度重視行政區劃的作用。以行政區作爲分區的地理單元，甚爲便利，“抑舍此而别求一科學的區分法，亦非易易也。”至今行政區或其組合仍是文化分區的一種基本原則和形式。樑氏以近代學風，即今文化地理學所稱文化景觀分區爲分區依據，包括各省區的學術地位、考證學盛衰及其文化、學風省際差异、同一省區内部學風差异、同一地域文化的時代變遷等。按照這些景觀性質的不同，樑氏首先將全國分爲南北兩大區，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分析了南北兩派具有迥然不同的學術風格：  

　　北地苦寒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爲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則古昔，稱先王；内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然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爲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

　　在劃分南北學之同時，樑氏再進一步根據各省區不同的學風、歷史傳統、文化成就和代表人物等，按清末民初中國版圖18行省，附以奉天（遼寧）、蒙古及滿洲，將中國劃分爲20個文化區及若干亞區（吉林、黑龍江、新疆無可記者，暫告闕如），包括直隸及京兆“北學”、陝西“關學”、山西“晋學”、甘肅“隴學”、河南“洛學”、山東“魯學”、江蘇“吴學”、安徽 “皖學”（與江蘇合稱江南，實爲同一文化區，但皖北、皖南的學風差异很大）、浙江之浙西、浙東兩個亞區、江西之“陸王心學”、湖南“湘學”、湖北之文學、金石學和校勘學、福建“閩學”、廣東“粤學”等；特别詳細地介紹了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之學風、學科成就和代表人物，並根據它們内部的差异又作了細分：吴學又分五區六派；安徽分皖北、皖南兩區，其中皖南學者又分五派，浙江之浙東又分兩區，其中寧波、紹興爲一區，温州爲一區。這些學派細分的主要依據是學術思想、地理環境和以人物爲主體的文化景觀差异，爲我們提供了清末民初全國區域文化的縱横剖面。

　　也許是出於對家鄉的感情和近世廣東學風的崛起，樑氏對“粤學”作了重點推介，特别指出了廣東與世界文化的關係，這也是南海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最重要的内涵。樑氏列舉了廣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對世界文化諸多領域的貢獻：如經廣東自西方輸入的宗教有回教、耶穌教（包括景教；迦特力教，即羅馬舊教；婆羅的士坦教，即新教）、佛教等。學術則有曆算（以利瑪竇爲代表，其翻譯西方著作也在廣東）、語學、醫學及其他學科等。語學則有英國耶穌新教傳教士米侖氏(William  Milne)的《英華字典》，成書於道光三年（1823），“實歐亞字書之嚆矢”，所譯皆采用廣東方言。其後“粤人所續編之字典，至今猶見重於學界。”就醫學及其他學科而言，廣東博濟醫院（即今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又稱中山二院），“實爲西醫入中國之始”。又道光年間（1821—1850）在廣州出版的《博物新編》等五種，爲近世科學最早的譯本。廣州成爲了西學傳播的中心。中國輸往西方的文化，其首途亦爲廣東，輸出的除羅盤針、火藥、印刷術以外，還有蠶絲。樑簡文帝大寶元年（550），一個波斯人携帶蠶絲回到君士坦丁堡，“西方之有絲産始此”。另外，陶器也是由廣東人精製後大量輸往西方的。繪畫、美術等也莫不如此，“凡此皆廣東人對於世界文化上之貢獻也。”明中葉，以陳白沙、湛若水爲代表，倡理學，時稱新會學派。嘉慶間（1796—1820），有粵中第一學者海康陳昌齊，其學識廣博，善考證，校注有《大戴記》《老子》《荀子》《吕覽》《淮南》等，又精於算學，爲時人稱譽。清中期，時任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創辦學海堂，開一代學風，“道、咸以降，粤學乃驟盛”，並出現了一大批學者，粤學開始登上全國學術舞台。咸、同之間（1851—1874），廣東産生了陳澧、朱次琦兩位大師，陳澧善考證，學風大體與皖南及揚州相同。朱次琦治理學，主張經世致用，學風稍近浙東，但其主要還是受阮元經解之學的影響，致力於溝通漢宋經學，其弟子中最出名的爲順德簡朝亮和南海康有爲。樑氏即爲陳、朱之再傳弟子。樑氏之友人嘉應黄遵憲爲著名史學家，著有《日本國志》。番禺朱執信也是學海堂人，生平著述甚多，撰有大量的政論文章，“能以學術輔革命”，爲中國近代資産階級革命民主派的革命家、思想家。

　　此外，樑氏扼要地介紹了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奉天、蒙古及滿洲的學風和文化，除四川夙産文士以外，其餘省區或距離文化圈極遠，幾爲化外，或交通閉塞，或爲新開闢之地，學者不多，名家更少。就知名學者而言，在廣西有象州鄭獻甫、藤縣蘇時學、臨桂唐景崇等；在四川有成都楊慎、新繁費密、達縣唐甄、富順劉光弟、綿竹楊鋭等；在雲南有保寧方玉潤；在貴州有獨山莫友芝、遵義鄭珍及其子鄭知同、遵義黎庶昌等；在奉天有鐵嶺李鍇；在蒙古有倭仁，以及在滿洲有七十一、盛昱等。他們皆各有所長，然而却未能改變這些省區在中國學風文化版圖上的寥落狀態。

　　四、勇於自我革新的地理環境論推介者

　　樑氏早期深受英、法、日等國地理環境論的影響，是地理環境論的積極推介者。地理區位、地形、氣候、整體環境特點等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在其論著中多見。如就文化而言，他在《地理及年代》一文中提出中國文化的特點及差异是由上古中國地理環境所决定的。這包括：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區廣闊而富饒，“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於産育初民文化爲最適。故能於遂古時即組成一獨立之文化係。”二是黄河中下游地形平坦規整，使人覺得“自然界可親可愛，而不覺其可驚可怖。”文化“絶不含神秘性，與希伯來埃及异”，生活期間“非有擔當之勞作不能生活，不容純耽悦微渺之理想，故其文化爲現世的，與印度异。”三是由於黄河中下游地區“天惠比較豐厚”，人民不需“費極大之勞力”與自然抗争即能滿足生活需求，故“科學思想發達甚緩”。四是中國“地形氣候皆平正少變化”，故缺乏“穎异深刻的美術思想”。五是由於中國西爲葱嶺所阻，與中亞、歐洲文明隔絶，南爲喜馬拉雅山所阻，與印度文明對外交流條件較差，故中國文化是“孤單、單調、保守的”。六是“中國文明産生於大平原，其民族器度偉大，有廣納衆流之概。故極平實與極詭异之學説，同時並起，能並育而不相害”，有寬廣的包容性。其時中國南北地理環境差异也造成了南北學術文化的差异。如前述學風的地理差异。樑氏總結南北方“大而經濟、心性、倫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畫、遊戲之末，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密切之關係。”此外，樑氏還論及了地理環境對民族性格、心態和精神風貌，以及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强弱興衰等的影響，此略。

　　樑氏注意研究地理環境對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意義，反映了西風東漸日益加强、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背景下中國近代思想家對社會歷史的深刻認識，也爲作爲一門科學的文化地理學提供了理論的指引和豐富的案例，對學科發展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在文化地理學發展之初，樑氏的文化觀和歷史觀與地理環境相結合也不無開闊視野、拓展思維、激發民族認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後來地理環境論被夸大，越來越向地理環境决定論的方向發展。隨着歷史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和影響不斷擴大，地理環境論被夸大的成分越來越失去地位和市場，在很多場合下不能用來解釋文化發展和各種歷史現象。樑氏肯定了地理環境論的唯物史觀部分，地理環境論到底是那個時代的一種先進學説，對文化地理和歷史學發展是有促進作用的。但他在實踐中也越來越認識到地理環境决定論的某些謬誤，一針見血地指出：“氣候咧，山川咧，物産的豐饒或觳薄咧，交通的便利或閉塞咧……乃至社會形成的習慣咧，血統帶來的遺傳咧，若説這些事項有無限的權威，我們人類完全受他支配，也是一種‘命定主義’。此説若真，那麽，人類一切活動，都是白饒，我們攏着手聽什麽環境什麽遺傳擺佈罷了。”這充分反映了樑啓超“應於時勢”、求真務實、勇於自我革新的治學精神和科學態度。

　　五、結語

　　樑啓超作爲一位思想家和文化大師，在清末民初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根據西方地理環境論的觀點，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發生的地理條件、中國文明起源於條件優越的温帶地區，指出不同的地貌類型及其分佈格局對文化的産生、發展和風格有特殊的意義。其中海洋區位至爲重要，廣東又在全國居重要的地位，這已得到歷史驗证。

　　樑氏研究廣東在世界交通史上的地位，實際上也是研究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是這一領域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他分析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演變、内涵、港灣、航綫、航程、船舶、管理、人物和事件等，提供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一系列縱横剖面，爲後人的相關研究揭開了帷幕。他强調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的巨大利益，使“一國食其利”。他指出地理大發現以後，歐洲人東來，特别是鴉片戰争使海上絲綢之路的性質發生改變並中止，這對確定海上絲綢之路時間下限有重要意義。

　　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有區域差异，樑氏對此深有研究。他根據歷史傳統、學風、學術成就和代表人物等差异，把全國劃分爲南北兩大區，繼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和長江下游爲對象，按照各地的學風、學者、論著和學風中心的地域差异，將全國劃分爲20個文化區和若干個亞區，包括北學、晋學、洛學、魯學、吴學、皖學、湘學、粤學、閩學等；又按文化景觀差异，在一些文化發達的省區劃分出若干學派。作如此詳細的文化分區，樑氏可謂是國中第一人。

　　樑氏深受地理環境論的影響，將其引入國内並廣泛傳播，在當時的背景下，對認識中國地情、民族和文化特質、特點與變遷是有裨益的，對初創的文化地理學也是有參考和借鑒意義的。後來隨着歷史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樑氏也重新審視了地理環境决定論，指出了其局限性。綜上所述，樑氏的文化地理思想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在文化地理學的發展上産生的巨大影響是值得肯定和稱道的。

　　（原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