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師範大學地理係教授曾昭璇先生（1921—2007）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地理學名家，在地貌學、歷史地理、地理學史、第四紀地質學、人類學、方志學、民族學、海洋學、考古學、古文獻學、環境學等領域都卓有貢獻，是一位蜚聲海内外的大學者。其著作等身，一生出版學術著作78部，論文500餘篇，約1000萬字，在全國地理學界堪爲翹楚，影響深遠。個人作爲他的後學，在此僅就他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作一扼要論述，一方面是對曾先生的懷念，另一方面是最主要的，總結、繼承、傳播曾先生對地理學的學術創新和精神風格，以爲地理學的新發展和應用服務。但曾先生是一位學術領域甚爲寬廣的學者，本文所及，恐掛一漏萬，謹抛磚引玉。

　　一、中國近代地理學開拓者吴尚時教授的大弟子

　　曾先生是中國近代地理學開拓者之一、原中大地理係主任吴尚時的大弟子，在吴尚時身邊學習和工作了近十年，師生感情甚篤，繼承了吴氏的思想和方法、聯名撰文、發表多篇開拓性論文，填補了華南、西南地區地理研究的許多空白。這些論文計有《雷州半島地形研究》（1944）、《仁化南部厚砂岩地形初步研究》（1945）、《南雄丹霞層位之新見》（1945）、《南嶺何在》（1947）、《珠江三角洲》（1947）、《廣東南路》（1947）等，其中許多卓越見解至今仍被奉爲不刊之論。[1]曾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既源於師傳，又發展了吴氏學説，爲現當代中國地理學的一位大師。

　　二、學術創新

　　曾昭璇教授在多個學術領域取得了開拓性的貢獻，尤其是在地貌學各分支學科成就斐然，並旁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被稱爲“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一）地貌學  

　　地貌學是曾教授的一個主要研究領域，他在地貌動力、各個地貌類型、區劃、分佈、開發利用等方面多有創新見解，與前蘇聯、歐美學者有所不同，甚至超越了他們的學説，在我國地貌學中獨樹一幟。

　　1.在岩石地貌方面

　　在1950年曾教授在地質出版社出版的《岩石地貌學》中，提出地貌是内外營力和岩性作用的産物。這一見解突破中外學者認爲地貌是只是内外營力作用所致，他增加岩性一項，這是一個獨創，已得到廣泛認同。因爲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地貌學接受前蘇聯學者觀點：地球内力和外力相互作用是地貌發育的動力。曾氏以爲這不盡然，提出“地貌是岩性、動力相互作用的發育階段表現”。這與美國地貌學者M·D·台維斯關於“地形是搆造、動力和時間的函數”的觀點也有不同。事實證明曾氏之説在當時也是一個創造。他以此成功地解釋多各地形的成因，在這個學科領域裏獨具一格。

　　丹霞地貌廣泛分佈在我國南北方，但首先發現和命名是在廣東仁化丹霞山。研究者有地質、地理各個領域專家，曾教授對丹霞地貌研究作了總結，提出丹霞地貌的雄、奇、險、幽、美五大特徵，並統一諸説，1978年命名爲“丹霞地貌”。2010年，這類地貌以此名被列入爲世界自然遺産。

　　2.在流水地貌方面

　　曾氏長期在我國東南地區考察，對流水地貌的認識非常深刻，除了創新性地提出冲缺三角洲的概念以外，1959年還提出了流水地貌階段發育理論，發表《流水地形發育論》一文，即流水地貌由散流片蝕、坡面溝蝕和谷地河蝕三種力量合成，它們的不同作用可能對各種地形産生破壞後果。這一理論明顯不同於美國地貌學者W.戴維斯 “河蝕輪逥”論，即台維斯理論只談河流侵蝕而忽視散流、暴流自蝕的不足，曾氏理論對此是一個重要補充。也有别於德國的B.彭剋的等坡後退形成准平原面理論，同時動摇和打亂了傳統的地文期劃分，這是曾氏在流水地貌方面主要貢獻之一。

　　3.在海岸地貌方面

　　珊瑚礁海岸在我國南方分佈甚廣。曾氏1948年考察台灣海岸時就注意島南部有隆起礁，並把它作爲一種地形劃分出來，時日本學者也未能做到這一點。1960-1961年，曾氏繼續研究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學者合作考察過的海南島沿岸的珊瑚礁。他親自潜入海底采集珊瑚標本，編繪珊瑚礁分佈圖，糾正外國學者威爾遜（E.H.Wells）等認爲只有海南島才有珊瑚礁海岸的結論，將我國珊瑚礁分佈界綫推進到粤東沿海。曾氏還劃分了海南島有岸礁、離岸礁等類型，提出珊瑚礁成長率類型劃分，與新搆造運動的關係，對後來的研究很有啓發作用。

　　在海岸地貌方面，曾氏早年與吴尚時研究珠江三角洲時就開始注意區内山嶺與地質搆造綫走向的關係。1957年明確指出珠江口及華南海岸受“多”字形地質搆造支配，形成同樣格局的水道、島嶼和半島，這種特殊海岸稱爲“華南型海岸”，是一種新的海岸類型。即華南海岸既有海島，又有港灣，是個良港區，對港口選址、布局建設大有參考意義。

　　1960-1963年，曾氏在廣東沿海一些砂質海灘上發現一種最新生成的砂礫岩，後來定名爲“海岩灘”。1964年曾氏與黄少敏聯名發表我國第一篇關於海灘岩的論文《試論南海沿岸海灘礫岩的成因及其地形學意義》，指出這種岩石不但反映了熱帶海岸地貌的形成環境，而且也是新搆造運動的一個佐证。曾氏的這一發現引起了我國地學界的極大關注，也推動形成了與此有關的海岸地貌研究高潮。這一發現對研究海岸上昇、海岸變遷有重大意義，曾氏是這一發現第一人。

　　1980年以後，曾氏在珊瑚地貌研究上不斷創新，頗受國内外同行矚目。1980年，他在其擔任主編、全國唯一發行的《熱帶地貌》雜誌上撰《試論中國珊瑚礁的地貌類型》一文，系統地論述了各類珊瑚礁地貌的成因、過程和形態，以及地理分佈等，這既是一篇對珊瑚地貌研究的總結性論文，同時也標誌着其珊瑚地貌學説更加成熟。特别是他獨辟蹊徑，從珊瑚生物路綫出發，追踪珊瑚礁形成和分佈規律。這比其他現有的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有效，被認爲是一個很大的創新。此外，曾氏還研究了我國人民對珊瑚礁地貌認識的歷史過程，指出我國史書上稱南海諸島爲“漲海崎頭”“千里長沙”“萬裏石塘”等，實爲不同形態的珊瑚礁。這不僅爲確認南海諸島自古以來爲我國領土提供了科學依據，而且對當前南海諸島國土和地名管理也有很重要意義。由於曾氏這一系列的杰出成就，1981年他再次被推舉爲中國第四紀研究會珊瑚礁分會主席，並主持1983年12月在華南師大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珊瑚礁學術會議。

　　1997年，曾氏總結了其30多年的珊瑚礁研究成果，出版了科學巨著《中國珊瑚礁地貌研究》，顛覆了C.達爾文認爲南海珊瑚礁是由火山島沉没所形成的論斷；明確提出南海珊瑚礁是在華南地台的准平原沉没過程中由礁丘發育形成，環礁再受海面動力影響，形成礁盤、沙島、台礁等。這一結論在這一領域獨領風騷，爲外國學者所不及。該著對維護我國南海領土、領海主權問題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歷史證據，1999年榮獲“全國優秀科技圖書奬”暨“科技進步”三等奬。[2]

　　4.建立歷史地貌學

　　曾氏可謂我國歷史地貌學者第一人。他將地貌學和歷史地理學相結合，建立邊緣性歷史地貌學，爲一創新性、開拓性成果，在理論和實際應用上有重大意義。  

　　曾氏一貫主張地理研究必須追溯歷史，到了晚年，在積累大量資料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在我國歷史地理學上開創了一個獨特的研究方向——歷史地貌學。他明確地指出，“歷史地貌學是研究歷史時代地貌的變遷”，而這種變遷是“生産實踐的結果”，講清了人與自然、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他這方面的成就集中反映在1985年問世的《歷史地貌學淺論》一書中。該著作於1990年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列入《中國優秀科技圖書要覽》第一集（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中。[3]

　　5.提出和證明珠江三角洲存在

　　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吴尚時和曾先生一同提出的科學概念，並已被實踐驗证了的重大科學發現，在理論上創立了珠三角洲溺谷生成學説，平息了中外學界對珠三角的争論，在實踐上有重大的開發建設價值。20世紀80年代以後，曾氏更多地從歷史地貌學角度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演變，指出珠江三角洲的形成是在沉降與海浸的背景下河流泥沙堆積的結果，並爲此發表多篇論文，充分反映了他這一新學術思想和新成果。1987年，曾氏《珠江三角洲歷史地貌研究》出版。這是他多年奔赴珠江三角洲各地調查考察的總結，也是已在上面述及的他創立“歷史地貌學”的一個實際例证。此書1988年獲廣東省高校科技進步三等奬，後又被編入《中國優秀科技圖書要覽》。此外，曾氏又從珠江三角洲水文、地貌特點出發，提出對珠江三角洲整治意見，總結出珠江“口門宜通不宜塞”的規律，頗得有關部門和地區重視，並在整治、開發珠江三角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4]今日珠三角成爲中國經濟高峰區、粤港澳大灣區的依託，吴、曾兩位教授功不可没。與此相關，1934年吴尚時發現廣州海珠區七星岩古海岸遺址，復原了廣州滄海桑田的歷史，今已闢爲廣州海珠區古海岸公園、廣州一大科普和旅遊景點。

　　1957年曾氏還主持珠江三角洲綜合考察，後撰寫《珠江三角洲地貌類型》一文，發展了早年與吴尚時創立的珠江三角洲學説，提出“冲缺三角洲”概念，藉以解釋珠江三角洲水系格局與地質搆造關係，同時指出珠江三角洲作爲一個熱帶性三角洲的特點，都得到同行認可和廣泛使用。1962年曾氏將這些新研究成果收入他主編的《珠江三角洲地貌圖》中。這是廣東地貌區劃主要圖件之一，達到國内先進水平，在國内外産生重要影響。

　　6.岩溶地貌（喀斯特地貌）

　　我國西南石灰岩分佈廣泛，具重大理論和生産意義，曾氏長期研究不止。1956年出版《論石灰岩地形》一書，創造性地提出岩溶地貌發育模式，在雲貴高原、廣西盆地，地下水運動方式不同，後果不一。雲貴高原以垂直運動爲主，形成漏陷地形和峰叢地形；廣西盆地以水平運動爲主，産生峰林地形（桂林山水）。這一結論對認識兩地岩溶性質、景觀價值甚大。爲岩溶地貌理論一大創新，在土地利用、旅遊開發上有重大意義。

　　7.首次提出華南沿海“老紅砂”沉積，開創研究先河

　　南海沿岸，尤其粤西、海南島存大片的海岸風砂，危害甚大，淹没耕地、村莊，使人患砂眼病，危害不亞於西北風砂。1960年，曾先生提出這種海岸地貌，並命名爲“老紅砂層”。特别是成因上，他認爲紅砂層是以海岸綫淺水沉積爲主，“是較老的古海岸綫淺水堆積層”和“陸源近岸處海灘堆積”，是“由海岸陸成台地向海冲下的紅色砂子堆積”，具有“交錯層結構、層理清楚和現代沙堤的交錯層相似，表示風和浪的作用”。他的這種風浪形成觀點，後來受到現在風成派挑戰而不敗。後以華南師大爲主力研究團隊在“老紅砂”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吴正教授即爲代表人物，但曾氏開拓之功不可没。[5]

　　8.糾正地貌學上的錯誤

　　長期以來，横亘兩廣北部的南嶺被認爲是一條山脈。實際上並非如此，曾氏與吴尚時經過實地考察，於1947年聯名發表《南嶺何在》一文，對南嶺山脈説這個傳統觀念大膽提出了質疑。根據南嶺結構、分佈，該文提出南嶺不是一條山脈，而是一群山地，其間有不少通道可以往來。這一糾正至今仍有不少人未知，仍因襲舊説。

　　另外，根據珠三角地形、河流水文特點，以及圍墾經驗教訓，正確地指出三角洲“宜通不宜塞”的建議，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警示人們不要盲目圍墾，以免重蹈覆轍。

　　（二）綜合自然地理（區域自然地理）

　　區域爲地理學研究高峰、起點和終點。李希霍芬有言：“地理學的主要目的，是確立區域内各種現象的相互關係”。吴尚時深受法國區域學派的影響，將區域地理研究作爲自己的主攻方向之一。曾氏完全繼承了吴尚時區域地理思想的精髓，用於綜合自然地理研究，並有所創新。曾氏總結出綜合自然地理研究的“六目一綱”原則，“六目”即氣候、水文、地貌、土壤、植物、動物等6個地理要素，“一綱””即以上要素歸結於綜合，歸結於區域，形成自然地理綜合體。以此爲指導，1960年寫成《綜合自然地理學》講義，作爲教材及開展相關研究。曾氏明確提出景觀學是綜合自然地理學的核心，全面闡述他的“先分析，後綜合，貫歷史”的綜合自然地理學思想。曾氏這一學術思想，在實踐中處處表現出了其科學性與正確性。例如關於我國熱帶界綫的劃分問題，20世紀從60年代起，各家各派争議甚多，難以統一。曾氏即從綜合自然地理學觀點出發，結合野外考察所見和歷史動物及現代栽培作物分佈，提出北回歸綫以南地區應屬熱帶，熱帶地區還可劃分過渡性的半熱帶、熱帶和赤道帶三部分。這一方案已爲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在理論和生産實踐上有重要意義，特别是爲建立橡膠園提供了科學依據。農墾部門接受了這一分區方案，今已有不少膠園割膠生産。曾氏又對20世紀60年代前後一些學者主張中國劃分爲東部季風低地和西部高原盆地乾旱區兩大區域的觀點提出异議，力主西部高地應劃分爲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乾旱區，即全國應劃分爲三大自然區域。該三分法現已被廣泛采納，這是曾氏綜合自然地理觀點的一次勝利。

　　在實際應用上，據上述綜合自然地理觀點，曾氏提出我國熱帶分界綫劃分，應在雲南個舊、廣西南寧、廣東廣州、汕頭、福建厦門、台灣台北一綫以南地區。[6]

　　這一獨到見解結束了我國各界對熱帶界綫劃分長期争論不已的局面，學術價值自不待言，實踐上爲農林業土地利用，尤其是橡膠種植北移提供了强大科學依據。而橡膠作爲一種戰略物資，具有重大國防意義。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極需發展橡膠種植事業，打破帝國主義對我國橡膠的封鎖和禁運，曾氏這一熱帶劃分思想有效地指導了我國橡膠墾殖事業，對捍衛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防安全，其功不可没。

　　（三）人文地理

　　曾氏主張自然、人文一體，兩者都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不應分割，故其人文地理成就同樣燦爛輝煌，可圈可點。有人統計，在其78部著作中，人文地理13部，占17％，論文133篇，占全部論文502篇的26％。廣及多個人文社科領域。

　　1.歷史地理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有歷史地理六大名家之説，即侯仁之、譚其驤、史念海、王成祖、徐俊鳴、曾昭璇。曾氏以深厚的歷史功底和地理學成就躋身邊緣性很强的歷史地理學，成就斐然。這有大量的論著爲憑。

　　曾氏對廣州這座城市的古今變遷，瞭如指掌。晚年尤致力於研究廣州歷史地理，寫過不少文章。1991年出版《廣州歷史地理》，爲迄今爲止關於廣州歷史自然和歷史人文地理最全面系統、也是最權威的一部專著，其復原廣州在各個時期的歷史自然、人文景觀和分佈，對廣州城市規劃和建設，編修地方誌等作出重要貢獻。曾氏無愧爲一位城市歷史地理專家。

　　曾氏從珠江口磨刀門水道歷史變遷特徵和規律出發，站在歷史地理視角觀察磨刀門整治。根據其河道變遷特點，即支汊淤塞、幹流灘槽分化和欄沙的推前，其整治的治導綫可按目前下水深槽方向導出。即要利用目前水下深槽，另加上挖泥船，改變河口攔門沙發展，以達到整治效果。

　　廣州是一個千年不淤的港口，但不少人認爲廣州是三國以後才成爲海上絲路的始發港，曾氏從廣州港的水文地理條件、腹地貨源、社會經濟發展狀况出發，提出廣州從漢代已經開始就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始發港。這一見解補充了《漢書·地理志》關於漢代海上絲路從徐聞、合浦出發之局限，具有重大經濟和文化意義。 

　　2.人類地理學

　　20世紀40年代，曾先生師從我國民族學大師楊成志，在中山大學人類學係攻讀碩士研究生，接受了嚴格的人類學訓練，一經與地理學相結合，如虎添翼，成果源源而出。

　　一是論证了人類地理學也屬人文地理學範疇，1999年爲此出版《人類地理學概論》，認爲1928年在劍橋國際地理大會上取消人類地理學甚爲不妥，把德國人文地理學者拉採爾學説批判爲“地理環境决定論是國際學術界一大冤案”，應予糾正，並重新建立我國人文地理學。[7]這不僅需要以科學爲據，而且要有足够的膽識和勇氣，曾先生兩者兼具。

　　曾先生總結這方面成就而寫成《嶺南史地與民俗》一書，1994年初版被納入《嶺南文庫》出版。在該書序言中，曾氏再次重審了“嶺南地理學派”[8]概念，並總結出“即以自然地理學爲基礎，能作野外獨立工作，能博覽中外群書，善於創新這三點爲特徵。”現在地理學嶺南學派已獲得越來越同行共識，這是曾氏對我國地理學史一大貢獻，也爲兩廣地理界贏得榮譽。1997年曾氏該書作爲《嶺南文庫》叢書獲第三届國家圖書奬。

　　曾氏對民族、民係地理研究也大不乏開拓性貢獻。這包括對海南黎族淵源、文化特徵、風俗；台灣高山族生活方式、廣西瑶族經濟、廣東客家居屋等都有精到見解，被認爲是我國客家文化地理研究的開拓者。例如曾氏深入海南島五指山和台灣玉山地區，直接考察黎族和高山族來源、風俗文化，指出這些少數民族文身是對熱帶環境的一種適應方式，還有自我保護、防身、婚姻、成熟、地位、祈福、審美等功能，具有豐富文化内涵。黎族“包陽布”褲式流行於海岸，而遮陽布褲式偏在山區，都是適應不同地理環境的結果。這對認識文化也是調適環境一種方式，增加了對文化概念的理解，此爲一般文化工作者所不及。

　　又客家民係和文化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已蔚爲大觀，但因很少或未涉及客家人生存和創造文化的地理環境，故對客家文化特質認識很不足。曾氏以《客家屋式之研究》論文爲嚆矢、深入剖析客家文化與環境關係，這在當時是一項填補空白工作，也是一種學術創新。

　　3.地理學史

　　我國地理學史，因作者多爲北人，對廣東瞭解不多。故對地理學在廣東發展史，表達甚爲寥落，基本上被邊緣化。像明末清初屈大均及其《廣東新語》這樣地理百科全書式人物及作品，也未能佔有一席之地。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以利瑪竇爲代表近代西方地理學以廣東爲基地流佈全國也很少提及。這説明廣東地理學未能獲得應有地位。但地理科學的歷史選擇了曾昭璇。憑着深厚的地理、歷史、文獻功底，曾先生也致力於地理學史研究。1948年發表《地理學者吴教授尚時之思想及其貢獻》一文，總結了吴尚時開創華南地理研究，發展高等地理教育的成就和貢獻。1960年著有《綜合自然地理學》講義，在緒論中闡述了我國古代地理學發展歷史和新中國地理學發展概况，1984年參加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編寫《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地形》章。此書是新中國成立後卷帙最浩大、内容最豐富的中國地理學史專著，曾氏出力不少。曾氏還是我國有數的地理學史專家。1984年以來，他不時撰文紀念導師吴尚時，并介紹多位地理學者生平和業績，包括中外地理學者：德國克勒托納、卞莎、中國徐近之、錢寧、何杰、吴尚時、林超、徐俊鳴等約20多人，極大地豐富和補充了中國地理學史篇章。在這方面，曾氏是爲地理學者樹碑立傳最豐富的作者，全國恐無其右者。

　　4.邊疆地理

　　基於深厚的史地修養，新中國成立後，曾先生對南海史地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對南海邊疆地理研究也不遺餘力，先後發表了多篇論文，恐是這方面研究論文最多的一位作者。他力证南海諸島歷爲我國領土主權的一部分，獲得了有關部門肯定和高度評價，無愧是一位邊疆史地專家。曾氏也致力於中西交通歷史地理研究，多次指出廣州爲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1992年在《徐聞——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論文中，就學術界長期懸而未决的漢代徐聞港的位置，提出其在今雷州城附近的觀點，已爲許多人接受。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先後發表關於南海和南海諸島的許多文章或小册子，如《美麗富饒的南海諸島》（1981）、《南海諸島》（1986）、《中國古代南海諸島文獻初步分析》（1991）等，從不同角度論证了南海諸島最早爲我國人民發現、開發和經營，爲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對廣大群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發揮重要作用。由於曾氏在上述方面的貢獻而被推舉爲廣東省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和廣州歷史名城研究會，以及中國和廣州古都學會理事，成爲這些學科在廣東的學術帶頭人。

　　5.方誌專家

　　曾氏也是一位方志學家。他在長期科學活動中，經常使用且非常熟悉地方文獻。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國興起修志高潮。曾氏非常熱心這項工作，1985年開始擔任廣東省誌編委，1988年擔任廣州、番禺、博羅等縣市地方誌編委會顧問，1990年出任《廣州市志·建置志》主編，並就方誌體例、功能、内容等提出精闢見解，爲有關方面接受。在工作中，提倡用人文地理思想助力修纂方誌，以更好地體現方誌的功能。曾氏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修志要“史地並重”的原則，有效地指導了廣東的修志工作。曾氏被認爲是“地理學的再開發者”，這也是一種學術創新。曾氏作爲顧問參與編修的有廣州市番禺縣誌、廣東軍事、華僑、荔灣區建置志，廣東省地理志、軍事志等，不勝枚舉。

　　6.當代徐霞客

　　曾先生繼承吴尚時野外工作的優良傳統，一生奔走於野外考察的荆棘途中，每有新發現多爲野外考察所得。2007年8月11日在他離世前3天，被《廣州日報》譽爲“當代徐霞客”。20世紀70年代還冒着酷熱、風浪，到西沙群島考察，84歲還出席學術會議和參加野外調研，在全國同行中恐無其匹。曾先生始終以野外工作爲重，終於取得許多開拓性成果，以此區别於那些被吴尚時先生告誡的“房中地理學者”們。

　　三、曾昭璇精神

　　曾昭璇教授矢志不渝獻身地理科學的精神及其文章道德、爲人處世風範，堪稱一流，被中山大學地理係李春初教授概括爲“曾昭璇精神”。這一評價至爲到位恰當。曾先生堪爲地理界學習楷模、地理學“嶺南學派”的典範。

　　（一）獻身地理科學精神

　　曾先生以地理學爲終身事業，凡60多年，以最刻苦、最深入的精神，從事地理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竭誠爲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服務，並爲此貢獻畢生精力，爲我國近代地理學開拓者吴尚時教授事業繼承者、現代地理學一代宗師。

　　（二）高度愛國主義精神

　　作爲一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曾先生深切感受到了新、舊社會的不同，對舊中國的厭惡和對新中國的熱愛，深深影響了他的科研和生活。他在政治上追求光明和進步，堪爲愛國知識分子的典範。1947年，曾氏被世界地理學會會長G.B.葛德石推薦給美國錫拉丘兹（Syracuse)大學地理係當講師，他以美國正幫助蔣介石集團打内戰爲由，拒絶了對方的邀請，選擇留在國内，生活雖然依舊清苦，但他從未有過絲毫抱怨。1949年10月14日，廣州獲得解放。曾氏參加歡迎解放軍入城隊伍，獨守地理係大樓，使省文理學院順利被接管，並主動找出珠江三角洲1:20萬軍用地圖，供解放軍部隊剿匪使用，受到解放軍贊許。

　　爲了適應新形勢，1950年曾氏先後參加廣東高等學校北上觀光團和番禺縣土地改革運動，努力改造自己，完成了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思想轉變，1952年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分團，赴海南、粤北等地慰問黎、苗、瑶等少數民族，同時開展人類學龢民族學調查研究，收集了許多第一手資料，爲他日後從事人類地理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曾氏一生追求進步，1984年以63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産黨，實現多年願望。他平時熱心公益事業，扶掖後學，深得人們尊重。退休以後，其仍有餘勇可賈，繼續活躍在地理科學舞台，並自作詩雲：“脱下戰袍餘熱在，盛世欣途未忍離”，充分表達了這位老科學家受改革開放帶來新局面的歡欣鼓舞和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的政治情懷。

　　（三）堅持在野外考察中發現地理規律精神

　　曾氏繼承和發揚吴尚時在實踐中探討真理、堅持野外考察作風，故能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新，成爲他取得新成果的一個關鍵。在抗戰中，中山大學遷廣東坪石時，他只身爬上海拔1500米騎田嶺頂“上天龍”，測得最大的一棵杉王樹的胸徑達3.11米，附近還有戲台。有一次在樂昌縣境攀登一座瑶山，途中摔下懸崖，被瑶胞救活。在華南熱帶亞熱帶資源綜合考察中，他經常出入熱帶森林、海岸灘涂、紅樹林、海灘岩、海岸砂丘、海南熱帶草原、廣西十萬大山、粤北岩洞、南海諸島珊瑚礁、珠江水系瀑布河谷、河口島嶼，以及黎、苗、瑶、回等少數民族中，深入瞭解自然、社會、風俗等。在這些自然、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故不斷有新收穫，故他寫的論著參考文獻很少，這自然是來源於野外調查結果。如吴尚時有言：“出國留學兩年，不如跑兩年野外”。曾氏秉承導師的教誨，不斷有新發現和新超越。例如曾氏力主我國熱帶應以北回歸綫爲界，在嶺南應在厦門-汕頭-廣州-南寧一綫，這一觀點的提出是曾氏綜合自然地理研究成果，對農業生産和布局意義重大。

　　（四）文化自信精神  

　　曾氏在地理研究中，提出了“先綜合、後分析、貫歷史”的方法。這不僅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文化自信精神。貫歷史，也就是要重視和使用歷史方法，故其成果不但接地氣，而且有歷史厚度。而貫歷史就是繼承歷史文化，曾氏説：“科學是知識，是一種文化表現，不同時代有不同文化。故兄台可更大膽提出一新設想，不必怕人説‘過界’”。（張榮祖，2008）舉凡曾氏成就，都離不開對地理事象發生歷史的追溯、起源。即除了空間，還有時間維度，這兩者結合，反映地理事象本質特徵。據張壽祺教授回憶，1940年春見他在雲南澄江城郊龍潭的一個神廟樓閣上4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有空餘時間就不停地鑽研古籍。（張榮祖，2008）曾氏對歷史文化的執着和堅守，貫穿了他的一生。曾氏這一觀念完全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只有掌握充足的歷史依據，才能把復雜的地理事物，如庖丁解牛一樣，分析得深入透徹且遊刃有餘。而歷史離不開文化。珠三角的形成演變、嶺南珍稀動物的變遷、廣州歷史地理、黎苗壯等少數民族演進，南海諸島地名等等，無人不發端於歷史、歸結於地理。這都説明曾氏深諳歷史文獻和歷史文化，對這些現象視作文化範疇，繼用時空結合視角加以分析、綜合，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9]

　　四、小結

　　曾昭璇教授作爲一位地理學名家和一代宗師，在地理學各個領域都有創新和開拓性成就，做出重大貢獻和産生深遠影響，蜚聲中外地理學壇，也爲地理學“嶺南學派”增添光彩。曾教授輝煌成就，同時反映了他畢生獻身地理科學，熱愛祖國、堅持野外考察和文化自信的精神風貌和學術品格，支持他在地理科學道路上不斷攀登，從而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而聞名中外。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應予繼承和弘揚，爲地理科學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1〕司徒尚紀.吴尚時[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294。

　　〔2〕曾昭璇教授紀念文集編委會組編.曾昭璇教授紀念文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7。

　　〔3〕曾昭璇.曾昭璇教授論文選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164。

　　〔4〕司徒尚紀編著.地理學在廣東發展史 [M].香港：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149。

　　〔5〕曾昭璇教授紀念文集編委會組編.曾昭璇教授紀念文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20。

　　〔6〕司徒尚紀編著.地理學在廣東發展史 [M].香港：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167。

　　〔7〕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 [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2。

　　〔8〕曾昭璇.嶺南史地與民俗 [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17。

　　〔9〕謝炎,區樹鳴.曾昭璇教授傳略[M].華南師範大學地理係出版，2000:108-110。

　　（原載《華南地理學報》，202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