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廷藩教授是我國著名地理學家，現代經濟地理學理論大師之一，對我國現代經濟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建設有過重大貢獻，特别是在20世紀60年代前後，在我國南方和北方學者在該學科一些重要理論問題的争論中起到了南方旗手的作用，並基本上結束了這場争論，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學科的發展，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影響。據有關統計，曹先生一生完成專著5部，發表論文20餘篇，約150萬字。問題不僅在於在當時這是個很大數字，而更爲重要的是文章載道，反映曹先生哲學家縝密思維、科學家踏實作風和兼容百家的大家風範，不但處處閃耀着他學術思想的光輝，而且洋溢着感人的精神力量。在景仰先生文章道德之同時，尤爲重要的是追溯他學術成就的根源，使一代名師有更多遺澤於後來學人。這恰如先生自己所言:“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外古今經濟地理學中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包含進去，闡述清楚，作爲中國經濟地理學成長、發展的養料。”這就是問題的答案。

　　一、負笈武昌，奠定深厚歷史學的功底

　　先生雖然出身貧寒，但有家學淵源。他父親是位小學教員，言傳身教，對子女成才不無影響。師範學校畢業後，先生即負笈千裏，南下我國中部學術重鎮武昌，先後進入武昌大學預科和武漢大學，攻讀歷史，傍及地理、哲學等科，受到系統的史學訓練，其間曾任中學史地教員。這樣，先生在歷史學方面有了扎實的基礎，也打開了以後從事地理研究的大門。因爲史地本爲一家，一個從時間，一個從空間研究自然社會現象，但只有兩者的結合，才能洞悉事象的運動變化規律。先生以後常對人説自己早有研究歷史地理之志，想也緣於此。據科學出版社陳賓寅女士回憶，新中國成立後她在中大地理係讀書時，先生把上面有重點内容圈、點、眉批的歷史地理名著《禹貢》讓學生閲讀，不時解釋書上古奥字句，啓發學生學習地理應結合歷史。華中師大劉盛佳先生説他研究地理學史，多次得到先生的熱情支持和鼓勵，並告以治學的原則和方法。正是在先生教導下，劉盛佳先生窮半生精力，寫就《地理學思想史》專著面世，並獲多種奬項。筆者作爲先生學生，也獲益匪淺。1986年11月，先生以多病之軀，在家人攙扶下赴京參加本人歷史地理博士論文答辯會，對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提了不少改進意見。1988年本人以所編著《簡明中國地理學史》請教，他在眼疾發作情况下仍閲讀了全文，提出修改意見，並囑設法出版。此書至1993年才得以刊行，惜先生已經作古，不勝悲愴。細檢先生論著，也處處體現他熔史地於一爐的學術思想和方法。在以他爲首著的《經濟地理學原理》中，即對中國經濟地理學發展作了詳盡歷史回顧，從《禹貢》五服、荀子《地員》、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至歷代地理總志，以及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等，無不闡述它們對經濟地理學發展的歷史作用。先生還指出對中國地理典籍，“其中所積累的豐富資料，都是極其寶貴的，需要加以重視和發掘”。這與那些民族虚無主義者對待傳統文化態度截然不同，先生不僅自己熱愛中國歷史文化，貫徹終身學術研究，而且支持、保護與此相關的地理研究，從而使他本人和受他感召、教誨的學生取得顯著成就。

　　二、留學英倫，登堂入室，夯實地理學基礎

　　1937年，先生考取河南省公費留學英國，在二戰陰影中度過了一段艱苦歲月。他先後在倫敦大學、牛津大學龢利物浦大學攻讀地理學，接受地理學系統訓練，並很快登堂入室，成爲他終生從事地理事業的轉折點。英國也是近代地理學一個摇籃，誕生過麥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奇澤姆(George G.Chisholm，1850-1930)、斯坦普(L.DudleyStamp，1898-1966)、赫伯遜(A.J.Herbertson，1865-1915)、羅士培(Fercy M.Roxby，1880-1947)、達貝(H.Cliffeorl Darby，1909-1992)這樣巨大的地理學家群體，以商業地理、農業地理和歷史地理見長，尤其在土地利用研究方面達到世界最高水平。我國著名地理學家林超、侯仁之、吴傳鈞即畢業於利物浦大學。英國地理學以區域研究爲主體，特别强調應用地理學發展。而英國經濟地理學則是從商業地理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商業貿易是英帝國的經濟生命綫。先生除在這些著名學府攻讀以外，還到法國作地理實習和考察，深受法國區域學派的熏陶。這一學派在地理學壇上佔有崇高地位，我國著名地理學家吴尚時先生即留學法國而在區域研究上作出杰出貢獻。這樣，英法地理學的思想和風格對先生地理研究産生决定性影響，在他以後學術活動中處處表現出來。1940年回國後，先生在湖南大學地理係任教，在所著《世界經濟地理》、《經濟地理》、《中國經濟地理》這三部100多萬字教材中，皆貫穿區域研究爲主體的思想。例如《世界經濟地理》一書，世界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經濟地理評介有13章，而區域經濟地理有29章，爲前者一倍以上。又三部教材插圖多達497幅，亦基本上以區域爲單元編繪。新中國成立後，先生也一再强調研究生産配置或布局離不開以區域條件爲依託，在所著《經濟地理學原理》中指出:“經濟地理的研究絶不能離開區域而必須聯繫到一定地區，對與生産分佈有關的各種自然條件和各種社會經濟條件的分析，都必須重視地區個性和特點，以利於因地制宜，配備生産;不僅要研究地區内部的情况，還要研究區與區之間的關係。過去曾有一個時期，過分强調經濟地理的經濟性，忽視經濟活動和一定地區各種條件的依存關係，曾使經濟地理缺乏地理味，這個教訓應當吸取。”一語中的。先生這種高度重視區域研究的思想，不僅顯示他吸取近現代地理學精髓，深得它的要領，而且他所總結的經驗教訓，在今天仍有警示作用。現在有不少地理研究論文因爲忽視區域個性，失去區域依託而顯得不像是地理作品。先生在主持中大地理係和組織廣東地理界活動期間，更重視區域地理研究。他參加華南熱帶資源綜合考察、土地利用、農業區劃等，範圍尺度不同，内容多少不一，但都在對區域條件透徹瞭解基礎上進行，故有關成果能爲有關地區和部門采用。這也是他秉承英國地理學强調應用性傳統的表現。後收在《經濟地理學主要理論問題研究》中的好些論文，如《關於經濟地理學如何爲生産服務的問題》、《自然條件經濟評價的幾個主要問題》、《關於經濟地理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爲農業生産服務的一些問題》、《農業區劃中的幾個主要問題》等，都集中反映他緊密結合實際、爲社會服務的學術研究宗旨。先生指出:“只要從生産任務出發，然後充分運用經濟地理科學的特點，時刻密切注意生産中有關經濟地理方面的問題，並千方百計地試圖解决這些問題，則經濟地理在生産上是可以起作用的。”他還教導人們，“作爲一個經濟地理工作者，應該好好地向生産部門和計劃部門學習，他應該成爲生産部門和計劃部門的有力助手”。先生不僅這樣説，而且身體力行。1964年4~8月間，中大經濟地理專業師生50餘人開展湛江地區農業區劃，先生自始至終參加領導和實地調查，提出許多獨到見解，爲專業師生和當地幹部折服。先生這種理論聯繫實際觀點，注重野外調查作風，即使在地理信息系統發達、網絡技術日新月异的今天，仍不失它的意義。

　　三、創建全國唯一的經濟地理係

　　在我國地理教育史上，雖然地理科係設置的名稱不一，如新中國成立前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河南大學等設有史地係，中山大學、南京大學等設有地理係，但都没有一個稱“經濟地理係”的，至今仍是這樣。然而，在先生的努力下，1950年在湖南大學成立經濟地理係，先生任係主任，在全國獨樹一幟。這一年成立的還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地理教研室”，但它僅是國民經濟計劃係屬下一個科室，與先生主持的經濟地理係作爲一個獨立學係不同，這可謂是先生的一個創舉，具有不尋常的科學意義。先生留英所接受的英國經濟地理學，比其他國家有勝一籌的發展水平。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先生在湖南大學地理係講授經濟地理已達10年之久，積累了豐富經驗，對這個學科有深切的瞭解，能站在視野更寬廣的歷史制高點上觀察學科發展方向，單獨設係比留在地理係内可能更有利於學科發展;另外，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迫切需要經濟地理爲國家經濟建設服務。先生素來注重地理學的實用功能，所以一旦社會有了這個需要，經濟地理係應運而生，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結果。這時我國地理學還未受或少受蘇聯地理學的影響，又處在新舊社會轉變中，這個經濟地理係還不可能擺脱西方地理學的框架，但後者畢竟有它的長處，所以這個係成立的積極意義是毫無疑問的。雖然到1953年院係調整時它被撤銷，師生分散到中山大學、河南大學地理係等，但它爲我國培養了最早一批經濟地理人才，如陳賓寅、張克東、肖志斌教授等，有些人至今仍活躍在經濟地理舞台上。直到1956年我國才先後在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設置經濟地理學專業，但這是按蘇聯經濟地理模式建立的，在時間上也比先生所建立的經濟地理係晚了5~6年。先生篳路藍褸，以啓山林之功固然不可没，而其長遠的眼光，科學的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尤使今人讚嘆。但對先生這一創舉，現有地理學史未予充分注意，實有必要發掘、總結，作爲經濟地理學發展一種借鑒。

　　四、高舉“生産配置”論大旗，結束全國經濟地理研究對象争論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經濟地理學深受歐美地理思想影爲經濟地理是研究地理環境與人們經濟活動或生産活動之間關係的一門科學。先生在1942年刊行《經濟地理·導言》中也認爲“經濟地理固然主要研究自然環境和各種經濟資源的産銷中間之關係”。顯然，這深受英國商業地理的影響，或者説是英國經濟地理思想在我國移植，先生還不可能超越經濟地理發展的那個時代背景。

　　新中國成立初，在引進蘇聯經濟地理學過程中，在蘇聯原來就有分歧的主張經濟地理研究“生産配置”的經濟學派和主張研究“生産力配置”的區域學派兩種相左的觀點也同時被引進來，並在我國經濟地理界引起熱烈争鳴。先生在接受蘇聯經濟地理學之同時，非常注意這場學術争論。他對兩種不同觀點認真分析比較後，從1958年開始，相繼在《地理學報》、《地理》、《地理知識》、《中山大學學報》和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學術討論會上發表近20篇論文，從經濟地理學科對象、性質、任務、生産配置一般規律、爲生産服務等不同層面，有針對性地分析了學科中存在的地理學派(區域學派)、經濟學派，以及技術學派的學術根源、主要特徵、優點和缺點等，科學系統、令人信服地闡述了生産、生産力、生産關係、生産配置、生産力配置等不同概念的界定、内涵和本質差异，並使他極力主張的經濟地理對象是研究“生産配置”這一科學論斷爲全國同行大多數人所接受，從而結束了以中國人民大學孫敬之教授爲首的北方學派和以他爲首的南方學派這場長達10多年之久的學術争論。先生自此被公認爲經濟地理學理論權威，“生産配置”論代表人物，他的論著被奉爲學科圭臬，贏得全國同行尊敬和信任，1962年被選爲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他領導的中山大學地理係也成了經濟地理學在南方的學術中心，吸引大批莘莘學子負笈前來，先生爲發展我國經濟地理學作出重大貢獻。

　　恩格斯在評價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詩人但丁的作用時説:“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爲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在我國經濟地理領域内，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流行經濟地理研究對象争論，决不僅是一兩個名詞實語之争，而涉及學科基本理論建設、爲社會服務，以及學科發展方面等。恰是先生的貢獻，基本結束了這場争論，使之走上正確發展道路，並更多地轉到爲社會生産服務方面來。如果説新中國成立初先生創立的湖南大學經濟地理係是我國經濟地理學發展道路上一塊碑石的話，那麽“文化大革命”前夕結束的這場争論，則是這條道路上一個最重要轉折點。十年動亂期間，先生爲探索專業發展所傾注的努力，並終於確定以城市規劃作爲專業發展一個方向，這爲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地理的全面振興起了先鋒和帶頭作用。所以，先生以自己的卓識遠見，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先生的名字也由此與學科發展歷史緊緊地連在一起，得到人們高度評價和崇敬。如地理學者鐘功甫先生説:“曹廷藩先生的結論性論點就比哈特向(RichardHartshome，美國知名地理學者)的理論更加系統而完整，更爲鮮明、突出。曹先生不愧是當代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之一，曹氏的《經濟地理學原理》一書，堪稱富有中國特色的杰作。”這個評價是中肯和公允的。

　　曹先生在經濟地理上創造性的貢獻，一是源於他具有包括地理學史在内的高深地理哲學造詣，深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其他哲學流派，尤精於自然辯證法和科學方法論，故能比他人站得高，看得遠，無論怎樣復雜的地理問題，一經先生之手，猶如庖丁解牛一樣，被剖析得一清二楚而遊刃有餘。例如被人們弄得混沌不清的關於經濟地理衆多概念及其相互關係，在先生筆下都是那樣明白清晰，可以一覽無遺。科學對象和任務關係爲一些人大惑不解，先生指出“科學對象是客觀存在的，任何一門科學的對象，都不是人們的意志可以任意規定的";而“任務是人們在認識了客觀以後向科學所提出的實踐要求，它屬主觀的範疇”。這種深入淺出對兩者關係的説明，使惑者恍然大悟。正是先生掌握了地理哲學這個鋭利武器，故能在長期學術争鳴中得心應手，立於不敗之地。二是先生作爲全國罕見畢生致力於經濟地理事業的學者，具有博大精深地理科學知識體系，對地理學發展歷史、現狀、各學派源流、特長等瞭如指掌;對地理學與其他科學關係洞若觀火;加上他長期的地理實踐，掌握有大量地理案例，這都賦予他以深刻的科學洞察力，能見他人所不見，發他人之未發，透過現象，看清本質，導出規律，從而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先生雖已作古，但他遺留的寶貴精神財富，猶如一座高大豐碑，爲後人仰止。語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用之於曹先生，誠不爲過也。

　　（見司徒尚紀主編：《曹廷藩教授紀念文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