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防城人陳濟棠，從一個山鄉青少年成長爲統治廣東的南天王，治粤八年（1929—1936），成就斐然，獲得廣東的人的歡迎和讚頌，被譽爲“陳濟棠時代”。并且在其身後半個世紀以後，仍能得到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肯定和稱道，1980年9月10日對陳氏之子陳樹柏説：“令尊治粤八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顯示陳濟棠在舊中國廣東地方史上享有崇高聲譽，爲國爲民做了不少好事，故能名垂史册。

　　誠然，作爲一個特定時代政治人物，陳濟棠既有其功，也有其過，這雖早已有定論，但囿於既定政治標準和思維定式，已有評價也不無可議之處，這有待於進一步研討。本文旨趣，力圖從廣東省會城市廣州的在上世紀20—30年代的城市性質、産業結構、功能、對外輻射和影響等向近現代化城市轉變上與陳濟棠治粤業績相聯繫，以期證明，正是陳濟棠主粤的政策、膽識、魄力、勇氣、謀略和科學合理規劃與實施在才廣東相對穩定局勢中，建設了一個近現代化廣州，既能前承，更可啓後，這是廣州城市建設發展第一個黄金時期，非常值得反思和總結，當有助於當今廣州城市規劃發展。

　　一、廣州城市原型

　　廣州自秦漢建城，經2000多年不斷發展，到清末民初，已建成爲一座遐邇聞名傳統大城市。這就是廣州城市的原型，這包括：

　　（一）政治中樞  

　　廣州歷爲嶺南政治中心城市，到明代爲廣東布政使司和廣州府治，以及南海、番禺縣治。清因之，故志稱：“五嶺以南，郡以十數，縣以百數，幅員數千裏，咸執秩拱稽受治於廣州之長”。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廣州爲廣東省省會。1918年10月，廣州以省會成立廣州市政公所，1920年成立廣州護法政府，編定廣州市區。1921年2月15日成立廣州市政府，直隸廣東省，孫科爲首任市長。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故廣州又有穗京之稱。1930年1月，廣州昇格爲特别市，直隸於中央，政區級别相當於省級。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設置的建制市，反映了近代氣息，不但强化城市本身的治理，促進了市政建設和經濟發展，而且改變了廣東政治空間結構，形成瞭高踞於其他政區之上的政治中心，加快了行政指揮的空間進程，提高了辦事效率，也推動了地區之間的政治結合。廣州一經確定爲全省行政中樞，對加速全省政治統一起了很大作用。另外，廣州也由此成爲各種政治力量活動中心，30年代以前廣州不斷發生各種政治、軍事力量反復較量事件，即因其爲廣東乃至華南，甚至一度爲全國最大政治中心。故廣州這種政治地位，無疑爲後來崛起的的陳濟棠獨霸廣東，主政一方奠定了一個堅實的政治舞台，陳氏即借此充當了一個威武雄壯的政治角色，撰寫了治粤8年的政績篇章。

　　（二）廣州城建設和布局

　　明清不斷修築和擴大廣州城，時廣州城分屬番禺和南海縣管，無統一管理機構。據同治《番禺縣誌》記載，全城屬番禺縣轄的街道有48條，而同期《南海縣誌》載，屬南海縣轄街有44條。兩縣共轄92條街，全分佈在城内，並形成以今北京路爲城市中軸綫，奠定了廣州城市發展基礎。

　　明清以來廣州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廣州地區在明代已擴展到城外，即今西關一帶，後又開發海珠島（河南）和東山一帶，形成新街區。據載清代有街道55條，番禺縣屬24條，南海縣屬31條，新城區爲新興商業區， 爲富商居住，故時諺“東貴西富，南村北貧”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差异。這些街道皆按中國城市傳統方格狀布局，淺窄狹小，廣州雖爲商業大都會，但仍不能擺脱封建經濟下城市形制和風貌。這也成爲舊城改造的基礎。

　　（三）工商業發展

　　組織内外貿易和商品流通是廣州城市最基本一個性質、最重要一項功能，也是它的基本活動。1921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實業計劃》中提出把廣州建設爲“南方大港”，也是世界性港口，廣州不僅有集散國内外商品功能，而且也是一個巨大商品生産中心城市。1912年，廣東有工業企業2426家，大部分集中在廣州，不少是新興工業，如機器繅絲、織布、橡膠、水泥、冶煉、火柴、機器製造、造船等，處全國先進地位。這不僅有官營，更多的還有民族工業，且工業往往與商業相互依存。商品零售業也很發達，與旅業相互關聯互動。珠江河上疍艇，既捕魚、運輸，又從事餐飲、住宿，甚至色情業，造成廣州畸形繁華。

　　（四）交通網絡

　　廣州得益於三江交會、（珠江）八口入海地理優勢，水陸運輸非常便捷。1903年廣三鐵路通車，1911年廣九鐵路全綫通車，廣州與香港聯成一體，極大地促進珠三角這兩個經濟中心發展和互補；1900年開始籌辦粤漢鐵路，經30年反復和努力，後在陳濟棠時代結束前全綫通車。此外，以廣州爲中心水上交通在清末民初也呈良好發展態勢。與廣州有直接聯繫的珠江水系干支河流近600條，通航里程1.3萬公里，在梧州西江中下游和珠三角地區，可通行500—1000噸駁船，這對無論民用還是軍事運輸都非常有利。至海上交通，戰後廣州港地位由於上海港、香港崛起而喪失戰前地位，但仍不失爲華南區最重要港口之一。

　　但不管怎樣，在民初社會動亂、軍閥混戰，外憂内患背景下，廣州政治、經濟動盪不安、民生困苦，始終不能擺脱衰微破敗局面，廣州仍是一座傳統意義上的大城市。

　　二、陳濟棠執掌廣東

　　陳濟棠在20年代以廣東爲舞台的一系列政治、軍事鬥争中出奇制勝，施展拳脚，擴大勢力，奪取地盤，最後登上執掌廣東軍政大權的寶座，成爲南天王，爲治理廣東、建設廣東、造福廣東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礎。

　　1929年初，陳濟棠在國民黨廣東省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執行委員，同年3月，國民黨廣西軍閥李濟深在南京被蔣介石軟禁，隨同李濟深出發的陳濟棠却扺達上海，接受蔣介石的任命，擔任廣東編遺區特派員，掌握了廣東軍權，6月，擔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組織部部長，掌握人事大權。這樣，陳濟棠一步一步掌握國民黨在廣東的黨權、軍權和廣東省、廣州市議會的控制權，從而完成了他政治上的南天霸業，直到1936年倒台。

　　陳濟棠執掌廣東之初，到處破敗不堪，百業凋敝，人心浮動，是一個大爛攤子。陳濟棠出於維護他統治廣東的根本利益，采取一系列穩定政局、恢復元氣的政策和措施。1929年，陳即提出“速謀建設，以回復地方元氣“的設想。但因其時粤桂戰争和中原大戰未止而未赴諸於行。直到1932年9月27日，陳濟棠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基礎上提出並經西南政務委員會通過《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提議書》，包括建設“模範新廣東”口號。提議書明確指出：“國民革命事業，策源於百粤。二十年來，百粤人民自獻其生命財力，以效忠勤於革命運動者踵趾相接，其有造於黨國，確爲不可磨之事實”。如果今日仍“若非預先步驟，嚴厘方針，各本其犧牲奮鬥之精神，一致努力，則所謂革命建設、人民權益，無所寄託，甚非本黨革命建設之本旨”。陳濟棠希望通過經濟建設以增强政治生機，“做成三民主義新廣東”。提議書内容涉及政治、財政、鄉村、城市、教育、交通等方面，其中與廣州城市相關者，提出“鄉村建設、城市建設，須平衡發展，不宜偏重城市建設。”“物質建設、精神建設，須平衡發展，不宜偏重物質建設”；“爲收容失業人員，在鄉村應發展農業礦業，在城市應發展工業”；另對城市教育，提出廣設職工補習學校，擴充平民學校，增設職業課程，教育職業化，學生勞動化，擴充大學文、法、政、經等學科，以及農礦工商等應用門類；在救濟事業方面，提出多設平民醫院，廣設養老院、托嬰所、收容乞丐，設義倉、公共飯堂、平民寄宿舍，設立公共墳場等；在交通方面，提出建設省道，整頓水運，經營航空業、長途電話，以及修築江門至飲廉、廣州至潮梅鐵路，以及三水至梧州鐵路等。在實施這個施政計劃過程中，陳濟棠作過多次檢查，并發表相應講話，如1933年《三年施政計劃是準備建設新廣東的計劃》，同年《林雲陔在聯合紀念周作關於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的報告》，同年5月30日《關於扶植商務以吸引僑商投資實業提案》，1934年2月4日《黨員應切實協助政府實施三年施政計劃》，同年7月《唤起民衆協助政府推行三年計劃》；《整理廣州市政要抓人和法兩要點》，同年8月《三年來本省施政狀况》，1936年3月《綏靖、整理警衛隊與三年計劃執行情况的回顧》。這些講話，清楚地説明陳濟棠在統治廣東期間，確實爲改變廣東政治、社會經濟面貌作出不懈努力，並在這方面産生積極效果，在廣州城市建設方面更不例外。

　　三、建設廣州城市的成就

　　馬克思認爲“商業依靠於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爲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商品經濟的活力，將到達它所發揮作用的一切地方，推動卷入商品生産地區的發展。故列寧指出：“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一座近現代化城市應具備這些條件，即商品經濟發達，文化事業發達，還有“城市本身表明瞭人口、生産工具、資本、享樂和需要的集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這些論述，爲評價廣州是否達到近現代城市指明瞭方向。

　　陳濟棠建設“模範新廣東”最重一項内容，即致力於使廣州進入近現代化城市之列。他1934年7月23日在《市府紀念周的講話》中指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中外觀瞻所係，辦理廣州市政，不獨應爲全省政治的模範，而且應進而建立全國的模範，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前進，實施三年計劃。”他强調“整理廣州市政要抓人和法兩要點。”對於前者，陳氏指出，政治人格“必須操守好，態度好，養成廉潔的態度，親民的態度。一切工作都爲人民着想、事事設身處地，明白人情，才能熟揣人民利害，關切人民痛癢，替人民做興利除弊的事情”。“第二是法的問題，政治制度不是死板的，如制度有未臻完善，自然要設法改良，總以便民爲依歸。比方辦理自來水、電力的，必須注意供求適應，對於用户請求安裝水管或電表，應迅速辦理，不敷供應的時候，應設法補救。其他如土地局對市民聲（申）請登記及工務局對於市民請領執照，均須設法迅速辦理，使市民感覺快意便利。又如公用局對於發給司機執照等事項，應要慎重與敏捷，以免市民生命危險，及領照者有久候的麻煩。總而言之，政府和人民間一切辦事的手續，如有不便利於人民的，都要使到便利於人民爲止，否則令到市民失望，便失了爲人民謀福利的宗旨。”即使從文字上看，陳氏對廣州市政府公務員操守要求，對市政設施的建設和運作等事無巨細，都瞭如指掌，由此可窺在其治理之下廣州城市改革改變化之一斑。這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一）制定廣州城市建設計劃

　　1918年廣州市政公所成立，即開始大規模拆城築路，歷時三年，完成了這項巨大工程，開闢了城内主要馬路，廣州開始達向近現代化城市。但一座近現代化城市不能没有科學合理的城市發展建設規劃，故1929年，也就是陳濟棠主政廣東第一年，廣州市政府即公佈了《廣州市施政計劃書》，可視爲廣州第一個城市規劃方案雛形，雖然它還有很多不完善之處。1930年，由廣州市工務局局長程天固編制《廣州工務之實施計劃》，提出了廣州城市建設計劃，比前一個計劃書更全面、詳細地闡明廣州的地志、舊城改造和新區建設，以及道路、港口、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等内容。1932年8朋，廣州市政府公佈了《廣州市城市設計概要草案》，這是廣州城市規劃的第一部正規設計文件，包括了廣州功能區劃分、市區道路幹綫、粤漢、廣三鐵路在廣州橋樑、車站，以及機場、水廠、電廠、黄埔外港、白鵝潭内港、輪渡碼頭、倉庫選址、布局等。1932年11月又公佈廣州市道路系統圖，確定道路系統爲棋盤式，由此奠定了廣州城市基本格局，並爲後來繼承至今。

　　（二）擴寬或新開闢主要街道

　　廣州完成拆城墻後，即開展拓寬取直街道工作。結果是路網結搆合理，街道寬闊，交通方便，全市面貌焕然一新，近現代廣州街景得以形成。據悉，1929—1936年拓寬或新辟街道有湛塘路、東華東路、寺右新馬路、達道路、農林上路、法政路、長庚路（今人民北路）、大新路、米市路、光孝路、府前路、西湖路、光塔路、新堤大馬路、教育路、中華北、中、南路（即今解放路）、朝天路、靖海路、海珠北、中、南路、紙行路、詩書路、同樂路、龍津中路、多寶路、寶源路、逢源路、恩寧路、光復北、中、南路、長壽東、西路、第十八甫路、叢桂路、杉木欄路、槳欄路、禺東西路、十九路軍墳場路等，凡42條，約爲清末廣州92條街道的46%。據統計，到1936年，廣州修建馬路總長度達134公里。而同期廣州全市内街街道有6000多條，皆紆曲狹隘，房屋極不整齊，有礙消防、交通和衛生。1930年開始整頓，規定最窄是2.2米，最寬是11米，先後完成整治、拓寬内街1350條。這是一項巨大城市建設工程，爲此付出資金、技術和勞動難以估量。

　　這些街道建成，廣州城區範圍進一步擴大。作爲城區擴大最明顯的標誌是騎樓馬路分佈變化。按騎樓爲地中海式建築，由歐洲人傳入南洋，繼在廣州拆城時傳入廣州，因適合廣州氣候和商業環境，很快獲得推廣，成爲廣州標誌性建築，也是嶺南建築文化最有特色一部分。其主要分佈在民初拆城改建馬路，如中山四、五、六路、東華路、西華路、龍津路、上下九路、恩寧路和六二三路、解放北路、小北路，以及河南的南華路、同福路、洪德路等，今已成爲廣州城市名片。另外，這時竣工的中山紀念堂、中山圖書館、廣州市府大樓、海珠橋等，都是廣州著名建築，今已成爲各級文物保護單位。這與陳氏和一批城市規劃專家大膽吸收海外先進文化是分不開的。

　　最後，經過30年代前後建設，廣州新城市中軸綫已經形成，即北自越秀山中山紀念碑開始，南下山麓有中山紀念堂、經廣州市政府、中央公園、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延至海珠橋通河南區，縱貫廣州南北，將廣州城區劃分爲東西兩部分。且與廣州今北京路傳統中軸綫一起，搆成廣州第二條中軸綫，一直保護持到近年廣州天河區興起，以廣州大道爲骨架廣州第三條中軸綫出現。它們搆成廣州三條南北向城市中軸綫，代表了廣州城市發展所經歷的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歷史時期。中軸綫沿綫文化遺存遺址，成爲廣州城歷史滄桑的見证。

　　（三）廣州近現代産業興起

　　陳濟棠時代，廣州製造業和商業貿易成爲廣州經濟支柱，是廣州城市走向近現代化的基礎和標誌，也是陳氏主粤最燦爛一筆。

　　陳濟棠利用1929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和廣東半獨立、相對安定社會條件，廣開門路，發動華僑，廣泛籌集資金，吸收先進技術，網羅人才，大力振興以廣州爲中心的廣東近現代産業，主要是工業、商業貿易和交通運輸業成就卓著，留下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可供後人借鑒和參考。

　　在工業方面，廣州新興行業和産品如雨後春笋，不斷涌現。據有關統計，到抗戰前夕，廣州新建工業部門就有非金屬加工、燃料加工、有色金屬冶煉、金屬加工、化學加工、建材、玻璃、陶瓷、橡膠、木材加工、紡織、縫紉、皮革皮毛加工、油脂加工、食品、食鹽、印刷、文教藝術等159部門，産品有數十種。比較著名有西村水泥廠、廣州泥城發電廠、增埗自來水廠、廣州硫酸廠、協同和機器廠、市頭糖廠、新造糖廠、馮强膠廠、西村肥田料廠、河南紡織廠、省營造紙廠（南石頭造紙廠）等，皆達當時先進技術水平，形成舊中國廣州發展的高峰時期，很多工廠保存到新中國成立後，成爲廣州工業更新改造的基礎。

　　商貿是廣州城市基本活動。陳氏利用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給這些國家帶來衝擊的機會，積極開拓海外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刺激了廣州工商業發展。據統計，1928—1932年廣州口岸對外貿易約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5%左右，多數年份入超，且平穩地發展，平均年增長157%，遠遠超過了前代。

　　外貿與商業相互促進，廣州市場一片繁榮興旺。1933年，廣州民營商業銀號達498家，分早、午、晚三市交易，其興旺的景象超過了香港。至茶樓酒肆、商業網點、旅館、戲院等遍佈全市。1933年廣州各行商店達2.2萬餘家，平均每50人一家。僅旅館一項，1933達291家，廣州成爲中外商旅雲集之地。1929年廣州人口爲81.17萬人，1932年增長到112.26萬人，三年間增加了38.3%。廣州躋進百萬人口城市之列，成爲大城市。時有評論説：“外人初到廣州遊覽，常嘆廣州近年物質之進步。蓋高樓大厦、東水馬龍，頗足眩人耳目。”。樑漱溟也大加稱贊：“民國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廣州，現已隔七八年。現在之廣州，與以前之廣州又不同，碼頭增多，市面擴大，建築物、汽車都日有增加”。1934年，廣州已有長途汽車綫路15條，長途汽車公司15家，營運汽車121輛；市内公交綫14條，總長124公里，客車532輛，脚踏車9380輛。廣州呈現一派近現代城市景觀，令外地人刮目相看。

　　陳濟棠在戎馬倥偬生涯中，深知交通運輸作用，故十分重視廣州交通網絡建設。他説：“建設之要首重交通。欲現地方經濟之盈虚，文化之隆替，民生之豐歉，莫不以交通之便否爲衡。”1928年，廣東公路總長僅3850公里，到1934年已上昇到1.34萬公里，增長2.48倍，無論總長度和密度，都居全國第一，超過交通發達的山東和江蘇。這個公路網絡，以廣州爲中心，其中東路分第一、二、三幹綫，打通汕頭、潮州、梅州、惠州等地縣交通；南路第一干綫和瓊崖環島公路，使廣州灣（今湛江）、茂名、徐聞、合浦、飲州等地公路增多，海口至三亞公路暢通，西路則建成三（水）四（會）公路、三（水）高（要）公路、高（要）德（慶）公路與德（慶）封（開）等公路；北路則修築南（雄）韶（關）公路、韶（關）坪（石）公路、韶定（南）、韶（龍）南公路等，到1937年，廣東省内有17條主幹公路，326條支綫，總長2.2079萬公里，連結福建、江西，湖南、廣西，廣州成爲省際公路總樞紐。鐵路交通也步步逼進，1936年，粤漢鐵路全綫通車，並與廣九、廣三鐵路連網。此外，加上已投入使用潮汕、新寧鐵路，廣州在華南鐵路網上處樞紐地位。

　　内河向爲廣州主要交通方式，無論長行渡或是横水渡都輻輳廣州。1932年廣州港務局成立，改善河道管理，到1935年，省内各江通航里程達3000多公里，廣州是最大客運輸中心，通西江、北江、東江和三角洲網河各埠，全省有17640艘民船日夜穿梭於各水系河道，加速城鄉物資交流。

　　航空運輸興起較晚，但甫一起步，即呈良好的勢頭。1932年，陳氏成立民國航空公司，次年設廣東民用航空公司，後聯合廣西發起西南航空公司，開通廣州至海口、梧州、南寧、桂林、柳州、龍州、北海國内航綫，以及廣州至河内國際航綫，促進各地物資和商務往來。    

　　（四）奠定廣州現代教育基礎

　　陳濟棠作爲一位軍政人物，同樣致力於教育事業。他説：“教育是立國張本，是永久的事業。……今日的教育問題，是我中華民族的生死問題。”又説：“世界上没有教育不發達的國家，能够進步的。”在他制定“三年施政計劃”中即體現了這一教育思路。這包括一是推廣義務教育，擬三年内解决200萬失學兒童復學問題；二是擴充中等教育，在廣東增設省立中學，各縣也增加中學班數；三是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就業素質，解决就業問題；四是推廣師範教育，培養各類師資；五是增加高等教育，“以造就專門人才”。除在廣州東郊新建中山大學校園外，决定設立廣東勷勤大學的工學院、師範學院、商學院，籌辦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水産專科學校、美術專科學校，音樂院和編譯館；補助私立大學；選派優秀學生出國留學等；六是推行社會教育，提高人民知識、道德、補學校教育之不足。這些教育政策和措施，很快見效。在陳主持期内，全省普通小學由1.8964萬間增加到2.2754萬間，增長19%；學生人數由109.8965萬人增至146.9406萬人，增加了33%，中學由205間增加到299間，增長46%，學生由4.5萬人增到6.1423萬人，也增長了36.5%；高校學生從4000人增加到5000人，也有25%增長額。此期間廣州即有中山大學、廣東法科學院、嶺南大學、國民大學、廣州法學院、廣州大學、光華醫學院、夏葛醫科學院，以及美術、鐵路、中醫學校等，廣州成爲南中國一個教育重鎮，在近現代中國教育史上佔有重要一席之地。

　　（五）延攬人才，保障廣州社會經濟發展

　　一個近現代化城市，必須人才薈萃、各顯身手，才能推動城市各項事業前進。在陳濟棠時代，廣州即匯集了一大批各個領域時代精英，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幹，爲建設廣州大城市，功不可没。

　　陳濟棠面對廣州建設各項難題，除籌措資金，技術以外，同時十分重視人才，果斷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延攬、重用知識分子，使之有職有權，並獲得優厚生活待遇，從而保障他建設廣東的的三年施政計劃落實在堅實的智力基礎上。而從實際效果看，陳氏這種理念和决策，他的前任主粤者無一人出於其右。恰如留英美碩士、博士學位獲得者，時任韶關飛機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後任華南工學院院長的羅明燏説，陳氏“治粤期間，很重視知識分子，只要是專家或有一技之長者便提拔重用。”讓他們“掌握工業中各部門的經營管理大權，使他有職有權，充分發揮才幹”，“並在生活上給予優厚的待遇”。在這些政策吸引下，大批留學生遠涉重洋，回歸廣東效力，包括石井兵工廠副廠長鄧演存、留美碩士南石頭造紙廠總工程師陳丕揚、留美謝吴明，爲廣州硫酸廠、飲料廠、新造糖廠技術骨幹。留法建築師林克明，負責設計中山圖書館、廣州市政府大樓、中山大學石牌校區多座教學大樓、中山紀念堂建設委員會顧問、海珠橋設計監理等。從美國學成歸來林士祥，不依靠外國技術人員建成廣州電解廠，另有水泥廠工程師黄肇翔、鄧鳴儀、劉鞠可、林業，硫酸廠黄炳芳、肥料廠陳宗南、方寧贊，飲料廠陳國機、餘驥，無煙藥廠樑卓嚴、司徒灼，紡織廠王福衛，造紙廠劉寶琛、趙帝森，以及省建設廳、市公用事業局、省農業局等都有一批這樣技術精英，支撑着這些新興企業事業的建設和發展。特别是番禺黄埔村人馮鋭，在内地多所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在陳氏時期出長廣東省農林局，在發展廣東甘蔗種植、加工等方面甚有建樹，爲陳氏賞識和重用。也因爲如此，在陳濟棠倒台後，馮鋭爲蔣介石下令捕殺，成爲蔣陳政治鬥争的犧牲品。

　　此外，陳濟棠還巧妙地利用世界經濟危機機會，大量引進外國工業設備和原材料，裝備這些落成企業，使之很快投産，效果斐然。例如陳氏從菲律賓、爪哇、台灣引進多個優良甘蔗品種，廣種於廣東，甘蔗和糖産量大幅度增加，民受其惠。陳氏又引進機器榨糖，時屬創舉，以後使用不輟。

　　（六）尊重傳統文化，提倡尊孔讀經

　　在廣東局勢相對穩定，社會經濟逐步發展背景下，陳濟棠也十分尊重傳統文化，認爲“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有獨立的文字，重和平，崇仁讓，有歷來相傳的美德。”在行動上，大力提倡尊孔讀經，掀起“廣東復古運動”，社會各界對此毁譽參半，但扺制行爲也不在少數，故這一運動並未達到預期效果。與此同時，陳氏又積極支持“國有文化”研究，在廣州成立“明德社”學術研究機構，以闡揚國粹，改造人心。爲此，辦報刊、開演講、設研究班、出版各類叢書等，哄動一時，不管其目的如何，這對梳理、保存傳統文化，總有它積極意義一面。當然，陳氏在這一運動中，還以文化判官面孔，干預婦女服飾和涉及男女公共活動，批評工農商學政軍界病態心理，以達到改造心理之目的。這在某種意義上説，也不無進步意義。這對活躍廣州等城市文化氛圍，也是有促進作用。陳氏也深知利用廣播來達到教化、宣傳和娱樂目的，廣州自1927年起籌備廣播電台，1929年5月6日式正播音，1934年8月廣州廣播電台工作人員多達348人，每天播音6小時，使用廣州話、國話和英語播音，這在全國城市應不多見，這也標誌着廣州不僅在物質文化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各方面，正一步步地向近現代化大城市邁進。

　　四、小結

　　縱觀廣東歷史，每當中原北方動亂，廣東相對安定和政治上相對獨立之時，往往會出現一個較快發展階段和繁榮，如漢初趙佗南越國，漢高祖贊其治理嶺南，“甚有文理”；五國十國時期，劉龑在嶺南建立南漢國，經濟繁榮，被稱爲“小南强”；20世紀30年代，陳濟棠治粤，也頗有政聲，被稱爲“陳濟棠時代”，這與以上廣東歷史半獨立和獨立時期，頗有相似之處。而廣州作爲廣東政治、經濟中心城市，南越、南漢時期爲國都，得到充分重視和經營，成爲三朝古都（另爲南明），奠定廣州作爲歷史文化名城基礎。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陳濟棠主粤，同樣致力於廣州城市建設，包括制定城市規劃，興辦工商交通等實業、市政工程，發展文化教育和各種公共福利事業，大量引進各類人才等，使廣州很快擺脱封建的傳統城市狀態，向近現代化工商業城市轉變，不但在當時令全國刮目相看，也爲後來廣州城市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説，陳濟棠治粤，特别是主政省城廣州功不可没。

　　基於此，認真梳理、總結陳濟棠治理、建設廣州城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今天制定廣州城市發展規劃和戰略，實施城市建設、布局有關項目，都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也是通過這一歷史事實，作爲正確認識和評價陳濟棠主粤其人其事的一個不可或缺途徑。

　　（原載《嶺南文史》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