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地域文化傳承在區域發展歷史上的有重大的貢獻和重要的地位，是制定區域發展戰略和規劃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但基於孕育、形成文化的地理環境的差异性，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地域文化類型、特點和風格也各异，其中以江河、湖沼或海洋等水環境條件發展起來的流水地域文化具有獨特的作用力，不僅决定了其地域文化的風貌，也深刻地影響其區域内人群的氣質和品格。俄國社會學中地理學派的代表之一列甫·梅契尼柯夫在《文化與偉大的歷史河流》一書中寫道：“水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活動因素，而且是歷史的真正動力……不僅僅在地質學界和植物學的領域中，而且在動物和人類的歷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的發展，刺激文化從江河系統地區向内海沿岸並從内海向大洋過渡的力量。”水的這一作用既反映在作爲物質形態的水資源開發利用上，也表現在以水爲根源和核心的精神文化的各個層面上，共同形成流水地域文化體系，支持並推動流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珠江是中國的第三大河流，江海一體，具有寬廣的陸向和海向腹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珠江文化具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質與風格，尤其是近現代的珠江文化作爲一種時代的先進文化，是改造社會和推動歷史前進的强大動力。廣州是珠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也是珠江文化的代表和最强大的集聚與輻射中心，其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有賴於珠江文化，其在中國文化版圖上的崇高地位和深遠影響，也同樣是依託於珠江文化提供的强大支撑。珠江文化所具有的多元、開放、重商、創新等文化風格也深刻地影響了廣州城市，成爲這座城市的靈魂，也是其歷史發展和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深層文化根源和立於不敗之地的基礎所在。故傳承珠江文化傳統就顯得非常必要，是廣州建設國家重要中心城市不可或缺的戰略决策和舉措之一。

　　一、廣州城市因水而生的地緣優勢

　　珠江兼具自然和人文兩種屬性，不僅是一種自然環境和資源，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載體。廣州正是利用了珠江的這兩種優勢興起、發展成爲一座千年不衰的城市，並持續至今。

　　廣州地處於東、西、北三江交匯的珠江三角洲的頂點，河網密佈，南臨大海，形成江海一體的扇形地理格局。經西江，廣州的内陸腹地可扺桂、雲、貴、川等大西南；經北江、東江翻越五嶺通道，可接湘、贛，及長江流域的其它省區；通過大運河，可達黄河流域的各省區。如此一來大半個中國被納入了其腹地的範圍。

　　此外，我國古代和近代對外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主要在南海周邊、印度洋沿岸和阿拉伯地區，以及歐美、大洋洲等，廣州作爲海上交通樞紐、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擁有我國最大的海向腹地。加之歷代中央王朝，即使在嚴行閉關鎖國的時期，也對廣州采取開放的政策，保持一口通商格局。廣州獨佔此天時、地利與人和，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從未間斷地發展起來。這無論是在全國，還是在全世界城市的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

　　二、珠江文化風格對廣州城市發展影響

　　城市是地域文化的中心，集中反映了其所在地域文化的特質和風格。而一種地域文化形成後，又會以其所在的城市文化予城市發展巨大的影響。實際上，這是同一個文化體的兩個側面，兩者共存並同步發展。珠江文化形成於珠江流域特定的歷史時空背景下，廣州是這個流域的文化中心和亮點，廣州文化可以代表珠江文化，但不是珠江文化的全部。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説，珠江文化覆蓋了廣州文化，故珠江文化風格對廣州城市發展有重要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多方面：

　　（一）珠江文化的開放性與廣州城市開放發展相互動

　　黑格爾曾説過：“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在江海相通的自然環境和歷史上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背景下形成的珠江文化，既是多元的，也是開放的，兩者互爲因果，推動珠江文化不斷進行新陳代謝，給它代表的城市——廣州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由於開放，外來文化流佈廣州，在城市文化的各個層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如南北朝時引種廣州地區的外來花果即有茉莉、柚子、枇杷、棗椰、無花果、波羅蜜等；唐代有芒果、油橄欖等；宋元有占城稻、花生、西瓜，明清有番薯、玉米、菸草等。明中葉西風東漸以來，西方器物文化，包括鑄砲、造船、槍彈、自鳴鐘、攝影，及近代各種工業技術、西式建築等陸續傳入廣州，並在當地立足、發展。明末，繼天主教傳入之後，基督教也傳入廣州，繼以廣州爲中心向珠江流域擴布；西方的理性科學，包括利瑪竇等教士傳入的西方地圖、天文、曆算、建築藝術、語言文字、醫學等，尤其是西方政治制度文化的傳入，爲最先覺悟的中國人接受，並萌發和掀起一次又一次革命運動，廣州由此成爲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廣州的開放造就了一個特殊的華僑群體，他們遍佈世界各地。以他們爲載體形成的華僑文化，同是珠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華僑文化有反映近代西方文化重要成果的優勢。爲有它的參與，廣州城市無論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精神文化的各個層面，都可見華僑文化的景觀和思想軌迹，如大量僑資産業、騎樓建築、醫院、學校、住宅等。樑啓超曾説“廣東人旅居外國者最多，皆習見他邦國勢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見拙，義憤自生。”還説：“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於西人游。故不惡之，亦不畏之。”一部中國近代史爲有華僑文化參與才演得有聲有色，而廣州恰是這部歷史的中心。

　　（二）珠江文化的包容性使廣州成爲一座多元文化共生、共榮的城市

　　酈道元《水經注》雲：“水德融和，變通在我”。一則水有溶解萬物的屬性，二則珠江水網稠密，流量大，四時不絶，並與南海相通，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不僅可在流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由地發展，又可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和而不同、圓融互動的狀態。在廣州，佛、道、儒、伊斯蘭、天主、基督各教及各種民間信仰崇拜和平共處，互不傷害，絶少出現因文化特質的差异而發生重大的衝突、對抗事件。廣州人在享受西方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時，也迷信鬼神，保留了許多落後、蒙昧的陋習，但並行不悖地共存、相安無事。這些相悖的現象，皆緣於珠江文化的海量胸懷和博大氣派。

　　（三）珠江文化的重商性造就了廣州千年商都

　　珠江流域遠離中原，少受“君子謀道不謀食”的儒家教條和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加之海岸綫漫長，港口衆多，廣州港一直對外開放，商業貿易比較自由地發展。交换價值、重利思想深入人心，鑄造了珠江文化重商的風格，並以此比雄於其他大江大河文化。

　　六朝時期，廣州依靠海上貿易，富甲一方。唐代，連僻在天南的徐聞也有“欲拔貧，詣徐聞”之諺。宋代有50多個的國家和地區和廣州有貿易關係，元代則上昇到140多個。明代，珠三角的商品經濟日益興盛。清初，經商發展爲一種社會風氣，席捲了廣大城鄉和各社會階層。屈大均《廣東新語·事語》説廣東“無官不賈，且無賈不官”，“儒者從商者爲數衆多”，“粤中處處是市”，形成一個近乎全民經商的熱潮。“廣州幫”、“潮州幫”、“客家幫”等三大地域商幫集團的生意遍及海内外，其中勢力最爲强大、資本最爲雄厚的是以廣州爲根據地的“廣州幫”。鴉片戰争前，廣州出現的十三行不僅是著名的中西貿易街市，同時也是廣州商業文化的中心。追求財富成爲了當地人的普遍目標，因而對財神的崇拜也遠超過對其他神只的崇拜。趙公元帥、關羽神像被請進了廣州的千家萬户，並佔據了神聖空間裏最中心的位置，受到虔誠奉祀。時至今日，廣州大到超市，小至鷄毛小店，無不以這兩位財神壓店，全天候供奉，爲廣州商業文化最觸目的景觀。

　　（四）珠江文化的創新性成就了廣州成爲棄舊揚新、圖强變法的摇籃

　　珠江流域具有對内相對封閉、對外相對開放的地理格局，受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影響也相對薄弱，又深得海外風氣之先，使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珠江文化有較多創新發展的優勢，形成創新性的文化風格，其影響最爲集中、效應最爲凸現的城市當首推廣州。

　　漢初，趙佗以廣州爲南越國都城，割據嶺南，他既傳播中原文化，也尊重當地文化，並仿傚越人束髻，自稱“蠻夷大長”，對中原文化而言，這是一種禮儀創新。唐惠能創立禪宗頓教，其剃度與部分佛教革新工作是在廣州完成的。明代以陳獻章，湛若水爲首“江門學派”思想，突破了程朱理學讀書格物求理的方法，開以自然爲宗一代學風和“自得”、“静坐”達到認識事理方法，是一個巨大的思想創新，廣州是這個學派發祥地之一。戰後，洪秀全將基督教的組織形式和《聖經》的神學理論進行再創造，建立“拜上帝會”，並寫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三部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國組織和革命的理論基礎。康樑變法，創辦“萬木草堂”，培養維新志士，提出了許多維新變法的主張。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等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革命性的活動和成果，幾無不是以廣州爲基地展開和實現的。

　　珠江文化創新是一個歷史範疇，不同時代、不同層面有自己代表成果。西風東漸早期，廣州人用粤語注讀葡語，稱“廣東葡語”，18世紀以後，又以同樣的方法注讀英語，稱“廣東英語”，達到中外交流，也是一種化洋爲中的創新。20世紀初，廣州引入西式騎樓建築，但並非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結合嶺南的氣候和重商的特點，加以創造性改良，形成自己的建築風格和街景。至近年改革開放，從港澳、海外傳入廣州的各種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時尚禮儀等，皆有改造革新的成份，實際上也屬文化創新的範圍，由此形成廣州城市景觀林林總總，蔚爲大觀，在全國城市中獨樹一幟。

　　（五）珠江文化的務實性使廣州成爲一座不尚空談、以講求實際利益爲上的城市

　　在古代惡劣的環境、遠離政治中心，明清以來商品經濟發達、追求財富爲社會風氣背景下形成的珠江文化，表現出鮮明的務實風格。舉凡無論是各類器物的使用，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審美情趣、行爲方式等，皆以講究實用爲目的。如廣州人特别講究功利，既努力賺錢，又注重享受，故追求奢華、時尚成爲潮流。這類各式招牌、廣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近代廣東吸收西方文化，也以應用性的器物爲主，而對西方人文社會和理性科學引入較少，以致當年康有爲不得不跑到上海采購西學圖書。朱謙之先生説：“北方黄河流域即代表解脱的知識；中部揚子江流域可代表教養的知識；南方珠江流域可代表實用的知識，即爲科學的文化分佈區。”這種文化慣性影響至今。這種務實性固可帶來豐富的物質財富，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故廣州城市高消費、越級享受大行其道。但因輕視理論建設，使自身的文化後勁不足，競争力薄弱。廣州至今在基礎理論及其應用研究方面仍遜於北京、上海等城市，與其在全國經濟地位不相適應，這説明珠江文化也有其先天不足之處的。

　　（六） 珠江文化的領潮性與近代現廣州在全國崛起

　　文化創新和領潮同是一種文化屬性的兩個側面。爲有文化創新，才能爲自己積累高位的文化勢能，並向周邊地區輻射，起引領文化潮流的作用，由此形文化創新與文化領潮互爲因果關係。

　　珠江文化發展到明清時期，已經脱羽成熟，躋進全國先進文化之列。戰後，珠江文化經過蜕變與新生，更成爲一種時代先進文化，形成很强的向外輻射的態勢。樑啓超曾説廣東在中國“實爲傳播思想之一樞要”。1925年李大釗悼念孫中山挽聯雲：“廣東是現代思想匯注之區，自明季造於今兹，漢種孑遺，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類皆孕育萌興於斯鄉。”戊戌變法時期，康、樑在廣州、長沙、桂林等地傳播維新變法思想，許多知識分子茅塞頓開，紛紛回到自己所在的府州縣，開創維新變法的新局面。如樑啓超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給當時頑固保守的湖南舊勢力以猛烈衝擊，此後湖南新式學堂日漸增多，民智以啓，風氣大開，大批有識之士走出三湘，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在雲貴地區，樑啓超辦的《時務報》擁有不少讀者，貴州宣傳新學的“仁學會”、“貴州不纏足會”接踵而起，顯係受康樑思想的影響而産生的文化效應。又廣東維新人物在鼓吹政治革命同時，也倡導文化革命，如樑啓超、黄遵憲等先後提出“詩界革命”、“小説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在全國掀起文學革命的滚滚波濤，猛烈地盪滌了舊中國的文壇。至代表近代珠江文化最高成就的孫中山三民主義，一直在引領中國近代革命的潮流，並取得推翻清政權、結束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偉大勝利，廣州無疑是這個潮流的淵藪。近年改革開放，廣東創立的理論思想、體制模式、管理經驗、各類産品、生活方式等，包括物質、制度、精神文化各個方面無不以自己開拓創新成果，輻射全國，在某些方面引領時代潮流。基於此，廣州也以改革開放前沿地定位樹立起自己的城市地位和形象。近年流行“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諺語，主要指到廣州。這個不争事實是廣州受惠於珠江文化最突出的成果，也是城市發展一個强大的驅動力。

　　三、廣州建設國家重要中心城市需珠江文化支持

　　據報導，2016年2月19日，國務院批準了《廣州城市總體規劃》（2011-2020年），首次將廣州定位爲“我國重要中心城市”，具體提法還有廣州爲“國際貿易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等目標，要把廣州建設成爲經濟繁榮、和諧宜居、生態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鮮明的現代化城市，規劃期末，廣州城市人口達1800萬人，城市占地面積達7434平方公里。這樣，廣州從“華南中心城市”上昇到“國家中心城市”，並在規劃中首次出現“國際”二字，在國際層面定位廣州城市的性質，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賦予了廣州崇高的歷史使命，展示了廣州輝煌的前景。

　　這個總體規劃還在城市空間結構、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區域關係與分工、與周邊城市關係，以及各項産業、事業建設等方面勾畫了發展藍圖，將極大地鼓舞廣州人民朝這個目標邁進，效果當可預期。爲此，必須采取多種科學合理、强勁有力的策略與措施，但其中不可或缺的是需要珠江文化的有力支持。這是基於：

　　第一、廣州作爲“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國際商貿中心”，對外關係而言，廣州必須是一座外向、開放的城市，使國内外的商品、人員、資本、文化、信息等可以在廣州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往來、交换，取得它們流動的最大利益；從文化關係而言，廣州必須是一座多元共存、共生、共榮的城市，這就要求廣州城市文化風格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各種文化在廣州都能找到自己存在的空間、方式、平行不悖、互不傷害、平等互動地發展起來。

　　第二、廣州作爲上述兩個中心城市，必須擁有强大的經濟勢能和文化勢能，才能發揮經濟和文化的集聚力和輻射力，不但自身得到發展和壯大，而且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廣州要保持這種崇高的經濟、文化地位，必須不斷地進行創新驅動發展，使自己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珠江文化作爲支持這種發展的力量源泉是一個强大的基礎。近現代中國歷史表明，珠江文化在改變中國社會、推動中國近現代歷史前進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力量來源又依靠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也是珠江文化“經世致用”的風格。從洪秀全、康樑、孫中山到國共合作，都有許多成功的事例反映珠江文化的軟實力作用，不可等閒視之。故郭沫若在1926年撰《我來廣東的志望》一文中雲：“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相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醖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過去如此，在現今廣州建設“國家重要中心城市”的進程中尤應如此。

　　第三、廣州作爲“國際貿易中心”，必須是一個巨大的商業都市，集散商品是其主要功能和基本活動。廣州2000多年的城市發展史表明廣州城市的本質是千年商都、從不關閉的商品進出口岸。廣州的其他性質、功能都是第二位的（如政治、交通、文化等）。所以重商性爲廣州文化，也是珠江文化最重要的特質和風格。在經濟全球化、空間一體化、“地球村”時代，商品流通以全世界爲市場。珠江文化的重商性可以獲得最廣闊的彰顯自己作用力的平台，爲廣州建設國際商貿中心服務。

　　第四、廣州要維持“國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地位，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除了創新發展，還必須在全國、在珠江流域或在一個大區域内，充當領頭羊的角色，也就是要領潮争先。近30年改革開放，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包括廣州、深圳等在全國起了領潮争先的作用，促進廣東成爲全國經濟高峰區，令世人刮目相看。領潮争先也由此成爲珠江文化的一個突出風格。在廣州建設“國家重要中心城市”的進程中，只有繼續發揮這種文化作用力，才能保持廣州城市的生機與活力，不但自己得到發展，還應作爲一個典範，帶動其他城市發展。珠江文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可爲建設這個中心城市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積極貢獻。

　　四、小結

　　文化軟實力的概念提出的時間不長，但它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却是一種歷史存在，處處留下它深刻的印記。廣州作爲珠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其歷史發展得益於珠江流域的地理環境與資源優勢，特别是三江交會、江海一體扇形地理格局，從而獲得廣闊的陸向和海向腹地，在這個基礎上産生的珠江文化促使廣州發展爲全國最大的一個商業都會，並留下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産，應予傳承和發揚。

　　珠江文化的傳承是通過自己文化風格來影響城市發展的。珠江文化的開放性，與廣州城市千年不衰港市地位同步前進；珠江文化包容性使廣州歷史人緣、地緣得以和而不同地共生、共存；珠江文化的重商性决定了商業貿易是廣州最根本的城市性質、功能和基本活動；珠江文化創新性使廣州不斷獲得發展動力，成爲近代現社會思潮的重點和革命策源地；珠江文化務實性又使廣州人講求功利、追求財富，既努力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又不斷改善生活，盡情享受；珠江文化的領潮性使廣州與時俱進，不斷創造出新文化成果，尤其是在近現代，引領全國某些文化領域的潮流。珠江文化風格的綜合作用最終造就了廣州城市的千年商都、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珠江文化中心地、改革開放前沿地的歷史地位，這將在廣州建設“國家重要中心城市”的過程中繼續發揮其重要的文化軟實力的支撑作用。

　　（原載廣州文史館：《文化傳承與理想廣州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