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文化是海洋文化一部分，它包括對海疆管理、海疆意識、海疆島嶼的建設與文化活動等。南海有着深厚海洋文化積澱，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海防爲核心海疆文化。秦漢以來，中國政府即實施對南海的主權管轄，歷代而不衰，由此産生的海疆文化，到明代達到一個歷史高峰期。在上述各方面都有充分表現，奠定了後來海疆文化的基礎。

　　一、海南島劃歸廣東管轄

　　明代基於加强海疆地區的政治統治、防範倭寇和海盗侵擾，打擊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保護海上航行貿易安全，不斷加强南海的海防，有效地捍衛明帝國的海陸國土的安全。

　　海南島作爲南海海上交通樞紐，在海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義，明初朱元璋就十分重視經略海南，在給守島將士敕令中稱之爲“南溟奇甸”，“必遺仁勇者戍守”，高度肯定海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爲此，在行政區劃上作了重大調整。明洪武二年（1369年）海南島結束了歷史上與廣東大陸行政上分離狀態，第一次劃歸廣東。自此它作爲廣東一個地方行政區，面目大有改觀。如果説在此以前，主要是由於水陸交通與紅河下游、廣西盆地關係密切（通過湘桂走廊、南北流江），而長期與廣西同屬一個政區的話，那麽唐宋以降隨着東南的開發，國内經濟重心的轉移，徐聞合浦作爲早期的對外交通中心已經逐漸衰落，從廣州經本島東部海域直下東西二洋成爲主要航綫。珠江三角州經宋代以來的開發，已崛起爲華南主要經濟區，廣州作爲它的經濟中心與本島關係更加密切。海南許多優良港灣，成爲南海航綫上的停泊所和補給站，更有利於對南海海上巡航指揮，及時預警。僅從這點看來，海南劃歸廣東比留在　廣西要合理得多。　　　

　　朱明王朝爲加强集權統治，在行政上也多有調整。因元代海南屬湖廣省，省治武昌，距離遥遠，鞭長莫及，如受廣州節制要有效得多。廣西壯族占地廣大，居住集中在其西部，而東部則是另一個少數民族——瑶人的根據地，漢人雜居其中，海南中部又爲黎族所據。封建時代民族關係緊張，漢統治者對黎族用兵連年，而反抗愈烈。洪武初、廣西“諸蠻”又先後起義，反對朱明王朝的鬥争風起雲涌，光是海南會同、文昌、萬州、崖州等地各族人民的反抗鬥争就達二十次以上，次數是全國最多地區。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如果壯黎瑶三個少數民族仍留在同一省内，對封建　統治將是個巨大威脅。因此，采取分而治之的辦法，把海南劃分出去，也是鞏固封建統治的策略之一。加上海南（還有合浦和雷州半島）劃歸廣東以後，廣西變成内陸省，所需魚鹽和進出口完全依賴廣東，無疑又加强了對廣西控制。此外，由於本島在國防上處特殊地位，明初倭患巳相當嚴重，還有張士誠、方國珍等餘黨盤據在東南海島，平息這兩股勢力也是朱明王朝當務之急。廣西倭患較輕，壯人又不善水，把瓊雷這些國防要害之區劃歸廣東管轄，有利於發揮其優越的軍事地理位置的作用。所以在這樣歷史背景下，海南劃入廣東是必要而且恰當的，以後的歷史也證明，這對本島無論在政治、經濟或文化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當然，海南與大陸關係，從來都是互爲依存的。但從建置上説，這是海南開發史上一個不可低估的變化。

　　二、加强海南島内治理

　　在海南島内部，區劃調整同樣是促進海南發展、加强南海防務的條件之一。明代較之過去對海南態度大有區别。雖然島上州縣建置比元代並無增加，唯名稱有變，吉陽軍、南寧軍、萬安軍分别改稱崖州、儋州和萬州，但洪武元年（1368年）改瓊州干寧安撫司爲瓊州府”。到洪武三年（ 1370年），瓊州府統轄全島三州十三縣，後省爲十縣。自漢開郡以來，海南行政建置，雖間有唐都督府，宋安撫都監這類兼領軍政的機構，但不算一種行政區劃。全島没有一個統一的治理機構，缺乏一個首府，各州管各州，互不相干，因而對島上資源開發、經濟中心的形成都是不利的，海域管轄行政指揮也弊多利少。瓊州昇格爲府，成爲全島行政中樞，這是海南政區沿革上一件大事。此外，明代海南也和全國一樣，掀起過一次築城高潮，大部分州縣治在明初，或中期得到修建，徹底改變過去大多數州縣有治無城的狀况。此後州縣很少搬遷，建置更趨固定。這對扺禦倭寇、海盗進攻，作用匪淺。洪武間，在完成户口和土地調查的基礎上，在黎區建立基層行政組織黎圖，若干黎圖爲一都，若干都爲一鄉，並廢除元代黎首世襲制，起用黎峒首爲土官，從而在建置上爲在黎區實行封建統治創造了有利條件。還有明初在减少對黎族大規模用兵的同時，明王朝曾對本島采取减輕賦役的特殊政策。這都爲更全面深入地開發鋪平了道路。明代建置地域的擴大和深入，並不是州縣數目增加，而是表現在以少數民族的歸附和受編爲標誌的實際統治區域的變化上。永樂十一年（1413年）“招撫諸黎來歸千六百七十處，户三萬有奇”。此後又有不少黎峒相繼來歸，加入熟黎之列。但根據對熟黎統治和控制程度不同而分爲兩類地區，一是與當地漢人一樣編入都圖，載入黄册和魚鱗圖册，“悉輸賦聽差，與吾治地百姓無异”者，以後隨着漢化程度的加深，也就不再視爲黎族；如文昌縣斬脚峒，瓊山清水、南歧、南坤、定安縣南吕、儋州七坊、洛基、萬州卑紐、陵水黎停、嶺脚等。另一種是過去瞭解不够多，居地深阻，而明代已見諸於文獻，經濟生活接近漢人，爲封建勢力所控制的黎族。綜合地方文獻，這兩類熟黎被編入都圖者凡二十八都七十五圖一百五十五峒。它們以東部北部分佈最多，西北次之，南部較少。這種分佈的形勢，如澄邁縣，弘治（1488—1505年）以後，”黎地漸歸豪民，黎人歸化既久，與齊民等”，文昌縣宋代已無黎。定安、會同建置以來，黎峒大部入籍，（會同建置時已將黎歸入樂會縣，故無黎）。儋縣“黎居良民五之一”，感恩黎“附版籍者什九、不附者十一”，惟南部“崖州黎其地多於州境，其人十倍之。到明未清初，已出現“則古之書村峒者今皆爲都爲圖矣。”這樣，海南島内社會相對穩定，使明政府能騰出手來，加强海防力量。

　　三、建立海疆防務體系 

　　南海在嶺南有漫長海岸綫，近岸防守向爲歷代治海之策，在海防制度上也代有變遷。唐代設崖州都督府，督率崖州、儋州、振州軍事，管轄以振州（今三亞一帶）爲起點，由海上向西南千裏海域，其邊界已達今越南順化東海岸附近海域。《舊唐書·地理志》曰：“振州，……南至大海。……東南至大海二十七裏，西南至大海千裏。”宋代對南海保衛、巡羅範圍更廣大，宋太祖開寶四年（917年）“命王師出戌，置巡海水軍”， 巡海範圍南至“九乳螺洲，……占不勞山，……陵山東，其西南至大食、佛師子、大竺諸國”。九乳螺洲即西沙群島，而占不勞山和陵山即爲中越海域分界綫。周去非《嶺外代答·地理門》指出南海中有“長沙、石塘數萬裏”、“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在這裏“交洋”，即交趾洋，爲現北部灣。交趾洋與昆倉洋（今越南昆倉島附近海域）一綫爲中越海域分界綫。元代，我國海運事業更加發達，爲加强南海海上巡邏，在今海南島海口港（習稱秀英港）外置白沙水軍，南海諸島海域納入其巡海範圍。

　　明代雖也嚴加海禁，但變化了的海洋局勢，尤其倭寇、海盗活動、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使明廷不得不加强海防，實行“文武相制”的軍事監察制度，即武將出征也同時派出文官監軍。陸上如此，海上防守建設也如此制。所置巡海防官員稱巡察海道副使、巡視海道、巡視副使、海道等多個稱謂。萬曆《大明會典·兵部·鎮戍》曰：“國初兵事，專任武臣，後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曰巡撫。總督舊曰軍門，而巡撫近皆贊理軍務，或提督，詳載都察院。其按察司官整飭兵備者，或副使，或僉事，或以他官兼副使、僉事；沿海者稱海防道，兼分巡者，稱分巡道，兼管糧者，稱兵糧道。”按照這一建制，全國設浙江海道、福建海道和廣東海道。廣東海道地位至爲重要，故《蒼梧總督軍門志》稱：“廣東省會郡屬錯居海上，東起福建，西盡日南，沿洄六、七千裏，中間負海之衆，無事則資海爲生，有事則借之爲暴。自嘉靖末年倭夷竊發，連動閩浙，而潮惠奸民，乘時遘釁，外勾島孽，内結山寨，恣其兇虐屠城鏟邑，沿海郡縣殆人人機上矣。”基於此，明代嘉靖年間廣東海防分東、中、西三路，沿海設置衛、所、水寨，另置廣東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兼廣州兵備一員，係兵備兼理分巡，原駐廣州，後移至寶安南頭。其中東路爲惠州、潮州府所轄海域，惠州衛下設河源、龍川、長樂守御千户所；碣石衛下設甲子、捷勝、海豐、平海守御千户所；潮州衛下設大城、蓬州、靖海、海門、程鄉守御千户所；中路是廣州府所轄海域，計有廣州左、右、前、後衛、清遠衛、南海衛，下設東莞、大鵬守御千户所；廣海衛下設香山、海朗、新會、新寧、增城、從化守御45所；西路是高、雷、肇、廉、瓊、欽等府州所轄海域，肇慶衛下設陽江、新興、德慶、瀧水、南鄉、涵口、封門、雷林等守御千户所；神電衛下設雙魚、寧川、高州、信宜、陽春守御千户所；雷州衛下設錦囊、海安、海康、樂民、石城守御千户所；廉州衛下設永安、欽州、靈山守御千户所；海南衛下設清瀾、萬州、南山、儋州、昌化、崖州守御千户所。這些衛所絶大部分沿海岸綫分佈，鎮守附近海域，特别是險要之處，必派兵防守，海面則有巡哨制度，規定出汛日期、地點，以達到安邊目的，故時人評曰：“守隊之制，亦雲密矣”。

　　在衛所以外，明嘉靖中，廣東海防三路還設水寨，從潮州到廉州直下瓊州，都有水寨以守。廣東共設6個水寨，計有潮州柘林寨、惠州碣石寨、廣州南頭寨、肇慶北津寨、雷州白鴿寨、瓊州白沙寨，其中西路占了三個水寨，爲海防要區。水寨間設立會哨制度，即相互交换巡海情報，有利於聯防出警。例如北津水寨駐紮在陽江海陵島，兵船從港口出發分兩路巡哨，一路往東，至台山上下川島，與中路的南頭兵船會哨，取廣海衛情報；一路往西，至電白縣放鷄島，與雷州白鴿寨兵船會哨。這樣，廣東沿海防務，由於水寨兵船相互會哨而變得更爲嚴密而有效。

　　明代在衛所和水寨設立之同時，還設立烽堠傳警制度。不過，這一制度執行較遲，萬曆二年（1574年）規定在“沿海地方不拘十裏十二三裏，擇其高阜去處，或就山頂可以瞭望四遠者，即建墩台一所，……每墩撥軍六名，一年一换。”凡遇警報，“日則舉煙，夜則舉火，仍放大銃三個，鳴鑼，令一軍機小旗，打小鑼，將賊船數目，約賊若干，登犯地方情由，毋分雨夜，走報鄰墩，一體傳報。”[21]據載，陽江北津水寨防區沿綫就有南洋，丹草、北津、合浦、赤水、潭村、黄村、白山、羅浮、南海、蓮頭、大陳、山尾、輔弼等10多處烽堠，有效地傳遞海警信息。

　　這樣，明代由衛所一水寨一烽堠組成海防體系，相互配合，發揮拱衛海疆功能，對防犯海盗，打擊海上走私，保障南海交通暢通，起了重要作用。恰如清初潮陽縣令藍鼎元在《潮州海防圖説》對明代廣東東路海防評價那樣：“明人防海知設水寨於柘林，而不知南澳之不可棄，遷其民而墟其地，遂使倭奴、紅彝盤據猖獗，吴平、林鳳、林道干、許朝先、曾一本先後盗兵，邊氓涂炭。萬曆年間，始設副總兵守之，國家鎮以元戎，遊魂永靖。蓋閩、廣上下要衝、厄塞險阻，外洋番舶必經之途，内洋盗賊必争之地，去留明效，固彰彰若此也。”

　　四、轉變海洋意識

　　十五、十六世紀在世界大航海時代，中國作爲一個航海古國，特别是南海是東西交通必經之地，却不能利用這種海洋優勢推動資本主義發展，實現傳統農業向新興工業社會轉變。其根本原因是封建政治力量壓抑、阻礙了這種轉變，但明中葉以後，這種情况有了改變，海洋意識逐步增强，有利於南海主權管理。

　　這反映明政府對“懷夷”與“抑商”認識和政策上，明初，朱元璋認爲“朕思是食在於禁末作”。嗣後明成祖也一秉此觀念，視“商税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令夷人慕義遠來，乃欲浸其利，所得幾何，而污辱大體萬萬矣。”即對外國商人采取優惠外貿政策，而對本國商民出海貿易則用禁止或抑制政策，造成中外商人在航海和國際貿易上不平等競争。中國商民自然處於劣勢，也導致明代早期海洋力量的衰落。例如鄭和七下西洋壯舉，旨在揚耀明朝國威，而不在於海上貿易，尋找市場，結果産生悲劇性後果。朱元璋甚至視商人爲無業遊民，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詔令，“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爲遊民，則逮捕之。”明政府還規定，商人家庭只許使用布料制衣裳，而不準穿絲綢，商人地位十分低下，與同時代歐洲君主積極支持、鼓勵本國商民到海外經商有天壤之别。而“懷柔遠人”政策，直接或間接損害中國海洋主權龢利益，尤以南海爲著。澳門被葡人租賃就是一個案例，也是這種政策的産物。對於葡人在澳門居留和從事海上貿易，時人已覺察 到它是對海防的危害，《正德實録》指出葡人與“兩廣奸民，……招誘亡命，略買女子，出没縱横，民受其害。”在閩浙等地，葡人也同樣從事這種罪惡勾當，“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明末葡人“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貨，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之市，畫於夷人之幕者更爲多焉。”澳門實際上成了海上罪惡淵藪，所以當時朝野上下一些有識之士，包括萬曆時廣東總督張鳴崗也一針見血地指出：“粤之有澳夷，猶癰之在背也。”甚至有人動議“欲往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舶潜行，以固香山門户。……或欲縱火焚其居。”但朝廷並不理會這些議論，最後采納了廣東籍進士霍與瑕的方案，即“設城地，置官守，以柔道治之”的懷柔政策，任憑葡人在澳門久居和活動，充分反映其時的明朝政府的海防意識非常澹薄。葡人正是利用明政府海禁有利條件和澳門港優勢，依託中國貨物，壟斷中國海上外貿，開闢澳門至日本長崎，至印度果阿，至菲律賓馬尼拉航綫，成爲世界市場上一位暴發户。這其中有多種原因，但明朝廷的懷柔政策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明代倭寇的猖獗和澳門被租占，也促使明政府後來海洋意識的加强，這突出表現在南海地圖的編繪上。

　　地圖是國家領土主權一個重要標誌。涉及南海域地圖歷史很悠久，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地形圖》最南端爲珠江口，顯示西漢初，已很重視海洋疆域。此後，關於廣東疆域地圖一直未見，宋代方誌興盛，内中有廣東地圖，如佚名《交廣圖》、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廣東李符《海外諸蕃圖》、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廣州凌策《海外諸蕃地理圖》，雖僅有圖名，不見實件，但從名稱可知已涉及南海周邊國家，顯示宋代海洋疆域、主權意識已很强烈，才有可能編繪以“諸蕃”命名地圖。明代地圖編制始進入一個興盛局面，涉海地圖大量增加。廣東最早一部省誌嘉靖（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首》即繪各府州地圖，其中《瓊州府地理圖》清楚標示海南衛、沿海巡司位置，在圖幅邊緣註明“外連大海，直扺諸蕃”。《廉州府地理圖》則註明“西南至交趾銅柱大海洋”。至嘉靖（黄佐）《廣東通誌》則在各府圖經中繪上各自地圖，其中《廉州府輿地圖》曰“西南至交趾北大洋海”，《瓊州府輿地圖》東、西、南邊緣均表示“外連大海到諸蕃”字樣，對南海諸蕃關係更加明確。此外，明代《瓊州府地圖》、正德《瓊台志》也有類似表示海洋内容。這是一些官修方誌所見地圖，代表官府海洋意識和海洋疆界概念。此外，以個人名義編纂地圖同樣反映作者對南海認識水平和海洋疆界視野，如嘉靖年間廣東巡按御史姚虞編《嶺海輿圖》（一捲）、萬曆番禺人郭棐《粤大記》所附《廣東沿海圖》，即以海防形勝和布局爲主要内容。如《香山縣圖幅》還特别標明“番船”，“番人房屋”字樣，表示對葡人注意。《廣東沿海圖》還表示日本、朝鮮、大琉球、小琉球地名，標示倭寇從日本五島分東、中、西三路入寇東路、廣州、惠潮、泉漳、福興；中路温州、台州、寧波、錢塘、松江、揚子江、淮安等；西路朝鮮、直沽的路綫，海防觀念和布局十分清楚。明代除《鄭和航海圖》表示經過南海地名以外，廣東鄭舜功《日本一覽》也附有中日之間交通路綫與地圖，稱《桴海圖經》（3卷）。明嘉靖鄭若曾出於防倭編的《籌海圖編》内有《廣東沿海郡縣圖》；羅洪先《廣輿圖》卷又附圖，不僅有廣東大陸，也包括南沙群島，充分反映明代以地圖形式表達南海的海洋意識，海疆界綫都十分明朗，海防空間也同步擴展到更廣闊海域了。    

　　五、小結

　　南海作爲中國最大海區，歷代中國政府都重視其領土主權的管理。明代基於國内外形勢的改變，不斷加强對南海的經略，這充分反映在南海海疆文化的建設上。這包括了將海南島從元代湖廣省劃歸廣東省，受制於廣州；調整島上行政建置，成立統轄全島的瓊州府，安撫黎族，鞏固海南社會，以利於對外；建立有效的軍事監察制度，沿南海北部沿岸設立由衛所、水寨、烽堠等組成的海防體系，發揮鞏固海疆功能；編繪南海海疆地圖，以强化海洋國土觀念和海洋意識。這都標誌着明代南海海疆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其作爲一種海疆歷史文化遺産，至今仍有繼承和參考意義。

　　（原載《新東方》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