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這個古老概念，近年隨着“一帶一路”建設上昇爲國家戰略層面，沿綫省區紛紛提出相應的目標和規劃，而一時蔚爲風氣。各類學術研究成果不絶如縷，普及性、通俗性讀物紛紛出台，計劃或在版中作品更不在少數，“海上絲路熱”正撲面而來，昭示着中央决策深得人心，並在新海上絲路建設中步步推進，形勢十分喜人。

　　問題在於海上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有其特定性質、内涵和時間起止，而不能一哄而起，無公認的規範、原則可循，結果就會産生無序狀態，特别是海上絲路的時限必須明確，不容含糊，才能避免研究和實際工作中盲目性、隨意性和混亂性，使之走向科學、正確，符合其歷史實際的軌道，才能裨益於“一帶一路”建設。

　　一、海上絲綢之路概念提出和研究梗概

　　絲綢之路概念首創者是德國著名地質地理學家F.V.李希霍芬（1833-1925年）。他於1860年和1868年兩次來中國考察旅行，還到過廣州、三水、英德、韶關等地，後出版了五卷本《中國親程旅行記》，其中1877年問世的第一捲《中國》，談到中國經西域到希臘、羅馬古代陸路交通綫，首次使用“絲綢之路”名稱，並詳加論述，爲後來認同和廣泛使用至今。他又在一張地圖上提到“海上絲綢之路”稱謂，雖未作解釋，但仍是這個科學概念的創始人。此後，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1865-1918年）在其著《西突厥史料》一書中，提到絲綢之路有陸道和海道兩條。其中“南道爲通印度諸港之海道，以婆廬羯泚（Broach）爲要港”，這才比較具體談到歐洲與印度之間在6世紀的絲綢貿易。1933-1935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考察了西北絲綢之路，後出版《絲綢之路》一書。在1939年日文版中介紹：“在樓蘭被廢棄之前，大部分絲綢貿易已開始從海路運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鎮。”作者肯定地認爲存在一條將中國絲綢海運到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此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漸見增多，但以外國人爲主。1955年，北京大學教授季羡林在《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論文中，論述中國蠶絲輸入印度有五條通道，其中一條爲“南海道”，即《漢書·地理志》所述從雷州半島發航至印度海上交通綫。上世紀60年代，法國學者布爾努瓦夫人出版《絲綢之路》一書，談到公元一世紀中國絲綢運往印度、羅馬有三條路，其中一條是海路，“它從中國廣州灣（今湛江市）的南海岸出發，繞過印度支那半島，穿過馬六甲海峽，再逆流而上，直到恒河河口。這條路似乎僅僅由印度商船通行。……在1世紀末以前，地中海地區所進口的大部分絲綢似乎都是通過海路而運輸的。”1967年日本學者三鬆隆敏出版《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成爲專論海上絲路的專著。1974年，國學大師饒宗頤發表《蜀布與Cina Patta （中國成捆的絲）——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論文，有專論“海道作爲絲路運輸的航綫”一節，指出：“海道的絲路是以廣州爲轉口中心。近可至交州，遠則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據點。”

　　此期間，我國正經歷文化大革命，對絲綢之路研究陷入中斷。直到1985年，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出版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兩部專著，指出“海上絲路把世界文明古國、如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國，又把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如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國文明等都連接在一起，形成了連接亞、非、歐、美的海上大動脈，使這些古老文明通過海上大動脈的互相傳播而放出了异彩，給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充分肯定了海上絲路不可置疑的歷史地位和巨大而深遠影響。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遠征隊到過廣州和泉州，有力地促進海上絲路研究。廣東出版《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和《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海上絲綢之路與潮汕文化》；福建出版《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上下卷）、《海上絲綢之路與福建》、《海上絲綢之路與伊斯蘭文化》、《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等著作，標誌着海上絲路研究步入高潮，爲近年“一帶一路”研究和實踐奠定了堅實基礎。現在海上絲路研究、考察接踵而起，牽動學術界、政界和産業界、其應用範圍，也從中西交通史延及貿易史、外交史、文化史、宗教史等，時下正方興未艾，成果自可預期。

　　二、海上絲路内涵

　　實際上海上絲路涉及範圍甚廣，舉凡中西之間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宗教，軍事等往來都可歸入這一範圍。而絲綢也是中西貿易商品之一，只因具有很高文化品位，質輕價高，爲中西人士喜愛，故作爲這條中西之間交通綫和各種往來的文化符號，而稱之爲“絲綢之路”罷了。但按照海上絲路所承載商品和其他文化産品屬性，海上絲路又可稱“茶葉之路”、“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等。

　　（一）絲綢之路

　　絲綢爲中西貿易主要商品之一。《漢書·地理志》最早記載漢帝國“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此“雜繒”即絲綢。東漢時，古羅馬科學家曾林尼《自然史》記載，中國商人在印度和斯裏蘭卡市場與羅馬、希臘商人買賣各種寶石、香料和精美紡織品。唐代貿易大興，出口絲織物有多種，包括絹、絶、紗、綾、羅、錦、綺、糹間 、練、縑、綬、縞、素、纖、紈、帛等，産於全國各地，多從廣州出口。宋代絲織品産量比唐代大增，出口量大而品種多達七八十種。《宋史·食貨志》記“雜色帛”爲大宗商品之一。元代海運更爲發達，絲綢品出口不减於前。陳大震《南海志》即記進口番布5種。而據汪大淵《島夷志略》記，海外諸國進口商品有五彩紅布、紅絹、綾羅匹帛、青布、打布、印花布、有色絹、絲布、色縀、青縀等，其中大部分經廣州交易。明代珠三角崛起蠶桑生産基地，廣州經澳門出口印度果阿的絲貨每年爲3000擔，1600年出口到長崎絲布及其製品3000擔、棉布3000匹。一位葡萄牙商人説馬尼拉絲貨市場“從中國運來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没有一種出口能够比得上中國的絲貨。”清前期廣東絲綢生産達到鼎盛時期，僅廣州1817—1835年主要出口商品貨值中，生絲、綢段、土布等所占主要商品出口總值在1817—1819年占21%；1830—1833年爲23.3%。

　　（二）茶葉之路

　　我國是茶葉故鄉，海外諸國多仰給於中國茶葉，茶葉貿易也爲大宗，故海上絲路也有茶葉之路之稱。唐代嶺南已種茶，但出口主要在宋代以後，閩、浙、川、廣、贛等盛産茶，爲出口大宗。明代茶出口上昇到主導地位，有“最好的飲科——茶”之稱。清代，大量茶葉輸往東南亞、歐美國家，1772—1780年由外舶輸往歐洲茶葉1.69億磅，還不算非法偷運數量。瑞典商船在廣州購買主要是茶葉。1700年歐洲人從中國進口茶葉9萬磅，1800年增至4500萬磅，增加近500倍，18世紀由此被稱爲“茶葉世紀”。歐洲人飲茶成風。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主要是購買茶葉。東印度公司基本壟斷茶葉貿易。1817-1833年經廣州出口茶葉價值常占主要商品總值的50-65%。“茶葉之路”達到歷史顛峰，絲綢貿易反降至第二位。

　　（三）香料之路

　　香料是宫廷和上層社會必需品，消耗量很大，中外都不例外，故爲進出口貿易之一大宗。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熏爐，燃燒可能爲乳香，産於紅海沿岸，或從南亞輸入。史載東漢時，中國商人與羅馬人、希臘人交换珍貴香料。

　　南北朝，佛教大興，香料需要量劇增。6世紀時，印度、波斯等國商舶運來中國商貨包括有伽南香、丁香、紫檀香等。唐代香料貿易盛况空前，也爲官府采購對象。廣州市舶使采購清單即有檀香，多從東南亞進口，如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印度、斯裏蘭卡、伊朗、阿拉伯等。也有地方勢力或海盗，掠奪香料爲貨，鑒真大和尚在海南見萬安州豪族首領馮若芳“會客常用乳頭香爲燈燭，一燒一百餘斤。其宅後，蘇芳木堆積如山”宋代香料貿易尤爲興旺，幾乎爲廣州壟斷。北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廣州、明州、杭州進口乳香貨值100萬餘貫，其中98.75%發生在廣州。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所列國家輸入商品多有“香貨”一項。明代，廣東到海外貿易隊伍龐大，“以香、糖、果、箱……南走澳門……，帆踔二洋。”大獲其利。嘉靖中，海外進口商品第一類是香料，約占50%。清代香料進口仍很可觀，只是商品數量增加，“香料之路”不改其歷史地位。

　　（四）陶瓷之路

　　陶瓷粗重、易碎，不宜陸路運輸，海上絲路承擔了這個運輸任務，故海上絲路又有陶瓷之路别稱。

　　東晋南朝廣東已大量出口陶瓷到東南亞諸國，近年西沙水下考古即收集到到南朝六耳陶罐。唐朝嶺南窑口很多，考古發現廣東總共有唐窑28處，如潮州、梅縣、南海、新會、廣州、雷州等窑址。河北邢台、浙江紹興、金華、安徽壽縣、湖南岳陽、長沙、常德等有陶瓷生産基地。中國陶瓷、絲、燈爲三大出口名牌貨，舉凡海上絲路所及的許多地區，都有唐瓷出土，包括埃及、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印度尼西亞等，都發現以上窑址瓷片，證實陶瓷地位，並備受海外歡迎，至今仍被許多博物館收藏。

　　宋元時期，我國陶瓷業發展已達成熟階段。窑户遍佈全國各地，形成官（開封）、釣（河南禹州）、汝（河南汝州）、定（河北曲陽）和哥窑（浙江龍泉）五大名窑，大量出口海外。2007年在陽江海域出水宋代沉船“南海I號”，所載約18萬件器物，大多數是陶瓷。

　　明清海上絲路擴展到全球，陶瓷也到處有它們踪迹。廣州是最大出口港，“每番船一到，則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絲綿、私錢、火藥等違禁物品，滿載而歸”。時諺“石灣瓦，甲天下”即爲這種寫照。明末，每年三月，滿載絲貨、瓷器中國船隊從廣州港啓航，揚帆南海，扺馬尼拉約20天，有的船隊甚至轉航美、歐、非洲，中國陶瓷流佈全世界。1700年，法國商船“安菲托裏脱”號從廣州返航，裝載以景德瓷爲主160箱貨物，估計瓷器有數萬件之多，扺法後被搶購一空。1745年瑞典“哥德堡”號一次從廣州運走茶葉300多噸，瓷器60萬件。後該船在哥德堡港外沉没，1986年被打撈出水，清出茶葉約300噸，仍可飲用，廣彩瓷碎片9噸。“哥德堡”號堪爲海上茶葉之路、陶瓷之路博物館。1774年英國出版《倫敦指南》稱倫敦至少有52家經銷中國瓷器店。有人寫詩贊美中國瓷器，詩曰：“中華土産有佳瓷，尤物移入衆所思，藝苑能辟新世界，傾城不外亦如斯。”

　　此外，伴隨這些物質文化而來的是其他文化交流和傳播，包括政治、經濟制度、思想觀念、科學技術、宗教、語言、風俗、生活方式等，都可包括在海上絲路概念之内，故也有把它們稱爲“宗教之路”、“文化之路”、“留學之路”、“華僑華人之路”等，此略。

　　三、海上絲路性質

　　海上絲路性質應指其目的和達此目的手段。這是中外交往最基本關係，海上絲路歷史過程和效果，顯示了中國2000多年海上絲路是我國與世界各國一種和平、友好、平等的經濟、文化、政治，外交交往之路，以絲綢作爲文化符號，故名。

　　説海上絲路是和平之路，首先在於中國船隊不帶或很少携帶武力，即使有也是爲了防衛，而不是針對任何國家的。自《漢書·地理志》首次記載官方組織船隊出航以來，未見有航海或登陸途中暴力現象發生。即使鄭和那樣規模龐大遠航，沿途經過海區和國家甚多，也只對襲擊船隊的海盗和企圖搶劫的國王采用武力，維持自己安全，這種記録僅有三次。鄭和每到一地，即向當地統治者和人民表示友好誠意，饋贈禮物，“厚往薄來”，還調解沿綫一些國家的紛争，如滿刺加（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與暹羅（今泰國）之争即屬其例。鄭和還將媽祖信仰傳播到沿途地區，媽祖作爲和平、友好、仁愛使者形象，也借此走遍亞、非地區，故鄭和遠航作爲和平之旅，代表了海上絲路和平性質。

　　海上絲路又是友好之路，它處處體中國政府建立與沿途國家友好往來誠意，對僑居中國外國居民，也熱誠相待，尊重他們的信仰、習俗和文化。如唐宋元時代，雲集廣州阿拉伯人，唐宋元政府爲他們設置集中居住、行政事務自治性質的“蕃坊”，成爲中外友好往來的一個標誌。

　　海上綫路也是平等之路，它反映了中國與沿途國家、民族的平等關係。如鄭和遠航極大地加强明王朝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平等友好關係，滿刺加國王（即上述地區）原爲中國屬郡，歲效職貢，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明成祖予以應準，并親自爲立碑撰文：“錫以銘詩，勒以貞石，永示其萬世子孫、國人，與天無極。”[14]在民間貿易，也一本平等互利精神，公平交易。明清時廣東有廣州幫、潮州幫、客家幫商人集團，他們在海外貿易，即秉承這種平等商業道德而獲得一次又一次成功。在菲律賓一些地區，一位外國人寫道：“當外國人來到他們的村落之一，他們不許上岸，必須停留在他們停泊的河流中（或海上）的船上，並鳴鼓報告他們到來。隨着番商駛輕舟接近商船，帶來棉花、黄蠟、异布、椰子、洋葱，精緻的席子和各種供出售交换的貨物（以换取中國人的貨物）。在對貨物的價格發生誤解的背景下，又必須召來當地商人的首領，這類事例説明，讓他親臨現場，安排各方滿意的價目表。中國商人不把自己意志强加對方，而是通過平等協商辦法，完成一次又一次交易，使雙方獲利。

　　四、海上絲路影響和貢獻

　　海上絲路作爲一個綜合概念，其影響和貢獻非止於經濟領域而廣及政治，文化、外交、宗教等方面。

　　在文化方面，藉助於這條海上通道，把世界各地文明古國，如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國等都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溝通亞、非、歐、美洲海上交通網絡，使世界文明相互交流、採借、融合而大放异彩，給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帶來巨大影響。

　　在經濟方面，海上絲路不但促進各國商品流通，造就一個廣闊海内外市場，而且推動産業發展，如蠶桑種植和絲綢業，即從中國走向世界，刺激當地經濟和繁榮；各種新作物和動物品種，如占城稻、番薯、玉米、菸草傳入中國，引起中國土地利用、食物結構和人口巨大變動，深刻改變中國社會經濟面貌，也極大地推動生産力發展，顯示海上絲路文化軟實力的巨大作用。

　　在風俗和生活方面，中華文明傳播海外，改變沿綫一些地區生活習慣，美化他們生活，向更文明高度邁進。如東南亞一些地區男人，原爲裸體，後接受中國使者建議，改用絲綢制成沙龍爲服飾，保持至今（如今柬埔寨人即喜用筒裙）。

　　在宗教方面，藉助於海上絲路，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蘭教、歐洲天主教、基督教等傳入中國，經過改造，印度佛教中國化，是爲禪宗。其他宗教獨立發展，融合爲中華文化一部分。伴隨宗教而來，語言、科技、醫藥、音樂、藝術、服飾、風俗等傳入我國，對中西文化交流，産生巨大作用和影響，利瑪竇來華即爲一個出色事例。

　　在人口遷移方面，中國人從唐代起即遷居海外，歷代不衰，海上絲路是他們流亡、求生、繁衍、發展之路。當今中國華僑華人遍佈世界，在經濟、文化上貢獻甚大，海上絲路功不可没。

　　五、海上絲路終結

　　16世紀歐洲殖民主義東來，海上絲路沿綫一些國家先後淪爲他們的殖民地，失去國家龢民族的獨立，成爲他們的附庸。例如扼中國南海和印度洋交通要衝的馬六甲，1511年爲葡萄牙佔領，1641年爲荷蘭取代。菲律賓1564年淪爲西班牙殖民地，長達334年，1899年爲美國取代。18世紀30年代，英國開始向東南亞擴張，60年代成爲世界强國。掠奪、屠殺東南亞地區居民，與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開展海上角逐，當地人民也不止一次舉行武裝鬥争，到20紀世初，印度尼西亞全境成爲荷蘭殖民地。1795年英國首次佔領馬六甲，1914年整個馬來半島成爲英國殖民地。法殖民主義也步英國後塵，入侵東南亞，先後將泰國、柬埔寨、緬甸、越南等并吞爲自己殖民地或保護國。這樣，整個南海周邊地區都爲西方列强控制和統治，雖然海上貿易依然存在和發展，但已失去海上絲路的本來意義，而成爲用鐵和血寫成的文字。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争失敗，割地賠款、開放五口通商以後，逐步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失去海關自主權，領海主權也遭到蹂躪和破壞，與南海周邊國家的貿易、經濟、文化往來陷中斷或變性，延續了2000多年的海上絲路自此劃上一個記號，也就是它的下限。

　　海上絲路這個時間下限，已得到各界廣泛認同和傳播。如北京大學陳炎教授《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論述這條貿易、文化交流通道，基本上止於西方列强東來；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杜瑜教授《海上絲路史話》，也指出清代西方殖民主義者來華貿易，實際走的是一條掠奪之路，已失去以往海上絲路和平友好的優良傳統，而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東西貿易大肆販買鴉片，毒害亞洲各國大民，更是一項傷天害理的罪惡勾當，使海上絲路文明銷聲匿迹，走向終結。

　　當然，關於海上絲路時間下限，也有人認爲可延伸到鴉片戰争之後，甚至中華民國時期。如黄啓臣主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即止於1949年，但到2014年再版時，已更正爲1843年，即以鴉片戰争結束爲界，此後不復爲海上絲路時間範圍。

　　現在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或新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作爲我國一項重大戰備决策，以造就大開放、大發展、大繁榮格局。這已在全國形成宣傳、規劃、建設高潮，形勢十分令人歡欣鼓舞。問題是，新海上絲路是相對於傳統或歷史海上絲路而言的，因西方列强介入，這條絲路一夜中斷，現在重新對接起來，並賦予新時代内涵，故有新海上絲路之稱。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海上絲路歷史，將其無限地延伸至鴉片戰争之後的大不乏其人其事，如此，就不可避免地妨礙了對海上絲路性質的認識，也不利於它的繼承和發揚，對當今新絲路建設也可能産生負面影響。故加强新與舊、傳統與當今海上絲路的區别，聯繫的認識，研究和宣傳就顯得尤爲必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