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海洋國家，自古以來中國人即活躍在廣闊的海洋上，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發生海上交通和貿易往來，建立起和平、友好、平等的經濟、文化和政治關係，即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海上絲路與中國古代歷史相始終。期間雖有過波瀾起伏，但一直没有中斷，發揮它傳播中華文化、促進沿綫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功能，爲人類文明和進步，作出積極的貢獻，值得大書特書。只是鴉片戰争的結果，使

　　這條海上絲路的性質發生改變而自此中止。本文旨趣，力圖以中國海上絲路歷史過程爲經，以其發展各個階段的特點和影響爲緯，提供其演變的若干歷史剖面，從中總結其發展規律、經驗和啓示，以期爲建設21 世紀海上絲路提供參考。

　　一、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或稱新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現已進入國家戰略層面，備受中外關注。目前正迅速推進和發展，效果自可預期。實際上，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海上絲路）存在已有2 000 多年曆史，是我國與世界各國和平、友好、平等的經濟、文化、政治、外交等交往之路，以絲綢作爲文化符號，故名。但海上絲路作爲一個專門用語出現，不及200年。其最早提出者是著名的德國地質地理學家F·V·李希霍芬1833―1925 年）。他於1860 和1868年2次來華旅行，還途經廣州、三水、英德、韶關等地。後出版五卷本《中國親程旅行記》，其中1877年問世第一捲《中國》，首次使用“絲綢之路”來描述中國經西域到希臘、羅馬古代陸路貿易交通綫，並詳加論述；後在一張地圖上提到“海上絲綢之路”概念，但未作解釋。自此“絲綢之路”被廣泛接受，研究成果不絶如縷，而海上絲路研究却十分寥落，僅1967 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一書，成爲專論海上絲路的專著。另國學大師饒宗頤1974 年在其論文中提及“海道作爲絲路運輸的航綫”，該時期，中國正經歷文化大革命，海陸絲路研究陷於中斷。直到1985 年，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出版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2 部專著，才開拓了海上絲路研究的新局面[1]。1991年10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由30 多個國家50 多人組成考察隊伍，乘坐“和平方舟”號，扺達沿途16個國家22個港口，包括廣州和泉州，行程2.1萬km。此後，海上絲路研究、考察接踵而起，牽動學術界、政界和産業界等。這一概念的應用範圍也從中西交通史延及宗教史、貿易史、外交和文化史等，時下方興未艾。海上絲路所運載物品，絲綢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是香料、茶葉、陶瓷、鐵器等，故海上絲路也稱“香料之路”“茶葉之路”“陶鐵之路”等。

　　海上絲路作爲連接全球的紐帶，深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影響。海上絲路雖古已有之，但世界進入海洋時代以後，其不斷受到衝擊。對中國而言，1840年中英鴉片戰争使其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海上絲路性質完全改變，中西方交往變爲鐵與血寫成的文字，不復稱爲海上絲路。所以，海上絲路下限至鴉片戰争，不能無限地延伸；之後，其處於時間斷層狀態。近年，我國繼承絲路傳統，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其中“一路”稱“21 世紀海上絲路”或“新海上絲路”，即爲這一概念歷史傳承和新背景下的發展，但已注入新時代氣息和内容了。

　　二、海上絲路的萌芽

　　史前時期，我國東部、南部沿海生活居民統稱爲越人土著居民，“越”人一説爲濱海之人，即水居部族。考古發現，距今六七千年左右，山東半島先民已漂過黄海和渤海，將龍山文化的石器龢民俗帶到遼東半島。而據厦門大學林惠祥教授對新石器時代有段石錛的考證，這種工具曾從閩粤沿海傳到台灣、菲律賓、北婆羅洲以至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亞、社會群島等地。根據14C 測定，南海諸島大部分島嶼露出水面時間距今約5000 年。這爲該時期原始人類在海上活動提供了便利，即可以乘獨木舟或木筏在島嶼和大陸之間往來，文化交流隨而發生。最有力的證據之一是南海西樵山爲一巨大的新石器加工場，其代表性細石器和雙肩石器，除輻射嶺南、西南地區以外，還南傳到中南半島、馬來西亞、印度、孟加拉等國家和地區，成爲史前時期這些地區海洋文化往來的吉光片羽。

　　先秦時期，北方沿海航海活動日趨頻繁，齊、吴、越等國利用其海上優勢，相互進行海戰。前567年，齊國征服萊國，成爲海上强國。浙江錢塘江口的越國“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儼然海上霸主。而南海周邊古越人也驅馳於海上，不讓於北方民族。1989 年珠海高欄島發現相當於春秋時期的摩崖石刻，圖像中有衆多舟船造型，展現“海船一體”“天船一體”景界，還有對海洋保護神祈禱儀式。這幅石刻被公認爲先秦古越人航海活動的有力憑证。在香港東龍島、石壁、蒲台、大浪灣、長洲、大廟灣、滘西洲等處，發現不少史前岩畫，圖案上多有卷曲綫條和類似眼睛、須、爪等造型，被判斷爲“龍形的觀點”，爲水居南越人海事活動的證據。而1982 年發現澳門岩壁畫，圖案内容可能是帶桅杆的船隻，同樣顯示南越人有漂洋過海的生活經驗的足迹。考古學和人類學還證明，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人類往來和文化傳播在先秦時期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其中證據之一是海南黎族來源，一説是黎族祖先部分在遠古時期從東南亞各地漂流南海而踏上海南島土地。林惠祥教授認爲，善於航海的印度尼西亞族人和黑矮人這一時期也曾沿着廣東、福建、浙江沿海東進；原廣東民族研究所劉耀荃研究員指出，馬來人亦廣義印度尼西亞人一支從南海漂流到海南島，過着以海産爲糧的生活。無獨有偶，1982 年廣州南越王墓出土銅提筒，外壁有四組船紋，繪有殺俘獵頭圖案，爲古越人祭河神或海神慶功情景。船上裝配三帆一櫓，桅杆上羽飾迎風後揚，破浪前進，駛向遠方海洋。

　　語言考古學研究表明，史前或先秦時期，西南太平洋地區包括印尼群島、菲律賓群島、我國台灣和嶺南地區，廣泛使用“南島語族”，以這種海洋語族爲紐帶，搆成一個“亞洲（亞澳）地中海文化圈”。南海周邊各個族群，都是其成員。秦漢以後，中原勢力南下，郡縣制推行，漢文化成爲當地文化主流，南島語被取代或覆蓋而退出歷史舞台，但仍有不少成份積澱下來，保留在各地方言中。據民族學家徐鬆石教授研究，南島語與漢語方言對應用詞有如：烏顱（頭）、麻撒（目）、丁丁（足）、須慮（船）、馬歹（死）、麻翁（海）、幾魯（鹽）、阿郎（女婿）等。有學者認爲，我國南方僅侗泰語詞彚與南島語有關的詞約有330 個，至今仍在使用，其中海南黎語使用的數詞與印尼語、台灣高山語形式很接近。中國南海無疑是南島語傳播重心。

　　有器物考古也證明：海洋族群居民古代普遍使用樹皮布作爲服飾，嶺南又是樹皮布起源地。香港大學鄧聰教授深入研究和考察過樹皮布文化，認爲在3 500~4 000 年前，樹皮布從珠江口經中南半島、越南北部、菲律賓、台灣，席捲東南亞島嶼，從海路跨過太平洋進入中美洲，對這些地區歷史文化影響甚大。海南黎族是製作樹皮布能手。現今海南五指山市海南民族博物館仍陳列着樹皮布工藝和式樣。筆者在2011 年4 月深圳文博會上親見海南館展示由見血封喉樹製作的樹皮布，開口要價1 萬元。這些人類、器物、考古、民族、語言、服飾等材料顯示，在海上絲路開通之前，民間海洋文化往來早已發生，演奏了史前和歷史早期我國與周邊地區海上往來的序曲。

　　三、秦漢海上絲路正式開闢

　　秦作爲第一個統一六國的王朝，對外海上交通仍有不少記載，只是多囿於傳説。如江蘇方士徐福，受秦始皇派遣，帶領數千名童男童女、五穀百工藝等，從今山東膠南縣出發，尋求海上仙島仙山的長生不死藥，結果一去不歸。有説徐福到了日本和歌山縣，在日本傳授耕作、紡織、冶煉等技術，本州山梨縣視徐福爲紡織之神，請進神社供奉。據此，可以説徐福是我國海上絲路的先驅。真實記載海上絲路開闢的文字，見於《漢書·地理志》。漢武帝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平定南越國後，乘勢派遣黄門譯長等從廣東徐聞、廣西合浦和越南北部日南（時屬漢帝國）港出發，沿越南海岸航行，中經緬甸到南印度洋孟加拉灣，歷時約1 年。他們帶去黄金、各種絲織物，换取明珠和其他珍奇异寶，一路受到沿途各國熱情接待。只是這條海上絲路沿綫國家名字，雖經中外學者反復考證，仍無統一意見，但起航的3 個港口却無可争議。日南港在今越南廣治省廣治河與甘露河合流處；合浦港在今南流江出海口，附近有上萬座漢墓，清理出近萬件文物，産地在印度、非洲、歐洲，與海上絲路記載相符；徐聞港當時的具體位置現在争論頗多，較一致的看法是在今徐聞二橋、仕尾一帶，現已建成“大漢三墩”旅遊區；也有人認爲在今雷州市南渡河出海口通明港附近，容進一步考察論证。

　　四、三國時期廣州成爲海上絲路始發港

　　魏晋南北朝時期，孫吴特别注重海上貿易，曾派將軍衛温、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前者指台灣，後者指日本列島），派朱應、康泰出使南海諸國。史載由海上來中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15 個。而隨着造船和航海技術的進步，廣州成爲海上絲路的一個始發港。此前廣州僅是中外商品集散地。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提到全國19 個城市，番禺（即廣州）列爲一大經濟都會，是“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三國吴黄武五年（226 年）首置廣州，極大地提高了其政治經濟地位。東晋時絲路航船從廣州取道西沙海域直航東南亞各國，由此奠定了廣州作爲南海交通樞紐的基礎地位。1974 年廣東省博物館西沙水下考古采集到南朝六耳罐、陶環等文物，驗证了西沙航綫開通，縮短了廣州至東南亞各國航程，直接導致合浦港、徐聞港式微。廣州海上交通貿易一片繁華。《晋書·吴隱之傳》説“廣州包山帶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寶，可資數世”。當時朝廷未設置外貿管理機構，地方官員視外貿部門爲肥缺，大肆貪污，凡任廣州刺史者，多發横財，史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之説。海上絲路興起，帶來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第一次文化大交流。這包括了各種新農作物，器藝、宗教等，對中國文化産生深遠影響。例如，傳入嶺南的有棉花、枇杷、桂木、山荔枝、棗椰、無花果、茉莉花等。廣州被稱爲“花城”應始於晋代。

　　佛教也借海上絲路大舉傳入，嶺南是首途之區。相傳東漢靈帝建寧末（170―171 年）已有佛教徒來廣州之説。東漢光和年間（178―183 年），蒼梧牟子經合浦入交趾，攻佛學，後撰《理惑篇》，爲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佛學專著，對後世影響很大。三國時，印度克什米爾等國僧人先後來廣，興寺院，收信徒，撰著述，禪風日盛。梁武帝中，禪宗始祖達摩泛海來廣州，創建西來庵，其登陸地點曰“西來初地”，後爲廣州名勝，保留至今。佛教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對我國思想、建築、藝術、文學、語言、風俗等産生重大影響，歷代不衰。

　　我國僧人假道海上絲路外出求道亦已開始。東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法顯以60 歲高齡從陸上絲路出發到天竺（印度）求經，義熙七年（411年）取道南海回國，原打算到廣州登陸，殊料被季風吹到山東嶗山，後扺南京弘法。法顯是我國第一個涉足印度河流域的高僧。他輾轉循海道回國，花了5年時間，無愧爲海上絲路探險者。法顯以經歷的30 多國見聞寫成《佛國記》（又名《法顯傳》），是我國古代記述中亞和印度地理風俗第一部著作。全書不滿一萬字，但皆爲實地考察所得，不但感情熱烈真摯，感人肺腑，更重要的是地理觀念十分精闢，確切反映當地的地理特點，包括沙漠、雪山、大海自然景觀，城市人文風貌，地理知識十分豐富，讀起來親切感人，後被譯成多種文字，流佈世界各地。

　　五、隋唐五代海上絲路興盛

　　隋唐封建統一國家的再造和當時我國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爲海上絲路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因陸上絲路的阻滯，又加强了海上絲路的地位和作用，促使它走向興盛。隋唐政府對海外貿易采取保護、鼓勵、開明政策，吸引外商到來。而唐政府在廣州首設市舶院，征收關税，從此成爲國家財政收入重要來源，海上絲路由此被置於重要地位。

　　隋煬帝大力開發南方海外交通，大業初年（605年前後），先後用兵交州、林邑，使南洋一些國家遣使入貢；大業三年（607 年）派遣常駿從廣州出發，出使赤土國（在今馬來半島一帶），歸程帶回許多賞賜禮物，謁見隋煬帝，受到奬勵。常駿後著《赤土國記》二卷，惜已失傳。

　　唐朝空前强盛，以健全心態敞開國門，與海外諸國往來，爲此開拓了一條溝通亞、非、歐洲海上絲路，唐人稱爲“廣州通海夷道”。這條海上絲路從廣州出發，穿過南海、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波斯灣，輾轉可扺東非海岸，經歷90 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程1.4 萬km，爲唐朝最重要、最長海上交通綫。從我國典籍《新唐書·地理志》，義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到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兹比赫的《道裏邦國志》、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中國印度見聞録》等都記載了這條航綫經過海峽、海灣、港口、航向、里程、城市、人文風俗等信息。考古也發現沿綫島礁出水不少唐代陶瓷、錢幣等，證實了該航綫的歷史存在，並形成了廣州、泉州、明州、揚州四大名港，以及交州、福州、登州、温州、蘇州、雷州、恩州、潮州等港口，尤以廣州世界大港地位至爲突出和繁榮。各國商人紛紛來廣州互市，唐太宗貞觀初年，有20 多個國家和地區與唐朝建立外交關係，到唐玄宗天寶年間（713―755 年）已上昇到70 多個，它們多經過廣州，從事貿易往來。據中西交通史專家張星烺統計，唐代每天扺廣州外舶約11 艘，一年約4 000 艘，設每船載客200 人，則一年扺穗者約80 萬人次。這些登陸者來自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天竺（印度）、獅子國（斯裏蘭卡）、真臘（柬埔寨）、阿陵（爪哇）等國。唐政府讓他們集中居住在廣州今光塔路一帶，時稱“蕃坊”，人數至少12 萬，實行自治，爲廣州城市一塊域外文化板塊。

　　唐玄宗天寶七年（748 年）唐高僧鑒真和尚第五次東渡日本未成，漂流到海南三亞一帶，後北上廣州，見珠江停靠外舶不知其數，滿載香藥、珍寶，一派繁華景象。唐玄宗加封航海保護神南海神爲“廣利王”，意爲廣收天下貿易之利。而自張九齡開通大庾嶺道後，南北交通大爲改善，大批穿着各色服飾的外國客商往來其間，大庾嶺道成爲海陸絲路對接通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强大通道。唐代傳入嶺南外國水果即有菩提樹、芒果、油橄欖、波蘿蜜等，大批“海藥”引入廣州，被種植利用，改變了人們的飲食結構。尤其是西亞伊斯蘭教、景教、襖教等假道海上絲路傳入嶺南。保留至今的廣州懷聖寺、光塔、廣州先賢古墓等，即爲伊斯蘭文化在廣州聖迹。阿拉伯語地名也在廣州佔有一席之地，如朝天街阿拉伯語意爲朝天房，詩書路爲獅子音譯，海珠中路爲送别巷音譯，蓬萊北街爲真主至大，這類地名集中分佈在光塔路一帶，與“蕃坊”範圍相一致，折射了嶺南文化强大包容性風格。意義尤爲重大的是，唐代佛教大興，外國高僧大德來華多在廣州上岸，再北上。中國僧人也經南海西行求法，遠至印度，樑啓超稱之爲“留學運動”。學有成者大不乏其人，如義净、慧超、不空等，皆名垂佛教史册。新建寺院也接踵而起，在廣東即有潮州開元寺、西江白雲寺、香山寺、峽山寺，龍山寺、國恩寺、佛山塔坡寺，乳源大覺禪寺、海康天寧寺、陽江石覺寺、羅浮山華首寺、明月寺、梅州靈光寺、海南振州大雲寺、儋州和崖州開元寺等，皆爲重要禪林。特别是新興人惠能創立南宗頓教，掀起中國佛教史上一場革命，使印度佛教中國化、平民化、世俗化，成爲中國佛教文化最高代表。惠能由此被尊爲禪宗六祖，在韶關南華寺弘法30 多年，徒衆如雲，名僧輩出，遍佈嶺南各大叢林，都自成一家，形成支脈，有“花開五葉”法流格局。惠能頓教後來又傳播至泰國、朝鮮、日本，以及歐美，從嶺南走向世界。五代時期，嶺南爲南漢政權割據。南漢主十分重視海上貿易，實行開放政策，鼓勵通商，與阿拉伯商業貿易十分興盛，並大獲其利，國庫充實。故南漢有足够財力大修京城興王府，即廣州，包括廣州城南區，稱“新南城”；另廣築園林、宫殿，以及大批寺院，不少保存至今，如藥洲、流花橋、昌華苑（今海珠區官洲北亭）、六榕寺、華林寺等，顯示當時廣州城市建設發展的重要成就。南漢時被譽爲“小南强”，實源於海上絲路取得的效益。

　　六、宋元海上絲路的發展和繁榮

　　宋元繼承和發展了隋唐對外開放政策，造船和航海技術進一步提高，特别是北宋時指南針首用於航海，也正式使用海圖，可以直接放洋而不必沿海岸綫航行。南宋政府爲支付對金人巨額賠款和龐大軍費開支，不得不擴大海外貿易來增加收入，促使海上絲路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據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宋代新開闢一條從我國沿海廣州、泉州、甲子、屯門等港出發經南海、横渡印度洋，經亞丁直達非洲東岸的航綫。同一時代趙適汝《諸蕃志》列有國家和地區達57個，外國物産47 種，範圍遠達北非和地中海。到元代，海上絲路涉及地區更廣。據陳大震《南海志》，與我國有通商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增至144 處，大部分發生在廣州。汪大淵《島夷注略》記有海外國名和地名達220 多個，顯示宋元海上貿易遠勝於唐代。宋初即在廣州設立主管海上貿易的市舶司，爲朝廷開支的一個主要財源。樑啓超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中説：“自兹以往，廣東始漸爲重於國中矣”；又曰“自宋以前，以廣東之交通，而一國食其利”。這完全建立在海外貿易上。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1159 年），廣州、浙江、福建三路市舶買貨物達200 抽萬緍，主要來自在廣州市舶司。按照海上交通和貿易地位，宋代首位城市是廣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説：“廣州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運往中國各地，印度、也門，乃至我的家鄉摩洛哥。”外商不斷涌入廣州，“城外番漢數萬家”，包括很多黑奴、昆倉奴，仍以蕃坊爲聚居中心。爲滿足廣州人口增加，保護商人利益，廣州有財力築城，分别爲子城、中城和東城，稱“宋代三城”。此後修繕達10 多次，城區面積達20 km2，爲廣州城建史上空前壯舉。近年，廣州市政建設發現宋代城墻磚和城遺址，展示於今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此外，廣東潮州、肇慶等城市也修建堅固城墻，還興起潮州、鮀浦、揭陽、辟望、陽江、雷州、海口等海港。此外，其他省區沿海也隨着海上絲路擴大和延伸，涌現衆多貿易港，如登州、密州、鎮江、江陰、太倉、青龍鎮（在上海）、上海、杭州、澉浦（杭州灣北岸）、明州、温州、泉州等，分别對朝鮮、日本、琉球、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部）、三佛齊（今蘇門答臘東部）、真富（今馬來半島）、阇婆（今爪哇）、渤泥（今加裏曼丹）、大食等國家和地區貿易，並形成“蕃坊” 僑民區。

　　在宋元交替之際，廣州遭到很大破壞，海上絲路中心移到泉州。泉州外商多爲阿拉伯人。宋理宗寶慶二年（1225 年），到泉州貿易的國家發展到50多個，超過廣州，躍居爲全國第一貿易港。1292 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經泉州回國，在《馬可波羅遊記》中描寫：“刺桐（即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這裏，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199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泉州定爲我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這是一個重要依據。

　　近年水下考古的發現，完全驗证了宋元海上絲路的繁榮。2007 年12 月，在陽江海域出水南宋沉船“南海I 號”，初步清理出以瓷器爲主各類文物4 000 多件，總數估計18 萬件，被譽爲“海上敦煌”。另1974 年在泉州灣發現宋代沉船也凸顯了泉州在海上絲路的主港地位。

　　宋元海上絲路文化意義，遠遠地超過了前代。以從占城傳入新稻種（占城稻）而言，其後閩廣大面積推廣，産生了巨大經濟和社會效應，被譽爲我國糧食生産史上第一次革命。同時從海外引入小粒花生種，廣種於沙土；明代又引入大粒種，産量甚高。花生油取代過去以猪油或茶子油爲主的烹調習慣，對飲食食物結構和生活風俗産生了很大影響。

　　另外，宋代海上航行興盛，航海保護神媽祖應運而生，成爲我國沿海最普遍最重要的民間崇拜。其神宇林立，以福建最多，因是媽祖誕生地，目前僅廣東尚存媽祖廟100 多座，海外也不少。而媽祖崇拜反映勇敢、無畏、正義、慈愛品格，與海上絲路和平、平等、包容精神一致，故媽祖崇拜千年不衰，已成爲海上絲路一個表征和文化符號。

　　七、明代海禁下海上絲路由盛轉衰

　　地理大發現以後，世界進入海洋時代，並逐步形成以歐洲爲中心的經濟格局。這本應有利於海上絲路的進一步發展，如同歐洲人藉助於海洋使自己獲得迅猛發展，但明王朝以遏制張士誠、方國珍等餘黨和防範倭寇爲藉口，宣佈海禁，嚴厲制裁下海者，使在宋元形成的海上絲路大好局勢發生倒退。

　　幸運的是明政府基於自身利益，獨留廣州一口對外通商，廣州成了全國唯一合法的外貿港口，廣東也獨擅外貿之利。然而由於各種原因，明代走私貿易十分猖獗，且和海盗活動相結合，在廣州以外，仍出現一批走私貿易港，計有浙江寧波雙嶼港、福建漳州月港、廣東潮州港和南澳島等。這種民間海上貿易，也是海上絲路的一部分。

　　海洋時代伴隨着新海上交通綫的開闢，明代從廣東起航或經廣東放洋的航綫有經廣東至非洲南端厄加勒斯角航綫，爲海上絲路最長者；有廣州經澳門、果阿到歐洲航綫；廣州經澳門、馬尼拉到拉丁美洲航綫；廣州經澳門到日本長崎航綫；廣州經澳門、望加錫到帝汶航綫等，形成環球航行網絡，廣州成爲全球航海中心之一，標誌着海上絲路發展到了巔峰。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明初鄭和七下西洋，從永樂三年（1405 年）到宣德八年（1433 年）歷時29 年。目的爲鞏固永樂帝政治統治，宣揚明朝國威和富强，開拓海外市場，追求海外奇珍异寶，但實際上是一次和平、友好、互利、平等的遠航，在我國海上絲路歷史上佔有特殊地位而載入史册。

　　鄭和（1371―1435 年），本姓馬，名和，小字三寶，雲南昆陽人（今晋寧），回族。青年時到北京作宦官，後隨燕王朱棣（即後永樂帝）起兵有功，被賜姓鄭，任太監。鄭和下西洋最多時有60 艘大海船，可載千人。最大海船一説長約500 m，寬約60 m，另説長55 m，寬13.3 m，排水量約1 200 t，比哥倫布、達·伽馬使用海船大得多。每次出航人數不盡相同，但不少於2.7 萬人，配備各種人員。船隊從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經黄海、台灣海峽、南海、印度洋，最遠到達東非索馬裏和肯尼亞一帶。航程累計10 萬餘裏，到達30 多個國家，帶去大量絲織品、瓷器、香爐、燭台、香油和金銀等。帶回象牙、香料和珍禽异獸。據《鄭和航海圖》注記航綫有100多處，地名500 多個，其中我國地名200 多個，外國地名300 多個，反映這是一次國際性遠航。南海是必經也是活動最頻繁海區。據萬曆《廣東通誌》卷2 載，鄭和第二次是從廣東某個港口始發的，這需進一步論证。

　　鄭和下西洋是以政治目的爲主，未將經濟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因而遭到悲劇性結果。時過境遷，原有政治目的很快消失，遠航失去動因，突然偃旗息鼓，不但遠航中止，連下西洋的檔案也被燒燬。這主要是明王朝采取錯誤的取消主義政策的結果，同時有一些客觀原因。例如，中國傳統的狹隘大地觀，即認爲天圓地方，地平的大地觀根深蒂固，限制了這次遠航不是環球航行。另外，中國傳統地圖的缺陷，没有經緯度，計裏畫方只適於小比例尺而不適於大比例製圖，中國古代世界地圖不發達，没有突破傳統航行，因此未取得地理大發現。

　　明代，特别是16 世紀開始，歐洲人東來，開啓了中西文化大交流時代。這是海上絲路發展的另一種結果。最值得重視的有3 件事：一是新作物傳入；二是澳門作爲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三是利瑪竇來華。前者是萬曆年間從海外傳入番薯、玉米、菸草、花生（大粒種）、菠蘿、南瓜、辣椒、甘藍等新作物品種，極大地改變了我國土地利用方式，並産生多種社會經濟效益，進一步昭示海上絲路的巨大作用力。

　　番薯原産美洲，後由歐洲人傳入東南亞，當地視爲保護品種，禁止外傳。至番薯何時何地傳入我國，有多種説法。包括從福建漳州、晋江、廣東電白、東莞等傳入之説。吴川人林懷蘭、東莞人陳益、福建長樂人陳振龍爲直接輸入者。福建巡撫金學曾推廣番薯有功，故番薯又稱金薯。電白霞洞鎮有番薯大王廟，爲紀念林懷蘭而建，甚有海上絲路文化價值，惜毁於文革。番薯具有粗生、高産等特點，是一種救荒作物。閩廣爲番薯首途之區，晚明已爲閩廣主糧。大面積紅土、砂土，及其他作物不能利用的土地，皆可種薯，形成薯稻輪種，坡上、坡下、河谷、盆地分异格局，不但救活大批人口，且帶動養猪等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發展。到清初、番薯已推廣到北方，成爲全國性糧食作物，番薯由於以上優勢，被認爲是繼宋占城稻之後我國糧食生産的第二次革命。

　　玉米比番薯引入時間要早，廣東爲最早從南海傳進地區，繼爲雲南，可能從印度、緬甸或中亞傳入，後傳播全國。玉米耐乾旱、粗生、抗病强、高産，高阜斜坡、山地均可種植。引入後很快成爲主要糧食作物之一，並向北方推廣。番薯怕凍，只能種在坡下，而玉米可種於坡上，形成垂直分佈帶，化大量無用土地爲有用，爲土地利用開闢了一個新方向。

　　菸草原産美洲，後由歐洲人帶到東南亞，繼傳入閩廣，再轉入江、浙、兩湖和西南各地；也有説自菲律賓先傳入澳門，再經台灣，17 世紀初始傳入内地；還有一説是從南洋或越南直接傳入廣東。菸草可治寒疾，有祛烟瘴功效，但久食成癮，於健康不利。故傳入之初，爲明廷嚴禁，重者可判死刑。但當時抽煙已成風氣，這一禁令因形同虚設而逐廢。清初菸草風行全國，成爲普通消費品，也大面積在兩廣、海南種植，後擴布全國。

　　明末西風東漸，所傳海外爪果、蔬菜、花卉等，多帶“洋”或“番”字命名，如“洋山茶”“番菊”“蕃茄”等。順治時吏部尚書宋犖《洋山茶》詩雲：海舶春風初到時，空簾微雨挹芳姿。從來邢尹（漢武帝兩位夫人）多相妒，分付牡丹開小遲。洋山茶難免與我國土産牡丹争妍鬥艷，暗指中西文化衝撞，牡丹退讓遲開，顯示文化包容風格。

　　澳門本爲珠江口香山縣（今中山市）南端一個半島，因處在東南亞與東北亞海上航綫中繼點上而爲葡萄牙殖民者看中，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行賄明地方當局，取得租賃權。澳門自此逐漸發展爲世界航運中心，一座海風吹來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城市。澳門聚集着不同膚色、國家龢民族人群，多元文化在此薈萃，具有很强的文化勢能。特别是西方宗教，首先在澳門立足，繼向内地宣傳，第一站便是廣東。1565 年澳門成立聖保禄公學，後上昇爲聖公禄學院（俗稱大三巴），培養大批教士。他們成爲向内地宣教先鋒。一方面是西學東漸，另一方面是中學西傳，雙向運動，在當時世界上十分罕見。傳入内地的有西方數學、西醫、西藥、物理、建築、工程技術等科技，語言、音韵、哲學、論理、美術、音樂等人文社會科學；西傳的是中國傳統儒家經典、語言文字、文學、中醫藥、工藝美術等。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完全是明代海上絲路産物。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對此有段經典性論斷：“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説，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説，就是澳門。……。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這種重要地位，注意者甚少。……。明末清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爲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

　　被譽爲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利瑪竇（1152―1610 年）就是從澳門入内地，開展其傳播西方文化事業的。利瑪竇是意大利人，青年時代攻讀神學和自然科學，學識淵博，篤信耶穌，决心獻身傳教事業。1582 年利氏進入澳門，翌年同另一教士羅明堅一起進入廣州，送給當地官員一幅世界地圖和一些西式器物，使廣州人耳目一新。但利氏深感在廣州傳教有許多困難，繼落脚兩廣總督駐地肇慶，開始宣教事業。利氏在西江邊建立我國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後毁）。在内展出西方圖書、儀器和西洋器物，使當地人甚爲詫异。利氏用粤語講解天體運行、日蝕月蝕原理，用象限儀測量崇禧塔高度、井深和路長，測量精度爲人折服。利氏在肇慶編繪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把中國放在地圖中央，開創了世界地圖按該範式編繪的先例，且成定制，在地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利氏在講解天體運行原理時，實際上將地球是圓球體之説傳入我國，動摇了自古流行的“天圓地方”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清干隆學者劉繼莊評曰：“地圓之説，直到利氏東來始知之。”利氏還和羅明堅合編我國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華字典》，首創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音，以及合譯《天主十戒》《天主實録》等。利氏在肇慶傳教6 年，使之成爲繼澳門之後西方文化在内地傳播的最早基地。

　　利氏後來到了韶關、南雄，前後6年之久，傳教之餘，將儒家經典《四書》譯成拉丁文，使我國傳統文化傳到歐洲。萬曆二十三年（1595 年）利氏離開廣東，經南昌、南京，扺北京，做了許多傳播西方文化工作，并親自測量了北京、南京、大同、廣州、杭州、西安、太原、濟南等城市經緯度，其結果與現代測量值相差無幾。利氏來華，在世界兩半部，在東西方文明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指出：“總之，耶穌會教士的貢獻雖説内容復雜，但却有一種較高的投機性質。即使説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達到傳教的目的，但由於當時中西兩大文明仍互相隔絶，這種交流作爲兩大文明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利氏在華活動及其貢獻，是我國海上絲路史上最可圈可點的一頁。

　　八、清代前期海上絲路從鼎盛到終結

　　清初，我國沿海歷經多次海禁，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直到平定台灣，結束鄭成功勢力後，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海上絲路才踏上繼續發展道路。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在廣州設立粤海關，在江蘇松江設立江海關，在浙江寧波設立浙海關，在福建厦門設立閩海關，統攝海上貿易。沿海百姓紛紛下海貿易，外商也積極來華，形成中外貿易新形勢。但由於清政府限制和西方國家反限制之間的矛盾和鬥争，干隆二十三年（1757 年）清政府封閉閩、浙、江3 個海關，獨留廣州一口對外通商，壟斷了全部海外貿易，廣州和粤海關這個地位維持到鴉片戰争前夕。

　　該時段，海上交通已在明代基礎上，新辟廣州至北美、廣州至大洋洲、廣州至俄羅斯3 條航綫，形成全球性大循環海上交通格局，有力地促進了外貿發展。同時外貿港口更多，四海關時就有廣州、潮州、厦門、寧波、乍浦、上海、天津、牛莊等。廣州一口通商以後，主要是廣東沿海口岸接踵而起，樑廷枏《粤海關志》列舉重要關口有省城廣州大關、澳門、庵埠、梅緑、海安、烏坎和海口7 大總口，69 處小口，均可對外貿易。由此出洋經商，競相高下，志稱：“富家巨室，争相造船。”這些海商“通於山海之間，遠而東西二洋。”廣東依靠外來洋船謀生者約數十萬人，遍佈世界各地。往來南海外舶數量大幅度上昇。據《粤海關志》統計，從雍正八年到道光十年（1730―1830 年）外舶進入廣州貿易噸位增加25 倍，其中又以英國商船最多，其他則爲荷蘭、丹麥、瑞典、普魯士等，廣州港聯結如此衆多國家海上貿易，其繁忙景象可以想見。廣州進出口貿易和商品種類空前增長，僅經廣州出口全國各地商品多達80 餘種，以茶、絲、土布、銅、糖爲主，進口早期以銀元爲主，後爲鴉片，以英國爲主要角色，後由此導致鴉片戰争。在清代廣東近乎全民性經商潮流中，一個專門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集團崛起，這就是粤閩商，主要又是粤商。按其地域和族群可分爲廣州幫、潮州幫、客家幫，各有自己經商之道和文化風格，但以廣州幫人數最多，資本最雄厚，也富有代表。廣州幫商人産生於珠三角和兩廣沿海，生意足迹遍及全世界，廣州幫又以十三行商最有代表性。原先是清初以來到廣州的外商不斷增多，許多國家在廣州設立商館，在廣州西關一帶租地建屋，具有外交和經商兩種功能，但以經商爲主。這些外國商館大概維持十三家，故名十三行夷館，十三洋商。其中文洋名是黄旗行、大吕宋行、商公行、東生行、廣源行、寶順行、鷹行、瑞行、隆順行、豐泰行、寶和行、集義行、義和行等，相應於丹麥、西班牙、法國、美國、瑞典、英國、荷蘭等國夷館。十三行夷館舊址在今廣州文化公園一帶，後毁於大火。

　　爲加强外貿管理，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清政府將國内和國外貿易分開，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也從牙行中分出，單獨設立“洋貨行”，專營外貿。分行商制度成爲清政府控制外貿的一種重要制度。後“洋貨行”簡稱洋行。廣東十三行即爲這樣的洋行，其商人稱爲“行商”或“洋商”。這是一個新興商業集團，得到官府認可，代表清政府主持外貿業務，故十三行商具有半官半商雙重身份，後稱爲“官商”。有代表性的如南海顔亮洲創立泰和行、番禺潘啓創立同文行、南海伍國瑩創立怡和行等。這些官商擁有先進經商理念、管理制度和成熟技巧，把生意做到海外各地，大賺其利，富可敵國，在廣州擁有大量物業，既經商又購買土地，反映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廣東商業經濟特徵。

　　清前期海上絲路帶來中西文化交流，不同於以往以商品爲主，而具有更多科技含量。傳入文化包括西洋曆法、天文、地理學、製圖學、西醫學、西藥學、鐘錶、眼鏡、望遠鏡等器物，以及西方生活方式、習俗等。例如，英語在廣州經過改造成爲“廣東英語”，流行於上層社會，後傳到上海，演變爲“洋涇濱英語”。中國文化也西傳海外，包括中國典籍、文學、儒家思想、重農思想、中醫、中藥、園林藝術等。據悉《易經》傳到海外，有力推動了歐洲數學發展。萊布尼兹創立微積分，即受《易經》啓發，發明二進位數學。

　　實際上，自16 世紀歐洲殖民者東來，海上絲路已受其蹂躪、摧殘和破壞，沿綫許多國家變成其殖民地，海上絲路也漸漸失去原有的光輝。古老的中國雖仍維持自己的獨立和尊嚴，但閉關鎖國的主導思想和政策，最終扺擋不住西方新興資本主義的堅船利砲。1840 年首先在廣東爆發的鴉片戰争及其結果，我國沿海主要港口被他們控制，成爲其掠奪原料、傾銷商品的基地；我國失去外貿和關税自主權，雙方海上貿易完全變性，名揚四海2000 多年海上絲路自此絶迹，只留下歷史遺迹遺址和集體記憶，供人回味和研究。

　　九、結語

　　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從秦漢開闢到清鴉片戰争後終結，雖然代有興衰，但從未中斷，對廣東尤其如此，始終保持其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貫穿中國古代歷史的整個過程，並保持中外雙向文化交流，對中國農業土地利用、器藝等物質文明和以宗教、科技、思想觀念爲主體的非物質文明的進步，都産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和深遠影響；中華文明也借此流佈海外，對人類文明和進步産生同樣的效應，影響至今。歷史經驗顯示，只要堅持海上絲路的文化精神和相互交流的格局，中外都可以從中獲益，促進雙方的文明進步和發展。應充分繼承和發揚海上絲路這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産，從中吸取其積極的文化交流的經驗啓示，爲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服務。

　　（原載《熱帶地理》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