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盗文化概念

　　海洋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是以海爲商。這個靠從事海洋商業活動謀生的群體既包括普通的商人，也包括海盗，他們亦商亦盗，或平時爲商、亂時爲盗。這個特殊商人群體，他們的部分行爲，也是海洋商業文化的一部分。另外，海盗縱横海面，横行無忌，與官府對海洋管理乏力、無能等相關。而在海盗内部，也有自己的奬懲、管理、分配等準則，作爲其存在、活動於海洋的支持。所以，從海洋制度文化而言，海盗問題可納入這個概念之内，故海盗文化被視爲海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也不無道理。

　　二、南海海盗文化歷史變遷

　　（一）明代以前海海盗文化初始

　　歷史上，在貧富不均、社會動亂背景下，陸地居民走向海洋以盗爲命，世代不絶，貫穿整部海洋文化史。秦漢時，已有一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隸、敗北皇室成員、海上疍民等逃亡海上、淪爲海盗。如秦始皇進軍嶺南，曾受到土著越人猛烈扺抗，在秦奪取陸樑地（即嶺南）後，部分越人離開陸地，逃人江海，成爲疍民。漢武帝平定南越國，丞相吕嘉及末代南越王趙建德連夜帶家屬數百人亡命海上，散處珠江口及南海一些島嶼上，靠海生活，也有一部分人厠身海盗之列。晋末孫恩、盧循在浙江起義，在官軍鎮壓下流竄廣東沿海島嶼，以海爲生，成爲廣東疍民一個主要來源，被稱爲“龍户”，即疍民一種异稱。唐僖宗干符六年（879年）黄巢起義軍從福建海上進攻廣州，城破有12萬阿拉伯人被害。黄巢兵敗後，一些起義軍從海路逃亡，相信部分人加人海盗隊伍。

　　盧循轉戰兩廣、越南，縱横海陸於一時，雖然終歸失敗，但從海盗文化史視野，被認爲是中國海盗活動的揭幕人。道光《廉州府志·紀事》曰：“孫恩寇温、台。恩赴海死，衆推盧循爲主，從海道寇廣州。此中原海寇之始也。”因孫恩盧循建船隊，造戰艦，據海島，開闢海上戰場，反抗官府，積累了豐富海上用兵經驗，爲後世所宗，他們甚至成爲海盗的代名詞。

　　海上貿易致富，招來海盗蜂起。唐高祖李淵曾詔設招討海盗使，負責平息江浙、閩廣一帶海盗。唐太宗貞觀七年（633年）還派遣特使前往嶺南，“巡視海島”，並在東莞置屯門鎮，以防海盗，足見南海是海盗活動最猖獗的海區。

　　宋代實行開放政策，海洋經濟崛起，但貧富差异日趨擴大，浙閩海盗應運而生。廣東海盗也接踵而起，相互策應，南海海盗活動進入頻繁、熾熱時期，爲禍海上比過去更加慘烈。南宋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年），真德秀奏曰：“比年以來，海盗不時出没，舶商間遭劫掠。”南宋理宗淳祐年間（1241—1252年）海盗活動尤爲猖獗。福建提點刑獄包恢奏曰：“海盗雖未嘗無之，然未見近年之猖獗；近年雖無歲無之，然未見如今年之兇横。前乎此，但聞就海劫船，後則敢登海岸而放火劫殺矣。前乎此，猶聞舟小人寡，今則聚衆至數千而巨艘千數矣。”這與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賦税來源减少，但無度揮霍不止，加緊對百姓盤剥，激起官民矛盾所致。尤其東南沿海，土地兼併嚴重，漁民、船户賴以爲生的船隻時被徵用，這些人無以爲生，鋌而走險，下海爲盗。也有商人不堪官吏盤剥，不得不放棄合法經營，轉而武裝走私，亦商亦盗。劉克莊曾指出其根源在於，“愚民以命易貨於鯨波萬裏之外，幸登於岸，重征焉，强買焉，或臨陷之罪而乾没焉”。在苛政之下，商人只有冒犯海規，變爲海盗。

　　元代海上貿易制度雖有時禁時開變動，但開海仍是主流，南海貿易遠勝趙宋，與廣州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達140多個，市舶收入仍是朝廷財賦一個主要來源。但元政苛暴，實行高壓民族政策，南人受壓迫最深，反元鬥争此起彼伏。志稱約在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南行台御史任格“盛暑乘傳詣廣州，按問省臣盗海舶罪”。這反映了貪官污吏破壞外貿之事激化社會矛盾，海盗隨而産生。特别是元代福建泉州第一大港的外貿利益甚豐，首先成爲海盗劫掠的對象。史稱自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福建盗起”，“大者據州縣，小者雄鄉里”。這必然波及廣東沿海，助長海盗活動。在宋末抗元鬥争中，海盗黎德武裝勢力至爲强大，爲抗元一支主力軍。另外，元代在廣東洋面活動的海盗有李祖山、盧實善、王一與劉進等人，宋元盤踞沿海島嶼，至明初才爲官軍剿平。總體上而言，元代中國南海平静時候居多，海盗未成爲海洋上的主宰。

　　（二）明代海盗文化復興

　　明朝廷對海外貿易，采取“時開時禁，以禁爲主”朝貢貿易政策，加之明初方國珍餘黨仍在東南沿海一帶活動，海禁政策愈加嚴厲。這都嚴重影響閩廣沿海商民生計，故鋌而走險商民有一部分不得不販私或亦商亦盗。明初中國南海海盗已相當活躍。明廷在嚴禁官民下海律令中規定“姦豪勢要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潜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明中葉以後，隨着新航綫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已形成全球性大循環，海盗活動也獲得更廣闊空間。特别是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來，他們實際上亦商亦盗，東南亞諸國相繼淪爲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殖民地。中國一部分破産農民、手工業者、疍民等也加入這支海盗行列。這樣中國南海烽火不斷。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葡萄牙一支以迪哥·卡爾烏（Diogo Calvo）爲首的遠征隊和另一支以柯亭何（Goutinho）爲首的遠征隊扺達廣東洋面進行海盗活動，爲廣東海道副使汪鋐指揮艦隊驅逐。此爲有名的“屯門之戰”，葡萄牙人傷亡慘重，被生俘男女111人，僅三只船突圍逃命。英國是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之後最强盛的殖民國家，向東擴張不遺餘力，1600年成立東印度公司，作爲其在亞洲殖民活動大本營。崇禎十年（1637年）東印度公司主任威忒爾（John Weddell）率領艦隊從印度果阿出發，欲登陸澳門未果，遂於八月二十二日强行佔領虎門，燒燬當地官府衙門，劫掠鄉民糧食和財物，又暗中賄賂廣東總兵陳謙，行隊開入黄埔和廣州，購得貨物一批，然後“奔走下舡……揚帆離虎門”。此爲英國殖民主義者第一次强行進人廣州通商貿易，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暴力行徑和海盗角色。

　　實際上，中國南海的海盗，也有不少是兩廣商人，他們在海上貿易旗幟下，也從事劫掠勾當。史稱“廣東惠、潮、瓊崖狙獪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交易，彼此無間”。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潮州商人“駕雙桅船，挾私貨，百十爲群，往來東西洋”。嘉靖至萬曆年間（1522—1619年），澄海縣海盗商人林道干，“遍歷琉球、吕宋、暹羅、東京、交趾諸國”。嘉靖末年，林道干曾爲官軍所敗，亡命台灣北港崑崙島（Polu Condoo）。萬曆六年（1578年），林道干懾於官軍追剿，率部南航到暹羅大泥（Datni）。史稱：林道干“擅其邊地以居，號道干港”，聚集那裏的廣東、福建海盗四千餘人。林道干後被暹羅附屬國北大年女王招爲婿，用華人爲大臣，鼓勵華人移居，北大年成爲廣東人移居最多地區之一。後有論者説北大年之吉蘭丹波賴村，“全村住的都是三百多年前集體移人的華人。他們現在講的還是漢語客語系語言。傳説移入時的領袖張伯才是海盗領袖。考三百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的時候，無須解釋這些移民便是抱着反清復明的華僑先民了”。在印度尼西亞諸國，華人流寓的也很多，廣東人樑道明、陳祖義、施俊卿等在舊港、杜板、新村等地聚居。  “嘉靖末年，閩粤海寇遺孽逋逃至此，積二千餘人。”南海縣商人樑道明永樂三年（1405年）貿易於舊港，“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積有年歲，閩廣軍民棄鄉里爲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爲長”，“雄視一方”。自是海盗之首，當然也是開發舊港有功之人。

　　在粤東海面，海盗素來猖獗，前述澄海林道干、饒平林鳳等即爲其昭著者。而粤西高雷廉瓊，也是海盗淵藪。明萬曆年間，“疍户蘇觀昇、周才雄招亡命數千人，縱掠雷廉間，殺斷州千户田治”。兩盗來於安南（今越南），他們不僅危害沿海居民，且偷盗北部灣珍珠，直接損害官府利益。志稱，蘇觀昇、周才雄一伙“在雷廉間盗珠爲生”。《萬曆武功録》載“蘇觀昇、周才雄石城二疍民也。其先皆安南夷，常欵石城塞。……是年，蘇觀昇、周才雄亦以十八艘（船）入合浦犯干體村，斬疍民林三，焚燒男婦六人，畜産亡算。其後又犯安南永安州，我兵追亡逐北甚急，觀昇等乃遁逃還”。這批海盗被官軍平定後，又有疍民海盗樑本豪在珠江口外勾結倭寇在萬山群島作亂，萬曆十年（1582年）被剿滅，俘斬1600餘人，沉舟200餘艘，招撫投降者2500人。其他小股疍民海盗散見於沿海各地，如正德六年（1511年），“疍民麥冬仔作耗海上，設法捕之，其黨悉平”。據諸史不完全統計，明代千人以上規模的海盗集團主要發生在萬曆年間（1573—1619年），擁有戰船450艘，從盗近萬人，主要活動於雷州、廉江、珠江口海域。這都與這些區域法網寬疏，民風剽悍，或經濟發達，吸引海盗前來作案有關。  

　　在明代南海海盗中，又以順德黄蕭養被稱爲“海寇之雄”。黄蕭養本爲順德縣龍江鄉一位貧苦農民，受雇於人，因争奪田土，毆死人命，被官府拘捕。正統十四年（1449年）越獄成功，流人海洋爲盗。廣州官府追捕不舍，黄蕭養乘勢起義，圍攻廣州和佛山，未果。在官軍包圍下，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十七日黄蕭養在廣州白鵝潭江面中箭身亡，起義最後歸於失敗。黄蕭養勢力最强時，擁兵十餘萬，樓櫓二千艘，盤踞五羊驛，稱“順天王”，建元東陽，在廣州海珠島築行宫，設置官吏，有比較完善的政權形式，與一般海盗不同，稱之爲海盗文化甚爲典型。事後明政府割南海、新會部分地區建順德縣，取意“順從德政”，此即爲順德縣建置由來。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人語》中專設《黄盗》條稱黄蕭養爲“海寇之雄，莫過蕭養。”

　　清初，在抗清鬥争中，鄭成功在粤東一帶很活躍，與潮州抗清軍民相互支援，形成一股强大的軍事力量，其中即有海盗加入。如海盗黄海如和陳斌原爲明朝官員，聞清兵攻克南京，旋即“逐招亡命，揭竿稱亂，籍命興復”，曾率衆駕船攻打海陽（潮安）南桂都和潮州府城。順治七年（1650年），“成功入潮，探潮州沿海各縣積貯稍饒，歲駕舟索以爲常”。在潮陽縣洋面，則有邱輝、李虎子等打着鄭氏旗號，攻略揭陽、澄海、惠來、普寧等沿海城邑，後失利，亡命台灣。

　　在廣州地區，受鄭成功抗清大軍鼓動，番禺周玉和李榮組織武裝船隊抗清。志稱其“鄭成功兵至，輒助剽掠”。最後淪爲海盗。 

　　在海南島，朱明政權副使朱由真、千户曹軍輔等乘機發難，打着復明旗號，借海盗王吉之力，合作攻克萬州州城，爲禍一方。

　　在廣州紹武政權期間，朱明王朝殘部也紛紛利用海盗爲抗清效力。在東莞有鄭、石、馬、徐爲首的四姓海盗，曾調動戰船千餘艘，進攻香山縣。在新會，有一支稱爲“白旗賊”的海盗武裝，兩次圍攻新會縣城。在惠來、海陸豐，在高、雷、廉州粤西地區，海盗也紛紛加入抗清隊伍。包括雷州海盗王之瀚、王之鑒兄弟、欽州龍門鄧耀、楊二（楊彦迪）、吴州人陳上川等，抗清聲勢威壯一時。他們失敗後，不少人流亡海上，重爲海盗。

　　清初這個以抗清鬥争爲主流的海盗活動，遍及南海北部省區，既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又不離海盗本性，兩者糅合，顯示在政權交替時代，海盗文化的復雜性、交叉性。

　　廣東商品經濟到清中葉發展到興盛階段，珠江三角洲成爲著名富庶之區，由此引起海盗垂涎，也勢所必然。且海盗也變换過去的明火執仗手法，改爲變服潜入市中，探知情報，再另起事。時人曰：“比者，海中姦人往往僞作商賈，厚挾金錢以入省會，而姦牙、愚民之謂其平價與民，毋寧重價與寇，誠養癰之大患也。”這種新的鬥争方式，説明海盗活動也很注重謀略。

　　清中葉，華南地區生態環境發生很大變化，人地矛盾十分嚴重，尤以廣東爲甚，人多地少，人口過剩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據統計，從干隆五十二年到嘉慶十二年（1787—1807年），廣東人口以30％的速度遞增，遠遠高於全國平均24％的水平。人口、資源和環境壓力，將廣東推上從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到生態危險，且三者相互激燙的邊緣，逼迫沿海百姓無以爲生，唯下海鋌而走險變爲海盗。

　　清干隆年間，安南（越南）發生黎氏和阮氏政權的争奪動亂延續了數十年。中國海盗介入事件之中，越南海盗也乘勢進入粤洋海面，造成内外海盗爲禍華南的局面。投奔越南阮氏政權的有中國海盗陳天保、莫扶觀（一説莫輔觀），受到國王阮光平接見，並接受二人建議，“乃遣烏艚船百餘，總兵官十二，以采辦軍餉爲名，多招中國海盗，使爲響導，入寇閩、粤、江、浙”。越南由此成爲這些海盗的後勤基地和銷金窩。魏源《聖武紀》備述其詳：“嘉慶初年而有艇盗之擾。艇盗者，始於安南，阮光平父子竊國後，師老財匱，乃招瀕海亡命，資以兵船，誘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船以濟兵餉。夏至秋掃，踪迹飄忽，大爲患粤也。繼而内地土盗鳳尾幫、水澳幫亦附之，遂深入閩、浙。土盗倚夷艇爲聲勢，而夷船恃土盗爲響導。三省洋面各數千裏，我北則彼南，我南則彼北。我當艇，則土盗肆其劫；我當土盗，則艇爲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砲，即遇亦未必能勝；土盗狡，又有内應，每暫循而旋聚，而是時川陝教匪方熾，朝廷方面注意西征，未遑運籌島嶼，以故賊氛益惡。”這股以越南爲後盾的海盗，後被阮氏政權交還清政府法辦。

　　這股縱横南海海面的“土盗”，計有鄭七、鄭一、烏石二（麥有金）、烏石三、吴知青等，曾投靠越南，後失勢返回粤洋。經過分化組合，這些海盗後以色旗爲標誌，分爲紅、黄、青、藍、黑、自等六個幫派，其中紅幫主鄭一、黄幫主吴知青、青幫主李尚青、藍幫主麥有金、黑幫主郭婆帶、白幫主樑寶（保），其他小股旗幫，難以計數。這些幫派“船日夥，黨日益衆，剽掠拼噬之勢日益張寇氛不可制”。他們各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其中粤洋東路潮惠洋面爲紅、黑幫，中路（廣州、肇慶府洋面）也爲這兩幫地盤；西路（高、廉洋面）爲藍、黄、青、白幫共同活動範圍。鄭一所部黑幫兵强馬壯，勢力最大，横行珠江口一帶至其東西海域。鄭一死後，黑幫分裂成兩幫，一幫爲鄭一妻石氏其爲首，稱“鄭一嫂”；另一幫爲疍民出身郭婆帶（後改名字顯）。這兩幫曾武裝抗拒官府，得到沿海百姓支持，屢敗官軍，甚至深入内河，曾攻打香山（中山）、新安（寶安）、番禺、順德等地，與鄉勇惡戰多時，互有傷亡。

　　鄭一嫂後又成爲紅幫首領，也是粤洋各幫海盗之首。盛時擁有大船三四百艘，人員1.6萬餘衆，手下有張保（仔）、蕭稽蘭、蕭步螯、樑皮保等悍將。鄭一嫂具有卓越的指揮才幹和很强的組織能力，在珠江口、廣州灣（今湛江）等屢敗政府軍，威震華南，甚至攔截西方洋船，在珠江口砲擊英國軍艦，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鄭一嫂後來接受清政府招安，安置好部衆，自己不爲官，閒居廣州終老，備受後人贊譽。而其部將張保（仔）歸降後，曾協助清政府剿滅其他幫派海盗，被委任爲駐澎湖“閩安協副將”。至此，嘉慶年間粤洋海盗大規模活動基本停止，由此衍生出的海盗文化也凸現出自己的文化特徵。

　　三、海盗文化的歷史價值

　　海盗産生和大規模活動，有深刻政治、經濟、生態等根源，從海洋管理、海洋貿易、海島開發、造船和價值觀念方面評價這一現象，可窺見海盗文化是有多方面歷史價值的，而不能完全囿於海盗即爲在海上剽掠財物團伙這一簡單結論。

　　（一）海洋商業文化一部分

　　明清海盗出現在大部分時間海禁時代，而海盗多數亦盗亦商，具有鮮明的以海爲商的海洋商業文化色彩，而這又是與封建王朝閉關鎖國政策相悖的。即使康熙皇帝統一台灣後開海貿易，仍有許多限制，如不準商民打造二桅海船，壟斷多種貨物進出口等。這些限制商業貿易的政策，勢必引起海商的不滿和反抗。他們迫切要求冲破一切妨礙商業貿易發展的羅網，自由地從事海上商業買賣，故一部分海商聯合海盗，進行武裝販私、走私活動，掀起海上自由貿易熱潮，使明清政府“海禁愈嚴，賊伙愈盛”，“不可勝防，不可勝殺”。所以海禁與反海禁，限制通商與自由通商，實際上是新興資本主義萌芽與古老封建主義之争，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之争，也是當時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一種時代潮流。海商聯合，海盗武力對抗官府，客觀上順應了這個潮流，而且他們在爲盗之同時，也直接經商。如明嘉靖時，潮州海盗許朝光自稱“澳長”，佔據多個港口，對商船征税。嘉慶年間廣東各旗幫也在沿海一些港口征收商税。這對清政府各種貿易征税是一種否定和扺制。從制度文化意義而言，海盗之行爲，表達他們自由貿易、發展海洋商業文化的訴求，具有積極要求開放的海洋商業文化品格，有其進步意義。

　　（二）推動航海事業發展

　　海盗要求開放、自由通商，勢必要開闢海外市場，把生意做到商業利潤所在的一切地方。爲此，就要多辟海港和航綫，這又是與閉關鎖國政策背道而馳的。而南海海盗，在他們佔據的地區，即積極營建港口，通番貿易。據載，海南島南部臨川（在今三亞）在南宋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年）就爲海盗陳明甫、陳公發據爲海上貿易基地，每年組織閩廣沿海居民數百人航海往“外番”貿易[29]，成爲後世海盗從事海外自由貿易之先河。明清時期，海盗與海商先後開闢廣東南澳、南洋、辟望村、牛田洋、河門渡、鮑浦、甲子所和鋪前港等民間海外自由貿易港。另外，在東南沿海，還開闢柘林、烈港、岑港、大員和澎湖，以及廣西北部灣龍門港等，經營海上貿易。

　　新辟港口必須與新辟航綫相接，才能發揮吞吐功能。明代嘉靖至天啓、崇禎年間（1621—1644年），海盗至少開闢南北兩條海外航綫。一條從山東、江、浙、閩、粤沿海各港通日本和朝鮮；另一條從江、浙、閩、粤通交阯、占城、柬埔寨、暹羅、彭亨、爪哇、舊港、馬六甲等國家和地區。海盗在航海中積累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對航海事業發展也功不可没。  

　　（三）制度文化建立

　　海盗對内部管理，也有自己的制度，有效地約束了海上行爲，贏得百姓支持，實爲海盗文化一個有價值的部分，堪可供後世參考。如鄭一嫂所統領的紅幫，就制定了三條幫規：

　　①如有人擅自上岸，就將其逮捕，併當衆刺穿雙耳。如其再犯，立即處死。

　　②戰利品未登記前，不得拿走一針一綫。戰利品均分爲十份，兩份分給船員，八份當作公共財物入庫。未經許可，不得從庫房中拿走任何東西，被抓獲者處以死刑。

　　③未經許可，不得私自佔有從村落擄掠來的婦女，凡對婦女施暴或强佔婦女爲妻者，格殺勿論。

　　爲有這些鐵的紀律，鄭一嫂海盗幫“獨雄於諸部”，每獲大勝，堪爲“盗亦有道”典範。

　　（四）開發海島資源

　　南海無論是近岸還是海洋，島嶼羅列，多爲無人之島，爲封建王朝管治所不及處於荒廢狀態，往往成爲海盗巢穴。他們在這些海島上修寮棚，造房屋，建城寨，開田地，辟港口，經營漁鹽，開海貿易，發展海洋經濟，貢獻匪淺。如南澳島，處於閩粤交界海中，爲南海南北交通要衝，形勢十分重要，加之山高林密，有淡水，土地肥美，附近是著名的東沙魚場，盛産魚鹽、谷米，可據險扼守，自耕自食。志稱“歷代居民率致殷富”，也爲“内洋海盗必争之地”。明代許棟、許朝光、林鳳、林道干、曾一本、楊老等海盗曾“先後據爲窟宅”，苦心經營，南澳島後成爲鄭成功抗清的一個根據地。在廣東沿海，東從北澎、中澎，經黄岡、大澳、放鷄、廣澳、錢澳、赤澳到珠江口外小星、沱濘，伶仃山、九洲山、老萬山、大横琴、小横琴、三竈島到北部灣龍門島，乃至海南島周邊一些島嶼等，都曾爲海盗盤踞、亦盗亦商的一個根據地。他們在這些海島上開發經營，發展漁鹽業，開展商貿，形成“海島經濟”，對海洋經濟發展，不無建樹，也爲後人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五）反對外來侵略

　　中國海盗，雖然多出身貧苦農民、疍民，但他們反對的是封建政治壓迫和經濟剥削，並不是無國家、民族觀念的一群。在面對外來勢力侵略面前，這些海盗也表現出愛國主義精神。特别是16世紀以後，歐洲殖民主義者東來，他們西方海盗式的行爲，同樣激起中國海盗的義憤和反抗，這些事例史不絶書。

　　16世紀初，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廣東東莞縣屯門，搶劫商旅，擄掠年輕女子，犯下無數罪行，後爲廣東水師擊潰，收復屯門。與此同時，葡萄牙殖民者，也進攻海南島瓊山鋪前港，爲海盗施和擊敗。道光《瓊州府志》雲：“（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五月，佛郎機夷船三只泊鋪前港，海盗施和率衆攻之，佛郎機桅折，避入港。”施和這一痛擊葡萄牙殖民者的壯舉，爲後人稱贊。清代詩人程秉釗爲此詩曰：孫恩設計未全非，不學弦高犒乘事。猶有中朝雄武氣，夷船能破佛郎機。

　　潮州饒平海盗林鳳，在明政府軍隊追剿下曾遠走吕宋。當他聞知在吕宋華僑備受西班牙殖民者欺凌、迫害時，義憤填膺，萬曆二年（1574年），組織一支由62艘戰船、武裝男女5500人組成的遠征軍，從澎湖起航，直指吕宋國，討伐西班牙殖民者。林鳳深得華僑和菲律賓人民擁護和配合，堅持與西班牙殖民者作戰數年之久。後來雖因西班牙殖民者與明朝廷的聯合進攻而被迫返回潮州，後又亡命海外。但林鳳這一壯舉，是中國人民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次重大較量，他所表現的高度民族氣節龢民族情懷，却爲中菲人民稱譽有加，被史學家稱爲“東方英雄”。

　　嘉慶年間，紅旗幫海盗首領鄭一嫂，目睹英國殖民主義者在珠江口洋面種種罪行，非常憤慨，决意伺機痛擊入侵者。嘉慶十四年（1809年）十月初三，鄭一嫂帶領她的海盗武裝，對珠江洋面英國戰艦發動攻擊，大獲全勝。光緒《廣州府志》記載了這一歷史事實：“石氏令賊船人内河也，自乘大艦浮於海，而守港口，防官軍掩襲。時有夷船三艘歸其國，遇之。賊擊獲一船，殺夷人數十人。其二船逃回，遇香山知縣彭恕所募罛船百艘，夷人與約擊賊，又自募夷船6船。覘石氏舟少，往圍之。石氏偃旗息鼓，使長龍船入内河，呼張保（仔）港合戰。十月初三日，内河賊船盡退。夷船與戰，大敗，罛船盡逃。”鄭一嫂把英國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此舉堪爲鴉片戰争前中國人民抗英鬥争的第一槍。正是這些海盗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挫敗了英國侵略者的威風。

　　（六）高超造船技術

　　海盗縱横海上，以海爲家，舟楫爲其實力標誌，故造船與海盗生死攸關。南海海盗在這方面的成就，具有很高的技術含量和文化品位，也是海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東晋盧循航海南下，攻克廣州，曾“伐木造船”。史載“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板，居室四層，高十餘丈”。元代，廣東海盗黎德有船7000艘，加上其他海盗船，總數在萬艘以上。明正統年間黄蕭養起義，有“櫓樓二千艘”，其他黄三、徐海、劉季、鄭芝龍、李九成和廣州鄭、石、馬、徐四姓海盗，各有海船千艘以上。嘉慶時僅粤洋藍旗幫海盗烏石二即有海艦千艘，連同其他各幫，總共達2000餘艘。這些海船，除徵用民船以外，多爲海盗自己打造，這需要很高的技藝水平。海盗王直所“造巨船，聯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林鳳遠征吕宋，在當地玳瑁港造戰艦30艘；鄭芝龍“造巨艦於五羊城南”，“艨艟高大，堅勁，入水不没，遇礁不破”，航行迅速，可敵荷蘭夾板船。而官府所用船隻短小，破舊，戰鬥性能差，較之海盗艦相形見絀。打造如此規模巨大的戰艦，涉及選材、加工、鑄造、灰料、繩索、帆、碇等材料和技術等問題，加上對導航、海况、天氣等要求，是一項綜合性的龐大工程，顯見海盗中有一批能工巧匠和技術人員才能勝任這樣的製作事業。他們的成就，對造船業的發展，是起了重大促進作用的。

　　（七）積累海戰戰略戰術和經驗

　　海盗活躍中國南海廣闊洋面，與中外勢力不斷交手，大小戰鬥不計其數，積累了豐富的海戰經驗，是一筆寶貴的海洋文化財富。海盗 “習於風險”，在海戰中屢敗官軍，大顯身手。施和、王直、林鳳、鄭一嫂、鄭芝龍等，雖稱爲海盗，實際上也同是海艦統帥、軍事指揮家，有一套成熟的戰略戰術，頗具海洋軍事文化意義。

　　在火器使用上，明清時已使用火藥發射砲彈的火砲，尤用於海戰。但明政府官兵不敢使用，原因是“中國諸大神器（指火砲），近來臨敵不敢遽用”。恐其威力巨大，傷及自己。而海盗則天不怕、地不怕，不但善於使用這種火砲，而且還能鑄造、武裝自己。黄蕭養船隊所用“神機大砲”，重500斤，攻打廣州“砲聲震地”。嘉慶時粤洋海盗普遍裝備火砲，每船數門，配置火藥數百斤，其威力令官軍聞之喪膽。另在海盗船上護以牛皮、漁網、氈絮等，以穩固船身、防禦對方强弩和統砲襲擊，這種船隻稱“艨冲”。嘉慶時，福建海盗蔡牽，曾打造這樣的船隻。道光年間，有人評其“殊難扺禦”，可用於海上抗擊英國軍艦，其裝備和戰斗力非同小可。

　　此外，海盗還在海上活動中不斷變换使用旗號、燈火作爲軍事行動規則。如香港島上太平山，又名扯旗山，其來歷一説即爲鄭一嫂、張保（仔）占港時，在山頂上設置瞭望台，扯旗導航而得名。

　　面對强大官軍，海盗到底是弱小的族群，爲保護自己，戰勝對方，海盗也很善於用兵，充分利用海洋地理環境特點，發揮自己的優勢，出奇制勝。如根據風濤大小、港汊分佈、海流深淺、潮汐高低、時間早晚等，審時度勢，相機而戰，幾無不勝。僅明清時期，黄蕭養、張璉、林鳳、林道干、鄭芝龍、鄭一嫂、張保（仔）等驅馳海上，打得官軍蒙頭轉向，自嘆不如。所以海盗這套海上作戰韜略，具有重要的軍事文化價值。毛澤東曾説：“歷史上所謂‘海盗’和‘水寇’，曾演過無數次的武劇……都是河湖港汊地帶能够發展遊擊戰争並建立根據地的證據。”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和很多地方習俗，婦女是不能上船，尤不能參加戰鬥。而中國南海的海盗却一反這個傳統或習俗，不但女性可以加入這個海上武裝集團，還可成爲其首領。上述林鳳遠征吕宋艦隊，即有1500名婦女，約占全軍27％，這對封建勢力是一個何等嚴重的挑戰。鄭一嫂在其丈夫戰死後，不但統領全軍，成爲一名出色的海盗統帥，而且取其養子爲丈夫，這對封建禮教又是怎樣一種蔑視和顛覆。從這些女海盗身上，折射了海洋時代新生女性地位的光輝。

　　正因爲如此，海盗的軍事文化歷受重視。明李贄曾認爲海盗可利用爲政府服務，主張招撫海盗林道干，若任其爲“郡守令尹”，“是可勝兵三十萬”。鴉片戰争期間，魏源認爲海盗首領“皆偏裨將才，其屬皆精兵”，是一支抗禦外敵的力量。林則徐在廣州禁煙，也“使人探夷事，翻（譯）夷書，知洋人藐視中國水師，而畏沿海梟徒及漁船疍户，於是招募丁壯五千人”。這五千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則爲海盗。他們在抗英鬥争中發揮重大作用，完全值得謳歌。

　　四、小結

　　海盗文化是海洋文化一部分，一個主要特徵是亦盗亦商，在特定條件下有其存在某種合理性。自古以來，海盗文化即在南海存在，但代有興衰，明代開始復興，清中葉發展到高潮，與廣東海洋經濟發展有某種對應關係。基於時代所限，海盗文化對發展海洋商業有一定積極意義。充分認識海盗文化價值，對於發掘南海海洋文化内涵、開發這種文化資源，具有科研和應用意義。

　　（原載《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