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作爲宋末元初著名棉紡織業革新家，無論在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層面對我國古代這一行業發展作出的貢獻，是享譽中外、彪炳人類文化史册的。這已有國内外許多科學論著、歌謡、奉祀她的廟宇、紀念碑刻等爲证，毋庸置疑。但這些有形或無形的評論似缺少另一個方面，即黄道婆的成就和貢獻，直接或間接地對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發生積極影響，且歷久不衰。這無論對海南還是上海，都有某種聯繫，都是一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産，應予傳承和弘揚，尤其在當今建設“一帶一路”背景下，黄道婆文化仍能發揮它應有作用，爲實現這一宏偉戰略目標服務。

　　一、黄道婆在海南與海上絲路

　　海南島位處南海海上交通中樞，是我國海上絲路必經之地，尤其島南部崖州即今三亞一帶，是海上絲路中途補給港或中繼港所在海岸，歷史上向來就與海外發生海上交通和貿易，宋元時期尤爲興盛。黄道婆從上海烏泥涇乘海船逃亡到崖州，其事帶有偶然因素，但不無歷史的和地理的根源。

　　崖州爲黎族聚居地，上古時代，黎族先人即以善於製作樹皮布著稱。考古發掘、民族學田野調查和歷史文獻記載，海南島在遠古時代早已出現樹皮布及其製造工具石柏。後經多方面研究發現，海南石柏距今約4000多年，而珠江三角洲石柏距今6000年，中國石柏從珠三角到海南島到越南再傳播到東南亞一帶，海南島正是傳承樹皮布文化的中轉站，也是一個過渡階段。這種石拍及其製作樹皮布至今仍在島上多處可見。樂史《太平寰宇記》載：“瓊州生黎巢居深山，織木皮爲布。”2011年，筆者在深圳文博會上，親見海南館出售見血封喉樹皮製作一件樹皮布上衣，索價人民幣1萬元。

　　海南四周多港口，崖州一帶港口也不在少數。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提到全國19個城市，番禺（廣州）爲其中一大都會，是“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這些珍异之物，主要産於南海及其周邊地區。著名史學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史記·貨殖列傳》以上所言，“此語非指漢時，可見陸樑（嶺南）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至交廣矣。”其中“果布”一詞，全稱是“果布婆律”，是馬來語對龍腦香的音譯。近年，廣州等地漢墓出土衆多熏爐，是用來燒香料器具，説明東南亞也可能包括海南島香料已從海南輸入廣州，再轉運全國其他地區，故後世海上絲路，亦稱香料之路。

　　在樹皮布的基礎上，歷史時期海南島棉紡業至爲發達。至遲在漢代原産印度的棉花經越南傳入海南，黎族先人將其紡織成著名“廣幅布”，輸入中原，結果爲朱崖太守孫幸濫征，激起民變，孫幸被殺，西漢一度放棄海南。此後東漢馬援平定交趾動亂，恢復海南建置，但不久又罷廢，直到蕭樑時期，在冼夫人努力下，才重置崖州，自此在中央政權治理之下，海南才走上常態發展道路。唐代，完成環島建置，形成不少港口，瓊州太守韋公幹，貪酷無已；家中“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爲器者，有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爲什具者，其家如市。”並將這些金銀器皿、家俱和紡織品舶運至中外商人雲集的廣州市場銷售。唐代廣州爲世界性大港，“廣州通海夷道”起點，海南紡織品在廣州銷售，也就有可能輸往海外，特别是中東即阿拉伯地區，參與海上絲綢之路。海南一些港口成爲中外商船船藪。唐玄宗天寶七年（748年），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未成，船被風吹至寧遠河口上岸，此河口就是當時振州港。當鑒真從島南部振州取道東部沿海返回大陸，沿途但見：“十月作田，正月收粟，收蠶八次，收稻再度，男着木笠，女着布絮。”蠶絲生産有一定産量，聯繫到瓊州太守韋公幹上述行爲，這些蠶絲可能加入海上絲路之列。

　　宋代以海立國，海洋經濟興盛一時，海南也深深地卷入海上絲路，爲黄道婆到來，奠定了堅實棉植和加工基礎。宋代海南大量輸出經濟作物，“惟檳榔、吉貝獨盛，泉商興販，大率仰此。” 棉花作爲原料如此，其加工成各類棉紡織品，更稱盛一時。趙汝適《諸蕃志》海南條稱，海南“婦女不事蠶桑，惟織吉貝、花被、幔布、黎單。”南宋方勺《泊宅編》中記述木棉稱：“海南蠻人織爲巾，上作細字，雜花卉，尤巧工，即在所謂叠巾也。”而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尤爲詳細介紹海南棉紡織生産。海南“所織則多品矣，幅極闊，不成端匹。聯二幅可爲卧單，名曰黎單，間以五彩，异紋炳然。聯四幅可以爲幕者，名曰黎飾，五彩鮮明。可以蓋文書幾案者，名曰鞍搭。其長者，黎人用以繚腰。”同一時代範成大《桂海虞衡志》，也多次提到黎族服飾：“女工紡織，得中國（原）彩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花，所謂黎錦、黎單及鞍搭之類，精粗有差。”這些棉織品同樣享有很高聲譽。

　　宋代黎族這些棉織品，引起漢商極大興趣，紛紛前來采購，投入海上絲路市場。因宋代受海南商品經濟刺激而來商人，爲追逐“倍蓗之息”，而大批渡海入瓊，以致商人在當地經濟生活中處舉足輕重地位。史稱海南瀕海州縣財政收入“恃商人耳”[9]。有些“閩商值風水蕩去其資，多入黎地，耕種不歸。”這些閩商有些變爲熟黎，這些閩商把黎區大批土特輸往大陸。《諸蕃志》卷下海南條載，“故俗以貿香爲業。土産沉香、蓬萊香、鷓鴣斑香、箋香、生香、丁香、檳榔、椰子、吉貝、苧蔴、楮皮、赤白藤、花縵、黎幔……其貨多出黎峒。省民以鹽、鐵、魚、米轉博，與商賈貿易。泉舶以酒、米、麵粉、紗絹、漆器、瓷器等爲貨。歲杪或正月發舟，五六月間回舶。若載鮮檳榔搶先，則四月至。……物貨海南土産，諸蕃皆有之，顧有優劣耳。箋、沉等香，味清且長，夐出諸番之右，雖占城，真臘亦居其次。……惟檳榔、吉貝獨盛，泉商興販，大率仰此。”這樣，黎區大量香料、棉花、黎縵、黎幙等商品運往福州泉州等地。泉州是宋元時期海上絲路最大港口，外舶雲集，黎區棉紡品、香料等自然由此散佈沿綫國家和地區。宋末黄道婆在這種商品生産背景下進入崖州，爲她向黎族學習棉紡技術提供了非常優越條件。

　　元代，黎區棉紡織業最爲發達，其紡織業與紡織技術傳入内地，對促進我國棉紡織業和海上貿易作出特殊貢獻。黄道婆邊向黎族學習，邊參與生産，對這一項事業發展，功不可没。元王楨《農書·農器圖譜》“纊絮門”載，“夫木棉産自海南，諸種藝作之法，骎骎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於南北混一之後，商販於北，服被漸廣，名曰吉布，又曰棉布。其幅匹之制，特爲長闊，茸密輕暖，可扺繒帛，又爲毳服毯段，足代本物。”可見，元代海南所産吉布，已行我國北方，並以“茸密輕暖”優良性能爲世人青睞。崖州附近有對外出口的大疍港（又稱崖州港），唐鑒真和尚在此登岸，今有鑒真及其弟子群雕像。也可能成爲崖州棉布輸出港，元初黄道婆也是從這裏啓程回松江。不過，清中葉以後，大疍港已湮。

　　元至六十四年（1277年），元政府在華亭縣上海鎮設立“市舶司”，管理番舶海商事務。商港開放，阿拉伯商船可以往返於上海和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之間。而這條航綫船舶進入南海後，第一個避風港和補給站就是崖州港。海南香料、棉紡織品等，通過崖州港輸出島外，應在常理之中，也就參與元代海上絲綢之路。

　　有論者認爲，黄道婆可能獲悉這條航綫開通消息而萌發了要回故鄉松江府的念頭，後來“始遇海舶以歸”，“當然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如此，則黄道婆直接憑這條海上絲路回到故鄉，並開闢她新的事業，爲上海地區海上絲路作出更大貢獻。

　　二、黄道婆在上海與海上絲路

　　元朝元貞年間（1295—1297年）黄道婆離開崖州，回到故鄉烏泥涇，把在崖州學到棉紡技術傳授給松江人民，並結合自己的實踐，創新發展了棉紡技術，極大地改變了農業土地利用方式，提高棉紡勞動生産率，深刻改變當地社會經濟面貌，並使之深深地參與上海地區的海上絲路。

　　黄道婆回故鄉，元人王逢《黄道婆祠詩序》曰：“黄道婆，鬆之烏泥涇人。少淪落崖州，元貞間始遇海舶以歸。躬紡木棉花，織崖州被自給。教他姓婦，不少倦。未幾，更被烏涇，名天下，仰食者千餘家。”其又在黄母祠上題詞道：“前聞黄四娘，後稱宋五嫂。道婆异流輩，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繅，組霧紃雲粲花艸。片帆鯨海得風歸，千柚烏涇奪天造。”而同一時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專設“黄道婆”條載：“閩廣多種木棉，紡織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裏，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綫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黄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絜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竟相作爲，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這兩段記載，表明黄道婆在崖州學到紡織技術基礎上，一是又對棉花去籽、彈花、紡綫和織布的工具，加以改革和創新；二是運用和推廣崖州黎婦擅長的“錯紗，配色，綜綫，絜花”等技術，以此織造成功被、褥、帶、悦（手中）等産品，其上還織上折枝、團鳳、棋局、雲霧、花艸、字樣等圖案，楚楚動人，贏得很高的聲譽。黄道婆這一技術傳播和創新，極大地推動了江南地區棉紡織業發展，産生巨大的社會經濟效應。自元代開始，到明代松江府“俗務紡織，他技不多，……百工衆技與蘇杭相等。要之，鬆郡所出，皆切於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城鄉居民，唯紡織是務。“城中居民，專務紡織，中户以下，日織一小布以供食，雖大家不自親，而督率女伴未嘗不勤。”“至於鄉村，紡織尤尚精敏，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以織助耕，女紅有力焉。” 明代規定家家種棉，效果立竿見影：“地産木棉，行於浙西諸郡，紡織成衣，衣被天下，而民間賦税公積之費亦賴以濟。”松江府以外長三角，亦興起棉紡高潮，明代“太倉，嘉定……比閭以紡織爲業，機聲軋軋，子夜不休，貿易惟棉花與布。”如此廣泛和大規模棉布織造，早已突破自然經濟範疇，而進入商品生産階段。爲此，長三角成全國最大棉織品市場，一大批城鎮由此興起，形成南京、蘇州、杭州、湖州、揚州等棉紡織中心城市，吸引四方商賈到來。例如湖州“各省直客商雲集貿販，里人賈鬻他方，四時外來不絶。” 上海生産“標布”銷往秦晋京邊諸路，運棉的船舶成百上千，“皆裝布囊纍累……每晨至午，小東門外爲市，鄉農貿擔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有人估計，1860年時，全國遠距離銷售的棉布，約爲4500萬匹，其中松江府七縣一廳有3000萬匹，占全國的2/3。可見，松江布衣被天下，名富其實，一點也夸張。這種前所未有繁盛景象，都源於黄道婆從崖州帶來和她在烏泥涇創新棉織技術産生的社會經濟效果。

　　長三角棉紡織品商業性生産和銷售，國内是一個最大市場，也同時走向海外市場，是上海海上絲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據載，有明一代，松江的棉布已遠銷國外，並像饒州的磁器、漳州的絹紗，以及湖州的絲棉一樣，爲日本人喜愛，獲得廣闊的海外市場。16世紀起，中國棉布就遠銷南洋群島、日本、俄國、西班牙、荷蘭、法國、丹麥、瑞典。19世紀中葉，美國是中國棉布的主要買主。1819年，銷往歐美的棉布達3395.9萬匹，價值170萬元，獲得廣闊的海外市場。據統計，“18世紀下半葉，松江布與江南一種紫花布以‘南京布’的名稱從廣州出口，在1819年曾經達到330萬匹之多。” 這種南京紫花布屬名産，1883年《中國博覽》曾介紹：“南京土布是棉布的一種，因最初生産帶紅色棉紗的南京而得名。這種分爲‘公司布’和窄布兩種，前者最爲昂貴。……中國織造的南京土布在顔色和質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過英國布匹的優越地位。” 

　　上海地區這些棉紡産品，顯然是在黄道婆歸來後，經過不斷技術進步，擴大植棉面積，開發出新産品，並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産，才投放國内外市場，並以自己品牌，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爲自己贏得很高聲譽。從這個意義上説，黄道婆没有直接參與海上絲路，但她的巨大貢獻，却是海上絲路不可或缺的基礎。只是關於黄道婆的資料實在太稀少，故本文僅能依據零星資料盡可能整合而成，無法提供這方面全貌。

　　三、黄道婆在兩地海上絲路關係

　　海上絲路是一個整體，但在不同地區有自己發展歷史、特點和表現形式。黄道婆生活、工作在崖州、上海地區多年，她以自己對棉紡事業的成就，以棉紡産品形式，輸出海内外，參與海上絲綢之路。所以，黄道婆的研究，應與海上絲路歷史過程，在海南、上海兩地的具體表現相聯繫，這樣，有助於更全面完整把握、評價黄道婆的業績、宣傳、弘揚她的文化精神，爲地方文化建設服務。

　　基於兩地對黄道婆文化研究的差异，特别是黄道婆在兩地生活，成就側重點不同，對海上絲路作用不一樣，故相關研究也應有所區别。

　　其一，無論在海南還是上海，黄道婆棉紡技術製作的産品，都或多或少與市場相聯繫，都參與了海上絲綢之路，並爲此作出一定貢獻。所以，應針對已有關於黄道婆這方面研究的缺失，開展相關補充研究。這可從當地經濟史、海上交通史、外貿史、人口史、華僑史、社會變遷史等鈎沉出相關資料，通過梳理、整合，達到相應目的。

　　其二，黄道婆在海南期間，她主要向黎族婦女學習棉紡技術，也不能排除她有所創新。黎族棉織技術和産品，有一部分是輸出廣州、泉州，再藉助海上絲路，運往東南亞。這段歷史應予重視，作爲海南海上絲路研究的一個内容。

　　其三，黄道婆回到上海地區以後，傳授和提高自己從海南學習棉紡技術，深刻改變當地植被和棉花加工技術，經過普及推廣，使長三角成爲我國最大一個棉花生産和紡織品地區，産品風靡全國大部分地區，並出口海外，明顯而卓有成效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爲這條絲路繁榮作出積極貢獻，這應無可置疑。但當下，這個研究仍很薄弱，只有個别論著從旁提及，未能全面深入，更談不上專論；基本上是個空白，還有極大研究空間。而且，與此相關材料比海南要豐富，故上海方面，應承擔更多任務。

　　其四，歷史海上絲路，在當代已發展爲“一帶一路”，上昇爲國家層面一個戰略目標，現正在建設中，不斷取得進展。“一帶一路”與歷史海上絲路有不可分割聯繫，是後者在當代的傳承和發展。海南作爲海上絲路一個樞紐，港口衆多，遺迹遺址不少，其中三亞多個港口就屬其列。黄道婆業績，主要在棉紡織品輸出方面與海上絲路有聯繫，另外，黎區香料輸出不容忽視，都是海南海上絲路文化遺産。“一帶一路”涉及東南亞很多國家和地區，海南是在這一發展戰略充當一個重要角色，肩負着歷史使命。黄道婆文化在其中將發揮其應有價值，故黄道婆在三亞一切物質和非物質遺産，都有可開發利用價值，應予深度發掘、梳理、研究，生産成果，供“一帶一路”建設參考。

　　至黄道婆家鄉松江府烏泥涇，爲誕生了這位偉大棉紡織業革新家，帶動了長三角棉紡織業崛起，由此産生巨大社會經濟效益。明清以來上海地區棉紡織品大量輸往海外，爲海上絲路一項主要商品，黄道婆歷史作用不可磨滅。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上海是全國最重要基地和輻射中心，黄道婆文化精神仍可提供强大文化軟實力支持，宜通過相關學科研究，打造黄道婆文化品牌，發展相關文化産業，利用上海作爲全國最大工業城市的經濟輻射力和文化輻射力，將黄道婆文化品牌融進“一帶一路”建設潮流中，以謀取最大經濟、文化等效益。

　　（原載《新東方》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