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全球的廣東陽江“南海I號”宋代沉船，經過12年出水考古發掘，至2019年3月20日，清理出各類文物約18萬件，比初時估計6萬-8萬件翻了一番。現發掘清理工作已接近尾聲，據悉還有2萬件文物正待清理。如此一來，這艘沉船所載實達16萬件文物。不僅文物數量之多是空前的，而且它的類型之廣、文化内涵之豐富、價值之巨、影響之大、歷史地位之高，更是空前的、無以倫比的。故其發掘成果一經披露，舉國震驚，稱譽有加。“南海I號”是宋代海上絲路興旺發達的有力見证。就出水文物而言，它全面、深刻、真實地反映了宋代海上絲路的性質、中外關係、商品交流、工藝製作、文化風格、海上交通等各個層面，具有重大的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意義，完全有資格列入世界人類文化遺産之列。

　　一、“南海I號”驗证了海上絲綢之路和平、友好、平等往來之本義

　　自19世紀中葉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以來，中外各界人士都把它理解爲不同國家、地區、民族之間一切和平、友好、平等往來的代名詞，顯示了各方的真誠和友善，而不是一方强加給另一方的掠奪、征服、佔有、甚至是鐵和血的寫成的文字。

　　“南海I號”發掘清理的出水物品，没有一件是武器，完全排除了使用暴力或暴力傾向，成扎成籮、一件又一件的是江西、浙江、福建生産陶瓷、鐵鍋，金銀珠玉等飾物。如瓷器即有福建德化窑，泉州磁竈窑，江西景德窑，浙江龍泉窑及廣州民窑等，含影青瓷、青瓷、青白瓷和鉛緑釉的碗、盤、碟、壺、瓶等，鐵器及製品，有鐵鍋、鐵釘；還有銀錠、銅環、錢幣從東漢“貨泉”、隋唐“五銖”、“開元通寶”到最晚“紹興元寶”，發掘前期即達6000多枚（現已達上萬枚）；生活用品種類更多，計有鎏金銀腰帶和虬龍紋環、金戒指、方楞金環、銅鏡石、硯、石雕佛像、觀音坐佛、朱砂、粉盒、手鐲等女性用品、金條、漆器殘片、石枕、眼鏡蛇骨等，都是爲了交换的民用物品，也有貨主的裝飾品、崇拜對象、宗教用品等，滿足日常生活所需。

　　而從貿易對象來看，“南海I號”沿着傳統的絲路航行，如宋代朱彧《萍洲可談》卷二説到“南海I號”博物館所在今海陵島，宋時稱羅洲，亦稱溽洲，爲南海航綫上重要寄碇處。“廣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裏，溽洲有望舶巡檢司，謂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過溽洲則滄溟矣。商舶去時少需以訣，然後解去，謂之‘放洋’，還至溽洲，則相慶賀，寨兵有酒肉之饋，並防護赴廣州。”沿途經過南海、印度洋、阿拉伯諸國。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航海外夷》條説“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阇婆國（今爪哇），其次三佛齊國（今蘇門答臘鳥），其次乃諸國耳。三佛齊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馬來半島以東的海島）與交洋（交趾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東）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阇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karimata）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在今印度西南部）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入中國。其他占城、真臘之屬，皆近在交趾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阇婆之半。而三佛齊、阇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番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考古專家根據這些航綫所扺達的國家和“南海I號”出水文物的風格判斷，“南海I號”從福建泉州港出發，駛往新加坡、印度，以及東南亞等國，從事海上貿易。宋代社會經濟已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與這些國家保持友好往來，公平買賣，没有必要使用武力，符合海上絲路的精神。如宋朝政府對各國貢使、商人十分友好，對所貢品，“估價回賜”，都超過其所值，在生活上提供種種照顧和支持，使之自在愉快，還保護其生命財産安全。而宋代海商到了海外，也往往受到隆重的禮遇。如宋代商船到達渤泥國（今加裏曼丹北部）後，“其王子與眷屬率大人（王之左右曰大人）到船問勞，船人錦借跳板迎肅，款以酒醴，用金銀器皿、禒席、凉傘等分獻有差。”迨交易完畢，返棹之日，“其王亦釃酒椎牛祖席，酢以腦子、番布等稱其所施。”完全是一派和平友好氣氛。宋船每到一地，還會掀起新一輪貿易高潮，甚至建立起互信的貿易方式。如到了麻逸國（在今菲律賓一帶），當地“蠻賈叢至”，搬運貨物，“乃以其貨轉入他島嶼貿易，率至八九月始歸，以其所得準償舶商，亦有過期不歸者。”這種商業誠信體系之建立，反映了宋商具有寬廣的襟懷和當地人恪守信用，是海絲的本質特徵之一。這些舉措對穩定宋王朝與海外國家政治起了良好的作用。“南海I號”作爲海絲使者，出水商品及其用途即隱喻了海上絲路的精神，反映這個概念的本質特徵。

　　二、“南海I號”反映了宋代高度發達的造船技術

　　宋代以海立國，大興海上貿易，爲此建立市舶司，推行市舶務，市易法，取消銅錢出口禁令等，以保障海上絲路暢通興旺。爲此，必須要有造船技術進步和導航技術提高等，促使宋代海上貿易踏上更高發展階段，這在“南海I號”上得到充分體現。

　　“南海I號”船體顯示宋代很高超造船水平。據考古測量，該船長34m，寬11m，高4m-5m，排水量500噸。在水下27米深的海底沉睡800年以後，船舷和甲板仍能保存下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迹。特别重要是船體中設“水密隔艙”，即船體一格一格的隔斷，隔斷之間的艙室稱爲“水密隔艙”。平時水密隔艙用來裝載貨物，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大大地提高了船隻的安全性。當船體受損時，因隔艙板的存在，海水只能涌入受損艙室。即使兩三個艙受損，也不至於危及整船體的安全，同時水密隔艙也增加了船體横向强度，大大增强了它的“抗沉性”。這是我國造船史上一個跨時代的進步。據朱彧《萍洲可談》記，在廣州裝貨記載，一般船舶有15個水密隔艙。而“南海I號”有8個水密隔艙。據研究，海船水密隔艙最早出現於唐代，過了近千年，18世紀這項技術才被西方人大量使用。但在宋代，這種水密隔艙已在南海航船上得到廣泛應用和推廣，1974年發現，1975年3月新華社報導在福建泉州發現宋代沉船，也有水密隔艙，被稱爲“世界考古珍聞”。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這樣描述水密隔艙技術的優點：“若干最大船舶有大艙十三所，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險，如船身觸礁或觸餓鯨而海水透入之事，其事常見。……至是水由破處浸入，流入船舶。水手發現船身破處，立將浸水艙中之貨物徙於鄰艙，蓋諸艙之壁嵌甚堅，水不能透，然後修理破處，復將徙出貨物運回艙中”。從“南海I號”看，馬可·波羅所言不假。按宋代海船分福船和廣船，據考古發掘，“南海I號”應爲福船，驗证了它從泉州起航，南航東南亞，在陽江海域沉没。

　　船有行有止，必須藉助於船碇，下泊必須下碇，“南海I號”出水“木瓜石碇”呈菱形，兩頭略窄，中部較寬，長3.1米，厚近一尺，重420公斤，花崗岩製作，爲宋代最大的石碇。如此規模的石碇必然與它所停靠的船舶是相適應的，由此可知，“南海I號”的幾何尺寸在宋代船舶中，應是很龐大的。

　　三、“南海I號”出水貨物結構差异反映的國家生産力發展水平

　　從“南海I號”出水貨物看來，主要爲外銷瓷器、銅錢、金屬製品及其他。這已如上述，特别是瓷器，燦然如新，色澤悦目，與它們原地所産的無异。對於這些出水的生活用品，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黄景略給予瞭高度的評價：“出海遠航的船是一個單一性社會，人們會把那個時代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帶上船，這種高度濃縮過的歷史標本將使我們洞察當時的貿易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提供地面上無從捕捉的考古佐证。”而按《宋會要輯稿》記載，通過海道進口貨物約460多種，包括象犀、珍寶、香藥、珊瑚、賓鐵、鱉皮、玳瑁、瑪瑙、硨磲、水晶、蕃布、烏楠、蘇木等，尤其乳香數量最大。兩相比較，出口貨物多爲普通生活用品，爲一般百姓消費，而進口爲昂貴的奢侈品，爲王室、官員享用。這個不同的貨物結構，顯示宋王朝有發達的生産力、生産規模大，技術含量高，如瓷器、各種工藝品等，都凝聚了大量的社會勞動。反觀進口的貨物，多爲原材料或初級産品，未經深度加工，如香料、禽畜、獸類等，説明進口國家地區，經濟水平低，商品生産不發達，自然經濟占優勢。如《嶺外代答·外國門·安南門》説“凡莅官，不支俸，唯付以一方之民，俾得屬役耕漁以取利，兵士月一更，暇則耕種自給”；占城國“可耕之地絶少，無羊豕蔬茄，入採香爲生。國無市肆，地廣人少，多買奴婢”。三佛齊國（今蘇門答臘）“國無所産，而人習戰攻。”舉凡這類國家皆不發達，朝貢於宋，即使與廣州商貿最多的大食諸國（阿拉伯地區），“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裏（蘇門答臘之北），……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産乳香、龍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没藥、血竭、阿魏、蘇合油、没石子、薔薇水等貨，皆大食諸國至此博易。”這份清單，幾乎全是農林海産品，絶少手工業品和工藝品，雖見自然經濟占優勢，與宋王朝商品生産形成鮮明的對照，由此形成的貿易往來不可或缺，也是海絲不絶的一個原因，同時顯示了在宋代，海洋經濟占優勢，由此使國力强盛，在當時世界上充當了重要的角色。

　　四、“南海I號”出水文物顯示了貨主的品牌意識

　　我國自古有商標，相當於品牌，是商品一個標記，也是商品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産物。宋代商標使用已很普遍，見於各類商品，這也是知識産權表達方式。除了圖案，人名也可視爲商標表達方式。“南海I號”出水瓷器，有些在瓷器底處留有各種各樣墨書，除了標誌陶瓷生産的作坊、陶瓷家姓氏、商家名號以外，還是一種商業品牌，殊足珍視。例如泉州磁窑出産一些小瓷瓶足底，墨書“蔡”、“陳”、“林”、“鄭知客”、“然”、“直”等字，可能爲船上商人姓氏記號。另有一些墨書“幾”、“由”、“楊”，還有“李大用”、“六哥”、“林兄”、“林長保□”等字，諒爲商家或國家所作的記號。這類陶器或商品標記瓷碗也見於其他沉船。如1974年在泉州出土宋末元初海船，即發現大量的“南家記號”、“南家”、“曾干水記”、“林干水記”、“張干水記”、“干記”等字樣的木牌、木簽，諒是泉州本地的商家或爲官家富户經營産業“干人”記號。“南海I號”與泉州沉船上瓷器的墨書記號驚人相似，除了它們産地相同以外，更在於這些記號，實爲一種瓷器品牌，藉助於海上貿易，傳到海内外，以擴大自己的銷路和影響，也是一種營商模式，具有商業廣告價值。所以“南海１號”生産和銷售者，已建立起商品品牌意識，並運用於商品生産和銷售，這在海上絲路和商業歷史上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創舉，應予系統地研究。隨着發掘的深入和完成，這些瓷器名號的歸類研究，將會得到很有意義的結論。

　　五、來樣异地加工模式

　　“南海１號”出水一些瓷器風格與國内同類物品迥异，如“喇叭口”大小瓷碗，符合東南亞，阿拉伯等地區居民飲食習慣使用，很有可能是船主人按照這些地區商人要求，在中國某個窑址燒制的。這些外銷瓷數以10萬件，是一筆可觀的定貨。可以説是异地加工，運回本國消費。瓷器墨書多個商家和人名記號，完全説明這種“來料加工”生産模式，這在宋代是一個創新。而據出水的瓷器判斷，這些瓷器分别出自浙江龍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磁窑、江西景德窑等地，跨三省區，相互間有上千裏的距離，瓷器又是粗重貨物，運輸不方便，諒是分散加工，集中成品舶運海外。由此看出，貨主有廣泛的社會聯繫，依靠其掌握的生産布局網絡，建立起瓷窑生産體系。這説明宋代南方，商品生産和流通已有嚴密的地域分工和協作，以及運輸體系，並達到相當高的程度。

　　這些瓷窑所製作産品種類、風格不同，又説明來樣加工的内容和形式很豐富，生産的專業化水平也不低。例如景德窑係生産的影青瓷、有劃花碗、小瓶、葫蘆形瓶等；德化窑係製作的以白瓷，以印花粉盒爲主，而福建瓷竈窑係生産的主要爲緑釉碟、碗；浙江龍泉窑係以青瓷爲主，如劃花碗、青釉盞等，這恰如一個瓷器小博物館，反映了它們不同的文化内涵、風格、功用、貨主人的生活方式、審美觀念和情趣等，貨主人和窑主人關係，以及兩者與所在地區的運輸、管理課税等部門關係，實際上顯示了中外文化交流等問題。故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指出“南海I號”是一個流動的文化載體，它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文化是有形的，相對容易發掘的，但更重要的是隱含的文化信息，而越是重要的信息，越不容易保存。這説明“南海I號”還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有待深入研究、解讀，無愧爲一座巨大的文化寶庫。

　　六、“南海I號”與南海絲路的航向

　　陽江“南海I號”出水文物顯示宋代南海海上絲路與福建、廣東、海南關係。宋代海上絲路雖襲前朝航綫，但仍有推想成份，特别是停靠港灣，不無争議。“南海I號”出水和發掘，使一些問題得到更可靠的答案。

　　首先是航向。“南海I號”船頭方位角爲西南240°，指向南海，説明這條船從東北向西南沿我國東南海岸航行，是裝載出口貨物，而不是進口貨物。至其始發港現在資料顯示，應從泉州起航，廣州停靠，因廣州是宋代政府指定出發港，在廣州辦理出海手續，即使從泉州發航，也須在廣州得到補給、休整、或補充其他貨物。有論者認爲，“南海I號”上裝載大量鐵鍋，很可能是佛山鑄造，在廣州裝船的。由於鐵鍋在上，導致船隻重心過高，失去平衡中途發生沉船海難。從廣州往西南行踏上海上絲路。二是轉運港陽江。陽江港從蕭樑時代起充當海上絲綢中轉港的角色，故“南海I號”選擇陽江港停靠完全在理，只是某種原因在陽江海域沉没。但這一事件，使海上絲路方向有了更明確的答案。三是陽江下一站是海南島東部海域。據道光《瓊州府志》和《萬州志》，在萬寧蓮塘港附近有舶主都綱廟，俗稱蕃神廟，祭時忌用猪肉，想爲阿拉伯人崇拜廟宇，是海上絲路的一個港口。由此往南，取道西沙海域南行，經南沙再分赴菲律賓、新加坡、印度洋等航綫。2007年泉州博物館到西沙作水下考古，在“華光礁1號”南宋沉船上發現大批宋代瓷器，計有德化、安溪等窑瓷器，包括碗、盤、碟、瓶、盆等，表示這艘宋船是從泉州開出後沉没的。這樣，宋代南海海上絲路的航綫走向及其節點港口就很清楚。“南海I號”起了海上絲路標杆的作用。

　　七、新商品貿易方式興起

　　宋代海洋經濟達到歷史高峰，海上絲路也處在興盛時代，“南海I號”裝載大量瓷器、鐵器等生活器具和其他各種用品，即顯示中外貿易遠遠地超過前代。外貿收入成爲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這已爲中外各界認同。爲適應海洋經濟或海上絲路發展的需要，一種以銅錢代替貨物流通方式悄然興起，成爲宋代海上絲路發展的一個特徵。在“南海I號”出水的上萬枚銅錢，各朝代都有，但以南宋所鑄爲主，如“紹興元寶”。本來宋朝廷嚴禁銅錢出境，違者會受到嚴厲處分。但銅錢是商品經濟流通手段，海上貿易越發達，銅錢外溢不可避免，且發展爲一種經濟規律，不可制止。故宋代錢幣成爲出口主要物品，在南海周邊各地、東非等常有宋錢幣出土。這種隨同貨物夾帶出口的銅錢，實際上反映了海上貿易的繁榮，貨物已不能滿足各方的交易需要，錢幣特有的等價物、重量輕、便於携帶、保存等優點被看中，要發揮其功能，必然鋌而走險，舶帶境外。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説：“（北宋）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錫錢幣，亦用是漏泄外境，而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其弊卒不可言。”《宋史·食貨》亦曰：“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遠，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這是銅錢外流的一個原因，而外國也歡迎、願意收用中國銅錢。史稱：“蕃夷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爲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利源孔厚，趨者日衆。今則沿海郡縣借居，不管大小，凡有勢力者皆爲之。”這樣，買賣雙方都希望以錢幣作爲中介，達到貨物流通的目的。但基於禁止銅錢出口的法令，這種方式又是很有限的，并且要冒很高的風險。然而商品經濟要求冲破一切束縛它發展的枷鎖，這是一個經濟規律。隨着宋代海洋經濟繁榮，擴大銅錢流通勢所必然、不可阻擋。“南海I號”采取在貨物中夾帶銅錢的方式外流出去，是一種新興的貿易方式，是對傳統以物易物交换方式的補充和擴大，它大大促進了商品流通，促進了貨幣形質、貨幣制度的變革，爲趙宋商品經濟發展掃清了道路。故不少學者認爲宋代中國是當時世界最富的國家。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在北京“中美新市場經濟論壇”發表《克服富國的障礙——經濟政策 與經濟週期》一文指出：“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在《南宋社會生活史》一書認爲：“13世紀的中國在近代化方面進展顯著，比如其獨特的貨幣經濟、紙幣、流通證券，其高度發達的茶鹽企業。……在社會生活、藝術、娱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南海I號”所夾帶的銅錢雖是貨幣經濟在海上貿易中的一種嘗試，數量上不占主導地位，但它反映了南宋海上絲綢之路繁榮之一斑和預兆了貨幣經濟的廣闊前景，故《宋史·食貨·錢幣》記載：“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並用。”銅錢成爲中外共同使用的硬通貨。這是一種新興經濟現象，“南海I號”至少是開了一個先例的。

　　八、小結

　　陽江“南海I號”南宋沉船，經過10多年考古發掘，至今已近尾聲。據悉，出土各類文物約18萬件，少數尚在發掘中。這些文物連同船體，從多方面反映了海上絲路的文化本質是不同國家、地區、民族之間的和平、友好、平等的相互往來，展示宋代高度發達的造船、航海和海洋經濟水平；在貨物來樣异地加工、貨物標誌品牌、錢幣外流等方面有所創新，由此决定“南海I號”具有很高的考古、社會、經濟和文化價值。而陽江作爲南海絲路轉運港，及其他港口關係，爲復原宋代南海絲路走向、港口分佈和空間格局提供了重要證據。包含豐富考古信息及其他重大社會經濟和技術價值的“南海I號”，應予高度重視，並加以深入研究和開發利用，爲21世紀海上絲路建設服務。

　　（原載《陽江文史》2019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