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意義

　　2007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建設生態文明”， 作爲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奮斗目標，並强調這個目標所包括的内涵、要求、對策與措施， 即“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産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等。生態文明是一個新的科學概念, 它的提出並寫進黨的十七大報告中, 不僅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指明瞭方向, 提供了行動的指南, 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而且對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關係、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界觀都有重大理論意義。這包括:

　　（一）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根據他們所處工業化社會人類文明發展出現種種人與自然對抗事例， 提出了人與自然關係的科學見解, 成爲馬克思主義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發生的東西, 事物是相互作用着的， 并且在大多數情形下， 正是忘記了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 阻礙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去看清最簡單的事物”。也就是説, 人和自然界通過運動和相互作用成爲一個整體, 亦即它們的統一性。然而， 恩格斯又説:“人則通過他們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爲自己的目的服務, 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後的本質的區别, 而造成這一區别的還是勞動” 。也就是説，人類和自然界又有矛盾和對立的一面。這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便成爲處理人與自然關係最基本的準則, 也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最基本的理論依據。

　　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 即從農耕時代開始，人類便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 征服、掠奪、佔有大自然，並以此來譜寫自己的文明史, 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乃至當代後工業文明都無不如此。但人類這部文明史的本質何在？恩格斯指出:“文明是一個對抗的過程， 這個過程以其至今爲止的形式使土壤貧瘠，使森林荒蕪，使土壤不能生産其最初的産品，並使氣候惡化”。恩格斯舉出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告誡人們不要重蹈這個農業文明的覆轍:“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爲了想得到耕地, 把森林都砍完了, 但是他們夢想不到, 這些地方今天競因此成爲荒蕪不毛之地。因爲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 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在山南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森林, 他們没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裏的高山牲畜業的基礎給摧毁了；他們更没有預料到， 他們這樣做， 竟使山泉在一年内的大部分時間内枯竭, 而在雨季又使兇猛的洪水傾瀉在平原上。” 這是人類不合理活動遭到大自然報復和懲罰的結果, 顯示自然界也有自己運動方式、規律、價值和物質與能量轉换模式, 也需要生存和發展, 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 人類應尊重、服從自然規律、認識並利用改造自然, 爲自己服務。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人類的這種能力, 在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時説:“自然主義的歷史觀（例如，德萊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學家都或多或少有這種見解）是片面的, 它認爲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 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决定人的歷史發展, 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 改變自然界, 爲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  。恩格斯還説:“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 决不象徵服者統治异民族一樣, 决不象站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 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 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 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些動物强, 能够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産業革命以來, 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人類對自然界認識能力大大加强, 不斷向生産深度和廣度發展, 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 如《共産黨宣言》高度評價的那樣:“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 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 還要大”。現代科技進步又比恩格斯那個時代對自然界利用改造强大得多, 創造的物質財富也非昔日可比。

　　人與自然關係並非一成不變, 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 這也是認識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恩格斯説過:“辯證法不知道什麽絶對分明的固定不變的界限, 不知道什麽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 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异相互過渡, 除了`非此即彼’ , 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 。在人類歷史早期， 人類處在矛盾統一體被動、弱小一方, 主要是適應自然, 以求生存和發展；以後， 隨着生産力發展, 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大大加强，成爲矛盾的主要方面，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大自然, 於是出現破壞、掠奪大自然狀况, 並引起當今自然界嚴重後果。

　　上述人類文明發展歷程和後果, 馬克思、恩格斯都做了深刻的、科學的闡述， 並成爲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鋭利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但是, 馬克思、恩格斯生活時代， 社會生産力畢竟還是有限的，他們並没有預見到今天科技進步竟如此巨大，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之同時, 對大自然也帶來巨大破壞和生態灾害, 包括氣候變暖、海面上昇、物種减少、土地退化、灾害頻仍、疾病流行等等, 使人類生存發展面臨着巨大危險和灾難, 不得不反思檢討自己對自然界的態度、行爲和後果, 繼而得到一個處理人和自然關係最佳理論和模式， 即生態文明。這種生態文明即上述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的内容。它的核心是走“堅持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産生活, 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這裏面充分反映了以人爲本, 既承認社會物質生産、又承認自然物質生産;既承認人類利用自然資源創造的文化價值, 又承認自然界自身生産過程中創造的價值的生態文明的内涵;發展了馬克思曾指出的，在人類社會發展任何一個水平上, 社會物質生産過程, 不僅包括人的生産活動, 而且包括“自然本身的生産力”的教導。要達到生態良好, 不但需要承認自然物質生産, 還要采取各種手段, 保護自然物質生産。報告中指出那些建設目標, 即涵蓋了這方面的要求, 這在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發展史的要求, 這在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發展史上增添了新的一筆。

　　(二)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先進思想武器

　　列寧曾指出, 理論一經掌握了群衆, 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生態文明作爲一種新理論, 産生於當今人與自然關係緊張、矛盾十分尖鋭的時代背景下, 是在總結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許多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的, 具有充分的哲學、生態學、經濟學等科學根據,因而是科學、合理和正確的, 是當今協調和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最高準則。我國廣大幹部和群衆長期以來習慣於以人爲中心認識自然、改造龢利用自然。“人定勝天”論、唯意志論等廣爲流行, 並以此來指導、規範自己的活動, 鑄成許多不可挽回的失敗, 留下沉痛的教訓, 這方面事例不勝枚舉, “人類反對自然, 没有贏方”。

　　當今中國經濟正持續發展, 人口、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尖鋭嚴重, 許多生産、社會和環境實踐問題亟需解决。在這種背景下生態文明論的提出, 並爲廣大幹部、群衆接受和應用, 必將産生良好的效果, 有助於减少工作的盲目性, 增加自覺性, 既發展生産、繁榮經濟、改善生活, 又善待自然, 讓自然休養生息、恢復元氣, 維持自然再生産, 達到人類物質生産和自然生産雙贏。

　　二、廣東生態文明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一)生態歷史發展

　　現代意義生態文明概念雖然出現不久, 但基於這個概念涉及物質、精神、制度文化等層次, 内涵十分廣泛, 故可追溯到很古老歷史淵源。如中國道家提倡“無爲”思想, 不能望文生義理解爲“無所作爲”, 而是如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所説的是“禁止反自然的行爲”, 佛教“不殺生”的戒律, “普渡衆生”的理想；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興起“生態運動”等都是生態文明一種表現。廣東地理區位、自然條件特殊、開發較晚, 人類活動强度不及中原北方大, 人與自然對抗從總體上説,也較緩和, 故生態環境能長期維持一種良好狀况。特别是明中葉以後,以順德爲代表珠三角人民創造了以“桑基魚塘”爲代表的土地利用方式, 取得明顯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 對維護自然和人工相結合的生態平衡作用甚大, 後得到國内外有關專家的高度評價。

　　但明清以來, 人類不合理活動也在增加, 大量砍伐森林, 刀耕火種, 耕地上山, 盲目圍墾等, 廣東生態環境大面積向不良方向轉化。清後期廣東著名學者陳澧(1801 -1882)有感於人們在粤北過度墾荒, 在珠江下游盲目欄海造田, 致使江水入海無路, 洪灾頻仍,寫有《大水嘆》詩, 其中有雲:“非水逼人人逼水, 君不見大庾嶺上開山田, 鋤犁狼籍蒼崖顛。剥削山皮剩山骨, 草樹剗盡胡能堅?” 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 民生主義》中指出, 我國“古代有很多森林, 現在人民采伐木料過多, 采伐之後又不行補種, 所以森林便很少, 許多山嶺都是童山。”廣東是孫中山活動最多省區, 這裏所指當首爲廣東, 顯見民國初年廣東生態環境已經問題不少。1943年林學家姚傳法警告, 如果“西部、南部的森林繼續濫伐净盡, 大好之長江、珠江不久也一定會變成黄河相似的中國灾害”。雖新中國成立後森林有所恢復, 但伴隨着政治運動不斷, 破壞森林的事件屢有發生。近年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森林在維持生態平衡中的關鍵作用, 森林生態意識加强, 毁林現象有所减少。廣東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緑化廣東”口號, 大片荒山秃嶺又緑野盈盈, 景色招人。2006年, 廣東森林覆蓋率已達57.1%, 已達到維護一個生態系統平衡所需40%覆蓋率的標準。這種以森林覆蓋率爲標誌的廣東生態環境正朝着良好方向發展。

　　(二)生態文明發展現狀

　　但問題另一方面是, 改革開放近30年, 廣東經濟迅速增長, 外來人口急劇增加, 資源大量消耗, 水體、大氣、土壤等環境嚴重污染和破壞, 各種自然灾害頻仍, 且與農村城市化過程中産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相互激盪, 導致廣東生態環境日益變得脆弱和惡化, 特别是廣東經濟發展是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的所謂“三高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達到的, 這與生態文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是有相當距離的。另外, 生態文明要求在制度層面上國家參加環境管理, 將環保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環境保護的立法和執法, 以及以環保來促進社會關係的調整等。廣東在全國有關環保制度框架下, 也制定不少環保法規和管理辦法, 有效地實施對環境保護和治理, 但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力的情况仍不在少數, 環境污染事件時有發生, 不得不花費大量資金、人力、物力加以治理, 説明廣東環境制度建設和健全尚需假以時日, 尤其保障環保法律法規公正、公平的執行, 仍要傾注很大努力。

　　最後, 在生態文明精神層面上, 由於生態文明概念提出時間短，不但普通百姓, 即使很多領導幹部也不一定對它理解, 遑論在實踐上貫徹執行它的各項物質生産、技術應用、制度管理等要求和規範, 但可喜的是, 經過多年努力, 人們生態意識、生態道德有了提高, 愛護自然、關愛生命、講究衛生自覺性有了提高, 廣州最近通過國家衛生城市評審, 即綜合反映了城市衛生面貌成就, 更顯示生態文明觀念正日益深入民心, 並變爲市民一種自覺行動。在生態文學藝術方面, 近年廣東文藝工作者也注意到環境文學的創作, 涌現這方面的作品。在生態神學方面, 各種教派恰如馬克思所説“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 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這也包括了宗教與自然保護的關係。舉凡寺廟所在, 生態環境都得到有效維護, 曲江南華寺、肇慶慶雲寺、羅浮山冲虚觀、雷州天寧寺等, 堪爲這方面典例。縱觀廣東生態文明歷史進程, 在歷史早期, 與低下生産力發展水平相應, 生態環境以原生態爲主;明清人類活動加劇了以森林消失爲標誌的生態環境漸漸向不良方向轉化；近現代, 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在生産巨大物質財富之同時, 人類對自然的索取深廣程度空前增加, 人與自然的對抗也日益激烈, 以致到處出現各種環境, 甚至生態危機問題。這逼迫人們尋找新的出路, 生態文明是唯一科學可行的選擇。只是它僅爲人們粗淺理解, 無論在理論和實踐都需要加强宣傳教育和試驗。

　　三、廣東生態文明建設存在問題

　　生態文明廣及物質、制度、精神文明各個層面,首先要在理論上瞭解它們的内涵, 繼之在實踐中驗证, 才能把握這個新概念的真諦。根據上述生態文明在廣東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廣東生態文明建設存在主要問題是:

　　(一)理論建設滯後

　　生態文明是處理人與自然關係最高準則, 也是最科學合理的一種文化模式, 涉及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各個層次, 需從文化發展歷程, 即從人類漁獵業所代表的自然文化、農業所代表的人文文化、工業所代表的科學文化、生態産業所代表的生態文化等演進過程來理解, 這涉及到人與自然關係歷史、産業變遷、人類文明史等歷史科學;各個文化形態歷史又表現在物質、制度、精神等領域。如精神層次的生態文化, 就包括了生態哲學、生態意識和生態思維、科學和教育生態化、生態文化藝術、生態道德、生態神學等。其他物質、制度層次生態文化也無不内容廣泛, 分支衆多, 縱横交錯, 都需要有科學理論的詮釋、案例的解讀, 並結合實際的考察等, 才能在思想認識上摒棄過去一些錯誤、陳舊、過時的觀念,如“人定勝天”論、“唯意志”論, 或“聽天由命”論等, 經過一番揚棄, 才能接受生態文明論。其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古今中外許多杰出思想家都不乏這方面精闢論述。但或失於總結、或缺乏超前意識,以致這方面理論建設甚爲薄弱, 有關論著很寥寥, 普及性作品更稀, 很多幹部、群衆對“生態文明”概念甚感陌生, 是當前貫徹十七大精神應予重視的一個迫切問題。

　　(二)産業結構不盡符合生態文明要求

　　生態文明在物質生産方面要求學習、仿傚自然界的方式, 實行無廢生産。即通過物質和能量不斷循環、轉化和再生, 支持社會物質生産爲無廢料生産。而現代社會物質生産是以排放大量廢料爲特徵的。尤其在珠三角和一些經濟發達城市, 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流經城市的珠江、韓江等河段污染嚴重、局部地區空氣質量下降, 城市酸雨面積大增, 工業垃圾和生活垃圾得不到完全處置、區域整體生態功能下降等等。而這些問題的産生, 一個最主要根源是産業結構不盡合理,即各經濟部門的生産和管理都是各自爲政, 以本部門、本單位爲中心開展, 根本或甚少考慮部門和地區之間的聯繫, 甚至還有以鄰爲壑現象。這樣一種生産形成的廢料, 既不能爲其他單位部門或地區利用,不但浪費資源, 而且嚴重污染江河, 受害的一方不只是人類社會, 而且殃及大自然。君不見近年珠江因受大量工業廢料、生活垃圾、廢水等污料而不堪飲用, 摧毁了蛋民漁業生計, 連游泳水質要求也達不到。珠江沿綫佛山、廣州、深圳、珠海等城市因用水困難而告急。水資源豐富的珠三角竟成爲缺水之區, 這主要是人爲的結果。不但陸地如此, 海洋也不能幸難。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 排入海洋的污水、

　　污物經過分解形成過剩營養鹽類, 使某些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形成“赤潮”, 導致大量生物死亡。珠江口成爲“赤潮”高發區, 暴發時常見死魚死貝滿海灘, 腥臭不堪, 甚至成爲魚蝦絶迹的“死海”。而這些赤潮多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 而經濟落後地區非常罕見。原因是經濟發展增加了對海洋生態系統物質和能量的輸入, 從而增加了赤潮發生的可能性。

　　(三)落後文化現象仍大量存在, 與“生態文明” 建設目標相悖

　　文明與文化自進入農業社會以後, 已成爲同義語。近年不斷有人從新視角詮釋文化或文明的含義, 認爲“文化(文明)是人類社會有序化的表現形態, 是大自然有序化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出發, 不難發現人類許多活動是與此相悖的。因爲人類與大自然雖然各自成一個子系統, 但它們共存於一個地域, 同屬一個大系統。過去只强調人類社會的物質再生産, 這當然無可厚非, 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但却忽視或破壞了自然界的再生産, 打亂了人類與自然界的物質、能量交换以及轉化的正常秩序, 使之從有序轉成無序, 反過來又動摇甚至摧毁人類社會物質再生産的基礎。這種以污染環境和危害生態平衡爲代價的文化成果, 是一種落後的文化現象, 是文化中的糟粕, 不值得去創造。例如1958年大規模砍伐森林煉出的鋼鐵, 使用污水養出來的魚即屬其列。時下廣東伴隨大量工業污染事件和許多破壞性建設而産生的物質財富, 從本質上説即爲一種落後文化現象, 從狹隘部門或地區來看可能是一種“政績”, 但從全局, 特别是從人與自然和諧關係來看, 則恰好相反, 不值得發揚和歌頌。在環境污染方面, 無論人類還是自然界都没有勝利的一方。

　　(四)可持續發展戰略需進一步强調和貫徹執行

　　生態文明在實踐上的一個應用和表現即爲可持續發展戰略。這是近年興起的協調人口、資源和環境矛盾的重大科學和實踐問題。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内涵, 就是尋求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能力搆成危害的發展。近年廣東各有關部門和地區已經或正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 制定自己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或規劃, 描繪21世紀藍圖。這將是對生態文明建設在廣東一次驗证。但不容忽視的是, 一些地區和部門所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或規劃, 一是缺乏長遠目標, 有短視行爲, 不利於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二是隨着領導人的變更而修改, 甚至成爲考核政府官員的政績依據。這樣難免使這種戰略規劃因人而异, 缺乏穩定性和權威性, 達不到有效地指導當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這樣做的結果, 很不利於“生態文明”建設。

　　四、對策與措施

　　根據黨的十七大關於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决策和目的, 以及廣東在這方面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爲達生態文明廣東之目的, 應采取以下對策和措施。

　　(一)結合學習黨的十七大報告, 開展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教育、宣傳和普及工作。務必使各級幹部和群衆轉變人與自然關係的傳統觀念,牢牢樹立起“生態文明”觀, 並作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南。爲此, 應舉辦各種“生態文明”講習班、學術研討會、出版各類書刊, 以及各種群衆性宣傳活動等。

　　(二)實現“生態文明”的關鍵之一是建設合理的産業結構和布局, 應針對當前廣東經濟粗放型增長現實, 調整産業結構,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産業結構、發展循環經濟, 實行無廢料生産, 從而實現自然資源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良性循環。

　　(三)近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緑色廣東”的戰略目標和行動, 這不僅是過去“緑色廣東”口號的繼續, 而且具有更豐富的内涵和外延, 包括緑色生産, 緑色經濟。緑色生態環境、緑色意識文化、緑色消費、生活, 緑色管理等, 是建設“生態文明”廣東目標的具體化, 應堅定不渝地貫徹執行。

　　(四)動員各方面力量, 發揮各部門、各地區積極性, 發起一場建立“生態文明”社會的運動, 包括生態文明的教育, 提倡生態道德、生態文學藝術、應用太陽能和其他無污染能源, 保護和治理環境, 提倡簡檏的生活方式等, 形成政府主導, 各民間團體協助廣大群衆參與的群衆性“生態文明”運動, 使之家喻户曉, 成爲一種良好社會風氣, 作爲“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基礎。

　　五、小結

　　“生態文明”作爲一個古老而又嶄新概念, 是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也是傳統文明演變的必然選擇, 是處理和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係最佳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黨的十七大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爲一項基本戰略和目標, 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學説, 而且對於經濟高速增長, 人與自然關係緊張, 生態環境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更具有重大戰略和行動意義。針對明清到近現代, 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以森林消失, 江河水體、大氣嚴重污染、經濟粗放型增長, 以及環保監管, 執法乏力等爲標誌的生態現狀, 而當前關於生態文明理論建設滯後, 産業結構欠佳, 落後文化現象普遍等問題, 提出應結合黨的十七大報告學習, 開展生態文明理論教育, 調整産業結構, 發展循環經濟, 普及公民生態文明意識, 繼續開展“緑色廣東”活動, 營造生態文明社會風氣, 以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社會生産發展、人民生活富裕、自然生態良好之目的。

　　（原載《大連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