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是我國一個最古老、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地域文化。通常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河洛文化一般指以伊洛平原爲中心河南全境地域文化，而廣義河洛文化，除河南省外，還包括晋南、關中、冀南、魯西、鄂西北等地搆成的地域文化，被視爲是中原文化的代表。這裏所論的主要是指廣義河洛文化。而嶺南文化作爲一種地域文化類型，覆蓋範圍在五嶺以南，指今廣東、廣西大部，海南島、港澳，以及越南北部。雖然兩地距離遥遠，文化歷史進程、特質和風格有很大差异，但那些連結兩種文化的紐帶，從未斷絶並一直在加强彼此間的交流，形成很密切的文化碰撞、交融與整合關係，成爲多元一體中華文化格局中兩個重要成員，南北輝映，爲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繁榮中華文化作出積極貢獻。

　　一、文化交流地緣和史緣基礎

　　河洛文化和嶺南文化都屬開放性文化系統，基於以下原因，它們的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地緣和史緣基礎。

　　（一）文化形態南北差异

　　河洛文化區域在我國北方，屬暖温帶範圍，又深處内陸。在這個地理環境下，决定農業土地利用方式、建築形態、飲食、服飾、風習，以及人的價值觀念、思維和行爲方式、審美情趣等文化特徵與處在熱帶亞熱帶、瀕臨海洋的邊緣地區的嶺南文化特徵有很大不同。正因爲這種緯度地帶性産生的南北差异，使作爲物質形式的文化交流，是一種有與無的關係，而不像經度地帶性産生的東西差异，是一種多與少的關係。河洛地區需要熱帶、海洋産品，必須從嶺南取得，反之，嶺南也同樣需要北方文化産品，故地區交流不可或缺。河洛是商朝中心、多個王朝都城所在。戰國時期著作《逸周書·王會解·伊尹朝獻》説伊尹制定四方獻令，對“正南，……請令以珠礬、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

　　另據道光《白雲、越秀二山合志》關於越人公師隅條下説：“時三晋惟魏最强，越王與魏通好，於是使隅往復南海，求犀角、象齒以獻之魏。”我國出産這些貢品的正南地區，應爲嶺南及南海。當中原已進入奴隸社會時，嶺南還處在原始社會晚期，同樣需要中原文化産品來發展自己。嶺南地區考古發掘不少青銅器，廣見於粤西、粤中和桂東等地。有論著認爲“中原青銅器在兩廣出現，最大可能是在楚國勢力直接進逼嶺南時傳入，時間最早不超過春秋晚期。”

　　這種物質文化産品互補，成爲溝通地區交流一個重要動因。

　　（二）文化勢能地區差异

　　嶺南開發歷史，至少比中原地區要遲上1000多年，先秦中原已是文明社會或進入封建社會，而嶺南是蒙昩社會，或剛進入不完全奴隸社會。《吕氏春秋·恃君覽》曰：“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敞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即爲一些部落或土邦小國。前者代表的是一種强勢文化，或主流文化，而後者代表的是一種弱勢文化，也是非主流文化。文化發展水平高低的地區差异如此之大，中原文化向嶺南地區輻射勢在必然，這是人類社會文化傳播的一個普遍規律。

　　（三）南北山川形勢，利於兩地文化交流

　　黄河支流洛水與長江支流漢水在秦嶺南麓今商洛一帶分水嶺並不很高峻，其間有通道可向通兩大水系，河洛文化可假道漢水下長江，經洞庭湖，溯湘江，經五嶺間道傳入嶺南。嶺南文化也可走這條綫北上中原。隋代修築以洛陽爲中心南北大運河，元代裁彎取直，使南北交通更爲便捷，兩地文化交流由此建立起强大通道。

　　二、先秦時期河洛文化在嶺南的傳播

　　先秦中原是中國文化重心和代表。河洛文化作爲中華文明之根，積累瞭高位文化勢能，迅即以高屋建瓴之勢向周邊輻射，到達嶺南雖已成强弩之末，但仍留下深刻痕迹和産生重大影響，爲秦以後嶺南快速進入封建社會奠定良好的基礎。

　　歷史文獻記載、神話傳説和風俗遺存，説明河洛文化在嶺南傳播是有事實根據的。這包括以下幾種方式。

　　（一）堯舜禹對南方的征戰

　　中原是堯舜禹的根據地，他們發動對南方土著的一系列征戰活動，直接進入或影響到嶺南，實際上給嶺南帶來中原文化。據鄭樵《通誌》和《後漢書·律歷》推算，約在公元前25世紀，顓頊成爲中原族群酋長，《史記》説他：“治氣以教化，摯誠以祭禮，……南至於交趾。”即中原倫理道德開始影響到嶺南。稍後，帝堯執掌中原政治勢力，命羲叔掌握天文地理，《堯典》説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訛，後人認爲應爲化，指今廣東化州）。但這一過程出現阻滯，堯繼派后羿發動南征，劉安《淮南子·木經篇》將其神話化，衍生出“后羿射日”故事，實爲對南方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等南方部族或部落的戰争。按肇慶劉偉鏗先生考證，猰貐即蒼梧，鑿齒在今西江下游，九嬰即梟陽，大風爲風姓之裔，任姓的番禺等氏族，封豨在今賀江流域，這些部族主要分佈在嶺南。

　　舜繼堯位，據《史記·五帝本紀》載，時三苗作亂，平息後，“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驩兜又寫作驩兜，爲“番禺”之异譯，其地望一説在今珠三角一帶。而“三危”在赤水東，赤水一説即今廣西紅水河。《山海經·中山經》曰：“朝歌之山，無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榮”。《山海經·大荒南經》又曰：“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劉偉鏗認爲，朝歌之山在今韶關以北韶石山，舜在此奏韶樂，故名。無水即武水，榮水（又名英水）則即北江，不庭之山即番山，在今廣州，朝歌之山在今粤東。若此，則舜很多活動發生在嶺南，最後卒於蒼梧。此説實屬無疑，在蒼梧有舜帝廟，杜甫《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詩有“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蘇東坡從惠州再貶海南昌化軍（今儋州），路過蒼梧，參拜過舜帝廟，有詩雲：“幽人推枕坐嘆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説子（子由，其弟蘇轍），白發紅顔如君長。”此外，在桂林有宋代理學家張栻重修舜帝廟。明人周進隆有詩曰：“遠民疾苦勞君心，虞帝南巡車駕臨。”又韶關舜南巡奏樂處，舊名九成台，改稱韶州後，韓愈貶嶺南經此，亦有詩雲：“暫欲係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裙。”舜在嶺南遺迹堪爲河洛文化在嶺南一個縮影。舜後被視爲珠江文化的哲聖。

　　禹時，戰争仍在繼續，《墨子·非攻》曰：“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三苗。雷電悖振，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若按上述三苗遷三危的理解，則禹在嶺南也有其活動。後來禹治理了洪水，平定戰亂，奠定高山大川，把天下劃野分爲九州。嶺南在揚州外徼，而河洛在豫州，居九州之中，成爲中原文化中心地，對外文化輻射進入一個新階段，與嶺南文化關係，也同步發展。

　　（二）嶺南原始文化對中原傳播

　　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在三代前後這段文化交流中，嶺南文化也有向中原地區傳播的一頁。

　　上述伊尹所制四方獻令，還規定：“正西，昆倉、狗國、鬼親、枳己、闟耳（即儋耳，今海南島西北），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爲獻”。據考，這些土邦小國，有一部分在嶺南，如《山海經·海内南經》雲：“伯慮國（一説在今博羅）、離（儋）耳、雕題（在今西江、海南等地）、北朐國，皆在鬱水（西江）南”，所貢獻爲礦産、畜産和水産品，與嶺南多種環境與資源相符合。

　　南北部族或以部落聯盟，或以婚姻結成新的族群，也是中原與嶺南文化交流一種方式。據考，分佈在賀江流域以猪爲圖騰的原始人群封豨人，歷經變遷和北上，到三代時，一部分人北上與陳人結合成陳鋒氏，在今河南淮陽；一部分與鉅人結合而成封鉅氏，在今河南封丘，當然還有與其他氏族結合的。到西周時，封狶分化成兩部分，一部分被擄北去爲奴，被都郭國（在今河南鄭州），作爲貢品送給周天子，另一部分仍留在原地，即今廣東封開。

　　《楚辭·遠游》、《山海經·海外西經》等先秦古籍屢有羽人、白民、羽民記載，在嶺南秦漢考古中，也常見羽人服飾圖案（如廣州南越王墓出土銅提筒羽人），這實爲鳥圖騰民族，分佈於南北流江流域。這是溯湘桂走廊，出湘江，北上中原交通孔道。一部分羽人後北上，與偰人結合偰俞氏，即猰貐人，居今河南陽武；另一支與婁人結合爲於婁氏，居今河南固始縣東南。羽人善種甘蔗，《山海經》稱之爲“甘木”。晋郭璞爲之作注雲：“甘木即不死樹（即宿根蔗，可多年生），食之不老。”諒羽人可能將此作物傳至河南，因先秦河南氣候比後來暖濕。近年在河南濮陽約6000年新石器遺址中，即發現古人用蚌殻擺成龍型圖案，被稱爲“中華第一龍”。這説明這一帶氣温比現在高2—3℃，適於野象、犀牛生長。故九州中有豫州，其中“豫”一説爲象被係以繩子。野象可長，則甘蔗傳此也在情理之中。

　　伊尹爲商湯所制“四方獻令”中列有：“甌鄧、桂國、損子産、裏、百濮、九菌”等土邦小國名稱。其中“桂國”在今桂林一帶。桂國人以青蛙爲圖騰，常鑄於銅鼓面和腰部。蛙有預知雨水生理感應，被當地人稱爲圭蟲，圭與卜組合爲卦，同音衍爲鷄卜，爲古越人盛行風俗。劉偉鏗先生認爲伏羲的八卦應從桂人北上與戎人結合成的邽戎處傳入。舉凡這類由於軍事征戰、民族融合等帶來的文化交流，當大不乏其例，但基於山川阻隔、社會形態差异等原因，這種交流都是自發的，效果亦當有限。

　　三、秦漢以來河洛文化與嶺南文化的交流互動

　　秦漢以降，嶺南已納入中國版圖，封建生産方式逐步建立，中原文化也伴隨軍事活動、人口遷移等方式進入嶺南，成爲嶺南文化一個成分。但在直到唐代，嶺南土著勢力仍很强大，中原文化未能成爲其中主流，仍處於兩種文化碰撞、交融狀態。

　　秦漢進軍嶺南，可以説也是一次有組織的移民。《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三十三年（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樑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遺戍”。實際上，這只是隨軍而來非戰鬥人員。而秦征嶺南號稱50萬大軍經越人頑强扺抗，留下來的大概不足10萬人，主要留屯於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區，是最早一批軍事移民。秦軍統帥趙佗來自今河北正定，屬冀南，應爲河洛文化範圍内。同書《淮南衡山列傳》又曰：“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土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這批女性，對加强兩地民族血緣和文化交流同樣不可忽視。而趙佗作爲河洛文化或中原文化的代表，在他創立南越國期間所推行封建政治、軍事制度、教育、禮教、城市規劃和建設、土地墾辟、生産技術等皆來自中原，其殘迹保留至今。廣州任囂城（秦城）、越城（趙佗城）、龍川佗城布局完全按照《周禮·考工記》營城規制進行，另有記載並經文物普查認同的還有樂昌“趙佗城”、湘粤邊界仁化城、英德、清遠間“萬人城”等。趙佗積極推廣漢語言文字，史稱“趙佗王南越，稍以詩禮化其民。”

　　 使得嶺南“華風日興”，“學校漸弘”。漢高祖爲此下詔稱：“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中原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直到明末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人語》仍稱“而任囂、尉佗所將率樓船士十餘萬，其後皆家於越，生長子孫，……今粤人大扺皆中國（原）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氣。”又雲：“蓋越至始皇而一變，至漢武而再變，中國之人，得蒙富教於兹土，以至今日，”甚至“南越文章，以尉佗爲始。”

　　當然，嶺南文化也北傳中原。如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曾封“織”爲地跨閩、粤、贛三省區的“南海國”的南海王。《漢書·嚴助傳》説：“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這是嶺南出産玉石、織錦一類文化精品。趙佗更將嶺南荔枝、鮫魚進獻給劉邦。漢武帝平南越國當年（前111年）即從嶺南引種龍眼、荔枝、檳榔、千歲子、柑、橘等奇花异果百餘種至長安，雖無一成活，但到底是一次嶺南文化北上。南越國滅亡時，少數有功南越降將被封侯，安置在南陽等地，包括術陽侯建德、膫侯畢取，安道侯揭陽（史）定、隨桃侯趙光、湘成侯監居翁、臨蔡侯孫都（稽）、涉都侯喜、下鄜侯左將黄同等。

　　他們是一批有深厚南越文化底藴南越國官員，對封侯地文化應是有貢獻的。

　　東漢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征側征貳反漢，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馬援奉命平亂。這實爲一場中原封建制度對交趾奴隸制度的戰争，以前者勝利結束，封建文化自此大規模在交趾地區立足。事後在今合浦一帶留下謫戍士兵，“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至今這一帶仍操一種名爲“馬流話”方言，爲中原話在嶺南見证。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中原通嶺南湘桂走廊、南北流江沿綫，乃至合浦港一帶，發現大批漢墓，如興安馬坪、靈川馬山、平樂銀山嶺、昭平、梧州鶴頭山、藤縣、玉林、北流、合浦等。僅合浦港地區即有漢墓5000多座，（已清理發掘數百座），延續時間從漢武帝元鼎至東漢獻帝建安年間，約300多年，出土各類文物上萬件，包括青銅器、玉器等首飾，屬漢式器物，也有銅、陶倉等越式器物，以及玻璃、水晶、奇石等舶來品，顯示中原、百越和海外文化在這裏交融。馬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海南各地幾乎都有伏波廟和兩伏波（另一位爲西漢路博德）傳説，郭沫若爲此作詩曰：“有祠有井思永在，邳離新息並功多。”中原文化留迹海南。

　　秦漢代開始，嶺南已成爲貶謫罪犯、官員之地，其中因入嶺南交通綫偏重於湘桂走廊關係，不少中原官員、貴族“徙合浦”。有人據《漢書》、《後漢書》統計共有16處提到此事。這些人多爲朝廷大員、外戚等。他們都是中原文化載體，對嶺南文化作用自無可置疑。

　　漢代，嶺南人北上，在洛陽、長安等地或學習漢文化，或爲官，後來返回嶺南，也成爲河洛文化傳播者。如東漢的著名學者番禺（今廣州）人楊孚在洛陽爲議郎，深得漢和帝器重，後回到家鄉，將其居地稱爲“河南”，即今廣州市海珠區，也是海珠島稱“河南島”由來之一。並在海珠區下渡村保存有“楊孚井”，潄珠崗建“楊議郎祠”。楊孚撰有我國首部《异物志》，爲重要地志類作品。傳順德人陳臨，也在洛陽官至太尉，後回到故鄉。後人爲紀念陳臨，稱其所在地曰陳村，明清以來陳村發展爲著名花卉之鄉。

　　嶺南文化在土著文化基礎上吸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之長，到漢代已形成自己文化體系，同樣向河洛地區傳播。據《史記·封禪書》載：“是時既滅南越，……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越祠鷄卜始用。”鷄卜是越人風俗，已流入長安，成爲漢武帝預卜吉兇手段。又有一些駱越人被北遷至漢水中游中盧縣（今湖北襄陽）。東漢初，劉秀和公孫述都争取這批人爲他們所用，無疑是看中這些駱越人的文化所致。1973年襄陽附近漢墓出土“越人口二户”的户籍簡牘，驗证此事屬實。

　　馬援征交趾，常吃薏苡，有辟瘴氣之效。馬援勝利回朝，載了一車，“欲以爲種”，

　　也是嶺南熱作文化北上洛陽一段佳話。

　　漢時嶺南政治中心在廣信，即今兩廣封開、梧州一帶，也是名重一時的教育和學術中心，有“史在蒼梧”之説，涌現了一個經學大師群體。他們在嶺南治學之同時，也北上洛陽、長安講經，傳播嶺南文化。如經學家陳欽，蒼梧廣信人，公元九年，王莽稱帝，陳欽上京師，爲王莽講《左氏春秋》，頗多創新見解。其子陳元，也是一位經學家，曾赴京師爲郎，對《左傳》注疏周詳，見解精到，一時名噪京師。在東漢那場古今文經學論戰中，他以擲地有聲之論，駁倒對方，深得漢光武帝器重，被詔立爲《左傳》博士榜首。從中原落籍廣信的弁子，爲我國最早佛學家，其所著《理惑篇》（或稱《弁子理惑論》，亦爲不朽佛學著作，傳遍我國南北。東晋南朝，廣州成爲佛教一個中心，禪宗始祖達摩在廣州登陸，後上河南嵩山面壁，對佛教在河洛地區傳播貢獻甚大。今洛陽白馬寺，甚至還奉供禪宗七祖像。祖籍山東漢陽，出生於廣信士燮，既爲交趾太守，同是一位經學家，所撰《春秋經注》、《公羊傳注》、《穀樑傳注》（均佚），也是很有成就著作，還有其弟士壹、士䵋  、士武被稱爲“四士”，皆爲飽學之士，對我國經學貢獻很大，其成就當傳播到經學中心洛陽。

　　四、客家人遷移與河洛文化流佈嶺南

　　嶺南客家人作爲我國客家人主體，其作爲一個民係形成應在宋元，但其先人從中原南下入嶺，可追溯到很早，且與河洛文化有很深淵源。黄遵憲曾在《梅水詩傳》序中説：“此客人者，來自河洛。……而守其語言不少變。餘嘗以爲，客人者，中原之舊族，三代之遺民，蓋考之於語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誣了。”

　　實際上，嶺南各民係，在唐以前未分化時，中原移民都是他們共同先祖，唯客家人更重族源而已。按嶺南移民高潮常分五次，第一次在“東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遷，占籍各郡。……其流風遺韵，衣冠氣習，熏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即入嶺以後，這些移民文化已朝着异於河洛文化方向發展。唐末，嶺南相對安定，“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在政治割據背景下，嶺南文化走上獨立發展道路。兩宋兩次移民商潮，一部分是北人，另一部分是江淮、兩湖和江西人，進入五嶺南北山區，以客家話成爲一種獨立方言爲主要標誌，説明客家民係已經形成。這一過程，伴隨河洛文化在嶺南傳播，客家人是一個最重要的載體。

　　基於客家人深厚中原文化基因和對故土的眷戀，到新居地聚族而居，這除了進入陌生環境，須相互照顧以外，更源於客家先人在漢魏南北朝時中原宗族是聚族而居的，並采取塢堡式大屋。這種聚居方式和大屋建築形式隨着他們的南遷而帶到新居地，大屋式在山區演變成堂屋或圍龍屋。曾昭璇教授在研究了客家屋式以後，同樣認爲：“客家家屋之基本形式，乃中原型式。……今日屋式之特殊，正因其移動急速，與土著間不能立即講和，是以屋式呈堡壘形態，此與歷史或風俗學研究所得結論相同。” 此外，客家民居都以堂號、堂聯彰顯其本根文化意識。此堂號、堂聯折射了中原文化在嶺南生根、發展。堂號是祠堂的名號，是家族標誌，有歷史、血統意義；而堂聯是祠堂大門對聯，上聯爲本族發祥地，下聯多爲贊譽祖宗功德、激勵後人文字。據侯月祥先生對廣東139姓堂號、堂聯摘輯，經粗略疏理，這些姓氏來源於陝西、山西、安徽、河南、河北、山東、江西、湖南、甘肅、江蘇、浙江等省區，分佈比較分散，但來自河南的相對集中，表示河洛文化作爲中原文化之根或者代表是有根據的。例如鄧姓“南陽堂”，堂聯爲“南陽世澤，東漢家聲”；鐘姓“穎川堂”，堂聯爲“高山流水，金陵世德”；鄭姓“敦睦堂”，堂聯爲“滎陽世澤，詩禮家聲”；丘姓“河南堂”，堂聯爲“鴻臚世澤，樞密家聲”；謝姓“陳留堂”，堂聯爲“鳥衣世澤，寶樹家聲”；利姓“河南堂”，堂聯爲“忠臣世澤，賢相家聲”

　　等，都充滿儒家禮教，傳承祖居地人文精神。客家人俗重讀書，追求功名，即與此一脈相承。

　　河洛文化最大的一個亮點是周易，其中風水理論在客家民居堂屋和圍龍屋中得到充分運用，也是河洛文化在嶺南一個長生點。按客家屋和圍龍屋形制和布局，一個是中軸對稱，主次有序，以廳堂爲中心組織院落，體現了皇權至尊思想；二是屋前必有半月形池塘，屋後也有半月形化胎（隆起土堆），兩個半圓相結合，形同陰陽兩儀的太極圖式。兩個半圓圍遶方正的堂屋，寄寓於中國古人“天圓地方 ”理念，將整座屋宇比喻小宇宙，又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學觀。

　　五、嶺南神明崇拜中河洛文化

　　按“河圖洛書”之傳説，龍馬在黄河出現，揹負“河圖”；而神龜在洛水出現，揹負着“洛書”。後來龍和龜演變成圖騰，不僅爲北方人崇拜，也爲嶺南人奉祭。據《山海經·大荒南經》曰：“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餘’。”後來這位神即南海神，受到隆重祭拜。嶺南越人也同時拜龍和蛇神，實際上它們都是鰐的化身，龍的原型即爲鰐。宋代以前，鰐遍佈嶺南，龍崇拜大行其道，龍母廟廣見於珠江幹流，可以推想這種龍崇拜與黄河龍馬應有某種聯繫。而龜作爲預測吉凶的神靈和長壽動物，早就爲南北人崇拜。《史記·龜策列傳》記南方老人用龜支撑床脚，因龜有“行氣异引”之功，使老人獲得長壽。此俗曾長期在嶺南流行，至今在個别偏遠地區仍有保留，其淵源當離不開“河圖洛書”裏的神龜。

　　另外，龜和蛇在北方稱爲“玄武”。洪興祖注釋《楚辭·遠游》曰：“玄武謂龜蛇，位於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玄武位居於北方，屬水，爲北人崇拜。宋代，宋真宗改“玄武”爲“真武”，信仰更盛，受祀更加隆重。屈大均《廣東新語·神語》：“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鎮之祠爲大、稱曰祖廟。其像被發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劍竪前，一龜一蛇，蟠結左右”。不過，許多真武廟在嶺南又稱爲北帝廟，廣西梧州、廣東雷州、台山、陽江等地都有北帝廟，屬水神廟宇。嶺南農業發達，用水多，故司水玄武神有很高地位。《廣東新語·器語》曰佛山祖廟“歲三月上巳（三月初三）舉鎮數十萬人，競爲醮會。……凡三四晝夜而後已”。這是河洛文化在嶺南傳播和影響最顯著事例。

　　六、結語

　　鑒於南北之間的地理環境和文化特質的差异，以河洛文化爲本根的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自遠古時期開始即發生以部族征戰和融合，以及方物貢獻爲主要形式的區域文化交流，中原文化居於强勢和主流文化地位。秦漢以來，自北向南的軍事活動和移民，成爲中原文化向嶺南傳播的主要方式，並産生深遠影響。而嶺南文化則以廣信經學和百越文化某些特有内涵傳入中原。宋元以後，客家作爲嶺南一個族群形成，其在深厚宗族觀念、俗重讀書、聚落選址和建築布局，以及包括整個嶺南在内的龜蛇神崇拜等方面，都彰顯客家人是中原文化傳播入嶺南的主要載體，對嶺南文化和區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原載《河洛文化與嶺南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