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主要指明清時期廣州府、肇慶府部分地區，基於所轄州縣不一，這裏所言珠三角，主要包括番禺、南海、順德、東莞、三水、增城、香山（中山）、新會、花縣、新安（寶安）、台山、高明、鶴山、四會、開平、高要、花縣等。這些地區具河谷和三角洲冲積平原、山地、低丘、台地等多種地形，水土熱光等資源豐富、勞力充裕、城鎮發達、交通方便、市場發育，具備發展商品農業的優越自然和人文條件。但只到明清時期，隨着資本主義萌芽的生長，國際市場的擴大，珠三角自然優勢才轉變爲以基塘農業爲中心經濟優勢，由此産生巨大經濟、社會和文化效應，徹底改變了珠三角總體面貌，使之成爲全國最先進地區之一，奠定了後來進一步發展的堅實基礎。

　　一、圍墾擴大奠定基塘農業産生經濟基礎

　　明清時期，土地墾辟在珠三角地區迅速擴大，爲商品農業發展提供充足資源。僅廣州府耕地面積，從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799.84萬畝上昇到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1082.59萬畝，增長35％。伴隨這一發展過程，珠江三角洲平原發育更爲旺盛，面積比原來擴大1倍左右，濱海沙坦成爲大規模圍墾對象。據統計，有明276年間，珠江三角洲共築堤181條，總長220400丈，

　　比宋代多10800丈。到清代三角洲圍墾達到歷史盛期，築堤其190條，總長232093.2丈，年平均築堤866.02丈。這些堤圍有效地保证了三角洲土地開發利用。恰如經濟史學家冀朝鼎指出：“如果没有作爲農業的完整組成部分的水利系統的發展，農業生産就决然達不到它曾有過的高水平，也就不能出現由具有高度生産性的農業經濟所帶來的半封建中國的繁榮文化。

　　堤圍固然是三角洲主要水利事業，而同時勃興的三角洲各地的陂塘等水利工程更適於各類地區，使珠三角山地、丘陵、台地等也得到有效灌溉，保障了它們開發利用。 這些水利事業成就和明中葉以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推動了農業商品化生産，主要在經濟作物專門性生産和集中分布上反映了珠三角商品農業的特色更鮮明，其中蠶桑、甘蔗、水果、魚苗、花卉等商品生産已分异出專門化農業區，珠江三角洲由此成爲我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最早，並走向世界市場的地區之一。

　　二、桑基魚塘農業與效應

　　珠江三角洲蠶桑業雖然歷史悠久，但明以前並不爲人重視，知名度不高。明中葉以後廣州幾乎壟斷全國外貿，澳門又作爲一個國際貿易港崛起，大量生絲通過澳門進人國際市場，從而大大刺激了珠江三角洲蠶桑業發展。另一方面，在明代圍墾低地、防治水患過程中，珠江三角洲人民創造了挖深爲塘、覆土爲基這種基塘結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包括桑基、蔗基和果基魚塘等作物組合方式。其中桑基魚塘能把栽桑、養蠶、養魚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它們之間的物質和能量循環，搆成一個特殊的人工生態系統，在三角洲地理條件下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故它一旦形成，不是緩慢而是飛躍地發展起來，很快取得三角洲土地利用主導地位。據原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三)統計，明萬曆九年(1581年)珠江三角洲南海、順德、番禺、新會、三水、高明、新安(今深圳)、東莞等縣課税魚塘約16萬畝，約合基塘面積40萬畝。其中南海、順德各約10萬畝，成爲最早形成基塘農業地區。但直到明末清初，仍以果基魚塘爲主。《廣東新語·鱗語》載珠江三角洲“凡堤基堤岸，多種荔枝、龍眼”，桑基魚塘爲次。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鴉片戰争前夕，全國獨留廣州爲惟一對外通商口岸，外商大量采購生絲，厚利所在迅速改變土地利用面貌，不但果基魚塘被桑基魚塘取代，而且一部分稻田也改作桑基魚塘。南海九江、順德龍山和龍江等鄉“境内有桑塘無稻田”，“民改業桑魚，樹藝之夫百不得一”，

　　成爲純粹的桑基魚塘之鄉。鶴山在道光年間發展到人“皆以蠶爲業，幾乎無地不桑，無人不蠶”。連珠江三角洲邊緣半山區增城縣嘉慶年間境内也“多桑多蠶”。鴉片戰争以後，國際市場對生絲需求劇增，太湖流域蠶業因受太平天國起義戰火影響而萎縮，使珠江三角洲蠶桑業由此獲得大發展機遇，再一次掀起“廢稻種桑”高潮，直到清末依然不减。老蠶桑區南海、順德發展到連學田也改作蠶田。清末南海“境内桑田以江浦、黄鼎、主薄爲多，而江浦之官山、簡村、金甌、龍津，黄鼎之羅格、良溪、大岸，主薄之九江、沙頭、大同尤爲最。十畝桑田，濃蔭緑縟，且各處均有桑市。即此數處而論，桑田不下數千頃”：“縣屬養蠶之家，以西樵各鄉爲最盛，約有萬餘家，其餘所在皆有，實在數目一時未詳”。

　　順德龍山鄉“咸豐前尚有禾田，後悉數變爲蠶基魚塘”，全縣在清末種桑面積達30萬畝以上，而稻田面積不及總耕地面積的1／10。

　　新蠶區也方興來艾，高明縣即有不少園苑、田園種桑；高要縣沿西江上自班頭、禄步，下至羚羊峽多以養蠶爲業，清末該縣六、七、八、九區也“漸有養蠶者”；新會東北部下天河一帶上下20裏至咸豐年間已改挖爲桑基魚塘；番禺南部東滘、韋涌、石壁、沙灣、市橋等處清末桑基面積也擴展到百頃上下；過去未受惠於蠶桑之利的東莞在同治、光緒之交也開始提倡蠶桑，“購桑種於順德，並請養蠶之善者爲師，有是播種漸興，峽内、石步、周屋、夏豐、仙山諸鄉産絲尤伙”。據有關統計，清末珠江三角洲以桑基魚塘爲主的基塘農業區面積已達l00萬畝。

　　到1925年廣東蠶桑業全盛時，全省生絲産量占全國的l／3，主要又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至此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基塘農業區範圍，含順德全境，南海南莊、九江、沙頭、西樵，中山小欖、古鎮、南頭、東鳳，新會荷塘、棠下等地，總面積約150萬畝，其中基塘而積約100萬畝，魚塘面積約43萬畝。基面有一半種蔗，1／3種桑，其餘種果、菜、花卉等。珠江三角洲基塘面積不及廣東全省面積1／10，却生産全省一半塘魚，七成蠶絲，一成半糖蔗，成爲生産專業化程度最高、經濟總量最大、物質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區。

　　桑基魚塘獲得如此巨大發展和取得多種效益，光緒《高明縣誌》對此作了總結，指出“近年業蠶之家，將窪田挖深取泥覆四周爲基，中凹下爲塘，基六塘四。基種桑，塘養魚，桑葉飼蠶，蠶矢(屎)飼魚，兩利俱全，十倍禾稼”。

　　我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創始人南海陳啓沅在《蠶桑譜·總論》中還擴大了蠶桑業的文化内涵，更進一步指出：“且蠶桑之物，略無棄材。蠶食剩餘之桑可以養魚；蠶之屎可以作糞土，固可以培桑並可以培木、蔬菜、雜糧，無不適用；更可以作風藥；已結之繭，退去蠶殻，化成無足之蟲曰蠶夢，若不留種，煨而食之，味香而美，可作上等之菜，偶有變壞之蟲亦可飼魚養畜，更有劣等者曰僵蠶，可作驅風藥；即繅絲之水均可作糞土以耕織”。這樣一個物質和能量良性循環方式，爲桑基魚塘注入無限生命力。其次，基高塘低，圍基設竇閘控制圍内水量蓄泄，既不怕澇也不受旱，雨水多流進塘，乾旱從塘汲水，桑基也不受旱。廣東雖多暴雨，但塘基上常年生長作物，也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另塘基上還可以間種花生、黄荳花卉等作物，有的還在基上搭起瓜棚，保持水面清凉，即使盛夏季節水温也不高，適宜魚類生長：還有基塘使用有機肥，即使現代也少施化肥和農藥，利於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最後，基塘終年可以生産，時問安排合理，農活有輕有重，老弱婦孺都有合適的事干，故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没有一寸荒廢土地，没有一段閒置季節，以有限土地，養活更多人口，“家有十畝之地，以桑以蠶，亦可充八口之食矣”。這樣，蠶基魚塘這種資源利用組合既有豐厚經濟收入，維持良好生態平衡，也保持社會相對穩定，是一種世界罕有的土地利用方式，乃珠江三角洲人民對人類文明的一項重大貢獻。

　　桑基魚塘土地利用模式

　　有賴於桑基魚塘，珠三角自明中葉以來，即爲蜚聲全國的富庶之區。張琳一首順德《龍江竹枝詞》勾劃了蠶鄉一派繁忙勞動情景和豐收的喜悦。其詞曰：“剥繭茅寮傍水邊，柔桑墻外緑含煙。魚蠶畢竟收成好，十畝基塘勝種田”。

　　近年桑基魚塘這種土地利用方式得到國内外有關專家高度評價，在廣東向西江、粤北、高雷和東江下游地區推廣，在國外目前至少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基塘系統供試驗或改造低窪地。可以相信，基塘農業將繼續走出國門，爲全人類服務。

　　三、蔗基農業興盛

　　廣東甘蔗進入大規模商品生産始於明中葉。因嘉靖《廣東通志初稿》指出廣東蔗糖已爲“天下所資”，即獲得全國意義。而其産地又以珠江三角洲爲集中。屈大均《廣東新語·草語》説：“糖之利甚溥，粤人開糖坊者多以致富。蓋番禺、東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陽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與禾田等矣。”珠江三角洲許多地區甘蔗“連崗接阜，一望叢若蘆葦然”。東莞篁村、河田一帶“白紫二蔗動以千頃計”。這主要指分佈在台地、山坡和河流階地上的甘蔗。在平原低地則有小面積分佈，如東莞石龍清初有“千頃潮蔗”。史稱粤中“每冬初，遍諸村崗壟，皆聞戛糖之聲”，小糖寮星羅棋佈，顯示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區糖蔗業一派興旺。但甘蔗是一種嗜肥作物，旱瘠高崗、台地、坡地不及冲積土更利於其生長，故蔗基魚塘在珠江三角洲雖也獲得一定發展，但效益終不及桑基魚塘，後被後者取代。另外，其品種爲我國原産竹蔗，含糖率低，加工技術落後，也限制了它在珠江三角洲的發展。

　　雖然如此，基於輪種需要，特别與珠三角水稻田輪種，珠三角仍是甘蔗主産區，明清時廣東出口蔗糖部分産於珠三角，基塘又占相當比例。

　　四、果基魚塘异軍興起

　　嶺南自昔就有“食香衣果”之譽，但只到明中葉以後，主要在珠江三角洲發展爲專業性生産，形成全國意義的綜合性水果基地，以荔枝、龍眼、香蕉、柑、橘、菠蘿爲主。順德、南海、番禺、增城、東莞、從化等地爲水果集中産區。其分佈格局，大扺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南海、番禺、順德以龍眼、荔枝爲主，珠江三角洲東北部，含番禺一部分、增城和東莞交界低山、台地、平原以荔枝爲主；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的高要、四會、三水則以柑橘爲主；《廣東新語·地語》描述順德陳村一帶“周圍四十餘裏……，居人多以種龍眼爲業，彌望無際，約有數十萬株。荔枝、柑、橘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龍眼爲貨，以致末富”。在順德錦鯉海設龍眼市場，開展專業性水果交易。而“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東一帶，多龍眼樹；又東爲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帶，多荔枝樹。龍眼葉緑，荔枝葉黑，蔽虧百裏，無一雜樹參其中。地土所宜，争以爲業，稱曰龍荔之民”。在廣州附近“凡磯圍堤岸，皆種荔枝、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在珠江三角洲東北增城，“每當荔枝熟時，舟自扶胥歷東、西二洲至於沙貝(今新塘)，一路龍丸鳳卵，若丘阜堆積”，成爲珠江三角洲荔枝集中産區，也有荔枝市之設；距離沙貝不遠的東莞石龍“其地千樹荔，千畝潮蔗、橘、柚、蕉、柑如之”；番禺鹿步都(今黄埔)“自小火坑村至羅崗三四十裏，多以花果爲業……每田一畝，種柑、橘四、五十株。…熟時黄實離離，遠近映照，如在洞庭包山之間矣。自黄利至朱村一帶，則多梅與香蕉、梨、栗、橄欖之屬，連崗接阜，彌望不窮”。珠江三角洲西北諸縣則以柑、橘生産爲主，其中“産四會者光滑，名魚凍柑，小民供億亦苦”，“香櫞，一曰枸櫞，山高要極林鄉爲上”屈大均《廣東新語》所記珠江三角洲水果生産，不但産量大，商品程度高，以致雍正皇帝都硃批“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射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菸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且不乏良種，明正德年問珠江三角洲的甜橙還輾轉傳到歐美，現今美國加州花旗蜜橘就是由廣東問接引種培養起來的。

　　清中葉以後，珠江三角洲及鄰近地區水果業分佈發生較大改變。木本水果由平原向丘陵、崗地轉移，出現較大規模的種植園式經營．如增城即有啓芳園。順德、南海果基漸被桑基取代，水果生産在這裏失去歷史地位。新會柑、橘種植業也在這時崛起，一些名産馳名全省，如“廣南橙子出新會者佳，頂有紋如圓圈，土人以此辨真僞”，“廣東新會橙爲嶺南佳品，皮薄緊，味甜如蜜，走數千裏不變形。食橙而不及此，實不知橙味”。至新會柑橘“種植者千萬株成圍”，數量多，産量大，“每歲大賈收其皮售於他省”，形成异軍突起、後來居上之勢。

　　明末原産巴西的菠蘿傳人嶺南，首先在東莞、南海、番禺等地栽培，到清中葉在珠江三角洲獲得長足發展。範瑞昂《粤中見聞》説“粤中凡村落路旁，多種山菠蘿”，此粤中首指廣州附近地區。清末新會已有菠蘿罐頭製造業，“蜜漬之，盛以鐵罐裝之，行於遠處”。增城啓芳園所種菠蘿不可勝數，高要禄步一地每年菠蘿産值達數萬元。菠蘿開始躋進與荔枝、柑橘、香蕉齊名的嶺南四大名果之列。不過．清中葉以後，由於農業多種經營發展，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被分割，没有像清初那樣大面積經濟作物集中種植區，而以品種多樣、布局分散爲地域特色。

　　五、基塘農業的文化效應

　　在基塘農業的支持下，明清時期珠三角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成爲全國一個富庶之區。不僅如此，珠三角文化事業也蒸蒸蔚起，佔有嶺南文化中心地位。

　　珠三角居民絶大部分爲歷史上經南雄珠璣巷南遷中原北方移民後裔，被稱爲“廣府人”，是嶺南最大一個社會族群。他們聚族而居，辟草萊，開阡陌，將水網沼澤開發爲魚米之鄉。故宗族勢力十分强大，三角州經濟發達，有財力支持子女讀書，於是興教辦學成爲一種社會風氣，有力地促進了人才成長和整個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

　　由於廣東開發歷史大體上是自北向南、自西向東推進的。直到唐代，廣東經濟重心和人口重心主要在粤北，所以人才分佈也没有脱離這個格局。例如從漢到唐廣東察舉和科舉人物共72人，粤北爲29人，占40%，粤中爲26人，占36%，其餘地區很個别，甚至空白，説明粤北是廣東文化重心。宋代，廣東經濟和人口逐漸南移，珠三角地位開始上昇。例如宋代993個各類科舉人才中，粤北占21%，粤中占34%，西江地區占16%，粤東占13%，其他地區占16%，人才區域差异有所縮小。明代、廣東經濟重心完全移到珠三角，文化隨而南移。據粗略統計，珠三角所在粤中地區，明代各類人才占全省49%，許多封建人物應運而生。據道光《廣東通誌·選舉表》載，其中南海有進士148人，舉人563人；順德有進士99人，舉人257人；番禺有進士86人，舉人405人。三縣進士舉人總數分别占全省38%和19%，成爲著名南番順人才之鄉。

　　清代繼承明代人才格局，珠三角所在粤中地區，仍占廣東各類科舉人才的47%。當然，粤東潮汕、興梅也相繼崛起爲人才之鄉，形成廣東三大人才中心並峙格局，但珠三角無疑是其中翹楚。人才要靠學校培養。道光初年，廣東省府州縣學及書院、社學、義學等950間，其中南海、番禺、順德多達251間，占全省26%，是廣東最大人才基地。人才必然掀起學風，而學風盛衰又體現在地方文獻撰寫及作者地籍分布上。據統計，秦漢以來有關廣東地方誌共615部，記述廣東文獻作者941人：其中有關粤中地方誌163部，占全省26.5%；廣東文獻作者粤中爲670人，占71%。顯見，作爲粤中地區核心，珠三角無疑是廣東人才、學校、文獻最大淵藪。

　　爲有三角洲經濟發展和繁榮，才帶動當地文化同步發展和興盛，而這又離不開宗族財力支持。許多宗族都有奬勵童生乃至進士制度，如佛山金魚堂陳氏規定：“院試卷金三兩，鄉試卷金六兩，會試公車費十二兩；謁祖花紅金，游泮者二十兩，拔貢二十四兩，舉人四十兩，進士六十兩；館選鼎甲，臨時酌加。俱另備燒猪饌盒，花紅鼓吹”。這些奬勵制度，對族中子弟讀書上進，無疑起了刺激作用。而這些奬勵制度財源多半是族田、學田，或其他公私積累、饋贈等，珠三角發達的商品經濟支持，尤其是基塘農業巨大經濟效益功不可没。更重要的還在於，在珠三角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形成嶺南文化的重商性、多元性、包容性、創新性、冒險性、務實性、娱樂性等文化特質和風格，對明清，特别是近代廣東成爲新思想策源地，引導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潮流起了巨大推動作用。這都直接或間接與作爲商品生産的基塘農業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説來，基塘農業不僅是農業土地利用問題，而同是一種革命性力量。

　　六、小結

　　珠三角基塘農業是一種特殊土地利用方式，其奠基於宋代珠三角圍墾，形成、興盛於明清，在珠三角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和外貿刺激下發展起來。按其作物組合不同，主要有桑基、蔗基、果基魚塘三種土地利用方式，都産生巨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應和文化效應，尤以桑基魚塘爲著。它們對珠三角和整個廣東發展和進步作出過巨大貢獻，並産生深遠歷史影響，至今仍未泯滅。總結珠三角基塘農業寶貴經驗，繼承和發揚這筆優秀農業文化遺産，不但有重要農業科學價值，而且它所藴含豐富的自然、生態、科技、社會、歷史、人類等科學文化内涵，對解决時下農業、農村、農民所謂“三農”問題，特别是建設生態文明社會，都有重要參考意義，應予深入發掘、研究和開發利用。

　　（原載施由明主編：《明清以來農業農村農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