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是廣東四大族群文化之一，在嶺南文化版圖上佔有重要一席之地。顧名思義，客家文化載體客家人爲外來移民，他們在歷史上一批一批地從中原北方遷居嶺南，將中原北方文化與當地文化相結合，經過長期碰撞、整合而産生不同於原居地的客家文化。在這裏，移民時間早晚，入居地環境，以及當地原文化的差异，對客家文化特質會産生不同的影響，使客家文化内部也形成某些差异。在這個問題上，注意者似乎不多。通常是將客家文化作爲一個整體加以研究，而罕有在共同的文化特質之内，仍有其地域差异。實際上，東江與梅江作爲廣東兩個水系，以它們爲基礎的客家文化，東江客家與梅江（州）客家文化在共同性基礎上，仍可找到不少個性，例如形成時間先後、語言、風俗、民間信仰、民性等。但不管這些差异如何，都與移民有千絲萬縷聯繫。本文旨趣，力圖通過移民這一因素，對東江客家文化形成作一膚淺解讀，以求证於方家。

　　一、東江流域是客家先民最早入居地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平嶺南，設置郡縣，廣東大部分屬南海郡，下轄番禺、四會、龍川、博羅、揭陽（一説建於西漢）5縣，其中東江流域就有龍川、博羅，約占秦在廣東置縣的半數。一個縣的建立，説明當地區域開發和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成熟程度。秦代東江流域有如此規模政區建置，一是東江爲北通江南、中原交通要道，也是重要行軍路綫所經。《淮南子·人間訓》記秦平嶺南五路大軍，其中一路是“南野之界”，其地望雖有争議，但仍有學者認爲，這路大軍越過贛江與東江分水嶺，南下龍川，並經營爲軍事要塞，奠定龍川立縣政治基礎；二是區域經濟已有一定基礎，可以負擔建縣行政費用。近年考古發掘證明，先秦在東江地區存在縛婁國，雖是土邦小國，但從出土文物判斷，地區開發已達一定程度。東江流域之博羅、增城、惠陽、河源、連平等春秋戰國墓，發現不少青銅器。龍川坪嶺頭遺址還有炭化米粒，可能是人工稻遺存。這兩個要素，説明先秦和秦代東江流域應是嶺南相對先進地區。秦平嶺南，也帶來早最一批移民，趙佗帶領號稱50萬大軍，平定嶺南後不少人“皆家於越，生長子孫” 。另趙佗“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土率衣補。秦皇可其一萬五千人”  。至於這一萬五千名女子是否都到了南越，不得而知，但肯定有相當一部分留在東江流域。另外，秦在嶺南推行實邊政策，一批“賈人”、“逋亡人”、“贅婿”和“獄吏不直”者也謫至嶺南，東江地區當爲首選之地。晋陶潜《搜神記》載：“秦始皇時，有王道平者，長安人也”，後“被差伐征，陷落南國”  。此南國應爲嶺南。而記載秦代移民落籍龍川最爲清楚的是《全唐文》曰：“秦徙中縣之民於南方三郡，使之百越雜處，而龍川有中縣之民四家”  ，其中一家就是唐朝時龍川人進士韋昌明的先祖，係從陝西遷來。韋昌明《越井記》説：“昌明以陝中人來此，已幾三十五代矣，實與越井相始終”  。編《龍川縣誌》收入全縣現有140個姓氏，仍有《越井記》所列趙、韋、官、任四姓，顯見秦代東江移民來源相當廣泛。

　　這些移民帶來了中原文化。趙佗在東江地區興教辦學，推廣漢字，建設城市，推廣先進生産技術，開闢土地，修築水利工程，發展農業。韋昌明《越井記》説“南越王趙佗，昔令龍川時，建治所，以嶅湖之東，阻山帶河，四面平曠。登山望景，惟此爲中。厥土沃壤，草木漸包，墾辟定規制”。趙佗在龍川爲縣令七八年，又在秦統一嶺南之初，更需要和更有可能首先在龍川試行推廣漢文化政策和措施。以後趙佗稱王稱帝，這些文化政策和措施推廣至整個南越國，所以，趙佗在龍川推廣漢文化，實爲客家文化之先聲，其作用無可置疑。屈大均《廣東新語·文語》説龍川“唐宋以來，宗工哲匠，接踵而生”。這些由移民産生的文化傳播，爲以後客家文化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且，從整個嶺南地區觀察，由於東江地區開發早，中原移民人數多，又是趙佗興王之地，漢文化傳播規模和文化發展水平比其他一些地區要大要高，也在情理之中。故東江流域爲客家文化最早一個摇籃當無可置疑。

　　二、東晋南朝是客家文化孕育時期

　　如果説秦漢進軍嶺南，部分中原北方軍民入嶺，帶來中原文化，並與土著南越文化初步接觸，還難以劃分嶺南文化的區域或民係差异的話，那麽到東晋南朝，隨着我國第一次移民高潮的到來，從中原入居東江流域的漢人更多，兩地姓氏的血緣關係和文化地緣關係進一步靠攏，客家文化在東江地區進一步孕育成長。

　　關於這次移民高潮的記載甚多，在此不贅述。但這次移入主要地區是長江流域之湖北、湖北以至江西一帶居民。移民在這些地區停留一段時間以後再遷廣東，東江地區是主要入居地之一，而“還没有大規模地進入廣東的興梅地區”。作爲客家文化主要標誌的客家方言，“由於客家的先民離開中原的年代還不很久遠，而且地近北方話區，其方言尚未真正從中原漢語分化出來。客家方言的分化，要到唐宋之際才出現”。基於這一時期移民群體既有中原人，也有江南人，來源較復雜，反映在語言上，則帶有他們原居地語言，故後世東江流域客家話，包括惠州、東莞、增城一帶客家話語音五花八門，甚至一縣、一鄉之内，語音聲調都不一致，顯見是人員來源不同所致。例如明中葉以後，東江“水源話”，既以東江發源地得名，有人認爲屬客家話，也有人認爲是粤方言，但實際是客家話。這種争議，恰好説明東江客家先民多個來源，帶來不同方言，致有語言參差不齊、歸屬有争議現象。

　　三、宋元東江移民達到高潮與客家文化形成

　　唐末黄巢起義，粤東北未受波及，成爲移民樂土，但人數不會很多。唐開大庾嶺道後，無疑有利於客家先民人居粤北南雄、始興、曲江一帶。據統計，唐代廣東各州人口增加最快的是韶州，由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6960户、40416口到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的31000户、168948口，分别增加了3.5倍和3.2倍。粤北成爲客家先民居住的重要地區，東江和梅江地區的中原移民更不在少數。但只有到宋元時期，客家才作爲一個獨立民係形成，客家文化也同步産生，成爲嶺南四大民係文化之一。理由如下：

　　（一）外來人口在當地占優勢

　　如果把主、客户理解爲人居時間早間早晚，則兩者比例關係反映外來人口對當地人口强弱。北宋元豐初年主客户比例在各州分佈，其中廣東惠州、梅州和廣西融州、潯州的這個比例都在50%以上，表明外來人口在當地占優勢，奠定了客户成爲一個共同體的人口基礎。後來惠州、梅州成爲客家人在廣東的大本營。宋末元初，進入閩、贛、粤交界地區的漢人更多，大量地方文獻和譜牒記載了這個移民盛况。據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統計，南宋從江西、福建，以及安徽、江蘇南遷廣東龍川、五華、和平、梅縣、大埔、蕉嶺、河源、始興、南雄、興寧、惠陽、平遠、翁源、豐順、揭陽等地的有魏、曾、徐、謝、饒、丘、華、鄧、劉、巫、何、張、温、吴、羅、黄、廖、陳等18姓。如《五華魏氏族譜》雲：“時值宋末，天下混亂……我祖兄弟，驚恐流涕，商議只得移别處逃生。……至公至惠州長樂（五華）爲一世開基祖。”《興寧黄陂曾氏族譜》記：“宋政和壬辰年（1112年）由南豐徙福建寧化石壁卜居焉。因宋元兵擾，不能定居，由寧化徙廣東長樂縣家焉。現居興寧、梅縣、平遠、鎮平、五華、龍川、惠州、河源、和平、廣州、新寧（台山）等縣之曾姓，皆爲此祖之後。”劉士驥《梅州丘氏創兆堂記》雲：“謹按梅州丘氏……先世由中州遷閩。……少與鄉人謝翱善，信國勤王師起，與翱同杖策入幕府。信國既北行，復與翱同歸閩，道梅州北，今鎮平之文福鄉，喜其山水，因卜居焉。”又南雄《南陽堂鄧氏聯修族譜》曰：“名世之孫昇，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昇爲散騎郎。……越三世坤鐘，避宋季亂，徙居南雄象湖。”王象之《輿地紀勝》引《梅州圖經》（已佚）：“（南宋時）郡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無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給廢。……然由其説可知南宋以前土著之少，而汀、贛客民僑寓之多。故〈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則是宋初至元豐不及百年而夸户頓增數倍，而較之於主（户），且浮（高）出十之一二矣。”近年有人對209個客家氏族人居廣東的時代分佈作了調查，得到以下結果。

　　209個客家氏族遷廣東時代分佈

　　表格略

　　除時代不明的氏族以外，宋元人居廣東氏族佔有明確時代記載氏族135個的68％。這些氏族人居對客家係在廣東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一項研究結果，還展示這些氏族地域分佈的集中現象。

　　宋元62個氏族遷廣東地區分佈

　　表格略

　　這些縣除潮州、揭陽、海豐以外，都爲客家人主要遷入地。這包括梅州和河源。梅州移民姑且勿論。河源移民可以龍川爲代表，宋元時達到高峰。如龍川黄氏有258村，多爲五代宋初江西黄峭山子黄井後裔；龍川劉氏有179村，南宋人劉開七爲入粤之祖，共有14子，共中9子支係衍入龍川。龍川曾氏有108村，五代宋初有一支徙河源大湖田。又龍川楊氏有135村，祖上任職江西吉州，後有一支遷梅州及至龍川。另龍川鄒氏有119村，傳從江西吉水輾轉外遷，南宋時有鄒應龍中進士，後裔經大埔、梅州入龍川。有論者認爲，龍川半數以上姓氏，特别是人口在一萬人以上的大姓，都由江西遷來，主要從宋經元至明初[13]。可見東江是客家人另一個大本營。另據光緒《嘉應州志》指出：“其後屢經喪亂，主愈强，至元初大扺無慮皆客，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14]這裏特别提到元代“客家”專稱已經形成，説明客家作爲一個獨立民係至少在人口結構上已占壓倒優勢，在地域上主要指梅江和東江地區。

　　（二）主客民族地位變遷

　　原先與客家先民共存於粤東的畲族在宋元及其後陸續他遷，向閩南、閩東、閩北等地轉移。原因除了封建王朝對畲族强化統治、濫征賦税以外，恐與客家先民到來有聯繫。一方面是客家先民難免與畲人有摩擦或衝突，如興寧鄧氏在《請神文式·請天神文》稱“春瘟夏瘟，秋瘟冬瘟，時瘟瘴氣，遠隔千裏，上來隔山，下來隔海，斬磧五姓賊人”（即畲族）[15]，將畲人與瘟疫等量齊觀，想見矛盾很尖鋭。另一方面是隨着客家先民人口增加，對山多田少的山區環境壓力日益加重，人地矛盾愈加突出，而畲人以土著身份從事刀耕火種的游耕農業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番（畲）人自斫，番火自燒”[16]，也引起外來客家先民的不滿。甚至興寧客家先民婚嫁，也須向畲人納錢[17]。但後來客家先民勢力越來越大，而畲族人口單薄，文化又處於劣勢，自難繼續與客家先民争雄。爲了保全自己，畲人只好他遷，向條件更爲艱苦、人口相對稀疏的地方轉移。這就使得客家先民有可能反客爲主，發展爲一個獨立民係。

　　（三）共同經濟模式形成

　　宋以前，遷居廣東的客家先民人數不多，他們雖然也開山辟地，耕耘荒野，但畢竟未能形成自己的經濟模式，當地仍廣泛流行刀耕火種，即燒畲。宋代以來，大批進入廣東山區的客家先民，必須選擇適應新地理環境的生産生活方式，包括從平原到山區，從種植小麥、稷爲主的旱作轉到開墾梯田或盆地水田爲主的稻作。從大地主莊園式生産轉到以家庭或家族爲單位的生産等，可以説是一種熱帶亞熱帶山區經濟模式，也是一種文化形態。北宋仁宗時，廣南（兩廣）已有“溪洞人户争論田土”糾紛，這些人户當然也包括山區客家先民和畲、瑶等族人。南宋時，僅梅州、潮州就發生多宗田户訴訟案，其中梅州有一宗案20年仍未能了結，顯然是爲争奪土地而産生的官司，想見土地開發規模比較大，否則不會牽動官府，由此推及土地利用已成爲客家地區經濟活動的中心。

　　客家先民與畲、瑶族人雜處，也深受他們影響，在經濟生活中注入有益成分，搆成自己經濟特色。畲、瑶族人在山嶺上遍植“畲米”，客家先民也在山坡和秋地上普遍種植“畲禾”；畲、瑶族人喜種薯蕷（後爲番薯）、芋頭，並作爲主糧，客家先民也同樣種植這些作物，後有“半年番薯半年糧”習俗。畲、瑶族人普遍以草木灰爲肥料，客家先民也用這些肥料；畲、瑶族人采薪賣炭爲一項重要副業收人，客家先民也同樣如此。這説明畲、瑶族經濟對客家農耕經濟的建立和發展起了借鑒和啓示作用。客家梯田農業即爲畲、瑶游耕農業的改造和發展，並爲客家地區主要農業景觀。這種梯田農業一經形成便歷久不衰，隨着客家人遷移流佈各地，成爲這個民係最顯著的經濟特色。

　　（四）共同心理素質形成

　　嶺南漢族雖來於嶺外，但以入居地環境差异，他們共同心理素質也仍有不同。復旦大學吴鬆弟博士總結了廣府係211族遷廣東記載，其中明確由外省遷來的僅65族，占總數30.8％；而客家係209族遷廣東記載中，有206族記從外省人廣，占總數98.6%，説明客家係的地域觀念和宗族觀念更强更深。這與客家人由中原或江淮轉入濕熱嶺南山區環境有很大關係。在居住方面，客家人從原來民族和文化比較均一的地區轉到多民族多文化雜處山區，爲了避免矛盾，减少衝突，保護自我，往往聚族而居，形成新社區，並采取富有中原特色的建築形式，即客家大屋或圍龍屋。這種群體屋式可容數十户甚至數百户居住，内部有嚴格功能分工和布局，充分體現客家人以宗族爲核心的社會結構。據報導，這種屋式在梅縣鬆源（何嶺）、寶坑、隆文等地已發現建於唐代遺存遺址，但更多的是建於宋元，興盛於明清，與客家人南迂歷史相符合。在東江地區，從增城到和平都有這種屋式，著名的有和平中憲第、謙光樓、穎川舊家、東源縣潘家園、河源蘇家圍等。在服飾方面，爲適應山區環境和艱苦勞動需要，客家人無論貴賤都放棄原來長袍馬褂，换上適於農耕的短衣短褲。同樣，客家婦女後來不像其他民係婦女那樣纏足束胸，而一個個天足寬胸，自然健美，承擔起家庭、田間等一切繁重勞動，成爲客家婦女特有的精神風貌。在教育文化方面．客家先民許多人是中原衣冠望族，來到蠻荒的嶺南山區，可供謀生的門路不多，於是發揮自己固有的文化優勢，以讀書作爲求出路的一種手段。故崇文重教成爲河源客家一大文化特色。有人指出，“其突出表現是河源客家‘四重’的道德價值觀念。‘四重’即重名節、重孝悌、重文教、重信義”。這是河源客家文化核心價值所在。

　　（五）客家話成爲獨立的一種方言

　　客家先民原使用中原語言，東晋南朝以降歷經社會變動而在不同地區停留，一方面其語言與母語隔離，另一方面又與南方或少數民族語言交流、融合，逐漸脱離母語，發展爲另一種方言即客家話，這個過程持續了幾百年。但在宋代以前，客家先民入居嶺南人數少而分散，在其他民族包圍下，他們不可能形成新方言。宋代在嶺南山區已出現反客爲主人口格局，這個客民集團有人保持原有語言，有人使用帶有當地特點的方言。周去非《嶺外代答·風土門》説到欽州居民中“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這些北人，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客家先民，他們使用的語言兼具南北語言特點。宋末元初南遷客民主要不是來自早年中原而是江淮、兩湖和江西。他們所操語言脱離原來語言環境，走上獨立發展道路，即一方面保存中原漢語基本特點，另一方面又發生新的變异，到宋元之際完成了從中原漢語分化的歷史過程，成爲一種新方言，但時間上比粤方言和潮汕方言要晚。所以清人鄭昌時比較廣東方言指出：“潮音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則説客話，而目潮音爲白話……而客音去正音爲近。”[21]這説明客家話作爲一種獨立方言已經形成。但對於東江客家，明中葉以後，由於居民的遷移，從龍川、河源到惠州、博羅一帶，又形成一種既不同於梅州客家話，又有别於贛南客家話的水源話，稱客家話惠河片，或客方言水源音[22]，成爲東江客家文化一大語言特色，並以此區别於其他客家方言。

　　四、小結

　　東江客家之形成，移民是一個最大動因，其發生於秦，出現最早一批客家先民，也是客家文化之先聲。繼經東晋南朝第一次移民高潮，入居的移民更多，來源更加廣泛，使孕育中東江客家文化，帶有多元文化成分。但只到宋元時期，隨着更大規模移民高潮到來，以主客户比例爲標誌，東江、梅州地區都出現反客爲主局面，外來居民成爲當地人口的主體。但更重要的是，以梯田和水田稻作爲主的共同經濟模式、崇文重教共同心理素質，以及客家話成爲一種獨立方言，共同整合成東江客家族群和東江客家文化，與梅江（州）客家族群和客家文化，共同出現在嶺南客家文化版圖上。但如上述，東江客家來源早，成份多，是一種複合或混合型客家，其中夾雜不少畬、瑶等少數民族文化成分。又東江客家長期處於相對封閉狀態，對外交流少，文化水平遜於梅州客家，但保留古風遺俗不少，是一筆寶貴文化資源，可供發掘和開發利用。通常對梅江客家研究和注意較多，東江客家則相對少而薄弱。實際上，他們都是同一個客家族群和文化的兩個組成部分，在文化共同性之下，仍有小异而已。但這絲毫不减對東江客家研究的必要性，欲達此目的，還要傾注更大的努力。

　　（原載《惠州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