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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兩廣總督駐節梧州的地緣因素和效應

  一、前言

  總督常指一個國家某個相對自主的區域的實際或名義上最高行的長官。明清時期,總督作爲地方軍政大員,又稱總制,但在名義上,總督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派遣性質官員。總督代表中央發號施令,具欽差大臣身份,故地方官員對其禮讓三分,不敢怠慢。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總督,對地方事務作用甚大。而其駐節之地,也由此成爲高踞地方行政權力中心,産生多種區域效應,影響地方發展,向爲朝野各界重視。以地方治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總督一職輕重有很大的差异。其人選固不待言,而其駐地選擇,也所關甚巨,是一件頭等軍國大事。

  兩廣總督始建於明景泰三年(1452年)總攝廣東和廣西軍民政務,初因事而設,事畢即撤,到成化元年(1465年)才成定制,官階正二品,但可通過兼任兵部尚書銜達到從一品。到清代才成爲封疆大吏,主政一方,對兩廣政治、軍事、民族、經濟、社會産生重大作用,影響甚爲明顯。因明清時期兩廣在全國政治、經濟地位舉足輕重,又經常要與洋人打交道,影響國家外交關係,因此,兩廣總督設置尤爲要緊。梧州自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年),設兩廣總督府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歷時100年。此後兩廣總督府設治肇慶長達182年之久,明崇禎五年(1632年)兩廣總督府遷移廣州。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又重新遷回梧州,康熙二年(1663年)廣東總督府移駐廉州。翌年廣西政務重歸廣東管轄,兩廣總督遷駐肇慶。之後,又有反復,干隆十一年(1746年),兩廣總督遷駐廣州。總計明代共任命兩廣總督11位(一説15位),清代89位,兩朝共100位。這樣,兩廣總督駐節梧州時間占兩廣總督存在446年的22.4%,總督人數11%,説明梧州在明清政治版圖上居重要地位。這是基於多種地緣因素的結果。特别是明朝在梧州設總督府,在中國歷史上是個首例,説明梧州具有特殊政治地位,非普通府州城市可比。

  二、地緣因素

  (一)兩廣水陸交通樞紐

  兩廣爲珠江水系流經主要地區,水道縱横,在交通落後的古代甚至近現代,東西和南北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在東西方向上,梧州至廣東三水思賢滘爲兩江下游。梧州四面有大面積山地丘陵,西江切穿廣西盆地,經梧州進入廣東,梧州成爲東西交通咽喉。溯西江可通夜郎、巴蜀,打通雲貴川;順流而下扺肇慶、廣州,溝通珠三角和海外。在南北方向上,梧州北有灕江、桂江、即湘桂走廊,過靈渠,接湘江北上湖湘。南接北流江,經低矮分水嶺鬼門關(桂門關)按南流江,出北部灣,連接海上交通,即古代由合浦港發航海上絲綢之路。另外,南北流向的賀江也在梧州附近注入西江,溯賀江進入湖南九嶷山接瀟水,即秦辟“新道”,同樣連接湘江流域。這個四水縱横、輻輳梧州的交通樞紐地位,使梧州能盡擅地利發展起來。劉堯梅《蒼梧總督軍門志·開設總府記》評梧州曰:“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裏適均,群山環拱,三洪匯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請謝啓坤《廣西通誌·梧州府》條也稱:“梧州居百粤五嶺之市,連九嶷七澤之勝。北接湖湘而爲唇齒之邦,下通番禺而有咽喉之勢。唇齒湖湘,襟喉五羊,南控容邕,西顧桂柳,與應廣肇,於以坐制諸蠻。“這個交通地理格局,綰轂四方,控制五嶺南北、西江流域和南部沿海,以及桂西等少數民族地區。

  另外,兩廣總督還有監察地方官員,尤其是巡撫一類高官大吏的任務。爲便於履行職責,總督駐地常不在省會城市,而選在交通便利之處。明代廣西省首府在桂林,廣東省首府在廣州,梧州與兩地距離相若,有湘桂走廊和西江直通,很適宜在梧州監察兩省吏治,考察官員政績,及時處理軍政大事。兩廣總督駐節梧州,這些問題可迎刃而解。

  (二)歷代行政建置中心的文化積澱

  政區建置是一種制度文化,有歷史繼承性,可供後世的地方建置參考。梧州自古以來即爲嶺南一個政治中心,有政治優勢可資利用。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國後,在南越國蒼梧地設置蒼梧郡,下轄廣信、謝沐、高要等10縣。東漢至南朝宋、齊時期,均設蒼梧郡,治所亦在廣信。西漢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國設13刺吏部,交趾刺史部從越南的贏樓(河内)遷到蒼梧郡廣信縣。交趾刺史部統領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等九郡,梧州成爲嶺南最大一個政治中心。東漢獻帝建安八年(203年),交趾刺史部改置交州,十六年(210年)交州治從廣信移至番禺。不久交廣分治,又復置交州。再到吴末帝元興九年(264年),從交州分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四郡置廣州,州治番禺。這樣,從西漢初交趾刺史部治梧州廣信縣到交廣分治,廣信縣有370多年爲交州治所,同是嶺南最大一個行政中心。以後歷南朝到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廣信縣改稱蒼梧縣,仍爲蒼梧郡治。唐高祖武德初(619年),始稱梧州。宋以梧州古廣信爲界,其東爲廣南東路,簡稱廣東,其西爲廣南西路,簡稱廣西,兩廣簡稱由此而來。

  明設廣西布政使司和廣東布政使司,兩廣政治、經濟關係進一步密切,爲兩廣總督之設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前元代梧州路改爲梧州府,領蒼梧、藤縣、容縣、岑溪、懷集、北流、博白、興業、陸川九縣和鬱林一州,成爲桂東南最大一個行政區。清因明代建置。可見,梧州作爲各級政區中心,地位没有改變,是一個跨區域政區中心。特别是與廣東一部分聯成一個政區,如西漢蒼梧郡,含今封開、高要、封陽(今懷集一帶)、端溪(今德慶、信宜、羅定一帶)、東漢、三國吴、兩晋、南朝宋、陳大體繼承這個建置格局。隋代封川、都城歸蒼梧郡(治封川),唐代開建、封川歸梧州;南漢兩宋因之,元代開建、封川歸梧州路,都按山川形便原則劃分政區,梧州所轄地域跨兩廣交界地區。

  梧州長期處於最高或次一級政區治所地位,由此積累起政區制度文化高位勢能,輻射、影響到它管轄的地區,也同時形成政治向心力、文化認同和地方認同,有助於地方管理。至以梧州爲核心,桂東、粤西一些地區長期隸屬於梧州管轄,形成密的地緣政治關係,這對後來兩廣總督府設置於梧州,無疑奠定了厚重的歷史的和地域的基礎。

  (三)軍事戰略重地

  總督作爲封疆大吏,掌握軍政大權,隨時調動、指揮軍事力量,以平定動亂,穩定四方,故必須將府衙置於軍事戰略要地,才能有效地實現總督所被賦予的軍事功能。而梧州城的軍事地理優勢,適宜兩廣總督駐節城市。

  上古雖很渺茫,但仍有資料或傳説顯示,梧州先民即古越人一支蒼梧部落原居洞庭湖一帶,後在多次部族戰争中南遷入桂,形成古蒼梧國,爲一個實行部落聯盟式土邦小國。趙佗立南越國,封趙光爲蒼梧國王,即有其歷史淵源。蒼梧人大扺在戰國末期定居梧州地區,落户不走,並就地興建城市、關隘,無疑也是看中梧州軍事地理價值。考古發現漢初築梧州郡城於灕江與西江交會的水口,並築漓水關。這是一個軍事戰略要地。一是三江交會,扼西廣交通咽喉。二是如同治《蒼梧縣誌》評古廣信城曰:“依茶山,傍桂水,大江繞其前”,“大雲山麓,東北跨山,西南二面皆臨江”。極利於軍事防守、進退;三是與鄰近賀江河口封開城比較,梧州在西江上游,封開在其下,相距22公里。倘有敵軍從賀江南下攻擊梧州,要逆水而上,勢不利於作戰,故選梧州爲軍事要害而舍封開縣更爲上算。明代兩廣總督府就坐落在同治《蒼梧縣誌》所繪地圖中鳳台書院所在鳳凰處,即“府治”之東。爲城内最高點,總督府之右爲總兵府,左爲總鎮府。後人考證故城周長600米,面積約2萬平方米,人口萬户以上。明代發生許多戰事,兩廣總督即在梧州坐鎮指揮。《蒼梧總督軍門志·地方軍務疏》指出,在許多軍事行動中,“廣東惟借廣西之兵力,廣西亦借廣東之錢糧”,梧州恰居中,極便於調動。1920年孫中山“援桂討陸”(榮廷)戰争,就以攻克梧州爲轉折點,結束舊桂係在廣西統治,可見梧州軍事地理價值之一斑。

  (四)民族關係錯雜之區

  兩廣歷史上爲多個少數民族所居,發展到明代,西江流域成爲瑶苗等少數民族聚居地之一,特别是桂東和粤西是瑶族主要根據地。洪武初,廣西“諸蠻”先後起義,反對朱明王朝的鬥争此起彼伏。特别是瑶族,明代是它在廣東全盛時期,其人口和村落即瑶山數量空前絶後,今廣東轄境(時含海南)當時有兩布政司10府一直隸州83州縣,除瓊州、潮州兩府以外,明嘉靖至萬曆年間(1522—1619年),萬曆《廣東通誌》所記瑶山凡918處。其中與梧州府毗鄰的肇慶府和羅定直隸州有瑶山542處,占廣東瑶山59%。而廣西,大批瑶人從嶺北經廣東進入廣西,使廣西成爲瑶人分佈最多地區。史記:“(明)廣西瑶、壯居多,盤萬嶺之中,當三江之險,六十三山倚爲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佈於桂林、柳州、慶遠、平樂、諸郡縣者,所以蔓延。”天順七年(1463年)十一月十三日,侯大苟率領瑶族起義軍攻佔梧州,後受到殘酷鎮壓,大藤峽被改名“斷藤峽”。但農民起義並没有停止。洪武初爆發的廣西上林、忻縣之間八寨農民起義,時起時伏。嘉靖末年起義軍兩次攻打南寧,並打到梧州、廉州等地,直到萬曆七年(1579年)在兩廣總督劉堯誨所部10萬官軍鎮壓下,起義才最終失敗。在桂林、賀州地區,明代也先後爆發多次多處農民起義,給朱明王朝統治以沉重打擊。

  在廣東,特别與廣西接壤羅旁山區,從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到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瑶族起義凡48次,其中明代36次,清代12次,明代羅旁瑶族兩次起義達到高潮,且與廣西大藤峽瑶族起義相呼應,沉重打擊官軍。萬曆四年(1576年),明廷調動20萬大軍,才將起義撲滅,並於其地分置東安(雲浮)、西寧(鬱南)兩縣,昇瀧水縣爲羅定(羅旁平定之意)州統轄之。自此,羅旁瑶不復見於記載。

  另外,明代廣西壯族起義也不絶於史,僅明天順至萬曆(1457-1619年)年間就有7次。且與瑶族起義互爲犄角,聯合行動。廣東封開、懷集、都城的壯族也同時舉事。這都使梧州地區深深卷入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鋭而復雜深淵。

  在這種多民族矛盾鬥争交織社會背景下,兩廣總督的設置和坐鎮梧州就顯得尤爲必要和迫切。

  (五)防倭前綫

  明初,日本一些封建主爲了掠奪財富,組織一些武士、商人、浪人對我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燒殺搶掠等海盗活動,這些日本海盗是爲倭寇。兩廣是倭患嚴重省區,對國家安全龢民生造成很大威脅,故抗倭成爲終明一代要務。尤其嘉靖以後,倭患愈熾。抗倭鬥争成爲兩廣官民頭等大事,兩廣總督是最重要策劃者和指揮者。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大舉進攻江浙沿海,海濱數千裏告急。明王朝命令兵部尚書兼兩廣總督張經組織廣西壯兵緊急馳援。這支隊伍先集中梧州出發,取道西江、北江,逾大庾嶺北上,扺達浙東前綫。張經統一指揮抗倭名將戚繼光、俞大猷部隊,終於重創倭寇,取得重大勝利,顯示這位總督卓越的軍事才幹和指揮技巧,名重一時。

  在倭患日趨嚴重背景下,兩廣總督坐鎮梧州,極方便謀劃、調動、指揮各路兵馬赴前綫作戰。上述壯兵先集中梧州出發,即利用西江水運接北江開赴前綫。而借南北流江出北部灣可平息倭患。另廣東南路沿海,取道漠陽江入西江,聯接肇慶,梧州、亦方便平倭。明隆慶五年(1569年)兩廣總督殷正茂追逼海盗林道干、禇良寶、許恩、鄭大漢至陽江。萬曆二年(1574年)11月,倭寇1000人狂襲陽江,殷正茂率兵進剿,大獲全勝。類似的平倭事件不在少數,説明在對外軍事鬥争中,兩廣總督發揮應有作用。

  三、區域效應

  兩廣總督駐節梧州,不僅對梧州城市本身,更爲重要的是對它周邊地區的社會治亂、經濟興衰,尤其對兩廣區域關係都産生深刻影響,值得後人認真總結,借鑒參考。

  (一)安定局勢

  明代嶺南和西南地區,爲多事之地,内有各族人民反剥削、反壓迫的政治鬥争,外有倭寇、海盗侵擾,導致社會不寧,人心不穩,妨礙社會經濟發展。雖然各省有布政使、提刑按察司,左右參議政,左右參議等官佐,各府又有總兵府、監軍府等,但都在各自行政區域内行使職權,對跨境事務難以干預和企及。而在實際上,很多地方政治事件,不受行政區域所限而連片發生,地方政府難免鞭長莫及,貽誤事機。而總督却是節制不同省區的,具有超越省級政區長官的職權,可以直接處理地方事務。時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廣東按察司僉事林棉,廣東道御史龔晟分别上疏雲:“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便,不可離析”;“仍乞命大臣總督便。上可其奏,起雍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府。居其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而兩廣巡撫復不設,仍總於總督,永爲定制。”同時在梧州還設總兵府和監軍府,“自是兩廣兵權悉歸三府矣。”但三府實權仍歸總督府,後兩廣總督全稱是“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即統攝兩廣軍政大權。這樣,兩廣軍政要務歸於總督,减少兩省各自製肘,提高效率,有利於調動指揮軍事行動,取得統制大局、平息地方動亂、安穩社會效果。如明代西江流域瑶壯民族,在明政府階級、民族壓迫之下,不斷起事。兩廣總督頻頻起兵平定,包括天順二年(1458年)兩廣總督葉盛對化州、石康、茂名、信宜、陽江等地流賊圍剿;成化二年(1466年)兩廣總督韓雍對新會、信宜諸蠻平定;正德十六年(1521年)肖翀對封開、賀縣瑶亂平定;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吴桂芳平定德慶、羅旁下江山瑶;隆慶六年(1572年)殷正茂平定吴川、陽江海盗鄭大漢。特别是萬曆三年(1575年)開始,歷時數年兩廣總督凌雲翼平定羅旁瑶民起事。事後在兩廣接壤地區建立西寧、東安兩縣,昇德慶州爲羅定直隸州,以及一些巡司、營堡之類軍事性質機關和哨所,建立相互往來通道,這都使兩廣西江地區獲得較長久社會安定局面。

  (二)開拓南江交通

  南江即羅定江,古稱瀧水,晋康水,爲雷州半島北上通西江要道,但因山路崎嶇,灘多流急而難以發揮效益。然而,這又是一條西江南下出海捷徑。屈大均《廣東新語·水語》有詩曰:“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雙江總作西。”即諸水匯於西江,南江與西江、北江、東江一樣都是珠江水系一部分。但直到明代,南江交通地位還很低,未能産生運輸效益。在平定羅旁事件以後,兩廣總督凌雲翼即着於開拓“粤西驛道”事宜。其在《奉命大征功已垂成並預計善後之圖以保久安疏》提出開拓南江航道計劃,曰:“自省城水路直扺瀧城,登陸直扺高州只有五站”,“瀧水南行至地名曰?3\1溝水口,堪立一驛,計七十裏,係平路。由?3\1溝水口至地名掘峒堪立一驛,計八十裏,路沿山傍,俱半日可到。由合水至地名掘峒立一驛,計八十裏。由掘峒至地名大陵堪立一驛,計一百裏。二站俱有山嶺,各須一日可到,通共四百五十裏,計四日半可扺高州。”這是從羅定縣城出發經信宜至高州陸上交通綫,沿途設5個驛站,扺鑒江流域。另從南江口溯羅定江,經今鬱南連灘鎮、羅定縣城、羅定太平鎮、過信宜合水鎮、入高州馬貴墾鎮、長坡鎮,至高州縣城。這條交通綫經過羅定江源地鷄籠山(1281米)崇山峻嶺,是一項很艱苦工程。後《羅定道陳公去思碑》載:“劻勷之初,法制未備,萬山叢翳,遺孽潜伏,撫民未盡革心,水陸道路未盡通濬,土思未盡墾辟,商賈未安於途。且薈鬱蔚蒸,師旅瘴癧不時間作,雖張官置吏歷十載,而民未寧宇,此改流爲土之邪説所由。”羅定知縣陳文衡力排衆議,親自“露冕冒瘴霧,遍歷林菁,率所部於諸縣所。達州之路刊木造樑,以成通衢。”“濬瀧江、大洚水通商旅”。爲南江流域開發奠定堅實基礎。

  據曾昭璇實地考察研究,南江上游太平河爲戰國時高州人入海要道,漢軍南下假道南江,沿途出土可作40-50人飯食的六耳銅鍋。東晋在南江上游置龍鄉縣,南北朝建置不少,有晋康郡和廣熙郡,建縣封官不在少數。唐宋時期,大批瑶人入居。明代羅平瑶起事失敗,各地漢人移入開墾,出現新居民點。採礦和伐木業很發達,産鐵多供應佛山,當地也冶鑄,名産“連灘鐵鍋”爲羅定所出,銷往外地。入清開墾更盛,干隆末羅定人口突破10萬人。圩市大量産生。趕圩人次上萬的即有圍底、素龍、泗綸、替濱、蘋塘、船步、太平,萬人次以下不勝枚舉。整個南江流域,鄉鎮遍佈,經濟文化穩定一時。兩廣總督之設功不可没。

  (三) 開鑿運河

  元明時代,雷州半島盛産糧食,有大批餘糧外運。而珠三角自明代起,經濟作物種植業崛起,成爲缺糧區。梧州時也因屯兵需要軍糧,故運糧成爲頭等大事。“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陶魯爲此傾力開鑿陽江與恩平、漠陽江和新興江之間運河,以打通西江糧道,保障廣州、梧州糧食供應。但因巨石阻擋,未能排除而告廢。屈大均《廣東新語·水語》記載了開運河一事:“陶三廣公(即陶魯)。嘗從高州開一河,直達肇慶,功垂成,爲人所泪。……蓋雷、廉、欽地方所以寥落,由水路不通,少商販也。開此河,則四郡皆爲沃壤,寇盗不治自弭。而雷、廉積滯之粟,由河至廣州,廣州因以資裕,地利至要也。又陶公欲開且河三道。一從那龍渡東一裏許鑿之,以通恩平縣南階山之水,以達蜆崗。一從綿陽涌鑿之,使西流以達麻濠之水,皆遇石而廢。一從南津港沿海而西,以達豐頭港,今淤。然那龍之水達於階山,不過十裏;南津之水達於豐頭,不過三裏。今取他道另鑿,迄有成功,亦百世之利也。”陶魯所議,頗有見地。至其所言,“開濬河頭小河”,即打通漠陽江和新興江分水嶺,開運河入西江。其曰:“新興河頭,有渠形在林阜中,可以疏鑿,使水南行三十裏許,直接陽春黄泥灣,以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免車牛輓運之苦。谷米各貨往來既便,則東粤全省之利也。此宜亟行。”這些工程,皆爲解决西江與沿海交通對接而作,雖未能真正實行,但很有見地,值得後人借鑒。屈大均高度評價陶魯這些動議,曰:“守土大臣欲興水利,其以此地爲先。”又曰:“今因前緒而繼之,費不大而成水利。”這個意見後一直受到重視,民國時期有關部門曾測量過漠陽江和新興江間鑿運河經過地區的地形、水文等基本狀况。但以各種原因,鑿運河之事一直未果。至今仍有人議論此工程,以分流西江洪水,改善新興江、漠陽江生態環境。由此可見,陶魯是很有科學眼光和預見的。

  (四)繁榮梧州區域經濟

  兩廣總督駐節梧州,節制兩廣軍政要務,也促進梧州城市建設和經濟繁榮。據載,明成化六年(1470年)在梧州總督府、總兵府、總鎮府建於城東最高點。三總府周邊還建廳堂樓閣、亭台軒栩等建築群,勾連錯落,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爲梧州核心和權力中樞。據《梧州府志》、《蒼梧縣誌》記載,前後有16位總督和七位總鎮,總兵駐節梧州。明正德五年(1510年)時任兵部尚書的增城人湛若水出使安南(今越南)路過梧州,應邀將歷代駐梧州總督、總鎮、總兵姓名、籍貫、出身、勛銜、任期等都刻於《總府題名記》碑上,狀元倫文叙鈔寫碑文,爲梧州增色不少。此碑今存梧州龍母廟,供人觀賞。

  兩廣總督致力平亂後招撫流民,組織墾荒,興修水利。不數年,梧州區域經濟不但得到恢復,而且成爲“農桑被畝,鷄犬相聞”富庶地區。如新成立羅定州“四方來占籍者日衆,三都雙脈,石步二村爲新興人;路話、新培等九村爲翁源英德人;今城市商場多廣州人。各操鄉音,初甚龐雜,日久相化成爲方言,與珠江流域大率相同。”至梧州城市,總督節制兩廣兼理巡撫,建置梧廠(税收機關),設課税司,管理自梧州來往人員、貨物、船舶、征收關税。有研究顯示,梧州80%居民來自廣東。“梧州開府,雄鎮一方”,“舟車之聚,貨物充積”。明成化年間以來,梧州是廣鹽在廣西囤積之地,設鹽廠,抽取鹽税。明萬曆和清康熙年間,梧州駐紮水師,既爲商港,也爲軍港。志稱梧州“人物繁庶,商船群衆,地之靈,神亦附之。”“梧郡商貿輻輳,不逞之徒,每潜入爲盗”。外地人在梧州,以從商居多。明末梧州:“鹽商木客,列肆香爐,多以新(會)、順(德)、南海人”。 1976年在梧州市郊塘源林出土景德瓷,被認爲通過商貿進來,與江西發生商業往來。後來梧州“商業之盛,實爲全桂之冠”,因而有“小香港”之譽,這都與兩廣總督之設奠定的政治、經濟基礎分不開的。

  (五)促進兩廣區域聯合

  列寧指出:“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梧州作爲兩廣總督駐節城市,積聚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勢能,既發揮兩者輻射,也同時産生吸引功能,極大地促進兩廣的區域聯合和結合,使之成爲一體。這個過程雖可上溯到漢代交趾郡(刺史部)、交州、唐嶺南道,宋廣南東西路、元湖廣省,但只到明代,雷州半島和海南島從湖廣劃歸廣東,廣東、廣西單獨設省,兩廣並稱,成爲兩個區域關係幾爲一體的地理單元。兩廣總督駐節梧州,發揮它的政治、軍事等功能,所及範圍是整個兩廣。兩地各種關係和聯係進一步融合和提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流動和結合都産生積極效果,在多方面表現出來,但這主要是經濟互補,主要是指鹽和糧食的相互交流。明代廣西鹽業,幾爲廣州幫商人受政府特許經營,在梧州設立鹽廠,形成以梧州爲中心,向桂北、桂西、桂東三條供應綫。史載“粤西食鹽非本地所産,皆取給於粤東”。銷運桂林的廣鹽由梧州起解,溯桂江運至桂林再分銷。西江以南地區食鹽,也由高、雷、廉陸運,供應梧州、玉林等府州。廣西糧食,也聽任廣州幫商人販返。史稱:“桂(林)、平(樂)、梧(州)、潯(州)、南(寧)五府米谷聽廣東採賣。”特别是蒼梧縣戎圩,是廣西谷米集散中心。《干隆五十三年重建戎圩粤東會館碑記》載,在圩上廣東商號達518家,主要是廣州幫商人。碑雲:“(廣西)中歲穀人,輒有餘,轉輸絡繹於戎,爲(廣)東省賴。故客於戎者,四方接靷,而莫盛於廣人;集於戎者,百貨連檣,而莫多於稻子。凡兩粤相資此爲重地。”故廣西諺曰:“無(廣)東不成市”。依賴廣東供求,廣西才形成自己市場,而廣西自明代將欽廉和雷州半島、海南島劃歸廣東以後,失去海岸綫,切斷與海洋聯繫,變成内陸省,梧州成爲唯一對外口岸,故廣西又有“無市不趨(廣)東”之諺。這樣,兩廣區域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以梧州爲核心結合起來,兩廣總督府作爲兩地最高軍政指揮機關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四、小結

  明清時期兩廣總督駐節梧州,是基於梧州作爲兩廣水陸交通樞紐、歷代地區建置中心、軍事戰略要地、民族關係復雜之區,以及抗倭鬥争前綫等因素。它們綜合作用的結果,使梧州高踞兩廣行政中樞100年,在嶺南區域歷史上産生重大區域效應。在政治上,在兩廣總督直接策劃指揮下平定地方動亂,安定局勢;在經濟上,兩廣總督開拓南江交通,溝通與高雷廉地區聯繫,促進商品流動。多次謀劃、嘗試開鑿陽江與新興、恩平等地運河,雖未果,但其卓識遠見,爲後人稱道。在城市建設上,梧州以其政治地位,有利商業發展和繁榮,後確立“小香港”地位;在區域關係上,梧州作爲兩廣最高軍政機關所在地,其所産生政治、經濟效應,有利於兩廣區域的聯合和結合,形成兩廣一體的區域格局,具有重大促進經濟和區域發展意義。在當今這對於建設泛珠三角(9+2)、珠江—西江經濟帶都有借覽參考意義。

  (原載黄振饒:《梧州——嶺南文化古都》,廣東旅遊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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