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地方學研究近年在我國方興未艾,蔚爲風氣,大從黄河、長江、珠江等各流域文化,經省區爲對象地域文化,到名鎮名村的鄉土文化研究,都接踵而起,彰顯我國地方學一片繁榮景象,形勢十分喜人。但問題在於,由於地方學是一門具有高度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研究對象欠明確,研究人員成份復雜,學科出身不同,研究視野、理論指導、研究技術路綫、研究方法等都較大出入,故研究成果,也五花八門,難以定於一尊。但凡一門發展中學科,難免有理出多門,各自顯山露水,成果復雜紛繁景象,這當然無可厚非。然而,當它發展經歷一個階段以後,應進入實踐總結、理論提昇階段,建立學科基本概念,確定學科對象、任務、方法等,形成地方學理論體系、内涵、知識、技能和方法。這樣,地方學才能真正作爲一門獨立學科出現在我國學術之林,而不因爲它的綜合性和交叉性而失去自己獨特性,被其它學科替代、屏蔽或冲淡。而時下即因地方學在這些方面的模糊、疲弱而未能堅挺地與一些成熟的學科平起平坐,在我國學科體系中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就有賴於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加以理論總結和提昇,建立學科堅强架構、穩定的研究隊伍、推出系統、深入、高水平研究成果。這樣的地方學,不由人不信,自然能卓然獨步於學術之林。
本文以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15年來研究珠江文化的成果爲例,總結珠江學作爲地方學的一種,它的學術歷程、學科成果、社會評價等,作爲地方學的一個案例,當有助於地方學建設參考。
二、珠江文化發韌與研究成果
珠江學以整個珠江流域文化爲對象,研究它産生環境、歷史過程、各文化要素特質、風格、時空分佈規律,文化資源評估和開發利用,以及流域文化差异與分區,文化地域組合及相互關係等。從珠江文化概念提出到上述研究分化與成就取得,大約經歷了近百年時間。1926年郭沫若到廣東投身大革命運動,在其《我來廣東的志望》一文中説:“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醖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按珠江有狹義廣義之分,後者是上世紀30年代確定的概念,泛指整個珠江流域,而此前珠江僅是流溪河流經廣州市從白鵝潭到虎門一段河道,故這裏説珠江文化應以廣州爲中心的區域文化,或稱珠三角區域文化。只是珠三角文化概念提出以後,長期無人研究,直到1988年,中山大學教授黄偉宗在《論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陳殘雲》一文,才提出珠江文化概念,與60年多前郭沫若所提不謀而合。2000年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在廣州成立,正式全面開展以珠江文化爲核心的珠江流域文化系統考察研究。15年來,陸續出版《珠江文化叢書》110種,其中約300萬字大型史著《中國珠江文化史》從學術上確立了珠江文化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並列的地位、文化特質和風格,是珠江文化研究最浩大的系統工程,爲珠江學研究的一個標誌性成果,已贏得各方面好評。
這套《珠江文化叢書》出版發行,前後耗時15年,實際反映了珠江學研究的心路歷程。按叢書内容,大致可分爲:
(一)珠江文化發展史。包括司徒尚紀《珠江傳》、《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中國珠江文化簡史》、《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廣東卷》;譚元亨《中國文化史觀》、《客家聖典:一個大遷徙民係的文化史》、《廣府尋根》、《客家文化史》、朱崇山《珠江文化的歷史定位》、張鎮洪《嶺南文化珠江來》、許桂靈《中國泛珠三角區域的歷史地理回歸》、黄偉宗《珠江文踪》、《鬱南:南江文化論壇》、江門日報社《西江歷史文化之旅》等,展現了珠江自誕生以來的歷史進程,在縱向上總結了它的形成、發展規律。
(二)珠江海上絲路歷史。基於珠江有8大出海口,海岸綫漫長,江海一體,與海洋關係非常密切,故海上絲路研究可視爲珠江文化研究的一個重心,也是珠江學研究成就最大的一個領域。粗略統計,涉及海上絲路著作約30多種。代表性作品有陳永正編注《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譚元亨《廣府海韵——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黄鶴、秦柯編《交融與輝映——中國學者論海上絲綢之路》、黄啓臣等《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王元林《國家祭祀與海上絲路遺迹——廣州南海神廟研究》、黄偉宗、薛桂榮《海上絲路的輝煌》、陳立新《湛江海上絲綢之路史》、黄偉宗、譚忠健《海上敦煌在陽江》、譚元亨《開洋》、王元林《内聯外接的商貿經濟:嶺南港口與腹地、海外交通關係研究》,周義《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開發》、黄偉宗《海上絲綢之路與海洋文化縱横論》、譚元亨《海國商道》、劉正剛《徐聞古港——海上絲綢之路第一港》、王潞、周鑫《南海港群——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古港》、王元林《海陸古道——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劉永連、謝汝校《古錦今絲——廣東絲綢業的前世今生》、陳韓輝、吴哲、黄穎川等《廣交會——海上絲綢之路的新生和發展》等。
海上絲綢之路只是海洋文化的一個重點成份,對海洋文化,珠江文化研究會也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譚元亨《中國南海海洋文化論》、司徒尚紀《中國南海海洋文化史》、戴勝德《中國南海海洋文化傳》、張鎮洪、邱立城《中國南海古人類文化考》、潘義勇《中國南海商貿文化志》、蔣明智《中國南海民俗風情文化辯》,這些論著涵蓋了海洋文化的有關要素,展示了南海海洋文化的特質與風格,是珠江文化在海上的延伸。
(三)珠江文化門類著作。珠江文化由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組成,它們又包含不同的文化要素,一起搆成珠江文化各個門類的成果。在佛教方面有《中國禪都文化叢書》,包括羅康寧、《出生圓寂地》(惠能)、戴勝德《頓悟開承地》、鄭佩瑗《壇經形成地》、譚元亨《農禪叢林地》、洪三泰《報恩般若地》、馮家廣《禪意當下地》,以及鄭佩瑗《滄海航燈——嶺南宗教信仰傳播之路》等;在珠江沿綫城鎮文化方面有譚元亨主編《廣信:嶺南文化古都論》、抹楚影、譚志新《千年雄州,璀璨文化》、黄偉宗、朱國和《鳳崗:客家文化論壇》、黄偉宗《雲浮:中國古都文粹》、《良溪——後珠璣巷》、譚元亨《廣府尋根,珠璣祖地》、《城市晨韵》,司徒尚紀《僑鄉三樓》、黄偉宗、金繁豐《鬱南:南江文化論壇》、洪三泰、譚元亨、戴勝德《百年寶安》等。珠江文學藝術方面,有洪三泰《珠江詩雨》、《女海盗》,譚元亨《珠江遠眺》、《嶺南文化藝術》、《客家與華文文學》,戴勝德《珠江流韵》,黄偉宗《珠江文踪》等。這些論著,以各自學術視野,彰顯了珠江文化的風采。
(四)珠江文化産業著作。爲社會實踐服務、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强省、爲泛三角建設提供文化産業决策參考,始終是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工作的一個宗旨,出版的相關論著或規劃、設計成果也爲數不少。如洪三泰、譚元亨電視劇本《祝福珠江》、洪三泰《通天之路》,譚元亨《珠江文化之旅》、《順德鄉鎮企業史話》、謝鼎銘《海上絲綢之路畫集》、馮海波《香茶陶珠——特産及其文化交流之路》、黄偉宗《梅州:“一帶一路”世界客都》、崔勇、肖順達《海上敦煌——南海I號及其他海上文物》等,都爲發展某一文化産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有關地區先後建立了文化産業基地,開發了各種旅遊文化産品,都取得了明顯的社會經濟效應。例如封開被論证爲“嶺南文化古都”,開發出嶺南第一個狀元莫宣卿“狀元文化”,引發海内外莫氏大聯誼和招商活動;論证徐聞爲廣東西漢海上絲路第一港,在港址附近建設“大漢三墩”旅遊區,遊人絡繹前來;在南雄梅關和江門良溪,論证前珠璣巷和後珠璣巷兩個移民文化和海陸絲路對接點,使廣府人聯誼活動成爲定例,每次參與者數以萬計,影響廣及海内外。懷集燕岩本爲一普通溶洞,利用海燕栖居資源,打造出“全燕文化之都”,成爲旅遊熱點,帶動了相關的系列産品;宣傳廣東新興六祖惠能禪宗文化,促使其家鄉易名爲“六祖鎮”,成爲佛教旅遊、休閒基地,全鎮不少人賴以爲生。東莞鳳崗本爲普通僑鄉,經論证爲“客僑文化”之鄉,帶動了當地商居、製造業和旅遊業興盛。發掘粤北乳源古驛道,提出復原和開發“古道文化”,引起當地高度重視,乳源被譽爲“世界過山瑶之鄉”,古道旅遊成爲時尚。在陽江海域出水南宋沉船“南海I號”,被研究會定爲“海上敦煌”,明顯地提昇其文化品位,成爲海上絲路游一個亮點。梅州鬆口鎮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樹立起“印度洋移民廣場”碑,利用這個機遇,發起客屬海上絲路研究和客家人聯誼活動,盛况空前,其衝擊波盪漾海内外。舉凡這類活動和文化産業基地建立,都離不開地方學文化成果的支持,舍此無异於釜底抽薪。
(五)珠江歷史名人。名人是珠江文化一個載體、珠江文化精神體現者,他們身上反映珠江文化風格。已研究和出版的有關珠江歷史名人有仇江等《嶺南狀元傳及詩文選注》、譚元亨《廣府尋根》、《順德人》、《客商》、《客家文化大典》、《肝膽相照——饒彰風與鄧文釗》、《華南兩大族群的文化人類學建構》、《廣府人》,王元林《東莞歷史名人》、《袁崇焕傳》等。
(六)珠江自然人文基礎。珠江流域自然環境與資源,是珠江文化形成發展的必要條件,這也是珠江文化研究會致力研究考察基本課題。已出(在)版著作有司徒尚紀《中國地理百科·珠江卷》、譚元亨《南方城市美學意象》、許桂靈《廣東生態文明論》、陳偉明、王元林《古代中外交通史略》、樑健、鄧建華《瑶鄉乳源文化銘作選》等。實際上,以上著作,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使用珠江自然人文基礎條件作爲背景,繼開展實質性論述。這個基礎研究,也貫穿研究會工作始終,成爲日常研究不可少的一部分。
上述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15年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得到各級領導、同行專家、學者、相關部門和地區負責人的高度肯定和讚揚,包括曾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汪洋、現任省委書記胡春華等都以不同形式表彰研究會工作成就和貢獻。《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等還作爲廣東省領導出國訪問的禮品,贈送給東南亞有關國家。在創會10年和15年慶典上收到了各方面的賀信和賀電,説明這些成果立足珠江流域,對保存和發揚光大珠江歷史文化遺産,爲流域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參考,同時是建設地方學體系的堅實基礎。
三、地方學内容體系之構建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地方學機構多達數十個,地方學的名稱也很多,但由於學科理論久充,内容體系不一,技術路綫模糊,研究手段簡單等原因,不少機構曇花一現,所提的地方學也銷聲匿迹,説明地方學發育尚未成熟,仍須傾注極大的努力和熱情加以培育、呵護和發展,使之成爲配合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門顯學。
根據上述,筆者認爲,當務之急是構建地方學的内容體系,使之研究有所指引。
(一)地方學研究對象
一門科學只有獨具特有的研究對象才能成立,否則很可能被其他學科取代,而不成爲其科學。地方學應是有獨特地域文化内涵的特定地理單元爲對象,也是地域文化發生、形成、發展於某個地理區域,在此基礎上産生區别於其他地區的文化特質和風格,在一個更大區域體系中佔有自己的地位、空間和格局。如此一來,地方學所依託或承載它的必然是個形式文化區,有相對穩定範圍,但没有不可逾越的邊界,否則就是一個功能文化區。不管那種形式文化區,它都應接地氣,牢牢地植根於區内土壤,並藉以滋潤、壯大自己,最終發展爲一門地方學。
上述珠江文化研究,初始是以廣州附近珠江爲對象,後來擴展到整個珠江水系。從文化輻射功能出發,珠江文化範圍比自然地理即流域範圍要廣,在它邊緣出現一個過渡帶,比如粤東潮汕、贛南、湘南、黔北、滇西,以及雷州半島、海南島,都屬於這個地帶内,主要爲珠江文化與長江文化過渡帶。以珠江流域爲對象的珠江學,即在這個區域内研究珠江文化概念内所藴含的相關内容,間或也會涉及過渡帶的一些文化現象,但這是次要,爲相互比較而言的。
(二)地方學研究内容
地方學屬於區域地理科學之列,在這個區域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現象,都屬於地方學的研究内容,但重點是區域内的人文或文化現象,自然現象或曰自然環境與資源只是文化發生的條件或基礎,不能不顧及,但不是重點。總結珠江學對珠江文化的研究,上述《珠江文化叢書》所列的各部分内容,並不是它的全部,但解析叢書的各部分章節,仍可歸納出珠江學的内容大致可分:(1)珠江文化形成自然基礎;(2)珠江文化形成、發展歷史過程;(3)珠江文化門類結構;(4)珠江文化特質和風格;(5)珠江文化資源開發利用;(6)珠江文化生態;(7)珠江文化區域分佈;(8)珠江文化産業。這些内容整合,搆成珠江學的基本架構。
當然,每一個部分内容又可解構出若干單元,作爲進一步研究課題。如珠江文化資源開發利用,就包括物質和非物質文化資源,内中又有文博考古、名城名鎮名村名人、民族、族群、風俗、宗教、器藝、文學藝術等文化資源,不一而足。
(三)地方學研究任務
地方學研究對象是一種客觀存在,不以人意志爲轉移,一個對象可有多門學科研究,但一門學科只有一個特定對象。例如一個幾何體,幾何學研究它的空間性質和變化,物理學可研究它的物理性質,藝術學可研究它的色彩和美感,如此等等。而研究任務是主觀範疇,是根據對象而提出要解决的問題。地方學立足當地,具有綜合性的特點,故可承擔多種任務,爲解决地方發展實際問題提供决策參考。例如城市規劃,涉及問題甚廣,城市規劃學或城市地理學等發揮主體作用,但地方學提供城市資料及與城市相關歷史、建築、街區、社會、文化等研究成果,都是城市規劃不可或缺的;又如修方誌,涉及面更廣,地方學與之配合,可謂珠聯璧合,大可增補其不足,發揮自己綜合性强特長和優勢。
(四)地方學性質
根據珠江文化研究過程和成果,可以認爲地方學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區域性和應用性學科,是四者的結合和統一。地方學以研究一個特定的地理單元固有文化現象爲對象,這個區域即由自然、經濟、人文、社會等多個要素搆成,且彼此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形成一種有機結合關係,而不是它們的機械相加。研究這個綜合有機體,不是單個或少數學科可以完成,而需要它們配合、集成,才能取得預期成果。例如上列珠江文化研究,就是地質、地理、生物、考古、文博、人類、民族、語言、海洋、歷史、文化、人口、水文、水利、國土、規劃、建築等學科人員參加,體現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以及技術科學等的綜合。這些學科相互配合,取長補短,在研究成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劃分彼此,清楚地印上學科交叉性的烙印。地方學植根、依託一個特定區域,它的對象在地方,承擔的任務在地方,研究成果也爲地方服務,所以區域性是它固有性質。也由於此,珠江學無一不以珠江流域爲對象,珠江文化即爲珠江母親河而生,珠江學用於其他河流,不可能有珠江文化成果。同樣,用黄河學、長河學來研究珠江文化,得到的可能是另一種結果,這是不言而喻的。地方學往往基於社會發展要求而生,即任務帶動了學科。例如城市和區域規劃與建設,提出許多需要解决的問題,促進了對城市和區域的綜合性、整體性研究,結果使地方學應運而生。在廣東,廣州學、潮汕學、客家學等即如此。近年,泛珠三角經濟區規劃和建設,需要對珠江流域作綜合性、全景式研究,作爲泛珠三角經濟聯合决策參考,珠江學大有用武之地。珠江文化的成就即找到它起作用平台,故地方學的應用性也是不争的事實。例如上述珠江學研究成果,即廣爲地方服務,有的成爲縣市區域發展戰略依據、産業建設和布局指南、樹立城市和區域形象、標誌的觀點來源,或成爲吸引港澳台僑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宣傳材料。廣東近年發起海外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尋根問祖熱潮和開展聯誼活動,即建立深厚的地緣、族源、血緣和文緣基礎上,地方學成果對此功不可没。
(五)地方學研究方法
基於地方學的對象、性質和任務,它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是多種多樣的,除通常佔有、使用大量地方文獻、文物考古資料作爲研究基礎以外,以下幾種方法也是不可或缺,非常有效的。
一是多學科立體交叉研究。地方學要建立的理論和解决的實際問題,往往是綜合性、全面性的,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地區與部門,需要動用各方面理論、知識和技能。這就决定它的研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技術科學相結合、時間和空間科學相結合,觀察問題視角是多元、立體、動態的。
二是野外考察方法。地方學研究對象的資源和信息很多隱蔽於歷史荒煙蔓草中,或在人們遺忘的角落裏,需認真鈎沉、發掘。故野外考察不可或缺,有時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專家學者,平均年齡60歲以上,個别人年届或超過80歲高齡,依然爲尋求歷史文化遺迹遺址,多次奔走在野外考察荆棘叢中,才有所發現,有所收穫。例如粤北西京古道、大庾嶺道、湘桂走廊、瀟賀古道、南北流江海陸絲路對接通道、西漢海上絲路始發港徐聞、合浦、南江文化走廊、五邑、梅州華僑建築、粤北瑶壯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兩廣客家大屋、珠三角歷史圍墾和基塘農業等,都是親臨其境,現場踏勘,反復論证而下結論的。這些結論業已經過時間考驗是正確的,故能爲地方或有關部門應用,取得明顯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侯仁之先生説,歷史地理是一門又古又今,既要讀書,又要走路的學問。珠江學研究過程,驗证了侯先生此言的正確性。
三是科學、文史工作者與地方領導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地方學成果,應用於實際、爲地方服務,才是它最大一個目的。爲此,地方學研究應得到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的支持。這樣才能使地方學研究與地域發展相結合,並轉變爲生産力。所以,科學文史工作者研究,野外考察應盡可能有地方幹部參與。這不僅有利於工作開展、對提高幹部對地情的認識水平和地方學成果的應用推廣,也是有好處的。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多年的研究,特别是野外考察都是這樣的,故有可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這個經驗值得借鑒。
四、小結
綜上所述,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15年的工作歷程和成就,實可作爲地方學研究的一個範例,也是建立珠江學的實踐基礎。但一門學科的存在、建設和發展,歸根結底取决於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地方學應以此爲根據,確立自己在區域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作爲學科建設的基礎。在當今地方學尚未成熟,争議頗多背景下,應走出書齋,廣泛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在總結相關經驗基礎上,提昇出地方學建設的理論和應用問題,相信會取得預期效果。
(原載《三門峽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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