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域概念上看，粤港澳指廣東全省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但從區域文化的涵義（即文化淵源、特質、風格的共同性）看，粤港澳主要指珠江三角洲、香港和澳門所聯成的地域，基本上爲粤方言覆蓋的區域，亦即本文所指的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所覆蓋的地域範圍。基於深厚的地緣、親緣和史緣等關係，粤港澳三地文化的共同性遠遠大於其差异性，並藉助於歷史上的文化交流與融匯發展，最終形成粤港澳文化綜合體，爲大灣區文化綜合體之歷史基礎。這一文化交流與融匯發展的過程大約經歷了上百年，成爲推動大灣區空間結合的一種重要力量。這個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也是人文灣區的一個主要存在方式，發揮着促進大灣區多元文化交流和繁榮發展的作用。

　　一、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形成的背景和歷史過程

　　（一）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形成的背景

　　從史緣關係看，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裏，港澳一直是廣東政區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别是與珠三角所在州府縣有不可分割的行政建置關係，其文化屬嶺南廣府文化的一部分。從族緣關係看，粤港澳的民族和人口遷移，一則造成文化傳播，二則使不同文化發生交流，形成新文化，推動文化向前發展，而移民的素質、源地、遷移時間、路綫和分佈，又影響到一個區域的文化特色。粤港澳區域文化的創新及其特質和風格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於歷史移民運動。港澳原爲人口稀少海島、半島。戰後隨着香港城市的快速發展，人口（主要來自廣東移民）迅速增長。1841年香港共有華人7450人。2019年750萬人。而澳門人口，1555年爲400人，20世紀70年代以來增長較快，1997年爲45.4萬人，2014年爲61.4萬人。從其人口地緣搆成看，澳門的移民主要來自閩粤，尤其是珠三角地區。據相關史料記曰“粤民僑寓澳門，人數衆多，良莠互异。南（海）、番（禺）、香（山）、順（德）等縣，商民往來省澳者何止數萬，往往兩地置産，兩地行商，無從限斷。至於閒民濫匪，往來如織，尤無紀極”。從整體上看，廣府人是港澳居民的主體，90％以上的人口使用粤語，形成以廣府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當然，人口民族或民係搆成所反映的文化淵源和地位，對於大衆文化有更多的參考價值，對於精英文化却不一定能等量齊觀。但港澳居民來源，且與珠三角地區從未間斷地往來的歷史進程，是其文化史緣、地緣和族緣關係的反映，也是認識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形成的一個重要背景。

　　（二）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爲大灣區文化綜合體建設奠定了歷史基礎

　　1．珠三角廣府文化核心區的形成

　　珠三角是廣府文化核心區，也是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歷史核心。溯自秦漢統一、開發嶺南，至唐宋，以粤方言形成爲標誌，廣府文化作爲嶺南文化的一個核心已形成。明清以來，珠三角爲西風東漸首受之區，建立起發達商品農業，城鎮連綿，人文興旺，各類科舉人才、教育機關和公私著述，其數量之多，學風之盛，甲於全省，廣府文化内涵得以充實與提高，並完全定型成熟，發展成爲時代先進文化，以很强的文化勢能，向國内外輻射。這可從洪秀全、康有爲、樑啓超、孫中山、詹天佑等組成的人才群體，站在時代前列，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歷史事件中得到驗证。《廣東新語》曰“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成爲全國經濟高峰區，廣府文化被染上更濃重的商業色彩。香港文化、澳門文化、華僑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在珠三角謀生數百萬外來人口帶來的其他省區的地域文化，使珠三角文化更加豐富多彩。粤語、廣貨、影視、音像作品、時裝、流行音樂，以及新潮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在全國擴布，即爲新時代背景下珠三角文化脱羽成熟的標誌，爲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秦漢以來一直是嶺南首位城市的廣州即爲這個綜合體的文化中心。志稱：“五嶺之南，郡以十數．縣以百數，幅員數千裏，咸執秩拱稽，受治於廣州之長”。在制度文化上如此，在教育上也一樣。廣州是廣東書院集聚的中心。西方漢學家帝萊曼·格裏姆指出：“到十九世紀時，在學術功能和官方地位方面列爲高等的書院，往往坐落在高級城市；較低級書院爲層級中較高級書院輸送學生，以及較好書院爲較差書院提供山長和學長的整個結構，在廣州達到頂點”。而近現代廣州，作爲中西文化交流橋樑和基地，一直在發揮中西文化交流整合功能，即一方面吸納西方文化成份，並加以改造、完善和創新，變爲嶺南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將所吸收、積累的文化能量輻射出去，傳遞到内地，乃至海外。廣州的這種文化角色從未動摇，並高踞嶺南文化中心地位，帶動周邊地區文化發展，使珠三角成爲嶺南區域文化的中心和代表。

　　2．香港區域文化的形成

　　香港歷史早期爲南越文化所覆蓋，後來則主要爲客家文化所覆蓋。據有關族譜記載，從宋到明遷居新界和港島的鄧、侯、文、廖、彭等姓主要是客家人，他們建聚落，開圩市，繁榮當地經濟，也帶來了客家文化。清初，沿海“遷界”和以後入居香港地區也以客家人爲主，並與其他民係雜處，可以説，鴉片戰争前香港是客家人的社會，也决定了客家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本底。鴉片戰争以後，大批内地人（主要是珠三角的居民）遷居香港，帶來廣府文化、粤方言、風俗習慣。香港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社交禮儀等都與廣州爲中心的珠三角地區相同，廣府文化覆蓋香港大部分地區，只在新界山區保留了傳統的客家文化。在英國管治下，以英國海洋文化爲主的西方文化得以在香港傳播、發展，成爲西方文化最直接傳入之地，形成香港文化既有與珠三角文化“同聲、同氣、同根”的一面，又有濃重的洋味的一面，凸顯了香港文化的多重個性和商業化、世俗化、享樂化的風格。香港文化的本根在廣東，又有全面的開放性和國際性，濃厚的傳統性與高度的現代性并存，這種多元性甲於世界其他許多地區，是一種很獨特的混合型文化，但香港文化始終是嶺南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3．澳門區域文化的形成

　　從澳門與香港、珠三角歷史關係看，自澳門爲葡人租賃至20世紀70年代以前，澳門文化處於獨立發展階段，以中葡文化相互交流、調適爲特徵。70年代以後，香港現代文化崛起，並迅速佔領澳門市場，香港電視、音像製品、服飾等成爲消費潮流。澳門文化一方面獨立發展，另一方面受香港文化左右，兩股力量支配了澳門文化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70年代後期内地改革開放，澳門文化踏上了與珠三角文化相互交流、影響的道路。在澳門，除了葡式建築、葡式飲食，以及占總人口2％左右中葡混血土生葡人至爲觸目以外，葡萄牙文化主要是在上流社會中存在。而澳門是個半島，更便於珠三角居民的往來，與香港交往也非常便捷，香港文化大規模滲入、佔據澳門，大有反客爲主之勢，故有人將港澳文化視作一個文化類型。但澳門文化有“濃厚的拉丁色彩，與香港的盎格魯薩克遜傳統不同，澳門在種族、語言、法律、行政、建築、民族、飲食等方面受拉丁文化的影響較深。中西文化交融的和諧性突出”。在澳門穩定、寬鬆的社會環境、悠久歷史、華人占當地居民絶大多數的背景下形成的澳門文化，與香港文化一樣，甚至比它更多地保留了傳統的廣府文化，同時糅合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也是一種多元混合型文化。

　　4．三地文化互動和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

　　在既有共同又相對獨立的時空背景下，粤港澳三地文化各自作爲一種類型先後形成，並經過長期地、基本未間斷地交流、碰撞，使文化景觀、結構等産生變化，最終的結果是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    

　　粤港澳文化互動，在於三地商品經濟和城市化發展所伴隨的西方文化與本地文化的往返運動。歷史上珠三角幾次大量人口遷居港澳，廣府文化也隨之傳播、擴展至港澳文化的各個層面，港澳遂成爲廣府文化的天下，這是歷史早期廣府文化傳入港澳的一個方面。而港澳作爲西方文化登陸的橋頭堡，擁有時代先進文化的優勢，不但進入這裏的廣府文化被涵化、改造，而且藉助於各種途經，將新生的港澳文化傳入珠三角，促使那裏的廣府文化發生改造和變异，形成新的文化景觀和區域分异。

　　以城市建築而論，地中海式建築騎樓，符合嶺南氣候特點，首先在澳門，繼在香港立足，成爲主要街景。20世紀初，騎樓由港澳傳入廣州，這一相同的城市建築景觀反映了三地文化交匯關係。以風俗文化而言，珠三角傳統風俗到了港澳，或多或少受西方文化影響而發生變异，具有中西文化多元混合的特點。港澳特重西方聖誕節、復活節，但也同樣重視春節。近年這些西方節日傳入珠三角，尤爲青年所鍾愛，其喜慶氣氛不亞於港澳。以語言文化而論，粤港澳都以粤語爲本土方言。20世紀80年代，粤港澳趨於經濟和空間一體化，粤語空間佔用也達到歷史高潮。粤語近年又由珠三角擴散到全省乃至全國大中城市。以文學藝術而言，港澳開埠以後，尤其20世紀20-30年代，廣州、佛山等地粤劇進入港澳上演，“省港戲斑”穿梭兩地，活躍於茶樓歌壇。20世紀30-40年代，國内大批文化人避亂南下香港，如茅盾、夏衍、郭沫若、蔡楚生等，使香港一度成爲華南進步文化中心。到香港淪陷前夕，香港創辦文化藝術團體之多，各種文化活動之盛，新聞、出版、教育事業之繁榮，實屬空前，傳頌一時。僅《大公報》1938—1941年發表來自延安抗日作品就有150多篇。香港淪陷後，香港文化也隨避亂人士傳佈内地。在廣東臨時省會韶關，就集合了一批從香港遷來嶺南大學師生，他們在當地演唱貝多芬、莫扎特樂曲，上演話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使山里人耳目一新。他們也同時學會了粤北民謡和山歌，以及流行抗戰歌曲，爲戰時粤港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一段佳話。20世紀80年代以後，粤港澳中斷近30年文化交流得以延續，並達到高潮。香港武俠通俗小説、粤語歌曲、電視劇等流行文化大舉進入珠三角，包括澳門，繼輻射内地，其影響極爲深廣，舉世矚目。

　　以思想文化而言，粤港澳都是我國先進思想策源地、時代思潮的重點，但以港澳首得風氣之先，繼傳入廣州等地，引起社會异動和變革。早期康有爲、樑啓超發動變法維新，其基地就在粤港澳。如康有爲考察香港，看到資本主義先進事物，深感清王朝腐敗，才萌發改造國家、變法維新新思想，抱定“經營天下”大志。他大批新學圖書就是在香港采購的。以港澳爲基地或由港澳培養的維新人物，還有著名思想家王韜、鄭觀應、何啓、胡禮垣等，他們或辦報、或著述，或辦學，奔走於粤港澳之間，在推動變法維新之同時，實際上也極大地促進了三地文化的交流。孫中山革命思想更深受港澳文化影響。他説“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爲香港”；“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此種政治運動大可視爲少年中國政黨之形成。”。港澳不僅是孫中山投身革命之地，也是組織、指揮革命大本營，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不久在香港和澳門成立分會。甲午戰争到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在南方發動多次武裝起義，絶大多數在香港、澳門策劃和獲得補給支援。粤港澳實際成爲顛覆清廷的一個革命活動中心。

　　以價值文化而言，粤港澳各有自己價值觀念和體系。香港人的一切講究實際利益的文化功利性；香港人群體中多種價值觀并存的文化多元性：處在中西文化價值觀之間的香港文化邊緣性等，成爲香港價值文化特質。而澳門文化則形成了傳統與現代相融匯的文化協調性，恪守中庸之道的文化中度性，隨時代變遷較小的文化穩固性等。至廣東人所具有對外來文化寬容的文化開放性、處世或判斷的理性和兼容性等，又是廣東價值文化的特質。這三地價值文化既有差异，制約文化傳播的政治、經濟地位也有高下，故三地價值文化相互影響和空間交流也勢所必然。特别是80年代初，香港文化價值觀首爲廣東人崇尚，時裝、流行歌曲、影視作品、口頭用語、社交禮儀、明星崇拜等大舉進入廣州，繼風靡内地。進入90年代以後，珠三角經濟崛起，粤港經濟差距縮小，文化互動關係表現爲兩地優勢互補和雙向流動。如港人休息日大批進入深圳、廣州等城市采購各種商品；内地更多人進入港澳觀光旅遊、探親訪友、學術龢民間交流。而這種交往的結果，一方面是廣東價值觀發生改變，金錢、功利、娱樂、消費等觀念和行爲越來越向港澳看齊，由此而形成文化景觀在廣州、深圳等城市甚爲觸目。另一方面，普通話越來越在港澳流行。廣州、深圳等地高校接受港澳公務員培訓，人民幣也在港澳市面流通，這同是港澳文化景觀的一種變化，由此改變港澳人對内地價值觀。有論者認爲粤港之間的文化關係，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認同存异”。這一轉變意味着三地價值文化共同性在增多，互動作用在加强，這對推動三地文化的交流和空間擴布是有相當作用的。

　　從上述可見，粤港澳文化互動在歷史絶大部分時間都未間斷，且涉及各個文化要素和層面，形成自己的文化景觀結構、區域結構和廣州、香港、澳門三個文化中心，三者緊密相連，標誌着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

　　二、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的作用

　　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作爲一個地域文化聯合體、形式文化區和文化交流平台，是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形成的基石，通過發揮其文化軟實力作用，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等提供深層次的文化支持，實現大灣區協同、可持續發展。

　　（一）助力粤港澳大灣區區域合作，形成更緊密的空間關係

　　粤港澳大灣區由粤、港、澳三大地域單元組成，作爲世界四大灣區之一，與中國内地、台灣，以及海外廣大地區、國家、民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和聯繫，其各種對内對外關係非常復雜多樣，在建設、發展過程中，難免會産生一些矛盾和問題，這首先要求粤港澳大灣區自身建設良好的區域合作關係、穩固的區域聯合、有效的區域協調、協商機制，以取得灣區空間利益最大化，使各方受益。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的建立可發揮其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聯絡、調解、協商等作用，有利於克服灣區内存在的社會制度、法律、貿易、金融等方面的差异，實現協同發展。自2003年内地與香港、澳門分别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二十多年來，内地與香港、澳門的貿易額節節攀昇，内地與港澳的商貿聯繫更加密切和便捷。從空間關係看，其所涉及的港澳兩地是粤港澳大灣區的兩個經濟文化中心，它們的互動和空間結合爲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應按照大灣區文化綜合體的各個結構和要素，開展相應的多邊合作，使大灣區各組成部分融入經濟一體化和空間一體化的進程，達到彼此深入瞭解、積極參與、協同發展，實現互惠、共贏之目的。

　　（二）促進大灣區文化交流與繁榮發展

　　從空間上看，不像功能文化區那樣有邊界的限制，形式文化區的各個文化要素不受約束，可以自由地流動、往來，從而達到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共同繁榮之目的。粤港澳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在大灣區建設背景下，通過相互交流、融匯發展，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共存、共生、共榮的局面，並在世界上建立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大灣區本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可以使來自不同方面、國家、地區、民族的文化找到展現自己、推介自己的平台，相互吸收、借鑒，其結果不是一枝獨秀，而是引來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格局。如粤劇在大灣區及海外擁有廣大的觀衆，好評如潮，應加强研究和宣傳，推出更多的精品劇目，進一步提昇其影響力和國際化水平，使之成爲大灣區藝術文化的奇葩。由此引來的將不只是有一兩個劇種，而是更多的藝術之花，從而推動大灣區文化繁榮發展。

　　（三）爲外來文化交流、傳播提供一個寬廣的平台

　　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封閉起來、孤立地發展，必須博採四方、融匯貫通地發展。粤港澳地區從來就是一個對外開放、吸納世界各地先進文化之地。古代自不必説，自明中葉西風東漸以來，西方科技、思想、藝術、宗教等以廣州、澳門、香港爲基地源源不斷地傳入，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行爲方式、審美情趣、生活方式等都産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東西方的交往達到歷史高峰。粤港澳在繼承歷史傳統的基礎上，對外交往的成就舉世矚目，是改革開放的一個輝煌的成果。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地球村”時代，大灣區文化綜合體作爲一個文化區，組成它的各個文化要素和區域，實際上也是中外交流的平台，通過有形或無形的方式，吸收一切先進文化爲我所用，其發展和繁榮的歷程證明瞭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學習外來文化的方法，當今更應發揮它的作用，爲大灣區决策和發展，發揮聯絡、傳播、推廣、應用等效能，並爲此作出自己的貢獻。

　　三、充分發揮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作用的建設路徑

　　爲卓有成效地發揮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的作用，應采取以下建設路徑。

　　（一） 積極推動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繁榮發展

　　作爲一個巨型經濟區，粤港澳大灣區的概念、規劃、布局等出台以後，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灣區熱”也席捲海内外。大灣區不僅在經濟、産業、商貿、金融等領域面臨着無限的發展機遇，在文化領域亦如此。粤港澳三地文化都以廣府文化爲主流，但珠三角文化、香港文化、澳門文化到底有它們的差异，在三地三個政府、兩種制度、三個關税的語境下，文化認同、協調作用的發揮、發展規劃、管理等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視。大灣區的發展離不開粤港澳三地文化軟實力的支持和實際應用。基於此，在大灣區建設中，應大力加强人文灣區建設，促進灣區文化認同。如何對待和處理三地的文化關係，以使大灣區經濟規劃、建設與文化建設同步發展是擺在有關地區和部門决策者面前的一個新課題。粤港澳文化綜合體的形成構建了三地的文化關係，提供了相關概念、内涵以及實踐應用等路徑，可爲大灣區文化綜合體建設參考。 

　　（二） 大力加强對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的宣傳和推介

　　粤港澳大灣區的宣傳、各項規劃、建設事業不斷推進，發展形勢喜人，對大灣區文化的規劃、建設在理論上和學術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應對其進行更爲深入的探討、解讀，以爲廣大幹部、群衆理解，進而廣泛普及、宣傳，以期取得預期效果。實際上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人文灣區建設，而“人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化”，所以，“人文灣區”也是“文化灣區”，這也引起了人們的很大興趣和熱烈討論，特别是有關部門制定人文灣區與旅遊規劃是在實踐中發展人文灣區的一項舉措。有論者認爲應以廣府文化爲大灣區文化核心，也有人認爲應以新客家文化推進人文灣區建設。這些討論有助於把灣區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但這些觀點多囿於某一文化裏領域，缺乏綜合和整體的觀念。基於此，具有綜合性、全面性，以及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包括三地文化關係在内的文化綜合體概念應得到重視、宣傳和推廣，使之爲廣大幹部、群衆所掌握，以服務於人文灣區建設。

　　（三）將文化綜合體建設納入人文灣區建設之列

　　當前，大灣區建設正如火如荼，各地紛紛推出相關的規劃、計劃、建設和布局方案等，由此産生的區域效應爲人文灣區建設提供了新的機遇。應充分利用這一大好形勢，在大灣區文化建設中，將粤港澳大灣區文化綜合體概念、内涵、價值等融入人文灣區建設，並作爲人文灣區的一個組成部分，開展相應的謀劃和布局，推動大灣區多元文化繁榮發展。

　　四、小結

　　基於深厚的史緣、族緣關係，粤港澳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分别形成了以珠三角廣府文化、香港文化、澳門文化，三地文化互動、繁榮發展，形成了大灣區文化綜合體，在建築、風俗、語言、文學藝術、思想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均有充分體現，它們之間的交互傳播和共同作用，對推動大灣區建立更緊密的空間聯繫，促進大灣區文化的交流和協作、文化互補、共同繁榮等作用，爲人文灣區建設作出貢獻。爲充分發揮這個文化綜合體的作用，應積極采取包括增强對其社會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認識，加强宣傳和推介，以及納入人文灣區建設等系列措施，以取得與人文灣區同時同步發展的效果，爲大灣區建設提供强有力的文化軟實力支撑。

　　參考文獻：

　　〔1〕廣東省地方誌辦公室編：廣東行政區劃圖志，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16年。

　　〔2〕司徒尚紀：廣東政區體系——歷史·現實·改革，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

　　〔3〕潘理性、曹洪斌：廣東政區演變，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1年。

　　〔4〕司徒尚紀主編：廣東歷史地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

　　〔5〕徐俊鳴：嶺南歷史地理論集，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1990年。

　　〔6〕鄭天祥等：以穗港澳爲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絡，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1991年。

　　〔7〕許錫揮、李萍主編：粤港澳文化關係，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

　　〔8〕許桂靈：中國泛珠三角洲區域的歷史地理回歸，科學出版社，2006年。

　　〔9〕曹小曙：穗深港巨型城市走廊空間演化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

　　〔10〕李燕：港澳與珠三角文化透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

　　（原載《嶺南文史》，202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