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隋書·流求國傳》的研究中，争議最多的便是其所描述的流求國的位置。本文通過對《隋書》流求國記録的文本辨析和同時代其他流求史料的互证，指出隋煬帝時期朱寬、陳稜等人的海外經略活動共有五次，其在動機、性質和所到之地上都不盡相同。《隋書·流求國傳》以外國傳的形式形塑了流求國這一東夷島國的异域形象，並通過對史料的主觀取舍，將這些本不相關海外經略記事整合到一起，建構起了隋朝對流求國從發現到求訪再到慰撫最後伐滅其國的完整叙事。《隋書》的這一叙事建構導致了其所形塑的流求國在形象和位置上具有多樣性和混亂性，使流求國從産生之始便具有了廣域指涉的特徵，在後世文獻中，流求國的指涉範圍涵蓋了從東南亞到琉球群島的廣闊海域，這也是近代以來學界始終未能對流求國位置達成共識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綜觀《隋書》以後明朝以前中國存世文獻中的流求國記録，不同地區所形成的“流求國”記載，在對流求國的位置和形象的描述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廣州海外的貿易國，也是泉州海外的海賊地，是福州士人登高可見的海外之地，也是與舟山相對的海外島國。因此，與其説“流求國”指的是現實中的某地某島，毋寧説“流求國”是古代中國認知海洋异域世界、積累海外交流經驗的重要知識載體。唐初史官以流求國爲載體，追述了隋朝歷次海外經略活動，而後世士人、海民、海商又通過對流求國形象的再闡釋，留存了先民對海洋异域的豐富記憶和多樣想象，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傳統中國的東海知識體系也得以在流求國這一异域概念之下逐步建立。

　　【關鍵詞】《隋書》  流求國   歷史書寫  海洋認知  知識社會史

　　引  言

　　“流求國”，最早出現在唐初編寫的《隋書》中。自《隋書》首次以正史外國傳的形式記入該國後，歷經唐、宋、元的歷代累積，明以前的古典文獻中形成了相對豐富但又論述各异的流求國記録。明朝初年，朱元璋以“琉球國”之名詔諭今琉球群島上的政權組織，並同其建立封貢關係，此後，“琉球國”逐漸成爲後來的琉球王國的專稱。明清時期，明以前史籍中的流求國記録，多被時人當作琉球王國的早期記録，而琉球王國在編修國史時也將這些記録作爲追述自身歷史的重要史料來源。近代以後，西方漢學家對明清時期“明以前史籍中的流求=明以後琉球王國”的固有認知提出了質疑，並通過史地考證的方法提出了明以前“流求”指台灣島而非琉球群島的觀點。

　　此後，日本學界、國内學界也先後加入到對明以前史籍中“流求國”具體所指的史地考證和論争中。迄今爲止，這一論争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却仍然没有停止，也未能達成共識。

　　分歧長期存在的原因主要在於理解文獻的方法論存在一定的問題。《隋書》是明以前史乘中最早記録琉球國的歷史文獻，隋·明之間七百多年的琉球記録大多因襲《隋書》的記載，新形成的記述也相對零散，且所述的琉球國在位置及風俗地理上相差很大，無法形成邏輯嚴密的互证關係。史料的零散和互异情况導致多數學者的研究都集中於對特定篇目或者特定段落的考究，由於方法和視角不同，學者間對同一史料的解釋經常存在着迥然相异的意見，往往在一些個别字句上争訟不已。如對《隋書》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的流求國位置記録的闡釋，學界已有10種以上的觀點，其研究方法和過程似乎較史料本身更爲復雜。  

　　曹永和和鈴木靖民在針對學界這一情况進行反思時，都提出了應從資料和方法兩個方面突破這一困境，走出“流求”問題研究的“死胡衕”。鬆本雅明、本位田菊士等也對史地考證所依據的重點史料——《隋書》流求國記録的史料來源以及史料性質提出了批判性看法。近年來，周婉窈、大田由紀夫、黄樹仁等學者都從海洋或海島認知發展的角度爲理解明以前的流求記録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視角。本文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隋書》流求國記事同其所依據的經驗前提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唐代史官編寫《隋書》流求國記録所依據的歷史經驗前提是隋朝的多次海外經略活動，但《隋書》對這些海外經略活動的追述並不能等同於隋朝海外經略的實際狀况。通過對《隋書》流求國記録本身的辯證分析以及同時代其他流求史料與《隋書》的對比互证，便可發現隋朝海外經略的具體實踐同《隋書》對這些歷史經驗的記録存在着後入的建構性。跳出《隋書》編寫過程中的後入建構，追溯歷史發生的具體語境和社會條件，有助於我們對隋朝的歷次海外探索形成更爲客觀的理解，同時也能對《隋書》流求國記録本身形成更爲合理的評價。從這一視角出發，不僅有助於學界走出長期以來關於流求國位置考證的分歧和困境，同時也能够爲我們理解隋·明之間的流求國記録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流求國”意象形成後流傳較廣，其所指涉的具體對象在也不同語境中發生變化和轉移，但總體而言，這一意象是隋朝以後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認知海外异域、記録海外經驗的重要知識載體。因此，回歸具體的歷史語境，擺脱史地考證的方法局限，從海洋發展史的視角重新釋讀這些琉球記録，對客觀認識我國古代海洋認知演進以及海島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依《隋書》記載，“流求國”首次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源於隋煬帝派遣朱寬等人到海外求訪异俗的實踐活動。《隋書·流求國傳》對朱寬的求訪經歷記録如下：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静，東望依希，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裏。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异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

　　在《隋書》的叙事中，朱寬的兩次海外求訪之地都被確定爲流求國。由於朱寬是史籍記載中第一位到達流求國的官方使者以及《隋書》的正史性質，後世士人和近代以來的研究者也都將流求國認識的形成時間上溯到朱寬初到流求國時，並進一步將“流求”之名的由來也附會到朱寬身上。

　　但是，《隋書》的這一記載以及後世的附會却存在一定的問題。根據上述記載，朱寬入海前對所往异域的認知主要來源於何蠻提供的海外信息。海師何蠻，史無詳載，從其職業可知應爲經常航行於海上、有着豐富航海經驗之人。但是，從何蠻提供的“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静，東望依希，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裏”的异域信息可見，他對所去之地的瞭解也僅僅是一種遠距離的模糊的觀望和揣測，並無親身前往的實踐經驗，亦無該地具體情狀的準確認知。也就是説，朱寬的此次求訪活動只是在混沌認知下對海中异域的一次探索，他在入海之前，並無“流求國”的概念，對將去之地也基本一無所知。

　　在這種認知背景下，朱寬同何蠻一起出海，到達了某處海島，《隋書》將其所到之地直接記述爲“流求國”，朱寬的海外求訪活動同“流求國”聯繫也由此被建構起來。由於，“流求國”之名是在《隋書》中首次出現的，而朱寬又是《隋書》記載的最早到達“流求國”之人，因此，按照一般理解，“流求國”也應該是朱寬最先命名的或者是朱寬最先知道的，《中山世鑒》等後世史書的附會應該也是在這一邏輯下形成的。但是事實却並非如此，從朱寬到達該地後的情况來看，他遇到的情况是“言不相通”，因而只是“掠一人而返”。也就是説，朱寬此行實際上收穫甚少，由於“言不相通”，也就不可能對該地有詳細的瞭解。當然，朱寬此行的還“掠一人而返”，朱寬是否有從這被虜之人那裏獲得更多當地的信息，我們已不得而知，但從朱寬第二次出海後的認知情况來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朱寬回朝後的第二年（608），或許是對第一次出訪成果的不滿，或許是因爲第一次出訪時“掠一人而返”的不禮，隋煬帝再次派遣朱寬前往進行“慰撫”，但是此行的結果是“流求不從”，而朱寬也只是“取其布甲而還”。 就在同一年，倭國使者恰好來到隋朝，或許是因爲倭國同樣位於海外，隋廷便拿出從該地取回的布甲，向倭國使者諮詢該國情狀，而倭國使者的回答爲“此夷邪久國所用也”。“邪久國”或“夷邪久國”是史籍中對朱寬所去之地名稱的唯一一次直接記載，對於倭使所言“邪久國”所指何處，學界（尤其是日本學界）也有一番論争，但因史料匱乏迄今未有定論。但是如果從認知的角度去分析隋朝拿出取回的布向倭國使者問詢的行爲和倭國使者的回答，我們或可窺知，在朱寬的兩次出海求訪活動之後，朱寬以及當時隋朝既有的海外异域知識尚無法解釋這個新出現在他們認知視野中的海中“絶域”。

　　對於倭國使者口中的“邪久國”究竟指向何處，它是否確爲朱寬所到達的地方，本文無意深入討論。但從朱寬及其同時代人對其所去之地的認知狀况來看，在兩次入海求訪之後，他們尚未形成“流求國”這樣的异國概念，更難以形成《隋書·流求國傳》中包含社會組織、風俗物産、地理氣候等系統化、體系化的“流求國”認知。也就是説，於朱寬的入海求訪活動而言，“流求國”是一個後入的概念，他並不形成於求訪活動行爲主體朱寬本身，同朱寬的求訪活動也無必然的聯繫。朱寬求訪活動同“流求國”的關係建構實際上産生於後人對朱寬求訪活動的追述，而從現存史料來看，這種建構最早便是出現在《隋書》中。《隋書》將朱寬的兩次求訪活動放置於以“流求國”爲主體的叙事框架之内，這兩次連朱寬自己都不知到去了何處的求訪活動，却被後來的《隋書》編寫者明確爲“流求國”。這樣的叙事建構使朱寬這兩次去向不明求訪活動得以在“流求國”的主體概念之下得到更爲清晰、完整的表達，但同時也造成了後人對朱寬求訪活動的誤解，後世學者之所以對“流求國”所指争論不休却難有共識，可能也根源於在歷史發生的當時，人們其實尚未形成對所往海中异域的準確認知。實際上，如果跳脱出“流求國”這樣主體叙事建構和對其進行位置考證的方法局限，而是將其放置於古代中國海洋發展史的宏觀脈絡中進行認識，楊國楨先生對類似歷史事件的理解或許更爲客觀理性，朱寬等人的入海求訪是古代中國對“環中國海島嶼的探險活動”，“這説明沿海王國和隋朝已有走向海洋的衝動”。

　　二

　　《隋書》以“流求國”爲主體概念的叙事建構，不僅表現在對朱寬兩次海外求訪活動的基本叙事中，還表現在對朱寬海外求訪活動同陳稜海外征伐活動之間關係的叙事邏輯中。

　　《流求國傳》在朱寬的兩次出海求訪撫慰記事之後，記入了陳稜對流求國的征伐。具體内容如下：

　　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郤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宫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絶。

　　陳稜征伐流求國的記事也同樣被編入了《隋書·陳稜傳》中，《陳稜傳》的主要記述隋將陳稜的生平和功迹，其中也包括陳稜征伐流求國的具體過程。根據《隋書·陳稜傳》記載，陳稜征伐流求國的時間爲大業六年（610年）。

　　《隋書·流求國傳》對朱寬、陳稜海外經略活動的關係叙事内含着如下認知與行動上的因果邏輯：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讓朱寬入海求訪异俗，海師何蠻根據自己的航海經驗提供海外异域的情報，朱寬便同何蠻一起出海，因此就到了流求國。然而由於語言不通，朱寬此行並没有什麽大的收穫；隋煬帝對這樣的出使結果並不滿意，因此第二年又命令朱寬前往流求國撫慰，但是流求國並不順從，朱寬没有辦法，只是“取其布甲而還”；面對流求國的不順從，隋煬帝自然很憤怒，於是就派遣陳稜率軍征伐，陳稜不負所望，取得大勝，斬其王，俘其王子，焚其宫室，基本上滅亡了流求國，此後，隋朝同流求國斷絶了聯繫。由是，隋煬帝時朱寬的兩次海外求訪和陳稜的海外征伐活動，便在《隋書》以流求國爲主體的叙事下，被建搆成隋朝對流求國從發現到求訪、從求訪到慰撫，再因慰撫不成到最後伐滅其國的完整且具邏輯性的歷史展開過程。

　　如果僅看《隋書》兩傳中的基本叙事，這樣的邏輯建構並没有太大問題，但是如果參照散見在《隋書》其他部分以及同時代其他史籍中關於隋朝“流求國”經略活動的記載，《隋書》兩傳中這一以流求國爲主體的叙事建構便值得質疑。

　　《隋書·食貨志》是《隋書》中記載隋朝的賦役、户口、田制、漕運等經濟問題的志書。《食貨志》同《流求國傳》、《陳稜傳》一樣都是《隋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成書時間却比後者晚了20年，主持編修的官員也由魏征（580-643）變爲長孫無忌（594-659），《隋書·食貨志》基本遵照編年體的體例進行編寫，以時間爲順序，分述各年份的重要經濟問題。雖然是一篇專門論述經濟問題的志書，但其中也散見了一條關於“流求國”的史料。具體内容如下：

　　（前略）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

　　這段引文位於《食貨志》隋煬帝即位條後，大業三年條前，引文中的“是歲”雖没有明確的年份信息，但根據前後文推斷應該是指大業二年（606年）。引文中的“常駿出使赤土國”、“裴炬經營西域”都是隋煬帝時期積極展開對外關係和探索“絶域”的重要事件，具體經過在《隋書·赤土國傳》、《隋書·裴矩傳》等傳記中都有詳細記載。根據《隋書·赤土國傳》中記載常駿出使赤土國“致羅刹”的時間爲大業三年（607年），而《隋書·裴矩傳》記載裴矩到達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也發生於大業三年（607）。由此可以推知，《食貨志》中張鎮州擊流求“士卒深入，蒙犯瘴癘”之事也應該發生在大業三年，但這一條史料却並没有被《隋書·流求國傳》收録。

　　另外一條没有被《隋書·流求國傳》收録的史料出現在《大業雜記》中。《大業雜記》又名《大業拾遺録》，共10卷，以編年體例記録從隋煬帝即位（604）到王世充降唐（621）時期的史實。其作者爲隋末唐初人杜寶，正史並没有爲杜寶立傳，他的事迹略見於其所修撰的《大業雜記》中。根據《雜記》所載，杜寶在隋煬帝時期擔任秘書學士、宣德郎，曾經參與編修全國地理總圖志《區宇圖志》，另外著有《水飾圖經》。入唐以後他任職著作郎，並在唐太宗時期參預修撰《隋書》。杜寶對唐朝初年的修史評價並不高，他在完成《隋書》編修工作以後，自著《大業雜記》一書，並該書序言寫道，其作此書的初衷正是有感於“貞觀修史，未盡實録”，因此“故爲是書，以彌縫闕漏”。 

　　《大業雜記》原書不存，在其尚存的内容中，也收録了一條被《隋書》編修者所舍棄的流求國史料，這條史料被放置在該書大業七年（611）條中，具體内容如下：

　　十二月，朱寬征流讎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並雜物産，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

　　朱寬征“流求國”的這條記録同樣也出現在《朝野僉載》中，《朝野僉載》是唐代士人張鷟所著的記載朝野見聞的一部隨筆，主要反映隋唐二朝的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會風尚、傳聞逸事等。張鷟主要生活在唐代武後、中宗、睿宗三朝和玄宗前期。作者卒於玄宗開元年間，因此該書應該也成書於開元年間（713-741）。雖然是隨筆，但是由於所記載的事情與其生活的時代並不遥遠，因此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書中記事後來也被《太平廣記》《資治通鑒》以及其他後世治史者廣爲引用。在《朝野僉載》中同樣也記載了隋煬帝派朱寬征伐流求國的史料，具體如下：

　　煬帝令朱寬征留讎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並雜物産，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荆榴數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精，可以爲枕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彼土無鐵，朱寬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鎖，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爲解脱之，皆手把鉗，叩頭惜脱，甚於中土貴金。人形短小，似崑崙。

　　據上述兩條史料，可以得知，隋煬帝也曾派朱寬征伐過“流求國”。朱寬何時出發並未記載，但是其返回的時間是大業七年（611）十二月，返回的地點是“南海郡”。朱寬此行不僅獲得“流求國”男女口千餘人，還得到了一些“流求國”的獨特物産。

　　綜合上述被《隋書》編修者選擇和舍棄的史料，目前可見的唐初史料中，有關隋朝同“流求國”的通交活動共有五次，分别是：大業三年，張鎮州擊流求國；大業三年，朱寬求訪流求國；大業四年，朱寬再次撫慰流求國；大業六年，陳稜、張鎮州征伐流求國；大業七年，朱寬征伐流求國。若將這些唐初的流求國記事進行對比，則《隋書》以流求國爲主體的叙事表現出難以自圓其説的困境。

　　首先，張鎮州擊流求國和朱寬求訪流求國的時間同爲大業三年，雖然都是以流求國爲對象，但在性質和結果上相差深遠。其中前者是軍事征伐，結果是“俘虜數萬”，後者是求訪异俗，結果却是“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如果兩次事件中的“流求國”是同一個地方，那麽，隋煬帝爲何會在同一年即派出大軍征伐，又派出使者求訪异俗，前者已經收到“俘虜數萬”的戰果，而後者却還處於异域探索的狀態，這樣的行事邏輯和認知錯位顯然有違常理。

　　其次，《隋書·流求國傳》在大業六年（610）陳稜幾乎伐滅流求國之後，寫道“自爾遂絶”，也就是説按照《隋書》記載，大業六年之後隋朝同流求國的交往便斷絶了，但是同爲《隋書》編修者的杜寶却在《大業雜記》中記下了大業七年朱寬仍然去往“流求國”的事實，這便讓《流求國傳》中大業六年以後“自爾遂絶”的叙事架搆難以成立。

　　這些自相矛盾的流求國記事讓《隋書》所塑造的“流求國”的同一性産生分裂。若從人物關係上看，這些經略活動應該屬於兩個不同的序列，一個是張鎮州、陳稜等兩次目的較爲明確的异域征伐，而另一個則是朱寬的三次對未知异域的嘗試性探索。如果回歸隋煬帝海外經略的大背景，那麽這些事件應該都是在隋煬帝“甘心遠夷、志求珍异”的背景下展開，其在在時間上有可能同時，但却獨立的進行，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在目的地上也不盡一致，相互之間也没有必然的直接聯繫。

　　《隋書》編寫者在記述隋朝這幾次异域經略活動時，舍棄了大業三年張鎮州和大業七年朱寬的海外征伐事件，割裂了這些事件本該有的人物關係和因果聯繫，而是重新塑造起了“流求國”這一异國形象，將隋朝本無直接聯繫多次异域經略活動，經過主觀的取舍和再建構，統合進以“流求國”爲主體的叙事中。隋朝時本身零散且多元的海外經略史實，便在這一修史過程中被建搆成隋朝對流求國從發現到求訪、從求訪到慰撫，再因慰撫不成到最後伐滅其國的完整、系統且具有邏輯性的异域交往過程。

　　三

　　《隋書》的這一叙事模式不僅遮蔽了隋朝海外經略的多元面相，同時也造成了其對流求國位置記載的多樣性與混亂性。

　　《隋書》中關於流求國位置的直接記載有兩處，都出現在《隋書·流求國傳》中。其一是《流求國傳》開篇便提到的“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另一處是《流求國傳》最後一段中的“自義安泛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兩日至黿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其中前者是《隋書》對流求國方位和距離的總體概括，後者是《隋書》對大業六年陳稜遠征流求國時的具體航程和途徑主要島嶼的記載。

　　後世學者在考證流求國位置時依據最多的也是這兩處記載，學者們對這兩處史料的釋讀和論争的焦點主要有二。

　　其一是對“水行五日而至”的解讀。學者們往往通過後世册封使的航海經歷，來推測隋朝時“水行五日”所能達到的地點，比如伊波普猷根據明清時期派遣的册封使汪輯從福州到琉球只用了三天時間，認爲水行五日到達琉球國（冲繩本島）是有可能的，因此主張《隋書》所記流求國應該是冲繩。而和田清却根據明清時期十四例册封使往來琉球平均日數爲十二日，指出汪輯三日到達琉球只是受强風吹送的極端的例子，並認爲“水行五日”是平常時到達台灣的日數，所以《隋書》中“水行五日”所達到的應該是台灣。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大部分學者都會在流求國位置考證時，都會對“水行五日”所能達到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將其作爲確定《隋書》中流求國位置的重要依據。

　　其二是對“至高華嶼，又東行兩日至黿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中提到的“高華嶼”“黿鼊嶼”兩個島嶼的位置的考證。學者們在釋讀這條史料的時，往往會將其同“水行五日而至”的總日程相結合從而形成“水行兩日，至高華嶼，又東行兩日至黿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共五日到達”的基本認識。學者們往往以此爲認知依據，根據後世航海經驗，先推定出高華嶼和黿鼊嶼的具體位置，繼而以此爲延長綫推定出流求國的具體位置。然而，正如鈴木靖民指出的那樣：由於没有决定性的材料，記事中的内容同台灣和琉球都有類似性，學者們在對到台灣或者冲繩途經島嶼的推定時具有較强的主觀隨意性。實際上，學者們在考證時不僅存在對途徑島嶼推定時主觀性較强的問題，而且學者間對同一史料的理解也缺乏基本共識，其對基本史料的釋讀也存在前提性錯誤。

　　首先，學者們雖然都利用了“水行五日而至”這條史料，但是對“水行五日而至”的起點却未能達成一致。比如市村瓚次郎將“水行五日”的出發點定爲義安，並以此爲據將高華嶼判定爲“潮州附近的島嶼”，將黿鼊嶼確定爲“澎湖列島”，將流求國確定爲台灣。而米慶餘則將“水行五日”的起點定位建安，並結合後代琉球國册封使的航海經驗，將高華嶼判定爲“釣魚島附近的島嶼”，將黿鼊嶼判定爲“久米島”，將流求國判定爲冲繩本島。由於在史料解讀中缺乏基本共識，學者們的推斷過程和結論往往各不相同，互相之間便失去了溝通討論的基礎，這或許也是這一問題論争百餘年尚未有定論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學者們在推定途徑島嶼及流求國位置時都對《流求國傳》中的兩處位置記載進行了融合，進而形成了自建安或義安出海，“水行五日，至高華嶼，又東行兩日至黿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共五日達到”的更爲具體航程和航路認知，並以此爲基礎展開考證。然而，雖然這兩處位置記載都出自同一篇目，但却有各自獨立的語境，不能混爲一談。《隋書》對“水行五日而至”的完整表述爲“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由此可見，“水行五日而至”的起點應該是建安郡（今福建福州），水行五日是也應該是建安郡到流求國的航行距離。“至高華嶼，又東行兩日至黿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是《隋書》對陳稜征伐流求國航程的記載，又據《陳稜傳》傳記載其“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可知這條史料的完整表述應爲“自義安泛海，一月左右到達高華嶼，又東行兩日至黿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整個航程所用時間爲一月有餘”。因此，“水行五日”和“至高華嶼，又東行兩日至黿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的位置記載，産生於完全不同的航海經驗，它們出發時間不同、出發地點不同、航行日程相差甚遠，所到之地自然也未必相同。

　　學者們在考證過程中所産生的史料理解偏差，可能根源於《隋書·流求國傳》本身的編寫方式。《隋書》將朱寬、陳稜兩類本無關係，目的地和性質也不盡相同的海外經略活動統合到以“流求國”爲主體的歷史叙事中，將其目的地都統一爲“流求國”，這就必然導致了其對流求國位置記載的多樣性與混亂性。後人在理解《隋書》中的流求國記録時，往往無意識的接受了《隋書》對流求國作爲單一主體國家的形象建構，當讀者以單一主體的思路去理解文本形成基礎的多元叙事時，便不免會産生認知上的錯位和混亂。實際上，這種理解上的偏差並非近代以後才産生，《新唐書》地理志在叙述泉州地理時便已有如下記載：“自州正東，海行二日至高華嶼，又兩日至黿鼊嶼，又一日至流求國”。在這裏“水行五日而至”的記載不僅已經同“高華嶼、黿鼊嶼”糅合到了一起，而且認知基點也被從義安、建安换成了泉州。在明以前的流求國記録中，類似的將兩種不同語境中的流求國位置記録融合到一起，並以此形成對流求國位置單一理解的現象已較爲普遍，這些記録在一定程度上也誤導了近代以後研究者對流求國記事的理解。

　　餘論：作爲東海島嶼知識載體的“流求國”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認爲《隋書》的流求國記録並不能被理解爲隋朝同單一特定地區的交往，流求國的指涉範圍也並不能簡單的理解爲傳統東夷範圍内的台灣島或琉球群島。流求國認知形成的經驗前提源於隋煬帝時期的朱寬、張鎮周、陳稜等人的多次海外經略活動，這些經略活動有對“蠻夷”之地的征伐，也有對海中絶域的探索，不同的經略活動在動機、過程、性質、所到之地上也不盡相同。《隋書》編修者在追述這些經略活動時“未盡實録”，保留這些海外活動的多元樣貌，而是對這些活動進行了主觀取舍和邏輯再建構。《隋書》編修者以隋朝的海外征伐記事爲基礎製造出“流求國”這一東夷島國的异域形象，隋朝多樣的海外經略活動便在以流求國爲主體的叙事建構中被統一爲對流求國這一特定東夷島國從求訪到慰撫再到伐滅其國的完整叙事。《隋書》的這一叙事建構，直接導致了其所塑造的流求國在位置上的多樣性和混亂性，近代以來，學界對流求國位置進行了長達百餘年的考證和論证後依然未能達成共識，實際上也根源於《隋書》這種化多元爲統一的叙事建構。

　　綜觀明朝以前存世文獻中的流求國記録，與其説流求國指的是現實中的某地某島，毋寧説“流求國”是古代中國認知海洋异域世界、積累海外交流經驗的重要知識載體。《隋書》以流求國爲載體，追述了隋朝歷次海外經略活動，而後世士人、海民、海商又通過對流求國形象的再闡釋，留存了先民對海洋异域的豐富記憶和多樣想象，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傳統中國的東海知識體系也得以在流求國這一异域概念之下逐步建立。閩南泉州一帶，常以“流求國”爲載體，記録其對同澎湖群島相對的，位於“東洋航路”上的台灣島南部的多樣認識；閩中福州地區，也多以“望見流求”，記述其在登高航海過程中所累積的對台灣島北部的早期認知；浙東寧波沿海，“海以外是流求國”的异域認知同頻繁地中日航海交往實踐相結合，流求國成爲來往於中日航路上的海上、僧侣描述其對所經列島時的見聞和想象的重要載體。明朝以後，“琉球國”雖然被明朝官方確定爲中日航路間的琉球列島，但明人依然以“琉球”之名記録其同台灣島的交往經驗，隨着時人對東海外島嶼認知的進一步清晰化，明人開始以“大琉球”和“小琉球”來分别區分其對台灣島和琉球群島的不同認知。明朝後期，隨着“東番”、“鷄籠”、“台灣”等名稱的出現，時人對台灣島的認知才逐漸從“琉球”之名中剥離出來。回歸琉球之名産生的歷史起點，還原隋朝海外經略活動本身的多元面相，揭示“琉球”之名在漫長歷史時期的廣域指涉特徵，不僅能爲百餘年來的流求國位置論争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同時也有助於我們更加客觀的理解隋唐及以後歷史文獻中的流求國記録，更加準確的把握古代中國海洋認知的發展歷程和海洋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

　　異國を造る：『隋書』流求國記録の解構と再釈

　　陳  剛

　　【要旨】『隋書·流求國伝』の研究において、最も議論になっているのは流求國の位置という問題である。本稿は『隋書·流求國伝』及び同時代の流求記録との相互證明を通じて、隋煬帝時代に朱寛や陳稜などは五回も海外経略活動を行い、さらにその海外経略活動の動機、性質及び到着したところもそれぞれ違うと分かる。『隋書·流求國伝』は外國伝の形で流求國という東夷の島國のイメージを作り出した。そして歴史資料を主観的に取舍し、また元々無関係な海外経略活動の記事を統合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隋朝が流求國を発見し、訪問し、慰撫し、最後に討伐したという過程がうかがえる。『隋書』の叙事パターンは流求國のイメージと具體的な位置に多様性と混亂性をもたらし、流求國が誕生して以來、広範囲を指す特徴が付けられた。『隋書』以後の史書に流求國の位置は東南アジアから琉球列島への広い海域の諸島を含めると記録されている。これも近代以來の學者たちが明朝以前の流求國の位置について、合意に達していない主な原因であると思う。

　　実は、中國の『隋書』以降明以前の琉球記録を概観すると、地域によって新たにできた琉球史料に「流求國」の方位とイメージに関する記録が異なっている。例えば、「流求國」は広州の海外貿易國であったり、泉州の海外海賊地であったり、福州士人が登高によって見えた海外の地であったり、また舟山と向き合う海外の島國であったり、など色々な言い方がある。したがって、「流求國」とは、実在するある島だというより、むしろ古代の中國が海洋異域世界を認識し、海外交流の経験を積むための重要な知識の記録媒體であるほうがいい。唐初の史官たちは「流求國」を記録媒體として、隋代の數回の海外経略活動を追記した。そのうえ、後代の士人、海商たちは「流求國」のイメージを再解釈して、さまざまな海洋への認識と想像が記録されている。また、この長い歴史の中で、伝統的な中國の東海知識體系も「流求國」という異域概念の下に搆築されつつある。

　　【キーワード】『隋書』  流求國  歴史の書き方  海洋認識  知識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