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咸豐3年（1853年）3月，時奉命來華請諭的琉球王舅馬克承在閩滯留期間派人將太平軍攻陷南京的情報傳至琉球，引起了首裏王府和薩摩藩的高度關注。對於琉球而言，中國國内的反亂局勢關乎進貢使的派遣和進貢貿易，即便無力改變現狀，也絶不容許以隔岸觀火的態度置之。因此，首裏王府除了命令赴華的琉球貢使廣泛收集情報外，還積極地向來琉的异國船員打探太平天國的消息，以便在貢使派遣的問題上佔據主動。但作爲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打擊了清朝封建統治的同時，無疑也對中國傳統涉外制度之一的琉球進貢制度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本文利用中、日、琉三方的一手史料，考察了琉球國内關於太平天國的情報由來以及首裏王府的應對措施，並從進貢貿易和琉球館周邊治安、貢使的進京以及在京的賞賜等視角，深入探討太平天國對琉球貢使在華活動的影響。

　　【關鍵詞】太平天國  琉球使節  進貢活動  影響

　　前言

　　目前，學界關於中國國内戰亂對中琉關係影響的研究成果，絶大多數是聚焦於明清易代抑或三藩之亂。早在19世紀20年代，伊波普猷即從明清王朝更替期和三藩反亂期間琉球首裏王府的應對這一研究視角，探討了琉球“事大”思想的變遷。70年代以來，島尻勝太郎、高瀨恭子、真榮平房昭、田名真之、西裏喜行等人利用新發現的琉球、日本方面史料以及陸續公開的中國清宫檔案，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對該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縝密細緻的研究。相較而言，中文的研究成果明顯偏少。作爲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對中琉關係的影響不言而喻。然而，關於此方面的研究却是幾近空白。本文擬在對琉球國内關於太平天國的情報由來以及首裏王府應對措施進行考察的同時，利用中、日、琉三方的一手史料，從進貢貿易及琉球館周邊治安、貢使進京、在京賞賜的視角，深入探討太平天國對琉球貢使在華活動的影響。

　　一、太平天國的情報傳入琉球

　　（一）在閩王舅遣船“飛報”及其目的

　　道光年間，隨着西力東漸，許多歐美船隻打着勘察探測的旗號接踵航扺琉球。爲了應對這些來航的异國船隻，委婉拒絶對方提出的通商、傳教等要求，琉球首裏王府也是困擾不已，殫精竭慮。尤其是道光26（1846）年到訪琉球的英國傳教士伯德令，滯留琉球多年不歸，首裏王府多次與其交涉未果，無奈唯有求助於宗主國清朝。咸豐2（1852）年，正逢琉球進貢之期，王舅馬克承奉命爲請諭使附搭進貢船赴閩，吁請清朝代與英方斡旋，盡早撤回伯德令。

　　馬克承一行於“咸豐2年9月30日那霸開船，10月22日到閩，24日安插館驛，28日投遞咨文，11月2日參見諸官。此時恭蒙於督撫藩司各衙門賜宴，且蒙督撫藩司三院各送賜滿席漢席，解送飄國華人一案，織盡心絲，具禀詳請。翌年3月19日恭蒙允即買華船一只，遣撥通事，以其情由飛報本國。”該記載中值得關注的是，馬克承在閩期間曾在福建地方官員的允許下，購得海船一艘，並遣撥通事先行搭乘回國報告“情由”。另一琉球史料《大和横目日記例外寄》中的“在唐王舅より飛舟入着之事”條目亦可佐证遣船記載的真實性。向來，素無琉球使節在閩期間“在布政司的批準下購船先遣回國之先例”，此次破例遣船，實際上是與“解送飄國華人一案”有關。

　　咸豐2年2月，一艘名爲“羅伯特包恩號”的船隻搭載四百一十名華工由厦門出發。在駛往美國途中，因華工不堪忍受船員的虐待，發起暴動，殺死船員，並控制船隻，令返航厦門。不料途經琉球八重山島海域時觸礁擱淺，三百八十餘名華工棄船登島，之後先後兩次遭英美士兵的射殺和逮捕，最終僅一百餘人在琉球王府的保護下幸免於難，這就是歷史上的“羅伯特包恩號”事件。這些幸存的華工被英美外夷視爲抓捕對象，跟一般的飄風難民性質不同，琉球首裏王府也未敢擅自將其直接護送回閩。馬克承此次赴閩的目的，除了請諭之外，還“兼帶詳請解送飄本國屬嶼八重山華人事務”。福建當局收到馬克承呈繳的琉球國咨文後，立即咨會兩廣總督照會英美領事。在確查事件緣由後，由福州海防同知向馬克承等人照會如下：

　　照會琉球國請諭夷官，特調福州南台海防總捕分府管理水利關課軍功隨帶一級尋常加三級紀録四次保爲照會事案，奉藩憲札，準興泉永道咨復，奉查上年二月間内地閩人蔡祥慶等搭載英船漂收琉球國一案，本年有無何項便船來閩，堪以着令將内地民人蔡祥慶等配載到閩，行廳妥議祥（詳）復等因，並據該國請諭夷使具禀，以該民人蔡祥慶等現住八重山島，隔離王府遥遠，禀請給咨購船，派撥水梢先行趕回，以便據於本秋將該民人護送來閩等情。據此，除祥（詳）請藩憲給咨外，合行照會。爲此照會夷官立即遵照督仝土通事帶仝經紀船牙前往購買妥船一只，公平議價，聽候給咨，先行回國，以免躭延。一面將船主姓名、領給何縣牌照並船身量頭丈尺若干及價值銀數，開單禀復。並取具該船户願賣甘結及原領船照，隨禀呈送。仍將派撥熟諳海道水梢名數並派撥兵船護送緣由，分别造册呈繳赴府，以憑核轉。須至照會者。

　　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福建地方官員查覈商議後，决定委令琉球方面安排“便船”，護送華工回閩。但馬克承等人却以華工所在的八重山遥離王府爲由，提出須立即購船先行遣回通報的請求，以便趕在本年秋内將華工護送回閩。爲了盡快解决此案，福建當局亦同意了馬克承的請求，並在購船、給咨、引航等方面給予了很大的配合和支持。事實上，琉球首裏王府早已做好護送華工回閩的準備，只因忌憚“若有苟率撥船，護送至閩，洵恐英船重來，歸罪於本國”，所以趁馬克承赴閩請諭之便，事先移咨請示福建布政司，“使本國護送該華人，得以無事”。在這種情况下，即便待夏汛琉球貢船返航回琉球後再行通報首裏王府似乎亦未不可，但馬克承却在無援照成例的情况下，提出了先遣船歸報的請求，除了爲執行福建當局的指令，確保在年内順利地將華工護送至閩外，還有其更重要的目的——傳遞情報。

　　咸豐元年初，太平軍在廣西金田村揭竿而起後，士氣高漲，一路揮戈北上，令清軍節節潰敗。咸豐3年1月攻下武昌後，夾江東下，連下九江、安慶、蕪湖，勢如破竹，繼而一舉攻克南京，並定都改名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國農民政權，與清廷形成對峙，清朝的統治局勢十分嚴峻。按照慣例，琉球使節在華期間除了完成相應的公務外，還肩負着收集中國國内相關情報的任務，歸國後須以“唐之首尾御使者”前赴薩摩藩匯報在華的活動情况以及所收集的情報。因此，太平軍與清廷間激烈的戰况以及中國國内動盪的局勢，自然備受在閩的馬克承等人的關注。由於琉球館内嚴禁閒雜無關人員出入，琉球使節亦不準無故擅自離館，獲取情報的渠道和資源有限，因此馬克承也私下委托可自由出入琉球館的河口通事（福州土通事），請其從前往兩廣的商人處打探相關情報。

　　在乞請撤回伯德令的問題上，盡管馬克承在扺閩之後即通過福建督撫奏請，隨後亦有旨諭令兩廣總督與英方交涉，“然尚無廣東官司之回報，是以兩次移書催之而未準如何撤去之回咨”，進展並不順利。在夏汛已届貢船即將回棹之時，福建當局曾於5月7日催令其一同回國，但馬克承復以“臨行之時奉國主諄囑，爾等入閩之後，所願事務頻奉承聖諭及藩司批示歸國可也等因，今猶未奉，空空回國，不特負國主之命而失奉使之節，乞準自廣東督撫回書前來之間逗留閩地”。盡管該請求並未獲允，但從馬克承的答復中可看出，當時身爲請諭使的他，爲了完成使命，已作好在閩長時間逗留和周旋的準備。另一方面，中國國内日益嚴峻的反亂局勢，勢必影響到中琉間的封貢往來。對馬克承而言，當務之急是盡早將太平天國的情報傳回琉球，以便首裏王府預做準備。恰好此時福建當局委令馬克承曉諭琉球王國護送華工回閩，馬克承即以上述理由請求先行遣船回國急報，從而得以將太平天國反亂的情况傳至琉球。

　　（二）急報的内容

　　薩摩藩入侵琉球之後，制定了極爲苛刻的“掟十五條”規定，全面干涉琉球内政，其中包括控制琉球的進貢貿易。尤其是在日本鎖國政策推行以後，在薩摩藩的威逼下，琉球更是成了其對中貿易以及獲取中國情報的最主要窗口。急報傳至琉球之後，首裏王府照例立即將相關情况向薩摩藩報告。薩摩方面的史料——《薩藩海軍史》中詳細地記載了當時首裏王府報告的内容，其大意如下：

　　嘉永六年四月，渡唐琉球人傳回的報告。醜四月朔日渡唐使節由福州遣飛船至琉球，由該船傳來之消息。

　　（中國）當地去年廣西省内有兵亂，至今未靖。去年七八月，賊軍逐漸發起進攻，十二月湖北省被攻取，官兵十萬人死亡。本年正月安徽縣並江西省右江府被攻克。二月十一日，南京城被攻陷，城中屍横遍野，不知數千萬。婦孺被焚燒身亡，積血起地三寸，血染河水殷紅，聞者無不垂泪嘆息。同廿二日又克鎮江府，風聞次取蘇州，使得彼地人心惶惶，大小店家關門謝客，逃往遠方。御用物（薩摩訂購的物品）采辦之事如何是好，日夜憂慮之際，三月十五日蘇州商人信函送扺館驛，見之大驚，此次御用物采辦恐難成矣。遂與（琉球）諸官相議，翌十六日起奔走於福州城内各店，以期購得所需物品，但質地尺寸，皆不合用，最終僅購得花縮緬八匹。

　　欽差尚大臣奉命同周大臣、直隸總督琦大臣，率集山東、河南及陝西省之兵二十萬前赴南京防禦，賊軍聞知，棄鎮江，退守南京城。蘇州稍趨平静，雖御用物始得採買，但多有店商逃往遠方，尚未歸來，故頗受影響，尤其是紗綾縮緬類，能否大宗採買尚屬未知，待近期與歸店的店主相商後再行回復。三月六日信函同十一日寄到，終得些許寬心，静待對方回復。

　　關於兵亂，水陸均出現海盗、河賊、山賊之輩，各處往來多有梗阻，其中於廣東省長樂縣轉水鄉遭遇河賊，被搶箱物五十個。官府抓捕盗賊一人，奪回三十箱，十八箱餘已與商人共損亡。又由厦門起航的運送船，裝載御用品、箱物及砂糖，更是遭海賊悉數劫去。諸如上述之事，難以盡數陳述，謹以致函告知兵亂情况。雖兵亂所致，人心惶惶，然福州遥離南京，暫應無兵亂之虞。以上。

　　由福州出發的遣船於日本嘉永6年（咸豐3年，1853年）4月1日扺達琉球。報告的内容大致可概括爲兩點：①太平軍的戰况；②薩摩訂購物品的采辦受到影響。從内容中太平軍的進攻路綫和日期（農曆）來看，基本上與中國方面的史料記載吻合，由此亦可説明該情報的可靠性和準確性。

　　（三）首裏王府的應對

　　面對中國國内如此動盪的局勢，因事關琉球的進貢貿易，首裏王府不能隔岸觀火，置之不顧，但却又根本無力改變現狀，唯有向琉球諸神只禱告，以尋求精神上的寄託。《球陽》“本年因中華賊氛未靖遣官禱告諸神早得安靖”條中對此次祈禱儀式亦有詳細的記載。

　　上届戌年以來，廣西省逆賊作亂，禍及各省，用煩□宸慮。是年特派遣各官於辨才天堂、辨岳、觀音堂、關帝王、天尊廟、龍王殿、兩天後宫等處禱告諸神，早掃逆賊，以歸太平。而辨才天堂、辨岳觀音堂等處遣王子代禱，其餘王子暨按司、三人法司，御物奉行、申口、吟味役等官並自紫巾官至築登之座敷各一人陪禱於關帝王、天尊廟、龍王殿、兩天後宫等處。本應遣法司官代禱，但因英人留國，遣紫巾官代禱，申口、座敷、當、勢頭、裏之子、築登之各一人，總理官、長史、裏主御物城陪禱。 

　　此次禱告出動了首裏王府的各級官吏，祈禱的對象不僅有琉球國固有信仰的最高神只，更有中國傳統信仰的神靈。如此規模的祈禱儀式，表面上是首裏王府對清朝赤誠忠心的表現，但同時也反映出了首裏王府焦慮和不安的一面。明末，農民起義推翻了明朝政府的統治，導致了長達三百餘年的中琉封貢關係一度中斷，其後的南明政權與琉球之間建立的所謂封貢關係亦是有名無實。盡管之後清朝與琉球建立了宗藩關係，在相關制度上承襲明代，恢復了中琉間的封貢關係，但毫無疑問明清王朝更替給中琉關係以及琉球王府政治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和影響。而今大有以星火燎原之勢與清廷形成南北對峙之趨的太平天國政權是否會上演明末農民戰争的歷史一幕，成了首裏王府當前最爲關注的問題。但僅依靠進貢使節所收集的情報，週期較長，且相對滯後，因此首裏王府也向這一時期頻繁來琉的异國船打探相關情報，以期在進貢使的派遣問題上佔據主動。咸豐3年10月，首裏王府遣板良敷裏之子親雲上向隨船航扺琉球的美國船員打探中國兵亂的情况，獲悉太平軍不但未被鎮壓，且派兩員大將攻打直隸。同年12月，又有美國船隻泊靠琉球，再次由板良敷裏之子親雲上前往打探情報。翌年正月，首裏王府又從一艘由上海出發航扺琉球的俄羅斯船打探到：太平軍與清軍在上海展開决戰，勝負不分，但太平軍兵强馬壯，上海之外多地亦有會戰，廣東、福建等地尚無戰事。另外，天津已落入太平軍之手，不日直逼京師。除上述美國以及俄羅斯船隻以外，還有從香港出航的英國商船也曾停泊琉球，當時首裏王府從一位廣東籍的船員口中也獲得了太平軍的情報。當然，首裏王府從以上各异國船處收集的情報，也都悉數向薩摩藩作了報告。

　　二、對琉球進貢貿易以及琉球館周邊治安的影響

　　扺閩的琉球進貢使團在“安插館驛”稍事休整後，在福建地方官的安排下通過素有“球商”之稱的中介商開始着手進行交易。其中，絲織品是琉球在華交易的重要貨物之一，不僅是琉球首裏王府自身需求，也是薩摩藩指定的采購物。《呈禀文集》有載：“國王衣料綢緞，預托商客派往蘇杭，定制丈尺，而後買來”，“奈絲紬不産於閩，出資江浙，客貨未到，無從交易”。普遍認爲，《呈禀文集》是琉球使節在華處理公務起草公文時的參考指南書，其中所收録的文書内容一般是可供援照的案例。由此可見，琉球所采購的絲綢鍛匹大多産自於江浙蘇杭。如上述急報的内容所言及，南京城被攻陷後，次取蘇州的謡言便已引起了蘇州當地的恐慌，導致了琉球當年的絲綢采購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在致右大臣近衛忠熙的信函中，也憂心忡忡地提到：“來年以後琉球船隻的派遣將會如何，而今實難預料”。咸豐10年（1860年），杭州、蘇州先後爲太平軍所克，其對琉球絲綢貿易的影響不言而喻。

　　此外，因太平軍的影響，各地兵亂四起，也引起了福州城南台以及近郊周邊地區的騷亂，民衆紛紛逃往鄉下避難，物價暴漲，交通混亂，給琉球使節采辦薩摩所訂購的物品造成了巨大的阻礙。琉球館周邊治安惡化，夜盗横行，琉球館所在的太保境内民衆自發組織夜間巡邏，琉球使節爲了琉球館的財産安全，也依照“先例”捐資，請求將琉球館也列入夜間巡邏的範圍之内。

　　三、對琉球貢使入京朝覲的影響

　　（一）毋庸入京或暫緩入京

　　太平軍起義後，戰火迅速蔓延，一些反清組織也先後呼應，揭竿而起。清政府忙於鎮壓，無暇顧他，各地山賊、土匪、河賊之輩伺機攔路搶劫，路人惶恐不安。咸豐3年7月，京回的暹羅國貢使行扺商丘遇賊搶劫，着即改道妥爲護送回國，所有賞賚各物並御書匾額均着補行頒給。給事中長秀以“該護送文武各員並地方官漫不經心，均難辭咎”，奏請將護送文物各員交部嚴加議處。該事件在清廷内部引起了軒然大波，甚至登上了京報，被當時在京的朝鮮使節抄入其《燕行録》中。同年8月，雲南巡撫以暹羅貢使被劫事件爲戒，奏請免南掌國貢使入京獲准。在此“成例”的波及下，琉球使節北上進京也受到了影響。

　　咸豐4年，在琉球貢使尚未扺閩之前，禮部鑒於國内兵亂的局勢，議奏琉球貢使暫緩赴京，9月26日奉上諭，“琉球國王久列藩封，該貢使等航海輸誠，具征忱悃。惟現在用兵省分，尚未能一律肅清。若令繞越程途，跋涉遠來，轉非所以示體恤。着王懿德於該使臣等貢船行扺閩境後即行宣諭朕意，令其此次無庸來京，仍優與犒賞，委員妥爲護送回國。”御書謝恩兼進貢使向邦棟等人扺閩得知此事後，惶恐萬分，遂以“此次除正貢外，賫捧表章方物，恭謝皇上特此匾額，並賀册立皇后慶典，實非例貢可比”爲由，禀請布政司轉詳代奏，照例進京。雖最終奉旨依奏，“但因過京道路，賊匪梗阻，未便起身，伴送官使、貢使等尚在館守候”，直至翌年8月方得啓程。

　　干隆年間以後，外國貢使務於農曆12月20日之前扺京，與滿朝文武一同參加正月初一在太和殿前舉行的朝賀禮，逐成定例。若未能依限到京，地方巡撫以及護送官員將受到彈劾議處。琉球貢船因受航海季風的局限，一般於9月或10月間扺閩，之後再由福建北上、歷經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等省方可扺京，行程十分緊迫。在太平軍反亂期間，福建巡撫爲了避免因琉球貢使入京遲延而被問責的事態發生，通常會在琉球貢使扺閩之前，以“經由各省，值此逆氛未靖而長途梗阻，若令繞道行走，不特趲運維艱，未能遵照部限趕於年前扺京，且恐途中或有阻滯疏失堪虞。自應預爲籌議，以昭慎重。”爲由，奏請令琉球貢使“免予依限進京，緩至來歲，一俟道路疏通，即行照例派撥文武各員伴送赴京，以示體恤”。對此，琉球貢使通常即以“應期叩祝聖禧，上無以伸國主恭順之積忱，次且有玷使臣奉命之大節……雖道路之逆氛未靖，而上仗聖天子聲靈遠庇，並邀各委員伴送，設法繞道趲行，即跋涉稍异尋常，棟等分所宜然，何敢偷安，稽延主命，圖便憚煩，有虧臣節”爲由，禀請福建地方政府盡早安排進京。從《呈禀文集》中收録的“寅進貢使上京御願之禀”（咸豐4年貢期）、“午進貢使上京願之禀”（咸豐8年貢期）、“申年進貢使上京願之禀”（咸豐10年貢期）、“戌上京願之禀文”（咸豐12年貢期）等文書來看，在該時期，琉球貢使具文向福建地方政府禀請早日安排入京似乎已成爲一種固定的模式。通常，福建地方政府會依琉球貢使所請，盡早安排其入京，但亦有例外。

　　咸豐10年（1860年）的貢使耳目官向志道、正議大夫鄭德潤一行扺閩後，於翌年3月12日照例向布政司禀請仍賜進京遭拒。隨後，向志道等復以“奉命入貢，乃違例回國，如何得以復命。乞準俟道路稍通，繞越前進等由，具禀懇請”，終得允準。在館守候之際，恰逢皇帝駕崩，新帝登極改元，上京之事亦隨之擱淺。10月23日，又以“年内不上京則不能來夏乘汛開洋，乞準及早赴京等由，具禀懇請”，12月5日，福建巡撫以琉球使臣因道路梗阻，不能進京，奏請應頒敕書及欽賞物件，照例賜給。直至翌年5月19日，琉球貢使不但未能等到上京的機會，也未等來自京頒來的敕書和賞賜。因夏至將届，貢船開駕之期，已爲迫近，福建當局趕令琉球使臣等坐駕接貢船先行回國。盡管向志道等人以“若不捧回敕書等件，如何復命。乞俯念航海效順，俾道等捧敕回國，以全使節等由，再三禀請”，但皆未能獲允，無奈只能空手而歸。

　　同治元年琉球貢使的進京請求，福建當局起初也同樣以道路梗阻爲由予以駁回。盡管琉球貢使又再三禀請，但因已奉旨毋庸進京，唯有退而求其次，懇請准許滯閩等待接貢船來閩，以伺機再求入京。之後，琉球貢使聞知“北上道路賊匪稍静”，復又禀請，但福建當局以“既頒敕書復賞物件，今乃起程進京不特不副聖懷，洵恐悞返棹之期”爲由再次拒絶。遭拒後，琉球貢使復以將上届申戌兩年所獻表文方物連同今次一並恭進爲由請求上京，但依舊未能遂意，“乃不得已開洋回國”。

　　咸豐10年與同治元年的貢使多次禀請，情辭懇切，理由充分，却仍無法擺脱免於入京的遭遇。其原因之一可推斷爲：由於當時戰火席捲江浙兩省，貢使北上進京必經之地的蘇杭等多地被太平軍攻克，逆氛肆擾，阻梗貢道，爲了確保琉球貢使的安全，福建當局和清廷拒絶了琉球貢使上京的請求。

　　（二）貢道的變更

　　反亂戰局變幻莫測，琉球貢使進京或回閩的路綫有時也會受戰亂的影響而臨時發生改變。最先受到影響的是咸豐2年（1852年）與請諭使馬克承一同扺閩的進貢使毛種美一行。毛種美一行於咸豐3年正月18日扺京，公務既竣後於2月20日啓程出京，“行扺高郵州地方，適值南京、鎮江、揚州等處逆氛肆熾，道路梗塞。經該地方官即令盤埧，乘坐小舟由裏河至南通州渡海，收入福山口，再由常熟换船扺蘇。其中冒險瀕危，舍舟登岸，節節未便”，歷盡千辛，終扺閩境，却又因“逆賊作亂，各省官軍正在合力攻剿之間……道阻難通，留滯建寧府”，京回曆時三個月餘，方於5月28日扺閩。

　　咸豐7年（1857年）正月，琉球貢使耳目官向有恒、正議大夫阮宣詔等人上京途中行經江蘇時，“因賊匪梗阻”，江蘇地方官吏擬按咸豐4年琉球貢使京回時臨時變更的路綫，反向安排貢使從福山口渡河北上。對此路綫變更的安排，琉球貢使認爲不利趲行而婉拒，並備陳緣由，禀請改道由孟河北上，獲准。關於禀文的詳細内容，《呈禀文集》記載如下：

　　此次恒等進貢入都，所有表文貢物，關係綦重，豈容輕涉危險。且探詢由福山口渡海，必須守候風汛，不免稽遲時日。兼之南通州一帶河水甚淺，礙難前進。現查越河地方水勢雖淺，較易通行，所以各省大憲進京，路過江南，非由越河渡江，即係繞由孟河行走，未聞有行入福山一路者。至丹陽一帶，有兵勇駐紮，正可護送行人。况敝國於咸豐五年進貢往來，俱由越河行走，近來逆氛較前稍戢，似更無須涉海遠避。爲此禀懇大人，據情轉請大憲俯恤遠夷效順輸誠，可否改由孟河之處，訓示遵照，並飭令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實深德感，切禀。咸豐七年正月  日具禀

　　由上述事例可看出，雖然貢道變更是由沿途地方官吏根據當地實際情况臨時作出的决定，但對於其所作出的改道安排，琉球貢使並非全盤接受。因爲不僅必須確保表文貢物在運送途中完好無損，且悠關貢使人員自身的安全，所以琉球貢使也會在多方瞭解相關情况後，慎重地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改道方案。向有恒一行京回途徑該處時，亦“禀乞轉請由孟河行走，毋庸改道，以免躭延事”。回程的改道請求同樣也得到了江蘇地方官吏的允許。

　　咸豐8年，琉球貢使扺閩後照例在館等候進京，直至翌年3月方啓程北上，“起程維遲，且因賊匪梗阻，繞道行走，更留各驛數日”，本年的貢使在上京途中也因戰亂問題被迫改道。

　　據《阮姓家譜》記載，同治5年的册封謝恩使王舅馬朝棟和紫金大夫阮宣詔於同年11月扺閩，翌年4月7日啓程進京，“六月二十二日坐駕船隻到清江浦，向例從此前路起旱行走。因山東省有賊匪，路難道梗塞，乃坐船隻，八月十五日到京”。《清會典事例》亦載：“同治六年奏準，東省捻氛不靖，琉球使臣等應由水路改道前進”。從這兩則史料來看，由於當年太平軍盟軍——捻軍在山東一帶武裝抗清，册封謝恩使一行未照例在清江浦起旱，而繼續由水路行扺通州後上岸入京。事實上，當時琉球貢使是希望照例起旱由陸路北上，以利趲行，及早入京。但時值李鴻章統兵剿捻，要求山東當局提供三百輛馬車以作軍需，山東當局爲籌辦軍務，四處調撥，根本没有多餘的馬車可供琉球貢使陸路行走之用，加之汶上一帶河水泛濫，馬車無法通行，所以仍令琉球貢使由水路至東昌府後再視情况而定，若臨清州等處無水害，則考慮令貢使由東昌上岸。盡管琉球貢使以水路耗時日久，“或遇風雨，多有不便，且聞天津以北上水甚險”爲由，再三禀請務必由臨清州起旱北上，但最終未能獲允，而是繼續沿運河北上直達通州，歷時四月餘方扺京師。琉球貢使改道由水路進京並非僅是因爲山東捻軍叛亂的緣故，還有沿途車馬供給以及河水泛濫致陸路受阻等因素的存在。

　　（三）沿途伴送方式的變化

　　琉球貢使上京之時，福建當局除了給發勘合火牌外，還須遴選伴送官在進京及回閩途中一路護送照料。清代前期派遣的伴送官僅爲一人，均是品秩低微的官吏。干隆34年（1769年），因伴送官未能依限於農曆12月20日護送至京，導致琉球貢使未能參加元旦的朝賀禮，“干隆三十五年奏準，嗣後琉球入貢，自閩起程日，該撫遴選同知、通判一員伴送”，翌年又奉旨“於經過各省添派妥員護送趲行，自不虞其任意遲緩。所有外國貢使來京及由京歸國派員伴送，及各省添員護送之例，着該部另行定議具奏”。自此，雖伴送官人數未變，但改由同知或通判充任，提高了派遣規格，並確立了沿途各省增派官吏護送的制度。按規定，“外國貢使扺境，州縣不爲預備或不親往迎送以致行走遲滯者，降一級調用”，加之咸豐3年暹羅貢使被劫致護送文武各員以及地方官吏均遭問責議處事件的發生，令琉球貢使進京沿途所經各地的官員也是人人自危，對貢使的護送更是盡心盡力，頗爲謹慎。

　　咸豐4年（1854年）琉球貢使進京時，“往還道路，不論水陸，蒙各省特遣文物員弁兩人，兵卒八九人護送。又因丹徒縣越河以至甘泉縣邵伯各處有河賊，更經過南京，長發賊所竄近邊。復蒙加遣參將一員，兵卒三十人護送”。

　　咸豐7年（1857年），耳目官向有恒、正議大夫阮宣詔一行上京時，“往還道路，不論水陸，蒙各省特遣文物員弁兩人，兵卒八九人護送。又因江南省桃源縣、宿遷縣及山東省，山賊交起，復蒙兩縣各遣兵卒四十人。山東省或遣三百人或遣二百人，或遣五六十人護送，且除該員弁兩人外，加添兩員，率兵護送”。

　　咸豐9年（1859年），琉球貢使進京時“因各省賊匪交起，蒙各省遣撥兵卒或百六十餘人，或二百餘人，或三百人，護送至於京”；同治3年（1864年），“往來道路，不論水陸，特遣文武員弁各二名，率兵丁二百餘名，嚴密護送”。至同治6年（1867年），逆氛稍靖，册封謝恩使與進貢使進京時沿途各省護送的兵卒僅有八、九人。

　　由上述護送事例可以看出，在太平軍反亂這一特殊時期，沿途各省官員惟恐琉球貢使在本轄區内出現意外，除按規定增派官員護送外，還加派兵卒護衛。所派兵卒人數似乎是根據當地的匪情以及戰况而定，少則八、九人，多則二、三百人。     

　　四、在京賞賜的變化

　　對於來華的外國貢使，清朝政府爲體現天朝之尊以及懷柔外藩之意，往往會基於“厚往薄來”的傳統原則，給予優渥的款待和豐厚的賞賜。琉球貢使亦然，給琉球貢使的賞賜有例賞和加賞之别，例賞亦稱正賞，通常於琉球貢使出京數日前在午門前頒給，賞賜對象不僅僅是進京的琉球貢使一行，還包括琉球國王以及逗留福州琉球館的存留通事和從人；加賞則一般是琉球貢使參加賜宴等宫廷活動時的另行賞賜，有時琉球國王亦在賞賜之列。賞賜品種類繁多，但多以絲綢鍛匹爲主。如例賞，盡管清代初期有所變化，但康熙60年（1721年）以後基本固定爲：國王八十匹，正副使各二十四匹，使者、朝京都通事、王舅通事各十三匹，存留通事以及從人的種類匹數各有差。再如，紫光閣筵宴時加賞正使錦三匹、漳絨三匹、大卷八絲緞四匹、小卷五絲緞四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副使錦二匹、漳絨二匹、大卷八絲緞三匹、小卷五絲緞三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

　　清宫的綢緞匹料主要供自於江南三大織造——江南織造（江寧織造）、蘇州織造和杭州織造。帝后王公的服用、百官以及外藩的賞賜鍛匹等清王朝所需的一切絲綢精品大多由三大織造承辦。咸豐3年（1853年），太平軍攻陷南京，江南織造悉毁於戰火。“綵綢庫各色制帛，向由江南織造織辦”，因江南織造停産，導致清宫“庫存不敷支放”，盡管清廷當年就下令調整生産，“江南辦理軍務，勢難趕辦，暫交杭州織造辦，俟江南軍務告竣，仍由江南織造辦理”。但受其影響，翌年10月10日，加賞琉球貢使參加紫光閣筵宴的賞賜品中出現了扺用情况，向例應頒給的錦被扺换成蟒緞。

　　咸豐10年（1860年），太平軍攻打杭州城，杭州織造的機匠被征戍城，“匠役死傷無數，機張盡毁，衙署册檔案卷等盡遭殘損”。同年，蘇州織造“髮逆下竄，均毁於賊”，織染、總織“兩局房屋機張器具及花本等項件件皆遭毁失無存，匠役隨亦星散”，死於戰火“及往他處别業營生者，亦復不少”。南局、北局亦俱毁。翌年，太平軍再次攻克杭州城，“外造織局、紡局俱毁於兵”。

　　蘇杭二織造先後被毁，導致宫廷緞庫失去了主要供給來源，庫存全面告急。咸豐11年4月，俄國使臣解送鳥槍至京，時任庫倫辦事大臣的色克通額誤解聖意，上報軍機處擬酬答該國賞賜錦緞、大緞、紅綢二百端，賞賜伊格那提業幅大緞十二匹，固畢而那托爾大緞四匹，瑪雨爾大緞二匹。對此，軍機大臣面露難色，稱“現在庫存緞匹能否敷用，應否照所擬辦理之處，着奕䜣等妥爲商議再行具奏”。由軍機大臣的答復不難窺知，當時的緞庫庫存已然是捉襟見肘了。緞庫的窘境也波及到了琉球貢使的賞賜，琉球貢使參加紫光閣筵宴時的賞物中再次出現了扺用現象。

　　同治年間琉球貢使紫光閣筵宴使賞賜緞匹扺用情况一覽表

　　略

　　從上表可以看出，同治年間紫光閣筵宴時賞賜琉球貢使的賞物中基本上都有出現扺换的情况。扺换的種類不一，錦以莽緞、圓金或片金扺换；大卷八絲緞以大卷江綢、屯娟或彭緞扺换，甚至降級爲大卷五絲緞；小卷五絲緞以小卷綫縐或羽綢扺换。事實上，並非僅僅是琉球貢使的賞物被施以扺换，朝鮮貢使也遭受相同的境遇。

　　同治年間朝鮮貢使紫光閣筵宴使賞賜緞匹扺用情况一覽表

　　略

　　對比以上二表可發現，朝鮮貢使賞物的扺用種類相對固定，錦悉數以莽緞扺；大卷八絲緞按年代順序依次以宫綢、大卷江綢、大卷五絲緞、江綢和土縐緞扺；小卷五絲緞依次以小卷彩緞、小卷江綢、羽綢、屯娟、綫緞扺。唯一不同的是，朝鮮貢使還曾出現小荷包四個以大荷包兩對扺用的事例。

　　然而，不僅加賞的物品被扺换，甚至連例賞的緞匹也出現丈數短缺，以次充好的問題。同治4年（1865年）正月19日，琉球朝京都通事陳元輔向禮部陳情禀稱，“切本月十三日輔等恭赴午門前只領例賞王世子各緞匹，隨經飭伴裝整檢視，惟片金八匹、羅十八匹盡是只有機頭，而無機尾，計量丈數僅成半匹。若使混行賫帶回國，難以呈繳王府，獲咎匪輕。合函冒叩大部俯恤外夷，恩賜移請内務府，乞準查照前件更换全匹給領。設或未有全匹，並懇批示行文飭遵以憑賫繳。再賞給正副使臣及王舅通事等片金六匹、羅二十五匹亦皆係半匹”。禮部官員在獲悉此事後，立即片行照會内務府迅即查明。因該事件的發生，禮部引以爲戒，在同治6年琉球貢使至京頒賞時，先行知照内務府稱，“恭查嘉慶十四年奉上諭，户部、内務府各庫存貯緞匹等名目往往舊時所有，而近日所無。遇有頒賞事宜，各該處仍開舊時名目，將所缺之項用他物扺换，以致名寔不符，殊非核寔之道。嗣後頒賞緞匹，就庫中現有之物，擬用何項即開何項，名目不得沿襲舊名，再行扺换，致有歧异等因”。隨後，内務府“當經檢查庫款，諸多無存，經本府將庫内先有及扺用款項奏明，奉旨依議，欽此”。自此，頒賞前由禮部片行内務府核查庫存，遂成定例。

　　結 論

　　明清王朝更替之期，琉球被迫在南明政權與清王朝之間作出了宗主國的抉擇。三藩反亂之時，耿精忠以“總督兵馬上將軍”自居遣使琉球采辦硫磺，並要求琉球一同討伐“惡逆”，驅除韃靼，恢復正統，使琉球一度面臨攸關王府政治命運的危機。盡管太平天國政權不曾遣使至琉招撫，且最終被清朝鎮壓，琉球避免了再次經歷“事大”抉擇的政治危機。但前後歷時14年的抗清運動，嚴重影響和阻礙了琉球使節在華的進貢活動，對中琉間的進貢制度造成了有力的衝擊。太平軍與清廷長期的對峙，使得兵戈擾攘，各地賊匪反亂蜂起，造成社會愈發動盪混亂，琉球所需貿易物品的采辦陷入困境，琉球館周邊治安惡化。加之戰火蔓延至全國近三分之二的省份，更是席捲了琉球貢使上京以及回閩之時必經的江浙、山東、直隸等省，因路途梗阻，恐生事端，危及貢使，清廷恩免琉球貢使進京抑或暫緩安排其進京，沿途更是根據戰亂情况加派重兵護送，繞道行走。再者，太平軍佔據南京之後，又先後攻克蘇杭，江南三大織造盡毁於戰火，導致緞匹供應嚴重不足，宫廷緞庫不敷支用，殃及琉球，同治年間賞賜琉球的緞匹屢遭扺换，甚至出現了丈數短缺，以次充好的情况。

　　進貢制度作爲中國傳統涉外制度，與册封制度是相輔相成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對中琉間進貢制度産生衝擊的同時，也必然影響到了中琉間的册封制度。琉球末代國王尚泰於道光28年（1848年）繼承王位，然而最終却遲至18年後的同治5年（1866年）始得受封。其原因與太平軍反亂的局勢是分不開的。今後函需對琉球《尚家文書》中的相關資料進行發掘和整理，從册封和進貢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討太平天國對中琉關係的影響。

　　中國における琉球使節の進貢日程への太平天國の影響についての試論

　　陳碩炫

　　【要旨】咸豊3（1853）年3月、請諭使として福州へ派遣された琉球王舅の馬克承が福州滯在中に、南京城が太平軍によって陥落されたという情報を琉球に伝達した。琉球にとって、中國國内における反亂の情勢は進貢使節の派遣と進貢貿易に支障をきたすもので、対岸の火事のように扱ってはいられない。進貢使節の派遣問題において主道権を握るために、首裏王府は中國へ派遣される進貢使節に太平軍についての情報を収集するようと命じると同時に、來琉した異國船の乗組員にも中國の反亂情勢を探知していた。しかしながら、中國近代史上における最大規模の農民一揆として、清朝政府に强い冲撃を與えた太平天國は中國伝統外交體制の一環としての琉球進貢制度にも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ことが言うまでもないだろう。本文では、中·日·琉三方の一時史料を駆使して、太平天國の情報の琉球への伝達経緯及び首裏王府の対応を考察し、進貢貿易と琉球館周辺の治安、進貢使節の上京路程及び北京における琉球使節への下賜品という視座から、琉球使節の進貢日程への太平天國の影響を探ってみ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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