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十九世紀以前，出使至琉球的中國使臣所撰寫的使琉球録，爲中國琉球知識的主要來源。然而，最後幾任使臣的使琉球録，加上最後一任使臣的派遣在1866年後終止，使臣所寫的使琉球録，已不再具有新增琉球知識的功能。十九世紀開始，引進琉球新知的角色，可能由清政府駐日公使館的人員所取代。清駐日公使館人員中，姚文棟（1853-1929）被認爲是十九世紀向中國輸入日本書籍之最大貢獻者，曾出版了有關琉球的著作。姚文棟於光緒七年隨清政府駐日公使黎庶昌前往日本，在日本搜集了許多相關信息，其中包括有關琉球的書籍，例如《琉球説略》、《琉球地理志》等。這些書籍内容並非姚文棟新著，而是翻譯了日人中根淑（1839-1913）、大槻文彦（1847-1928）、重野安繹（1827-1910）等人有關琉球的著作。

　　此前針對姚文棟的研究，集中在日的訪書活動與其邊防思想，以及中日關係的態度的討論。例如實藤惠秀探討了姚文棟在日與日人的互動以及出版在日漢籍的計劃，陳捷則較深入地考察姚文棟在日訪書的活動，對姚文棟有關清代邊防的思想與相關出版，也是討論的重點。不過，對於姚文棟對琉球書籍出版的討論，則還有待深入的研究。

　　本文將透過探討姚文棟在什麽樣的背景下，翻譯日本有關琉球的書，選擇哪些作品，以及這些書籍對當時中國琉球知識的影響等角度，討論姚文棟與十九世紀中國琉球知識建構的意義。

　　【關鍵詞】使琉球録  姚文棟  琉球知識

　　一、前言

　　中國的琉球知識，自從明代開始與琉球建立册封關係後才逐漸形成，而前往琉球册封的使臣所撰寫的使琉球録，成爲中國琉球知識更新的重要來源之一。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中國與琉球的册封關係終結，以及對外情勢的變化，對琉球知識的紀録形式也開始轉變。

　　過去研究多認爲，十九世紀的中國對异國知識的建構上的改變，主要是受到西方衝擊與影響。然而，當時中國對外關係的變化是全面性的，除了西方勢力帶來的影響外，在中國周邊東亞海域的情况也與過去不同。因此具體改變的内容，並不一定是直接受到西方影響。其實，清末在异國知識的搜集上，知識分子也很有意識地從日本搜集异國知識。在此一時期，中國與日本有許多交流，作爲知識流傳的中介者，除了留日學生外，清朝駐日公使與其隨員也是極爲重要的一環。

　　姚文棟（1852-1929）是隨清代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6），於光緒七年（1881）前往日本，並於來年被任命爲清朝駐東京使署的隨員，在中日知識交流，以及將日本書籍輸往中國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前研究針對姚文棟在日的訪書活動與其邊防思想，以及中日關係的態度已有所討論。例如實藤惠秀探討了姚文棟在日與日人的互動以及出版在日漢籍的計劃，陳捷則較深入的考察姚文棟在日訪書的活動。另外，張敏對姚文棟有關清代邊防的思想有較爲全面的討論。

　　不過，姚文棟作爲十九世紀向中國輸入日本搜集到的書籍之最大貢獻者，其所出版的書籍傳入中國後的意義與影響，則較少被前人研究觸及。身爲駐日公使的姚文棟，成爲向中國輸入日本書籍與情報的橋樑之一。他曾參考了日本方面的著作，首先出版《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此書主要是翻譯了日本官方撰寫的地理書，以及日人中根淑（1839-1913）、大槻文彦（1847-1928）、重野安繹（1827-1910）等人有關琉球的著作。除了有關琉球書籍的翻譯，其之後出版的《日本地理兵要》等書，也都爲中國帶來新的有關日本與琉球的知識。

　　過去研究者主要討論姚文棟在日訪書的活動，本文將進一步透過分析姚文棟所翻譯出版的《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的出版脈絡，討論是書在十九世紀中國琉球知識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二、姚文棟出使日本與《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略》的出版

　　姚文棟於光緒七年（1881）同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8）前往日本，前後滯在日本六年，直到光緒十三年改派往歐洲。姚文棟出生於上海，於邊疆事務深感興趣，尤其是關於中俄關係及西北邊疆的地理。出使日本後，更致力於出版或是翻譯與東亞海防相關的書籍。在日期間，姚文棟與日人往來，並有意搜羅日本的書籍，而與琉球相關的書籍，則是其首次翻譯日本書籍後出版的著作。

　　姚文棟出使日本的契機，是因爲黎庶昌賞識，隨後與其一同出使至日本，之後成爲駐紮在東京使署的隨員。如同其他清代駐日官員與隨員一樣，姚文棟在日期間與日本文人往來，並積極的搜集情報，從現存的相關詩文可以看出姚文棟與日本文士往來的密切，例如其參加以重野成齋爲中心，每月一次的麗澤社詩會。姚文棟於1887年省親歸國，日本友人連日設祖宴踐行，席間日人的贈送詩文集成《歸省贈言》一書，其在日期間與日人的相關詩文也曾編爲《海外同人集》一書，上述聚會的參與以及詩文集的出版，都顯示了姚文棟與日本文人間密切的往來。

　　同時，搜集情報與信息是隨員最主要的任務，姚文棟初到日本就積極觀察日本以及搜集相關的情報，其曾提及：“文棟來此兩月，海東形勢觕窺一斑，現奉上游派纂日本地志。”。而琉球書籍的翻譯，即是姚文棟在日搜集情報的首次成果。其在來日不久後，即開始着手《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此書的工作。姚文棟隨黎庶昌出使扺達日本東京的日期爲1881年12月26，此書最後整體完成的日期是在來年，1882年十二月底，可見姚文棟來訪日本約一年的時間，即翻譯出版日本有關琉球的著作。

　　不過，姚文棟並非一開始就决定要翻譯哪些著作，《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一書的内容應是姚文棟在日期間對琉球情報持續搜集的成果，這一點從此書搆成的不同日期可以看出，《琉球小志跋》所署日期爲“壬午四月”，即1882年4月，爲此書完成的第一部份《琉球小志》。隨後於同年十一月增加《琉球小志補遺》。此外，前述諸篇序言也是分别就該書某一單篇而寫。例如張焕綸《琉球地理志序》與陳允頤的《琉球小志序》都是針對《琉球地理小志》所寫的序言，餘瓗（1834-1914）的序言《琉球説略序》，則僅提到最後一部分的「琉球説略」。因此，姚文棟很有可能是在搜集相關數據的過程中，陸續完成《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的翻譯。

　　那麽，姚文棟此書是參考了哪些日人著作呢？此書的内容組成，除了前後序文提拔，則如同書名所稱，可以分爲《琉球地理小志》、《琉球小志補遺》、《琉球説畧》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琉球小志》，根據姚文棟在《琉球小志跋》中的説法：「予譯「琉球小志」既成，附録彼中人士論著，而析其誕妄如右。」是以《琉球地理小志》爲主，並附上《琉球立國始末》、《琉球形勢大略》、《琉球新志自序》、《冲繩志後序》等篇。第二部分《琉球小志補遺》，第三部分爲《琉球説略》。目前僅有第一部分《琉球地理小志》諸篇可以辨别出可能翻譯自哪些日本著作，現將其篇章與原作者整理如下：

　　略

　　目前除了《琉球小志補遺》以及《琉球説略》兩部分較無法定姚文棟的參考來源，其他部分尚可找出原文比較。在第一部分中的《琉球地理小志》，姚文棟在文中稱參考的爲「明治八年（1875）官撰地書」，以及「海軍省圖説」。雖然姚没有明言出自何書，不過從内容來看，所稱「官撰地書」很可能是參考了《日本地志提要》中有關琉球的部分。《日本地志提要》是明治政府最初編纂的地志，自明治五年（1872）開始編纂，並在明治七年（1874）～十二年（1879）年間出版，其出版的時間與姚文棟所説的「明治八年官撰地書」相近，若進一步比較兩書的内容也大致吻合。不過姚文棟並未翻譯此書全部有關琉球的内容，而是較着重在地理的部分，省略了諸如：軍鎮、學校、名邑、驛路、神社、佛寺等項。 

　　在接下來的三篇則是翻譯自中根淑有關琉球的著作。中根淑即中根香亭，目前筆者尚未見到中根淑有專門爲琉球著書。不過在中根淑於1873年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中，卷三處有《附琉球志》，若稍加比對，可發現《琉球形勢大略》的内容與其部分吻合。可以確定的是，姚文棟有見過此書，因爲之後姚文棟也以中根淑《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作爲基礎，翻譯出版《日本地理兵要》，在此書中則删去裏面有關琉球的内容。因此姚文棟可能是參考了中根淑《兵要日本地理志》中有關琉球的内容。

　　另外關於大槻文彦（1847-1928）《琉球新志自序》，此文爲其著作《琉球新志》的序言，其序言文大部分以漢文書寫，主要内容則主要使用日文。此書在明治六年（1873）出版，分爲上、下兩卷，詳述了琉球的地理、歷史、風俗。姚文棟僅録其序文，内容幾乎與原文無差，不過在文末所標示的日期與原文不同，大槻文彦使用的爲神武天皇即位紀年「紀元二千五百三十三年四月」，姚文棟改爲「明治癸酉六月」，可能是直接把序文日期改爲此書出版日期。

　　再來是《冲繩志後序》一文，此文是重野成齋爲《冲繩志》所寫的序文。重野成齋同時也是此書的校者。此書於1877年出版，作者爲伊地知貞馨（1826-1887）。雖然姚文棟僅收録了重野安繹的序文，但其應該有閲讀過《冲繩志》，因爲姚文棟在此處上面的眉批寫到：「案《冲繩志》第三卷述古史多附會不足信」，説明姚文棟應該有翻閲過《冲繩志》。

　　由於當時中日間較爲緊張，姚文棟廣搜琉球書籍或許比較敏感，也因此使得姚文棟在搜集相關書籍的過程有所局限。姚文棟曾提及在日搜集數據的限制，在此書的最後一部分《琉球説略》中，姚文棟提到：「近時日本文士記載琉球事實者甚多，然密不示外人。故未得見也。」，可見日人對提供琉球的數據有所防備。雖然姚文棟在初期所收録的琉球相關書籍已是十九世紀的出版物，對姚文棟來説可能還不够新，因此之後又再加上以日本文部省刊行的教科書爲底本翻譯的《琉球説畧》。

　　雖然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説明姚文棟如何取得上述書籍，不過姚文棟曾參與以重野安繹爲中心的麗澤詩會，重野安繹爲薩摩出身的歷史學家，在幕末明治時期非常活躍，並主導了修史館，在明治維新後，出任文部省，明治八年（1875）時擔任修史局副長。姚文棟交往的日人中，許多爲參與明治修史的人，例如小牧昌業（1843-1922）以及星野世恒（1839-1917），都是修史館的一員。因此，姚文棟極有可能是透過這些日本文士得到相關的書籍。

　　值得注意的是，姚文棟住在日本的時期，也是明治政府新創陸軍官校，並開始發展相關教育科目，以及編纂全國地志的時期。其中「兵要地學」就是在此時期開始發展。明治1874年創設陸士，設立陸軍官校，並開始着手編纂陸軍士官校的課本，中根淑爲明治初期漢學家，明治六年（1873）受新政府徵招，任陸軍參謀，其所著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很有可能是作爲陸士教育的教科書而出版的。明治八年（1875）九月二十日内務省地理寮地志課與修史局合併，同年完成《日本地志提要》的内容。前述的重野安繹此時擔任修史局副長。

　　以上綜觀此書内容，雖然姚文棟致力於搜集當時日本較新出版的有關琉球的書籍，但是實際上其所能收到的種類，與取得來源其實很有限，多是來自與之交往的日本文士。此外，姚文棟在内容的選擇上，特别着重琉球地理方面，但是對於琉球的歷史、文化等部分則較少采用。

　　三、《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與十九世紀中國的琉球知識

　　姚文棟有關琉球的書作爲其訪日出版的首次出版，爲何選擇先翻譯出版琉球的書呢？首先，姚文棟出使時，如何處理琉球問題，是中國對日外交關係上一個重要的問題。從1870年代開始的琉球處分問題，到1880年代的琉球分島案等，琉球在中日關係都佔有重要的位置。對琉球知識的關注，一方面是有關琉球處置問題的延續，另一方面是作爲與日鬥争的戰略考慮内容。其次，琉球的數據量比日本的少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此一情况除了是因有關日本知識的書籍篇幅較多之外，另一方面是其所能得到的有關琉球信息也較少，如前所述，由於琉球議題在當時中日之間較爲緊張的關係下，可能是比較敏感的議題，所以當時日本文士有許多關於琉球的著作，但多不願提供給姚文棟。

　　除了信息量可能較少外，姚文棟對琉球議題的關注，應也是其選擇優先搜集琉球知識的原因之一。姚文棟此書的完成與出版，並非如同之後的《日本地理兵要》，是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命在同文館出版，而很有可能是其自發出版的。姚文棟在日期間相當關心琉球以及中日關係的議題。例如在1882年時發生朝鮮事變之前，姚文棟曾就當時與朝鮮、日本關係的考慮下，向黎庶昌上琉球三策，在姚文棟《琉球小志補遺》的内容，特别描述的是古稱“大島”的奄美大島，並特别説明：“此卷記琉球北島，明萬曆三十七年入於日本，當時不遣一介責問彼使公然以琉球爲附庸，中山之不祀忽諸實嚆矢於此，他日如議球案，要當並問此島也。”姚文棟曾與吴宗濂通信，提出其對日的觀察，而必須對日本加以堤防的建議。因此，姚文棟選擇首先出版有關琉球的書籍，可以説由於琉球問題爲當時對外關係的重要議題，再加上有關琉球的資料數量並不龐大，還有姚文棟自身對琉球議題的關注，所以首先自行出版了此書。

　　另一方面，姚文棟出版琉球相關知識書籍的過程，以及所選擇的内容，也反映了十九世紀中國琉球知識的内涵。由於對外關係的改變，使得十九世紀的琉球書寫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過去中國有關琉球的著作，以出使至琉球的使臣所寫的使琉球録爲主，其次爲使臣與隨行人員的相關詩文集，或者是與琉球國子監生往來文人所寫的。例如明清時期的使琉球録，又如干隆時期擔任琉球教習的潘相所著之《琉球入學聞見録》等。隨着中琉册封關係的中止，此種由使臣親身經歷帶來的琉球知識書寫也因此終結，轉而由駐日的清代官員或是隨員搜集相關的知識。例如除了姚文棟此書外，時任長崎領事的餘瓗曾經有意翻譯渡邊重綱（生卒年不詳）的《琉球漫録》。

　　在姚文棟扺日之前，中日雙方在琉球問題上，經歷過琉球歸屬問題以及分島改約等的討論，對於琉球將來處置還有許多變化，因爲琉球議題在中日關係的重要性，琉球成爲備受關注的討論對象。當時新興的媒體，包括報刊與雜誌等，也時常出現與琉球相關的文章，例如王韜（1828-1897）就曾發表幾篇有關琉球的議論，包括《琉球朝貢考》、《琉球三策》等篇。此外收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黄景福（生卒年不詳）《中山見聞辨异》、錢琦（生卒年不詳）《琉球實録》等篇，都是因爲當時琉球是外交的重要議題之一。

　　這種基於對琉球問題的討論，形成十九世紀中國琉球知識建構的基調。一方面基於戰略的考慮，特别强調對琉球地理方面新知的增加，並肯定日本或是西方對於琉球地理部分的描述。然而在另一方面，基於對琉球歸屬問題的討論上，也透過引用中國的史籍討論琉球的歷史淵源。例如姚文棟對於《地理小志》後面所附的《琉球新志自序》、《冲繩志後序》等篇，並不是因爲這些内容對琉球知識有新的叙述，而是爲了針對日人所説的“冲繩”名稱以及琉球歷史淵源有所批評，此點可從其版匡上的批語看出。此外，從其他中國文人爲此書寫的序言，也可一窺當時對日關係的不同態度。例如姚文棟在此書完成後，曾寄回上海請張焕綸（1846-1904）寫序，張焕綸與姚文棟同就讀上海龍門書院。其序文所展現的就是與日本携手共同對抗西方勢力的想法。

　　因此，姚文棟的琉球翻譯著作中所反映對琉球的看法，以及相關議題討論的方向，可以説是十九世紀中國琉球知識的縮影。自明代與琉球建立册封關係開始，派遣至琉球册封的使臣所寫的使琉球録，成爲中國最新琉球知識的主要來源。然而自最後一任琉球册封使趙新（1809-1876）在同治四年（1865）後，册封關係結束，中國不再派遣册封使前往琉球，過去由册封使臣或其隨從著作，提供有關琉球的知識的形式也隨之終結。

　　到了十九世紀，由於對外關係的變化，中國琉球知識的内容更加重視在軍事上的作用的地理知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在中國，在日本也是同樣的情况。而關於琉球的歷史、風俗文化等部分，明清時期中國所留下的琉球著作，並未被認爲過時或者完全不足相信，也同樣地被引用論述，且成爲與日人琉球知識競逐的資本。

　　四、結語 

　　十九世紀中國所面對的對外關係局勢有急遽的轉變，知識分子在面對這樣的轉變下，也改變過去認識异國的方式。琉球鄰近東亞各國，無論是在中國的東亞關係，或是中日關係的變動下，琉球經常處於關鍵的地位，到了十九世紀更成爲中日關係間必須探討的議題。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的琉球知識，自明代與琉球建立册封關係以來，使臣出海至琉球册封成爲慣例，出使至琉球的使臣所做的使琉球録，成爲中國琉球知識的主要貢獻者，也使得中國的琉球知識不再只是想象或虚構的内容，而增加了實際見聞。其中如徐葆光（1671-1723）的《中山傳信録》或是周煌（?-1785）的《琉球國志略》更是傳至鄰近國家，成爲他國琉球知識的來源之一。但是在1865年以後，隨着對外關係以及媒體形式的轉變，琉球知識的新增與建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姚文棟以隨員的身份隨清代駐日公使前往日本，擔任了觀察日本以及搜集情報的重要角色，也致力於尋訪書籍，在中日文化的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由於琉球議題在當時中國對外關係的重要性，《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是其在日搜集情報出版的第一個成果。本文初步討論姚文棟《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内容的組成，及此書在當時的意義。姚文棟所做的《琉球小志並補遺附説畧》成爲十九世紀中國琉球知識輸入的代表之一，此時期也可説是中國對异國知識建構轉變的時期。透過分析姚文棟翻譯的琉球知識的内容，提供了我們理解十九世紀琉球知識建構的一個縮影，也反映了在當時中國對日與對外關係中，琉球扮演的關鍵地位。

　　姚文棟と19世紀中國琉球知識

　　孫欲容

　　【要旨】19世紀以前に、琉球へ派遣した中國の使節の作成した使琉球録は中國における琉球知識の主な由來である。しかし、最後の何人かの使節が作成した使琉球録は、すでに琉球知識を増やす役割がなくし、加えて、使節の派遣は1866年以後に終止し、册封使の新しい琉球知識の役割は、清政府の駐日公使館の外交官に替えられた。

　　清國駐日公使館の外交官の中に、姚文棟（1852-1929）は19世紀に中國へ日本書籍を輸入した最大な貢獻者と思われ、琉球に関する著作も多く出版した。姚文棟は光諸七年に黎庶昌（1837-1896）に伴い日本へ赴任し、日本で大量な情報を収集し、中にも『琉球説略』·『琉球地理志』など琉球に館する書籍を含めた。これらは姚の新作ではなく、中根淑（1839-1913）、大槻文彦（1847-1928）、重野安繹（1827-1910）などの日本人著作を翻訳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これまでの姚に関する研究は、日本での書籍収集や國防思想、日中関係に対する主張などに集中し、例えば実藤恵秀は姚が日本での日本人との交流や日本の漢籍出版計畫などを論じ、陳捷は姚の日本での書籍収集を丹念に考察した。また、姚の清代防衛思想とそれに関わった出版も論考も重心でった。ただ、姚の琉球書籍出版の論述に対しては、まだ深く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本稿は、姚はどのような背景で日本の琉球に関する書籍を翻訳したことについて、どんな作品を選んで、それらの作品の中國琉球知識に対する影響などの視點から、姚文棟と19世紀中國琉球知識搆築の意味を論じたい。

　　【キーワード】使琉球録  姚文棟  琉球知識